这个对手就是D。他和沙罗子就是在道场认识的，已经同居了几年。
D和沙罗子来日本时，偷偷计划了一件事。
我带他们去看奥阿苏的一处林荫下的淙淙泉水，两人在泉水旁的无人蔬菜摊那儿腻歪来腻歪去，我忍不住翻白眼想“年轻人真是……”忽然沙罗子带着哭腔喊我：“妈妈！”她走过来，“D向我求婚了。”举起手给我看她的戒指。
“之所以选粉红钻石，是因为我觉得这块原石的气质很像沙罗子。”D紧张兮兮地解释。看来他计划了很长时间，偷偷地挑选了戒指，瞒着沙罗子买下来，又偷偷带到了日本。
“在哪儿求婚不好，为什么偏偏在蔬菜摊上？”我问。
“不是在蔬菜摊上，是在泉水旁。我看见水流时，心里就认准这里了。”D说。
我经常来这里，已经看惯了泉水，所以只在一旁的休息室里和源泉管理员打招呼，说我女儿也来了（我常来，和管理员混熟了），没看见求婚一幕。后来回想，他俩确实久久凝视了泉水，确实被源泉之美感动了。
说好了夏天要举行结婚典礼。结果新冠来了。不过在视频里，有婚约的两个人一个扑上去，一个被扑后打回来，厮缠在一起，看上去十分亲密。
视频的结尾，沙罗子看着孩子们，也就是看着我，咧嘴一笑，把手里的坐垫向D砸过去。D“中弹”之后，硬撅撅倒在地上不动了。
这段搞笑动作只有短短几秒，不知为什么，我笑出了声。无论看几遍，都会笑出声，觉得这段比任何一个喜剧演员的表演都更滑稽有趣，比任何一部温情电影都更能引我思考一家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慢慢地，往昔过感恩节和圣诞节时家人都回来的喜气洋洋的忙乎劲儿和勃勃生气也再次涌上了我的心头。
现在我从早到晚地看这段视频。播放量涨到了四百，其中二百绝对是我。我们之间相隔着上万英里宽的太平洋，我是在海这边独居的母亲，翻来覆去看着大洋彼岸女儿的视频，哈哈哈哈笑出了声。
喜林芋沾满泥泞
夏未至
自从新冠开始，我家里全面绿化，简直一发不可收拾。
我家在公寓楼的一层，带一个小院子。前不久路人（透过玻璃窗看见我家室内）夸赞“不得了”，我回答“因为新冠啊”，对方感慨地说“我懂！”。
上次我说过自己是狂热的植物爱好者，其实院子里杂草丛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最拿手的是室内观叶植物。
从园艺角度看，春天三月是活跃繁忙期，因为新冠，我去不了东京，一直待在家里。已经看熟的植物的各种细节，现在看得越发清晰了。
有的叶子长得太密，头重脚轻，于是换了盆。这盆好了，就发现那盆也得换，去家居超市买花盆和土（那时家居超市还营业），既然去了再买点儿新的吧，于是绿植越来越多。回到家，给新买的植物换盆，空盆让给其他植物，再次空下来的，再让给别的……如此循环，终于弄好所有该换盆的植物，不需更换的也强行换了。
被虫咬了的无精打采的植物，放到院子里没有直射阳光的地方，那里长满了乱草，能淋到雨水，不受直晒，对生病的植物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位置。放置在那里长期没有管，等我想起来时，植物的根已经从盆里扎进了地下，搬不动了。
换盆时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是塑料花盆。
我原本就是沉迷无度的性格，家人早习惯了。我把加州的家弄得到处都是绿植，他们什么都没说。我以为回了日本也一样，没多想就买了一盆又一盆，工作忙时顾不上管，买来后没换盆，就那么或者放在地上，或者挂着。
现在长时间在家，看见了很多平时注意不到的东西，想了很多平时没有思考的事情。我不用购物塑料袋和塑料吸管，为什么在用塑料花盆？
我有收集同一种植物的倾向。龟背竹有七盆，各种喜林芋一共十五盆，绿玉树八盆，秋海棠十盆，绿萝七盆，虎尾兰四盆。其他也都是些便宜而好养的，加起来将近八十盆。
也许，我的目标不是生活里有绿植，而是开园艺店。这样的话，就顾不上用精致的好花盆了，如果看重价格和性能，分量轻、价格便宜的塑料花盆自然成了首选。
都说塑料花盆的透气性不如陶盆，不过我经常用手指捅捅盆土，检查含水度，所以塑料花盆也不成问题。
在加州最开始养绿植时，我认真地用了陶花盆。墨西哥产的赤陶花盆很便宜，时间长了会还原成细小的沙土，渐渐酥裂开。它从泥土而来、逐渐崩塌返回泥土的样子我可以接受，但它在我房间里崩塌，就显得很脏。
还有就是，绿植数量逐渐增加，越长越大，逐次换盆，花盆也越来越重，越来越不好收拾，就觉得塑料盆是可以用的。
在加州时，我家的锅全部是大号Le?Creuset铸铁锅，夫认识我之前，很着迷做饭，只用这种锅，收齐了一整套。要想端起大号Le?Creuset得费一把力气，我失手过好几次，弄得一片狼藉。给绿植换上又大又沉重的陶花盆完全是同一种感觉。我想用日本雪平锅那样轻盈的锅，所以后来去日本超市买了。特别轻！这就是日本啊，为此我莫名感慨过。
在房间和小院子之间，有一个可以当台阶的木台，克莱默用，我也用。坐在上面，腿的弯曲角度和屁股的触感都刚刚好。周围放着植物土袋子、垫花盆的碎石袋子和闲置空花盆。
花盆里的土，是从超市买来的观叶植物土，其实应该混上陶粒和腐叶土使用，我没这么做。就好像做饭时心里想着要用昆布和鲣鱼慢慢煮出高汤，实际上用了现成的瓶装淡口出汁或面出汁。
坐在木台上伸开腿，双腿之间是该换盆的植物。有些长得太好，从原来的盆里拔不出来，就用两条腿夹瘪花盆，换个角度再夹一次，依旧拔不出来的话，就用剪子毫不客气地剪开花盆，抖松植物根，混上新土，放进新盆，边缘填实。很多人干这活儿时会戴手套，我不戴，边干边感受泥土的温度和湿气。
换盆的窍门是，不要换得太大，稍微大一圈就可以。
为什么？因为这么做植物不会惊慌。
初夏
流星雨划过屏幕
不久前终于在园艺店找到了心心念念的醉蝶花，四月中旬，我把它们种进三个陶盆，放到日照充足的位置上，想着到了盛夏就能得到一片醉蝶花。实际上，整个四月我都在惴惴不安。
早稻田的新学期推后到五月第二周才开始，三月末大学通知我：“新学期暂时需要线上授课。”
我刚去早稻田时，有经验的人告诉我，第一年最辛苦，第二年会习惯些，第三年一下子就轻松了。
真的！第一年我仿佛被暴风雨席卷，做什么都感觉艰难。第二年有些习惯了，渐渐明白了怎么与大学和学生打交道。现在第三年，我正准备享受轻松呢，却碰上了网课……一切又得从零开始摸索，好不容易才习惯的教学方法又得从头再来。这让我不安。还有对网课方式的不安。不对，应该说是恐惧。我对网课一无所知，心虚得要命。
网课也分几种。
①发资料，布置作业。
②提前录好视频，届时播放。
③用Zoom软件直播授课。
如果我是学生，肯定很难集中注意力，所以①没意思，②绝对不行，那么只剩下③了。可我是一个站到众人面前就紧张的人，要换上另一个人格才能交流。如果在自己家直播，我背后就是床，床上躺着克莱默，这我能换人格吗？能持续讲九十分钟话吗？这么一想，我特别不安。
二十二日大学又发来通知，本学期将全部改成网课。没退路了，我只有横下心去做。
我先以私人方式雇了刚毕业的S，请S帮我研究Zoom的用法。S的本职是舞台剧制作人，目前因为新冠失业。既然能制作舞台剧，那制作网课一定不成问题（事实证明确实如此）。S仔细研究了Zoom用法，预设了可能出现的问题，为我准备了对策。
我在大学里有两个三百人规模的大课，两个四十人规模的“演习”。
每个大课配一名助教，分别是和我很投缘的硕士生T和K。他们加入了S的前期准备，组成一个“比吕美小组”。T为我构思了多种网络专用授课方法，S领队在LINE上组建了一个“虚拟研究室”，叫来学生做了几次模拟。与此同时，我旁听了美国友人主持的网课。
这边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五月二日大学发来通知：“直播有可能引发服务器拥堵。”我没理会。周末之后大学发来言辞更加严厉的同类通知。其实我已听说，其他已经开始网课的大学，服务器真的被挤爆了。
“比吕美小组”没管这些，强行做了直播。为了预防服务器拥堵，S还做好了转移到YouTube的准备，并将演习教室彻底转到LINE上建了一个学生大群。
网课开始之前，我每天提心吊胆惴惴不安，有时紧张到胃疼。本应轻松的第三年为什么成了这样子……我在心里暗骂，迎来了第一天的网课。
那天我化了妆，脱掉穿了多日的牛仔衬衫，换上工作服（The?Religion的黑色T恤），提前三十分钟接通Zoom（很多学生还不习惯，为了不让他们手忙脚乱，出去了还能再进来），没开摄像头，只放了自己喜欢的曲子当背景音乐。开始四分钟前，换上一首Akon的Lonely。等歌唱完“So?lonely,?So?lonely,?So?lonely,?Mr.?Lonely”，我打开摄像头，对着看不见一个人却有三百人在侧耳倾听的Zoom界面说：“同学们好，我是伊藤比吕美。”
结果如何？
太！有！意！思！了！
学生在Zoom上能看见我，我看不见他们，不过有对话功能。我在这边讲课，三百名学生从那边源源不断地发来现场思考。字幕从显示屏上流淌而过。看这种字幕有窍门，就像看天上的流星雨，毋庸多想，放空头脑仰望天空就行。我扩展着视野，看着字幕雨，接二连三地看到很有意思的发言。我与三百名学生共享着每个瞬间。
这是以前上课没有过的感觉。以前我能感知到无数双眼睛在注视我，或者好奇，或者厌倦。我在意着这些视线，在前面讲课。如今我面前一个人也没有，无数文字在代言学生们的呼吸和表情。
S给了我莫大帮助。还有T和K。
第一次网课上，我说“给大家介绍一下乐队成员”，点亮S的头像，“技术督导S，网络和声音出现问题请找S”。然后介绍T（另一个教室介绍K），“助教T，与课程相关的问题和咨询请找T”。
“虚拟研究室”也不时开门。每次深夜举行，约有十人参加。所有人都很寂寞。有的孩子还在外地家中，没有回到东京；有人刚找到工作正在远程办公；误入的大一新生还没有实际在校园内上过课。在网上，大家都比平时面对面时更加畅所欲言，常有热烈辩论，对手既在场，又不在场，不会搞坏气氛。
我很惊讶，原来大家都是能坦言明确主张的成年人啊，以前我把你们当小孩子了，对不起。老师放心了。
网课时间总是在白天，我在家门上贴了“正在网络授课，请勿按门铃”的字条。上完课后我带着克莱默出门，邻居们会打招呼问：“网课还好吧？”（我家在一层，邻居们会经过我的门口。）
就这样，新学期开始了，我身在熊本照样忙得要命，彻底忘了给院子浇水，刚种好的醉蝶花没多久就枯萎了。
啜饮山芋泥
啜饮不辍
我简直想把本篇的小标题直接写成“我与山芋”，因为最近吃的都是山芋。
三月、四月、五月，受困于新冠，哪儿也去不了。熊本的抗疫生活还好，不那么严格（与德国和西班牙相比），当然市中心的百货大楼不营业了，书店不营业，我喜欢的郊外的家居建材店关门了（其他家居超市还开着）。无处可去的熊本人涌到平时我和克莱默散步的河滩和山上，我们被驱逐到不见人影的小山深处，散步时几次遭遇野猪。在这种日子里，我对山芋有了执念，至今未能放下。
执念的发端，是有一天我偶然买了一根十厘米长的山芋。就是在普通超市买的，长长的，正式名称叫“长芋”的那种。
我平时不买山芋的，这次为什么买了呢？小猫说北海道的友人送了她一些山芋，我看的漫画里，主角在北海道山芋农家打零工吃了山芋。一月我还往返于东京和熊本时，计划过要和小猫去吃一家专卖山芋泥的餐馆（还有这种专门店啊，别吃惊，真的有！），但没能去成。想吃山芋的欲望重重积累，让我买下了这一根。
过去母亲经常做山芋泥饭。父亲很爱吃这个。母亲拿着长山芋在捣钵里慢慢转圈儿磨泥，我是那个盯着山芋按住捣钵的孩子。
母亲去世后，不对，母亲从住院到去世用了五年时间。住院之前母亲轻微痴呆，已经做不好饭了。从那时起，我已有十几年没吃过山芋泥。我和前夫还在一起时，也只做过一两次。前夫不讨厌山芋，可吃可不吃。几年前死去的夫，积极踊跃地厌恶山芋。他经常说：“日本文化我基本上都喜欢，但是纳豆、山芋、能剧和小津的电影怎么也喜欢不起来。”
综上所述，我偶然买来一根山芋，像母亲那样在捣钵里转圈磨碎，加一个生鸡蛋，放出汁调味，搅得匀匀的，太好吃了。于是又买了一根。
第二次我没用捣钵磨泥（太花时间），先用礤床儿擦成末，再在捣钵里磨。“礤床儿擦出来的不好吃！”我似乎听见了母亲的声音，可是礤床儿快多了呀。
这么做了几次，还是不方便。再说没有孩子帮我按住捣钵。克莱默不顶用。于是我想出一个新办法。
直接擦到大碗里，打一个生鸡蛋，浇上适量面出汁和淡口出汁，放很多水。之后用叉子疯狂搅拌。不能叫搅拌，此处用英语的beat（击打，连击，打泡）更确切。一分钟就做好了。
我每天都在吃山芋泥。只吃山芋泥。因为糖尿病，我在过无米饭生活。久而久之很馋米饭，于是买了现成的速食米饭，但觉得不够味儿。我在小猫家吃的是砂锅煮的米饭，和速食米饭有天壤之别。我在加州时，主治医师不让我吃精米，糙米可以。我买了速食糙米，还是不够味儿，说是糙米，但充满了货不对板的软黏劲儿。
我找出过去全家用过的电饭煲，蒸了糙米饭。试验了多种做法之后，终于找到了最合我心意的做法，就是在糙米里放入大量杂谷，与其说健康，不如说充满野趣。无法拿给客人吃，韧韧的，有咬头，有点儿硌，嚼起来咯吱咯吱的。
所以，三月、四月、五月，还有六月，我连吃了四个月糙米山芋泥饭。也就是说我的偏食症发作了。
过去我容易沉迷一件事，经常偏食，只要迷上了轻易不松手。小时候一直被父母呵斥“这个必须吃！”，长大成人后，对自己的孩子说过“这个必须吃！”，同时我得做榜样，不得不吃。现在身边一个家人都没有了，我真的自由了。
父亲和我一样，一个劲儿地吃同一种食物，很被母亲讨厌。父亲说“这样不好”，我回答一句“确实”，也只是嘴上这么说，心里藏着和父亲一样的沉迷激情。
我向小猫汇报“最近在吃山芋”，“山芋啊，吃法很多，比如……这么做很好吃”，小猫教给我。真不愧是专业美食作家。我嘴上附和“哎呀，看上去就好吃”，实际上没听她的。咔咔咔咔咔咔，我用叉子疯狂搅打，做了山芋泥，只此一种，没完没了。
为什么是山芋泥？
因为是母亲的滋味？对夫的复仇？生蛋拌饭的变形版？为了滋阴壮阳增强体力？都这把年纪了增强这个做什么？一分钟的beat里仿佛潜藏着似有若无的秘密。
尼可也在远方
眺望夏夜之星吧
克莱默是过敏体质，经常搔挠身体，耳朵因为流脓变得乌黑，我常带它去看兽医，所以经常会想，这种生活就算尼可也在身边，我照样能照顾。
这本《初老的女人》开篇以来，尼可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在上一本《身后无遗物》里多次出现过。我住在加州时，养了两条狗。资格最老、年纪最大的是蝴蝶犬尼可。后来才来了克莱默。克莱默的亲友狗狗每天来玩，住在二楼的沙罗子和D养的哈巴狗崽也过来一起玩，尼可发出类似“喵嗷”的吠声，龇牙威吓，对这些狗看都不看一眼，只黏着我，跟我一起过。
决定回日本时，我想过各种办法。
“尼可的话，我们还能照顾。克莱默不行，妈，你把它带去日本吧。”沙罗子说。
“妈总是这样，各种东西都让别人帮忙照看。”大女儿鹿乃子帮妹妹说话，小留也一样。“各种东西”，其中也有她们自己吧，我无言以对，只有拼了老命想办法怎么把狗带到日本。
两只全带无异于痴人说梦，连我自己都这么想。所以只带着克莱默回了日本。
我在前面写过，回来后第二年，开始把克莱默不时寄养到爱犬教室，这比委托朋友帮忙轻松多了，不欠人情，但费用不菲。我获得了自由，第二年经常从熊本出来，去了很多地方。每次回到熊本，克莱默都拧着身子撒欢儿高兴。
看着这样子我不禁想，说不定到了第三年我能把那一只也领过来，这样就能每天注视那个渐渐衰老的小身体了。我和爱犬教室的老师打好了招呼：如果蝴蝶犬也过来，还要请您帮忙……
结果现在新冠了。别说美国，我连东京都去不了，每天待在熊本，身边跟着克莱默。每天我都想，这种生活尼可过来也没什么大问题。
熊本家附近有几只蝴蝶犬，都耳朵大大的，毛发打理得整齐漂亮。尼可是老狗，生活在加州那种干燥粗犷的环境里，一身蓬乱燥毛，煤黑兮兮，俨然野性小兽。我想过很多次，要是能带着尼可和克莱默行走在日本深绿湿润的草丛里该有多好。
带着尼可在加州的荒地上散步时，尼可个子小，毛长，总是粘一身草籽和花梗回来，带着一身草籽花梗跳上我的床。床上有个枕头是尼可的，我翻个身就能摸到一身花草的它。
现在克莱默离开加州的家，它的亲友狗狗便不来玩了，剩下尼可孤单一只。我知道沙罗子把尼可照顾得很好，知道她每天晚上带着尼可和哈巴狗一起上楼。“可是不管我怎么做，尼可都会下楼，在黑洞洞的楼下独自睡觉。”
我三月回到日本之后，四月、五月沙罗子总在邮件上这么说。
在那之后我没再问过沙罗子尼可的情况。因为我知道她在用心照顾，所以问不出口。我既然信任沙罗子，把尼可托付给她，唯有相信尼可现在很幸福。
之所以没把尼可带到日本，还有一个原因。尼可的正式主人是小留。就像我抛下尼可一样，小留因为各种事情也抛下了它（自从上大学后），它若被我带到日本，就再也见不到小留了。只要它还待在加州家里，只要小留回家，就能相见。以前训犬师曾说，无论四年没见，还是四小时没见，狗狗见到主人的喜悦和亲热都不会变。
沙罗子、D，还有哈巴狗，是亲密的一家。尼可到了晚上，独自下楼，在沙发上睡觉。没办法，我的床空空荡荡，已经没有枕头了。它只能去从前克莱默睡觉的沙发，沾满了尿味儿、臭鼬味儿、各种污渍的沙发，睡在上面。要是我在家，我可以把它抱到我的床上，让它睡我的枕头。它在等待我这一抱吧，它能坚持到我回加州吗？不会等不到我就死掉吧。这种心情怎么形容才好？我见过母亲、父亲和夫的垂老而去，思考过很多，但现在对尼可的心情要更强烈、更无力，也更哀伤。
前进吧伦巴
无惧酷暑与荒野
克莱默哪些地方可爱？我说“走，散步去！”，它抑制不住高兴劲儿，使劲蹭我的后背，把头贴到我大腿上的时候特别可爱。跑过来贴着我，求我挠下巴的时候特别可爱。我喊一声它就颠颠地跑过来，把头钻到我胯下的时候，特别可爱。
也就是说，克莱默用自己的意志向我表达爱的时候，特别可爱。
莫也一样。它显示出自己意志的时候，显得特别可爱。不过莫这么做，不是为了向我示爱，而是为了回归自己的电源。
我在说什么？
嘻嘻，我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一个圆溜溜黑乎乎的小东西。
这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家里太脏了。闹新冠以来我一直在家，克莱默也一直在家，狗毛掉得到处都是，房间角落里积了一层毛。
我每天带它出去散步，到了河滩就让它下河，进山就让它在杂树丛里疯跑，下海时让它随便在沙滩和泥坑里滚。克莱默喜欢外面，也喜欢回家。就那么四只爪子脏乎乎的，一边抖落浑身的细沙和植物种子，一边欢快地跑进房间。
我这人吃饭时，要是不小心把吃的弄掉了，觉得捡起来吃是理所当然，不过现在掉了就会粘满狗毛，实在吃不下去。
房间角落里积累的一层毛，就像古老黑白西部片里翻滚在狂风荒野里的风滚草。就是说，家中久未打扫，酷似一片荒野。
住在美国时，看上去没有现在这么脏。要知道夫每天下了床就穿鞋，直到晚上睡觉时才脱，出来进去不换鞋，而且家里一直养着狗，之所以看不出那么脏，单纯因为面积大吧。
我想过打扫，但就是嫌麻烦。休息的时候也会打扫。不过有待处理的工作堆积得比狗毛高多了，要beat山芋泥，要给植物浇水，这些我都能干，唯独没有心力启动吸尘器。
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扫地机器人伦巴的广告，正动心时，两个朋友来我家做客。
她们是新冠危机以来最初的访客。我能感觉到，她们说着“现在这样一直能待在家里，真是前所未有呢”，走进我家，随即心里在想：“哇，这么脏！”
我主动说起伦巴，友人之一说“我刚买不久”，问后得知她买的就是我想要的那种，她家也有狗。“特别好用，特别可爱，狗毛什么的吸得干干净净，可勤快了”，友人赞不绝口。另一个刚才想“哇，这么脏！”的友人也强烈赞同伦巴是个好东西，我也有同感，两人一走，我就下了单。
我给它起名M-O。就是皮克斯动画《机器人总动员》里的扫除机器人莫。
打开开关，莫一心一意开始工作，丝毫不在意自己，它仔细观察、辨别、理解、记忆，工作了一个多小时，自动返回电源基地，发出一声提示音后，静悄悄地不动了。那个瞬间，我从它身上感知到了一种机器人的“我要回家”的意志。
我知道电脑程序构成的心里不存在感情。不过莫的“我要回家”的确是一种充满感情的行为。
当然“回家”是程序设定，不过，程序员在写程序时，真的没有想到过吗？穿过玻璃窗照进房间的暖阳，厨房飘来的饭菜香，为他擦拭濡湿头发的父母的手和毛巾，给他裹上柔软旧毛毯父母的手轻拍在他身上带来的安全感，多年之后，他回到家看到的父母的衰老容颜。扫地机器人的“回归”只是一个动作程序，对机器人来说，那个迎接它的电源基地，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忍不住对它说：“谢谢你，莫。”
之后又对它说：“我们来洗净净，好不好？”我惊讶自己竟然这么动情，竟然说出这种话，结果打开集尘盒一看，一大堆一大堆的，无尽的狗毛，人的头发，尘与沙。
过去说起扫地机器人，我总觉得会是人形。现在实际用起来，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椭圆形，动起来不像人扫地，更像蟑螂在蹿。而我对着这样的它，动用了心底的温柔情怀，像过去和小婴儿说话一样，找它说了话。
我经常对克莱默说：I?love?you，克莱默。好孩子，克莱默。快点儿，就在那儿尿，尿完我们回家。
我对机器人说不出“I?love?you”。
取而代之，我在说：我们来洗净净，哎呀这么多脏脏，真不得了。好了，这下干净了，回家吧。
这就是我与机器人的生活现实。感觉小时候梦想过的科幻未来离我越来越近了。
美丽的盛夏啊
我与朋友未曾见面
现在是八月，我与读者有时差，这篇是我在七月中旬写的。七月中旬的我累到了极点。都因为网课。迄今为止我从未这么疲惫过吧，我这么想着，也想到了学生。
疫情之下的学生，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年轻人要吃很多苦。失恋之苦，找工作之苦，会失败很多次。“无论好坏，所有事情都会成为经验，所有的经验都有用。”伊藤比吕美说。不过，现在新冠时期学生们的孤独深深刺痛了我。
前面讲过，我有两个三百人规模的大课，两个四十人规模的演习教室。今年全部是网络授课。
演习教室好说，用的也是Zoom，所有人都露脸在网上交谈，大家都是大二以上的学生，已经习惯了大学生活。
大课的课程，一门是“文学与男女社会性别”，一门是“短诗型文学论”。标题看着硬，因为是我在讲，所以实际上很柔软，能探到本质，学起来很有趣。这门网课学生们不露脸，画面上只有我。
上大课的有很多是大一学生，新冠之下，有些新生还没来过学校，一次都没来过。
一般来说，孩子们升到大学，会参加社团活动，有了朋友，有了恋人，有了性生活，会集体蜂拥上街，狂饮、呕吐、失恋、痛哭。我几乎能看到大学校园的熙攘人流，早稻田站前的人流，高田马场站前的混乱与喧嚣。
今年的新大一学生还没经历这些。
他们在大学里没有朋友，不知道如何参加社团，只持续着与高中时代同样的学习，一个人默默地完成网课布置的作业。我收到的听课反馈单上，很多人写着“我周围没有其他人”“我和谁都没见面”“孤零零地听了课”“感觉不到自己在上大学”“孤独得要命”“昨天当着母亲的面号啕大哭了”。我挑选“短诗型文学论”的优秀反馈单在网课上阅读后，有的大一新生做出反应：“大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他为反馈单上的见解水准之高而震惊，为大学和高中如此不同而震惊。
这说明，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在这个年龄，他要面对父母，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性，也要面对自己的孤独。
但是现在席卷他的外力太强大了，他无能为力，他就像被卷入了战争，但听不到枪炮声，看不见战场，只感到自己那么无力，那么弱小。
他一定很害怕。肯定怕得不行。
每次看到他们诉说孤独，我的心都会一阵阵被刺痛。
所以，我现在计划做两件事。
第一，在“短诗型文学论”最后一堂课上，想让他们集体朗读宫泽贤治的《不畏风雨》。这是助教T的主意，如果有S的协助，或许能做成。
我们做了模拟测试。为了让参加者全员发出声音，我们转到会议模式，试着朗读了萩原朔太郎的《就当去了法国》。原本处于静音状态的学生一齐发出了声音。
“所有人都走出了自己的封闭空间，这不仅是声音，更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气氛”“声音渐渐错开，诗从语言上分离而出，变成了声音的罗列，我从中感觉到的，是热闹大街上的喧嚣”“仿佛大家在自由自在地说话，很怀念这种感觉，我从大家的声音里感觉到了安心抚慰，有这种感觉的不仅我一个人吧”“就算声音并不协调一致，但无数人聚到一起做同一件事，与别人在一起的踏实感觉太好了”“好像有无数时代、无数场景和无数人一起走进我心里，与我连在一起，让我心潮汹涌”。学生们在反馈单上这样写道。
还有一个计划是等今年的“文学与男女社会性别”课结束后，召集想参加的人，做一个课下聚会。
“文学与男女社会性别”课上，谈的是男女的社会性别、性烦恼、与父母的纠葛，等等，只要是人生中会遇到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说。参加这门课的大一新生多半还处于高中生的状态，总在说自己孤独、孤立，想知道怎么才能交到朋友。去年在教室与学生面对面上课时，很多人的烦恼也一样，不知如何与人打交道、交不到朋友等。所以我在上课伊始，会让他们和邻座之人交谈，互相问问姓名。（有的学生不愿意，我不强迫。）
不知道课下聚会能来多少人。毕竟Zoom不是真实接触。学生们太孤独了，在孤零零地、笨拙地、用尽全力地活着。我想把他们联结起来。比如可以这么做，先让几个人组成小组，互相自我介绍，交谈二十分钟后分开重组，再次自我介绍，交换LINE号，二十分钟打破重组。不是相亲会哦，只是不这么做的话，他们可能会一直孤单下去，一直孤单下去，升入大学半年了，仍然体会不到上大学的实感。
我这么做着计划。同时心里也在不停想：“再熬一熬，就熬到放暑假了。”
啊非常疲惫，疲惫得不行了。疲劳深深渗入了五脏六腑。年过六十接这个工作，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
戴上口罩保命
夏日天空
讨厌口罩。口罩很臭。
也许有人会训斥我，闹什么小孩脾气。我真的从小就讨厌口罩。
口罩内部混合着自己散发出的气味，酸酸臭臭，仿佛臭气要再次返回身体，受不了。小学时当午餐值班员时，我就这么想过……那时我九岁、十岁。我学一些男生的做法把口罩扯到下巴下，给大家盛咖喱，倒脱脂牛奶。
感冒时我也没戴过口罩，也没见过父母戴口罩，可能我们伊藤家对传染病无知，反应迟钝。小时候割破了手，身上有了擦伤，父母也没有认真对待过我的伤口，只命令我：“自己去涂点儿碘酒。”
身上经常受伤的我，伤口经常化脓。
现在我也经常弄出伤口，不过很少化脓了。因为我会抹一点含抗生素的药膏，再贴上创可贴，伤口好得非常快。
小时候母亲经常说“疚了就糟糕了”“你这么做，伤口会疚的”。这个“疚”，指的是伤口化脓，久久不能愈合，我没听别人这么说过，以为是方言。没想到大约十年前，我从高中好友母亲的口中再次听到，惊讶得屏住了气，仿佛听到了死去的母亲的声音。好友的母亲后来也痴呆了，经过长期看护，去年去世的。我想着伤口好久没化脓了，不由得想起了这个。
好像我小时候，那个时代，大家都不像现在这样动辄戴口罩。
到了美国以后，我才觉得日本人很爱戴口罩。我在1997年带着孩子彻底搬到美国，“非典”危机发生于2003年，我在某个机场看见一群戴口罩的日本人（那个机场好久没去了），感觉那样子很怪异，从那时起觉得日本人非常爱戴口罩。
美国没有戴口罩文化，有戴手套文化。医生、护士、护工等人经常触摸他人身体，手套都勤戴勤换。摸了一下人的身体之后，扯下手套丢掉。妇科检查戴橡胶手套是理所当然，夫有段时间在康复机构住院，他上下轮椅时，工作人员都要先戴上手套，再去帮他。之后这个手套当然会扔。记得夫说过：“这让我感觉自己很脏。”那时，日本的医生、护士还在用自己的裸手触摸充满体液的人体，不以为险。
2018年我回到日本，走在东京街头，发现到处都是戴口罩的人，有人戴着当时还很少见的黑色口罩，地铁里就像科幻电影中的一幕。
新冠暴发后，口罩买不到了。熊本一带的老人们聚集到一起，尽管聚集很危险，大家还是聚到一起做了口罩。当时连口罩带子也库存殆尽，就把肉色丝袜剪成细环状作为代替品。（老人会的人特意强调，是没用过的新丝袜。）我也分得四个这种口罩。
我把其中两个，连同刚出版的新书，用EMS寄给了在柏林的好友。柏林也口罩匮乏，友人发愁没口罩怎么去医院，所以我用国际快递给她寄了过去。
大家一定都知道吧，现在给国外寄东西相当不容易。新冠之下，每次去邮局都会发现这个国家不能寄了，那个国家不能寄了，邮路中断的国家越来越多，让我感觉现在正处于战时状态。
2020年4月日本政府向全体在日居民免费发放的纱布口罩。
在加州的女儿们也说买不到口罩。我说，安倍口罩 马上要来了，给你们寄过去吧？女儿们说没关系，她们自己在着手做。我们正说着呢，往美国也寄不了了。
我不经常给女儿们寄东西，是个薄情的母亲，薄情的外婆。不寄和不能寄是两回事，我们相隔万里，远到伤心。
我哪儿也不能去，但是得日常购物。超市、家居建材店、面包房、加油站。
老人会惠赠的口罩放在车里，跨出车门时才快速戴上。一直戴这一个，还是有点儿臭。
不过现在戴口罩有明确理由，不像我小时候在学校当午餐值班员时，被迫戴上三角头巾和纱布口罩，毫无理由。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要戴口罩，知道必须遮住哪些部位，知道洗手的正确方式。看来只要知道理由，疼也会变得不疼，臭也会变得不臭。我想起过去学过的那个，那个拉马兹无痛分娩法，道理一样啊。
飞着去见活人
野葛之花
盂兰盆节那会儿，时隔五个月我再去东京，没想到连走哪条路去机场都忘了。
这两年来，我每周挤在上班高峰路上满心烦躁地去熊本机场，试着走了很多路，终于找到了最优路线，红绿灯少，没有对面过来的右拐车，碰不上学童队伍。神路一条。哪想到时隔五个月我想去机场，竟然忘记神路怎么走了，只好规规矩矩地走了和机场大巴同样的正规路线。正规路线非常堵，让我想起已经五个月没这么心烦气躁过了。
机场的停车场经常没有车位，我一般把车停在机场附近的私营停车场。这次也去了那里。那里空空荡荡，寂无人影。我呼叫职员，出来两个和我差不多岁数的男人。我问他们新冠影响大不大，他们说很大，停车场关闭了一段时间。
很早以前，我刚开始每周去早稻田上班，在这里停车时，年轻职员问：“您在东京做什么工作？”我回答：“在大学里教文学。”他说：“完全看不出来，还以为您是玩音乐的。”我听后美滋滋的。后来我们熟了，聊过很多次，甚至知道了他家有几个房间，妻子是干什么的，他年轻时留过学，家里养了狗，却没问过他的名字。
我问：“你们那个年轻人现在还好吧？”送我去机场的司机说：“他辞职了。我们原本有好几个人，现在都散了。”
熊本机场正在改建施工。地震之前，原本做过一次大型改建装修，都以为修好就清爽了，没想到随后发生了地震。受损停用的卫生间现在刚刚修好。停车场的司机告诉我。
听说熊本机场要把国际线和国内线合二为一，很早之前就有这计划，后来地震发生，游客不来了。新冠发生前，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恶化，游客更不来了，现在又遇上新冠……
我听朋友说过，去阿苏的韩国游客锐减。
在奥阿苏的林荫下，泉水旁，D向沙罗子求了婚。一旁休息处的水源管理员也负责为韩国游客准备午餐。每当我有朋友从远方来，我都开车载他到阿苏去看那处源泉，喝泉水冲泡的咖啡，找管理员由加里聊天。沙罗子来过之后，我又去了一次，那次听说韩国游客一下子不来了。现在加上新冠，那里状况肯定不好。
由加里现在在做什么？我们交换过LINE号，但没联系过。她不在那里干了吧？真寂寞。我为没有联系她而内疚。
临时航站楼里空空荡荡，往年盂兰盆节时人群熙攘，爷爷奶奶在出口等着接孙子，见到爷爷奶奶的小孩子一脸认生的羞涩。今年这种场景不复存在，几乎看不到人影。
东京羽田机场人影稀稀落落，在去NHK的路上，倒是看见涩谷街头人还算多。
我不定期参加高桥源一郎在NHK的《飞翔教室》的节目。我和源一郎是八十年代以来的老相识，互相信任，相处得很放松。
今年四月开始，我在这个广播节目里担任了每月出演一次的嘉宾。采用远程网络收录，最初声音很不稳定。我听其他嘉宾的声音，用电话或Skype的人声都不清晰。四月那会儿所有电器店的电脑和周边电器都卖光了（远程办公需要），我手里只有耳机和麦克风。没办法，只能凑合用。
做过几次节目后习惯了，也习惯了远程收录，习惯了烂音质。
五月、六月、七月，我参加了这档节目，甚至觉得，一直这样做下去也没什么不好。到了现在，NHK的限制竟然缓和了。可以两个嘉宾在同一间播音室里收录了。所以，我得去东京现场参加八月十四日的特别节目《与高桥源一郎共读?战争的彼端2020》。
当天我去了涩谷的NHK大楼，与工作人员谈笑聊天，和源一郎面对面谈笑，然后走进播音室，在工作人员的无声指挥下做节目，源一郎没有坐在我对面，而是坐在我身旁。我们戴着口罩，中间隔着透明硬塑料板。
尽管如此，感觉还是好极了。和真实的肉身之人在一起的感觉太好了。
血肉真身的源一郎在我身边，用真身的大脑思考、反应，从身体里发出声音，让我知道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有着鲜活肉体的人。我报以同样鲜活的反应。虽然通过网络远程也能做节目，但感觉如此不同。我沉溺在“源一郎是个活人是个活人是个活人”的认知中，从中觉出了快感。
长夜带狗
驾车行千里
买了一辆车。
买车这种事，一生中没有几次，我一边这么想，一边买了。在家种下胡椒树时，我这么想过（种在加州的院子里了，如今已枝繁叶茂），买钢琴时这么想过，每次决定养狗时，也这么想过。
刚回日本时买的那辆车，我只开了两年半，前车主开了十二年，已经相当旧。这车经常出故障，我请人修过多次。每次修理工都说这车还能开，不要紧。
这次彻底不行了。一踩油门，车就发出我喜欢的八十年代暴走族漫画里的那种如牛吼的效果音，轰鸣里夹杂着咔咔咔咔的金属声，让我胆战心惊，不会是什么零件脱落了吧？
几星期前它没力气爬坡了，我把油门踩到底，只听见震天轰鸣，同时感到车身似乎在往后滑。这要是在洛杉矶我会吓死，幸好熊本的坡是缓坡。
去二手车店请人帮忙看，对方说，与其修理，不如另买一辆（我听后没吃惊）。这车就是在此店买的，平时我弄丢了钥匙，或者车磕了碰了，都会求助此店。人家待我不薄，所以我当场在那里选了下一辆车。
没想到那里有一辆MINI，而且是我买得起的价格。据说进口车比日本产的k车掉价更快，这辆MINI可谓超级便宜，和店里推荐的铃木Alto里程数差不多，价格更低。
二手车有状态评估用语，就像亚马逊的二手书会标注“尚可”和“良”，等等，MINI的评估是A，Alto是SS，我犹豫了。
回日本之前，我开的就是MINI。
准确地说，夫有一辆MINI。
夫是英国人，伦敦的，移居到美国之前一直开MINI。
他第一次离婚后，因为想念被前妻带走的孩子而在伦敦街头徘徊绕圈时，开的是MINI。终于领回孩子，回家时开着MINI。带着三个孩子去欧洲自驾旅行时，开着MINI。夫，一个纵向横向都壮观的男人，加上从幼儿到青春期的三个孩子，MINI居然都装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