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确信的是，事物不可能比它们自身更加美好，由于事物都是因某种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一切事物都是因最美好的目的而产生的。
——潘格洛斯（法国文学家伏尔泰作品《老实人》中的人物），1759 年 1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是有史以来最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他是微积分的发明者、自然科学家，也是现代哲学的先驱。不过他的某个中心思想却对应了一个极为基础的神学问题：如果上帝是慈悲的和全能的，那么为什么邪恶和苦难还会存在？他在 1710 年出版的《神义论》中回答：“世界有多种可能的存在形式，上帝肯定选择了最好的一个世界，因为上帝不做违背至高理性的事。”如果当初存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上帝就会选择创造那个世界，因此我们都生活在所有可能性中的最好的世界里面。 2 对莱布尼茨来说，不幸的是，他的哲学因作为法国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讽刺小说《老实人》中的话题而出名。在伏尔泰写的故事中，潘格洛斯向他的学生赣第德证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之后赣第德就在遭受一次又一次厄运的过程中还愉快地重复着“一切都是为最好的结果而设计的”这样的颂歌。 3
伏尔泰不仅仅讽刺了莱布尼茨，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攻击当时运用宗教维持社会秩序的举动。近代早期的欧洲普遍物质匮乏，其中少数的特权阶层能够生活得相对舒适，而大多数人还在入不敷出的困境中挣扎，这种陈旧的秩序被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颠覆了。如果你是法国大革命前某个在欧洲拥有土地的贵族（当时“1%”的人占有了全部财产的 60%）， 4 那么你会如何解释你跟普通人之间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呢？你也许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莱布尼茨乐观主义者，但你更有可能寻求宗教的庇护，用宗教的视角来解释社会秩序。根据你的教派，你可能认为社会的经济阶层是由上帝制定好的，或者认为道德高尚的贫困者会在天国因正直而获得回报。根据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归功于加尔文教派新教徒，他们把物质上的成功视作个人得到救赎的证明。 5 无论如何，主流宗教都为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提供了完备的辩解。
到19 世纪末，工业化和城市工人阶级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但社会再次出现了少数非常富裕的家族，如洛克菲勒、卡内基、梅隆和摩根家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的人拥有美国总财富的 40%以上。 6 如果你是一位生活在哈得孙谷的富有实业家，你和你的同侪像法国君主般生活，与此同时《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这种书籍还在揭露城市贫民窟的肮脏，那么你如何使这样一个同时存在两种情况的经济系统合理化？
在启蒙运动之后的世界，传统宗教（在解释社会不平等方面）就不大奏效了。取而代之的是，你可以诉诸现代科学中的达尔文进化论，用它来影射人类社会。美国南北战争后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就曾声称，社会的进化需要“适者生存”法则：“能力不足者的贫困、愚蠢者的痛苦、游手好闲者忍受的饥饿，以及弱肉强食”都最终有助于人性的长期进步。 7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把这一学说阐释成对富人的赞歌：“（百万富翁们）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天然被选择去承担某些社会工作的一类人。他们拿着很高的薪水，过着奢靡的生活，但是这对社会而言最终是有益的。”任何对这种自然秩序进行修补的尝试都注定是失败的。 8 对以生存竞争中的胜利者姿态出现的商人而言，这种世界观为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提供了非常恰当的合法性。用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堪称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当顽固和保守的人想要安抚生活艰辛的同胞时，经常诉诸这类思想。” 9
让我们将视角放到现在。纵观整个先进的工业化世界，巨额财富同样占据优势。在美国，收入最高的 1%的群体从社会总收入中拿走的比例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除了 20 世纪20 年代末）。世界上亿万富翁所拥有的总财富在过去的 20 年里翻了两番（这个时期“亿万富翁”的定义已经根据通货膨胀做了调整）。 10 铺张浪费的现象四处可见，如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苏世民花费 300 万美元举办生日派对，再比如对冲基金大亨、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创始人比尔·阿克曼在纽约花费 9 000 万美元购买了自己压根儿没打算入住的公寓。 11 与此同时，普通人却在挣扎。在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只比 20世纪 70 年代早期增长了 8%（根据通货膨胀调整之后），而如此贫乏的增长也要归功于无论是基于个人选择还是为生计所迫，现在更多的人选择工作了；居民收入的中位数实际上下降了。 12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大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的收入相当于 20 个普通雇员的收入，而现在他的收入相当于 200 个员工的收入的总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贫困家庭的比例实际上维持不变。 13 水涨了，但并不是所有的船都高了。
如果你是华尔街的大佬，或者是身家亿万的对冲基金经理，那么和几个世纪以前的贵族、实业家一样，你也会面对这个问题：怎样解释你和每天在街头邂逅的众人之间存在的巨大财富差距？诉诸基督教神学或者进化论，在今天都无法令人信服。取而代之的是，你可以倒向另外一个绝对真理的来源：经济学原理。这门经济学导论课程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收入等于其边际产出：你必定会收到等同于你工作价值的工资。不平等仅仅反映了一些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更有技巧或者更努力的事实。此外，人为调整这种收入的自然分配（比如政府税收）会降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从而让所有人的处境变差。更通俗地说，供求法则确保了物尽其用，进而最大化社会福利。诸如通过管制来对这些基本准则进行干涉的行为，只会造成“无谓损失”，减少经济体的总产出。我们居住在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世界里（或者说一旦摆脱税收和人为调控，我们将会生活在最好的世界里），并非因为上帝已经做得足够好，而是因为其他世界会让每个人的状况变差。
万事万物之关键
把最基本的经济学课堂知识当作对所有社会现象的普遍性解释的习惯被称为经济原理主义 [1] 。支撑这种习惯合理性的前提是人、公司和市场会根据经济学原理教材上抽象的二维图表决策并行动，即便那些图表背后的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能成立。通过经济原理主义这一巧妙的维度，人们可以对现实世界做出解释。和其他类似的框架一样，经济原理主义也隐含了一系列的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简单的供求模型显示税收让就业减少，那么人们就可以认为高税率是不好的，必须降低税率。由于这种推论借助了“经济学”的权威，经济原理主义成为一种华而不实的法宝。然而，表面的经济学推断能够达到多种目的，在现今世界，这些推断经常能够为已经存在的社会秩序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正名，同时也会说明任何企图改变现有秩序的尝试都是徒劳的。
对于旨在帮助普通工薪阶层的言论，经济原理主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提高最低工资以后，低收入者就能拿到更多的钱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然而世界并不是如此运行的。祖德·万尼斯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华尔街日报》（美国商业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的核心专栏上这样说：“任何最低工资的增长都会引致实际产出和就业率的下降。”万尼斯基是里根的顾问，里根也同意这种观点：“自大萧条以来，最低工资造成了比其他任何事物都多的苦难和失业。”以对富人多征税来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听起来是不错的尝试，但格里高利·曼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材的作者）解释道：“随着‘高收入纳税人’面临更高的税收，他们提供的服务会变得更少。”或者用 2012 年副总统竞选人保罗·瑞安的话来说：“更快的经济增长、更好的社会状况和更多的劳动力供给的关键是低税率。” 16 此类例子数不胜数。金融市场、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经济优先的原则简化。
这些论调在媒体上以及在政治家的口中出现得太频繁了，以至它们成为当前社会风貌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这些说法都有一个相同的来源。它们是建立在经济系学生第一个学期就知道的理论之上的：由供求驱动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任何产品的供求都决定其价格；价格为个人和公司创造了激励，而这些激励能够确保消费者拿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公司也能实现效率最大化，资源在整个经济体中实现了最优配置。正如划时代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 1948 年所写的那样，最基本的理论是“30 年过后，那些社会精英还能够记住在大学里学过的经济学课程”。 17 （萨缪尔森因《经济学》而被人熟知，他曾经说过：“只要我可以写一部官方认可的经济学教材，我就不在乎谁制定法律，也不在乎谁签署复杂的国际协议。” 18 ）然而，这个优美的供求模型，依赖于一系列不现实的假设。“完全竞争市场”要求所有的供给者提供相同的产品—没有特征、质量或者其他方面的区别，并且要求每个公司的相对规模都不大，以使每个公司的行为不会影响总体供给。如果假设得不到满足（比如在手机服务市场、航空运输市场、汽车市场、图书市场或几乎全部市场中都得不到满足），那么供给和需求就不一定能够产生最优的价格了，资源的配置就有可能是扭曲的。 19 再如，“最低工资增加失业”的论断假设目前所有雇员都被支付了全部的工作价值，否则就会有雇主支付多一点儿的工资去挖走他们。同样地，这个假设在现实世界的快餐店和酒店中也不太可能是真的，在这些地方，工人没有什么议价权力，而公司就可以占有大部分由工人创造的价值。
经济原理主义做出了必要的假设，并忽略了与之不相符的事实，从而把现实世界中的所有问题简化成了模型，还仍然以相同的模式回答这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原理主义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类似地，部分共产主义者把工业化社会解释成一种阶级斗争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是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民族主义是 19 世纪欧洲另一个意识形态，它把具有相同起源、不同族群的人之间的对抗视为历史进步的动力，其理念是每一个民族需要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以维护其在世界中的利益。
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当时颇为盛行，因为它们是顺应时代的：两者各自提供了对世界的解释，吸引了某个重要的利益群体的兴趣。现在，经济原理主义是为我们这个镀金时代正名的最佳方式。韦伯在一个世纪前写道：“走运的人很少仅仅因为自己幸运而满意，他更需要知道他有权利去获得这样的好运。” 20 很多人在开车去热带沙滩的路上经过贫民窟时会感到不舒服。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模型，证明他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不平等仅仅是某个更复杂机制中的一部分，而这个机制有利于整体的利益。
为贫富差距辩护的流行说辞再也不是上帝的决定或者物种进化所需的适者生存法则。取而代之的是，不平等被认为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歌颂的，因为不平等是为最广泛的群体提供最大利益的经济系统自然形成的结果。如果政府尝试减少因天赋、学业上的成就或者努力工作而带来的不平等，那么只会让每个人的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这削弱了人们工作的动力，并造成了无谓损失。而面对社会中出现问题的地方，比如医保、教育、贫困和犯罪，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释放供给和需求的原始力量。
当经济原理主义被用于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时，它就和莱布尼茨乐观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具有同样的主张：我们必须接受现有的世界，因为我们改进它的尝试是注定失败的。不过经济原理主义相比之前的思想有所改进，因为它不需要你信仰上帝，甚至不需要你相信人类这个物种的进化—你只要接受经济学原理课程中的准则就可以了。这使得经济原理主义成为占总人口 0.1%的富豪们无比便利的工具——可以完美地回应“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抗议者。为什么善良的空想社会改良者想提高最低工资，让税收更具有累进的性质，为医保提供补贴并且管制华尔街的行为？原因很简单，即这些人不懂经济学。正如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和艾伦·布林德在他们的教科书中所写的那样，“否定供求法则的尝试往往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有时候造成的结果和目的完全相反”。 21 经济学的逻辑是证明好心如何办了坏事，这种指出违反直觉的结论的（叛逆）快感，让经济原理主义更具诱惑力了。
然而，经济原理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那样成熟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原理主义提供了一种解释世界的话语体系，但是它缺乏易于理解的学说、政治平台，甚至没有自发形成的拥护者。人们会说自己理解经济学，却没有人宣称自己信仰经济学。不过，经济原理主义如秘而不宣的世界观一般发生着作用：它既是一种解释社会现实的框架，也作为一种思维定式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价值和偏好。
经济原理主义不被认作一种意识形态，这恰恰是其影响力的重要来源。你很容易对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做出赞成或反对的价值判断。如果你认可同性婚姻，你很容易就觉得那些强调“婚姻是专门留给异性相结合的”的人是在胡说八道，你和他们拥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即便你认为工薪阶层应该挣更多的钱，你也很难觉得用供求概念去解释“为什么提高最低工资最终会伤害工薪阶层”的人是在信口开河。你要么不得不去寻找经济学论证中的缺陷，要么不得不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在这个话题的讨论上并不合适。
多数人都会诉诸经济原理主义，以此来分析世界并且据此做出行动决策。在如今的美国，当经济学原理课程中的概念能够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时，保守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会依赖经济学原理行动—正如奉行克林顿主义的“新民主党”甚至是倡导大政府主义的自由党人那样（虽然他们不怎么这样做）。频繁诉诸抽象的经济学理论让各式各样的人自然地融入当代美国文化。当马克思写下“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资本家们都会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22 相反，格里高利·曼昆在他的教科书中写道：“市场的均衡结果使得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总和达到最大化。换句话说，均衡的结果是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成千上万的学生把这个概念背诵下来以应对期末考试。 23 经济原理主义往往以抽象科学而不是华丽辞藻的形式传播，这是其强大力量的来源之一。
经济原理主义的影响力也来自其引人注目的优雅而强大的解释力。它能够展现出一个描述世界的模型，在模型中，政策导致的结果由系统化的公理决定，这种必然性正如从假设开始演绎的数学证明那样。记者亨利·黑兹利特在 1946 年所著的《一课经济学》中，有如下内容：
（经济学）是认知必然结果的科学。我们用个简单的代数方程来说明这一点。假设x=5，且x + y=12，这个方程“解”是y=7。这个结果十分精确，是因为它是通过正确的计算得出的，这个未知数等于 7……答案已经蕴含于问题的陈述之中……这些科学道理对经济学来说同样适用。 24
不断诉诸纯粹逻辑成了经济原理主义的特征。模型说明了人为设定最低工资会增加失业，因此最低工资造成了失业。模型说明了增加税收会减少储蓄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增加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潘格洛斯或许应当感到骄傲。）经济原理主义展现出了一幅干净整洁的画面，把世界剥离成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各要素之间可以简单迅速地相互联系，并剔除凌乱且不合意的事实。如果你正在尝试着去了解世界，那么上述逻辑多半会让你失败。如果你正在尝试去赢得一场辩论，那么这么做就会大有裨益。
这种把复杂的社会现象优雅地简化成供给和需求曲线的行为，会对思维容易受到影响的学生们产生很大的作用，这些学生有时会认为他们第一次看清了这个世界。罗伯特·伯克把他在法学院学习经济学的经历描述成一种“对宗教信仰的转换”，这种转换“改变了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他之后重新编写反垄断法并成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上诉法院法官。杰布·亨萨林，现在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他在回忆本科阶段的学习时说道：“我突然明白了自由市场经济是怎样把最大数量的产品提供给尽可能多的人的，我也开始确信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的话，那么我会就任公职，进一步推动自由市场经济的建设。”经济学畅销书也会有类似的效果。凯莉·卡伦德说：“我开始读书，开始看博客，并开始真正地深入其中。我读的第一本书是托马斯·索维尔写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然后成了作者的死忠粉。”卡伦德之后开始写博客并且成为新茶党运动 [2] 的发起者之一。 25
[1] 经济原理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词语，一般用于批评那些过高估计经济学价值的人—这些人过高估计了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仅仅关注和经济相关的度量标准，在不合适的情况下应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或者过分乐于接受经济学的理论。 14 在本书中，我会用“经济原理主义”表示一种更为特定的含义，即相信几个孤立的经济学基础课程能够准确地描述现实世界。经济学家诺厄·史密斯称这种现象为“101 课程主义”。 15
[2] 美国自由主义人士于 2009 年在多地同时发起的抗议美国政府增加税收等举措的运动。—译者注
经济原理主义与经济学
不过，经济原理主义与经济学或者“新古典”经济学都不是一回事。 26 优秀的教科书作者和老师会非常谨慎地强调概论课程中抽象理论所需的假设及其局限性。正如专栏作家马修·伊格莱西亚斯所提到的，在经济学原理课上认真听讲的人会学到很多“自由主义”的教条。比如，自然垄断需要被管制以及市场往往会产生过多的污染。 27 如果得到正确运用的话，那么由供求关系驱动的自由竞争市场模型可以成为一种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工具，这也是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起点。举个例子，即便是崇尚最低工资的经济学家也会从分析最低工资如何影响劳动的供给和需求这一点开始。但是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一点；他们研究现实世界和模型假设之间的区别，提出把这些区别纳入分析中的理论，并利用经验数据来检验理论。
你可以这样认为，大多数先进的经济学理论都与区分现实市场和抽象市场有关。产业组织理论处理的是与不满足完全竞争假设的市场有关的问题。环境经济学致力于研究那些在不受管制的市场中无法实现最优“生产”的商品。行为经济学展现了人们违反理性行为假设的方式。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学术声望建立在新的富有想象力的对市场失灵的研究之上。”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如此写道。 28 例如：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因为展现信息不对称如何影响市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罗伯特·席勒因为论证证券市场如何被非理性行为驱动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因为描述了现实世界的组织怎样比抽象市场更好地解决问题而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每一个案例中，他们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模型上的，并凭此提供一种对现实世界中的行为更为丰富、更为准确的描述。“尽管总的来说经济学家相信市场，”经济学家马克·托马写道，“但他们不断识别出市场失灵的案例，然后设计出可以让市场更好运作的政府政策。” 29
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同样也知道，任何模型的假设都很难在现实世界中成立。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大型数据集和日益复杂的统计学方法来研究真实商品与服务的市场。如今，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是对经济学教授的基本要求。正如专栏作家贾斯廷·福克斯所说：“经济学现在完全是关于数据的学科了。” 30 大量的不断增长的实证研究增进了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理解，从税收对储蓄的影响到幼儿教育的长期价值，再到枪支和犯罪的关系。分析和解释数据的方法当然不止一种。但是总的来说，经济学这个行业已经朝着把现实世界从理论构造中分离出来的方向大踏步前进了。近几年，前沿性的研究甚至让少数学术型的经济学家成为名人，比如史蒂芬·列维特因为《魔鬼经济学》名声鹊起，而托马斯·皮凯蒂靠着他 600 页的关于财富分配的著作，在 2014 年轰动一时。
如经济学家约翰·康姆洛斯所说，问题在于“大多数经济学原理课上的学生并不会继续学习经济学，所以他们永远没有机会接触所学理论更为精细的形态，在接下来的生活中也因此等于被灌输了一些并不完全正确的理论”。结果就是诺厄·史密斯所写的那样：“如果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认为他们所学的理论大多数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在生意上和政治上都会做出糟糕的决定。” 31 对于电视广播和互联网问题的复杂的政治讨论并不是由严谨的经济学研究而是由经济原理主义决定的，这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抽象的、与现实脱节的模型。其简单朴素、易于记忆的论述并没有发表在需要同行审稿的相关经济学杂志上，而是产生于有政治目的的智库中，继而被媒体放大、被说客不断重复，最终被政治家当作其政治演说中引人喝彩的辞藻。经济原理主义不过是经济学原理被不断重复而最终形成的无稽之谈，用罗德里克的话来说，就是“能够轻易嵌入大众意识的叙述”。他继续写道：“这些无稽之谈般的叙事通常具备容易使人上当的术语表述（例如，‘税收扼杀激励’），并且也与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保持同步。” 32 经济原理主义就是你大一学过经济学模型后把诸多假设抛诸脑后残存下来的那些东西，它从不会为真实世界的数据所质疑。经济原理主义这种东西正是“一知半解反而有害”的案例。
以观念为理解核心
这是一本关于经济原理主义的书，本书介绍经济原理主义是如何简化并扭曲经济学思维的，以及它在今天为何如此受欢迎，它迄今都对美国的政策讨论造成了什么危害。我的目的并不是强调经济学原理课上的模型是“错误”的，而是探求这些模型被如此之多的人频繁地流于表面运用的原因。同样地，这也不是一本反对“自由市场”的书。完全竞争市场可以是一种绝佳的事物。问题在于，日常案例中自由市场的概念过于频繁地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就被运用到整个社会的互动层面，毫不考虑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本书描述了一类理念的发展路径，它们产生于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并且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中传播，塑造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本书探究了一组少量的、被人们公认不现实的假设理论概念能够在当代社会广泛传播的原因；讨论了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和政治家为何如此自信地坚持把这些经济学概念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而不是调查现实的情况；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学教条的威望成功地被某一种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认可的世界观利用；指出了系统性地过高评价经济学原理课中的准则到底会使谁受益。
对许多人来说，经济原理主义本质上是令人生畏的，它所需的数学基础特别令外行印象深刻。这就是经济原理主义的主张能够如此具有说服力的一个原因：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反驳一种伪装成纯粹数学理性的论点。下一章将介绍供给、需求、市场均衡和社会福利等基本概念，简言之就是经济学原理，帮助你理解大多数流行经济论点的逻辑。
在介绍完基础概念后，我给出了经济原理主义能在当代美国成为主流思维方式的历史解释，尤其是在那些批评政府干预了私营部门的人中。在讲述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会着眼于一些经济学家、机构人员、媒体人物和政治家，正是他们粉饰了经济原理主义并将其捧到大众面前，不断重复，直到让它看似不证自明。
其后章节介绍了经济原理主义对当代社会中一些非常重要的特定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劳动力市场、税收、金融、医疗保健以及国际贸易。这些章节会对经济学原理课上的概念如何影响当下某些最为紧迫的争论做出评价。最低工资应当提高吗？税率是不是太高了？人们应当为医保支付更多吗？我们应当收紧对华尔街的管制吗？我们是否应该接纳最新的“自由贸易”主张呢？再后面的章节则涉及如下几点：学校改革，其中关于学业责任制和择校的运动是基于教育应当像其他服务一样进行分配的理念；宏观经济政策，通常是基于印钞会导致通货膨胀或者政府支出会抵消经济衰退之类的简单模型；关于刑法，其中更加严厉的量刑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增加犯罪成本”。我为本书选择了这些话题，原因在于它们确实和每个人都相关，它们清楚地展现了教材中模型的局限性，并且说明了几个简单的理念对权力和财富在当地社会的分配所产生的影响。
每一个案例研究都展现了经济学原理中的基本工具如何被公式化地运用在某个特定政策问题上—通常来讲，就是供求关系的力量会创造出所有可能实现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一个。然后本书会解释为何这些简单的模型无法准确地表现我们复杂的社会，并简要地展示一些具体的经验研究来证明事实要比导论类教科书复杂得多。我的目的不是验证孰对孰错，而是证明过于执着地认同简化的模型会对涉及成百上千万人的讨论和政策产生负面影响。在多数时间里，这种影响加剧了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或者将其合法化。
本书并不会使你成为一个经济学专家，但是它能够帮助你看清自封为专家的一群人盲目传播的使人误入歧途的片面真理。我们通过重重透镜来认识当前所处的环境。离开某种将我们视野组织起来的解释框架，想要弄清楚一种复杂的社会秩序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付出的最大努力，就是认识到经济原理主义之类的解释性体系，会竞相把它们的结构和含义施加到我们周遭的现实上。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这种幻觉中逃脱，之后为如何改进现在的世界设定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