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原理主义的演进
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约 1846 年 1
观念与我们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其产生影响的方式不同于数学定理那样令人无可争议。观念的作用在于其可以塑造人类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如果观念仅仅是某些清晰的学术性命题，那么无论人们讨论接受它还是拒绝它，这样的影响都十分有限。但是当观念成为我们讨论世界的常用概念性词汇时，它就具有了巨大的影响力。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这两位在专业领域内几乎毫无共识的伟大的经济学家，却都笃信观念所具有的微妙的力量。“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凯恩斯于 1936 年写道，“我确信，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比起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来，被大大地夸大了。”十多年后，哈耶克说出了和他的对手凯恩斯类似的话：“当代观察家所注意到的相互冲突的利益间的争斗，其实很久以前就由仅仅局限于很小范围中的观念的冲突决定了。” 2
然而，作为现代经济思想的巨匠，凯恩斯和哈耶克看待问题都是带有偏见的，或者说，至少两位大师并没有告诉人们全部真相。观念也许会塑造历史，但是很难独立完成这一点。相反，观念仅仅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中用于战斗的一种武器。当观念对于社会中的某个重要部分有用时，即当该观念支持那个集团的利益或者为那个集团提供了它钟爱的对世界的一种解释时，观念就取得了力量。为了成为强大的武器，观念要么是凸显才华的，要么是有洞察力的。观念必须被精炼成易于理解的形式，并应用于人们关心的话题上，并且还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反复传播给各类听众，直到具备了和不证自明的真理一样的外表。这种乏味的工作需要财力和人力，如果预期回报甚微，那么没有人愿意为此买单。 [1] 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可以改变历史的独立的力量，而是把它看作藏在事实背后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4 马克思认为观念的发展史不能从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历史中分离出来，这一点是正确的。
经济原理主义这样的世界观想要生根发芽，就必须为有足够影响力的社会集团服务。共产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反映了欧洲产业工人阶级的成长，解释了无产阶级怎样推翻“资本家”政府并创造新的经济秩序。即便是在不具备大规模制造业劳动力群体的国家，共产主义也可以作为对抗独裁政府或者外国殖民势力的有用的解释性工具。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它非常适合某些特定的历史内容。相似地，今天的经济原理主义之所以有影响力，也不仅仅是因为大学一年级的经济学课程中所讲授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内在逻辑是正确的。经济原理主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成为相关利益集团实现自身目标的重要工具，这才是其日益显赫的原因。
[1] 哈耶克明白对思想先驱而言，“知识的二手贩子”在传播观点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他似乎误以为思想先驱会受到观点的驱动自行完成这一使命：“我们需要愿为理想献身的思想先驱，无论这种理想在当下实现的可能性多么渺小。” 3
观念和利益
经济原理主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准则可以为一些人和组织所利用。经济原理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形而上的原始材料：最基本的经济学。亚当·斯密于 1776 年在其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中解释了价格机制：“每一种特定商品的价格是由实际进入市场的数量和愿意为该商品支付其自然价格的人的需求之间的比例决定的。”简言之，商品的短缺或剩余会导致价格的上升或下降，但是在长期，厂商会因此增加或减少供给。结果就是“为了使商品进入市场，一个行业每年雇用工人的总数量……会自然地调整为一个既能保证供给充分，又不超出需求的精确数值”。 5 但是，在讨论这一一般原则可能无法维持的种种原因之后，斯密提到，他决不相信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就能够产生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结果。
1838 年，安东尼–奥古斯丁·库尔诺首次用供给和需求曲线阐释了斯密的深刻见解，这一方法后来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普及，特别是在他 1890 年出版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中得到呈现。 6 根据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的观点，马歇尔和他的同辈“把双轴坐标图上的一对交叉曲线做成了极好的具有视觉概念性的经济学教育工具，即便是现代经济学课程中最愚笨的初学者也不会忘记”。 7 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展示了供给和需求如何相互作用，进而产生能够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稳定均衡价格，但仅仅是“在有限的意义上，供求双方关心的满意度的总和会增加，直到价格达到均衡点。只要买卖双方能够像自由个体一样行动，任何超过均衡点的生产都不能被永久性地维持”，他不认为“均衡必然是社会最优的”。因为人们在财产上具有差别，“无论是自愿还是强制，把富有的人的一部分财产再分配给贫困的人可以增加总福利”。 8
尽管竞争性市场模型是在 19 世纪晚期完全发展起来的，但经济原理主义需要的历史和思想条件在当时还不具备。在那个时代，不受管制的市场势力似乎在制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不是促进普遍繁荣。部分工业化国家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是工人阶级的壮大以及随之而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如果政治精英简单地坚持宣称市场会产生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结果，那么他们就要冒工人阶级可能试图推翻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面对日趋激进的工人运动，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政府转而尝试对工人阶级采取缓和政策。从 19 世纪 80 年代的普鲁士开始，很多国家引进了养老金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不过美国在构建社会安全网方面的举措相对落后。 9 政府采纳这些干预政策，是为了平息阶级斗争以保证资本主义的生存，而不是坚持竞争性市场模型。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使得政府更加迫切地希望劝阻工人献身于社会主义。这次经济危机造成了全球范围内普遍性的经济困难和政治混乱。在美国，银行系统实际上已经崩溃，失业率也达到了 25%。认为不受管制的市场可以实现所有人财富最大化的观点似乎已经完全不可信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民主党在 1932 年大选中大获全胜，并启动了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经济计划。被称为罗斯福“新政”的一揽子政策，包括金融管制、公共工程项目、对价格和工资的管制、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的安全网以及对工会友好的劳动法。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求的国家动员进一步扩大了联邦政府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20 世纪 30 年代也出现了经济理论的重大变化。1936 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书声称解释了萧条发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应对和防范此类危机再度发生的措施。根据凯恩斯的观点，在经济总体层面，让市场自行运作会产生家庭消费不足和商业投资不足的恶性循环，导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习惯性地低于均衡水平的经济活动”，比如大萧条。（凯恩斯甚至批评道：“传统经济学著名的乐观主义，实际上导致经济学家看起来都像赣第德一样……教导人们放任不管所产生的所有东西就是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他继续说道：“传统理论很可能代表了我们期望的经济运作方式。但如此假设实际上就相当于假设我们面对的困难不存在。” 10 ）凯恩斯的解决方法是，政府需要管理经济中对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在萧条时期，政府需要通过减税或者增加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他认为这虽然强化了政府的角色，但对于保护资本主义系统免受威胁是必需的：“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个世界不会再忍受失业问题了，这个世界除了短暂时期内的繁荣外，也伴随着现在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个人主义。但是通过正确地分析问题去治疗经济上的顽疾，的确有可能兼顾效率和自由。” 11
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赋予了联邦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角色，凯恩斯的观点完美地契合了美国战后的这一政治风貌。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民主党联盟，包括组成工会的劳工以及数量众多的大型企业，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持续推行的积极举措给予了支持，这样可以增加物质财富并扩展社会安全网。 12 20 世纪 50 年代，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稳健政策表明，日渐强大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主流的共和党人。 13 认为政府应该垂拱而治、让竞争性市场大行其道的观点似乎已经无药可救地落后于时代了。保罗·萨缪尔森把凯恩斯主义写入了 1948 年出版的《经济学》中，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本教材都始终占据支配地位。该教材关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方面是失业、过度生产和萧条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繁荣、充分就业以及高标准的生活的原因”，同时支持积极的政府政策，以实现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最小化。 14 约翰·F. 肯尼迪总统在经济政策上转而寻求萨缪尔森的帮助，在 1962 年一度认为所有问题都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现在我们经济决策中最为要紧的，不再是和暴怒中能够荡平国家的敌对意识形态势力进行大规模战争，而是现代经济体的实践与管理。” 15
肯尼迪错了。萧条和战争通过大规模扩张政府职能，已经反转了 20 世纪初的政治局面。不再有不满的工人阶级要挑起叛乱了，在美国尤其如此。现在的问题是经济精英把自己视为弱势群体，不断遭受工会、政府官僚机构、社会保险项目以及高税收的困扰。一些公司及其执行官在公开场合仍然支持扩张政府的职能，但是很多人私下里都坚持“撤销新政才能带来新的利益”。规模较小的政府对有钱人来说也是有好处的，这些人就不必为社会保险之类的自己并不需要的项目交税了。【书籍分享公众號：QLSF68】
战后美国联邦政府为了帮助贫困者、保护普通家庭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对私营部门进行管制，征收的税率高达91%。因此，商业群体—大多数是有钱人，构成了质疑美国战后经济秩序的主要利益集团。但是公司老板以及其他有钱人不能仅仅要求实施对自己更有利的解决方案。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需要一个概念性的框架来显示他们所偏好的政策为何对社会整体来说有好处（并且仅仅是顺便对他们自身有利）。经济学原理课就提供了这样的框架：因为由供求决定的完全竞争市场产生了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所以政府应当让市场“自由”。没有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成功，也就没有对经济原理主义的需求。20 世纪中期，有钱有势的人创造并接受了经济原理主义，以和他们眼中由民主党及艾森豪威尔共和党人联盟支持的令人倍感压迫的政府做斗争。
要让经济原理主义获得真正的影响力，金钱和组织上的支持必不可少。最早的资金来源是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个体商人，他们通过公司、托拉斯或者个人财富控制了规模庞大的各种基金。 16 随着经济原理主义变得更为流行，美国的龙头企业成为支持这些观念传播的幕后金主，包括通用汽车、福特、克莱斯勒、通用电气、联合爱迪生、美国钢铁、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美孚（后来被简称为美孚石油）以及宝洁。美国商业协会和商业圆桌会议等组织也加入了战局。与此同时，公司的执行官，尤其是那些处于受政府管制影响最大的行业中的高管，开始站队支持“自由企业”并反对大政府。 17 随着富豪家族在 20 世纪70 年代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很多人都为经济理念贡献了大量资源。 18 这些人和组织享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即观念是重塑美国社会战役的关键前线。正如身家亿万而投身政治的企业家查尔斯·科赫在 1974 年所解释的那样，“任何获得资助的项目都必须得到高度利用，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些对他人的影响造成更大效果的人。这就是教育项目比政治活动优先级别更高的原因，也是支持有才华的自由市场派学者比乱发广告更有用的原因”。 19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原理主义开始是由广泛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带动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对于绝大多数新兴的保守主义联盟成员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思想上可以替代新政共识的产物。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或者重商主义者，都接纳了“经济活动应当被供给、需求以及价格机制管理，而不是由政治家或官僚管理”这一思想。经济原理主义在日益流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及其附属组织为经济原理主义核心观点的发展和传播投入了大量资源。有了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保守主义者就可以宣扬他们提倡的是“市场优先”而不是从前的“反政府主义”，要知道这个时期，公众对政府项目还是普遍支持的。简言之，经济原理主义之所以得到迅猛发展，是因为它能够为既有规模又有活力的政治利益服务。随着保守主义势力不断壮大，政治力量的重心也开始转移，中间派甚至自由主义者都从心底接受了经济原理主义，至少是接受了其中的一部分。 20
观念和利益汇集在一起，是经济原理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森是这样解释的：“新的思想席卷了整个领域，因为其和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并引导了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在美国政治中正变得越发有影响力。” 21 不过，观念和利益集团无法独自完成各自的工作。本章的剩余部分将介绍在经济原理主义普及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一些人和组织：把经济学概念转化成社会理论的思想先驱，把经济、社会问题分析以及政策提案产业化的智库和学术中心，把一些观点重新包装起来并播送给广大非专业读者的媒体人，以及把这些观点简化成自己的竞选标语并借之重塑社会的政治家。上述角色背后则是执行官、公司、商业组织和为企业提供资金的家族。这就是经济原理主义的基本架构。
开创者
1948 年，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第一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入了 400 多页的关于供给曲线、需求曲线以及价格机制的内容。与此同时，少数思想先驱运用相同的概念构建出新的社会理论，也使这些概念成为一部综合性公共政策手册的基石。就此而言，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不只是有用的抽象化教学工具，同样也是通往自由和繁荣的秘密。
每一种观念都会从其他观念中找到根源。经济原理主义可以向前追溯至二战期间的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塞斯在 1940 年移居到美国，对政府逐渐加强控制经济事务感到忧虑，害怕这会导致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唯一的可替代物，是由价格机制决定并完全由消费者需求驱动的竞争性市场。“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市场经济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他在 1944 年出版的《官僚主义》中如此写道。市场价格建立在“所有人对所有消费品的估价的基础之上”，通过判定“无数生产过程中哪些更有利可图和哪些不值得”来配置资源。如果企业家能够想出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价值的方法，他们就为自己创造了利润并且提高了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相反，一个计划经济体则无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所需的最优资源配置。 22
米塞斯对许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他的观点没有直接传递给广大读者。思想巨匠的角色转而落到了哈耶克头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哈耶克是米塞斯在奥地利的学生，后来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米塞斯一样，哈耶克害怕自由民主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要找出一些其见解能影响今后发展的人来，那么在今日的民主国家中，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全都是社会主义者。”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这本书出版于 1944 年，充满了对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 23 哈耶克继承了米塞斯的中心思想：在竞争性经济体中，价格会自动指导劳动和投资去往它们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地方，这一功能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可以实现。他写道：“整体的情况越复杂，我们就越依赖于知识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分配，这些个体相互分离的努力由一种非个人的机制协调，这一机制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可以传递相对信息的价格系统。” 24
《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火热流行起来，这得益于亨利·黑兹利特在《纽约时报》上不遗余力的推介。该书也得到了商业组织的追捧，包括美国制造业协会以及美国商业协会。 25 1945 年，《读者文摘》杂志发行了该书的简装版，这本杂志在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主义，但是极为流行，发行量近 900 万册。 26 哈耶克声名鹊起，尤其是在反对新政共识的人中。
在该书的巡回销售演讲中，哈耶克见到了哈罗德·卢诺，一位即将控制威廉·沃尔克基金的商人。卢诺建议哈耶克写一部美国版的《通往奴役之路》，描述一种可以替代目前状况的设想—一个“可行的自由企业社会”。1948 年，沃尔克基金为哈耶克出资在芝加哥大学谋得了教授职位。这个基金会也为自由市场研究会的研究计划买单，以芝加哥为基地，帮助芝加哥大学巩固其作为自由市场思想学术堡垒的地位。 27
哈耶克在 1960 年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中，基于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和他反对政府压迫的哲学观点，提出了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规划。他反对劳动工会垄断、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累进税、积极的货币政策、公共住房、环保主义以及公共学校。 28 如果一个最小化的政府以及不受管制的市场产生了极端的不平等，那么哈耶克认为这对于社会总体是有利的，并不是一个缺点。如政治学家科里·罗宾所指出的那样，哈耶克也认为财富集中对于经济创新和文化进步是必要的。 29 哈耶克的观点变得极具影响力：撒切尔夫人在成为英国保守党党魁之后的一次内部会议中拿出了《自由秩序原理》并说道：“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30
哈耶克不仅致力于在思想上创新，也一直努力将自己的主张发扬光大。他构想了一个由拥护自由竞争市场准则的思想先驱们组成的国际关系网，这就是朝圣山学社。朝圣山学社于1947 年成立，延续至今。它把学者、新闻记者和商人聚集到一个世界性的同盟之中，以应对来自社会主义的威胁。该组织在成立早期接受了FEE（经济教育基金会）、沃尔克基金会和富有的美国商人的物质援助。 31 这些援助方都明白哈耶克的观点在反对新政舆论战役中的重要性。
另一位经济原理主义的思想奠基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于 1946 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哈耶克一样（弗里德曼把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称作“极具洞察力和前瞻性的作品”），弗里德曼是一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相信新思想的力量可以长久改变政治环境。“新的思想流派发展并取代旧思想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了，”弗里德曼在其生涯早期写道，“新思想可以提供指导下一代立法者的哲学。” 32 弗里德曼是朝圣山学社的创始成员之一。从 1956 年开始，他就在沃尔克基金会组织的会议上授课；1962 年，当他和妻子露丝·弗里德曼将这些课程的内容编辑成书并出版的时候，拥趸变得越来越多。 33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弗里德曼强调竞争性市场是分配财富和确保政治自由的最优机制。 34 该书的大部分内容由简洁精美的论证组成，证明不同种类的政府干预最终都将事与愿违。比如说，公立学校限制了家长的选择并且抑制了学校之间和教师之间的竞争；相反，“教育券制度”将会为学校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鼓励创新并吸引更好的老师。“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弗里德曼写道，“竞争性企业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方面很有可能更富成效。”强制性的执照发放制度（比如成为医生就需要这样的执照）会限制供给，这将减少消费者的选择、提高价格并降低产品质量。工会企图增加工资，但是这样做仅仅会减少就业（因为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上，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减少），迫使失业的工人转移到其他行业，这些行业因为劳动供给的增加而抑制了工资上涨。为什么只要放任不管，每个人就都能变得更好？ 35 《资本主义与自由》就是一部利用经济学基本概念打造的用来解释和回答这个问题的实操性手册。从风格上来说，这就是卢诺所期望的美国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其乐观主义和实用主义与哈耶克原本晦暗的哲学语调形成了对比。
《资本主义与自由》的成功使弗里德曼很快成为公众人物。自1966 年开始，他就在《新闻周刊》上撰写深受读者欢迎的专栏，把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应用到从货币政策到起草针对毒品的法案等广泛议题之中。1980 年，弗里德曼在一个名为《自由选择》的 10 集电视节目中赢得了更多的观众。该节目的第一集《市场的力量》向观众讲授了经济学原理课的实质：价格是如何通过买卖双方自愿的交易实现供求匹配以及资源最优配置的。 36 其他几集将这些工具应用到了现代社会的不同方面，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工会以及消费者保护。在每一个案例中，人们得到的启示都是相同的：只要政府停止干预，竞争性市场就会产生理想的结果。电视是一种昂贵的媒体，但在此之后，许多组织，包括基金会、企业和商业机构，都乐意出资支持弗里德曼抨击大政府自由主义。 37 这一电视节目的内容被结集成书，造成了很大影响，在出版的第一年就卖了 40 万册。 38
为经济原理主义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绝不仅仅是米塞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该学派以芝加哥大学命名，因为这一派经济学家中的很多人都在此地教书）的核心人物，这些经济学家实际上把价格和激励的逻辑运用到了人类经验的所有领域。举几个例子，加里·贝克尔用经济学的范式描述家庭成员的相互作用；乔治·施蒂格勒展示了产业集团、立法者和官僚机构的激励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使得商业有能力获取对自身有利的管制性政策的；理查德·波斯纳用经济学的范式重新审视了法律中的诸多领域，包括合同、侵权和反托拉斯。总的来说，他们把经济学原理课上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转化成了简单而有力的思想武器，用来攻击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这正是众多商业组织和有钱人想要的武器。
实干者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类人的论证，单就内容来说，并不能传达给数以百万计的人，更不能重塑美国人谈论政治和政策的方式。可是对他们而言幸运的一点在于，他们的观点被吸收、重新包装并由一个组织网络重新发送—这些组织经常由心怀私利的个人或公司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利用竞争性市场概念对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进行批评的智库为数不多，水平也相当一般。随着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思想渗入保守运动的主流，他们得到了大量机构的支援，包括智库、学术研究中心、贸易协会以及政治主张团体。在与媒体、政治家和公众进行交流时，这些组织机构十分依赖于经济学原理课中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相较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把经济原理主义传播给了更多听众。
FEE是最早支持经济原理主义的智库之一。该组织成立于1946 年，由伦纳德·里德领导，获得了商界巨子以及包括爱迪生公司、美国钢铁、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等美国大型公司的资助。里德十分仰慕米塞斯和哈耶克，两人在FEE成立早期都和该基金会有联系，而且FEE还资助米塞斯在纽约大学获得了教职。 39 智库的设想是，如果人们能够理解经济学，那么他们就能够洞悉罗斯福新政的愚蠢。智库的任务是教给商人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及其在政治中的运用，按照里德的话来说，“给予自由天堂一座思想上的灯塔，或许能够把人们从社会主义的错误汪洋中吸引过来”。 40 FEE资助了许多论证经济事务应该交给市场解决的论文、手册和书籍并加快其传播。举个例子，在《是屋顶还是天花板》中，弗里德曼和乔治·施蒂格勒论证了租赁管制通过扭曲供求之间的核心关系减少了人们买得起的房屋供给。 41 通过自身的努力，FEE把竞争性市场模型及其政治应用介绍给了众多未来的社会活动家以及保守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在FEE关注经济学教育的同时，AEI（美国企业协会）成为保守政策智库的典范。AEI成立于 1943 年，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弗里德曼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就是这个组织的顾问。 42 AEI把抽象的概念转换成具体的政策立场并对提案进行分析，这些提案现在已经变成了华盛顿高层智库的主要内容。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AEI发布了一系列小册子，最终完成了“国家经济问题”丛编，反对政府以任何形式对经济进行干预。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AEI为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员提供立法分析，在意识形态准则和实际政策制定之间的鸿沟上搭建起了桥梁。在当时，美国 50 个最大的产业公司中有一半以上是AEI的捐助者；到 1980 年，AEI有超过600 个机构捐助者，其中包括几个大型的保守主义基金会。 43 现在，AEI依然保有持续不断的研究来源、国会证词，并且还在不断发布竞争性市场优于多种形式的政府干预的文章，其抨击范围从最低工资到奥巴马医改和金融管制。
随着保守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壮大，智库也迅速发展并占领了每一个潜在的有利可图的思想市场。成立于 1973 年的遗产基金会，是一个更激进也更有目的性的后起之秀。遗产基金会把服务于自由市场的经济案例作为自己的核心工作。在成立初年，它就呼吁自主择校、移除最低工资限制以及大幅降低边际税率。 44 卡托研究所成立于 1977 年，尽管其社会和对外政策立场在保守主义者中同样受到欢迎，但总体上更加关注经济政策。卡托研究所最初以提议社会保障私有化为标志，这个问题起初只是政治争论中一个极度边缘化的话题，最终成为小布什总统第二个任期内的中心议题。 45 曼哈顿研究院同样成立于20 世纪 70 年代末，聚焦于“对‘自由市场的力量与低税收终将带来繁荣’的信仰”。 46 它不断支持私人市场自由选择的政策，无论这些政策是为了教育儿童、分配公共服务还是帮助贫困者。上述组织以及其他类似组织都是由富有的家族基金会和公司形成的网络支持建立的：遗产基金会最初由来自啤酒大亨库尔斯家族的约瑟夫·库尔斯资助，卡托研究所的金主是科赫家族，而曼哈顿研究院则是由安东尼·费希尔提供资金。费希尔是一个英国商人，在早年和哈耶克的会面中受到启发而开始在观念上进行投资。每个智库都会很快被许多其他志同道合的捐助者支持。 47
支持上述智库的公司和基金会的执行官还想建立一些学术机构，一方面能够推进对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也为标榜自由的美国学术界提供某种平衡。他们最伟大的成功就是促动了“芝加哥学派”的形成，其中沃尔克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该基金会为弗里德曼和他的盟友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与法学院长期占据支配地位提供了支持，方便他们致力于证明竞争性市场优越性的原创研究。除此之外，保守主义的资助者也在顶尖学术型大学里设立了独特的研究机构。奥林基金会和J .霍华德·皮尤自由主义托拉斯成立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美国商业研究中心，主任是默里·魏登鲍姆，他曾经是里根时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首席顾问，该中心的研究宗旨就是持之以恒地批评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管制。 48 来自科赫家族的资金资助了乔治梅森大学、特洛伊大学、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学术中心，它们每一个都致力于研究竞争性市场准则。以特洛伊大学的曼纽尔·H. 约翰逊政治经济学中心为例，它“承诺改进我们对于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促进繁荣方面所扮演角色的理解”。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经济系的操作颇具争议，因为它赋予了基金会审查其所赞助的教授职位候选人的权力。 49 这些投资推动了若干新的研究，继续论证市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方法，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学习经济学原理课并使用模型去解释社会现实。
经济原理主义对法学领域的渗透尤为成功。这种渗透从阿隆·迪雷克托开始，迪雷克托是由沃尔克基金会引荐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的。讲授法和经济学的教授们运用经济学原理的各种概念，重新思考了法学领域的诸多问题。这种将经济学原理引入法律法规的理念，或者说法律应当为经济目的服务的思想，通过芝加哥大学出版的《法和经济学杂志》在法学界传播，该杂志的工作人员由沃尔克基金会资助。圭多·卡拉布雷西和理查德·波斯纳是这个领域的顶尖权威教授。 50 波斯纳在其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论述了涉及面极广的法学问题，用丹尼尔·罗杰斯的话来说，得到的结论就是“以经济人的价格标准衡量，在每一个案例中，公平的结果都会有损于最大化的社会总财富”。 51 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迪雷克托的亨利·曼内，则开设了“法学教授经济学协会”系列课程，有 10 家企业赞助了该课程。曼内后来建立了法和经济学中心，该中心很大程度上是由关心政府管制发展程度的企业建立的，经营着“联邦法官经济学学院”这一项目，迄今为止为数千名法官提供了为期两周的经济学课程，一度有超过 40%的联邦法务人员学习了该课程。 52
这些投资获得了十分可观的回报。奥林基金会的一份报告记述：“抓住一切机会让每一个略懂法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法官进一步熟悉法和经济学是至关重要的。” 53 道格拉斯·金斯伯格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法律，之后参与了“法学教授经济学协会”课程，（根据曼内所说，）这使他确信了法和经济学的重要性。 54 金斯伯格后来成为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大法官，该法院曾因过分利用联邦管制干预经济基础而闻名。理查德·波斯纳和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另一个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共同成为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在这个平台上，他们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重新修订了许多领域的法律。经济学基本概念同样重新塑造了法学授课的方式，尤其是在合同、侵权以及反垄断方面。
这些智库和学术研究机构里诞生了为数众多的研究者、白皮书及论著，解释为何只通过供求治理的市场机制就可以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按照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绘制的蓝图，这些机构输出了类型广泛的知识产品，包括研究论文、供联邦法官讨论用的国会纪要文件等。他们的工作为时政评论员和政治家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借此批评罗斯福新政及其衣钵继承者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之类的政策。他们也基于私营部门企业和市场激励提供了汗牛充栋的政策提案。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工作的重心是指向政策专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是公众。
推波助澜者
随着政治精英转向凯恩斯主义，一些商人和知识分子企图直接把竞争性市场的理念传播给普罗大众。被普遍存在的累进税、社会保险以及福利项目弄得焦头烂额的企业，总结出了“美国人就是不懂经济学”这一结论—然后开始教育他们。记者亨利·黑兹利特在他 1946 年出版的《一课经济学》序言中宣称：“这本书对经济学中存在的谬误进行了分析，这些谬误如此流行，以至几乎成为新的教条。” 55 相隔 25 年之后，时任尼克松政府财长的威廉·西蒙因为大政府和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弊病而指责“美国人对经济的无知”。 56 1972 年，百事可乐公司CEO认定年轻人中“对经济的无知”是对于商界和资本主义最根本性的威胁。 57 现在，时政评论员仍然由于他们反对的政策继续流行而指责人们对经济学不够熟悉；在 2016 年总统初选期间，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在《华尔街周刊》上总结，00 后只支持桑德斯和特朗普，因为这一代“对经济学一无所知”。 58
几十年来，企业和商业组织尝试着通过教授美国人基本的经济学来解决问题。“商业经济学和哲学的事情需要被讲出来，”美国制造业协会的一位执行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后就这么说，“用简单易懂的、不断重复的、不添油加醋也不扭曲内容的方式传播给广大民众。”诸如强生、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杜邦、西屋电气、美国钢铁以及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公司创造并分享了经济学的教材资料，吸引数百万工人成为读者。它们的主题是利润动机、个体主创性以及竞争性市场相对于政府干预的优越性。 59 大企业也走出了厂房车间，站到了面对公众的大舞台上。20 世纪 40 年代末，美国制造业协会为标榜“利润乃物质生活进步之驱动因素”的广告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个体公司通过经营纸质出版物、广播以及电视广告，在强调自己对社区的贡献的同时，强调自由市场、竞争和利润的重要性。 60 几十年之后，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仅仅是众多相同主题书籍中更为成功的一本。现在，相同的战役在互联网上仍然持续着。2016 年，FEE推动了“经济认知能力”网络测试。正如金融评论员马修·克莱因所指出的，很多问题“要么本身就是错的，要么就是具有严重误导倾向”，这通常是因为这些问题出自经济学原理课上的模型，但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模型往往无法准确地解释现实世界。 61
美国的企业还试图把打上它们烙印的经济学直接嵌入院校的课堂中。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商业组织和企业集团直接培养任课教师，在公司所在地招待数以十万计的教师，并向学校提供教学手册、教学用具以及能够向数百万学生播放的影片。FEE也创办了一个类似的奖金项目，将年轻教授与大公司匹配，以使学术界和商界熟悉起来，让商界人士懂得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商业协会派演说者前往校园解释“生活中的经济现实”，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这些项目每年能影响到成百上千的学生。美国制造业协会和AEF（美国经济基金会）为学校课堂设计了经济学课程，并且训练老师教授这些课程；到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超过 12%的中学接受了AEF的项目。 62 随着保守主义运动发展壮大，把经济学搬到课堂上的努力也进一步加强。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商业联合会把“美国年轻人的经济学”课程配送给了 12 000 所学校。在同一时期，超过 20 个州通过了将经济学作为高中必修课程的法律。20 世纪 80 年代，由库尔斯啤酒、陶氏化学、沃尔玛以及其他公司支持的学生团体“自由企业学生”，甚至把《自由选择》这本书改写成了适合小学生阅读的短篇文集。 63
除了教育项目外，另一种接触普通人的方法就是通过媒体，即报纸、杂志、电台广播和电视节目等，塑造公众对现实重要问题的看法。哈耶克、弗里德曼以及一些其他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在传播自身观点方面成效卓著，《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选择》都赢得了巨大的市场反响。与此同时，有影响力的媒体人物将经济学家的观点提炼为更容易理解的内容，以使大众知晓。
亨利·黑兹利特是帮助哈耶克出名的《纽约时报》的编辑，是秉持经济原理主义世界观的早期且有影响力的普及者，也是朝圣山学社的一员以及FEE的第一批执行官之一。他的《一课经济学》可读性很强，是将经济学作为解释工具的最佳导论。其“一堂课”也就是所谓的无意识的结果：“经济学的艺术不仅包括考虑法案和政策的短期影响，而且要考查它们的长期影响。” 64 例如，黑兹利特批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减少了生产量，对特定行业进行补贴相当于把资源投进了收益低的部门，最低工资相当于创造失业。他认为，这些政策的全部失误都来源于不能正确理解价格机制。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相呼应，黑兹利特写道：“价格机制被严重低估了，只有价格机制能够解决‘成千上万种产品和服务根据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被生产多少’这一复杂问题。” 65 黑兹利特对经济学简洁而有力的描绘极富煽动性。该书从出版之日起卖出了超过 100 万册，之后黑兹利特将其内容转载到了由他担任编辑的《自由者》杂志中，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自由主义领域的重要期刊，同样的内容在其《新闻周刊》的专栏里重复了 20 年。
小威廉·F. 巴克利并不是一位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在其创造的精神财富中也排不上前列。1955 年，他创立《国民评论》杂志的时候，动用了自己家族做石油生意赚的钱，也得到了来自林德和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的资助。巴克利的目的是形成一个统一的保守主义运动，把反共产主义者、传统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者联合在一起。 66 巴克利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因为他通过谈判让意识形态成分不同的团体形成了联盟，组成了美国保守主义者阵营。 67 在这个过程中，他使竞争市场原则成为各种派别的保守主义者的通用工作辞令。
在经济问题上，巴克利追随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步伐（弗里德曼是巴克利的好朋友 68 ）。在 1951 年出版的《耶鲁的上帝与人》一书中，巴克利把自己描述成“承认经典学说的正确，即最优的调节（私有产权、在私有制下为了利润而生产，以及由完全自由竞争市场进行调节）不仅能带来最大限度的繁荣，而且能带来最大限度的自由”。他继续写道：“因此我认为，任何经济体如果违反上述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容就肯定是不健全的。”《国民评论》成立准则中有这样一条：“竞争性价格体系对于自由和物质进步是不可缺少的。”在他 1959 年出版的《从自由主义中上升》一书的总结部分，巴克利否定了想要对竞争性市场进行小修小补的行为：“如果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在有市场机制的条件下，那么市场的机制就会失灵。”相反，我们应该：
让每个人对更多的商品、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多的休闲的欲望，通过个体与市场的接触、私立学校的发展以及各种经济和慈善活动而得到满足……以最自然的形式。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