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禄源于有功
社会将奖励那些通过自身活动满足社会所需的人，因而人们的薪水可以大体衡量其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
——瑞·达利欧，2011 年 1
在一个富裕的工业化社会里，大多数人都随身携带超级电脑，你所要的任何东西几乎都可以在第二天出现在家门口，由此看来，有工作的人似乎不可能生活在贫困之中。然而，在美国，仍有 1 000 多万贫困劳动者，他们的家庭收入还处于贫困线之下。如果你环顾身边的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了。在美国，最常见的两种职业是零售销售人员和收银员。有 800 万人从事这两种工作中的一种，通常工资为每小时 9~10 美元。 2 靠这么微薄的工资是很难维持生计的。几年前，有爆料称，麦当劳内部援助热线建议，即使是全职的餐厅员工也要申请各式各样的公共救助。这一度令麦当劳十分难堪。 3
大量贫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许多劳动者根本挣不了多少钱。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企业必须支付的最低工资很低：2016 年美国的最低工资仅为每小时 7.25 美元（尽管在某些州和城市，最低工资水平会高些）。按照这个工资水平，一个人全职工作一整年不休息，约可以挣 15 000 美元—这对一个两口之家而言尚处于贫困线以下，就更不用说一个四口之家了。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已经有资格领取食品券了，并且在大多数州，他们还能得到医疗补助。经通货膨胀调整后，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与 20 世纪 60—70 年代大致相同，尽管在此期间平均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 4 美国目前的最低工资水平（占其平均工资的比例）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是最低的，这是今天美国社会不平等程度加剧的重要原因。 5 乍一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似乎是消除贫困的好方法。
最低价格问题
根据经济原理主义的观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消除贫困的好方法。一组供求曲线就能证明，提高最低工资的策略会增加失业并正好伤害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低收入劳动者。论证是这样的：就像任何产品或服务一样，市场中存在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供给方是工人，需求方是雇主，劳动力的价格是工资。供给曲线向上倾斜，是因为如果你支付他们更多的工资，他们就会工作更长时间，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先考虑人们为什么要工作。根据经济学原理课上的内容，我们所有行动的目标都是增加我们的效用—健康、满足、幸福或类似的东西。在决定是否要多工作一个小时时，你实际上在权衡从工资中获得的效用（以及你用这些工资可以购买的东西）和从一个小时的休闲时间中获得的效用的高低，比如你可能会用这一个小时陪你的孩子玩儿、观看最新一集的《权力的游戏》或读这本书。工资率越高，意味着你能买的东西越多，从这些东西中得到的效用就越多，工作相对于休闲就越有吸引力。 [1]
需求曲线向下倾斜，是因为在较高的工资水平下，雇主并不希望雇用那么多工人。有些公司也许能用机器代替工人（以资本代替劳动力），但其他公司可能会缩减运营规模，甚至选择停业。与任何市场一样，自然价格（即均衡价格，在图 4–1中是每小时 6 美元）恰好是供给与需求相等时的价格，即在每小时 6 美元的工资水平上，愿意接受工作的人数等于此时市场提供的工作岗位的数量。供求曲线交点左侧的人（那些愿意以每小时 6 美元或低于每小时 6 美元工作的人）都有工作。交点右侧的人只有得到超过每小时 6 美元的工资，才乐意放弃一个小时的休闲时间，因此他们失业了，但这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因为相比得到 6 美元的工资，他们更乐于拥有这一个小时的休闲时间。如果其中一个人要找份工作，那么社会实际上会变得更糟：要么那个人的收入会低于其对自己的时间估值，要么雇主要支付超过其工作价值的工资。因此，自然价格下实现的供需均衡提供了所有可能情形中的最佳情形。
图 4–1 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最低工资破坏了这种和谐的平衡，因为它为劳动力市场设定了价格底线。如果最低工资低于自然工资，市场就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如果最低工资高于自然工资（例如每小时 7.25美元），那么将如图 4–2 所示，它会带来市场的扭曲。相较于工资为每小时 6 美元的情形，当工资被设定为每小时 7.25 美元的时候，市场中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寻找工作，但公司想雇用的员工数量变少了。结果是出现更多的失业人口。仍处于工作岗位上的人会生活得更好，因为完成相同的工作，他们将获得更高的报酬，他们所额外得到的部分恰恰等于雇主所额外损失的部分。但整个社会因此变得更糟。图 4–2 中代表“价值损失”的阴影小三角形表示，相较于供需平衡时劳动力供需双方都获益的情形，在设定最低工资的背景下，这部分劳动力市场将无法达成交易，即有些工人愿意以低于每小时 6 美元的工资从事的工作和有些公司愿意支付超过每小时 6 美元工资的工作消失了。在一个有着最低工资的世界里，这些工作以及它们本来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都消失了。威廉·鲍莫尔和艾伦·布林德在他们的教科书中提到，最低工资是一项“阻止买卖双方进行互惠交易”的法律，因此“一个愿意工作的工人将因为‘过低’的工资待遇而被迫继续失业”。 6
图 4–2 最低工资的影响
长久以来，最低工资就是经济原理主义中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问题。亨利·黑兹利特在《一课经济学》中写道：“为了消除低工资，你选择了失业。你伤害了所有周围的人，但没有相应的补偿。”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颇为自负地将最低工资描述为“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其效果恰恰与想要帮助贫困者的想法相反”。因为雇主不会付给任何人比其工作价值更多的钱，他继续说道：“最低工资法的效果显然是增加贫困。”万尼斯基在《世界运行之道》中同样总结道：“最低工资的每一次提高都会导致实际产出的下降和就业的减少。”在 1980 年的竞选游行中，里根说：“自大萧条以来，最低工资造成的痛苦和失业比任何东西都多。” 7 几十年来，卡托研究所、遗产基金会和曼哈顿研究院一直在旗帜鲜明地抨击最低工资，始终强调从经济学原理课中学到的关键结论：工资上涨导致雇主削减工作岗位。 8
在目前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环境中，最低工资是政治辩论的核心议题。加州、纽约市和西雅图都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 美元，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呼吁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 10.10 美元。一群评论员则提醒我们在经济学原理课上所学过的内容。在《华尔街日报》上，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解释说：“如果某种东西（包括劳动力）的价格上升了，人们买的就少了。因此，诸如最低工资法等政府干预的做法会降低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蒂姆·沃斯托尔在为《福布斯》撰文时提供了一个数学证明：“工资成本降低几千美元可以增加就业。显然，假如工资成本提高 4 倍或 5 倍，那将会产生显著的失业效应。由此可得：每小时 15 美元的最低工资将毁掉许多工作。”（接着对于那些支持提高最低工资的理论论据，他说：“恐怕我得说我真的不相信这些论点。”）就职于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国民评论》的乔纳·戈德堡则补充说：“对于使用享受低工资的非熟练劳工的企业，最低工资与征税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经济学家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假如你对某样东西征税，你得到的就更少了。” 9
[1] 需求函数最初是建立在效用理论基础上的。雪铲的需求曲线表明，对于每一个价格，有多少人从雪铲中获得的效用要高于他们用相同金钱购买其他商品所带来的效用。
现实世界的情况
然而，最低工资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远不如这些言论描述的那么明显。从历史经验来看，最低工资与失业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后，联邦最低工资在1967—1969 年最高，当时失业率低于 4%（这是历史上的低水平）。 10 当真正的经济学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们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结果。1994 年，戴维·卡德和艾伦·克鲁格通过比较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边境的快餐店，评估了新泽西州最低工资上升的影响。他们总结道：“这与教科书模型的主流预测相反……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表明新泽西州最低工资的上涨减少了该州快餐店就业的证据。” 11
卡德和克鲁格的发现受到数十项实证研究的激烈质疑。时至今日，辩论双方都可以援引支持他们立场的论文，也可以列出不赞同对方结论的学术研究综述。长期反对最低工资的经济学家戴维·诺伊马克和威廉·瓦舍尔在 2006 年回顾了 100 多篇实证论文。尽管这些研究的结果各异，但他们的结论是，“多数的证据”表明，更高的最低工资确实增加了失业。此外，最近的元分析（将多项分析的结果汇总在一起）发现，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 12 在过去几年中，新一轮的复杂分析通过对比邻近县之间就业水平的变化，也发现“最低工资上涨有明显的收入效应，但对就业的影响很小”。（也就是说，就业岗位的数量保持不变，工人也能挣到更多的钱。）显然，诺伊马克和瓦舍尔对这种方法颇有质疑。 13 整个经济学界在这个话题上各执一词：2013 年，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向一个由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发放问卷，询问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 9 美元是否会“使低技能工人找到工作的难度明显增大”时，答案大相径庭。 14
提高最低工资可能不会增加失业率的观点，与经济学原理课上的结论是不一致的。根据教科书的说法，如果某物（在这种情况下是劳动力）变得更加昂贵，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是企业）购买的数量就会更少。但是，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释现实世界为何表现得如此不可预测。尽管标准模型表明，如果工资增加，那么雇主将用机器代替工人，但并不是每个公司都能以合理的成本获得额外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小雇主的灵活性尤其有限，在他们所处的规模上，他们可能无法用更少的工人来维持他们的运营。（想象一下本地的复印店：无论复印机有多快，你仍然需要一个人与客户打交道。）因此，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提高，那么仍有一些公司无法裁员。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大雇主可能有足够的市场力量，通常的供求模式并不适用于他们。他们可以通过雇用更少的工人（只雇用那些愿意为低工资工作的人）来降低工资水平；也有一种可能，最低工资迫使他们支付更多薪酬，为了保持盈利，他们反而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
在上述例子中，更高的最低工资水平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但许多公司可以通过提高价格将这些增加的成本转移给消费者，因为它们所服务的大多数消费者并不贫困，所以净效应是由高收入家庭向低收入家庭的货币转移。此外，支付更多工资的公司往往受益于更高的员工生产水平，这抵消了劳动力成本的增长。 [1] 在对实证研究进行回顾时，贾斯廷·沃尔弗斯和扬·济林斯基找出了几个更高工资会提高生产率的原因：更高的工资能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能吸引高技能人才，减少员工流失，降低招聘和培训成本，等等。如果辞职的人少了，那么因跳槽而失业的人数也会减少。 15 更高的最低工资激励更多的人加入劳动大军，进而增加了就业和产出。 [2] 最终，更高的工资提高了工人的消费能力。由于贫困者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相对较高，因此较高的最低工资可以促进整体经济活动，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产生更多的工作。所有这些因素都将使经济学原理课中教授的二维图复杂化，而且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更高的最低工资并不一定会使人们失业。 16 供需关系图是考虑最低工资时的一个良好的概念起点，但就其本身来说，在我们更为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它的预测价值是有限的。
即使提高最低工资确实导致一些人失业，这个损失也会被其他低收入工人增加收入的利益抵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项研究估计，每小时 10.10 美元的最低工资将减少 50 万个工作岗位，但会增加大多数贫困家庭的收入，使 90 万人脱离贫困。类似地，经济学家阿林德拉吉特·杜贝最近的一篇论文发现，最低工资提高 10%将可以减少 2%~3%的贫困家庭数量。 17 部分参与 2013 年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调查投票的经济学家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是个好主意，因为它对就业的潜在影响将被那些仍能够找到工作的人所获得的收益抵消。 18 提高最低工资还将缩小低收入工人和高收入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从而降低不平等的程度。 19
简言之，是否应该提高（或取消）最低工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经济学研究很难对此做出分析，争论往往转向复杂的计量经济学细节问题。最低工资的任何变化都会对不同人群产生不同的影响，也应当与那些可能有利于贫困工人的政策进行比较，比如弗里德曼推崇的负所得税（一种给低收入家庭的现金补助，类似于今天的所得税抵免），或者哈耶克假设的最低收入保障。 20
然而，当话题上升到国家层面时，经济原理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就只有轻率的言论和全盘的否定：想要提高最低工资的人只是不懂经济学（尽管按这个标准来看，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不懂经济学 21 ）。许多政治人物不断重复经济原理主义的中心论点，声称自己心中只考虑贫困者的最大利益。在2016 年的总统竞选中，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反对提高最低工资，因为公司会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我担心人民的工资将下降到零水平，因为你使他们比机器更昂贵。”参议员特德·克鲁兹也代表贫困者补充道：“最低工资总是伤害到最脆弱的人。”参议员兰德·保罗解释说：“当（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工资时，这就会导致失业。”因为它减少了公司能够雇用的员工数量。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同样援引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内容，说工资应该交给“私营部门”决定，比如像沃尔玛这样的公司，让它们“根据供求关系而提高工资”。对国会议员保罗·瑞安来说，提高最低工资是“糟糕的经济学”，“会因提高劳动力价格而损害经济”。 22
这种认为最低工资会伤害贫困者的信念是经济原理主义在实践层面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模型和研究，对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当涉及公众辩论时，一个特定模型的具体结果会被当作无懈可击的经济定理展示出来。（相比之下，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政客往往回避经济模型，而是在公平或扶贫济弱方面据理力争。）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经济学导论课上的竞争市场模型简单、清晰且好记。但这种情况在有一个大的利益集团（比如那些严重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企业）希望将最低工资维持在低水平时也会发生。
在反对最低工资的宣传和公关活动（包括许多重复供需基本理论的专栏文章）的背后，餐饮业一直充当主力军的角色。 23 例如，一家餐饮公司的CEO在《华尔街日报》上解释道：“每个零售商都处于盈利的位置，但仅仅是在边际上。人工成本的增加会将这些商店推到盈利线以下并让其产生亏损。当出现这种情形时，那些希望保持竞争力的公司就将关闭它们。”结果是“大幅提高最低工资会摧毁工作岗位，伤害本来想帮助的美国工人阶级”。 24 然而，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研究者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他们稍微提高工人的薪酬时，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会影响餐馆的数量或雇用的人数，这与餐饮行业的极端预测相反。 25 由于关门的餐馆数量并没有增加，这意味着提高最低工资会削减超额利润—超出维持营业所必需的利润。或者，正如金融评论员巴里·里特霍尔茨所说，“提高最低工资实现了从股东和特许经营者到领取最低工资工人之间的财富转移”。 26 但是，行业高管没有抱怨最低工资会减少他们的利润，而是抛出了经济学原理中一个对他们有利的简单解释来做掩护。事实上，这些争论恰恰印证了经济原理主义的历史影响。曾几何时，影响工人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主要议题是工会化。20 世纪 50 年代，大约每三个工人中有一个是工会成员。 27 当然，工会是经济原理主义早期经常抨击的对象。哈耶克认为，工会对工人和社会整体都是不利的；对工人而言，“从长远来看，工会不可能将所有希望工作的人的实际工资提高到超过由自由市场所达到的水平”；对社会而言，“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供给实施有效垄断，工会将阻止竞争机制发挥资源分配的有效调节器的作用”。对弗里德曼来说，工会“通过扭曲劳动的使用来伤害公众和所有工人”，同时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平等程度。 28 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就越发能容忍美国劳工阶层成分的变化、州立劳动权利法和雇主激进的反工会策略，所有这些都导致工会化水平长期、缓慢下降。到 2015 年，只有 12%的工薪阶层是工会成员—在私营部门，这一比例甚至不到 7%。 29 中低收入工人的议价能力下降，是其工资跟不上整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社会学家布鲁斯·韦斯顿和杰克·罗森菲尔德的分析，1973—2007 年，不平等的加剧有 1/5~1/3 要归因于工会的衰落。 30
随着工会逐渐成为遥远的记忆，联邦最低工资法已成为支撑低收入工人工资的最后希望。通过从低工资工作的现实中抽象出一个崭新的由供求“法则”支配的世界，经济原理主义的世界观再次成为雇主的“帮凶”。正如参议员保罗所说，“这是一个经济学观点。这是应该以理性而非感性的方式完成的事情”。 31 也许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这种言辞听起来比为企业和企业老板站台而获得他们的资助的说辞要好。为了维系美国餐馆和酒店廉价劳动力的供给，经济原理主义既是一种有效的辩论工具，也是一种将注意力从实际问题转移开的方法。
[1] 理论上，如果厂商知道更高的工资会提高生产率的话，就会支付更高的工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厂商并不是全知全能的。
[2] 标准模型认为，如果有人在更高的最低工资水平上可以找到工作，那么最低工资水平降低时，这些人还是能够找到相同的支付同样工资的工作。但是人们并不一定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边际产出。
社会顶层的视角
工人阶级的工资停滞不前只是造成美国目前惊人不平等程度（最顶层 0.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后 90%人口所拥有的总和）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富人越来越富有了。高层劳动力报酬的迅速增加是近几十年来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自 2010 年以来，美国收入最高的 0.1%家庭的收入平均占美国总收入的 10%以上，而 20 世纪 70 年代的这个数字不到 3%。 32 这种收入的暴涨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超级明星群体：企业高管（特别是CEO）、金融专业人士（特别是基金经理），以及上市公司的创始人。
自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大型公司CEO的平均总薪酬（包括薪酬、奖金、股票奖励和其他福利）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增长了 900%以上，达到了每年 1 500 万美元，而一线员工的工资仅增长了 10%。在 20 世纪 50 年代，大公司CEO的年薪相当于普通工人的 20 倍；但今天，他们的年薪相当于普通工人平均水平的 200 倍。 33 精英顶层能够获得天文数字般的报酬。例如，罗伯特·纳尔代利在家得宝工作了 6 年，尽管任期内公司的股价并不怎么样（其间，市场还经历了一次房地产热潮），但他仍旧获得了超过 1.2 亿美元的薪酬，在 2007 年辞职时又得到了 2.1 亿美元的解约补偿金。 34 然而，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明星经理相比，CEO的薪酬显然不值一提。2014 年（经济不算特别好的年份），25 位基金经理每人的收入至少是 1.75亿美元，其中有 3 人的收入超过 10 亿美元。 35 科技初创公司也有一定比例的亿万富翁：美国 11 位最富有的人中，就包括微软、甲骨文、亚马逊、脸书、彭博社和谷歌的创始人。 36
以往美国总是为这些超级明星喝彩，并把富人偶像化。然而，现在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看法已经深入人心。 [1] 如果一个管理财富的人可以获得超过 10 亿美元的年薪，那么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1] 即便对根本就不知道美国变得有多不平等的大多数人而言也是如此。平均而言，美国人认为最富有的前 20%人口占有了总财富的 59%，但实际上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比这个数字多得多。 37
工资=生产力
当然，或许并非如标题所说，工资和生产力之间也有可能不画等号。根据经济原理主义的原则，超高的薪水总是公正合理的，因为给那些挣大钱的人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请记住，劳动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假设工厂工人的市场工资是每小时20 美元，如果制造公司再雇用一个人能够使每小时增加的产出价值 20 美元以上，那么它将再雇用一个工人。相反，如果公司解雇一个工人会使每小时减少的产出的价值不到 20 美元，那么它就会解雇一个工人。公司将调整工人数量，直到增加或减少一个人后每小时相应增加或减少的产出的价值正好是 20美元。此时，工人的工资等于他们的边际产出，也就是每个人为公司贡献的价值。用亨利·黑兹利特的话说，“（一个独立工人）生产得越多，对消费者而言，他的努力就越有价值，因此对雇主也越有价值。他对雇主的价值越高，他得到的报酬就越多”。 38
工厂工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这些原则适用于任何种类的员工。普遍规则是工人会获得相当于他们边际产出的价值。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公司就会通过雇用或解雇工人来保证自己获得更高的收益。所以，如果高盛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在 2014 年挣了 2 400 万美元，那就是因为他对公司而言值2 400 万美元。 39 简言之，在这个所有可能性中最公平的世界里，你的所得是基于你的技能水平、努力程度以及生产能力的。
经济原理主义为赢家通吃的报酬体系提供了完美的辩护—至少从赢家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经济学原理课中的竞争市场模型将不平等解释为一个报酬由劳动力自由交换系统决定的必然结果，从而使不平等合理化。同时，它鼓吹不平等的结果是所有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途径中最好的那个。人们得到的一定是与其产出价值相等的工资。如果他们的工资过高，劳动力成本就会太高，企业就会削减生产；如果他们的工资过低，他们就会少工作，多花些时间来休闲。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总结了这一关键原则：“为了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支付与产出价值对等的报酬是必要的。” 40
因此，每当人们提出高管薪酬是否过高的质疑时，比如说，迈克尔·奥维茨刚刚工作一年多就被解雇，他是否值得迪士尼公司派发 1.4 亿美元的“分手费”呢？ 41 经济原理主义的拥护者会提醒我们这是符合基本供求规律的。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社论，CEO的薪酬并不高，因为它是由市场决定的，反对者只是“嫉妒CEO”。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之后，卡托研究所的马克·卡拉布里亚认为，高管薪酬“仅仅是反映市场过程的有效结果”。在《福布斯》发表的文章中，经济学家杰弗里·多尔夫曼重申，“员工获得的是与他们价值对等的薪酬”。至于高管，“CEO的薪酬可能太高，也可能不高，除非有人将他们的薪酬与他们为公司带来的边际利润进行比较，否则，我们将没有答案”。自由派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声称，CEO和电影明星一样挣“巨额工资”，是因为“这些明星的收入与他们创造的利润相比，仍然很少”。 42 前参议员菲尔·格拉姆更是接受这一逻辑。他在谈到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退休、拿到 1.58 亿美元离职补偿金的埃德·惠特克时说：“如果真的有工人被剥削的话……那就是这个为公司增加了数十亿美元价值的人。他被剥削了。这太不人道了。” 43
富人是如何成功的
然而，有关收入等于边际产出的简单原则，与真正理解世界的实际运作方式没有多大关系。对整个经济来说，这个原则并不有效。在美国，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工资的增长紧跟着生产率的增长；然而，自那以后，工资的增长比生产率的增长慢得多。 44 这种分化有力地说明了薪酬水平很可能是由议价能力而非纯粹由生产率决定的。
在管理层中，情况更是如此。认为优秀的CEO有权获得丰厚的回报，是基于“公司的成败取决于一人”的信念—历史学家南希·科恩称之为“英雄史观的商业版本”。实际上，企业经营是一项团队运动：不仅无法量化单个领导者的边际产出，而且很难讲清楚所谓的边际产出。 45 由于没有人知道一个CEO的价值，其薪水取决于说服公司董事会的能力。然而，这很难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谈判。CEO通常一开始就是董事会中最有权势的人。在《财富》500 强企业中，有一半的CEO同时担任董事长。即使没有董事长这个头衔，一个CEO仍然因为其知识、关系以及很难被迅速取代的事实而具有不成比例的影响。一个精明的CEO可以招募盟友，并把他们安置在负责制定薪酬待遇的委员会中；委员会通常基于对类似公司的分析来制定薪酬，特别是那些支付给CEO高薪的公司。委员会总是提议支付不低于类似公司中位数的报酬，因为没有董事会愿意承认其公司领导者的能力低于平均水平。总报酬的某些部分与绩效指标挂钩，但CEO可以鼓励委员会选择容易达到的指标。 46 最后，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当薪酬委员会像往常一样，在一位高薪聘请的顾问的支持下，提出向CEO提供巨额期权奖励时，如果有人此时建议大家再慎重考虑一下，那么这就会像在餐桌上打饱嗝儿那样招人厌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解释得十分精辟：“大公司CEO的薪水不是市场对其成就的奖励，它往往是个人对自己热情态度的褒奖。” 47
与最低工资相似，经济学家们对于CEO的薪酬是否与其为公司创造的价值相关有着严肃的学术争论。“虽然领导者很重要，”正如管理学教授悉尼·芬克尔斯坦所说，“但运气也发挥了难以言说的更重要的作用。”玛丽安娜·伯特兰和塞德希尔·穆来纳森通过 2001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CEO的高薪往往是走了“狗屎运”。例如，他们发现，石油公司的领导者会仅仅因为油价上涨带来的公司利润增加而被支付更多薪水。 48 卢西恩·别布丘克和他的几位合作者认为，付给CEO最多工资的公司的管理状况很差，而且总体利润也不比其他公司高。然而，其他经济学家却为CEO的薪酬进行了辩护。史蒂文·卡普兰和乔舒亚·劳发现，CEO的变现报酬（他们卖掉所有股票后能得到的财富）在公司股票表现最好的时候达到最高值，而且报酬水平与他们所在的行业相关。卡普兰也认为董事会实际上在解雇表现不佳的领导者方面做得很好，高薪只是“人才市场”中供求关系表现出来的结果。 49
在华尔街，高薪的动因则有所不同，不过薪酬与经营状况之间的联系同样是模糊不清的。许多金融机构都对它们把个人薪酬与边际产出挂钩的行为感到自豪。交易员和投资银行家的奖金基于他们自己交易的盈利能力：用银行家的话来说，就是按劳取酬。但是，由于奖金永远不会是负数，个别员工会因为赌对了而获得巨额回报，也可能因为下错了赌注而让持股者被牢套。我们在 2008 年金融危机达到顶峰时能够观察到这种现象。例如，在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部（美国国际集团的一个部门，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中，30%的利润会进入奖金池。2002—2007 年，CEO约瑟夫·卡萨诺每年至少获得 3 800 万美元。 50 然而，产生这些“利润”的赌注从 2008 年开始变得糟糕无比，最终导致美国国际集团倒闭并被美国政府收购。有了这种薪酬制度，7 位数和 8 位数的奖金支票可能是跑赢市场的奖励，但也可能是一个“狗屎运”的产物—要么刚好赶上好时机，要么在走势变坏之前拿到奖金。
同样的准则也适用于高端资产管理领域，这是金融业最赚钱的部分。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合伙人以“2+20”原则管理其他人的资产—收取投资资产的 2%加上投资回报的 20%。这意味着，如果你管理 100 亿美元并获得 10%的回报（不算差，但这业绩通常也不是特别惊人），你就获得了 4亿美元：2%的总资产是 2 亿美元，另外 2 亿美元来自回报的20%。这笔巨款是客户（基金中的投资者）支付的服务费，因此经济学原理课会说，这一定是对的，否则客户就不会花这个钱了。
华尔街也在演绎着关于运气的经济学：鉴于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一些基金经理的巨额绩效工资只是运气的恩赐。话虽如此，真正的超级巨星，如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詹姆斯·西蒙斯和桥水基金的瑞·达利欧，几十年来都带来了额外的回报。这说明其中或许存在天赋的因素。然而，这些例子并不能证明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个。在前面的例子中，工厂工人的边际产出是每小时 20 美元，因为其创造了 20 美元的价值——工人能将价值 5 美元的原材料转化为售价 25 美元的销售产品（因为它对消费者来说有 25 美元的价值）。但是，在二级证券市场上低买高卖并不能产生数十亿美元可供任何人消费的有形产出。从理论上讲，这种赌博具有经济价值，但我们很难对其效益进行有意义的量化。在某些情况下，有利可图的交易策略可能推动次贷泡沫长期存在，并扩大金融危机的影响 51 ，就像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部不幸赌上了最终在 2008年 9 月冻结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次级贷款。从客户的角度来看，也许明星基金经理确实能帮他们获取不错的收益。然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目前并不能确定这与边际产出之间有什么明确的关系。
在今天的赢家通吃经济中，最近一组赢家包括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杰夫·贝佐斯、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和已故的史蒂夫·乔布斯。他们都是广受推崇的科技巨头，在各自公司所拥有的股票价值数十亿美元。一个公司的股价反映了它在未来所预期获得的利润，而利润无疑是衡量公司为客户创造的价值的一个方法， [1] 所以这些超级创业明星的巨额财富也许是由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决定的。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科技企业家有名望，但他们在经济精英中确属特例，不反映一般性的规则。在 2005 年，大多数收入在前 0.1%的人是企业高管或金融专业人士，只有 3%的人来自技术领域。 52 即使对这些现代“英雄人物”来说，其拥有的财富在反映生产力这一点上也不明显。想想盖茨，他是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也曾是美国首富。他使微软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它的产品包括Windows（视窗操作系统）、Offi ce（办公软件）和InternetExplorer（网页浏览器），但并没有哪一个是在同类产品中率先上市的。微软的成功部分源于盖茨的战略敏锐性。微软在桌面操作系统、办公软件和浏览器领域战胜了对手并占据了市场，几十年来获取了垄断市场中的大部分利润。然而，即使没有盖茨和微软，其他公司也会获得这些利润，某个人也能身家数百亿美元。甲骨文也是如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甲骨文只是众多关系型数据库中的一个；又比如脸书，在它之前有Friendster和Myspace等社交网站。在以网络效应为特征的市场中，拥有大量客户会使你的产品比其他产品更具吸引力，少数赢家往往获得不成比例的回报。
而且，把赢家和陪跑者分开的往往只是运气。在创办公司、实现盈利和公司上市的过程中，很多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即使企业家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成功仍然取决于其公司躲避各种厄运（比如早期客户项目的取消、关键员工的离职、遇上经济衰退等）的能力。考夫曼基金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3%的企业家认为好运是他们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53 科技创业公司的经营有点儿像玩彩票，没有人会声称彩票的收益是由中奖者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尽管根据经济学原理课的劳动力模型，比尔·盖茨的巨大财富一定是他超人般的生产力的结果，但任何熟悉科技世界的人都明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时机、好运和竞争对手的失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质疑这样一个模型—盖茨的工作价值数十亿美元，而现代互联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所做出的贡献则由于其从未建立一个公司而几乎一文不值。
当我们观察富人群体（无论是《财富》500 强中的CEO、华尔街的宇宙主宰，还是硅谷大亨）的时候，就会对经济学原理课能否解释这些人的收入产生怀疑。在每个领域，薪酬与边际产出（某人的工作对社会的价值）仅有间接关系，而且往往取决于运气。（哈耶克非常了解这一点，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写道：“在竞争中，机会和好运在决定不同人的命运时，往往与技巧和远见一样重要。” 54 ）迄今为止，我们仍然不清楚如此巨额的薪酬对于劳动力的最佳配置是不是必要的。根据这个模型，如果公司给员工的薪水低于他们的工作价值，他们就可能会选择做一些价值较低的事。但最富有的高管、基金经理和科技企业家似乎不是这么做决策的；他们已经获得的收入远远超出他们一生中可能的花费，因此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任何职业或者给予他们最大自我满足的休闲活动。那些人之所以继续工作，是因为他们喜欢工作，或者说是因为工作给了他们一种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成就感。
为什么普通人应该关心公司的CEO和基金经理是否真的值几百万美元，而不是几千万美元呢？首先，设计不当的薪酬方案，对支付薪酬的公司和整个经济都是有害的。超额的报酬降低了股东的利润，这个群体不仅包括富人，还包括那些把退休金投资于股市的普通人。此外，与短期目标相关的可以被内部操作的奖励可能会导致高管做出使其奖金最大化而损害公司长远发展的决策。例如，如果公司根据季度业绩对CEO进行评估，那么CEO可能会通过减少研发支出（这些投资通常在几年后才能得到回报）来提高利润。更令人担忧的是，巨额奖金的诱惑是各大金融机构在近些年急切渴望承担风险的原因之一。抵押经纪人的佣金取决于贷给那些股份奖励与其公司股票价格紧密相关的CEO的资金的价值，而人们对这种支付计划的回应是增加交易数额并增加单方面的投注。这种巨大的风险偏好助长了房地产泡沫，同时也决定了当泡沫最终破灭时，一些世界上较大的金融机构随之轰然倒塌。
然而，每当有人认为超额报酬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时，经济原理主义就来捍卫现有秩序。金融危机后，薪酬制度改革似乎是朝着建立更安全的金融体系而迈出的合乎逻辑的一步。可是，一旦涉及政府监管，智囊团和媒体中质疑政府干预的人便强烈反对。例如，遗产基金会的戴维·梅森反对政府干预，理由是市场势力必然阻止超额报酬：“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中，那些向高管支付高于其市场价值的薪酬的公司最终会遭受损失。” 55 《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只通过了几项折中的规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公司需要非控股股东投票批准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并且需要披露CEO和普通工人之间的薪酬比率。这些规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股东的影响力，但不太可能对现行薪酬做法产生太大影响。
对于身处收入分配顶层和底层的人，经济原理主义解释为一切都很好，维持现状就好：提高最低工资只会伤害贫困者，而CEO和基金经理的财富只是他们惊人的生产力的副产品。大学一年级课程所教授的劳动力市场的简单模型（快餐店工人和超级明星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报酬）完美证明了劳工阶层微薄收入和精英阶层超额收入的合理性。根据经济原理主义，极端的收入不平等是自然的，因为它是市场过程的结果；它是最佳的，因为它确保最有效的劳动力分配；它是道德的，因为每个人都得到了应得的报酬。认为社会总体产出应该更平等地被分配的想法，只是怀有善意又缺乏主见的改革者的幻想。
几个世纪以来，谁应该得到什么已经成为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经济原理主义把这个问题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抽象理论领域，为竞争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完美的、无可争议的解决方案。在贵族社会，如 18 世纪的法国或 19 世纪的俄国，富有的贵族把他们的财富归功于出生的运气，他们需要担心无产阶级将来可能发动的暴力革命。相比之下，今天美国的富人们受到了广泛传播的信念的保护，这种信念认为，巨额收入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仅仅是不可避免的经济需要的产物。
[1] 利润是收入和成本之间的差值，所以你可以把利润想象成公司买入一组特定的投入（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等）并把它们加工成对消费者而言有更高价值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