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即一切
为了帮助贫困者和中产阶级，必须降低富人的税率。
——乔治·吉尔德，1981 年 1
沃伦·巴菲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人之一，他需要担负的税率却低于他的秘书。这看起来的确不公平。巴菲特自己就建议对年收入超过 100 万美元的人提高征税税率。 2 对超级富翁征收更多的税，也许会缓解普通百姓停滞不前的工资和明星高管、基金经理以及企业家收入过高所造成的不平等。
从理论上说，美国已经采取了累进税率体系。这意味着富人应该支付比中产阶级更高比例的税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联邦政府对劳动收入所征收的税率高达 39.6%，但对投资所征收的税率则低得多：大部分资本收益（以高于成本价的价格销售某物所获得的利润）和股息（公司向股东支付的现金）的税率最高为 20%。大多数收入还需要缴纳 15.3%的工资税，以向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提供资金，但这种税收只适用于收入不高于 12 万美元的人群，因此它让贫困者比富人做出了更大的牺牲。考虑税收优惠储蓄账户、附加利息，或者异常复杂的避税手段后，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总而言之，尽管许多富人向美国国家税务局付出了高额税收，但像巴菲特这种从投资中赚钱的人很容易支付低于普通劳动者的税率。受到这个例子的启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了“巴菲特规则”：年收入超过 100 万美元的家庭，缴纳的最低税率为 30%。
无谓损失三角形
不幸的是，这只会让每个人都变得更糟糕，至少根据经济学原理课的说法是这样的。经济原理主义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缴纳税收并不是一件好事。你通常可以用供需曲线进行轻松的论证。假设每销售一个雪铲需要缴纳 5 美元的税收，如前所述，没有税收的市场价格是 15 美元，但现在如果你为雪铲花费 15美元，那么卖家在上缴国税局 5 美元的税收后，只剩下了 10美元。此时供给曲线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因为供给者的供给取决于缴税之后实际保留的金额，所以在缴税之后，同一价格下的供给量会减少。如图 5–1 所示，供给曲线向左移动（此时需求曲线没有变化，因为消费者仅关心他们实际支付的价格），市场达到了新的均衡，出现了更高的价格。不幸的是，此时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数量也减少了。
图 5–1 税收的影响
这不再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情形。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之间的整个区域就是“社会福利”（请回顾图 2–5）：雪铲生产成本和其对于消费者的价值之间的差值。在图 5–2 中，我们可以看到税收的影响。消费者剩余是雪铲带来的价值（需求曲线）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包括税收）之间的差值。生产者剩余是缴税之后生产者得到的金额和雪铲生产成本（初始的供给曲线，用虚线表示）之间的差值。这中间的矩形就是政府的利润：单位税额（矩形的高）乘以雪铲的销售量（矩形的宽）。最后，阴影三角形代表被损耗的价值。这一价值源自如下事实：企业本可以用比消费者愿意为雪铲支付的价格更低的价格来进行生产和销售，从而让双方的情况变得更好；然而，在有税收的情况下，这些交易将不会发生，被生产出来的雪铲数量变少了。由于这个论点适用于任何市场，因此对任何事物征税都会导致经济体的生产数量减少。 [1]
图5–2 有税收下的社会福利
这个令人沮丧的小三角形就是“无谓损失三角形”，它是经济学原理课中常见的图形之一。许久之后，学生们可能忘记了教授的名字或者完全竞争市场背后的假设，但他们仍会记得这个三角形及其蕴含的道理：税收是不好的。诚然，大多数教科书承认政府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获得资助，这对维持市场体系是必要的（为警察、法院和国防提供最低限度的支出）。它们也承认税收偶尔可以纠正市场失灵，例如，让人们为汽油、天然气和电多支付一点儿钱可以阻止他们燃烧太多的化石燃料。但最重要的道理依旧是，尽可能地避免税收。
劳动力市场尤其如此。工资是工人出售劳动力获得的收入；供给曲线代表在不同的工资水平下有多少人愿意工作。无论工资有多少，所得税都会让你最终得到的收入、你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减少，从而让你额外工作一个小时得到的效用减少；相比之下，一个小时的闲暇会变得更有吸引力。平均而言，人们会选择减少工作时间，而用更多时间休息（或者直接退休）。 [2] 换言之，所得税使得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曲线向左移，如此将减少经济体中的产量。工人和不复存在的企业（工作）之间形成了一个无谓损失三角形。更多的人将失业，而每个人能够消费的服务和产品也会变得更少。
[1] 从技术层面讲，只有消费者不能转移到另一个邻近的、免税的市场时，这一无谓损失才会发生。但经济学家和税收专家通常会遗忘这一点。
[2] 有些人会工作得更多，特别是更低的实际工资意味着为了维持生计需要更长时间的工作。然而，关于劳动力市场激励标准的道理往往会强调：如果工作收入变少，工作就更不具有吸引力。
反税收团体
高税收阻碍人们工作，因此使整个社会变得糟糕。这可能是经济学中最根深蒂固的信条之一。这个论点是过去 40 年反税收运动的主题，而该运动正在不断增强对美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在 20 世纪 40 年代，亨利·黑兹利特写道：“（收入）税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纳税人的动机和行为……人们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要为政府一年工作 6 个月、8 个月或者 10 个月，而只为自己和家人工作 6 个月、4 个月或者 2 个月。”面对高税收，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感叹道：“如果现存税率是完全有效的（即如果人们实际支付了法律规定的税率），那么对激励的影响可能会严重到导致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的地步。”祖德·万尼斯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再次向大众推介经济学原理时，将税收描述为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楔子”，并认为税收会使工作相对于闲暇更具有吸引力，能增加劳动的供给和总产出。最近，知名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格里高利·曼昆解释说，他经常因为税收而回绝了挣钱的机会。他指出，高收入人群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因此当他们面临更高的税率时，他们的服务供给将会减少。霍尔曼·詹金斯在《华尔街日报》中准确地总结了政府的路线：“美国的福利取决于我们允许本国公民进行工作、储蓄、投资和创业的激励措施。” 3
政治家们已经学会了这个原理。当 2011 年奥巴马总统提出巴菲特规则时，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回应说：“税收增加损害了就业机会。”当时的白宫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瑞安重申了一个经济学原理的核心原则：“你对某物征税越多，你能得到它的数量就越少。”最近，瑞安再次以经济学教授的口吻补充道：“增长以边际形式出现，这是一个不靠谱的说法。想要更快的经济增长、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和更快地创造就业机会，全面降低税率是关键。” 4
在 2016 年总统大选中，每一项减税计划都举着经济高速增长的大旗。参议员迈克·李和马尔科·卢比奥宣布了一项“促进增长”的税收计划，该计划可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率。遗产基金会用典型的经济学原理术语对其进行了赞扬：“更低的税率促进了对工作、储蓄、投资和承担企业风险这些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的激励。因为低税率会减少由于税收产生的对工作、储蓄、投资和企业的扭曲。” 5 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和兰德·保罗各自提出了单一税计划：对所有家庭实行单一税率。这是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提出的一个想法。 6 根据保罗的计划，降低个人和企业税率到 14.5%将成为“经济的强心剂”，因为“它鼓励工作、储蓄、投资和小企业的建立”。克鲁兹甚至提出更低的税率，提议对所有个人收入统一征收 10%的税。“单一税率的好处是，税率不会随着人们更多的工作和投资而上升，”他解释道，“这意味着更好的产量激励和更少的扭曲。”《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詹姆斯·弗里曼高兴地说：“每个认真的共和党候选人都在提出重要的改革措施来提高对工作、储蓄和投资的激励。”这意味着“多年来工作岗位和工资水平方面停滞不前的状况将会终结”。 7
为工作创造者减税
大企业派系和富人历来偏好更低的税率，这并不令人惊讶。然而，经济原理主义的影响解释了当今减税狂潮之中另外两个不同寻常的特征。第一个是明确强调减少富人的税收负担。仅仅就争取选票而言，中产阶级的利益是最有意义的（并且更能受到大多数民主党人的重视），因为与企业的CEO或者对冲基金亿万富翁相比，中产阶级家庭的数量更多。然而，目前的减税提案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面向富人群体的。无论是保罗提议的 14.5%，克鲁兹主张的 10%还是赫尔曼·凯恩建议的 9%（来自 2012 年总统大选的数据），所有单一税率都明显受到如今支付最高税率的人们的欢迎，但这对很多在现有体系下不用支付所得税的家庭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由卢比奥、克鲁兹、杰布·布什和特朗普提出的所有计划都承诺，收入最高的 1%群体会比其他收入群体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这是就收入百分比而言的，不仅仅是绝对的金钱数量），克鲁兹的税收提案中有惊人的 44%的税额减免是面向收入最高的 1%人群的。 8
第二个是这些狂热的政客似乎要减少甚至消除针对投资收入（你坐在家里看着你的资产自己增长）的税收。2010 年，保罗·瑞安计划取消所有利息、股息和资本投资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在 2016 年的总统大选中，马尔科·卢比奥和本·卡森都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9 因为大多数投资都是富人持有的（这也是他们变得更富有的原因），所以这种政策倾向的偏差更多地帮助了富人而非中产阶级，但这似乎再次与政治逻辑相悖。
然而，这两个不同寻常的特征用经济原理主义的教条来看是非常合理的。先考虑对富人进行减税的问题。高税收会降低每个人去工作的积极性。然而，根据经济原理主义的逻辑，这一效应对高收入群体而言尤为显著。首先，因为中低收入者需要更多的钱来生存或者维持现有生活水平，所以他们可能会通过付出更多劳动来应对税收增加的情形；其次，只有富人才有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权。更重要的是，收入最高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最大，请记住，收入等于边际产出。因此在经济学原理课中，富人参与经济尤其重要，因为他们的参与会给其他人带来益处。
黑兹利特在《一课经济学》中警告称，高税收会阻碍人们创业：“老雇主不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者没有提供他们本该提供的就业数量；而其他人则下不了决心让自己成为老板……长期下来的结果是，消费者无法获得更物美价廉的商品，并且实际工资也被压低了。”在《世界运行之道》中，万尼斯基讲述了一家针线工厂的老板突然面临高额税收的故事：“老板原本计划扩大生产，但现在计划减产。他原本打算把工厂留给他的儿子，但他的儿子也不会维持和他一样的工作时间，因为挣得只比熟练工人多一点儿，其他人的儿子也同样不会（维持工作时间）。”这个悲惨故事的结局是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今天，同样的故事也在上演，唯一的变化是故事的主角被称为“工作创造者”。《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批评李–卢比奥的减税计划还没有充分降低最高税率：“最高税阶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最高收入者生产最多、创新最多。在低税率的刺激下，他们提高收入的幅度将大于其他人降低收入的幅度。” 10 换言之，如果税收提高过多，那么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永远不可能在乔布斯的车库里创造出一台计算机。
关于减少投资税收的观点也直接来自经济学原理课堂。理论上，你可以用金钱做两件事：花掉它或者储蓄它。在商品和服务上花费金钱被称为消费：如果你买了一个三明治，你就会享受吃掉它的过程，但三明治在这个过程中会被消耗殆尽。然而，储蓄金钱意味着它将会被投资在经济体中的其他地方。如果你不吃午餐而是把钱存入了银行，银行就会把它借出去（也许借给一个创立三明治商店的人）。如果你购买了股票或者债券，那么这些钱会（间接地）流入公司，被用来建设新厂房或者研究新药。那些三明治商店、工厂和药品专利都是资本的形式：资产使得企业能够经营和雇用工人。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三明治上而不储蓄，那么用于资本形成的金钱就没有了，经济也不会发展。 [1]
简言之，我们需要人们去储蓄。这其实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富人去储蓄，因为他们拥有购买三明治（或者衣服、房屋、其他必需品）之后剩余的金钱。如果投资税收过高，那么故事的结局将是，人们不会把钱存在银行或花在股票、私募基金上。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会直接用这些钱享受上流阶层的生活。1976 年，弗里德曼在解释为什么伦敦街道上随处能见到劳斯莱斯时指出，这是因为富人宁愿购买奢侈品也不愿意把钱存起来并且为收入缴纳高额税收。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警告称：“累进税收对储蓄的供给产生了严重影响。”专栏作家乔治·威尔在半个世纪之后回应了哈耶克的说法：“累进税收减少了投资的回报和储蓄的真实回报率，从而促使消费超过储蓄，减少了资本形成。” 11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宣称投资税应该尽可能降低。在2005 年，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向政府税务改革小组喊话：“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消费税对促进经济增长是最好的（意味着不对投资征税），……因为消费税更有可能鼓励投资和资本形成。”近年来，以保罗·瑞安为首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提出了包含相同思想的预算提议：“税收改革应该提高储蓄和投资，因为更多的储蓄和投资意味着可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资本存量更多。这意味着就业机会增加，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及所有美国工人的工资会增加。” 12 民主党人偶尔也会有类似的论调。例如，在 1988 年，总统候选人布鲁斯·巴比特鼓吹全国性的消费税政策，因为这可以提高储蓄：“与所得税不同，这种税收只作用于我们消费的部分，而非我们储蓄的部分。这可能会鼓励我们储蓄更多，这对我们的家庭和整个经济都有好处。” 13
简单地说，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降低面向高收入人群和投资征收的税率。这是“供给学派”（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这些政策应该能鼓励更多的人去工作和创业，促进商品和服务的总供给）的核心原则。（经济学导论课上并没有讲授供给学派的主张，但它直接来自经济学原理，特别是税率对劳动力市场和储蓄的影响。）万尼斯基普及了这一原则，它也受到业界的青睐。一个由许多大公司CEO参与的游说团体创立了像商业圆桌会议这样的组织，并借此成功推动了 20 世纪 70 年代削减资本利得税的进程。 14 杰克·肯普和里根采用供给学派的思想，这使得美国税收政策发生了持续性的转变。里根在解释1981 年的大幅减税政策（即最高税率从 70%降低到 50%）时说：“我们已经大幅重建了（税收体系），以鼓励人们更多地工作、储蓄和投资。” 15 富有的投资者甚至在小布什执政时获得了更大的胜利，成功实现了更低的资本利得税和分红税，以及大幅降低房地产遗产税（对留给继承人的巨额财富进行征税）。而“减税会释放企业创造工作岗位的能量”的想法在今天仍然很流行，因为它为想要迎合那些给政治委员会捐钱的亿万富翁的政客提供了掩护，同时也能让普通百姓放宽心（表面上他们只是关心宏观经济的增长）。这一政策同样为那些偏好更低税收但不承认自己贪婪的有钱人带来了便利。
[1] 企业可以定更高的价格，并且将部分利润投资于资本品，根据某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这是企业的储蓄。关键在于储蓄是好的。
储蓄、劳动力和经济增长
但上述结论是真的吗？让我们以巴菲特为例。巴菲特通过投资获得了大量财富。他认为：
我已经从事投资 60 年了，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人因为需要对潜在收益纳税而避开一项明智的投资，即使是在资本投资税率为 39.9%的 1976 年和 1977 年。人们通过投资来赚钱，而潜在的税收永远不会难倒他们。 16
表面上，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可以买到一些东西（一个房子、一只股票、一个公司等），而你认为它们价值 200美元，但实际只需支付 100 美元就能得到时，那么为什么不买呢？更高的税率将会降低你的预期利润，但我们讨论的是那些已经购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仍然手握大量金钱的人。在财富分配的顶端，人们花大量的金钱去投资，是因为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其他花钱的地方了。
又或者，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我以自己为例。在 2001年，我和 5 个朋友创建了一个软件公司。在当时，我甚至不知道劳动收入和投资收入的税率是多少。我甚至觉得我的任何一个同事都懒得去检查。我们创办公司只是因为我们想要做这件事，而不是因为税收体系鼓励我们去做。 17
当然，事情往往不尽如此。如前所述，格里高利·曼昆认为，由于税收的问题，他拒绝了赚钱的机会。和任何经济问题一样，观察真实世界的数据比单纯依靠理论或者个人观点更有价值。首先，我们要质疑对投资收入征税是否真的减少了储蓄，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纵观历史数据，这似乎不大可能。如图5–3 所示，过去 70 年来，美国的投资收入税急剧下降，储蓄和经济增长都没有明显的增加。平均而言，经济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增长最快，但这个时期大部分投资收入税率在70%或者更高；而在 21 世纪的前 10 年，尽管税率大幅降低，但经济增长的步伐反而是最慢的。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即使投资收入税下降，个人储蓄率依旧在稳步下降 [1] 。
图 5–3 投资收入税率的影响 18
然而，简单地比较不同时期的数值可能会产生误解。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需要同时分析许多变量，以试图分离出税收政策的影响。即便如此，支持降低投资收入税收的证据也异常复杂混乱。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现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估计结果”。在一篇 1978 年发表的论文中，经济学家迈克尔·博斯金发现，减税将让投资回报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现在若要实现这个结果，我们就需要将税率降低约 1/3），进而会使储蓄增加 3%~4%。 19 然而，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估计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复杂的方法论选择。在最近一篇研究综述中，埃里克·托德尔和金·吕本总结道：“统计研究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储蓄和税后回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一篇研究报告也提出类似说法：“对不同时期储蓄率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税率的）影响很小，影响方向也是不确定的，其主要发展趋势表明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20 著名税务专家伦纳德·伯曼发现，资本利得税率对储蓄或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影响。 21
根据经济学原理课程，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如果人们确实能够获得更多的回报，就会减少消费并且增加投资。但是，有很多因素能够解释税收对储蓄和资本形成的影响要小于模型的预测。第一，许多人和我一样完全不知道自己面对的税率，因此税率不会影响他们的储蓄决定。第二，更高的投资收入税率可能会使中产家庭储蓄更多，因为现在他们不得不用更多的钱来建立等额的退休储蓄账户。第三，行为经济学家已经揭示了大多数人的金融决策并非取决于涉及收益率的复杂计算，而是基于一些基本规则，比如“对开支之后剩下的部分进行储蓄”或者“拿出我薪水的 10%进行储蓄”，这些并不受税率的影响。第四，当谈及富人群体时，很多人似乎都更想尽可能多地积累财富，所以更高的税率可能不会激励他们更少地储蓄、更多地消费。 22 第五，即使降低投资收入税确实增加了个人储蓄，较低的税收收入也使得政府不得不增加借贷的资金量，这将减少私营部门可用的资本。 23 简言之，简单的模型认为较低的投资收入税将增加储蓄和经济增长，但这一论断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经济原理主义的另一个预测：更低的收入所得税会让人们（尤其是富人）工作更长时间，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图 5–4 实际上说明了与图 5–3 基本相同的状况：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长期以来一直在下降，但这和整体经济的增长并没有什么关系。与理论相反，让人们保留更多的薪水并不会经常激励他们工作更长时间。正如图 5–5 所示，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联邦税率正在稳步下降，从 1979 年的约19%下降到 2010 年的不足 13%。然而，劳动适龄人口（无论是在职还是在寻找工作）的比例并没有像简单模型预测的那样呈现上升趋势。与此相反，我们只看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温和增长以及随后的平稳状态。或者说，我们应该对具有不同税率的州进行比较，而不是观察不同时期的情况。经济学家威廉·盖尔、阿龙·克鲁普金和金·吕本也发现，各州的税率和就业或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持续的相关关系，并且对企业开工率的影响也不大。 24 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会定期按照税率（其认为税率越低越好）和公共部门的规模（其认为规模越小越好）对各州进行排名。例如，在堪萨斯州，由于保守派政治家在 2011 年降低了税收，经济和就业增长落后于美国其他地区。 25
图 5–4 劳动收入税率的影响 26
图 5–5 税率和劳动力的参与 27
更详细的实证研究表明，税率最多对人们的工作意愿有轻微的影响。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塞斯、乔尔·斯莱姆罗德和塞思·吉尔茨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声称，税率改变对已婚女性的影响更大，对劳动适龄男性的影响“接近于零”。换句话说，男性在任何情况下的工作量基本相同，但是如果税率较低，那么已婚女性更可能会寻找工作。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罗伯特·麦克莱兰和香农·莫克在另一篇评论中估计，如果税率提高了 10%，那么劳动力供给量无论如何都会减少 0%~3%（对已婚女性而言是 1%~4%）。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报告同样认为：“实证证据普遍发现，更高的工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较小，并且具有不确定性。” 28
特别是富人群体（即“工作创造者”）不太可能通过减少工作的时间来应对更高的税收。罗伯特·莫菲特和马克·威廉研究了 1986 年削减劳动收入税的税制改革影响，发现高收入男性的实际工作时间没有变化。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富人比中产阶级更可能因为高昂税收而放弃劳动。伯曼甚至给出针对超级富豪群体的结论，“证据表明，他们的劳动力供给对税率并不敏感”。 29 当税率上升时，富人的收入的确减少了，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减少工作；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努力去避税，例如清点收入会变得更具策略性。 30 经济学家托马斯·亨格福德在总结他的分析时指出：
过去 65 年来，最高边际税率和最高资本利得税的变化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最高法定税率的降低似乎与储蓄、投资和生产率增长无关。最高税率似乎与经济这块“蛋糕”的规模并无关系。 31
总体而言，最近的经济研究表明，提高税率并不会突然地使CEO和对冲基金经理提前退休，也不会让他们立即开始更加努力地工作。这个结论应该不会太令人吃惊。每年已经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人们显然找不到任何理由再去工作，因此他们在劳动和休闲之间的权衡取舍不同于大多数人。也许他们工作只是因为喜欢，或者可能是因为收入和财富是在与他人长期竞争中保持优势的方法，但无论如何，税收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相关的。
[1] 图 5–3 反映了除资本收益之外投资收入的税率（以及 2003 年后的股息）。使用资本利得税图表说明了同样的道理。除此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利得税率变化逐渐变小。
文明社会的价格
高税收缩小了经济的规模，进而导致分给每个人的“蛋糕”都更小了。这个浅显易懂的理论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它在黑板上所表现的那么正确。此外，经济原理主义专注于无谓损失和产出损失，这是由经济学原理课程所培养的短视思维导致的。值得一提的是，它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政府可以用钱来做什么。
政府可以做的其中一件事是，通过向某些人征税并向其他人发放现金或提供服务的方式来重新配置资源。“公平”是资源再分配的道德基础：毕竟，大家都同样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为什么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多获得了几千倍的钱呢？ [1] 当然，资源再分配也有经济学上的理由：再分配可以增加社会的总体效用。
边际效用递减的概念是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这一称谓听起来令人生畏，但其源自一个常识性的认知。人们通常会通过拥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服、更多的玩具）来获得效用，至少大多数人会这样做。但是你拥有的某种东西越多，你额外获得这种东西的效用就会越少。例如，一个从1 000 平方英尺 [2] 的房子搬到 2 000 平方英尺的房子的家庭，从增加空间中获得了巨大的效用，而住在一个 20 000 平方英尺豪宅中的另一个家庭对多出 1 000 平方英尺的空间可能会不以为意。同样地，相比巴菲特，一个以最低工资工作的母亲会更看重 100 美元。当你获得额外的某件东西时，每额外增加的一单位会让你的总效用的增加幅度呈现一个递减趋势。这个概念适用于大多数情况（想想连续吃 5 块比萨的情况），尤其适用于分析整体财富：你的净财富从 100 万美元增加到 110 万美元将不会像从 0 美元增加到 10 万美元那样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可能出现在大学一年级经济学课程中（它解释了消费者如何在不同商品之间做出决策），但在税收政策方面，经济原理主义的追随者往往会忘记它。富人群体既然无法从额外的一美元中获得多少效用，那么他们就应该多缴纳税收，而普通家庭也能因此缴纳更少的税收（或者获得其他政府福利）。考虑到抑制获利动机（典型的经济学原理论证）和收入边际效用递减，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和伊曼纽尔·塞斯认为，对富豪征收的最优税率是 73%，这远高于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地区的现有水平。 32 换句话说，通过大力提高最高税率，政府可以增加税收收入，进而改善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增加社会的总体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再分配的好处远远超过了提高富人税收而形成的无谓损失。
再分配不是政府使用税收收入的唯一方式，政府还可以把钱花在一般的社会服务上。简化的经济学原理模型假设公共支出既不创造价值，也不破坏价值。（在图 5–2 中，税收矩形代表的是以税收形式从私营部门转出的资金，但这不是社会的损失，因为政府在理论上会提供与之等价的服务。）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政府项目的提案很少是收支相抵的。资金可能被挪去修筑无意义的桥、补贴那些本不应该存在的公司，或者用于战争以及其他事务。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可能被诱导利用自身的资源和权力为特殊的利益群体服务；我与西蒙·约翰逊合著的《13 个银行家》讲述了此类故事的其中一个版本。 33
基于经济学原理的定义，许多评论家进而声称所有的政府支出都是一种浪费。 34 然而，也有一些公共项目创造了私营部门自身无法复制的价值，有关互联网的基础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一些政府服务甚至得到了那些奠定经济原理主义基石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支持。例如，哈耶克希望国家承担货币体系、度量系统、测量和土地登记、道路建设乃至卫生和健康服务的责任。弗里德曼也表示赞同：
一个维护法律和秩序、界定产权的政府，可以成为我们修改产权或者其他经济博弈规则的工具。裁决有关规则解释的争议，强制执行合同，促进竞争，提供货币体系框架，从事反对技术垄断和解决邻近效应（外部性）的活动，被广泛认为足以证明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政府同样保护了私人慈善组织和私人家庭免受不负责任的人侵犯，无论是疯子还是孩子。 35
这些重要服务中显然有许多比支付这些服务所需的税款更有价值：没有法律和秩序、产权、合同，竞争和货币体系，经济体中的很多环节就无法启动。当然，即便最终每个人都认定某些政府职能根本不匹配它们所需要的成本，现实中也无法简单界定出哪些是破坏价值的服务，哪些是创造价值的服务。尽管如此，一旦我们承认政府支出是必要的，我们就不能像许多评论家和政治家所做的那样，仅仅以无谓损失三角形的缘由来为减税辩护。我们必须将税收可能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和通过民主程序选择与控制的中央计划项目的好处进行比较。这需要基于大量复杂事实的分析，而不是经济原理主义以偏概全的声明。
这一切看上去都是合情合理的。税收是我们以民主的方式进行自我组织所付出的成本，这样人们就不再是一群乌合之众。“我喜欢纳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通过它，我‘买到了’文明社会。” 36 政府只是一种机制，我们可以通过它把社会中的某些方面组织起来，而我们并不相信私营部门能够有效地完成这些职能。因此，税收是否值得的问题取决于我们对政府职能的期望以及政府如何发挥好它的职能。
然而，正如经济学原理课程所教导的，市场是由个人和企业组成的，而税收是人为施加给市场的负担，这也是形成社会福利无谓损失的根源。由于税收会削减工作与储蓄的激励，从而不鼓励富人创办公司，这将使得市场商业活动缺乏它们所需的资本。类似的言辞在反对通过提高富人税收来帮助普通家庭并缩小收入差距的意识形态中居于首要位置。但是，经济学原理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现状。在经济原理主义的影响下，减税政策（特别是在小布什总统在任时于 2001 年和 2003 年通过的政策）成了对收入分配顶端的人群最为慷慨的政策，这加剧了不平等的程度。 37 通过减少税收、增加预算赤字，里根和小布什的减税政策都限制了联邦政府回应普通民众需求的能力，并带来了不断增加的政治压力，限制了诸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以及医药补助等公共项目的开展。从 20 世纪 30 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社会普遍的共识是构建一张适度的社会安全网，以使劳动人口免受资本主义经济创造的不平等的影响。但是，在新一轮的减税之后，美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剩余的钱来修补这张千疮百孔的安全网了，这使得贫困者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去应对这个日趋不平等的社会。
[1] 这种观点通常出现在大一的经济学课程中，用来解释效率（将资源分配到最具生产力的用途上）和公平（推动实现符合人们公平观念的结果）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很快就被弃之不用，因为它不适用于简单的图表和方程式。
[2] ?1 平方英尺≈ 0.09 平方米。—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