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厂商不可能决策失误，类似的观点是反对金融改革运动的另外一个中心论题。《华尔街日报》编委会认为，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将导致企业更加难以规避风险，会“毫无意义地将资本从富有生产力的经济部门中抽取出来”。沃利森的批评指向大银行（或许正是因为它们的体量而使金融系统陷入危机之中）的新管制机构，因为这阻碍了自由竞争。政治团体“自由工作”也曾敦促立法机构投票反对金融改革的法案，因为它不“（允许）自由市场机制提供正确的激励，以促使银行做出谨慎的借贷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可能获利的人也将为自己的失败付出代价”。 40 在金融危机期间，最著名的观点就是把全部过错归因于政府监管，认为监管阻碍了企业“追求利润的自由”，比方说那些要求政府和金融机构贷款给低收入家庭的政策。 41 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警告称，如果监管者过分干预金融业，那么他和同事们将去其他地方追求利润：“当利润迅速下降时，资本会流动到其他更容易获利的领域。” 42
2010 年 7 月，奥巴马政府及其支持者勉强在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尽管这一法案模糊了由房地产业危机演化为全球性大萧条的关键因素，但成功施加了对金融业的诸多约束。濒临破产的银行巨头们比以前规模更大、机制更复杂，然而它们的资本规模依旧太小，难以保证其在下次危机中幸存。 43 不过，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逐渐淡出视野，批评家开始争辩《多德–弗兰克法案》有些过火了，甚至违背了经济学常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是他们的主要抨击对象。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消费者保护措施恰恰伤害了那些其试图保护的人，因为其“限制了金融产品的可得性”。这通常是经济学原理中的坏主意。 44 2015 年 7 月，参议员特德·克鲁兹与众议员约翰·拉特克利夫联名提出了取消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议案。
废止整个《多德–弗兰克法案》已经成为众多保守派人士最想完成的目标，其中的原因可以直接在大学一年级的经济学课程中找到。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声称：“这一法案扼杀了创新，阻碍了经济增长。”他甚至在总统辩论中断言：“随着这一法案的出台，贷款给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里面有超过 40%被毁掉了。”参议院银行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极力批判这一法案中处理大型银行破产的条款，认为“失败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承担超额风险的企业应该被允许破产”。通常来说，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它忽视了大银行的崩溃会破坏全球经济，因此对大银行的监管应更加严格。 [1] 亨萨林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总结道，《多德–弗兰克法案》是“剥夺了自由市场配置资本的权力，并将其赋予了华盛顿的政治演员”。 45 从本质上说，这些令人厌倦的陈词滥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经济原理主义牢固支配了官僚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这些人把近 10 年前学到的深刻教训忘得干干净净。
随着股市和高端房地产市场从 2009 年的低谷中反弹，我们看到这次教训的成本显然并没有在所有社会阶层间均匀分配。在美国，收入最高的 1%人口所占的份额超过了 2012 年的峰值。银行家的表现也不错：该行业的平均收入超过了 2006 年、2007 年的水平。然而，对全体美国人而言，情况却有所不同。从2014 年起，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后至少比 2007 年低 3 000 美元，适龄劳动力的就业率低于2007 年的水平。 46 失业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窘境对财产有限、无一技傍身的人群打击最大；同时高失业率又使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受阻，进一步恶化了学生债务问题。上一届政策制定者受到经济原理主义的诱惑，去除了金融系统的管制，导致数百万普通的工薪家庭遭受了巨大冲击。如今，新一届政策制定者再次许诺，经济繁荣的秘诀就在于利润最大化的金融机构和由此产生的自由借贷市场。
[1] 这就是为什么在《13 个银行家》一书中，我和西蒙·约翰逊都认为应该拆分大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