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的最优世界
——为谁而设
美国家庭之间在生活水平和物质财富方面的对比，能够反映出一种倾向于鼓励个人努力并将之转化为社会生产能力的奖惩体系。这种体系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生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但是追求效率必然会创造不平等。
——阿瑟·奥肯，1975 年 1
《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的语气显示了一种直接面对当时势不可当的反对派的勇气：“重点在于，如果我们要找出一些其见解能影响今后发展的人来，那么在今日的民主国家中，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全都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想要它，我们才向这个方向前进。”哈耶克在英国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仍扑朔迷离。不过他当时就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即向世人展现计划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极权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最近几代人伟大的乌托邦，不仅仅是不可实现的，且这种徒劳的努力中将产生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在想要民主社会主义的人中，没人做好了接受这些结果的准备”。 2 当他在 1945 年前往美国推销自己的书时，他发现，美国人“对于理性构建社会的新形式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被过往的经验污染”。 3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思想和政治气候已经完全转变了。在这个哈耶克一度只能在荒野中发出孤独声音的地方，“私人竞争是管理人类行为最好的方式”这一论断如今已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所谓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了什么像样的对手。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政治家们反而在谈论加强对工作和储蓄的激励、鼓励企业家精神、将管制程式化以减少商业的负担以及发挥市场的能力。一位民主党的总统宣布了大政府的终结。 4 自由主义者构建他们的政策提案，把它们作为针对特定市场失灵的技术性解决方法：用强制保险来解决医疗保险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通过征收碳排放税来纠正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或更新能源补贴政策以平衡当下支持使用化石燃料的社会力量。美国在国家层面并不存在社会主义，不过还存在一个有争议的例外。在 2016 年的总统初选中，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在这个舞台上相当显眼。他的观点在西欧简直太过普通（西欧支持普遍的医疗保险、免费高等教育以及更高的最低工资），以至他会被当作一个中间派的议员。这反映出美国人听到自由市场教条之外的声音是多么不同寻常。
政治景象被自由竞争市场模型接管的部分原因在于经验：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强大的工会可以使（一部分）工人分享企业的利润，市场看起来更像是一位朋友而不是敌人。即便对工人阶级来说也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和经济学领域自身的发展保持了一致。经济学家对很多形式的政府管制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比如大多数的职业经济学家，对租赁管制（一种最高价格制度）能够改善市场状况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这本来被认为是增加人们能够负担得起的房产供给的方法。 5
然而，哈耶克获得成功的经历同样也是经济原理主义的经历。几十年来，竞争性市场中的供求准则被灌输给了数百万的本科生，而很多学生除了大学一年级学的课程外记不住其他东西。此外，供求准则还通过数不尽的报纸和杂志的专栏、广播和电视脱口秀以及脸书和推特的账号得到宣传。在经济学原理课中的二维黑板上，任何问题的答案都是允许供给和需求达到它们的自然均衡点，这就能确保我们活在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那个世界里。简单的分析对于理解现实世界中事物运行的奥秘通常是十分有用的第一步。然而，就其本身而言，其得出的结果是一种狭隘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可以推导出一系列早已注定了的结果。
经济原理主义的伟大成就是把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重新包装成了一种轻盈的、看上去十分自然的观察世界的框架。其背后显而易见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哈耶克眼中的（传统欧洲观念中的）自由主义以及其他人眼中的自由市场宗教激进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相信竞争性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最大化物质财富的繁荣以及确保政治自由的最佳方式；在这些市场中，善意的干预在最好的情况下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最坏的情况是走上通往暴政的道路。哈耶克想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讨论他遇到的情况，正如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所做的那样。他们对多种市场中的复杂情况都很熟悉，即便他们经常戴着政治敏锐性的有色眼镜看待经济评价的问题。
然而，对经济原理主义而言，存在的只是盲目的假设和主观臆断的结论。当评论家和政治家提出更高的最低工资会增加失业，或者增加成本分摊会使得医疗保健系统更有效率，或者管制会造成资本错配的时候，他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对经济活动应该被如何组织以及其产出应该被如何分配提出争议性的主张。他们反而（不自觉地）假设经济学原理课中的模型是准确的，并且无意识地给出市场的力量会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的结论。正如我们从整本书中所看到的，经济原理主义的一个问题是，其论断经常是错的。最低工资、成本分摊以及金融管制的效果全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而说明问题的证据也必然是错综复杂的。经济原理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通过宣称绝对真理的地位，经济原理主义在实证层面和规范层面都拒绝承认问题还有讨论的余地。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同意，你就是不明白经济学原理。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达成其最大影响力的方法—把自己装饰成具有深悉事物真正本质的能力的样子。
究竟谁获益了？
为了了解经济原理主义是如何崛起的，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在所有侦探小说里都最为关键的问题：谁获益了？回顾本书，我们发现经济原理主义推动了对最低工资的压制，降低了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增加了餐厅、零售店和酒店的利润。关于收入基于个人生产力的论点驳回了限制（或者再分配）企业高管或者基金经理这类经济明星的收入的要求。认为税收很糟糕的观点，以及对高收入或者资本征税尤其糟糕的观点，减少了富人的税收账单。与此同时，这种观点也削弱了政府帮助普通家庭的能力，造成的财政压力还限制了社会保障以及医疗保险这类受欢迎项目的规模。对私有市场的盲目迷恋把医疗保健应当由政府提供资金的观点排挤到公众讨论的边缘；对消费者选择的赞扬将高免赔额保险计划推到了前线，这迫使贫困家庭把家里的钱全都拿出来了，而富有的、更健康的家庭则从低税收和金融储蓄账户中获益。关于信贷市场应该尽可能有效率的信念，以及企业和个人能够照顾好自身的信念，给金融机构带来了巨额利润，其高管和员工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然而最终却造成了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原理主义确信贸易会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好，把对工人家庭因为被外国竞争者“替代”而陷入困境的关注点转移了，此外还伪造了加强大企业权利的国际贸易条约。
经济原理主义的论点经常偏向于有钱人和公司（大部分都是被有钱人持有），而不是受失业、疾病限制的普通家庭。在表9–1 的案例中，有时候抽象的经济学论证会直接产生具体的结果：如果没有对供给学派经济学进行优美的简化，那么里根和小布什的减税政策永远都不会产生；如果没有格林斯潘极力鼓吹自我修正、自我监管的市场，联邦监管者也许就会对次级贷款泡沫采取若干行动。在其他的一些案例中，经济原理主义通过制造某些特定的、看似自然进程不可避免的结果，达到为现状辩护的目的。尽管我们会说自己喜欢生活在一个更加公平的国家中，但我们对不平等的现实无动于衷。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相信自由放任就是最好的选择。 6
表 9–1 经济原理主义的观点精选
（续表）
像经济原理主义这样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它比其他备选方案更加精准或者它是正确的，就能得到广泛传播并具有影响力；相反，它反映了某种信仰并为某个重要利益集团的目的服务，所以这种世界观才变得强大有力。共产主义吸引了 19 世纪欧洲受压迫的产业工人阶级，但在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资本所有者的财富处于历史最低点：在 20 世纪50—60 年代，收入最高的 1%人口的收入所占的比例下降到了 20 世纪早期水平的一半。 7 罗斯福新政在大萧条中应运而生，其蕴含的社会思潮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这种思潮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共同牺牲精神得到了加强。它确信社会是一个集体性的整体，有义务保护其成员抵御现代生活的风险。对发现战后政治气候“有毒”的知识分子和商人来说，经济原理主义是解毒良方。一方面，好战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比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黑兹利特和巴克利这样的新闻记者以及戈德华特和里根这样的政治家）明确支持低税收、小政府以及更宽松的管制。另一方面，经济学原理课上由供需驱动的竞争性市场模型渗透到了主流的言论中，把自身从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最后变成了评论社会和经济问题时瑞士军刀般的万能答案。
今天，经济原理主义更能反映富人的偏好，而非普通民众的偏好。政治学家本杰明·佩奇、拉里·巴特尔斯和杰森·西赖特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了金钱到底会对人们对重要事务的看法产生多大的影响。比如，78%的美国人认为应当设立最低工资，这样就没有全职工人处于贫困中，但只有 40%的富人是这样认为的；46%的人认为政府应当缩小收入差距，但只有 13%的富人是这样认为的；61%的人偏向于全国性的医疗保险，而富人的这一比例只有 32%。 8 在每一个议题上，富人的观点都和他们的利益保持一致。根据经济原理主义的观点，这种现象是合理的。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你也许会认为政治上的结果是由整个社会的偏好决定的。你错了。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在选择普通人偏好的政策还是富人偏好的政策的时候，美国的政治体系会站在金钱这一边。根据马丁·吉伦斯和本杰明·佩奇进行的一项经验研究，公民的平均偏好对一项法案是否通过几乎没有影响，而非常有钱的人的特权却更有可能成为法律。他们发现，“（普通公民）对政策的影响十分微小，或者根本就没有”，“相反，根据估计，经济精英对政策具有实质性的、十分显著的、独立性的影响”。 9
上层阶级比中产阶级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力的原因有很多。最明显的就是，他们有钱。根据 2012 年总统竞选的捐赠记录，最有钱的前 0.01%的家庭（也就是收入分配中前 1%中的前1%）贡献了其中的 40%。 10 正如法学教授劳伦斯·莱西格所论证的，我们的竞选系统给予极小部分的人权力，让他们去决定谁最终可以上台。 11 然而，经济原理主义提供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框架，论证富人偏好的政策以及因这些政策而产生的不平等是合理的，以此为有钱人的支配地位背书。竞选的财务系统迫使政治家必须对有钱人和大公司投以更多的关注，然后说客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具有魔力的竞争性市场语言，以确保被选上的领导人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赤裸裸的行贿。这种有利于经济精英的安排，是由经济原理主义编织出的概念性话语体系筛选出来的，似乎是供需关系力量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这并不是说政治家冷笑着用经济学原理掩盖他们为有钱人服务的行径，尽管事情迟早会变成这个样子。一些人可能真诚地相信他们从经济学课程中学到的那点儿知识，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只是相信了他们从上百篇专栏文章中所收集到的片段。经济原理主义对那些自认为看清了这个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通过某个特定的角度看世界的人具有最强的控制力。经济原理主义、竞选资助、社会联系以及文化威望，共同解释了美国政治体系缘何如此迎合有钱人的需求。
我们将往何处去？
经济原理主义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优先采用特定种类的分析方法和论证方式的同时，把其他的方法边缘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的世界，是由在理想市场中进行交易的原子化的个人和企业构成的，对制度（公司、市场、法院、政府等）并没有什么作用，这些制度自身看起来是一种典型的定义得不好的抽象概念，其性质完全由背后的模型决定。在这个二维世界中，不平等仅仅是竞争性市场进程的自然结果，所以我们会面对阿瑟·奥肯在教科书中所提出的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减少不平等的政策（比如累进税和对贫困者的援助），将会使面向所有人的“蛋糕”变小。 12 很多支持经济原理主义的人在这个逻辑上走得更远，对他们来说，不平等是一种好东西，因为它奖励效率，并激励人们进行创新和承担风险。
然而，和经济学原理课的内容相似的是，现实世界中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权衡取舍并不像我们在课堂黑板上看到的那么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研究了不平等、分配政策和增长之间的真正关系并发现了相反的结果：当其他变量被控制住的时候，更高水平的不平等（在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这样的再分配政策之后）和更慢的经济扩张相伴随。他们总结道：“通常来说，综合考虑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情况，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典型做法看上去并没有导致糟糕的经济增长结果，除非这些行动是极端的。而缩小不平等的结果支持了更快、更有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13 这暗示减少不平等会实际上把用来分给每个人的蛋糕做大，同时也能产生大多数人认为更加公平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
为了理解不平等和总体繁荣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跳出竞争性市场模型的窠臼，看看现实世界中的制度。这是近期经济学研究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通过他们几十年来的研究（其中不少研究是和我的老搭档西蒙·约翰逊合作的）指出制度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一个想要致富的社会来说，只有竞争性市场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多元性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以防止精英垄断权力、压制竞争者和攫取超额的资源。在这个模型中，不平等并不是经济动态过程中的一种有害副产品。相反，不平等本身所带来的风险是，经济精英将会主导政治进程，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如，中世纪晚期的威尼斯是地中海经济的中心和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在 13 世纪末，其半民主化的政治制度被一小撮富裕家族力量控制，它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了威尼斯的长途贸易。结果，城市的经济增长停滞了。如今的威尼斯就是一座博物馆。 14 简言之，经济结果并不由抽象的市场产生，而是由具体的制度产生的；精英们出于获利的目的，用他们不平等的权力塑造了这些制度。
今天，美国仍是一个民主国家。若要摆脱陷入威尼斯式的命运，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贫富差距正在持续扩大，政治领袖越来越关注富有的赞助人的利益，而非普通公民的利益。随着精英集团用它们的政治影响力固化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原理主义成为它们的防御武器：经济原理主义认为，不平等是世界上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天然的特点，因此我们不必担心不平等问题。正如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所说，忽略了权力角色的经济学概念“反而不自觉地成为对公民或者学生进行控制的手段中的一部分，不让他们看清他们到底是谁，会成为怎样的人，以及如何被统治”。 15 通过给财富和权力的运作蒙上象征性的市场面纱，经济原理主义为现有的秩序抵挡了来自民主制度的挑战。
超越经济原理主义？
如果我们要减少经济原理主义在当代社会的有害影响，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指出它到底是什么：一种基于经济学知识中带有误导性的夸张描述而形成的扭曲的世界观。本书的一个目的是展现经济原理主义在实践中的几个例子，尤其是针对那些过度迷信供求逻辑的人。竞争性市场模型可能是一种有力的理论工具，但是对展现复杂的现实世界来说，它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不是最终世界本身。人们越能明白模型的假设和局限性，就越不可能为模型的轻率论断所左右。毕竟，这些论断仅仅在经济学原理课的黑板上才成立。在现实世界中，许多其他的因素会使得世界复杂化，有时候甚至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水平。
然而，应对经济原理主义的策略并不是要全盘否定经济原理主义。更准确地说，应对经济原理主义简单模型化问题的最直接做法是进行更多、更好的经济学分析，这可以帮助我们识别社会现象中最为基础的驱动因素，或者帮助我们挑选解决困难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在本书中，我已经强调，更为丰富的理论模型以及更严谨的经验研究可以提供一种比简单的供求关系图更加细致的对世界的理解。关于控制变量和自然实验的统计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整理因果关系，估计政治变化的真实影响。实证研究中有时会出现彼此存在竞争关系的学者之间的争论，不过这种争论恰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繁杂性。认识到“经济学”不会为所有问题提供单一的、简单的答案，是卸下经济原理主义令人炫目的外衣的关键。
另一个关键步骤是改进经济学原理的讲授方式，因为很多人都是首先通过经济学原理课程接触经济学原则的。根据最近的一项全球性的本科生项目调查（不只针对大学一年级的课程），“经济学学位（所设置的课程）被高度数学化，所采纳的视角十分狭窄，缺乏对历史性内容、批判性思维以及现实世界应用的重视”。 16 大多数教师意识到了经济学原理的局限性，也许会同意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经济史、制度、行为经济学和实证研究方法等附加的领域。但问题在于，目前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设置主要聚焦于竞争性市场模型，要涵盖如此丰富的内容是有困难的。即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接受更好的经济学训练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是从当代社会生活的气氛中接纳经济原理主义的，而不是从教科书和教授那里学习到的。
对自身知识局限性有清醒认识的学生以及对轻率论断更具批判性的公众，可以在弱化经济原理主义对当前舆论的控制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理解经济学的局限同样也会起到帮助作用。对政策问题的经济学思考大部分是致力于在给定一系列资源的条件下，最大化某些美好的东西（产出、就业、收入、预期寿命、效用等）。经济原理主义所说的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世界之所以是最好的，恰恰是因为它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社会福利则被定义为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的加总。在其他重要问题（比如一系列结果在道德上的公正性，以及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上，这个准则大多数时候没有什么作用。关于收入或者财富分配的经济学分析有很多，但是人们是否相信给定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或者达成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果是不是合法的，这些问题无法通过数学方程和证明得到答案。
一个社会的理想目标并不单纯是由经济学决定的。经济原理主义假设社会组织的目标是增加总体上的物质财富。美国的公共政策很大程度上采纳了相同的视角，不过同时又考虑了额外的非物质性的限制（比如人权）。例如，即便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政府也是根据金钱上的成本以及对现在和未来一代的利益去权衡的。然而，为什么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应当成为高于一切的目标？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实际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宗教（包括美国最流行的宗教）都在教导我们，体验世俗的愉悦或积累财富并不是我们最高的使命（尽管根据某些教派，这些是自我救赎的象征）。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以及一些经济学家重新发现并完善了这些古老的观念，指出幸福才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在目前所能测度的幸福水平下，我们情感上的幸福的确看上去和收入有关，至少在年收入75 000 美元以内是这样的， 17 但幸福显然不只是拥有一大笔钱那样简单。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我们应当关心“人类生活的丰富程度”，而不仅仅是“人类身处社会的富裕程度”。 18
1930 年，凯恩斯强调，由于技术进步，“经济问题”会在约一个世纪内得到解决。人们每周只需要工作 15 个小时，而这主要是为了让自己保持就业状态。随着人们从积累财富的需求中解放出来，人类生活的本质将会深刻地改变。
因此，我看到我们获得了自由，可以返回到宗教和传统价值观中的一些最为确切的准则上，即贪财是犯罪，用高利贷进行勒索是不端行为，拜金是令人憎恨的，以及那些走在追求美德和理性知识的真实道路上的人应当是最不考虑未来的人。我们一度把结果看得比过程重要，倾向于把好的东西看成有用的东西。我们将会尊重那些教导我们如何让每一个小时、每一天都合乎道德并且健康的人，那些能够直接从事物中获得快乐的令人愉悦的人，就像田野上的那些百合花，它们不必辛劳，也不纺线。 19
近一个世纪后，人类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幅度和凯恩斯所预测的一样多。在美国，人均产出将是 1930 年的 6 倍多，而且机器人能够完成越来越多人类所能做的工作。 20 为了让我们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舒适的生活，我们已经具备了物质上、金融上以及人力资本上的必要的东西，并且在几代之后，整个星球都将处于相同的状况之中。然而，我们的社会制度仍然和大萧条时期别无二致：一些人十分努力地工作，挣到了比他们所需要的更多的钱，但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无法找到工作，生活在贫困之中。
在任何时代，对任何人而言，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观察世界的方法是客观正确的。经济原理主义是一个框架，它推广了哈耶克版本的由价格机制统治的自由市场，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经济原理主义终将退出战场，让位于另一种服务于社会上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的世界观。我们希望经济原理主义的继任者能够关注普通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富人的利益。也许这种世界观还能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凯恩斯版本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终将从所有经济消费活动中获得解放。
致谢
本书始于 2010 年的一个闪念。当时在完成《13 个银行家》一书的写作之后，我和西蒙·约翰逊商量接下来的计划。最终我们决定撰写《火烧白宫》一书。该书聚焦于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的政治学与经济学分析，而这一主题正是 2011 年和2013 年债务上限危机中的关键话题。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对程式化的经济学课程越来越不满意，因为课程内容通常只从导论教材的前面章节取材，而这些章节通常被视为是对现实世界的无可争辩的客观阐述。有鉴于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写一本有关这方面问题的书。
由于这是我独立撰写的第一本书，我很荣幸能够与原来撰写《13 个银行家》和《火烧白宫》的工作团队中的许多成员一起工作。这些年来，西蒙·约翰逊与我讨论了与本书核心理念相关的各类问题，并在整个过程中给我很多建议和鼓励。我的经纪人雷夫·萨加林又一次就如何将各种思想融汇到一本书中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我的编辑埃罗尔·麦克唐纳帮助我厘清了经济原理主义所提出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并监督了从零星思想到凝练成书的整个过程。克诺夫双日出版社的很多人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克里斯滕·比尔斯、凯瑟琳·库尔塔德、珍妮特·汉森、阿尔蒂·卡佩尔、莉萨·蒙泰贝洛和尼古拉斯·汤姆森。
假若没有数以百计的学者和新闻记者提供了这么多文献材料，我将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我在正文和注释各处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也和很多人讨论了本书及其主题。其中不少人给予我建设性的建议或鼓励（特别是在本书总体论点逐步成形之时），他们包括吉尔·安德森、安妮·戴利、塞思·迪奇克、卡琳·古斯塔夫森、亚历山德拉·拉哈夫、约翰·马哈尼、尼基·帕帕佐普洛斯和霍尔格·斯帕曼。我特别感谢阅读整章（或整篇）手稿并提供宝贵反馈意见的朋友，他们包括迈克尔·阿什、西蒙·约翰逊、郭鲁燮（ ?）、弗兰克·帕斯奎尔、彼得·西格尔曼、珍妮弗·陶布以及斯蒂芬·乌茨。至于研究方面的帮助，我非常感谢希拉里·麦克莱伦以及康涅狄格大学法学院托马斯·J.梅斯基尔法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安妮·拉若特和研究助理布赖恩·鲍耶、卡罗琳·蔡尔德、托马斯·艾森曼。雷切尔·布朗和希拉里·麦克莱伦几乎帮忙核查了书中所提及的所有事实，而希拉里·麦克莱伦还协助校对。我自认为是一位相当不错的作家，不过劳拉·费米诺帮我让所有事情变得更好。
康涅狄格大学法学院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资金支持（这是唐娜·琼弗里多女士帮我争取到的）。院长蒂莫西·费希尔还批准我一学期的无薪休假，让我得以有时间写作本书。
言归正传，如果没有父亲郭鲁燮（ ?）和母亲郭仁卿（ ?）的养育，以及姐姐玛丽·郭的情谊和支持，我就无法写作本书。埃德·布兰特和费丁·布兰特、阿黛尔·道尔、梅利莎·福斯伯格和威尔·斯坦梅尔均帮助我挤出不少时间，让我得以“逃到”阁楼静心写作。我的孩子薇洛和亨利则是我灵感的源泉，他们不断提醒我思想为何重要。我的妻子西尔维娅·布兰特则为我过去 20 年中的四段职业历程和现在三本书的完成提供了支持与鼓励，对她的感谢难以言表。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