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Arthur M.Oku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5), 1.
2 ?Hayek, Road to Serfdom , 59, 82.
3 ?F. A. Hayek, “Foreword to the 1956 American Paperback Edition,” in Road to Serfdom , 42.
4 ?WilliamJ. Clinton,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 23, 1996),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53091.
5 ?IGM Forum, “Rent Control,” Feb. 7, 2012.
6 ?Norton and Ariely, “Building a Better America—One Wealth Quintile at a Time.”
7 ?Alvaredo et al., 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 , “United States,Top 1% Income Share,” http://www.wid.world.
8 ?BenjaminI. Page, Larry M. Bartels, and Jason Seawright, “Democracy and the Policy Preferences of Wealthy America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 no. 1 (March 2013): 57, 58, 63.
9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 no. 3(Sept.2014): 572–73.
10 ?Adam Bonica et al., “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 3 (Summer 2013): 111.
11 ?Lawrence Lessig, Republic, Lost: The Corruption of Equality and the Steps to End It , revised ed. (Twelve, 2015), 16–17.
12 ?Oku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
13 ?Jonathan D. Ostry, Andrew Berg, and Charalambos G. Tsangarides, “R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4/02,Feb.2014), 8–9, 26.
14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Business, 2012), 152–58.
15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ower and the Useful Economis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no. 1 (March 1973), 6.
16 ?“Economics Degrees Still ‘Too Narrow in Focus’,” Times Higher Education , March 26, 2016.
17 ?人们的日常幸福感往往只会提高到家庭年收入 75 000 美元左右的水平；丹尼尔·卡尼曼和安格斯·迪顿认为，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即另一种衡量幸福的方法，确实会随着挣更多的钱而不断提高。Daniel Kahneman and Angus Deaton, “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no. 38 (Sept. 21,2010): 16. 489–493.
18 ?Hacker and Pierson, American Amnesia, 27.
19 ?John Maynard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 dren,”in Essays in Persuasion (Classic House Books, 2009), 201.
20 ?Louis Johnston and Samuel H. Williamson, “What Was the U.S. GDP Then?,” Measuring Worth, http://www.measuringworth.org/usgdp/.
译后记
接受经济学训练的意义
作为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者，我每年都会指导或评阅为数不少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研究生的论文没有太多值得特别说明之处，那些论文已经通过了严格的答辩程序，姑且不论学术价值几何，整个研究的内容是相对完整的，研究方法即便没有太出彩的地方也是比较规范的。事实上，大多数非专业读者很难分辨这些论文和学术杂志上刊登的论文有什么区别。
然而关于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情况就大不相同。绝大多数论文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可谓简陋：画二阶方阵求博弈中的纳什均衡结果、搜集一些数据做简单线性回归或者干脆在笛卡儿坐标系里面画一个十字，求自己预设的情况中各个三角形面积之和，等等。调整某些经典经济学模型中的参数或函数形式，或者对静态优化模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的研究已经十分少见了；涉及动态随机优化、匹配、一般均衡的则更为罕见。尽管本科生的论文中也不乏具有洞察力和学术价值的观点，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很难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的标准，更像是准备充分的课程作业。课程作业当然有它的价值，几乎所有现代经济学家都是从撰写课程作业开始走上专业研究道路的。但是本科生接受经济学训练的目的达到了吗？或者换个问法，在我们当下的知识体系中，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在毕业的时候，到底学会了什么？
此处无意抹杀那些本科生的努力程度和学术潜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在学业上或事业上也都取得了耀眼的成就。我们只想交代一个与这本书有关的事实，那就是在目前本科生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完成通识教育的情况下，仅按照课程要求，即便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面，绝大多数经济学类的本科生都不具备独立进行经济学研究的能力，他们所掌握的分析工具和所接受的学术训练都非常有限。在完成经济学原理（也就是本书中所提到的Economics 101）的学习之后，本科阶段在此基础上的扩展相当有限。
中级微观经济学只是利用高等数学中的拉格朗日乘子法等工具以及最简单的概率论知识，对经济学原理中的微观部分进行了稍微细致一些的讨论，几乎不会涉及各种微观分析框架所需要的前提假设及其问题（例如：偏好假设与效用函数的关系、需求曲线的可加性、用马歇尔需求函数近似计算社会福利，等等），也不讨论比较静态分析所需要的数学技巧以及连续和非连续条件下动态优化的计算方法等常用的经济学研究所需要的分析工具。中级宏观经济学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用线性方程组考察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仅仅使用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结论分析问题，对其依赖的核心假设和有争议性的推导步骤（例如：垄断竞争性市场结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产品多样理论、价格黏性的表现形式、均衡点上的一阶泰勒展开等）则缺乏讨论。
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课程学习并加以大量的训练，一个本科生所具备的分析框架就不会超过上述经济学原理所涉及的范畴。那么问题就来了——
正如这本书所多次提到的，一个经济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多年后只能记得经济学原理课中的几个重要结论，其原因并不是他把本科阶段所学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尽管这或许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本科阶段所讲授的内容本质上就只有那么多。除了在笛卡儿坐标系里面画十字，通过计算各种三角形的面积对比所谓社会福利的变化，或者再根据不同情况把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进行各种各样的变换和移动之外，经济学类专业的本科生并没有被要求学习其他的分析方法。
由于传统的经济学不是证伪科学而是证实性的，其通过逻辑演绎得到的结论在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是绝对正确、不可置疑的。因此，缺乏更系统深入的经济学训练和不具备哲学知识基础的学生，很有可能忽略其适用条件，坚信自己所学的初等理论的正确性。然而事实上，找到经济理论适用的环境恰好是传统经济学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理论基础不扎实，加之相关利益集团的误导，导致了经济学类专业的毕业生往往自以为是地截取教科书上那些并不能准确反映现实世界的结论，并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这正是这本书指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美国十分普遍，近几年来在中国也越发严重。
这本书详尽介绍了经济学原理中的一些经典结论及其推导过程，并用大量已有的经济学研究和经验数据证明了这些结论存在的巨大问题。无论你是否了解经济学，也无论你接受了什么水平的经济学训练，在看过这本书之后都能对自己原有的思维模式有所反思，进而提高自己评判日常生活中经济类信息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甄别那些从经济学原理教材中摘抄出来的一知半解的经济学论断是否靠谱，并不需要你有多么高的理论水平，多了解一些经济数据和历史事实就足够了。如果你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朋友再次一本（知）正（半）经（解）地谈论“提高最低工资引发失业”或者“关税降低社会福利”，那么你不必用议价能力、贝弗里奇曲线或者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反驳他的论断，只要让他解释中国或者美国最低工资和失业率为何没按照他的说法变动，或者问问他发展中国家通过自由放任能否实现产业升级，他多半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尽管这本书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幸的事实，即大多数经济学类专业的毕业生所学的内容不足以解释复杂的现实世界，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学生必然会不断地复述被某些利益集团鼓吹的、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的结论。他们所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依然具有宝贵的价值。
在任何阶段学习经济学的真正意义，都不是掌握某种经济学分析方法或者熟悉某些经济学研究中的结论，无论那些研究方法有多复杂，研究结论有多重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永远不满足于“就事论事”，永远都试图用人性中不可避免的“趋利避害”行为逻辑去寻找各种社会现象内在的形成机制，并以此作为预测未来事物发展方向的依据。请注意经济学这种独特的思维模式，正是大量演绎逻辑和数学工具的运用构成了经济学拥有“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这一崇高地位的基础。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在研究某个问题时会尽自己所能找出导致一种结果出现的严谨、清晰的逻辑链条，并以此分析各种行动会给各方带来怎样的收益或损失。这本书所列举的或者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依托于各种初等理论加以扭曲宣扬荒谬结论的行为，显然不是学习经济学的结果（可能是没学好经济学的结果），因为它们连发生了什么问题都没弄清楚，或者装作没弄清楚而已。
综上所述，接受经济学训练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学会了什么分析方法，或者掌握了哪些经济模型和理论，而是学习经济学之后能够形成一种特有的思维模式的惯性。这种惯性要求你在形成具体观点之前，应当依托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客观理性的立场上尽自己所能形成一条严谨合理的逻辑链条。这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世界观。它恐怕和接受了多高程度的经济学训练无关，而和个人的“直觉”与“天性”有关。
这本书的英文原标题是Economism，直译是“经济主义”。但在现代汉语中，“经济主义”已经有相对约定俗成的理解，同时又太笼统，并不能体现这本书作者想要表达的内涵。假如按照书中的主线——Economics 101 译作“经济原理主义”，似乎过于平淡，也丢失了书中的批判精神（原书的副标题是“糟糕的经济学与加剧的不平等”）。《被扭曲的经济学》未必准确，不过好在抓住了问题导向，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这个标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学是如何被扭曲的。
正如本科生迷信竞争市场模型一样，当今的经济学家们似乎过于相信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了。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者接受了更多的数学和统计学训练，也因研究对象与金钱利益紧密相关而往往有更丰厚的收入，他们据此有了某种处于“学科鄙视链”顶端的优越感。然而，一个学科的从业者更富有，并不能证明这个学科的理论和范式就是绝对正确的。优化模型或者统计分析工具的正确性，也不代表经济学家们可以违反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政治经济学奠基性人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警告道：“只研究政治经济学而不研究其他任何科学的纯粹政治经济学家，如果企图将他的科学应用于实践，那就非失败不可。”
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界现在的许多研究犯了不愿意充分了解其他学科和历史经验事实的错误。比如：不顾战争威胁和宗教文化环境，强行认为不同国家金融市场利率差异是由政府管制多少决定的；不顾历史上的国家博弈和民族矛盾，强行假设政治观点和聚居地区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等等。为数众多的经济学研究者往往在其他领域中通过数据分析或者自己构想的模型，得到符合所谓“经济学直觉”的结论就满意了。他们无视理性人等假设的局限性与其他领域中传统经济学很少顾及的约束条件，得出的结论要么拾其他学科之牙慧，要么看上去荒谬至极。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放下自己所谓“主流”的优越感及其形成的傲慢偏见，虚心学习其他学科最基础的常识，那么经济学或许能在未来取得更重大的理论突破。
这本书还有许多使人印象深刻的分析。比如作者让我们知道，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自由市场思想在美国拥有广泛的影响，很可能并不是他们的学说在思想市场中自由竞争的结果。FEE资助米塞斯在纽约大学获得教职；哈耶克的朝圣山学社接受了FEE和沃尔克基金会的赞助；弗里德曼担任顾问的AEI作为保守政策智库的典范，在极为雄厚的资本与资源支援下，不断发布论证竞争性市场优于多种形式政府干预的文章。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摒弃国家干预的理想，在他们背后利益集团的支持下终于强势“干预”了美国的思想市场。
考查上述这段自由市场思想在美国的蔓延历程，无疑对中国的经济学界也是一种提醒。在整个自由市场思想的传播过程中，除了相关的基金会和智库，美国的各类媒体也深度参与，起到了显而易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基金、智库、媒体的影响目标非常明确，专门面向政治家、决策者和知识分子。它们的目标从来不是公众，因为公众的意见并不重要，不会解决它们关心的问题，也不能保护它们的利益。
张亚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长聘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