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第四节 开头明确说了，尸体是在一〇一室被发现的。”段舞依说。
“也许这篇谜题里出现了两具尸体呢？”
“这怎么可能……一共就这么几个登场人物。”
“我觉得，第一节 里出现的那具尸体并不是朱盛长，而是杀害朱盛长的凶手——李怀朴的。”
“等一下，你说得太跳跃了。”梁未遥学姐说，“先不说到底有几具尸体的问题，李怀朴不可能是杀害朱盛长的凶手啊。只有他的嫌疑能被彻底排除。因为穿过走廊去杀人就会被监控录像拍到，从庭院过去则会留下足迹，都不可能，所以他应该不是凶手才对。”
“为什么从庭院过去就一定会留下足迹呢？”
“因为在下雨啊，地是湿的。”
“朱盛长遇害时，说不定雨还没开始下呢。”采芦解释道，“在发现朱盛长的尸体前的第二、三两节里，没有任何有关下雨的描写，只是提到了打雷。第四节 倒是有‘抬起头默默看着窗外的雨景’的描写，但这已经是发现尸体之后了。”
“不对啊，”梁未遥学姐把文章翻到第一节 末尾处，“这里说了，‘这场雨从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死者之前就开始下了’。”
“是啊，雨应该是从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死4者4之前就开始下的。但问题是，这里的‘死者’指的不一定是朱盛长。我刚刚已经说了，这篇谜题里可能有两具尸体。第一节 发现尸体的房间可能不是一〇一室，而是其他位置。第三节结尾，写到何思澄出门时，提到她‘没有关灯’。而她住的一〇二室正好位于李怀朴所在的一〇五室的正对面。并且，在第一节里，除了朱盛长和李怀朴之外，其他人物都出现了。如果那具尸体不是朱盛长的，那就只可能是李怀朴的了。其他人最后一次见到李怀朴，已经是发现朱盛长的尸体之后。如果雨是在朱盛长遇害之后开始下的，那么李怀朴就有可能不留足迹地穿过庭院去杀害他了。”
在座的人都被采芦说得哑口无言。
“整篇读下来，读者会很自然地认为，几个章节的时间顺序是二、三、一、四。但是，也有可能是二、三、四、一，不是吗？在发现了朱盛长的尸体之后，几个人等待着警方的到来，还去看了监控录像。之后李怀朴独自回到房间里，用一把登山刀畏罪自杀了。而何思澄又做了一次第一发现人。”她继续分析道，“第一节 所描写的，正是发现李怀朴的尸体的场面。第四节有这么一个细节，写到李怀朴‘从牛仔裤的口袋里取出烟来’，说明他穿的是牛仔裤。而第一节里描写到何思澄‘从牛仔裤的口袋里摸出了什么东西’，说明那具尸体身上也穿了牛仔裤。一切都对得上……”
“但是，所有这一切推理都建立在‘对面的房间’指的是‘正对面’这个伏线上。”梁未遥学姐说，“如果‘对面’只是个泛指的说法，指的就是一〇一室斜对面的一〇五室呢？”
“就算是这样，这个解答也是成立的。只不过没有什么伏线支撑它罢了。”说到这里，采芦停顿了片刻，然后又补了一句，“这倒是让我想起了数学里的‘格兰迪级数’。”
说着，她用圆珠笔在打印稿背面写下了这么一行数字，把纸推到桌子中央：
S=1-1+1-1+1-1+1-1……
段舞依用手肘顶了顶袁茉椰，问她有没有学过。
“学过是学过。”袁茉椰说：“我只是不知道这玩意儿还有名字。”
“秋槎，你觉得S等于多少呢？”采芦问我。果然，丑态百出的愚蠢助手这一类角色，总是要由我来扮演。这一次也逃不掉。
明知道会出错，我还是回答说，“应该是0吧”。
S=（1-1）+（1-1）+（1-1）+（1-1）……=0
我的话音刚落，采芦就随手加了几个括号。“S的确可以等于0，但是，如果我们把括号换个位置的话……”
说着，她又写下了一行数字：
S=1-（1-1）-（1-1）-（1-1）-……=1
采芦只是改动括号的位置，就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我记得还能算出1/2？”袁茉椰说得不是很有底气。
“1/2？不太可能吧？”梁未遥学姐歪着头问，“一堆整数加加减减，怎么会算出一个分数来呢？”
“确实能算出来。数学里就是有很多有悖于直观的结论。相比黎曼ζ函数的解析沿拓，这还不算是特别反直观。”
见没人问她什么是“黎曼ζ函数的解析沿拓”，采芦又写下了计算的过程：
1-S=1-（1-1+1-1……）＝1-1+1-1……＝S
1-S=S
2S=1
S=1/2
“格兰迪级数的求和，根据不同的方法可以算出0、1、1/2三个结果。这篇《山眠庄事件》也是，你回收哪条伏线，哪条伏线所指向的解答也就成了真相。或者说，你希望得出怎样的结论，就去寻找能推导出这个结论的伏线就好了。”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把采芦推理出的这个结论当真相的。”我解释说，“在我的第一稿里，那句话写的是‘能看到正对面的房间亮着灯’。不过，转念一想又觉得使用了叙述性诡计，不太公平，而且其他诱导性选项也不太容易排除掉。不如索性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看看大家能给出多少种解答。关于哪个解答是‘最有趣’的，还需要来一场不记名投票吗？”
“不用了吧。结果太显而易见了。”梁未遥学姐瘫靠在椅背上，将右手的手背抵在额头，像是在测体温。“我们都不是韩采芦同学的对手，只能认输了。”
就这样，猜凶手游戏顺利地落下了帷幕。
采芦拿到了凌美愉提供的奖品——一小罐咖啡豆。但我总觉得，她这辈子都不太可能学会磨咖啡。当然我也一样。
或许正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笨拙，而且各有各的笨拙，才能成为朋友吧。
后来大家还继续坐在原处，继续聊着天。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还不到四点。姝琳应该还要过一会儿才能过来。
凌美愉说有个订单要确认一下，去了吧台那边，用座机打起了电话。
听说采芦这一年都在国外和数学家们一起工作之后，她们都表示，很想了解数学家们的工作和私人生活（特别是私人生活）。
“你平时会怎么做研究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袁茉椰问，“我如果继续读上去的话，肯定也要做研究、写论文。感觉有些头疼。”
“也没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是每天读一些别人写的论文，看看有没有错误。没有错误的话，就想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那个问题。”采芦轻描淡写地说，“说起来，秋槎，你又是怎么构思推理小说的呢？”
“也差不多吧。看看别人的小说，想想同一个谜面能不能想出更好的解答。”
“数学和推理小说真的还挺像的。特别是看了几本你喜欢的埃勒里·奎因的小说之后，愈发这么觉得了。不过，我还真的挺羡慕那些推理作家的。他们写的东西虽然有时候会很复杂，但至少都能让同行看懂。”
“数学就不行吗？”
“完全不行。”采芦叹了口气，“经常有人抱怨看不懂我的论文。”
这个时候凌美愉挂断了电话，走了过来。她对梁未遥学姐说道：
“未遥，有个订单要向老板确认一下。电话打不通，估计是在听音乐。我上楼去找他一趟，马上就下来。如果有电话打过来，不用接，我回来之后会打回去的。”
“好的。”学姐朝她挥了挥手，“放心，我们不会乱喝店里的东西的。”
随着铃铛的轻响，凌美愉走出了店门。
“如果邱老师在听音乐，听不到电话铃声，美愉她上去按门铃，他也不会听到吧？”袁茉椰问学姐。
“美愉有钥匙。”学姐说。
“原来他们是那种关系吗？”
“怎么可能。美愉是他外甥女，所以一直在帮他打理这家店。”说到这里，学姐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了下去。“其实邱老师开这家店，主要就是为了替美愉找点事情做。她是我们外文学院的前辈，一心想做翻译家，也译了几本法国人的诗集和小说。但是做文学翻译根本没法养家糊口。所以邱老师就帮她找了个副业——不对，论收入的话，应该算是主业了。”
“仿佛看到了我们的未来。”段舞依插了一句。
“算了吧，我可没有什么有钱的亲戚。毕业之后会乖乖找个正经工作的。”
就在这个时候，铃铛声再次响起，店门被粗暴地推开了。我们齐刷刷地看了过去，只见凌美愉弓着腰、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她一手撑着门，一手扶着门框，喘息了片刻之后才抬起头来，颤抖着叫喊道：
“舅舅他……邱老师他……”
见状，梁未遥学姐赶忙起身，跑到她身边，扶着她的双臂问了一句“邱老师他怎么了”。我们也起身走向她们。
凌美愉像是没法将那个词说出口，不停地摇着头。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
“叫救护车吧。”梁未遥学姐表现得很冷静，“说不定还能救回来。”
“已经来不及了……可能应该报警。”凌美愉说，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我不确定……”
她的意思恐怕是，不确定那是不是起谋杀案。
“我陪你再上去一趟吧。”
凌美愉艰难地点了点头，和梁未遥学姐一起走出了店门。
不知为什么，我也跟了过去。
8
发现尸体的书房有扇朝西开的窗子，此时半开着，有微风从外面吹进房间，那阵风也让窗外银杏树的绿叶微微颤动。现在正是一天之中西晒最强烈的时候。毒辣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房间里，投在窗下的书桌上，像无数支燃烧着的箭。邱老师就伏在那张惨遭暴晒的书桌上。我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
毕竟，如果他是在西晒袭来之后遇害的，一定早已经拉上了那条银灰色的窗帘。
“我刚刚过来发现门没锁，觉得有点不对劲。”凌美愉站在我们身后解释道。“其他房间门都关着，只有书房敞着门……”
书桌上有一台白色的CD播放机和两个小音箱。书桌的左右两侧还有两个半人高的音箱。CD播放机和四个音箱之间，都有音频线将它们连接在一起。整套音响设备全都开启的话，应该能制造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来。CD播放机正面左下方的孔眼上，插着一根蓝色的耳机线。看样子邱老师遇害时正在用耳机听音乐。
他趴在桌上，脸和掌心都贴着桌面。头微微向左歪了一点。我绕到他左侧，发现他只有右耳戴着耳机，本应塞进左耳的那半边耳机躺在桌上，贴着他的左脸颊。从背后看很难注意到这个细节。桌面上散落着几本音乐方面的外文书，还有一张CD、一个拆开的耳机包装，以及一个约三十厘米高的小铜像。
书籍包括一本《海顿主题变奏曲》的总谱、一本Ernő Lendvai分析巴托克作曲技法的著作，还有两本阿多诺的理论书。那张CD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听到的音乐。古典乐迷只看到封面上的枯山水庭院，就知道那是Celibidache指挥的布鲁克纳的作品。我仔细看了一眼，是那首以滥用铜管著称的第四交响曲。
原来如此，用入耳式耳机听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恐怕有人走到他身后也根本不会察觉到。
那个铜像只有个很小的木质基座，上面什么都没写，但我依稀记得在纪录片里见到过它的原型——位于萨尔茨堡莫扎特广场的莫扎特像。这或许是个旅行纪念品。尽管作为纪念品它似乎太重了一些。重到可以充当凶器的程度。铜像的头枕着《海顿主题变奏曲》的总谱，能在额头的位置看到暗红色的血迹。
那血迹虽然微小，却仍是肉眼可见的。
“好奇怪啊，”凌美愉看着那个拆开的耳机包装说，“他说这个耳机半边坏了，用不了，准备叫我拿去退换的。”
“半边坏了？原来如此。”梁未遥学姐说，“怪不得左耳没有戴上耳机。”
“不对。不是这么回事。”凌美愉摇了摇头，“坏掉的是右半边。”
右半边？
也就是说，邱老师遇害时戴着坏掉的右半边耳机，而没有戴上能使用的左半边……那样的话，他应该什么也听不到才对，戴上耳机又意义何在呢？更何况，像他这样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怎么会忍受使用一副半边坏掉了的耳机来听交响曲？
“他还有其他能用的耳机吗？”我问凌美愉。
“有。在那边。”
她指向南墙的一排书柜那边。靠左的两个书柜里都塞满了书，放置中文书时大多里外摆了两排，把木板都压弯了。开本大一些的外文书倒是书脊朝外地插在书柜里。至于那些薄但是开本更大的乐谱，往往横过来摆在其他书上面。左数第三、第四个书柜上都堆满了古典乐CD，有平放的，也有纵向插在架子上的，其间还能看到一些大型套装。
最右边的那个书柜，被用来摆放纪念品和耳机。邱老师似乎有个习惯，会把拆开之后的耳机包装盒摆在架子上，用完之后再将耳机放回包装盒里。入耳式的耳机约有十款，头戴式耳机稍少些，只有四款。都是我不认识的牌子。
看样子，邱老师没必要特地使用一款半边坏掉的耳机。
“总之先报警吧。”梁未遥学姐翻开手机盖，对凌美愉说，“不过具体的地址需要你来告诉警方。”
报警之后，我们回到咖啡馆等候警方的到来，并在十五分钟之后等到了。
离开案发现场的时候，凌美愉锁上了那扇防盗门。警方到来后，她领着几位刑事技术人员去了楼上。我们其他人则留在咖啡馆接受盘问。
警方人员先是登记了我们的个人信息。然后有个技术人员跑了进来，把一张纸交给了负责盘问的警员。那位眼睛不大，头发有些花白的警员扫了一眼纸上的信息，问起了我们在一点半到两点半之间的行动。看来，这就是警方初步判定的死亡时间了。
凌美愉和梁未遥学姐在十二点左右就碰头了，在附近买了快餐，带回咖啡馆一起吃了午饭。直到梁未遥学姐去接段舞依，她们都没有分开过，也没有走出店门。学姐接到段舞依的电话是在一点四十五分左右，我们到达咖啡馆是在一点五十五分。中间这十分钟只有凌美愉一个人留在店里。她在这十分钟内有作案的可能性。
梁未遥学姐和段舞依约在小区的某一个门碰头，段舞依却走错了门，两个人在小区里折腾了快一刻钟才找到对方，之后在两点十分左右来到了店里。她们也没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
袁茉椰不到两点就进入了小区，但迷路了一段时间，两点一刻左右才到达咖啡馆。
我和采芦倒是一直在一起，没有分开过。不过对于警方来说，我们互相为对方做证没有任何意义。推理小说里的凶手总是单独作案的，现实中却未必。
总之，在警方看来，我们都有嫌疑。
盘问我们的时候，另一位警员一直在旁边打电话，试图联系上小区物业负责管理监控录像的人，却迟迟没能找到。据说小区的几个大门口都安装了监控录像。不过，即便有录像拍到我们走进小区的一幕，怕是也无法证明我们的清白。毕竟这家店太难找了，我们几乎都迷了路，浪费了不少时间，而这段时间已经足够作案了。
凌美愉回到咖啡馆之后成为了警方重点盘问的对象。涉及的问题不光是她自己的行动，也包括有关邱老师的种种信息。从凌美愉口中，我们得知邱老师离过一次婚，前妻是电视台的播音员，后来又嫁给了一个比他更成功的商人。他们有个在国外念书的女儿，离婚时判给了他前妻。他一直支付着女儿的学费。凌美愉并不怎么了解他在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和对手，倒是她父母一直在协助他，帮他打理公司。
之后她又被问到谁有房子的钥匙。她说只有邱老师和她有。
技术人员那边有了不少进展，而对我们的盘问却没有问出太多有效信息。警方已基本确定凶器就是倒在桌上的莫扎特的铜像。他们在邱老师的后脑上发现了两处钝器打击造成的伤痕，其中一处是致命伤。案发现场周围并没有人员攀爬的痕迹，防盗门锁也不曾被撬动过。他们还证实了凌美愉的话，邱老师戴着的右半边的耳机的确坏掉了，根本发不出声音。
警方并没有封锁这家咖啡馆，只是把这里当成了临时的讯问场所。讯问结束后，我们分散坐在店里，警方人员则围坐在吧台边，仿佛他们只是翘班来喝杯咖啡。
不知邱老师一死，这家店的命运会如何。也许凌美愉会继续把它经营下去。可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对她来说这家咖啡馆已经满是不愉快的回忆了……
这时，门上的铃铛又响了。
走进来的却不是警方人员，而是姝琳。
她身穿一件米色的无袖衬衫和一条深蓝色的裹身裙，实在不像是去上课的打扮，前来参加聚会倒是很得体。只可惜聚会已经提前结束了。一走进门，她先看到了坐在吧台边的警察，然后有些茫然地在店里寻找我。我朝她招了招手，喊了一声“姝琳”。她朝我走来，眼看着就要露出微笑了，却一眼看到了坐在我旁边的采芦。
姝琳一时停下了脚步，表情也僵住了。她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走到面对着我的空位边，坐了下来。
“发生了一些事情。”我说。
“看出来了。”她把脸转向采芦，“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了。”
“我昨天才回来。”采芦说。
我也赶忙解释说：“她昨天晚上才联系我的。我们跟采芦有一年没见了，不如趁这个机会聚一次。我没跟你说，想给你一个惊喜。”
“确实挺惊喜的。”她说，眼中却看不到丝毫的喜悦之情。“这些警察也是你给我的惊喜吗？”
“他们是来查案子的。店主被杀了，就在楼上。”我说，“警方觉得我们都有嫌疑。”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闯进来，是不是也要被列入嫌疑人的名单了呢？”
姝琳的话音刚落，就有个警员凑了过来，问她是来做什么的。姝琳也如实说了。警员又问她是否认识店主。她说不认识，也从未来过这家店——这也是实情。
最后一个问题是她在一点半到两点半之间做了些什么。
“我在几公里外的地方上英语课。”说着，她从帆布挎包里取出了听课证和一张小纸条，递给了警方人员。“如果不相信的话，听课证上有补习班的联系方式，可以打电话过去确认我有没有出席。是小班授课，逃课肯定会被发现的。另外，这是我打车过来的票据。”
就这样，姝琳几句话就撇清了自己的嫌疑，警员也知趣地走开了。
然后，我向她讲起了事情的经过。她听得很专注，一次都没有打断过我的叙述。尽管我并不觉得自己讲得很清晰。听完之后，她围绕案情问了我们几个问题。
“你认识这家店的老板吗？”
“以前跟梁未遥学姐来的时候见过，跟他聊过古典音乐。”
“采芦呢，你来过这家店吗？”
“我是第一次来。”她回答说。
“秋槎，你刚才说，案发现场的钥匙，只有死者和店员凌美愉才有。”
“是啊。她跟警方是这么交代的。”
“那么，这件事有谁知道呢？”姝琳问，“我是说，你们之中有谁知道凌美愉持有钥匙这件事？”
“应该只有梁未遥学姐知道。她跟凌美愉还挺熟的。”
“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好的。”她停顿了片刻，眉头微微蹙起，像是在思考着什么。“你说发现尸体的那个书房，有个朝西开的窗子，你们过去的时候半开着。那个窗子下面是什么地方？”
“是这家咖啡馆的厕所。”
“发现尸体前，你们都去过厕所吗？”
“我没有。其他人应该都去过。”
“当时放在CD播放器里的那张碟，有什么特点吗？”
“你说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吗？”我思考着怎样以最简单易懂的方式向姝琳说明那部作品的特色，然后想到了，“特点就是比较吵吧，而且挺长的。”
“我懂了。”说着，陈姝琳站了起来，像是为了吸引警方人员的注意，她故意把音量提高了十几分贝，却又说得很自然，像是讲给我和采芦两个人听的。“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个坏掉的耳机，是凶手为制造不在场证明而设置的机关，只是出了些意外，没能启动罢了。”
9
“我没有到过案发现场。不过碰巧有个亲戚也是音响发烧友。他家的CD播放机也跟几个音箱连在一起，直接放CD进去的话就会由音箱来播放音乐。CD播放机正面也有个插耳机的地方，只要插上耳机，音箱就不出声了。我想，凶手就是打算利用这个原理，来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
她成功吸引了几位警员的注意力。
“方法很简单。在杀人之后，只要把耳机插在CD播放机上，放一张CD进去播放。这张CD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曲子不能太安静，最好比较吵闹。而且也不能太短。同时凶手还在耳机上动了一些手脚，在入耳式耳机的一端系上了一根细线，从书桌前的窗户垂到下面去，然后按下CD机的播放键，离开现场。”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话我是替正在听姝琳做推理的警员们问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么做都为了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姝琳解释道，“凶手离开现场之后，先去了案发的书房的正下方一趟。咖啡馆的厕所有扇窗，就开在书房的窗子的正下方。凶手拎起那根系在耳机上、从窗户垂下来的细线，把它塞到厕所的窗子里去。这样就完成了整个机关的布置工作。然后，等到人到齐了，聚会开始，就假装去上厕所，趁机扯动那根线，把耳机从CD播放机上扯下来，之前由耳机播放的交响乐，就会由音箱来播放。偏偏那是一首比较吵闹的曲子，几个音箱一起播放的话，坐在楼下这间咖啡馆里的人也都会听到，从而误以为死者直到那个时候还活着。这样一来，凶手就有了不在场证明。”
“但我们没听到音乐……”
“因为出了些意外，这个计划失败了。凶手拽动那根线之后，系在耳机上的扣松动了，整根线从耳机上滑了下来，没能扯下耳机、让音箱播放音乐。”
听到这里，刚刚盘问我们的警员再也坐不住了。
他走向姝琳。“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那您觉得是怎么一回事呢？”姝琳不紧不慢地转过身去，问道。
“我不知道，”警员毫不避讳地说，“不过你说得挺有道理的，确实解释了死者为什么要拿一个坏掉的耳机听音乐的问题。”
“那个耳机坏了，死者想让店员帮他拿去退换，所以才摆在桌上。而对于凶手来说，耳机坏没坏都无所谓，反正完成了诡计之后都要处理掉的，所以只是随便拿起了摆在台面上的耳机，插到了CD播放机上。”
“但是，凶手的计划失败了。你的推理对我们办案好像没什么帮助。”
“不，”姝琳摇了摇头，“如果我的推理能成立，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发现尸体前没有使用过咖啡馆的厕所的人，一定不会是凶手。”
“有这样的人吗？”警员的这个问题显然是在问我们所有人。
于是我举起了手。
这时，和凌美愉坐在一起的梁未遥学姐也开口了。“我们能做证，秋槎没去过厕所。当时她坐在最靠里的位置，不方便出去。”
“所以，”背对着我的姝琳忽然转过身，来到我身边，抓起我正准备放下的左手，把我拽到了警员面前，“能不能先放她走呢？她没什么嫌疑。我们之后还有事。”
“可以是可以，不过得让她登记一下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以后可能还有事会问她。”
“秋槎，你会配合警方的工作吧？”
这个时候，我除了点头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于是我被解救了。填完警方提供的表格之后，姝琳再一次拽起了我的手腕，像是多等一秒都不耐烦地，拖着我走出了咖啡馆。
门上的铃铛响起时，我朝采芦那边看了一眼，她也有些无助地看向了我。
我就这样把她丢在了一群陌生人中间。
直到走出小区，姝琳都没有松开我的手腕。她的步子很急，急到我们连讲句话的余裕都没有了。离开小区，她立刻在街边打了一辆出租车。她让我坐在后排，自己也坐到了我身边，然后对司机说了一个她家附近的商业区的地址。
出租车驶出之后，她才终于放松了下来，任凭身体陷在柔软的靠背里，把脑袋也倚在了头枕上，长舒了一口气。
“没想到那个警察竟然信了。”
看来，姝琳在做出那番推理的时候非常紧张，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如果这时把手放在她的胸口，一定能感受到那颗心脏正狂跳不止吧。若不是光线太暗，或许也能在她脸上看到一片绯红。因为这一路走得太快，我的心跳也有些急促，不自觉地大口喘息着。
“不要说这种话，会被司机误会的。”我说。
“其他人可能会被误会。我们两个女高中生，能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
“我们已经不是女高中生了。”
“是啊。开学就要去读大学了。”她又长舒了一口气，不过这一次多少带有些叹息的意味。“你就要去上海了。”
“南京和上海离得那么近，我们还能经常见面的。”
“嗯，十一的时候去找你玩吧。”
“好啊。”
“秋槎，”姝琳忽然挺直了腰身，把脸转向我这边，低声说道，“你今天叫我出来，我还挺开心的。我还以为你在生我的气。”
“没有啊。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呢？”
“没有就好。”她的脸上浮现出苦涩的笑容，转瞬就消失了。
“那个警察会听信你的说法，我也觉得挺意外的。”我说，“你的推理，明明有个再明显不过的硬伤，他居然没注意到。”
“嗯？你果然也发现了。”
“很难发现不了吧。如果凶手把耳机线插进CD播放机里是为了做一个机关、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那为什么要特地把半边的耳机塞到死者的耳朵里去呢？这不仅多此一举，还会增加拽落耳机时的难度。实在想不出凶手有什么理由这么做。”
“那，你觉得那个耳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可能是这么回事吧。”我试着分析说，“凶手是为了嫁祸给某个特定的人才给死者戴上耳机的。凶手去找死者时，死者并没有在听音乐，所以凶手敲门之后，死者就给凶手开了门。在行凶之后，凶手给死者戴上耳机，制造了遇害时正在听音乐的假象。这样一来，警方会误以为凶手到访时，死者在听音乐，没有办法给凶手开门，所以是凶手用钥匙开了门……”
“你是说，凶手这么做是为了嫁祸给持有钥匙的凌美愉？”
“嗯。”我点了点头，“至于为什么只有右耳戴了耳机，我猜是这么回事。根据警方的调查，死者后脑有两处钝器击打留下的痕迹。很可能是凶手给死者戴上耳机之后，发现他并没有断气，就又一次举起铜像，砸了下去。在第二次敲击的作用下，戴在左耳的半边耳机掉落了下来。但凶手没有注意到。”
“那你觉得凶手是谁呢？”
“如果凶手就在我们中间的话，那就只有一个人选了，是梁未遥学姐。因为只有她知道凌美愉持有钥匙这件事，而且她也知道自己离开咖啡馆之后凌美愉有一段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因此我们这些人里只有她可能是凶手。”
“但是，这毕竟不是推理小说，没法把嫌疑人限定在登场角色里。”
“是啊，很可能是某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干的，还是让警方去调查吧。”我说，“姝琳，你刚刚也想到这种可能性了吗？”
“没有，我没想到。还是你比较聪明。我只想到了在耳机上拴线这种二流写手都不屑写进小说里的解答。”
就当是这样吧……
就当姝琳不是在两种解答中4特地4选择了错误的那种。
根据我的这种推理，邱老师为凶手开了门，还领凶手进了书房，说明凶手一定是他认识的人。这样一来，从未去过那家店，也没见过邱老师的韩采芦和段舞依的嫌疑就会被洗清，一旦警方接受了这种推理，被释放的也会是她们两个。而我，说不定还会继续被扣留。
但这似乎并不是姝琳希望看到的结果。
我不愿相信姝琳只是为了把我带走而特地给出错误的答案。也许她真的只想到了那种解答，或者，她虽然也想到了另一种解答，却又担心说给警方听之后会给梁未遥学姐招来一场无妄之灾。就当是这样吧……
有些事情还是不要去深究为好。
“秋槎，晚上想吃点什么呢？”
“那附近我不太熟，还是你来选一家店吧。”
“今晚要不要住在我家呢？”姝琳说着，背过脸去，看着车窗外疾驰而过的梧桐树和路灯，“开学之后你就要去上海了。”
“吃完饭再决定吧。”
“嗯。”她依然看着车窗外。“你在担心韩采芦吗？”
“有一点吧。她跟其他人都不太熟。”
“其实你不用太担心，警方一会儿就会放了她们的。”姝琳说得很平静，“我过去的时候注意到了，正对着书房的那扇窗户，有个监控摄像头。”
各篇出处
《连续统假设》 《岁月·推理》2014年10月
《费马的最后一案》 《岁月·推理》2015年4月
《不动点定理》 《2018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
《格兰迪级数》 新作
后记
开始动笔写这个系列是在二〇一四年五月。当时我刚刚在《岁月·推理》（银版）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前奏曲》，而已经完成了的短篇《末灯抄》因为篇幅等原因未能过稿。因此，在写作《连续统假设》时，我将字数压缩在了两万五千字之内。这篇系列首作最终发表于十月号的《岁月·推理》（金版）。《连续统假设》的灵感来自法月纶太郎的评论《初期奎因论》（1995），构思时也受到了冰川透的长篇《倒数第二个真相》（2001）和麻耶雄嵩的短篇集《麦卡托如是说》（2011）的影响。“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这个系列名，则致敬了麻耶雄嵩的《贵族侦探对女侦探》（2013）。
法月纶太郎在《初期奎因论》里，引用了柄谷行人的“形式化”和“哥德尔问题”等理论，以此为出发点讨论了埃勒里·奎因的“国名系列”（关于这篇文章及其引出的“后期奎因问题”，可参看叶新章为本书撰写的解说）。受到这篇文章的启发，我开始考虑能否通过“作中作”的形式，类比数学上的“证明论”，来讨论推理小说的严密性问题，为此也阅读了一些数学科普读物，并得到了当时在美国攻读数学博士的网友钟山暮紫的帮助，最终在《末灯抄》被退稿的刺激下奋笔疾书写完了这篇小说。
《费马的最后一案》完成于同年十一月。我在阅读西蒙·辛格的经典科普读物《费马大定理》（1997）时忽然有了灵感，执笔过程中也主要参考了这本书。我希望能以推理谜题的形式来再现这个数学史上的传奇。这篇小说最终发表于二〇一五年五月号的《岁月·推理》。在等待发表的时候，得知了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的死讯，于是加上了那行法文题记。
完成《费马》之后，我开始写作系列的第三篇《不动点定理》，却迟迟未能达到自己的预期。如今看来这的确是整个系列里最平淡的一篇。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数学领域的“存在性证明”，应该是在阅读大卫·希尔伯特的传记时有了初步的构思。小说结尾类似“日常之谜”的写法，则受到了米泽穗信的《追想五断章》（2009）的影响。经过几番迁延，最终完成已是四年之后的二〇一八年十月，最初发表于华斯比主编的《2018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为了填补推理类杂志纷纷停刊而留下的空白，这一期“年选”收录了四篇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不动点定理》就是其中之一。
最后一篇《格兰迪级数》的灵感来源则是收录于《麦卡托如是说》里的短篇《收束》。“收束”在日文里是个双关语，既有“结束”的意思，也可以用来表示无穷级数“收敛”。在那篇小说里，麻耶雄嵩也的确设计了一种“收敛”的“级数解”。而数学上的“格兰迪级数”则是发散的，于是被我拿来类比推理小说的“恣意性”——即便是那些号称信息公平的作品，只要换一种推理方式、采用不同的线索，就能推理出截然不同的真相，姑且算是呼应了《连续统假设》结尾的那句话。在我原本的计划里，还会有另一个题为《二次互反律》的短篇，从其他角度来探讨推理小说里的“多重解答”。但很可惜，构思始终不够完善，或许会在若干年之后补上。
这四篇小说里，既有对创作苦恼的排遣，也有对数学史的类比，还夹杂着许多我的个人趣味。如果一定要为它们寻找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或许可以这么归纳——推理小说的本质就在于其自由（Das Wesen die Detektivgeschichte liegt gerade in ihrer Freiheit）。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我才有勇气一再写下离经叛道的作品，做这些未必能被所有读者接受的尝试。
不可否认，我在这四篇小说里应用到的知识，对于真正的数学爱好者来说都不过是些“俗谛”。然而，如果针对与数学有关的推理小说做一番统计，便不难发现作者们往往就是在这些“俗谛”中间打转，而绝少谈到什么更艰深的内容。这或许是因为在数学领域，比较直观易懂又能提炼出某种“思想”的理论终究是有限的。仔细想想，即便是在科幻界，那些结合了数学理论的科幻作品，如特德·姜的《除以零》（1991）、格雷格·伊根的《闪光》（1995）及其续作《黑暗整数》（2007），用到的知识也不怎么偏门，只是他们对这些知识有极深的理解，所以其想象也更值得玩味。我在搜集写作资料时，也顺便构思了几个科幻故事，目前已经完成了一篇《没有颜色的绿》，近期或许还会写一篇以布劳威尔为主角的科幻小说。
选在这个时间出版《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一方面是因为发表在杂志上的两篇版权回到了自己手里，更重要的是，我想以这本书来纪念复旦大学推理协会成立十周年。我亲历了这十年的前半段，直到现在也和后辈们保持着联系。其间参与了每一期社刊的创作，也为“高校BBS推理大赛”写过千疮百孔的谜题。本书中频频出现的猜凶手谜题（Whodunit），正是流行于大学推理社团的文体，可以说是正式写作推理小说前的一种练习。日本的许多前辈，如绫辻行人、法月纶太郎、麻耶雄嵩、大山诚一郎，都是从写作这类谜题开始，一步步成长为职业作家的。在离开校园多年之后，重操旧业，写起《格兰迪级数》里的《山眠庄事件》时，也仿佛回到了自己的起点。
为本书撰写解说的叶新章，在硕士毕业之前一直是北京大学推理协会的核心成员，研读过大量日文推理评论著作，对本书牵扯到的“后期基因问题”研究颇深。此前，《2017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同时收录了北大推协成员谢柯盼的《山狐》和复旦推协成员豆包的《爱丽丝漫游乌托邦》，算是同台竞技，这一次则算得上是两家推理协会的首次正式合作。在推理杂志全部停刊的今日，培育新人作家、评论家的重任，或许将由大学乃至中学的推理社团来完成。
解说：并不复杂的杀人艺术
文/叶新章
前文描述的恐怕大多是架空的事件。然而，此后所写则完全不需要这样的注释。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全部是事实。我为一切内容负责。
——法月纶太郎《密闭教室 完全版》
《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是推理作家陆秋槎在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库”的第四部 作品，由《连续统假设》《费马的最后一案》《不动点定理》《格兰迪级数》四篇标题与数学高度相关的“作中作”短篇组成。小说主角是自作者出道作《前奏曲》以来便为读者所熟知的文学少女陆秋槎，她的生活因数学少女韩采芦的闯入而顿生波澜，堪称典型的“少女遇见少女”（girl meets girl）故事。然而除此之外，归纳本作的特点或许是困难的：初见之下“日常推理”的剧情中，突然出现了杀人事件；虽然采用了本格推理的逻辑框架，又声称对侦探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直觉”；明明体裁是小说，论述却具有推理评论的意趣和巧思——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本作处于类型文学的边界线上，具有极强的实验性。本文试以“数学”为引，探索作品的深意。
需要提示的是，为区分作者陆秋槎与少女陆秋槎，本文以带引号的“陆秋槎”指代后者。此外，虽然不涉及最终真相，但本文的部分讨论将有可能削弱奎因《希腊棺材之谜》的阅读体验，请各位读者慎重。
数学，或者说数学能力，似乎起初并不被推理作家们所看重。一八四一年，爱伦·坡在后来被称为推理小说嚆矢之作的《莫格街谋杀案》开头以冗长的篇幅谈论了推理的方法论，文中把数学能力称作“计算”（calculate），并半带轻蔑地将其与侦探必须的“分析”（analysis）能力严格区分开来。前者仅能使人在条件全部给齐的情况下得到解答，最多不过算是“复杂”，而后者则能帮助侦探在线索受限的情况下，合理利用“想象”（imagine）与凶手斗智斗勇，最终侦破案件。在爱伦·坡看来，精通数学并不是一名侦探所必备的素质。
十九世纪末短篇推理小说步入全盛期后，这一现象也未能根本改观。柯南·道尔爵士缔造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形象中，其知识体系整体偏向于实用，对于化学、解剖学、法学、地质学、植物学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以至于华生在《血字的研究》里列举的福尔摩斯学识范围用近乎偏见的态度指出福尔摩斯不具有文学、哲学知识。不难想象，福尔摩斯很可能仅具有实用程度的数学能力，并非数学家或数学爱好者。《四签名》为我们提供了一例旁证，作中福尔摩斯向华生表达对他小说的不满时，将其比作“在欧几里得第五公设中掺进了恋爱故事一样”——这便是福尔摩斯数学知识的疆界，尽管当时已进入了非欧几何的时代。同时代杰克·福翠尔笔下的“思考机器”凡杜森教授具有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学术头衔，包括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医学博士、牙科硕士等，数学一样处于被忽略的位置，侦探们即便开始认为“侦探术”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也无需数学作为注脚。另一方面，道尔爵士作中福尔摩斯的死对头莫里亚蒂则曾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大学数学教授，年轻时即发表过关于二项式定理的论文和著作《小行星力学》，震撼学界，展现了数学思考背后可能蕴含的邪恶能量，可谓开创了数学家犯人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