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这个问题的范围
人类婴儿不是规范的行为主体。人类胎儿、具有严重精神缺陷的
人、痴呆症患者也不是规范的行为主体。那么，这些人都没有人权吗？
[160] 也许我们不应该如此拘泥于“人权”这个名称的授予标准。在那些人
当中，难道没有任何人仅仅因为是人而至少具有某些一般的道德权利
——即使这种道德权利只是与人权相似，但从一切实际目的来看，它们
具有与人权同样好的地位？
4.2 潜在的行为主体
我将集中于儿童的情形，不过，我相信我就此提出的结论可以扩展
到其他不太容易处理的边沿情形，在本章最后，我会讨论那些情形。
正常的成年人有一种自然的平等：他们都同样是规范的行为主体，
他们都达到了我们所规定的那个阈限，进入这类行动者的行列。这意味
着，就人权而论，除了行为主体和非行为主体 [161] 之间的区别外，所有
其他差别，比如说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教育程度很高的人和教育
程度很低的人之间的区别，都是无关的。然而，不清楚如何看待婴儿和
成年人之间的区别。正如洛克简明扼要地指出的：“我必须坦诚相告，
儿童并非生来就处于平等的完整状态，尽管他们生而平等。”
[162] 对于
婴儿来说，正常的自然命运就是要成为行为主体，这也是我们需要高度
关怀婴儿的一个理由。什么让杀害婴儿一般来说成为一个严重过错呢？
答案的主要部分（但不是整个答案）必定就在于：婴儿有可能过上一种
幸福快乐、富有成效、有所回报的生活，而否定这种可能性是一种严重
的剥夺。婴儿具有这种潜力，因此就必须认为婴儿有某种道德分量。
那么它有多大分量呢？是一种允许我们把人权从中推导出来的分量
吗？潜在的行为主体是有能力成为行动者的存在者，其能动性处于一种
潜伏的或待发育的状态（in posse）。 [163] 存在着这样一个明显的困
难：从这个含义来看，胎儿、受精卵、胚胎乃至受精过程中的精子和卵
子都是潜在的行为主体，因此都具有道德分量，甚至可能具有生存权。
很多人发现这个观点接近于一个归谬论证，我认为确实如此。另一个困
难是：这个定义没有抓住我们的一个有力直观——婴儿仅仅是因为其潜
力而具有道德分量。不过，我们的直观根本就不是如下简单说法：一切
处于潜伏状态或待发育状态的行动者都具有道德分量。这个说法包含了
太多的东西，例如受精过程中的精子和卵子等等。我们的直观是：婴儿
之所以具有道德重要性，是因为婴儿有成为行为主体的潜力。这个直观
很流行，而且经常与如下直观相伴随：晚期胎儿也具有道德重要性，尽
管在道德上有可能不如一个婴儿那么重要，但比早期胎儿或胚胎更加重
要。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抓住这些直观，我们就必须缩小我们认为把道
德重要性产生出来的那种潜力。具体地说，那种潜力就是婴儿的潜力，
或者晚期胎儿的潜力，或者某种其他东西的潜力（只要我们能够确定那
条界线）。于是，潜力的道德重要性就不仅取决于它是针对什么的潜
力，也取决于它是什么东西的潜力。因此，我们必须能够断定婴儿、晚
期胎儿、早期胎儿等等的道德分量。若没有这些进一步的限制，能动性
的潜力就不会把与生存权相接近的权利赋予任何东西。因此，这些有力
的直观至少会继续存在，而我也假设它们是可靠的。
对潜力还需要施加一些进一步的限制。比如说，有严重脑缺陷的新
生婴儿不会发展成为行为主体，除非为了治愈这种缺陷而对大脑实施干
细胞移植，但这种治疗目前仍然不可得到。 [164] 这样一个婴儿，仅仅因
为有潜力成为一个人或一个行为主体，就会具有与后者的道德分量相类
似的东西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应该对“潜力”施加另一个要求：潜
力应该是在必要时就可以用可得到的资源来实现的。
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有力的直观：婴儿之所以在道德上重要，是因为
婴儿是一个物种即智人的成员，而智人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行为主体。
这个信念是我能够认同的。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在精神上严重残
疾的婴儿，或者一个患有脊柱裂的婴儿，尽管在出生后几个月就会死
去，仍然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考虑在这方面的一个极端例子：一个无
脑畸形的婴儿。尽管有很好的理由对无脑畸形的婴儿表示尊重，其中一
个理由就与我们都属于人类这个事实相联系，即便如此，这样一个理由
并不是把与规范能动性（或者甚至在上述限制性解释下的潜在的能动
性）相联系的那种价值赋予那种婴儿的理由。
在1989年颁布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联合国强调的不是儿
童的潜力，而是其脆弱性。 [165] 这份公约把很多权利赋予儿童，但可以
有意义地赋予婴儿（有别于儿童）的权利仅仅是那个得到公认的生存权
以及两个没有得到明确确认、更有争议的权利——出于福利上的考虑而
得到保护和照料的权利以及“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发展的权利。
[166] 儿童的脆弱性肯定向我们施加了某些实质性的义务，而对于那些能
够照料自己的人，我们则没有这种义务。不过，我们千万不要把对义务
的辩护与对权利的辩护混淆起来。有一些义务，包括某些高度重要的义
务，并不与一项人权相关联。我们也必须留心道德人权和法律人权的差
别——前者是在道德理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者是在与法律有关的
更加广泛的理由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而道德也可能出现在这种理由
中。联合国机构倾向于谈论“权利”，而不是明确地谈论“人权”，其目的
是要提出它们认为所有政府都应该加以保证的对待标准（在目前的情形
中，对待儿童的标准）。这个目标本身无可非议，不过，对于它们提出
的某些权利，人们可以表示怀疑。我们真的希望承认我们有责任保证一
个儿童最大限度地得到发展吗？具有这项责任意味着在最终的程度上发
展一个儿童所具有的每一项潜在的才能和能力，对于抚养健全且健康的
儿童来说，这项政策显得格外可疑，更不用说我们对一个儿童的责任或
者一个儿童用权利对我们提出的主张了。 [167]
儿童确实很脆弱，但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表明他们就是人权的承载
者。有很多东西都是脆弱的：植物、精子、胚胎等等。就潜力而论，在
我们能够达到任何道德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对植物、精子、胚胎等等的
价值有独立的理解。如果一个东西本身不值得维护，其脆弱性就没有向
我们提供理由来保护它。因此，不管是“脆弱性”的概念，还是“脆弱
性”本身，都对我们帮助不大，尽管在我看来一个恰当的伦理学仍然能
够用某种方式容纳它们背后的有力直观。
4.3 从道德重要性推出人权
我们现在应如何着手呢？我们应该首先确定婴儿、晚期胎儿、早期
胎儿等等的道德重要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决定他们具有的那种重要性是
否能够为把人权赋予他们提供辩护吗？所幸我们无须这样做。
正如我此前所说，不能从某个东西是道德上重要的就推出它具有人
权。有一些理由表明某个东西是道德上重要的，甚至具有高度的道德重
要性，但这些理由不是把人权赋予它的理由，比如说这样一些理由：那
个东西是要求正义的人类个体，或者是能够感受重大痛苦的动物。 [168]
也不能从婴儿是一个“人”就推出婴儿具有人权，即使我们最终应该
断言婴儿确实是人。我们可以在几个意义上来使用“人”这个概念，但并
非所有的意义都允许这种推理。我们仍然需要决定在什么意义上一个存
在者是一个人，这样一个含义在我们对一项人权的根据的最佳说明中是
否会占据中心地位。例如，对“婴儿是人”这一说法，存在着如下论证。
[169] 一个充分发展起来的正常的人类存在者具有相当大的道德分量，也
许有几个理由支持这个主张，但其中一个理由是：那个人类存在者是一
个人。人本质上是什么类型的存在者呢？我们是具有身体的心灵，也就
是说，是一种有能力支持意识的东西。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我
何时开始存在呢？答案肯定是：在我的大脑首次获得支持意识的能力的
时候，我就开始存在了。于是，只是对于那些也是人的实体，才能说我
与他们都同样是人。我可以说我与那张照片上的新生婴儿是同一个人，
因为新生婴儿事实上已经获得上面所说的那种能力，因此是一个人。然
而，即使早期胎儿或胚胎在生物学上是那个婴儿的一个先前阶段，我也
不能说我与那个胎儿或胚胎是同一个人，因为胚胎或早期胎儿缺乏支持
意识的能力。不过，有人可能会说， [170] 我与先于那个婴儿的晚期胎儿
是同一个人，因为晚期胎儿可能已经发展了那种能力。不管怎样，有了
对个人同一性的这一论述，我们就可以终止前面提到的那种在时间上后
退的增殖——生殖过程中从婴儿到胎儿、从胎儿到胚胎、从胚胎到受精
卵。
但是，我们现在有了两个相当不同的语境，在这两个语境中我们都
在使用“人”这个词：在说明什么东西构成了个人同一性的时候，我们使
用这个词；在描述一个特别有价值的地位的时候，我们使用这个词，而
那个地位就是人的尊严，或者按照早期的说法，在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
就出来时随之而来的那种价值。有人或许认为，只要我们发现某人是道
德上重要的，我们就可以推出，任何与之同一的东西也是道德上重要
的。然而，这个说法是可疑的。我们肯定不可以从那个观察中推出：按
照这个同一性标准，与某人具有同一性的任何东西都具有同样的道德重
要性。例如，如下论证显然是最不合理的推理：因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
具有人权，任何与之相同一的东西也具有人权。
对最后这个主张有一个回答。有人可能会说，在那个个人同一性标
准中出现的人的观念，就是某个具有道德分量的东西的观念。如果一个
存在者已经有了支持意识的能力，上升到了这个能力水平，那么它就值
得我们重视，因此就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实体，与我们具有同样的本
质。它是我们当中的一员，这是一种重要资格。至少在如下意义上，它
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们与它分享某些特征。但我们与之分享的并不
是人的意识。婴儿具有高度有限的意识；婴儿会对饥饿、疼痛、光芒和
噪音做出回应，但很多其他物种的新生婴儿对周围世界的意识比人类婴
儿要强得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我刚才对同一性提出的那个说法
中，我只是声称人类婴儿具有支持意识的能力，而人们也可以补充说，
除了具有那种能力外，人类婴儿还有能力巩固那个资格、支持人所特有
的那种意识。不过，人类婴儿尚未具备那种意识，对“自我”、“他
人”、“未来”和“对象”没有任何感觉。
人类婴儿不仅还没有时间学会这些东西，而且在能够开始学会那些
东西之前，其大脑仍需在物理上加以发展。当我们说婴儿的大脑具有支
持意识的能力时，我们所说的是，大脑当中把意识产生出来的各个部分
都具备了，但在大脑的物理发展的某个阶段，实际上不会把典型的人类
意识产生出来。因此婴儿和晚期胎儿只是具有把人类意识产生出来的潜
力，就类似于早期胎儿有潜力产生典型的人类意识：在有利条件下，它
会逐渐获得这种意识。如果这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的意义所在，那么
就很难看到那种地位究竟与什么价值相联系。
总的来说，我们想要确定婴儿是否拥有人权，而认识到婴儿的道德
重要性并不足以让我们判断婴儿是否拥有人权。我们也需要知道人权的
承载者所要求的那种道德重要性。此外，知道婴儿是否是一个人也不足
以让我们做出这个判断；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样的人格支持人权，而在这
些关于个人同一性的观点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71] 按
照我的基于人格的说明，关于婴儿权利的决定可以往两个方向走：在经
过适当的发展后，这种说明可以把婴儿包含在权利的范围内，也可以把
婴儿排除在外。究竟往哪个方向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规定。待会儿我
就会处理这个问题。
4.4 对人权的需求说明
现在我们需要停下来反思一下对我提出的那种说明的另一个主要取
舍。 [172] 如果人们相信婴儿具有人权，那么他们可能就很想去探究如下
思想：这些权利不是立足于人格，而是立足于某些特别基本的需求。婴
儿（以及处于脑死亡状态的人类存在者等等）肯定具有某些需求。
对需求的陈述总是采取如下形式：x为了做某件事情而需要a。一个
元素为了导电而需要一个自由电子；一个恐怖分子为了安置一枚炸弹而
需要冷静的神经。 [173] 在试图按照需求对人权提出一个说明时，首要任
务就是要指定用来作为人权的一个根据的那种需求。貌似合理的提议
是：人权的根据就在于“基本的”人类需求。对“一个‘基本的’人类需
求”这一思想所提出的一般说明大概是这样的。可以把两种需求区分开
来：一种需求是人们因为选择了某个特定目标（如果我要安置一枚炸
弹，我应该需要冷静的神经）而获得的偶然需求；另一方面，某些目标
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人们所选择的，而是人类生活的一般特征，另一种
需求就来自这种目标。作为人类存在者，我们为了生存而需要食物。尽
管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中生存可以变成选择的目标，但在正常情形中并非
如此；生存是人类生活特有的一个目标。一般来说，人类存在者需要空
气、食物、水、居所、休息、健康、陪伴等等。作为一个初步定义，我
们或许说，一个基本的人类需求就是人类存在者为了避免疾苦、伤害或
功能失调而需要的东西，或者正面地说，是为了正常地发挥功能而需要
的东西。 [174]
为了让基本需求的概念变得足够明确，以便为人权提供一个令人满
意的说明，我们显然需要超越这个初步定义。有趣的工作是一项基本需
求吗？若没有它，就会产生异化——一种社会心理疾病。教育是一项基
本需求吗？若没有它，人们的才智就会萎缩。多大程度的教育才算一项
基本需求呢？
我们提出这些问题，不是要对需求说明提出一个异议，而只是要指
出这种说明仍然必须做的工作。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样一项进一步
的工作能够得以执行。需求说明看来指向了错误的方向。它的核心概念
是正常地发挥功能的概念。典型的案例是人的身体和心灵的正常运作。
为了让“功能”这个概念具有内容，我们可以对人在生活中所扮演的典型
角色或所要承担的典型任务作出一个描述，并把它添加到正常运作的思
想上。如今，作为对基本需求的一个说明，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尽管
仍然很原始的提议。但是，如此来理解的基本需求并没有为人权提供一
个有希望的根据。若有人在某个场合否认我有参加宗教仪式的自由，我
的人权就会受到侵犯。但我们是否就可以合理地认为，我应该为此而感
到苦恼，我的身体或心灵因此就会发生功能失调？这种说法把功能失调
放错了地方。运行得很糟糕的是我所生活的社会。对于基本需求的一个
有用的概念来说，健康（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的观念可能是中心的，
但试图以此来说明人权则是误入歧途，因为这个观念太狭隘了。人们可
以拓展这个观念，但我认为，就像宗教自由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最终
我们必须有力地抛弃健康或正常运作的思想，用一个很不相同的思想取
而代之。
有一个密切相关的要点。为了避免疾苦和功能失调，我们需要某些
东西。如果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用人权来保证，那么人权就会陷入这样
一种危险：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变成人权的对象，而这是不合理的。只要
社会有资源，我就可以用权利的名义要求社会把资源奉献出来治疗我所
具有的任何疾苦（不管它是多么微不足道），矫正我所体验到的任何功
能失调（不管它是多么琐碎）。然而，几乎人人都承认：恰恰相反，只
要疾苦和功能失调很微不足道，它们就不可能用权利的名义对其他人提
出治疗的要求。我们在感冒时很苦恼。我们都有微小的心理障碍，这些
障碍有时在我们这里引起功能失调，例如，我们当中一些人会因为约会
迟到而恼火。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这种烦恼让我们有了一项要求治疗的
权利（哪怕是一项很容易被推翻的权利），那么他就完全违背了直观。
也许，如果一个社会很富裕，感冒或微小的心理障碍可以用药片来治
疗，那么国民医疗保健制度就应该提供这种治疗。但是，我们很难在需
求说明中找到资源来引出我们在这里想要划出的界限。 [175]
到目前为止我提到了疾苦和功能失调，它们仅仅是我此前用来定
义“基本的”人类需求的三个术语中的两个。第三个术语是“伤害”。有人
可能认为基本的人类需求就是为了避免伤害而需要的东西。 [176] 不过，
这也不够。胎儿、试管婴儿等等也可以受到伤害。特别针对人的伤害远
远超过了人权的任何合理根据。通过不断地做令一个人不快的事情，就
可以伤害他；事实上，人们经常用这种方式伤害别人，即使这样做并没
有侵犯后者的权利，但与否认别人的某个微不足道的自由相比，这种做
法造成的伤害更大。需求说明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伤害侵犯了
一个人的权利？正如最后一个例子所表明的，答案不可能只是：那些更
大的伤害。我们所要追究的是伤害的质量，而非伤害的数量。 [177]
即便如此，我最好不要夸大需求说明和基于人格的说明之间的差
别。基于人格的说明产生了一个积极权利，即为了支持一个正常行动者
的生存而需要的最低限度供给的权利，这项权利比单纯的生存权在内容
上更加丰富。因此我所提出的说明也面临这样一个困难问题：如何编制
和辩护一份基本需求的清单？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说明可以被看作是一
种需求说明：为了作为一个正常行动者发挥作用而需要的东西。所需要
的将是空气、食物、水、居所、休息、健康、陪伴、教育等等。从这两
种说明中产生出来的清单显然有很大重叠。在典型的人类生活中有一些
特别基本的角色，例如作为父母、家长、工作者和公民而承担的角色。
[178] 如果需求说明要利用这些基本角色来阐明“正常运作”的概念，那么
这两份清单就会有更多的共同点。不过，它们不会是同样的。基于人格
的说明在它所指定的角色上更加专注和专一：为了作为正常行动者发挥
作用而需要的东西。
4.5 一类自成一体的权利？
把儿童的权利（如果他们根本上具有权利的话）处理为一种人权可
能是一种错误做法。在开始的时候我曾提到，儿童的权利或许形成了一
类自成一体的权利，即儿童因为是儿童而具有的一般的道德权利——这
种权利只是与人权相似，但也许仍然是权利。
如果儿童仅仅因为是儿童而具有这些权利，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一个
问题有所把握：儿童究竟是因为什么而要求这种强有力的保护？换句话
说，我们需要知道这类一般的道德权利的存在条件。如我们所知，联合
国用儿童的脆弱性来作为这种权利的根据。然而，受精卵、胚胎、胎儿
以及很多形式的动物生命也是脆弱的，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个特点足以让
它们具有权利。
一个更好的提议是：儿童权利的存在条件就是儿童具有成为人的潜
力。他们具有这种潜力和这种脆弱性，而这个事实就充分表明：我们对
他们所感觉到的那种特别强的义务是有根据的。但是，从我早先提出的
理由来看，那种潜力和脆弱性好像并不是一类很狭窄的道德权利的存在
条件。
4.6 规定的作用
我此前说过，婴儿需要得到严格的道德保护，但保护他们的根据不
一定也是他们具有人权的根据。例如，我们有理由保护婴儿不受谋杀，
但这些理由并不等同于把他们看作人权的承载者的理由。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后面这个问题包含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不出现
在前面那个问题中。在前者当中有一个规定的要素，而即使在后者当中
也有某种规定，那也是一个不同的规定，需要自己的辩护根据。
如果甚至关于婴儿权利的任何结论都具有部分的规定性，为什么不
提出一个与我偏爱的那个规定不同的规定呢？一个人通过规定获得了自
由。为什么不规定说，尽管婴儿只是潜在的行动者，但在与人权的根据
相关的意义上，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人”？为了避免把胎儿视为不能被
谋杀的对象，为什么不进一步规定说，在那个相关的意义上，一个人必
须已经出生？刚才提到的那个规定，若要变得流行，最终可能就需要在
那个相关的意义上让“人”这个概念具有一个固定的用法，那个规定最终
也可能会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确定含义。
我们可以规定婴儿应被视为人权的持有者；我们也可以规定婴儿不
应被看作是人权的持有者。基于人格的说明可以容纳其中任何一个规
定，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说明在这里无关紧要。但是，第一个规定在我
看来是错误的。我对此提出的论证是经验论证，我也必须承认有关的事
实不太容易确定。成功的规定有一个标准：它改进我们总体上的伦理词
汇，使之变得更为丰富、更加清晰明白或者对使用者更加友好。另一个
标准是可行性；如果我们做出的一个规定几乎会完全受到忽视，那么我
们就没有必要做出这样一个规定。当然，一个规定可能赢得了少数理论
家的认同，他们或许发现那个规定有助于澄清他们的伦理思想，或者有
助于澄清他们之间的争论。但是，如果另一个规定会被更广泛的人群所
接受，比如说所有希望认真看待人权、受过教育的人，那么那些理论家
可能也愿意接受那个规定，因此放弃在他们那个小圈子中所得到的改
进。不管怎样，在婴儿是否具有人权的问题上，受过教育的人们持有两
派意见：有些人认为婴儿有人权，有些人否认这一点。因此我们就可以
有意义地追问：在这个问题上，哪一个规定会更好？
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人权”这个术语具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确定含
义。这个术语经受了一些强有力的通货膨胀式的压力，因此就被（正如
我早先所说）贬低了，而那种压力仍然在发挥作用。人们广泛地相信人
权标志着道德中最重要的东西。于是，社会中的任何群体视为最重要的
东西都会被忍不住看作人权。这样一个群体时刻准备着为了自身的关切
而加强这个术语的力量。现今，也有一个共同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信
念：为了把人们广泛接受的东西变成一项法律权利，把它变成一项人权
是一个好的起点；于是有人就忍不住断言说，人们希望用法律来保障的
任何东西都是人权。把某个东西当作一项人权来接受，这种做法改变了
一个人的状况。一个人可以从乞丐（“你应该帮助我”）转化为选择者
（“那是我有权得到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用权利来提出主张，他就不
依赖于其他人的恩惠、善意或慈善了。人权话语的这些特点既产生了很
好的东西，也导致了很坏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这个话语本身的恶性膨
胀。
我相信，如果我们规定只有规范的行动者才有人权，没有例外，也
就是说，婴儿、具有严重的精神残疾的人、永远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人等
等都没有人权，那么我们就有更好的机会改进人权话语。为了改进人权
话语，在正确地和不正确地使用这个术语的标准上，人们就必须取得相
当广泛的一致。这些标准无须取得普遍一致，不过，在认真看待人权的
人当中必须有相当广泛的一致，这些人包括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法理学研究者、国际法学者、有关立法和文件的起草人、人权活动家、
新闻记者。在这些群体中，如果相当一部分成员逐渐同意这些标准，那
么其余的成员很可能就会跟上来，而公众本身最终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接
受这些标准。
为了在人权话语上达成相当可观的改进，就需要这一连串的事件。
于是，为了推进这串有益事件的发生，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呢？一开始，
我们就需要对人权提出一个实质性的说明，这样一个说明不应太复杂，
但可以把“人权”这个概念的规范内涵清楚地界定出来，并在那些认真看
待人权的人当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当然，我们得不到这样一个
机制，通过利用它，我们就可以一致认为，人权概念的新内涵只有少数
例外，没有更多的例外。即使存在着这样一个机制，但在我们这里，那
种通货膨胀式的压力依然存在，而且仍然很强；人权的概念是否得到正
确使用的标准不久就会碰到很多例外，因此就不可能保持充分明确并进
而把所需要的那种改进产生出来。
我应该再次强调，我的动机不是要把那种增加权利的做法颠倒过
来。对于存在着多少人权，我没有什么说法。人权的表述也有很多不同
的抽象层次，因此我也不知道如何列举人权。我们之所以在一种贬义上
来谈论人权的“增殖”，只是因为我们怀疑某些被宣称的权利其实不是真
正的权利。我讨论这个话题，目的是为了终止“人权”这个术语在含义上
的那种有害的不确定性。
人权植根于人性之中，这是自然权利/人权传统的一个核心主张。
于是，一旦人们允许把规定的要素引入人权的根据中，他们难道不是在
放弃那个传统吗？我认为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在这种规定中体现出来
的决定，是仅仅从某些构成人性的价值中把人权推导出来的决定。即使
存在着规定的要素，构成规范能动性、自主性和自由的那些价值也不会
因此就变得不太“客观”、不太“自然”，或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不太“真
实”。我很快就会讨论人权的形而上学。 [179] 不过，不能否认的是，在
对规范能动性所施加的限制上，除了采纳我所推荐的那种限制外，也有
几个切实可行的取舍。例如，在基于人格的说明中，也有一种说明可以
被扩展来包括那些有潜力成为人的存在者，比如说婴儿；存在着基本需
求说明；此外，正如前面指出的， [180] 与我提出的说明相比，还有一些
说明具有更多的多元论色彩，这种说明除了把规范能动性的要素包括在
内外，也包括福利的其他要素。在这些进一步的说明中，任何一个说明
都可以被采纳，尽管我认为采纳它们的好处不多。我可能不是在简单地
强调说，仅仅从规范能动性中就可以把人权推导出来；为了辩护这个信
念，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虽然一些可供取舍的说明（例如需求说明）可
能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们不能恰当地说明人权，但其他可供取舍的说明
（把潜在的人类主体包括进来的那种说明，或者更具多元主义色彩的那
种说明）可能没有缺陷。对后面这种说明的异议来自实用的考虑：它们
并没有向我们提供我们所能得到的人权概念的那种有益的确定含义。这
就是为什么我正在做出的那种规定不是武断的，而是必须加以辩护。
有不同类型的规定。当然，其中有很多规定是任意的，例如一本书
的一开始就通告说，“所谓‘富裕’，我指的是‘有多于250万英镑的个人资
产’”。有了这种通常的规定，一个人就可以随兴所至。但是，一些规定
是一项训练有素的计划的一部分，例如，寻求用来思考并为行动奠定基
础的最佳语言。实际上，整个人权的语言就是这样一项计划。此前我们
看到，人权的观念是在一个话语转变为另一个话语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前一个话语关系到什么东西是实际上正当的，后一个话语直接提到
拥有一项自然权利。 [181] 在我看来，即使没有自然权利的话语，伦理学
仍然可以行之有效，仍然可以谈论它所需要的一切。 [182] 当然，自然权
利的话语有其独特的优点，把焦点集中到从人的尊严、而不是从社会地
位或者特殊才能或技能中产生出来的义务并突出这种义务。拥有人的地
位就有了人的尊严，但这个地位并不是人类个体所具有的唯一重要的或
者说最重要的道德地位。我们之所以把这种地位突出出来并对它加以特
殊保护，主要是出于某些实际考虑。通过这样做，它就在社会生活和道
德生活中获得了突出的地位，易于传播和得到有效的强化。我在这里做
出的规定就是这样的。
4.7 阶段性的权利
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我们最好是为规范行动者保留“人权”这个术
语。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去解决一个涉及边界争论的重大问题：一个人
类个体什么时候是一个规范的行为主体？在儿童的自然发展中，自主性
和自由的能力是分阶段出现的，因此（理想地说）对其人格的尊重也应
该在相应的阶段逐步提高。但是，父母、学校和政府都面临这些困难的
界定问题，比如说，在决定家长式统治何时可以得到辩护、在什么程度
上能够得到辩护时（例如，在决定一个小孩的意愿在离婚监管决议中应
具有多大分量时）。
我认为明显的是，很多儿童，不同于婴儿，是能够具有规范能动性
的。因此，即使我对婴儿的权利有所怀疑，但这种怀疑并未全盘扩展到
儿童的权利。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把“儿童”定义为不到法定成年人年龄
的任何人（在大多数国家，18岁以下的任何人）。从这个定义来看，我
肯定不应该怀疑很多儿童是有权利的。实际上，比法定成年人年龄年轻
得多的儿童能够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甚至几岁大的儿童的自主性有
时也应得到尊重，在得不到尊重时，他们会正确地认为他们的尊严受到
了冒犯。儿童的能动性是在不同的阶段获得的，因此，我们应该认为他
们也是分阶段获得权利的。 [183]
因此我倾向于得出这一结论：人权不应该被扩展到婴儿、处于植物
人状态或高度痴呆状态的病人、在精神上具有严重残疾的人。如果人权
并不扩展到那些人类个体，那么我们大概也没有理由把人权扩展到胎
儿。
这个结论符合如下观点：对这些种类的人类成员，我们仍然具有最
大分量的义务。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把一切道德上重要的问题转变
为权利问题，尤其是转变为人权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毁灭性趋势。
我们的道德词汇的其余部分是有力量的，我们必须恢复我们对这种力量
的把握，例如对正义和公正的把握。我们必须去再次感受“谋杀”这个术
语的力量。如果我们在一个更有限的意义上去谈论“人权”，并因此赋予
这个术语以比较明确的应用标准，那么我们的状况就应该好得多。这样
说就够了或者应该就够了：恣意夺取婴儿的生命是谋杀，而且是一种最
难以忍受的谋杀。剥夺一个婴儿达到成熟、练习成熟和享有成熟的机
会，是一件比侵犯大多数人权更可怕的坏事。一旦我们恢复了全部道德
词汇的含义，我们就不再觉得有必要把一切重要的道德主张都转变为权
利的主张。我提出的那种基于人格的说明在三个相关的方面是紧缩性
的。它为拒斥某些实际的人权宣言提供了一个根据。它倾向于缩小个别
人权的内容。它降低了人权的重要性。我认为，我们不必为这三个紧缩
效应感到遗憾。人权只是涵盖道德的一个特殊部分；在人权领域外，还
有很多高度重要的道德领域，例如对正义和公正的某些考虑，某些形式
的平等，人们互相残忍对待的很多实例。此外，人权也可以用于一些不
是很重要的方式：一个很微小的自由，或者对自主性的一种微不足道的
行使。如果在道德上极为重要的东西中有很多都不属于人权领域，那么
婴儿、精神上具有严重残疾的人、高度痴呆的病人就找不到他们在人权
领域中值得拥有的那种保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