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 [479] 我很怀疑这个更为严格的程序
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某些词语的含义可以在字面上加以解释，也就是
说，按照内涵方面的定义来解释，或者松散地用某些形式性的说明（例
如，“我们说，在……的时候，一个人就有了一项‘权利’”）来解释，这
种形式的说明后面跟随着某些不属于那个词之外延的条件。但是，这种
做法在许多术语的情形中并不适用，因为在那些术语的外延的各个成员
的相互联系中，没有什么东西会比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更
强。 [480] 不过，这些术语，一旦获得相对稳定的应用，就可以获得一些
令人满意的确切含义。我们在“权利”这一术语中可以发现的东西，至多
也就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应用，但这种应用具有许多含义，从严格而言的
含义到宽泛而言的含义，各不相同。当然，一个人也可以对“权利”这一
术语提出一种词典排列式的定义，但是，在处理“排除”过程的相关问题
时，这种做法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对“权利”和“道德权利”提
出一些更有选择性的说明。我们必须承认，至今还没有人成功地提出这
种说明，当然，并不是说无人做过这种尝试。提出这样一种说明或许不
是可能的，肯定不会轻易得到实现。同时，我们还应该做好另寻出路的
准备。“人权”这个术语的部分外延是被广泛接受的。“权利”的外
延、“道德权利”的外延以及“人权”的外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用一种互
不依赖的方式发展出来的。我们不会说一个在收入税的缴纳问题上投机
取巧的人侵犯了其他公民的人权；他显然是一个欺骗者，但不是一个侵
犯人权的人。对于一名遭受了或长或短的有期徒刑判决的女性来说，我
们也不会说她的人权受到了侵犯；她只是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在这个
方面，我们用日常言语中来言说的东西得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人权的一
些最重要的声明的充实：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实际上一切
后来的国家和国际人权法案。这些人权法案将程序正义包括进来，但却
没有将所有的分配正义或惩罚性正义包括进来，也没有将很多形式的公
平包括进来。如果这些类型的正义被排除在人权的领域外，那么，根据
推理，它们难道不也会被排除在其他形式的道德权利（例如道德方面的
群体权利）之外？
很难说这种做法就穷尽了用来抵制我的排除纲领的一切方式。 [481]
但是，从各方面考虑，我自己都很难找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把矫正正
义本身的要求纳入权利的范畴中。若找不到其他更加清楚的理由，我们
最好还是继续把受到剥夺的群体的问题视为正义问题，而不是说它们拥
有群体权利。
15.6 还原
我认为，其他群体权利可以用还原的方式来加以消解。我将简要考
察如下例子：一个国家在国内事务中所拥有的不被干涉的权利。在国际
法中，这项权利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按照1970年的《联合国宣
言》，所有国家都享有“主权平等”，这里的主权平等主要包括领土完整
的不可侵犯和政治独立。 [482] 这一宣言还宣称了“一个原则，即有责任
不去干涉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个原则禁止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事务进行武力干涉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干涉”。 [483] “主权平等原
则”和“不干涉的责任”在内容上所存在的重叠是显而易见的。 [484] 作为
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许多不被干涉的权利：自主权（我们的重要
决定不应由他人替我们做出）和自由权（在执行我们的决定时我们不应
受到妨碍）。于是就有人认为如下这一点也是明显的：一个国家的主权
和不被干涉的权利在某种形式上可能就是这些个体权利的聚集。也许正
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具有这项权利，我们才愿
意说这个国家也有这项权利。
然而，如果群体不被干涉的权利由此可以被还原为这种个体权利，
一个国家就不会有不被干涉的权利了，除非它希望做的事情恰恰也表达
了其公民希望做的事情。但是，这种方式根本不是理解这项特殊的群体
权利的方式。国家不被干涉的权利一直都被认为是无条件的。正如1970
年的《联合国宣言》所说：“……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任何国家或国家
联盟，都没有权利去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或外部事务。”
[485]
如果这种曾一度共有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这项群体权利就不能被还原
为这些个体权利。
然而，我很怀疑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而且，在最近二十年来，它也
被附加了一些限定条件。当然，一个人可以在（比如说）国际法中把一
项法律权利创造出来，并仿照1970年的《联合国宣言》来理解它，但
是，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是道德权利。我想论证的是，一个国家所拥有
的那种初步的不被干涉的道德权利，是以这个国家对其公民意愿的表达
为基础的，而且，这项初步的权利本身是可以被其他道德考虑所推翻
的。我认为，对权利的这种理解最好地说明了我们在这个论题上所持有
的某些极其复杂的深思熟虑的信念以及最近二十年来的变化。
不错，我们承认，即使一个国家没有表达其公民的意愿，一般来说
我们也不应该干涉它的事务。但我认为支持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实用
的”。任何干涉的意愿都会碰到很多认识层面的问题。我们几乎无法充
分了解局部情况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就很难合理而自信地说：我们能够
明白正义究竟要求什么，甚至能够明白如何实现正义的要求。而且，即
使我们可以勉强确信当下的情况，我们也很难在极为复杂的社会事务和
政治事务中去看清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会发生的事情。而且，也有对结
果的严峻考验。尽管最近的“人道主义干预”一直以减少苦难为宗旨，但
它们所带来的伤害却常常要多于益处。于是联合国就有了一项主要的关
切：禁止干涉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主要贡献。这些论证，连同一些其他
考虑，成为反对干涉的一个强有力的实践论证。事实上，在确定不被干
涉这一（道德）权利的边界时，这些论证也具有一个重要作用。 [486]
然而，这些论证并不会使这项权利变得绝对。当胡图族人和图西族
人之间的种族灭绝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呼吁对其进行干涉，只不过当对
这种呼吁的回应出现时已经为时过晚了。在某些情形中，如在种族灭绝
或者严重压制或极端无视人民利益的情形中，需要道德辩护的并不是干
涉，而是不被干涉。有时候，不被干涉可以通过我刚刚提到的实践考虑
而得到辩护。但是，如果一个人具有充分合理的知识，而且在不带来多
大风险的情况下就能改善不利状况，那么支持干涉的道德理由就很强
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干预至少是一个极大的道德错误，这一点，就如
同一个共同体在处理其内部事务时，在面对父母对子女身体的极端虐待
以致对其生命造成威胁时，仍然袖手旁观是一样的。
我所勾勒的观点可以被总结如下。不被干涉的道德权利是以“国家
的意愿体现其个体公民的意愿”为基础的。如果这种基础不存在了，那
么不被干涉的权利也就不存在了。即使这种权利确实存在，它也是可以
被推翻的，尽管实践中一些失败的案例表明例外只应出现在特别清晰的
情形中。这实际上构成了不被干涉的群体权利向自主性和自由这样的个
体权利的一种还原。这说不上是对“干涉何时可以得到辩护”的完整说
明，但它是序幕。
15.7 遗留了什么？
就人权而论，除了我提出的基于人格的论述外，也有其他论述。就
群体权利而论，除了我在这里讨论过的一些观念和论证外，也有其他可
能的观念和论证。我的群体权利观念是道德的（与“法律的”形成对
比）、未还原的、未排除的。但是其他作者已经为“群体权利”这个术语
规定了其他的含义。例如，有些人或许会认为， [487] “关键的问题”并不
在于是否存在我的意义上的群体权利，而是在于是否存在“人们所应具
有的合法利益，这些合法利益是从他们的民族文化群体的成员身份中产
生出来的，但并没有得到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如美国
权利议案提出的那些权利）的保护……”因此，这些人可能就会规定
说“群体权利”就是对这种利益的保护。但是，这并不是唯一重要的问
题，甚至也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答案也太明显了。当然，的确有一些
合法利益没有得到18世纪的古典政治权利的充分保护。我一直在本书中
指出这一点。例子包括某些正义（分配正义和惩罚性正义）问题、公平
问题以及一定层次以上的生活质量问题，所有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没有
一项属于人权问题：并不是所有人类利益都为权利提供了基础。例如，
尽管一个人仍然舒适地处于规范能动性所要求的那个水平线之上，不
过，由于他的民族文化身份，他可能会在收入方面处于整个社会的底
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有一个终止这种不正义的合法利益。那么，
接受对“群体权利”的这种规定是否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伦理词汇呢？
我认为不会。这种过于宽泛的应用很不符合我们的直观。出于我前面提
到的那些理由， [488] 在这些情形中，最好直接谈论“正义”“公平”“人的
安康”以及社会应该依据这些东西所做的事情，因为这样做会更加明
确。 [489]
尽管如此，除了我的规定外，显然至少还有一个无法反驳的规定。
人们或许会合理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490] 是否存在某些道德根据，据
此一个好的社会就应该把法律权利赋予某些群体？当然存在这样的根
据：正义、公平、安康等等。在我们对“法律上的群体权利”的谈论中，
也不会有丢失明确性的危险，因为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的存在条件是不
同的，人们也普遍地认为二者是不同的。
既然不可能把作者们对“群体权利”提出的所有规定都鉴定出来，我
只能用一个挑战来结束讨论。在把排除和还原结合起来进行运用后，在
道德上的群体权利的范畴中，还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例子留下来吗？当
人们所设定的道德上的群体权利似乎具有权利的地位时，难道那不是因
为它们可以被还原为人权吗？我们是否可以把足够明确的标准赋予“群
体权利”这一术语，以便使它成为对我们的道德词汇的一个有用的、不
多余的补充呢？没有了第三代权利，我们就不会过得好吗？
译后记
在现代世界中，人权几乎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从一国内
部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到国际法、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而在最
近一段时期，随着所谓的“全球正义”的兴起，人权问题再次成为一个热
点，因为不管理论家们如何设想全球正义，全球正义的可能性至少取决
于各国对人权的内容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每个人的
基本人权都应得到尊重和保证。人们固然会因为社会压迫、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民族矛盾、族群分歧、社会不公之类的现实的生存条件而自
然而然地发出要求权利的呼声。然而，正如杰里米·边沁等人明确地意
识到的，人权的概念在理论上是令人困惑的：权利要求相关联的责任，
一个人类个体怎么可能因为仅仅是人就拥有某些权利，就要求其他人或
某些政治组织向他提供一项人权所要求的东西呢？人权与国家宪法所规
定的权利，与国际法又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
都亟须在理论上加以澄清和说明，因为人权并不仅仅是一个具有理论兴
趣的概念，而是已经被投入广泛的实践应用。在近来关于人权的哲学论
著中，一些作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詹姆斯·格里芬的
《论人权》就是其中的一个尝试。在我们看来，这部著作对人权的理论
根据提出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说明和论证，对人权的内容和范围做出了
充分明晰的界定，对国际人权文本和国际法中流行的人权概念进行了有
益的澄清和纠正。因此我们决定将这部著作翻译出版。
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刘明翻译本书第三部分，徐向东翻译其余部
分并对刘明的译文做了必要的审校和修订。我们感谢陈肖生博士在第三
部分的翻译中所提供的帮助。由于专业水平和外语能力的限制，尽管我
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译文中的错误恐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最终，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正义研
究”（批准号11BZX079）拟定成果的一部分。
徐向东
2014年春节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