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4] 不过，我想顺便指出，我不相信在这个阈限之上的差别实际上会很大。这个问题取决于伦
理的成长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决定了我们可以合理地指望一个伦理上成熟的人究竟是什么样
的。现代美德伦理学中提到的具有完美的美德的人被认为纯属神话。不过，美德伦理学所设想
的不太过分的人物也可能是虚构，比如说这样一个人：他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实践智
慧，因此可以被恰当地看作是其他人的榜样。假若一个人很幸运，周围有一两个在某些方面比
较可靠的熟人，在追问“在这种情况下A会做什么？”这一问题时，他们就可以帮助他回答问
题。但是，A很可能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不太可靠。在某些领域，我们都会盲目、困惑、心神不
定，我们的道德敏感性会因此而受到歪曲。看看B在生活的另一个方面会做什么也许很有帮
助。但是，我们迟早会用尽可靠的熟人。不管怎样，为了能够把自己熟悉的人在某个方面的可
靠性鉴定出来，我们就必须在伦理方面有充分的准备；“遵循榜样”的思想掩盖了这样一个问
题：在仿效其他人之前，自己必须做多少工作？在伦理学中的很多重大问题面前，我们几乎都
处于同样地位。富国应为穷国做点什么？如何把产生好的后果和打破重要的道德规范（比如
说“不要谋杀”）相权衡？如何把正义和怜悯调和起来，等等。有些人并不知道哲学家在回答这
些问题时做出的初步举动，但甚至对于这些人来说，往往也可以在短时间内把他们培养起来加
速前进。与元伦理学中的经验问题、形而上学问题、语言学问题相比，在规范伦理学领域中没
有什么专家。在伦理学中，成年累月的学习和经验几乎算不了什么，尽管这听起来有点令人惊
奇。在自我利益和道德问题上，未受教育的人可以做出很精准的判断，而道德哲学家则几乎缺
乏这种能力。对生活中什么东西重要的意识也与智商没有多少关联。不错，有些人在品位和判
断力上比其他人要粗糙得多，这种差异往往与社会阶层方面的差异相联系，但是，如果品位和
判断力方面的差异是残酷无情的剥夺的结果（事实上往往就是这样），那么，道德上最重要的
事情并不是要去重视那种差异，而是要去消除那种剥夺。在这里，精神上有缺陷的人提出了困
难的划界问题，当然，也有婴儿何时具有能动性的问题。不过，处于阈限上的那些人大致是平
等的，而这些问题都不会对此产生影响。当然，那种平等只是大致的。但是剩下来的那种经验
上的不平等不会为相应的伦理不平等提供辩护。我们不应根据每个行动者的慎思能力和执行能
力的大小把权利赋予人们——不管是在小规模的人际尺度上，还是在大规模的社会尺度上，都
是如此。想想家庭。按照家庭中成年成员在能力上显示出来的差别把有差别的权利赋予他们，
不仅实际上行不通，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有问题的。在社会尺度上，我们既不能也不想这样做。
[275]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1859年，有很多版本）对自主性的工具价值提出了最
充分、最著名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