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的封闭（出版书）》
作者：[美]艾伦·布卢姆
译者：战旭英
内容简介：
全书通过分析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理论脉络，追溯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探讨当代美国精神与德国哲学传统的关联，批判20世纪60年代后盛行的虚无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思潮，揭示民主政治背景下高等教育面临的课程体系危机。余英时认为该书阐释了民主体制与文化精神的依存关系，索尔·贝娄则在序言中称其是对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系统性概述。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目录
序
前言
导言：我们的美德
卷一 大学生
白板
典籍
音乐
关系
卷二 虚无主义，美国的风格
德国思想的联系
两次革命和两种自然状态
自我
创造力
文化
价值
左翼的尼采化或尼采的左翼化
我们的无知
卷三 大学
从苏格拉底的申辩到海德格尔的就职演说
六十年代
学生与大学
译后记
注释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
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
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
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
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
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
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
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
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
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
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
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
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
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
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
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
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
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
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
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
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
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
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
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
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
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
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
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
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
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
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
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
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
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
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
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
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
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
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
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
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
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
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
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
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
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
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
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
……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
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
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
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
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
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
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
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
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
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
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
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
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
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
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
《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
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
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
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
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
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
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
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
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
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
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
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
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
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
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
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
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
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
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
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
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
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
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
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
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
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
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
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
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
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
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
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
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
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
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
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
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
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
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
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
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
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
该隐 [1] 。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
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
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
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
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
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
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
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
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
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
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
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
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
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
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
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
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
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
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
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 [2]
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
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
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
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
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
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
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
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
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
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
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
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
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
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
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
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
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
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
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
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
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
——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
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
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
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
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
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
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
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
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
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
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
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
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
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
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
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
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
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
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
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
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
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
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
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
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
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
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
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
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
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
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
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
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
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
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
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
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
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
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
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
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
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
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
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
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
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
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
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
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
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
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
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
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
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
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
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
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
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
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
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
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
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
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
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
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
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
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
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
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
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
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
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
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
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
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
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
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
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
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
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
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
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
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
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
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
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
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
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
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
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
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
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
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
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
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
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
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
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
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
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
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
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
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
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
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
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
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
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
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
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
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
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
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
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
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
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
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
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
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
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
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
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
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
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
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
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
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
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
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
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
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
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
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
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
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
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
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
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
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
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
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
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
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
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
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导言：我们的美德
大学教授绝对有把握的一件事是：几乎每一个进入大学的学生都相
信，或自称他们相信，真理是相对的。倘若测试一下这个信念的真伪，
你不难预期学生的反应：他们并不理解它的含义。如果你说，任何人都
不应把它视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这会让他大为惊讶，就像要求他对
2+2=4提出质疑一样。这是你从未反思过的事情。学生的背景千差万
别，此乃美国的国情使然。有人信教，有人信无神论；有人倾向于左
派，有人倾向于右派；有人想当科学家，有人想成为人文学者、专业人
士或商人；有人穷，有人富。把他们统一在一起的只有相对主义和他们
对平等的忠诚。这两者在一种道德意图中相互关联。真理的相对性不是
一种理论观点，而是一种道德要求，是自由社会存在的条件，至少他们
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早就形成了这种思维模式，它已经成了美国自由社
会的传统基石——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的现代替代品。学生把这视
为一个道德问题，这可以从他们受到诘问时对问题的回答中看出，它混
杂着不信任和愤慨：“你是个绝对主义者吧？”他们知道的唯一的另一种
回答是——但口气不变——“你是个君主主义者吧？”或“你居然相信有
女巫？”后面的问题会让人义愤填膺，因为相信有女巫的人很有可能是
个政治迫害者或宗教判官。他们被教会了要对绝对主义带来的危险加以
警惕，但这种危险不是谬误，而是不宽容。相对主义是开放的必要条
件；这是一种美德，也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五十多年来不断灌输的唯一美
德。开放性——当它面对各种真理的主张、各种生活方式和各种人时，
相对主义使它成了貌似有理的唯一态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见
解。真诚的信徒是真正的危险。历史和文化研究告诉我们，过去的整个
世界都很疯狂；人们总是自以为一贯正确，于是才产生了战争、迫害、
奴役、仇外、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关键不在于纠正错误，做到真
正正确，而在于不要认为自己完全正确。
当然，学生们不能替自己的看法进行辩解。他们一向就是这样被灌
输的。他们顶多能够罗列出所有现成的观点和文化，然后说，不管是我
还是别的什么人，有什么权利对它们说三道四？如果我搬出一些旨在反
驳他们、促使他们思考的老套话，诸如：“如果你是驻印度的英国行政
长官，你会让受自己管辖的当地人在亡夫的葬礼上烧死遗孀吗？”他们
要么一声不吭，要么会说，英国人本来就不该到那种地方去嘛。这不是
因为他们对外国或自己的国家很了解。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宗旨不是让
他们成为学者，而是为他们提供一种美德——开放。
每一种教育体制都有它所要达成的道德目标，这影响着它的课程设
置。它要培养特定类型的人。这种意图大体上很明确，而且大体上是深
思熟虑的结果；但是，即使那些中性的课程，例如阅读、写作和算术，
也会对受教育者的眼光有一定影响。有些国家的目标是培养虔诚的人，
有些国家是要培养好战的人，还有些国家是要培养勤劳的人。政体一向
十分重要，它需要与它的基本原则相符的公民。贵族政治需要绅士，寡
头政治需要崇尚和追逐金钱的人，而民主政治需要的是热爱平等的人。
民主教育，不管它承认与否，需要培养一批喜欢民主、了解民主、性格
有利于民主的男男女女。纵观我们共和国的历史，关于哪一种类型的人
最适合我们的政体的观点显然一直在变。最初的楷模是理性勤勉之人，
他诚信守法，忠于家庭（他自己的家庭——后因衰败而被称为核心家
庭）。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得了解权利教义；了解体现这种教义的宪
法；了解美国的历史，它讲述并颂扬了一个国家的创立，这个国家“孕
育于自由，致力于实现人人生来平等的信念”。要强烈信奉《独立宣
言》——它措辞得体，诉诸每个人的理性——的文字和精神实质，这就
是培养民主人的教育目标。这种教育所要求的事情，跟传统社会需要的
信仰类型迥然不同，在传统社会里，神话、激情、严明的纪律、权威和
大家庭培养出的本能的、绝对的、甚至是狂热的爱国主义，它不同于美
国所要求的那种基于思考的、理性冷静的甚至是出于自利的忠诚——它
不是对祖国的忠诚，而是对政府形式及其理性原则的忠诚。这是一项全
新的政治试验，由此也产生了一种新式教育。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
种教育从培养民主人演化成了培养民主人格。
人们对于做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中很容
易看到以上两种教育的明显差别。老看法是，人们通过承认和接受人的
自然权利，建立了统一和共性的基础。自然权利给人们带来共同利益，
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弟兄，沐浴在自然权利的阳光之下，阶级、种族、宗
教、族裔或文化就会消失或变得模糊不清。移民必须把旧世界的主张抛
到脑后，转向一种很容易获得的新型教育。这未必意味着抛弃旧的日常
习惯或信仰，但它意味着服从新的原则。结果出现了天性同质化的趋
势，即使不能把它称为必然。
近年来的开放教育摈弃了上述一切。它不关注自然权利或我们政体
的历史起源，人们现在认为，这是一种有着根本缺陷的落后政体。开放
型的教育是进步的，是向前看的。它不要求基本的一致，也不要求放弃
新旧信念去支持自然信念。它向各色人等、各类生活方式、所有的意识
形态敞开大门。除了对一切都不开放的人以外，它没有敌人。但是，如
果没有公共利益的共同目标或观念，社会契约还能存在吗？
从自由主义思想刚一出现时起，就有一种向着消除歧视的自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