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通常只是笑料，被人视为极权主义，但它包含着很多我们真正向往的
东西。实际上，每个人都希望理性统治一切，没有人认为苏格拉底这样
的人应受能力低下的人统治，或是他必须调整自己的思想以适应这些
人。《理想国》教给我们的是，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境况既需
要很多妥协，又需要很多强硬，风险很大，希望渺茫。重要的不是说出
自己的思想，而是找到一种维护自己思想的方式。
与一般的看法相反，正是启蒙运动希望哲学家统治，严肃看待苏格
拉底的讽喻。就算哲学家没有国王的头衔，他们仍要千方百计把他们的
政治计划付诸实施。但是，付诸实践不是依靠乞求王公贵族的服从，而
是通过哲学产生足够的力量迫使他们让步。在坚持要求建立一种政体以
保护人的各项权利时，哲学的统治也得到了承认。如果我们同意，而且
我们也无可奈何地同意，在对儿童的信仰或行为提出任何可以想象的要
求之前，必须教给他们科学的方法，那么我们在读到苏格拉底要对诗歌
进行审查时产生的愤怒就是非自我意识的。启蒙教育确实在做着苏格拉
底只是尝试性地提出建议的事情。苏格拉底至少还试图保留诗歌，而启
蒙运动对它的命运几乎漠不关心。我们认为诗歌课程和理性教育都应该
存在，这个事实使我们忽视了一点：如果灵魂屈从于抗拒诗歌巨大魅力
的严格戒律，这会给诗意的想象造成什么后果？启蒙思想家在这件事上
十分明确。与它相关的传统并未断裂。他们用理性优先的方式简单地解
决了问题，而苏格拉底虽然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他认为这是不可
能的。启蒙运动就是让苏格拉底受到尊重并能随心所欲地从事研究，因
而它是经过重建的文明社会。《申辩篇》中的苏格拉底既不工作，也没
有继承遗产，所以穷得一塌糊涂，他在城邦的会议厅里极其傲慢地提议
用公共开支来养活他。但是，发工资并提供教职的现代大学，不就是为
哲学和科学家提供的一顿免费的午餐吗？
启蒙运动明确地致力于消除政治中的宗教狂热，这导致了对教会和
国家的区分。它的动机是希望防止最高原则在政治生活中对理性的敌
视。这也是《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对诗人讲述的神的故事进行改写的
意图所在。否认矛盾法则的任何力量都不能成为权威，因为这会让苏格
拉底触礁沉没。但是苏格拉底不认为教会和国家能够分离。他可能把这
两个词都当作人为的东西。人们相信神是所有城邦的缔造者，是它们最
重要的内容。他恐怕不敢为了捍卫自己而摒弃众神。
启蒙思想家承担起了苏格拉底的事业，向非理性或超越理性的原动
力对科学的持续威胁开战。这场不断取得胜利但从未完胜的战争，把理
性的愿望变成了理性的权利，变成了学术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生
活以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难以忍受的方式重建，并逐渐导致宗教和非理
性披着一层新的、常常是可怕的伪装重现。这是苏格拉底也会担心的事
情。
但是，我在这里只指出了传统的统一性，而启蒙运动却要赋予苏格
拉底所代表的东西以政治地位。高等院校是把苏格拉底的精神大体上贯
彻得不错的机构。然而，这些机构的存在同时也凸显了它们与苏格拉底
是多么不同，苏格拉底没有建立任何学院，他只有朋友。先是卢梭、然
后是尼采对这些学院的攻击，是对本着苏格拉底的精神创建的苏格拉底
理性主义的攻击。西方的思想和学术史可以概括为苏格拉底的命运史，
它以为他辩护的柏拉图为起点，经过使他学院化的启蒙运动，以非难他
的尼采告终。这个人因哲学思考而被城邦处死，2500年来对他的珍贵记
忆又以文化的名义被最后一位伟大哲学家亲手处以精神极刑而结束。城
邦和文化都因神圣而获得了权威。
对苏格拉底的沉思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哲学命题，自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开始，经由法拉比、迈蒙尼德、马基雅维利、培根、笛卡尔、斯宾
诺莎、洛克、卢梭和黑格尔，到尼采和海德格尔，这个命题从未消失。
苏格拉底是个好帮手，他谜一样的存在引导我们反思智者的本质。
哲学体验
苏格拉底所代表的体验的性质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大学的灵魂。
这种经验及其同拥有这种经验的人的文明社会的关系——这是大学问题
的普适性表述——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始终存在的主题，这些著作
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苏格拉底，提供了令人困惑的材料供我们
对他做出评判，揭示了他这样一个人如何生活、他提出的问题、他结交
的各类朋友、他与统治者、法律和诸神的关系、他对周围世界的影响。
这迫使我们提出疑问，譬如，苏格拉底对政治家的羞辱对年轻的亚西比
得——他注定会成为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有何影响。苏格拉底不是第
一个与城邦发生冲突的哲学家，却是第一个受益于用戏剧性和诗意的手
法描写自己生活方式的人，这使他置身于英雄的行列，使人们能够甚至
必须不但反思他的教诲，而且要反思他这个人以及他如何适应城邦生
活。这位早期哲学家以哲学家的身份引起城邦的注意，他戏剧般的丰富
人生从所有的角度提出了思想自由的全部问题，其中没有任何教条主
义，从而为我们认识这种自由的重要性和困难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
从真正严肃地只关注知识的《理想国》，到全神贯注于政治生活中的竞
争需求的《法律篇》，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和社会异己分子，苏格拉底
展现出他的行为的所有维度。他和另一些与法律斗争的哲学家所遇到的
困难，虽然不应与社会对外来者、异己分子和不盲从者的偏见混为一
谈，但它显然至少是对人的忠诚的两种最高要求——对他的共同体和他
的理性的忠诚——根本对立的结果。这种对立只有在黑格尔描述的理性
国家，或在尼采主张的放弃理性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克服。无论如何，
我们获得了一份在细节和深度上无与伦比的有关哲学最初形态的记录，
我们能够领悟在哲学对世界产生影响之前人们对它的自然的、至少是原
始的反应。在我们也许正在见证哲学结束——它的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再
知道它的起点——的时代，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哲学起始状态的视
角。
柏拉图和色诺芬描写苏格拉底的诗歌已经采用了为其辩护的语气，
他们要为这个受到指控的人平反昭雪。对城邦反对苏格拉底最先做出陈
述的是阿里斯托芬。苏格拉底是多么幸运！他不仅调动了柏拉图和色诺
芬的如椽之笔，还是一出最伟大的天才喜剧的中心人物。《云》经常激
起那些对苏格拉底漠不关心，但认为不应把严肃事物当笑料的人的愤懑
之情。苏格拉底的命运和阿里斯托芬对此可能起的作用让他们心烦。但
苏格拉底很可能不是他们信服的人。他在临死那天还嬉笑戏谑。他和阿
里斯托芬都有放浪轻薄的名声。阿里斯托芬确实塑造了一个滑稽可笑的
苏格拉底，他采用了庸人的眼光，对庸人来说，苏格拉底确实是滑稽可
笑的。但阿里斯托芬也在嘲笑庸人。阅读他的著作，我们确实像无知者
一样嘲笑智者，但我们也像智者一样嘲笑无知者。最让我们嘲笑的则是
无知者对智者的愤怒。
《云》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鄙视别人看重的东西、看重别人鄙视的
东西的人。他毕生研究自然，为昆虫和星宿操心，因为在自然中找不到
诸神而否认他们的存在。市民眼中灿然夺目的雅典，在他的地图上不过
是个小圆点。法律常规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因为它们不是出于自然，
而是人造之物。他的同伴是一些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完全缺乏常识。这
个在雅典的自由气氛中建立起来的学术圈里，这些怪人从事着自己的活
动，只有一些无害的古怪想法。他们贫困潦倒，没有维持生计的固定方
式。苏格拉底接受馈赠，显然也不反对小偷小摸，这完全是为了保持灵
与肉的统一。他们没有道德观，但也不是什么恶人，因为他们只关心自
己的学问。苏格拉底对荣誉或奢侈享乐漠不关心。
阿里斯托芬为我们再现了一个成年人把时间花在思考昆虫的肛门上
是多么荒谬。我们一向过于相信科学的功用，看不到科学家与君子的眼
光差距有多大，也认识不到对于一个关心战争、和平、正义、自由和光
荣的人来说，科学家的兴趣是多么粗鄙和琐屑。如果科学只是为了满足
人们的好奇心，像理论家们认为的那样，那么在务实的人看来科学就是
一派胡言，而且是不道德的一派胡言。世界失去了对称之美。只有斯威
夫特对科学的戏谑描摹可以与阿里斯托芬相媲美。他对透过显微镜看到
的女人胸部的描述表明了科学是什么，他这样做并不是要诋毁科学，而
是要表明，大多数男人趋之若鹜的世界与理论家栖居的世界有着严重的
不对称。
阿里斯托芬讽刺的是科学的表象，即科学家在非科学家眼中的样
子。他只能对科学家事业的尊严做出暗示。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是没有个
性的；他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个苏格拉底，而是哲人类别中的一员，即
自然尤其是天文学的研究者。这个类别的第一个著名成员是泰勒斯。他
最先发现了日食的原因，并预言了日食的发生。这意味着他已经了解
到，天体运行是有规律的，与数学推理是一致的。他能够从可见的结果
中推导出看不见的原因，并推测出可以认知的作为整体的自然秩序。他
在那一刻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自然法则是一致的，他就是一个微观的宇
宙。
这个时刻包含着许多成分：问题解决后的满足；施展个人才能的欢
愉；因洞察和把握一切而产生的、超过任何征服者的充分自豪；无需任
何权威、完全来自自身的确信；在实现个人的最高追求时不靠他人、不
靠舆论、不靠因出身或选举而获得权力这种偶然事件、不依赖任何不属
于自己的东西的自我满足；没有混杂着幻觉或愿望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但是对于泰勒斯来说，大概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他明白了对日食和月蚀
的诗意的或神秘的解释是虚假的。它们不是像科学出现之前人们相信的
那样，是神发出的信号。日食和月蚀超越了诸神的力量，它们属于自
然。所以人无须畏惧神明。理论体验是解放的体验，它不仅带有否定性
——让思想家摆脱对神的恐惧，而且带有积极性，即它同时也发现了最
佳的生活方式。迈蒙尼德对哲学运用理性的体验做了如下描述：“那是
打开禁锢之门使人进入其中的钥匙。一旦门被打开，进入了这些地方，
灵魂将在那儿得以安息，眼中将充满喜悦，身体将摆脱繁重的劳
役。”过去灵魂中被禁锢的因素将会尽情嬉戏。摆脱神话及其把虔敬视
为最美好事物的断言，使人得以认识到认知才是最美好的，它是从事其
他一切事情的目的，是能够不自相矛盾地加以肯定的唯一的最终目的。
重要的理论体验必然导向世间万物的第一原理，并包含着对善的认识。
人之为人，无论其民族、出身和财富，都能获得这种体验。这是人类在
精神上能够共同拥有的唯一东西：来自于人本身因而对所有人都一样的
科学论证。当我思考毕达哥拉斯定理时，我知道自己那一刻心里想的事
情跟别人完全一样。而所有其他可以设想的共同经验，再怎么说也有暧
昧性。
这种经验的某些方面依然保留在当代自然科学中，在人文科学中也
会昙花一现。它的统一性在任何地方都难以寻觅或察觉了，因为哲学在
今天已经几乎不存在了。然而哲人总是能够理解它，因为他们共同享有
这种体验，并能够在别人身上辨认出来。这种共同体意识对他们来说比
任何关于终极事物的分歧更重要。哲学不是教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无论哲学家的学说有多大差别，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要大大多于
他们同其他人甚至同他们的追随者的共同之处。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的思
想中看到了这种共同之处，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培根在亚里士多德、
笛卡尔在培根、洛克在笛卡尔和牛顿身上都看到了这种共同之处。这样
的例子不胜枚举。
完全投身于这种生活方式的极少数人是大学的灵魂。无论从原则上
还是历史事实上说，这一点千真万确。大学逐渐成为人们从哲学家的教
诲中得到启发和示范的地方。哲学及其对理性的沉思生活的演示，使学
术和每一个学科成为可能，并或多或少自觉地为它们注入活力。如果这
些范例失去生命力，或被没有此种体验者压倒，大学就会走向没落甚至
遭到毁灭。严格地说，这就是野蛮和黑暗的时代。我并不是说，哲学家
平日里在大学的存在，要比先知或圣人平日里在礼拜堂的存在还不寻
常。但是，礼拜堂里供奉着先知和圣人的精神，所以它们才有别于其他
场所。它们能够承担与这种精神不太相干的许多功能，但由于它们所景
仰的东西，它们依然是礼拜堂，它们所做的一切都透着敬畏。倘若信仰
消失了，倘若先知和圣人讲述的体验不再可信或变得无关紧要，那么即
使里边继续举办各类活动，圣殿也不再是圣殿了。它会逐渐衰败，顶多
成为一个古迹，闲逛至此的游客不会感悟到它的内在生命。虽然这种比
较不完全恰当，但大学也透着一种精神，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充分享有这
种精神，即已故先贤的精神，大学必须对他们保持尊重。大学几乎可以
接纳任何人，但是只有当这个人景仰大学里发生的事情，能够朦胧感悟
到它的尊严，他才会真正得到接纳。大学总是处于为它注入生机的原则
失去接触的危险之中，代表着某种它不再拥有的东西。由极少数人形成
的这个团体应该成为对大学真正重要的因素的核心，这种大话也许听上
去很不合理，但直到昨天为止它一直得到人们的承认。例如，在19世纪
的德国大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而它们正是美国大学最后的伟大楷
模。无论大学多么不好，无论外部的变化对它构成多大压力，总有一条
神圣的原则：一个亚里士多德或一个牛顿是它的全部价值所在。
不能把哲学生活等同于大学。直到19世纪，多数哲学家与大学毫无
关系，最伟大的哲人大概还憎恶大学。出于某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原因，
人们无法把苏格拉底想象成一位教授。但苏格拉底代表着大学的本质。
大学的存在保护和推动着他所代表的一切。实际上，大学几乎不再这样
做了。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作为启蒙运动成果的哲学家和哲学，
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习惯和老巢，一股脑拥进了大学。在那里，他们在新
的生存方式下变得很脆弱，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古典哲学家有很好的理
由不去冒这个风险。理解这些缘由，对我们面临的特殊困境有着不可估
量的价值。
哲学家们把哲学体验理解为人类独有的东西，但是对于人的定义、
对于哲学的尊严和魅力，却总是或大体上得不到普遍的承认。立志成为
君王、先知或圣贤、英雄或政治家、诗人或艺术家的人就不是这样，他
们的要求即便不被接受，一般也被认为是严肃的。他们一直存在着，显
然与文明社会同步生长，而哲学家是后来才登上舞台，不得不为自己开
辟道路。这对事情有一定影响，但它也许只是表征而不是原因。我怀疑
人们对先知、国王和诗人的典型体验的了解是否多于他们对哲学家的体
验的了解。追求荣誉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伟大想象力、灵感和勇气，较之
理性思维的体验更加远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因为后者在日常运用的实
用技术——譬如农耕、建筑和制鞋，这都是一些让高雅人士瞧不起的工
作——中就能找到。苏格拉底总是不得不去提醒他的贵族谈话对象别忘
了这些技艺，把它们作为他们所缺乏的知识的实例。但这也意味着某种
麻烦：人们需要一些高雅尊贵的东西加以崇敬。就苏格拉底本人来说，
乍看上去他肯定不是个让人崇敬的对象，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对此做过明
确的描述。此外更重要的是，先知、国王和诗人显然是全人类的恩人，
为人们提供救赎、保护、繁荣、神话和娱乐。他们是文明社会的崇高卫
士，而人们一向把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看作善行。哲学无法提供这种实
惠，恰恰相反，它是苦涩的，甚至有些凄惨，因为它剥夺了很多人们最
珍爱的希望。它肯定不能抚慰痛苦的人，不能缓解他们无尽的脆弱。相
反，它指出了人们毫无防卫之力，指出了自然对个人命运无动于衷。苏
格拉底又老又丑，穷得叮当响，连家庭都没有，在城邦中也没有威望或
权力，只会喋喋不休地说什么以太取代了宙斯的位置。
诗歌所赞扬和雕塑所描绘的国王形象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他们
似乎只为自己而存在，那种美我们不能参与其中，只能景仰。另一方
面，他们又服务于我们——统治我们，救治我们，也许还惩罚我们，但
这是为了我们好；教导我们，取悦于我们。阿基里斯是完美的，是大多
数男人梦寐以求的偶像，所以他是他们的头领和当之无愧的主子。但他
为拯救希腊，克服了别人无法克服的死亡恐惧，所以也是他们的战争守
护神。所有这些英雄都关怀人、赞美人（民众），并因自己的付出而得
到了崇敬和荣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文明社会虚构的人物，服务于这
个社会的目标。这并不是说他们无所作为、徒有虚名。但是对他们行为
之善的衡量尺度，唉，却是功利，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政治家的
美德应当以它们本身为美；但实际上他能否成功地保护人民才是衡量的
尺度。这些美德是保护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美好生活从属并服务于
最普通的生活。如果理论生活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那么，至少按照
最真实的表述，它就不能服务于城邦，或者不能严肃地把它理解为这
样。因此，它有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公共关系问题。苏格拉底在《申辩
篇》中戏谑地——因为他从不发怒，他通过把自己比作只会撤退的士兵
而出尽风头——把自己比作阿基里斯，便暗示了这一点。
阿里斯托芬指出了哲学在城邦中毫无自卫能力的状态，并对此加以
嘲讽。身为诗人的他对哲学家的智慧深表同情，但是也为自己不那么愚
蠢而沾沾自喜。他会关照自己，获得人们的褒奖和酬劳。面对智者，他
摆出一副机灵鬼的姿态；他代表着城邦的机智。他以喜剧形式描述城邦
的仇恨，以此警告哲学家并证实了预言。追随苏格拉底的一代伟人，包
括柏拉图、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都从心底里接受了他的警告。他们认
识到哲学是软弱的，这恰恰是因为它是标新立异的，是不必要的，没有
参与城邦的权力。它既受到威胁，也威胁着把城邦结为一体、使其他上
流人物——僧侣、诗人和政治家——联合起来反对哲学的全部信仰。所
以，苏格拉底的继承人才倾其全力，以充满英雄气概的壮举去拯救和保
护哲学。
在阿里斯托芬的故事中，苏格拉底一心只想自己的事，是街谈巷议
和冷嘲热讽的对象，直到有个父亲因为儿子挥霍家产而债务缠身，为摆
脱自己的责任而求助于他时，事情才有所改变。苏格拉底的无神论是他
的灵丹妙药，因为这意味着即使他违法做了伪证，也不必害怕宙斯大发
雷霆。被撕去伪装的法律只是人为的产物，所以只要他能躲过别人的注
意，谁也无法证明他行为不轨。哲学使这个愚蠢的老人得到了解脱。他
的儿子也得到了解脱，但结果出人意料，他从此不再敬畏父母，因为他
们已经不再受到神灵的保护。这是这位父亲无法忍受的，他重新皈依了
神，神最后也保护了他的全家和整个城邦。一怒之下，他烧毁了苏格拉
底的学校。
阿里斯托芬是有先见之明的。对苏格拉底的实际指控是腐蚀青年人
和不敬神，它的言外之意是，后者是前者的深层原因。不管学者们对阿
里斯托芬或雅典人的指控的不公正能说些什么，这些指控是有证据支持
的。譬如，《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认为，婚姻仅仅是为繁育后代而做
的短期安排，家庭解体了，聪明的儿子统治并教训着愚钝的父亲，乱伦
的禁令至少是放松了。理性取代了对先人的敬畏，父权和世袭权受到质
疑。这是苏格拉底的思维方式的直接产物，它流入西方社会的血脉，无
论是好是坏，是只有在西方才能看到的哲学无以计数的影响之一。愤怒
的父亲是道德上敌视苏格拉底的选民中的一员，虽然他没有试图造成这
种后果或试图改革家庭。导致这种结果的仅仅是他的示范作用和他所采
用的判断标准。
苏格拉底没有同文化、社会或经济发生冲突，而是与法律——这意
味着与政治现实——发生了冲突。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的。人类事务以政
治需要的形式向哲学家发动了攻势。哲学家为了生存，需要的不是人类
学、社会学或经济学，而是政治科学。因此，不需要提供任何复杂的理
由，政治学是必须创立的处在第一位的人类科学或关于人类事务的科
学，而且直到18世纪的某个时候，它一直是唯一的人类科学。哲学家完
全明白，他得依靠城邦，当他仰望上苍时，他就失去了地上的立足之
地，这迫使他关注政治，发展哲学的政治学，发展跟其他党派——民主
的、寡头的、贵族的和君主的党派，这是一些一直存在的党派——并存
的党派。他创立了真理党。古代政治哲学几乎完全是为哲学服务，为的
是使这个世界对哲学更安全。
再者，与苏格拉底发生冲突的法律是与诸神有关的法律。最有意义
的说法是，法律是神定之法。城邦是神圣的，它是个神学与政治学的实
体。（顺便提一下，这就是斯宾诺莎为何把《神学政治学》当作政治著
作的原因。） 哲学家认为问题主要出在宗教上。他们必须与它在城邦
中的权威存在取得妥协。《申辩篇》中的苏格拉底提出了哲学家必须如
何行事的若干建议。虽然他对自己的信仰的特点一直支支吾吾，但他必
须否认自己是无神论者。仔细阅读《申辩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苏格
拉底从未说过他信奉城邦的诸神。但他确实想让自己看上去像是诸神发
出的信号，他的所作所为是受命于阿波罗神。但他还是被定罪了。
他在向陪审员解释自己的生活方式时，简要说明了自己的问题：
如果我告诉你们，我不会服从神，所以我不可能保持宁静，你
们是不会相信我的，反而会认为这是我的戏言。如果我告诉你们，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善事就是每天讨论美德以及你们听到我谈
论的其他事情，检省自己和他人，而且，对一个人来说，不加检省
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你们甚至会更不相信我。
那些人察觉到了苏格拉底话中带刺和高高在上的口气，也知道他的
宗教主张是多么不合理。他的讽喻一目了然，因而并不成功。但是，没
有用阿波罗神谕加以装点的真理是难以理解的，不符合他的听众所拥有
的经验。如果他坚持第一种说法，他也许更易于取得成功。人们能通过
这种描述分析政治形势。当时的人分为三派：多数人不理解他，对他抱
有敌意，投票支持判他有罪；很小但并非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人也不理解
他，但发现他身上闪烁着某种高贵的气质，所以同情他，投票支持判他
无罪；最后，当他说一个人最大的善事就是谈论——而不是实践——美
德时（除非谈论美德就是实践美德），只有极少数人明白他的意思。最
后这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微不足道。因此，政治上拯救哲学的全部希望取
决于第二部分人的善意，他们都是好公民，平常很虔诚，但持有一定的
开放态度。
两千年来哲学要用言辞打动的正是这些人，这些绅士们。在他们当
政时，气氛多多少少总有利于哲学。在人民（民众）当政时，宗教狂热
或庸俗的功利心使人们更难以接受哲学。暴君出于真正的好奇，或是为
了附庸风雅，有可能受到哲学家的吸引，但他们是最靠不住的盟友。所
有这一切都要依靠哲学家被迫进行的心理分析，他们从前并不怎么关心
人类或他们的灵魂。他们观察到，大多数人最强烈的情感是对死亡的恐
惧。只有极少数人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人们不接近哲学并不怎么愚
蠢，爱惜自己，尤其是爱惜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子女和城邦才是愚蠢
的。我们所关切的事情得不到广泛的支持，正视这一点是最艰巨的任
务。所以苏格拉底把哲学的使命定义为“学会如何死亡。”通常伴有幻觉
和神话的各种类型的忘我境界，使人能够在活着的同时不必毫不妥协地
正视死亡——这意味着不断思索死亡，思索死亡对生命和生命中一切宝
贵东西的意义，这正是严肃生活的特征。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生命有意
义，但它受着偶然事件的严重制约。大多数人和所有的城邦都要求不科
学的一般与特殊、必然与偶然、自然与习俗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正是
哲学家不能接受的，他把它分解为它的各种成分。他把他从自然界学到
的东西应用于自己的生活。“就像树叶更新换代一样，人也更新换代”，
——这种阴郁的教训只能从洞察事物的强烈愉悦中得到补偿。没有这种
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有的愉悦，将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哲学家如果真正
只享受思索，只热爱真理，那是没办法让他醒悟的。他没有能够破碎的
幻想。假如他只是个可笑的喜剧家，他至少能够绝对不沾悲剧的边。不
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只有当真理同自己的珍爱之物——自我、家庭、国
家、名誉、爱情——不相抵触时，才热爱真理。一旦发生抵触，他们就
会憎恨真理，把不关心这些崇高事物、证明它们如同过眼烟云并这样对
待它们的人视为怪物。神保证了自然与多数人珍爱的习俗的统一，而哲
学只会消解这种统一。因此，科学与整个人类之间的敌意并非偶然。
哲学家认为，哲学家和民众的普遍情感之间的敌对关系是永恒的，
因为人的本性是不变的。只要有人在，他们就会受到死亡恐惧的驱策。
这种情感构成了洞穴的最初含义，在这种视野中希望似乎是有道理的。
为这个洞穴里的群体服务、为保存生命而冒险犯难是光荣的。庸人的道
德便是这种自私的集体主义的法典，任何越轨行为都是道德义愤的目
标。道德义愤，而非普通的自私或纵欲，才是对思想者的最大威胁。由
于害怕保护城邦的诸神发怒，撤消他们的保护，这导致人们丧心病狂的
恐惧，使他们野蛮地报复那些触犯神法的人。在《申辩篇》中，苏格拉
底解释了像他这样一个好公民为何要远离雅典的政治生活。他在主持议
事会时拒绝就一项死刑动议进行投票，但他还是败下阵来。这项动议针
对的是取得了雅典最伟大海战胜利的指挥官，因为他们在一场危及生者
性命的风暴中，审慎地拒绝打捞水中死亡将士的尸体。但是神法要求收
回尸体，义愤填膺的人坚持要把这些指挥官处以极刑。仅靠审慎不能推
翻神法。与公众的道德狂热相比，苏格拉底的哲学与审慎有着更多的相
同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他置审慎于神明之上，这种狂热后来使他也难
免一死。苏格拉底把这种狂热视为文明社会的基石，它最后总是会压倒
和扭曲理性。因此存在着两种可能：哲学家必须掌握绝对统治权，
或“像一个置身风暴中的人，当风裹挟着沙尘和雨水袭来时，躲到一堵
矮墙下面。”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或者它只属于一些知识分子，他们
试图影响那些可能受其影响的掌权者并最终掌握这种权力。哲学家强化
他们的权力，并使自己的思想适应他们的目标。
哲学家要了解事物的真相。他热爱真理。这是一种求知的美德。但
他不喜欢讲明真理。这是一种道义上的美德。大概他不愿意去行骗；但
是，假如这是他生存的前提，他也不会反对。改造人类的愿望几乎总是
以没有改造人类反而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告终。改革家往往在行动上不妥
协或走极端，但很少在思想上也不妥协，因为他们必须保持与现实的关
系。然而，最容易适应社会习俗、最少与之发生争斗的人，才拥有更多
的思想自由。古代真正的激进思想总是掩盖在政治行为的中庸之中，这
使很多现代学者产生误解。古人没有办法可以保护哲学家，又想避免那
些惯于靠滥用智慧为生的人滥用他们的智慧。没有道德秩序可以保护他
们，或保证真理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总会获胜。
因此，哲学家是在从事一种高雅的骗术。不管梭罗会怎么想，不存
在与世隔绝的文明社会。但是哲学家无法避免引人注目。他们与众不
同。因此哲学家与绅士结成联盟，使自己有益于绅士，从来不向他们过
多地表现自己，而是通过改善他们的教育，加强他们的绅士风度和开放
精神。为什么这些绅士比平民更开放？因为他们有钱，所以有闲暇去欣
赏美丽无用之物，还因为他们鄙视基本需求。尼采有很好的理由说，古
代的绅士鄙视吃饭和性交，因为这是他们的动物本性强加给他们的行
为，他们为享有自由而自豪。虽然他们往往让人敬畏，他们也可以不让
人敬畏，他们确实不像许多人那样倾向于宗教狂热，因为他们不太受恐
惧的摆布。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阐述了哲学家如何表现为绅士的同盟，
向他们说明他们所特有的（但不是他的）高贵举止。显然，他所说的一
切，不过是在阐明他们已在实践的行为。但是他针对哲学略微作了一些
改变。他甚至没有把敬神包括在个人美德中。他提到羞耻心——高贵者
的品质，理性的大敌——仅仅是为了将其清除出道德法典。亚里士多德
说，具有美德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感到羞耻的——这种观察符合苏格拉底
对自己的看法，却不是绅士的典型观点。亚里士多德逐渐让读者的注意
力转向理论生活，采用的方式不是与他们进行严肃的理论探讨，而是指
明理论生活的取向。他把它说得如同神明，使他们从不完美达到完美，
而过去他们通常是通过崇拜阿基里斯、敬畏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才实现
了自己的完美。现在他们敬仰那些沉思有思想的神的理论家。这些绅士
以这种方式理解哲学的精髓，现代人则因为科学家为其提供有用之物而
尊敬他，前者是否还不如后者准确，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
同样，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向绅士中的戏剧爱好者解释了什
么是悲剧，他们可以从中汲取些什么。但是他在这里也对事情作了少许
改变。诗人并不像荷马所表白的，是缪斯激发了他的灵感，他只是自然
——即哲学家研究的同样东西——的描摹者，因此，诗人描述的世界并
非迥异于哲学研究的世界，或一个导致其产生的原因与科学承认的原因
相矛盾的世界。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把诗和哲学联系在一起。把悲剧的目
标和终极原因说成怜悯和恐惧的升华，这两种强烈情感结合在一起，激
发了人们的热情、宗教迷信或狂热。苏格拉底曾经诋毁诗人求助于这些
情感，它们使人由于对可能遭受的苦难和在苦难中毫无保护的恐惧而产
生迷狂。根据苏格拉底的观点，正是在这里应当诉诸理性，面对事物的
必然性，提醒人们事物中存在的秩序，不去理会它们遇到的个别的偶然
事件。怜悯和恐惧呼唤着满足、关注和得到认真对待。人们倾向于把世
界看作充满了仁慈和恶毒的神祇，它们严肃地对待人类的处境。诗为了
获得成功，必须表达这些在几乎所有人心中比理性更强大的情感。因为
诗需要听众，所以在苏格拉底看来它对理性的敌人过于友好。哲学家不
需要陷入多数人的希望，或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者所说的，不需要进入
历史的戏剧或介入政治。这就是苏格拉底强调哲学与诗相互对立的原
因。
亚里士多德建议说（他实际上是效仿苏格拉底），诗人能够成为那
些狂妄地坚持自己应该不朽的凡人的医生。诗人，而不是哲学家，可以
治疗危及哲学的激情，苏格拉底忽略了这一点，结果为此付出巨大代
价。诗人唤起这些情感是为了把它们从灵魂中驱赶出去，使病人更加放
松镇静，更愿意聆听理性的声音。亚里士多德对诗人说，他们应该表现
英雄，这些英雄的命运是应得的，他们的悲惨结局可以合理地归因于他
们的性格缺陷。他们的苦难让人同情，但它并非偶然，是对世界的道德
秩序或缺乏道德秩序的谴责。这种戏剧效果可能会使人变得温和，相信
世界的和谐一致，相信合理的因果关系。他们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理
性，但是脱离了对理性的仇恨，更愿意接受理性。亚里士多德不想把绅
士塑造成科学家，但他缓和了他们的激情，使他们能够成为哲学的朋
友。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也做了几乎同样的事情，他对那些投票宣
判他无罪的人讲话，告诉他们说，引起死亡的神话并不那么可怕。这些
故事虽然不真实，却强化了人们的温和态度，正是这种温和态度使他们
能够摆脱恐惧，不愿判苏格拉底有罪。苏格拉底批评诗，是为了鼓励它
成为哲学家而不是教士的同盟。
因此，哲学对文明社会的敌意做出的反应是一种教育的努力，它的
哲学色彩较少，但更富有诗意和讲究修辞，其目的是淡化绅士灵魂中的
激情，缓和愤怒之类的强烈情感，强化怜悯之类的温柔情感。这种努力
的楷模就是柏拉图的对话，它引入了一个值得世人敬仰和模仿的新英
雄，堪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甚至福音书媲美。要引入新的英
雄，就必须培养新的品味，这种品味对苏格拉底是很特别的，与以往所
有的品味完全不同。柏拉图把《云》中的主角变成了像摩西、耶稣或阿
基里斯这些建构文明的伟人，他们对人类灵魂的影响远超过对他们有血
有肉的同代人的影响。据说阿基里斯塑造了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培
养了凯撒，凯撒再造了拿破仑，他们是从人类社会的谷底突起并遥相呼
应的巍峨山峰。同样，苏格拉底一直是哲学家的导师，无论世事如何变
迁，两千五百年来这根链条代代相续，从未断绝。柏拉图确保了这根链
条的延续，但不是以亚里士多德或康德的方式去复述苏格拉底的哲学，
而是用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方法去描绘他的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