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把苏格拉底描述得似乎可以预见人们的渴望，是人们理解自己必
不可少的，所以他能触动存在于每一个不同类型的灵魂中的情感。有些
对话触动虔诚的人；有些对话感动雄心勃勃的人和理想主义者；有些对
话让色情狂来劲，还有些对话激励军人和政治家；他的谈话对象有诗
人，也有数学家；他没有忘记喜欢钱的人，更没有忘记热爱荣誉的人。
可以说，几乎没有人不为苏格拉底谈话中的某个方面而感到义愤，也几
乎没有人不为其谈话的另一些方面所打动。苏格拉底阐述了各种类型的
人的处境，甚至比当事人做得更好。（当然，他也阐明了所有这些类型
的人的问题和他们的抱负。）柏拉图阐明了对苏格拉底的需求，从而使
他的读者也感觉到有这种需求。因为没有苏格拉底就会觉得自身不完美
的人，绝非只有亚西比得一个。
全盘改变人的信仰这种事几乎是不存在的。柏拉图的对话中当然也
没有描述过这种事。柏拉图本人和其他少数人皈依了哲学，苏格拉底多
少受到雅典人的宽容，这使他们得以产生这样的自我觉醒。对哲学给予
宽容，需要人们认为它能服务于社会有权有势的人，又不会实际变成他
们的奴仆。哲学家一向必须跟人类和同代人最强烈的偏见达成妥协。他
不能改变、也不会尝试改变的事情，是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旨在承
受死亡、避开死亡或拒绝死亡的整个信仰上层建筑和制度。哲学家和其
他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能正视死亡或他同永恒的关系。显然，他不
否认有许多人果敢或从容地赴死。好好地活着相对来说不难。问题是怎
样活着，只有哲人不需要那些为了忍受事物而歪曲其意义的意见。唯有
他把死亡的现实——它的不可避免性，以及我们因为自己的生命渺小而
对命运的依赖——融进了一切思想和行动中，因此他能在对澄明之境的
追求中活着。所以，除了他这一类人之外，他必然与每个人都处于最根
本的紧张之中。他对所有人都保持一种讽喻的关系，也就是说，既示以
同情，又保持戏谑的距离。改变他同他们之间这种关系的特点是不可能
的，因为双方的不均衡牢固地根植于自然之中。所以他不期望任何实质
性的进步。宽容，而不是权利，是他所能期望的最好的东西，而且他很
清楚他本人以及哲学处境的脆弱，所以他时刻保持警惕。
苏格拉底与城邦中那些既有权有势又对他十分着迷、被他的魅力所
吸引的人结成同盟。但是，只有当他没有同他们最重要的关切作对时，
这种魅力才能维持下去。克瑞图，一个有家室的人，认为苏格拉底是个
好当家；拉彻斯，一个士兵，认为苏格拉底是个好士兵。对苏格拉底感
到气愤并指责他的人，却总是能看到那些被性情温和的人忽略的东西。
特拉希玛丘斯看到苏格拉底不尊重城邦。他看出了苏格拉底的本质，但
他不能——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欣赏他。有些人欣赏他，但部分原因
是他们不明白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这提供了一个政治策略的模型，
从柏拉图到马基雅维利的所有哲学家都遵循着这一策略。没有人从一开
始就是政治人，因为人们可以期望从政治中得到的东西受到明确的限
制，而且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不依靠与政治有关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人通过政治了解了灵魂，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但
是不管哲学家们在理论上有多大分歧，他们的实践政治学是相同的。他
们实践着一种写作技巧，向他们身处其中的政体的道德取向讨好，但也
能引导一些机智的读者走出来，转向哲学家们相互对话的乐土。他们经
常成为自己民族传统的诠释者，巧妙地改变它们，使它们对哲学和哲学
家更加开放。他们总是令人生疑，但也总是拥有地位颇高的朋友。
鉴于这个原因，柏拉图、西塞罗、法拉比和迈蒙尼德这些人的作品
的形式和内容看似大不相同，但它们的内在教诲也许有着同样的意图和
目的。他们各有不同的起点，不同的洞穴，他们必须从这个洞穴上升到
光明，又必须回到洞穴。因此，他们既表现得同现实“有联系”，又不让
自己的思想迎合当时的偏见。这保护，使他们免于必要性的侵扰，或受
到诱惑去服从最有权势者。古典哲学具有惊人的生命力，能够经受任何
可以想象的巨变，譬如从罗马异教到神启的《圣经》宗教。帕多瓦的马
西琉斯是一个跟亚里士多德一样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这证明了问题是
恒久不变的，只是它们的表达方式在不断变化。我们现代人认为，相对
较小的变化，例如法国大革命引起的那些变化，就会使新思想成为必
需。古人则认为，除非事件使人了解到某些本质上全新的东西，人绝不
可以让自己屈从于事件。他们比先人和后人都更加致力于维护精神自
由。这就是他们留给大学的遗产。但他们也从不让原则变成教条，除了
他们自己的智慧外，他们从不指望它还有别的基础。他们始终牢记自己
事业的责任和风险。
总之，古代哲人是支持贵族政治的人，但这不是出于思想史专家习
惯强加给他们的原因。他们是贵族一词更加崇高意义上的贵族，因为他
们认为理性应该统治，而只有哲学家完全献身于理性。但是哲学家从未
真正统治，所以这不过是个理论观点。他们也是贵族一词庸俗意义上的
贵族，赞成让拥有传统财富的人掌权，因为这些人就算不能理解哲学，
也更有可能领会哲学本身作为一种目的的高贵性。简言之，他们有钱接
受教育，有闲暇严肃地看待教育。只有技术能让全面的教育成为可能，
从而为建立一种不同的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开辟前景，但它也伴随着各种
问题。
启蒙运动的转型
如我所说，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谴责所有早期的哲学家，因为这些人
无力帮助人类和自己。《理想国》的公式——若想让罪恶在城邦中永远
消失，权力和智慧必须恰好一致，是对启蒙运动意义的完美表达。权力
与智慧之间必不可少的统一，对古人而言是一种巧合，即依赖于全然不
受哲学家控制的机缘。知识本身不是权力，它本身虽然不易受到权力的
伤害，但寻求知识并拥有知识的人却显然极易受到伤害。因此，哲人在
其政治行为中的伟大美德就是中庸。他们完全依靠权势人物的偏见，不
得不极为慎重地对待他们。他们恪守超然于舆论的严格纪律。虽然他们
难免要试图影响政治生活，使其对他们有利，但他们从未严肃地自认为
是国家的奠基人或立法者。在古人看来，没有智慧的权力和没有权力的
智慧的结合，总是以权力的加强和智慧的妥协而告终。苏格拉底说，跟
权力调情的人将被迫与其同床。
哲学家和其他人之间无法调和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对死亡和面临
死亡的看法不同。没有任何生活方式比哲学的生活方式更能领悟死亡的
真谛。维系着生活方式和政体的幻觉，只要不是哲学幻觉，哲学家就是
它的敌人。在这个问题上，从来就不存在得到古人和现代人一致赞同的
看法。对于古人来说，在那些赳赳武夫——即那些对高贵抱有毫无根据
的信仰，结果忘记了什么是善，愿意以耐力甚至勇气面对死亡的人——
中找到盟友似乎是很自然的。这些人和哲人分享着共同的基础，它维系
着比单纯活着更重要的东西。但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牺牲提供很好的理
由。阿基里斯对于自己为何必须为希腊人和朋友而死所发出的哀叹和抱
怨，完全不同于苏格拉底为他们接受死亡的根据所提供的论证和推理，
因为他已衰老，因为死亡不可避免，因为他几乎不必为死亡付出任何代
价，而且它可能还有益于哲学。阿基里斯的特点是愤怒；苏格拉底的特
点则是计算。如果不避时代错置之嫌，那就可以说，这两种人之间无论
有什么共同情感，都是建立在阿基里斯对苏格拉底的误解上。
新哲学为了在哲学和政治之间制造和谐关系，发明了一种不同寻常
的方法，即用一种误解替换另一种误解。所有的人都害怕死亡，都亟欲
避免死亡。哪怕是视死如归的英雄，面对死亡的恐惧也会如此，这是与
生俱来的。只有那些确信来世更美好的宗教狂，才会兴高采烈地走向死
亡。倘若哲学不去依靠对死亡持有违反人性的高贵态度的罕见品质，而
是能够扮演一种无损于自己的蛊惑者的角色——即诉诸所有人都拥有
的、最强烈的情感，它便能分享和运用权力。不是跟那些看似人类天性
的东西作对，而是与之合作，哲学就能对它加以控制。简言之，假如哲
学不是作为人的传道者，而是作为人的最贪恋的梦想的合作者呈现在他
面前，哲人就有可能取代教士、政治家和诗人影响民众的位置。这就是
马基雅维利在谴责那些传统作家时的真正用意，他们赞成臆想中的君主
国和共和国，它们忽视人们的实际生活，更看重人们应当如何生活。他
奉劝这些作家要适应占主导地位的欲望，不要敦促人们去实践他们极少
能够达到完美的美德；对于躬行这种美德的个人来说，它的好处是很成
问题的；鼓吹这种美德会让每一个当事人生厌。总之，把哲学变成施
主，它就会被当作好东西，就会享有施主有增无减的权力。
哲学能够用于征服命运，马基雅维利如是说。当然，按柏拉图的观
点，正是命运——机缘——使哲学家不可能统治。命运左右着权力和智
慧的关系，这意味着不能指望人们会认同智者的统治，而智者也没有足
够的力量强迫人们这样做。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征服命运意味着思想和
思想家能够强迫并保证人们的认同。如果这是可能的，古代哲学家的中
庸看起来就成了胆怯。在政治舞台上敢作敢为成了哲学家的新品性。丹
东的口号：“勇敢，再勇敢，只需要勇敢。”不过是对马基雅维利的战斗
号召的纯粹政治性的苍白复制。培根断言，科学的目标是“缓解人们的
处境”；笛卡尔认为，科学将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普遍的
观点则认为科学就是征服自然，所有这一切都是马基雅维利革命的产
物，构成了现代哲学所采取的政治态度。
向旧体制进攻采用的战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自然科学，另
一部分属于政治科学。首先，笛卡尔提出，地位卑微的医生，即苏格拉
底描述的具有理性但缺乏把人类引向人类舞台中央的政治或宗教光环的
匠人的一个普通例子，如果科学赋予他治愈成千上万病人的力量，他就
能给人们带来足够的希望，即使他不能许诺人们永生，至少能让人们的
寿命不断延长，从而赢得人们的依恋，让教士黯然失色。然后霍布斯又
说，另一类地位卑微的人，即保护人们抵抗那些握有生杀大权者的警
察，能够在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中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制度是以人们对
凶死的恐惧为基础，由新型的政治学家建立的，他以新的方式阐释欲
望，使那些一贯认为真正的危险就在眼前的避免这种危险，从而摆脱对
无形的权力及其执行人的恐惧。医生和警察由于把科学运用于他们的努
力而力量倍增，能够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事业的基础。如果追求健康和
安全能够吸引人，并让他们认识到维持生存同科学的关系，理论与实践
之间就能形成和谐关系。经过一两百年引导公众反对王权和宗教的大力
宣传，真正的统治者最终受到了臣民的约束，而且不得不通过科学家的
规划。按哈维·曼斯菲尔德的说法，科学家是隐秘的统治者。政治家追
求的目标和他们使用的手段是由哲学家决定的。科学家将会享有自由并
获得支持，科学进步将等同于这样理解的政治进步。
这种制度里的科学家属于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世界秩序，因为民族
忠诚和风俗同作为科学家的他们无关。他们是世界主义者。渐渐地，政
治秩序不得不做出改变，以至于在理性运行的道路上再也没有特殊性，
也不会产生科学家忠于祖国和忠于真理之间的矛盾。只有一种科学。它
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任何地方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同样，原则上也有
一种正当的政治秩序，它是由科学建构，以科学为基础，为科学而建立
的。或许还有个别民族很好地保留着古老但日渐衰落的传统，它源于过
去的特殊经历，固守这种传统会妨碍科学家的世界主义。但是，各民族
肯定会逐渐趋同。它们必须尊重人的权利。
这种权利学说是有关正义的清晰而确定的理性学说，它要取代“像
建在沙丘上的城堡一样”的古代学说。实际上，权利不过就是人人都能
体验到的基本情感，它是新科学诉求的对象，它已经被科学从似是而非
的推理和对神祇惩罚的恐惧所强加的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科学能够为
之效力的便是这些情感。如果这些天生的情感就是人类得到允诺——一
种“权利”——可以去寻求满足的对象，科学与社会的伙伴关系也就形成
了。文明社会就能把满足人们的生命、自由、对财富的追求作为唯一的
目标，人们就会因为世俗权力反映他们的需求而同意服从它。政府变得
更加稳固和可靠，因为它现在是建立在欲望而不是美德、权利而不是责
任的基础上。这种维护生命的欲望发挥着道德和政治推理的前提的作
用，其表现形式如下：“如果我想保存自己，我就必须寻求和平。如果
我寻求和平，我就必须……如此等等。”以这种明显的、可以深切感受
到的前提为基础，人对政府的效忠能够成为一个理性问题，而不是强烈
信念的问题。这种律令与十诫中的戒律截然相反，它不为要求人们服从
提供理由，它不去肯定基本欲望，而是禁止它们。现在人们弄清了自己
的目标，他们把这归功于理性人，他们在理性的基础上遵守保护他们的
法律，他们尊重并要求政府也尊重科学家，因为他们能够最出色地运用
理性理解和驯服不友好的自然，包括人性。政府成了科学家和人民之间
的媒介。
这种权利学说奠定了现代大学的架构和氛围。一个以成员的偏好为
基础的政体，是一个把正确理解的自由放在第一位的政体。知情权直接
来自于追求个人生存和判断生存手段的权利。知情权对于渴望了解、也
有能力了解的人来说，有着特殊的地位。大学的繁荣是因为大学被认为
能够按社会的需求服务于社会，而不是像苏格拉底那样服务于社会，或
像泰勒斯那样不能服务于社会。因此，自由大学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有
一种千真万确的特殊血缘关系，这不是因为教授是“制度”的走狗，而是
因为它是唯一这样一种政体，它的当权者相信让教授随心所欲地从事自
己的工作是一件好事。没有这个“自由的”架构，教授们为自己要求的权
利就毫无意义。权利的概念最早是由自由主义的创始人诠释的，无论从
理论还是实践上说，它的唯一家园就是自由社会。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哲学家把他的党派从贵族党变成了民主党。假
如教育的意义从体验美好事物变成了开明的自利，那么，根据教育的定
义，那些没受过教育、抱有一大堆成见的人，是可以教化的。高傲而又
热衷于荣誉、认为自己天生享有统治权的贵族，现在似乎成了理性统治
的绊脚石。新哲学家致力于让贵族回到平民中间，清除他们的心理支
撑，降低他们的品味。这种回到人民中间的举动，可以被理解为他们意
识到了健康的平等欲望，他们愿意订立不行不义的契约，得到的回报是
不会遭受不义，这与为了争风头而拒绝平等、甘冒遭受不义的风险的贵
族恰恰相反。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为了利用人民的权力而采取的务实
策略。在这一点上，现代哲学家是在效仿古代的暴君，他们发现满足人
民的愿望比满足敢于对抗的贵族更容易。除了有知识的人，谁都不享有
天赋的特权地位。
不应当把这种转变解释成哲学从右翼转向左翼。左翼与右翼的出现
是这种转变脱离政治妥协主义，走向政治行为主义的结果。左翼是现代
哲学的工具，具有宗教色彩的右翼则是它的对立面。当18世纪末哲学营
垒发生分裂，一种更激进的平等主义从内部威胁着科学事业时，位于两
派中间的只有传统的自由主义。左派意味着由启蒙运动带来的社会转
型，这是一种所有的传统思想家既不重视也不反对的可能性。在现代，
做一名右翼哲学家，即做一个反对使社会理性化的哲学企图的人，是有
可能的；而在古代，所有哲学家拥有相同的实践政治观，因为谁都不相
信以根本性的或永久进步的方式改变贫富关系是可行的或有益的。有着
要求智者享有参政权的道德和知识基础的民主政治，严格地讲是一项现
代发明，是得到广泛理解的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哲学家对民主不抱幻想。如我所说，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在用
一种误解取代另一种误解。绅士们认为，面对死亡的哲学式镇定，源于
贵族的绅士风度或英雄气概。另一方面，普通人则认为，哲学家关于避
免死亡的理性说明，是他内心对死亡的强烈恐惧的产物。然而哲学家也
懂得，理性的、精于算计的经济人对永生的追求，就像那些希望获得不
朽名声或来世的人一样不理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唯一标志或
保证只寓于他的希望之中，但他却为此而经营自己的人生。在维护生命
所需要的一切事情上，功利主义者表现得更为明智，但他从不考虑自己
肯定会死这一事实。他做着一切能够推迟自己死亡的事情——提供保
护、和平、秩序、健康和财富，然而他却极力掩盖死期必至的事实。他
完全献身于避免死亡，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假如理性与理解人
们的生存状态和最终归宿有某种关系的话，就可以把他视为最不理智的
人。他毫无保留地对自己最强烈的情感及其产生的愿望做出让步。英雄
和虔诚的信徒至少还考虑永恒的问题。虽然他们的愿望会把永恒神秘
化，他们采取的姿态却更合理一些。哲学家在思想和行动时，总是表现
得自己仿佛不朽，同时又充分意识到自己难免一死。他试图尽可能长
寿，以便进行哲学思考，但又不愿意为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思想。
他表现出一种英雄永远也做不到的明智；他在永恒的伪装下看待一切事
物，这是资产者绝对做不到的。因此，他无法跟这两种人打成一片。只
有献身于求知的生活能够把对立的两派统一起来。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一
个悲剧英雄，他满脑子都是工匠的想法。
伟大的现代哲学家是像古人一样的哲学家。他们十分清楚使自己与
别人隔开的因素是什么，也很清楚这道鸿沟无法逾越。他们懂得，他们
与另一些人的联系总是以非理性为中介。他们敢于向源于自然倾向的理
性的特殊形式提出挑战，他们似乎一向十分自信，认为自己能够从理性
因素中获益，避免让非理性因素压倒自己。在他们的观点中，理论生活
仍然有别于政治生活，这与古代哲人的观点相同——理论考察普遍和不
变的因素，同时也能理解它同特殊与变化的关系；政治生活完全投身于
实践，只从整体本身去理解整体，就像是一种神正论或人义论，讲述的
是上帝或历史。哲学和哲学家总是透过个人得救的希望去看整体，因此
总是孤独的。现代哲学家懂得，探索理论要把理论本身当作目的，但他
们也乐意宣扬这样一种观点，仿照克劳塞维茨的妙语就是，理论是实践
通过另一些手段的继续。
闭门论道或囿于学术圈的哲学家，有着与世人完全不同的目标。理
论与实践和谐一致只是一种表相。现代人不像古代人那样认为，把理论
与实践合一后，他将看不到两者的区别。这是对他们的勇敢精神最精确
的定义。古人很虔诚地保持分离的东西，现代人认为他们不必冒任何风
险就可以合并到一起。问题在于：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是否必然对理
性提出非理性的要求？或者说，它是否更接近理性，并服从理性者的管
理？当代对praxis（实践）这个希腊词的普遍误用，清楚地表明了这个
问题的难度。它现在意味着既没有理论也没有实践，政治学已经被理论
化，哲学已被政治化。它反映着永恒与短暂的差异已被克服。尽管与启
蒙运动的意图相反，但这的确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结果。问题在于，它是
个必然结果，抑或仅仅是个偶然结果。
很久以来，认为启蒙思想家既乐观又肤浅的观点在一些地方相当时
髦。这是一种紧随法国大革命之后由反动派和浪漫派宣扬的观点，是宗
教人士和诗人的反政变，它取得了相当可观而又持久的胜利。据称，现
代哲学家相信一个新纪元，人们将变得更理性，一切事物都有利于最好
的状态。根据这种流行的观点，他们不理解罪恶难以根除的性质，也不
了解或至少没有充分估计到非理性因素的力量，后来我们这个更为深刻
的时代才对它有了充分的认识。我在这里试图证明这是一种曲解，一种
一厢情愿的解释。只要仔细看看这些哲学家勾勒出的伟大设计，谁都不
会指责他们过于乐观，他们期待理性的完全胜利并低估了罪恶的力量。
人们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就这个词
的完整意义而言，他们实际上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他们希望改善人的
命运，但不是通过忘记人身上的罪恶，而是通过向它让步而不是对抗，
是通过降低标准。他们期待大多数人都拥有的十分合格的理性，是建立
在自觉鼓励最大的非理性的基础上。自私是谋求共同利益的手段，他们
从未想过要在他们设计的世界里再造过去各民族辉煌的道德和艺术。从
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的那种冷酷与戏谑的结合，应该能够驱散对他们怀有
无端希望的怀疑。他们的设计是“现实主义的”，假如曾经有过这种东西
的话。
至于肤浅，这完全取决于人类最深刻的体验是什么。哲学家，无论
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一致认为人性的实现在于理性的运用。人是能够认
识一般的特殊存在，是能够意识到永恒的短暂存在，是能够观察整体的
部分，是能够探求原因的结果。无论是想理解存在，还是仅仅为了清点
事物，理性都是非理性事物存在的目的，人身上看似纯然野蛮的一切，
都有人的理性才能为它注入的活力——哲学家就是这样认为的。克里斯
托弗·马洛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我认为没有罪恶，只有无知”，这说明
他对马基雅维利和哲学都有很好的理解。当然，还有另一些体验，它们
一向是宗教体验，在现代则是诗意的体验，它们都提出了相互竞争的主
张。但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它们的主张比哲学的主张更高明。问题又变成
了理性与神启相比谁更尊贵。庸俗化的理性主义确实肤浅，这一事实并
不能驳倒哲学家。他们知道它会变成那个样子。（即便如此，民主社会
中了解并行使自己权利的公民并不是所有人中最可鄙的。）他们试图把
人的核心利益变为社会的核心利益，启蒙运动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实现
这个目标的唯一合理的方案。
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说培根、笛卡尔、霍布斯、莱布尼兹、洛
克、孟德斯鸠甚至伏尔泰（可以认为他比其他人更通俗）都不如雅克·
马里坦或艾略特深刻，那似乎是荒唐的；我只举出这两个当代名人为
例，因为我年轻时就是从他们的口中知晓了启蒙运动是肤浅的。卢梭开
创对启蒙运动的作用进行深刻批判的学派，然而他却说培根、笛卡尔和
牛顿都是非常伟大的人，他还曾谈及“智者洛克”。卢梭在关键问题上并
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深知他们是自己的理论血亲。现代社会的庸俗
性是知识分子发出很多抱怨的对象，却是哲学家愿意与之共存的东西。
毕竟，正如苏格拉底指出的，所有社会从高处俯瞰都同样漂亮，不管它
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还是依阿华州的得梅因。一个和平而富足的社
会，它的人民景仰科学，有足够的钱去支持它的发展，要比一个只有奴
隶没有哲学的辉煌帝国更有价值。洛克看起来很肤浅，因为他不是个势
利小人，不会去炫耀他所理解的东西有多重要。
毫无疑问，这是一些严肃的人，他们的发明设计对公众产生的深刻
影响不同于他们生前身后的其他哲学家或科学家的影响。唯一可以与之
相提并论的政治事件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新模式和新秩序，它们是由先
知——摩西、居鲁士、忒修斯、罗慕路斯和（他暗示）耶稣创建的，他
呼吁哲学家们效法这些人。现代性主要就是由这些哲学家造成的，我们
的自我意识取决于对他们想做和已经做过的一切的理解，因此也取决于
理解我们的处境为何迥然不同于别人的处境。无论启蒙运动的哲学教诲
与当代人的历史智慧多么不同，它就像一条贯穿于现代史所有事件中的
主线。现代政体是由理性孕育的，并且依赖全体成员的理性意识。这些
政体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自然科学的理性，而且对自然科学进步
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政策。无论称之为自由民主社会还是
资产阶级社会，是保护人权的政体还是贪婪的政体，无论技术被用于积
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每个人都知道，这些词汇描绘的正是我们这
个世界的核心问题。很显然，它们是对事物本质有深刻洞察的一小部分
人的思想结晶，他们共同合作的事业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这种
思想洞察并阐释生活的所有细节。这是一些甩不掉的人——但可以对他
们提出质疑。
斯威夫特的质疑
最早的质疑者之一是乔纳森·斯威夫特，他看到了他们的意图所
在，并以古人和诗的名义大声说了出来。他的《格列佛游记》是对早期
现代哲学的质疑，正如阿里斯托芬的《云》是对早期古典哲学的质疑。
《格列佛游记》不过是以喜剧手法表明了斯威夫特对古人的偏好，他让
古人扮演巨人和名贵的马，让现代人扮演侏儒和人形兽。他书中讲的故
事，与我们关系最大的是“勒皮他之旅”一章中科学院和大学——用皮埃
尔·培尔的话说就是“文字共和国”——的建立。格列佛在利利普特（小
人国）考察完现代政治以后，又到勒皮他去了解现代科学及其对生活的
影响。勒皮他是一个由自然科学家统治的飞岛。不消说，它影射的是英
国皇家学会，在斯威夫特时代，这是一个不久前才出现的哲学家和科学
家协会，他们在现代思想的影响下更为关注公众和公共生活。在这个离
奇的新天地，格列佛发现了一种从人类的首要关切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成
见，它的起点不是人类的维度，其终点却是改变这一维度。这个飞岛上
的人一只眼睛盯着内心，另一只眼睛仰望苍穹。他们是十足的笛卡尔主
义者——自我本位的一只眼睛内省自我，关注宇宙的另一只眼睛审视最
遥远的事物。而从前是人们的关注中心、限定着自我和星宿研究模式的
中间区域，却不在勒皮他人的视野之内。他们只研究天文学和音乐，整
个世界被简化为这两门科学。他们从不接触普通的感官经验，这使他们
能够满足于这两门科学。同他们这个小天地之外的人沟通是没有必要
的。他们不让自己的数学遵从物体的自然形状，而是改变物体以适应他
们的数学。他们把食物切成各种几何图形。他们赞美女性，是因为女性
身体的各部位确实与某些特殊图形相似。他们从来不知嫉妒为何物，妻
子在他们眼前跟别人通奸，他们竟能视而不见。这种情欲的缺乏与诗意
的敏感的缺乏有关。这些科学家不能理解诗，因此，在格列佛看来，他
们的科学不可能是人的科学。
格列佛还描述了这些人的另一种怪癖：“尤其使我惊奇和无法解释
的是，我发现他们对时事和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总是愿意探究公共事
务，对国家大事做出自己的判断，激烈地辩论政党主张的所有细节。据
我观察，我所了解的欧洲数学家多半也有同样的脾性，虽然我在数学和
政治这两门科学中找不到丝毫相似之处。”格列佛认识到理论科学对政
治的关心，怀疑它能否理解现实的政治实践。他还认为科学家有一种操
纵政治的特殊权利意识。勒皮他人的政治权力依赖于新科学。这个飞岛
是建立在吉伯和牛顿创立的物理原理上。应用科学可以开辟通向政治权
力的新道路。飞岛使国王和显贵用不着担心人民谋反——事实上，他们
用不着和人民发生任何联系——同时又可以利用人民，征收贡赋，这是
维持统治者的地位和悠闲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他们能够摧毁陆地上的城
市。他们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而他们的责任等于零。权力集中在统治
者手中；因此，他们甚至不必因为恐惧而被迫培养出真正的政治智慧。
他们不需要美德。一切都顺理成章，所以不存在他们的无能、冷酷或罪
恶让他们遭殃的危险。飞岛使他们的畸形发展到了怪诞的地步。科学在
解放人的同时破坏了使人成为人的自然环境。因此，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了这样一种可能：暴政不是建立在无知上，而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斯威夫特反对启蒙运动，是因为它助长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
超常发展，所以他重返被阿里斯托芬斥为缺乏自我意识和不能理解人类
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启蒙运动拒绝社会与哲学、诗与科学之间苏格拉底
式的温和妥协，这种妥协曾经长久统治着求知的生活，并使政治科学的
建立成为可能。但是，这种科学不同于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前苏格拉底哲
学，它希望统治，并且能够统治。这种新科学确实产生了足够的统治力
量，但为此不得不丢掉人的视野。换言之，斯威夫特否认现代科学实际
建立起了人的科学或政治科学；恰恰相反，它毁掉了它。这样的政治科
学首先必须把人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有血有肉的几何图形来理解。其
次，它必须保证科学或科学家的利益与健全的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和谐一
致。在飞岛上，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得到满足。具体而言，这个岛上的科
学家是靠剥削非科学家才能过着安逸的沉思生活。
说得更简单些，斯威夫特认为，掌握权力并运用权力的科学家对全
人类毫不在意。他们的整个阴谋与别的阴谋毫无二致。潜在的暴君以共
同利益的名义说话，追求的却是一己私利。培根的《新大西岛》中描写
的“圣贤院”不过是为飞岛做的宣传。科学家要按自己的喜好生活——沉
迷于数字、图形和星宿中，他们不想继续被迫隐瞒自己的欲望。平民依
然有办法让别人感到他们的存在，但基本上被束缚在科学家限定的范围
之内。科学家能够遮断俗世的阳光。
在斯威夫特抱着厌世态度对科学的怪诞嘲讽中，包含着某种神秘的
预见。自然科学很快就从启蒙运动的整个计划中撤出，只留下人文学科
自己照料自己。自然规律是科学规律，但自然科学不再声称能够为人类
制定法律，于是把没有理性或科学基础的政治科学冷落在了一旁。科学
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推翻以往的反科学政权的事业中的真正伙伴，而
是变成了这种政权结伴而行的同伙。一旦摧毁了神学的监督权，人人都
承认需要的是科学家而不是教士，科学就自由了，从原则上说它就不再
关心需要和利用它的政权了。早期启蒙思想家似乎相信，在被统治者的
理性同意与科学自由之间存在着完美的一致性。但是科学无法让所有人
都理性化，而且后来证明这也没有必要，因为它能迫使任何统治者都支
持它，不干涉它。统治者如果发现伽利略之类的人在忙些什么，他们就
会迫害他，因为他的研究动摇了他们建立在神圣经文基础上的合法性，
只要这样的统治者依然存在，科学家就是所有反对他们的人的天然盟
友。早期的现代思想执迷于教会权威严重威胁着思想自由的念头，这使
哲学家相信为推翻教会权威结成的同盟是恒久不变的。在这件事上，后
来发生的情况却是，一旦统治者不是绝对信奉非理性或非科学的自然
观，启蒙运动中的非人文的内容即可幸免于难。私利——现代的伟大动
力原则——不再要求关心其他思想家，而现在看来完全属于自然哲学家
的科学或理性，也不再为政治或道德思想家提供任何保障。简言之，人
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以民主的名义结成的共同阵线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苏联自然科学的状况就是斯威夫特的预言登峰造极的可怕表现。它
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暴政。在所有学科中只有自然科学，在所有人中
只有自然科学家，能够迫使暴君不予干涉。苏联数学家是和美国数学家
一样的数学家，而苏联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必须充当骗子，充当御用文
人。自然科学现在能够在苏联繁荣发展，是因为苏联的暴君终于认识到
他们无条件地需要科学家。但他们不能容忍历史和政治科学家，他们也
无需容忍。这些人与自然科学家不是同一类人，在自然科学家和暴君的
眼中都不是。
最令人不快的是，这个可怕的政权从自然科学汲取力量来维持它的
统治。作为科学，它们是中立的，除非它们顾及自身利益；它们不能判
断罗斯福优于斯大林。前苏格拉底派学者很可能也是如此，但他们不能
制造政治力量。他们对政权毫无兴趣，也不会给任何人提供帮助和抚
慰。新科学家则是一切的起因。前苏格拉底学者孤傲不群，是理论生活
的典范。现在的自然科学家却闪动着暧昧的身影。他们可能是真正的理
论科学家，但是在那些不懂理论的人看来却不是这样。对人类事务的参
与赋予他们一种公共角色：他们是治病的医生和核武器的发明者，是民
主的堡垒和极权主义的要塞。安德烈·萨哈罗夫的人道精神最令人难
忘，但是他对人权的支持并非来自他的科学，并且无论如何也不能保证
他获得另一些苏联科学家的友谊。新体制保护科学；它不让科学家去控
制科学成果的运用，或即便他们确实有能力控制这些成果的使用，也不
给他们提供了解如何运用这些成果的手段。如果自然科学成果与马克思
主义正统学说发生摩擦，那么从长远看自然科学能够胜过党，但它不能
控制党的政治行动。未来的暴君不太可能效仿希特勒的疯狂教条，他因
为这种教条而把犹太科学家拱手送给敌人，这使他注定失败。从这个意
义上说，科学使潜在的希特勒们变温和了——但也仅限于此。一般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