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大学都屈从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认为，
那些运动拥有的道德真理优于大学所能提供的任何真理。担当被认为比
科学更深刻，激情比理性、历史比自然、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深刻。实际
上正如我所说，两国大学的思想是相同的。美国的新左派是尼采—海德
格尔化的左派，对“资产者社会”的盲目仇恨在两地完全相同。一个杰出
的政治学教授证明了这一点，他把一些关于应该做什么的讲话读给激进
的学生听，他们兴高采烈，直到他告诉他们那是出自墨索里尼的演说。
海德格尔本人在晚年也曾向新左派示好。他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中提出
的险恶公式，稍加修改就能变成20世纪60年代与学生运动合作的美国教
授的口号：“决断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德意志民族最年轻的成员已经做
出了决断。”
在康奈尔和美国其他地方，这是一出闹剧，因为——不管我们政体
的长远未来是什么——这个国家的民众（这里实际上没有民众，只有公
民）处于对大学格外尊重的时刻，认为它们是美国进步的源泉，并接受
这样一种观念：不应当干扰学术研究，它有可能产生各种观点，对其应
该认真对待，示以宽容。全体国民并没有为伟大的变革做好准备，对于
大学的各种问题，他们依然相信教授们表示相信的一切。有少数学生发
现，那些向他们灌输学术自由的华而不实的教授们，只要轻轻一碰，就
会变成摇摇摆摆的狗熊。孩子观察大人的性格往往比大人观察孩子的性
格更准确，因为孩子们要依赖成年人，他们十分有兴趣发现大人的弱
点。这些学生发现，老师并不真正相信思想自由肯定是有益的好事情，
他们怀疑它只是用来保护我们“制度”中很多非正义现象的意识形态，他
们能够让人说动，友善地对待试图用暴力改变这种意识形态的尝试。海
德格尔十分清楚学术自由的理论基础已被削弱，而且如我所说，他以多
少有些嘲讽的态度看待他面对的群众运动。美国教授们却没有意识到人
们已经不再相信他们，居然一本正经地看待他们深陷其中的运动。
当我去看望康奈尔大学当时的教务长（后来，当全国性的负面报道
连篇累牍，有关枪支问题的报道似乎损害了大学的声誉，一向消极的理
事们要求校长辞职后，他当上了校长）时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当时
正为一名黑人学生担忧，该生因拒绝参加示威游行受到了一名黑人教员
的威胁。教务长从前是个自然科学家，见到我时神情沮丧。当然，他非
常同情年轻人的困境。但是情况非常糟糕，他无法阻止黑人学生联合会
中发生这种事情。他个人希望能够很快与激进的黑人学生进行更好的沟
通（那是在枪支出现前几周，还能有较为坦诚的沟通）。但是当时校方
正在等着听听黑人学生有什么要求 [35] ，期望紧张局势能够有所缓解。
他又说，在这个国家，任何大学都不能开除激进的黑人学生，也不能解
雇煽动学生的教员，不消说，因为全体学生都不会同意这种做法。
我看得出来，这是一项毫无用处的事业。教务长既怯懦又有道义
感，这种态度在当时并不鲜见。他不想找麻烦。他的校长不断提到加州
大学的克拉克·科尔校长被解职一事，把它当作重大的警示。科尔不知
道如何安抚学生，教务长则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道德事业，纠
正黑人在历史上遭受的不公。他能为自己辩解说，他所受的羞辱是必要
的牺牲。这个黑人学生的具体事件显然让他心烦意乱。 [36] 以暴力相威
胁的极端分子既让他害怕，也使他更崇拜他们了。本来一目了然的问题
不再一目了然了：如果黑人学生没有学好功课或不遵守校规，为什么不
能像对待白人学生那样开除他？学校秩序受到威胁时，校长为何不能叫
警察？教授若是威胁学生的生命，任何有点权力的人都能打发他走人。
问题并不复杂，只是懦弱的诡辩和意识形态使事情变成了这样。起码的
常规也要求做出适当的反应。凡是了解或关心大学使命的人，都不会默
许这种荒唐事。所以毫不足怪，几周以后，全体教员在枪口威逼之下，
以压倒多数投票赞成向学生的蛮横要求让步，而几天前他们还拒绝这些
要求，紧接着便有校方大员和许多著名教员忙不迭地对集会学生表示祝
贺，以博取他们的赞许。我看到早已为人所知的东西被暴露在光天化日
之下，终于可以不失礼节地告诉这些冒牌的大学学人们，世人对他们到
底有什么看法了。
同样不足为怪的是，许多曾在讲坛上大谈大学的神圣，俨然以大学
良心自居的教授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反应即使说不上不好，至少是
软弱无力的。他们的职业生涯是以批判德国教授起家，他们指责德国教
授对学术自由受到的侵犯反应拙劣。但这不过是在耍嘴皮子，是对英雄
的拙劣模仿，因为他们并没有估量大学受到的潜在威胁，也没有评价其
令人怀疑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想到对学术自由的攻击会
来自左翼或大学内部，虽然认真研究在德国发生的事件本来会使他们明
白，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是大学的青年人在理论基础上失去了对传统
教育的幻想，同样的事情正在这里上演。整个社会逐渐相信了有关思想
自由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合理性，而欧洲对它的怀疑的第一波浪潮也在冲
击着我们的海岸。确信启蒙原则对于一切有思想的人是不证自明的，再
加上简单的经济学和心理学解释，使美国教授错误解释了德国的经验，
使他们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对道德观的全面的理论批判，是某些公开演
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能够被人们接受的前提。这些美国教授认为广
大师生不是问题，并且真诚地相信自己独立于师生，当师生抛弃或转而
反对他们时，他们便像许多德国教授一样彻底缴械投降了。大学生和同
行都要把大学激进化和政治化。严词谴责圣经地带 [37] 的牧师是一件大
事。在教授们认为有价值的世界里，这会赢得赞许。但是仅仅为了一种
抽象理念而被孤立，受到学生和同事的唾骂，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一
般而言他们不是强人，虽然他们的花言巧语使他们相信自己就是强人
——唯有他们构筑起了保护文明的壁垒。他们的崩溃只是令人惋惜，虽
然他们徒然的自我辩白常常变得十分恶劣。德国的教授们沉默不语，自
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充分理由，因为站出来说话意味着进监狱或掉脑
袋。法律不但不保护他们，而且是他们致命的敌人。这种危险在康奈尔
并不存在。一两个教授也许会受伤（例如那些一直就有种族主义者名声
的人 [38] ，他们相当于历史上的宗教异端。但这种人已被所有人彻底抛
弃了——除了少数有着健全本能的人；校长除了保护自己，没有办法保
护其中任何人），但是只要枪一响，官方就会介入。官方只是出于对大
学的特殊自治地位的尊重才未加干涉，而这种自治地位却被用于保护和
鼓励侵犯学术自由和侵犯约束普通人法律的人。捍卫大学的诚实形象根
本不存在风险，因为危险完全来自内部。缺乏的是一个对大学宗旨有清
醒的认识并献身于这一宗旨的教授团队。这使投降派显得十分可鄙。冠
冕堂皇的说法是，受到威胁的教授没有危险（因此不需要声援他们），
但暴力和死亡的严峻威胁依然存在（因此需要投降）。
一个没有站出来说话，却自诩为政治哲学家的虔诚布道者给《纽约
时报周刊》写了一篇文章，向世人解释为什么在康奈尔投降是必要的。
他断言，“社会契约”即将崩溃，我们将回到“自然状态”，即人人为敌的
最邪恶状态，因此阻止这种状况出现的任何努力都是正当的。这证明了
他根本不理解他所传授的一切，因为契约论者（美国的政体正是来源于
他们的教诲）总是教导说，绝不可以破坏法律，唯有法律的力量能使我
们免于陷入自然状态，所以必须为了法律而承受一定的风险和危难。一
旦触犯法律却不受惩罚，人人便重新获得了权利，可以采用他认为合适
或必要的手段保护自己，反对新的暴君，即破坏法律的人。若想有健全
的政治秩序，必须真正理解这些理论，而像这位教授这样轻率利用它，
突出地反映着遭到破坏的大学生活背后存在的真正问题。政治问题和政
治思想的严肃讨论几乎已被忘记；被委以这项重任的人对这种讨论也缺
乏持久的关注。传统完全变成了一堆口号或是来自《常用妙语词典》的
引语。对文明社会以及大学在其中的角色的思考已经衰亡了。
校园生活遭到的破坏带来两个恶果。大学跟民主的舆论体系更加牢
固地联成一体，托克维尔所担心的那种在繁荣中出现的洞穴般黑暗的状
态，在令人痛苦地逼近。尘埃落定后就会看到，美国的受教育者与未受
教育者之间的差距已被填平，甚至表现为有教养者和无教养者之间对立
的那点可怜的差距也被消灭了。真正的后果是我在卷一中所描述的同质
化的人。我们能够严肃对待的真正不同的目标和行为动机，不仅体现在
思想体系中，而且体现在诗意的和现实的模式中，这种理念本身也逐渐
消失了。
最有效地限制自由的方式便是选择的贫乏。凡是构成绝大多数（在
美国，这个多数是唯一的权威）的人所不知道或没有体验的事情，便不
具有任何真实性。迎合民主体制最危险、最庸俗的诱惑，便是著名
的“批判哲学”的功能。因此，与这种要命的进步相伴随的，便是我在卷
二讨论过的思想的全部抽象替代物。它们是对思想激励因素的人为替
代，并且断定我们的方式就是唯一的存在方式。它们就像医生开出的药
方，其广受欢迎的程度表明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只想敦
促我们更快地朝着已有的目标前进，从来不对这些目标提出质疑。平等
主义自我满足的做法，便是把大学课程中不符合我们一时的特殊情绪或
趣味的内容一扫而空。简言之，通向欧洲——在美国，它一向是自由
的、受压抑的精神的源泉——的窗户被砰然关闭，这无疑更多的是因为
欧洲人在许诺打开它时，却在帮助我们关上它。当时，那些看来只存在
于大学知识分子中间的“精英”观点，实际上一夜之间就能变成流行杂志
专题的内容。对欧洲的向往在年轻人中已荡然无存了。
现在时髦的说法是，当时确实有一些过激行为，但也产生了很多好
的结果。但是，单就大学而言，我看不出那个时期有任何正面影响；它
对于大学是十足的灾难。我听说，好的结果是“更加开放了”，“不那么
僵化了”，“摆脱了权威的束缚”等等——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实际内
容，也没有表明对大学教育应当有何期望的观点。我在20世纪60年代参
与过康奈尔的各种委员会，徒劳地不断投票反对取消一门又一门必修
课。过去的核心课程——每个学生必须据此对一些重要的知识门类中的
课程有粗浅的了解——被取消了。一位比较文学教授——巴黎最新时尚
的不懈的引进者——解释说，这些必修课教给学生的东西甚少，其实不
能引导学生了解各个学科，反而使他们生厌。我承认事实确实如此。然
后他对我不愿放弃这些必修课表示惊讶。我解释说，这是因为它们可以
不断地让人们不要忘了知识的统一性，不断地做出一点暗示，若想当个
有教养的人，有些东西是你必须了解的。你总不能用白纸取代书本吧。
可是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改革显然就是这么做的。其后果在日渐式微的
外语学习中最为明显，但在所有人文学科中同样严重，甚至更为严重。
如果没有对新事物的期望，批判传统是没有价值的。这会让通向道德败
坏的邪路变得畅通无阻。20世纪60年代的教授们忙于收拾帐篷，以便在
蜂拥而至的学生践踏他们的营地之前逃离。所谓开放就是“做你自己的
事”。威权主义人格的可靠标志就是，并且我也依然这样认为，相信大
学对于有教养的人应当是什么样子要努力形成自己的观点。唯一的许诺
就是“成长”或“个人发展”，在美国这意味着社会上的庸俗风气会击败在
大学温室生长、需要其他养分的幼苗。
各种改革并没有具体内容，都是为了那些“有自主取向”的人。它们
默许削平山头，为美国整个教育结构的崩溃种下了祸根，当各派人士谈
论有必要“返回基地”时，他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教育结构的崩溃直接
起因于20世纪60年代大学的教学和行为。比差劲的教师和自我放纵的教
条理论更严重的是理性和范式——例如“正宗英语”——的消失。对最高
境界的认识指引着人们努力向上。现在，假如通过大量的努力和政治斗
争，或许有可能恢复过去的掌握读、写、算的学业标准，但要找回被丢
弃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知识就不那么容易了。这种知识从来不是本土植
物，我们得从欧洲进口。我们的知识高峰都是欧洲的衍生物，我们完全
清楚这一点，并不为此而脸红。我们步履蹒跚时，便把欧洲当作依靠，
但是在这期间欧洲本身也经历了与我们相似的演化过程，我们已不能再
像过去那样到那里获得训练了。由于缺乏源于本土的新的伟大理论和艺
术冲动以取代西方的遗产，所以只有传统能让我们与这些东西保持接
触。你不能像坐火车那样，一会加入传统，一会又离开传统。我们与传
统的纽带一旦断裂，便很难重新接上。对意义的本能意识，以及学者头
脑中真正的学问储备，都已消失了。从任何意义上说，美国都不存在贵
族和教士——高级知识传统的天然继承者。我们的政治原则中包含着最
伟大的思想，但这从未体现在杰出人物的身上，因此也从未成为活在我
们身边的思想。它们在美国的家园是大学，20世纪60年代的罪行就是对
这个家园的侵犯。使大学重归宁静，终止乱打高分，让学生好好学习，
这些做法都是有益的，但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核心：现在的大学里没有
多少东西可学。
校园分裂和学生运动还伴随着一种神话的逐渐形成，它反映了某些
人的趣味，在他们看来《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描写的气氛要比黑格尔在
柏林教室里的气氛更令人激动。神话之一是：20世纪50年代是思想因循
守旧、浅薄无聊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才是真正激动人心、勤学好问的
时代。麦卡锡主义——为使两个超级大国的不义保持平衡而提出斯大林
主义一说时，它也随之出现——象征着20世纪50年代那段阴暗冷酷的岁
月，火热的20世纪60年代则是“运动”的年代，据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说，
是他们孤军奋战解放了黑人、妇女和南越人民。不必提及严肃的政治问
题，这样描绘出来的知识画面完全与事实相反。20世纪60年代是教义问
答和通俗小册子泛滥的时代。无论是运动期间还是运动前后，没有出现
一本有长远意义的著作。全都是诺曼·布朗和查尔斯·赖克那一路货色。
这是真正的因循守旧袭击大学的时代，对于从上帝到电影的一切事物的
观点都绝对了无新意。从流行文化中找来用于支持20世纪60年代的证据
是，拉娜·特纳在20世纪50年代扮演的是神经兮兮、不诚实的奸妇，而
20世纪60年代的简·方达扮演的是真诚的婊子；20世纪60年代之前我们
只有保罗·安卡，20世纪60年代之后我们才有了滚石乐队。这种证据没
有任何重要意义。即便这种概括属实，也只能证明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
之间毫无关系，前者是我们现在的舞台上唯一有影响力的东西。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大学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当然，这得
考虑到理想与现实之间永恒的不协调。甚至一些对“运动”举足轻重的人
物，如马尔库塞、阿伦特和米尔斯，也是在1960年之前就已写出了他们
的严肃著作。从1933年起，欧洲许多最伟大的学者、科学家以及思想深
度超乎美国同行想象的聪明知识分子的到来使美国的大学受益匪浅。他
们大多数人都是德国大学传统的继承人，正如我前面所言，是得到公众
支持和赞同的理论生活的最伟大的代表。他们都受过以康德和歌德作为
灵感来源的通识教育广阔视野的熏陶，他们的思想和才华具有世界史的
意义，他们在新的民主秩序中毫不妥协地盯住道德和艺术的完美境界。
他们引领我们进入一种活的传统，使它渗透到整个社会的趣味和标准之
中。接受这一传统的人，能感受到从传统形成之初积累起来的广博的学
问，以及闪烁着灵感的先进思想。无论好坏，德国的思想自有其境界，
而且现在依然如此，无论这种思想属于马克思、弗洛伊德、韦伯还是海
德格尔。在德国大学的哲学教席上，真正的才华与世人的敬重之间有着
令人称奇的一致性。黑格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都是他们那个时代令人
敬仰的人物，他们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拥有那些教席。对这一点的清
醒认识，在许多情况下不仅仅是这种认识，是这些来到美国避难的人带
来的，相对而言，美国不过是个乡巴佬和消费者。美国人从前到处寻找
的人，如今都跑到这里来了。从很多方面说，这是一件喜忧参半的幸
事，但美国拥有众多最优秀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
家、古典学者和哲学教师，这意味着我们能在这里学到必须学习的东
西；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管我们这里有多少缺陷，不必远渡重洋去旧世
界，我们对学问的渴求就可得到很好的满足。简言之，大坝决堤前，美
国的大学已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当代欧洲大学。避难者的学生逐渐接替
了他们老师的位置。
当然，这种独立的部分原因是欧洲大陆大学的衰落，尤其是德国大
学的毁灭，它们的思想传统的断裂，以及它们曾经拥有的内在自信和崇
高使命感的丧失。但是，不管原因如何，在通识教育以及唤醒学生对知
识的渴求意识方面，一流美国大学的杰出表现超过了其他地方的所有大
学。这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如果美国的大学在1930
年彻底消失，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宝库不会受到严重破坏，尽管这对我
们来说肯定不是件好事。但是，在1960年，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早已在
大学里安营扎寨，美国的大学又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它们的衰落和崩
溃就是一场灾难了。很多伟大的传统都栖身于此，它们是移植过来的柔
弱植物，惶恐不安地寄居于他乡，极易受到当地平民主义和平庸风俗的
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土著们便以学生为幌子发起了进攻。
神话的另一面是，麦卡锡主义给大学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实际
上，麦卡锡时代是大学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最后一个时期，使之得以形成
的因素是它有着共同的敌人。麦卡锡、麦卡锡之流和麦卡锡的追随者，
显然都是不学无术之辈，是跟学院作对的、尚未入门的野蛮之徒。在多
数大学里，他们对课程安排和人事任命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些大学
中的思想和言论范围也未受到影响。在那个关键时刻，学术自由已经超
越了抽象的意义，其内容关系到得到普遍认可的研究和发表成果的问
题。对大众不喜欢的思想给予保护的说法具有一定的意义，部分原因就
是这种思想在大学里并非那么不受欢迎。与那时相比，今天的大学里有
更多不可思议和无以言表的事情，对于那些惹恼了激进运动的人，几乎
不存在为他提供保护的风气。传统的自由主义——对进步和观念自由市
场的信念——在当时还保持着最后的活力。在20世纪60年代，事情似乎
走上了正轨，传统的自由主义却被日益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
分，它支持和维护与进步声音相对立的反动声音。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
校园一片宁静，多数教授都反对麦卡锡（虽然也有人支持他，这在民主
体制下亦是不难想象的事情；同样不难想象的是，由于人性和教授的天
性如此，因此有些反对他的人因胆怯而不敢做声）。没有哪个教授被解
雇，他们在课堂上可以随心所欲地讲授任何东西。至少在当时人们对大
学保留与舆论作对的特殊地位有着更清醒的认识。这是一种十分有益的
地位。而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教授（其中有些人在麦卡锡时代曾引人
瞩目地保持沉默）在他们信奉的意见开始走红时，却忘记了大学享有特
殊地位的认识。春风得意之时，学术自由的幌子也就不再需要了。美国
大学教授联合会康奈尔分会居然为侵犯教授权利的黑人激进主义分子喝
彩，这个全国性组织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学术自由。这类团体为了
支持实在的事业，放弃了仅仅形式上的自由。简言之，20世纪50年代还
有相当一部分教授持有培根、弥尔顿、洛克和密尔提出的思想自由观点
（这恰好发生在欧洲大陆对这些人的批判在美国大行其道之前）；另一
部分教授则是左翼分子，他们对这些观点为他们个人提供的保护有兴
趣。当前者失去信念、后者如愿以偿时，学术自由的力量便彻底衰退
了。
20世纪60年代神话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是对学生超乎寻常的所谓道
德“关心”。道德说教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风靡一时，继之而来的则是语
气强硬的现实主义。但是，道德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必须说清楚的。有
一种恒久不变、并非唐突的观点是，道德就是讲真话，欠债还钱，孝敬
父母，不故意伤害他人等等。这都是一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
它们丝毫不引人注目，也不会给人赢得人世间的荣誉。正如康德所说，
善意是一个很朴素的概念，连小孩子都能理解，但道德的完成却是一种
需要终生履行它所规定的简单职责的活动。这样的道德总是需要人们做
出牺牲。有时它会带来危险和对抗，但它们并不是道德的本质，况且也
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道德为了实现自身，必须只为它自身、而不是为
了它之外的结果而存在。它要求人们抵制那种因道德而沾沾自喜，为之
喝彩的诱惑。它不是20世纪60年代风行一时的那一套道德，后者对道德
行为持有一种更加历史主义的观点，它所描述的是处于极端情况下的英
雄。托马斯·摩尔对暴君命令的抵抗是满足学生想象力的日常食粮。这
样的挑战——如今已经很少出现，并且从责任与动机的角度看总是很暧
昧，为了做出正确的表述，需要仔细推敲以及另一些最高层次的美德
——正是这些毛头小伙子孜孜以求的道德原料。当然，这些事例不是因
其复杂而具有吸引力，而是因为它辉煌夺目，有着高贵的姿态。遵守相
关的法律从来不是每天的日常事务，以超法律准则的名义违反法律就更
不是日常事务。那一向是阿基里斯和阿伽门农的境界。良知，这种在现
代政治和道德思想中完全名誉扫地、尤其为马克思所鄙视的能力，制造
了一个巨大的借口，作为道德决定论的毫无根据的万能基础，它稍有动
摇就足以使人不相信其他一切责任或忠诚。希特勒成了检验良心的常规
原则。“你不会服从希特勒，对吗？”道德分歧既然已经变得如此微妙，
所以选举产生的美国官员和得到正当批准的联邦、州和地方法规并不比
希特勒批准的法律更有权威。在康奈尔，丹尼尔·贝里根神父的布道让
学生们感受到了神恩，他解释说，那些在征兵局里任秘书的老女人
跟“贝尔森的畜生”
[39] 没什么两样，她们也不应得到比他更多的尊重。
这就是道德复兴的特征。楷模是一种混合物，由传播新道德规范、摆脱
了现行束缚的革命制造者和存在主义通俗文学中描绘的坚持自我肯定道
德观的英雄组成。人们开始怀疑，这种新道德不过是经过乔装打扮的上
一代人的反道德，它认为道德就是压抑。
这种道德的内容完全来自现代民主思想的主要观念，只是把它们绝
对化和偏激化了。平等、自由、和平和世界大同都是善，而且是唯一的
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冲突，我们此时此地就可以获得。天赋或实践美
德的风俗上的差异，自由必须对自身施加的限制，捍卫民主的战争（还
有解放战争），这些事情都不必考虑。献身于家庭或乡土，作为一种道
德形式，成了反动派的最后避难所。存在着人们假设其处于完美和谐中
的两极：绝对个人的自我发展和全人类的兄弟情谊。这些善，或者说价
值，随着各种风潮而动。它们不是研究者推理或研究的产物。它们是我
们这种政体固有的，构成了它的边界。这里没有任何新鲜东西。它的新
颖之处在于毫无思想，全然缺乏论证或证明的需要。其他的选择除了充
当稻草人以外，根本就不存在。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在几代人的教育中，最为本能的问
题——什么是善？——在大学中一直没有立足之地，那些忽略和嘲笑这
个问题以及为它注入活力的本能的超级复杂的教条，却成了唯一值得研
究的东西。就算大学老师不能讲授善，为什么研究者也不应讲授呢？事
实与价值之分承认价值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东西，它塑造着观察和运用事
实的方式。所以价值是第一位的。就算价值不是来自理性，也是来自充
满激情的担当精神，而这种精神是道德的本质。当然，担当不能真正产
生价值，所以得到采纳的价值都是以往推理的残余，是坍塌了的价值，
充满激情的担当精神的要求使它们重新得到了巩固。教师们最初对这种
向不良的旧式思想方法的回归感到惊骇。但是，他们也是有道德的人，
得到肯定的价值也就是他们私下里相信的价值，所以他们最终还是愉快
地同意了。戴维·伊斯顿在1966年美国政治学会上那篇可耻的会长就职
演说就谈到过这一切。他承认，行为主义（即建立在事实与价值之分上
的社会科学，注重研究事实，轻视哲学）对道德问题不够敏感。他承诺
说，在后行为主义理论中，社会科学的巨大成就会被用于服务正确的价
值。吹鼓手会按学生的要求演奏曲调，他们甚至连钱都不用付。
对于那些受新的道德体验摆布的人，可以用义愤或狂怒来描述他们
鲜活的情感。义愤可以是一种最高尚的情感，它是战斗和纠错所必不可
少的。然而，在灵魂的所有体验中，它对理性是最有害的，因而也是对
大学最有害的。为了保持愤怒，需要毫不动摇地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学
生们对教授派头的阿伽门农们的愤怒是否真是阿基里斯式的，是大可怀
疑的。但是，没有人怀疑那是他们的战斗旗帜，是他们的归属证明。
现在人们总是认为，为了做个有道德的人而采取的道德行为，未必
一定是痛苦的，但是假如这种行为成了游戏，它就不是道德行为了。无
论怎样解释，它都跟战胜自我联系在一起，这不需要智慧或美——或其
他令人羡慕的品质。这就是它使人格外尊重的原因，也是人们受到巨大
的诱惑冒充道德的原因。慷慨就义的人显然具有超乎常人的动机，或者
具有他们无法理解的无私精神，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为之动容。孟德斯鸠
有一句令人赞叹的话，概括了学生领袖所代表和利用的道德品味：“虽
然从个体来看人们是些恶棍，但是集合起来看，他们却是一群可敬的家
伙：他们热爱道德。”这是适用于塔尔丢夫 [40] 的说法。学生的说教就是
一种塔尔丢夫现象，但也是它的一种全新的突变。与一般有着禁欲和纯
洁取向的其他革命运动不同——从1688年英国的第一次革命（这是一次
真正的清教徒运动）开始——这次革命是反清教的。它的口号是：“要
做爱，不要战争。”尽管使用的语言相似，却与“爱你的邻居”大相径
庭，后者是一道非常难以实现的命令。“做爱”是一种身体行为，很容易
实行，而且使人愉快。“淫秽”一词从性欲转向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
学生们触及到了从前被认为有问题的一系列欲望，这些欲望难登大雅之
堂，但已经成熟到可以获得解放和正当性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已经就
位。节制无限的肉体欲望是对天性的“压抑”，是一种支配形式，是进步
思想家和唤醒觉悟者的时髦话语。现在需要的是英雄，他决心把公众已
准备作为现实接受的幻想付诸行动：这个英雄作为享乐主义者，敢于公
开做公众想看的事情。它是资产者的号角，却让资产者大惊失色。晚期
罗马帝国的实践是由早期基督教的道德热情和罗伯斯庇尔的政治理想主
义推动的。当然，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做戏，只是角色而已，
学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情感被一个事实所缓解，即
这是第一次为电视发动的革命。他们是真实的，因为他们能在电视里看
到自己。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舞台，他们率先亮相。治疗资产者疾病
的方法其实就是它的最先的症状。
学生们牺牲道德观的行为，只要列出其中的一部分，即可充分表明
它的特点：在如同发疯的父母一样放弃了责任的大学里，他们可以随心
所欲地生活；毒品成了家常便饭，校方几乎不加干涉，它还声称有权管
辖自己的地盘，所以政府也无从插手；约束性行为的所有规则或反对态
度都被推翻了；在可以想象到的一切方面，学业要求都放宽了，由于乱
打高分，很难让学生不及格；逃避兵役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原则。所有
这些特权都被贴上冠冕堂皇的标签，如个人责任、体验、成长、发展、
自我表达、解放、关心等等。在历史上，善与享乐之间从来没有过如此
奇妙的一致。理查德·尼克松凭着对这种高尚道德基础准确无误的直
觉，出于争取共识的高尚动机，对他的学生对手做了评估后，终止了征
兵。此后，尽管战争又持续了将近三年，学生运动却奇迹般地结束了。
最后还要指出学生动机的另一方面，它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除了想随心所欲地生活之外，一种隐秘的精英主义也在他们中间起着作
用。不管何时何地，民主的持久特征是趋向于从根本上否认优越，尤其
是与统治有关的优越，从而压制一切优越主张，无论是后天的还是先天
的。柏拉图对话中有很多这样的青年，他们热切地渴望政治荣誉，相信
自己具有统治才能。柏拉图承认自己一度也是这样一个青年。在他们居
住的城邦里，他们特殊的统治权利遭到否定，他们发现很难获得官职，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使自己符合民众的要求。他们因为特殊义愤而
焦灼不安，那是一个人对自己所犯错误而保留的义愤；他们认为自己的
潜能在民主的雅典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在城邦中组织了一个颠覆性的
小团体，对城邦政体的维持不怀好意。苏格拉底的同伴中就有很多这样
的人，驯服自己的统治本能是他教诲他们的重要内容。但他首先是接
受、至少部分接受他们的愿望的正当性，他否认多数拥有统治少数的纯
粹权利。对他们的抱怨，他给予知识上的安抚。更重要的是，他认真对
待他们灵魂中使他们野心勃勃的因素。渴望成为天下第一和赢得伟大声
誉都是人的天性，如果加以适当的训练，它会成为心灵中的巨大力量。
民主本身敌视这种精神，阻碍着它的实现。这是所有古代民主的问题所
在。科里奥兰纳斯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拒绝把他的统治权利建立在
任何形式的人民同意之上，虽然人民准备接受他的统治权。但他不是一
个全然不值得尊敬的人，他的灵魂的强大来自于其中的某种因素，它使
他恃才傲物，雄心勃勃；它追求的是不依赖他人意见或意志的独立性。
民主中的野心问题因现代民主而变得更加严重。古代民主实际上很
强大，但它并没有说服那些高傲和野心勃勃的人相信多数统治是合理
的。内在的自信并没有被这样的意识——主人也有他的权利——所削
弱，因为既不存在平等的宗教，也不存在平等的哲学。天才青年可以希
望自己获得首要地位，有时还可以付诸行动，用不着有负罪感。这一点
被基督教部分地改变了，但也仅仅是部分地改变了。它声称上帝面前人
人平等，它谴责傲慢，但对现世的地位不平等却放任不管。更重要的是
现代哲学的工作，它建立了理性主义教义，使政治平等成了唯一正当的
社会制度。除了民主政体，其他任何政体都不存在知识基础。灵魂的渴
望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鼓励。而且，现代思想家发展出一整套方案，使
个人野心几乎没有实现的希望。《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介绍了这个方
案的概要。这个国家幅员之大，它的组织结构和稳定性，都对潜在的统
治者有着令人沮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现代哲学家从心灵中根除骄横和
野心的努力。当初，霍布斯的心理学就把他称之为自负的东西视为建立
在对人自身脆弱的无知和毫无根据的自信基础上的病态，根据他的说
法，这种病态可以通过大剂量的恐惧来治愈。人们只要听听今天教育者
和新闻界如何谈论竞争，读一下卢梭和弗洛伊德的有关著作，就能认识
到现代性在挫败这种倾向上投入了多大的精力。精英主义是个十分方便
的名称，表达着我们对骄傲和出类拔萃欲望的不赞同。
心灵中的这种因素虽然得不到支持，受到严厉谴责，它却依然活
着，蛰伏于深处，没有得到使之升华的教育。就像所有被压抑的欲望一
样，它每天都对人格发挥着作用，偶尔还会以各种伪装和怪异的形式暴
露出来。通过对柏拉图称为合法的自我表达精神加以探究，可以解释现
代史的许多内容。不消说，怜悯和先锋思想是精英主义者自我肯定的主
要民主伪装。最先把怜悯作为民主情感之基础的卢梭，充分认识到对受
苦人的优越感是人类怜悯体验的一部分。他实际上是想把不平等的欲望
引入平等的渠道。同样，“前卫（avant-garde）”（通常用于和艺术有关
的领域）和“先锋（vanguard）”（通常用于和政治有关的领域）都是突
显自我的民主方式，它们具有领先和领导的含义，但不否定民主原则。
先锋派只有转瞬即逝的优势，他们现在知道的事情，很快就会变得人人
皆知。这种姿态能够让本能与原则和睦相处。害怕被同化为民主人的学
生们便采取了这种姿态。他们置身于为数不多的、正在迅速民主化的精
英大学。他们的政治前景暗淡，所受教育不能使他们在选举性官职上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