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优势，这种教育提供的唯一前景是，采用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
松这类可鄙人物的无聊手法，为自己闯出一条路来。然而这些大学是受
人尊敬的，受到民主新闻界的关注，而且是很多权力精英的母校。这些
小地方很容易被占领，就像过去的城邦一样。拿这些地方当舞台，学生
们很快就会名声大噪。我在康奈尔认识的年轻黑人学生出现在全国性新
闻杂志的封面上。多么难以抗拒啊，这是精英获得政治影响力的一条捷
径。在大学之外的普通人世界里，这样的青年根本没有办法引人注目。
他们把毛泽东、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这些平等的促进者引为楷模，但
是只要你乐意，就会发现他们本人跟其他人也不是平等的，他们想成为
同情弱者的革命领袖。他们轻蔑和愤怒的大目标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成
员：教授、白领和蓝领工人、农场主——构成美国人大多数的所有平庸
之辈，这些人不需要或不想得到学生的同情或领导。他们居然敢于认为
自己与学生们是平等的，拒不接受学生们唤醒的意识。在美国，让自己
与众不同是很困难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学生们用炫耀性怜悯取代了父
母的炫耀性消费。他们专心致力于向美国和第三世界的某些人做宣传，
这些人不质疑他们的优越感，而且，按他们的想象，这些人会接受他们
的领导。平等主义虚荣心所产生的强烈快感，对他们来说丝毫也不陌
生。
人们可以赞赏甚至同情受挫的志趣，不能声张的对荣誉的爱，以及
在20世纪60年代校园政治中表露无疑的让卓越得到承认的愿望。然而，
这其中所包含的虚伪以及对从政者必须了解的事物和所冒风险的无知，
使这一切非但不令人感动，反而让人厌恶。专制的冲动被乔装打扮成民
主的同情，试图出人头地被伪装成热爱平等。他们完全缺乏自知之明，
他们的胜利来得十分容易。精英应该是真正的精英，可是这些精英主义
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他们所渴望的出人头地的地位。大学提供了
一种积极行动的精英主义。长期以来，大学一直在偷偷摸摸地否认，民
主社会中优秀的个人、尤其是具备统治才能和欲望的人，面临着某种问
题。但它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群潜在的统治者，这些人指责大学犯
下了企图统治的同谋罪。大学罪有应得。
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身为教师的我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就在危机
那年，由一批教授设立的一个小小的“希腊文明研究项目”恰好正在进行
之中。该项目接纳了十来名热情的学生，我们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一直
在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书还没读完，学校就乱了套。几乎所有的课
都停下来了，学生和教授悉数转向发动革命的大事，他们在校园里行色
匆匆，参加一个又一个疯狂的集会。我也加入了一个教授团体，他们声
明，不把武器撤出校园，不恢复一定的合法秩序，他们就不上课。但是
我那些学生被雄心勃勃的格劳肯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格劳肯在苏格拉
底的帮助下建造一个城邦，所以我们继续非正式地聚会。他们确实对这
本书而不是革命更感兴趣，这件事证明了面对当代舞台的诱人召唤，与
之对抗的大学应当具备何种魅力。这些学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嗤之以
鼻，因为这妨碍了他们认为重要的工作，他们想知道，在与苏格拉底一
起度过的那个美妙夜晚格劳肯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确实是从教室里俯
视着外面的狂热活动，他们认为自己很特殊，几乎谁也不想加入到群众
之中。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中间的几个人其实从图书馆的研究室去了集
会场所。他们从《理想国》中复印了下面的句子，把它们散发出去，与
兜售另一些小册子的小贩展开竞争：
“你们是否像许多人一样相信，诡辩学者腐蚀了某些青年？是
否相信某些能够在潜移默化中侵蚀青年的诡辩学者值得我们一提？
难道说这些话的人不正是最大的诡辩家吗？他们非常精通教育，完
全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塑造着男女老少。”
“但是他们什么时候这样做呢？”他问道。
我说：“当人群聚集在议会、法院、剧院、军营或其他公共场
所时，伴随着巨大的喧嚣，他们大喊大叫，过分地谴责某些言行，
同时又鼓掌喝彩，过分地赞扬其他的言行；并且，除此之外，周围
的岩石和房屋也回荡、传播着这种褒贬不一的喧嚣。那么在现在这
种情形中，当这种言论流行时，你料想青年人的心理会是怎样一种
状态？或者说，什么样的私密教育可以阻止他不被这种褒贬之辞裹
挟而去，随波逐流，像他们一样说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做的却是卑
鄙下流的事，实践着他们做过的事，并成为他们那样的
人？”（《理想国》）
他们从这本旧书中明白了现在发生的一切是怎么回事，能够真正与
之保持距离，并有了解放的体验。苏格拉底的魔力依旧，他诊断出野心
勃勃的青年人的不满所在，并告之以应对之策。
学生与大学
通识教育
对于一个初次离家，踏上通识教育征程的少年来说，今天的一流院
校会给他怎样的印象？他有四年的自由时光去发现自己——他处于一个
过渡的空间，前有被他抛在身后的知识荒漠，后有学士学位之后等着他
的不可避免的可怕的专业训练。在这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他所
熟悉的小天地之外还有一个大世界，他要体验它带来的兴奋，从中汲取
足够的营养，为他注定要穿越知识荒漠的旅程做好储备。换句话说，只
要他希望拥有更高尚的生活，他就必须这样做。假如他做出了这样的选
择，当他能够成为自己所希望的人，当他有机会审视各种选择，不仅仅
是时下存在的或职业提供的东西，还有作为名副其实的人所能得到的东
西，这就会是一段迷人的岁月。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一段岁月的重要
性再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他接触文明的唯一机会。
面对这样一个人，我们必须思索，若想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
他应该学习什么；我们必须思索，人类有待实现的潜能是什么。在专业
课程中我们可以不做这样的推测，专业化的魅力之一就是避免这种思
索。但在这里却是责无旁贷的事情。我们要教给他什么？答案也许不是
一目了然，但只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进行哲学思考，进行
教育了。这种关切本身便提出了人的统一性和科学统一性的问题。如果
像某些人主张的，必须允许人人自由发展，把观点强加给学生是专横
的，就未免太幼稚了。那样的话还要大学做什么？如果答案是“提供一
种学习氛围”，我们便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什么氛围呢？做出选择
并对选择的理由进行反思是不可避免的。大学必须代表某种事物。不愿
意积极思考通识教育的内容，它的实际后果便是，一方面使大学外边的
庸俗现象得以在校园内泛滥，另一方面又把更严厉、更刻板的要求——
由专业学科提出的那些未经通盘考虑的、专横而堂而皇之的要求——强
加给学生。
现在的大学在年轻人眼里毫无特色。他发现了一种学科的民主——
这或是因为它们乃当地土产，或是因为它们无目的地发展，但近来发挥
着大学所需要的某种作用。这种民主其实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因为不存
在获得公民权的公认规则，也不存在正当的统治资格。简言之，对受过
教育的人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看法，也没有针锋相对的看法。这个问
题消失了，因为提出这种问题会威胁到和平。既不存在科学的组织，也
不存在统一有序的知识体系。混乱无序导致了无精打采，因为不可能做
出合理的选择。所以还不如放弃通识教育，进入专业学习，那里至少还
有规定的课程和有前途的职业。在这条道上，学生至少能从选修课中捡
到一点儿据信能让人变得有修养的东西。学生没有被告知，伟大的奥秘
会揭示给他，他可以从自己身上发现新的、更高尚的行为动机，通过他
的学习，可以和谐地建构一种不同的、更富有人性的生活方式。
简而言之，大学毫无独特之处。在我们看来，平等的最高表现似乎
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提出卓越的要求，尤其是在那些一向提出这种要求
的领域——艺术、宗教和哲学。韦伯发现自己无法在某些极端对立的东
西——理性与神启、佛祖与耶稣——之间做出选择，但他没有断定一切
事物同样美好，尊卑贵贱之别不复存在。事实上，他揭示从中做出选择
的严肃性和危险性，是想让人们重新思考这些重大的抉择；现代生活的
琐屑思考有着过分蔓延的危险，它使那些让灵魂高度紧张的深刻问题变
得平淡无奇，与此相对照才能突显重大抉择的重要。对他来说，严肃的
知识生活是做出重大决定的战场，这种决定都是精神或“价值”选择。人
们不能再把受过教育或文明人的这种或那种特别观点视为权威，所以只
能说教育就是求知，其实只是了解他们全部观点中的一小部分。深刻与
肤浅之别——它取代了善恶真伪之别——划定了严肃学习的重心，但它
难以应付自然宽松的民主倾向的提问：“噢，这有何用处？”发生在伯克
利的第一次大学分裂，显然是直接针对大杂烩似的巨型大学，我必须承
认，它曾一度引起我某种程度的同情。在那些学生的动机中或许有那么
一点渴望教育的成分。但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引导或充实他们的能量，结
果不过是给五花八门的学科又增加上了五花八门的生活方式，给专业的
多样性又增加上了怪异的多样性。我们在社会上经常看到的问题，也发
生在这里；扩大大学规模的顽固要求以更加孤立而告终。旧的协定、旧
的习俗和传统并不那么容易取代。
因此，当一个学生来到大学，他会发现各种令人迷惑的科系，各种
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课程。但是对于他应该学什么并没有正式的指导，也
没有大学之内统一的意见。对于如何统筹利用大学的资源，无论在教授
还是在学生中间，他都找不到现成可循的先例。因此，最简单的办法就
是做出职业选择，然后为这种职业做好准备。针对做出这种选择的学生
设计的课程，可使他们免受各种诱惑，脱离享有传统声望的知识。这些
日子里塞壬的歌声婉转低回，但年轻人的耳朵里已经塞了足够的蜡，可
以安然无恙地在她们旁边驶过了。这些专业可以提供充足的课程，占用
他们四年大学的绝大部分时光，为他们不可避免的研究生学习做好准
备。只是他们可以随意选修的课程寥寥无几，只能这里听一点儿，那里
学一点。现在，公共职业——无论是医生、律师、政治家、记者、商人
还是演艺人员——都与人文知识没有多大关系。除了纯粹的职业或技术
教育以外，教育甚至成了一种妨碍。所以说，为了让学生获得思考的乐
趣，并且知道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大学中对抗专业教育的气氛是必不可
少的。
真正的问题是出在一些学生身上，他们希望知道自己想做哪一行，
或只是想让自己经历一次冒险。在大学里，他有许多事情可做——众多
的课程和专业足够他们花费时间去应付。大学的每个系或每个学部都在
标榜自己，都提供了能让学生入门的学习课程。但是怎样在它们中间做
出选择？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事实上它们之间互不通气。它们彼此竞
争，相互矛盾，却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各个专业的存在已经使整个问
题昭然若揭，但从未系统地把它提出来。学生面对学院分类的实际结果
是迷惑不解，而且经常精神沮丧。这实际上成了一个运气问题，看他能
否找到一两位教授，使他对作为每个文明国家之独特成分的伟大的教育
观洞察一二。大多数教授都是专家，只关心自己的研究领域，只对自己
领域的进步或只对个人的进展感兴趣，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回报都
是基于出色的专业表现。他们完全不受大学传统结构的束缚，这种结构
至少有助于表明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备的，仅仅是尚未研究、尚未发现的
知识整体的一部分。学生们只好穿行于游乐场的招徕者中间，这些人都
想引诱他们进去观看自己的杂耍表演。这些拿不定主意的学生对多数大
学来说都是一种尴尬，因为他好像在说，“我是个完整的人，请帮助我
塑造完整的自我，发展自己的真正潜能”，他让那些大学无言以对。
像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康奈尔大学在这个问题上也走在时代的
前列。有福特基金会雄厚资金支持的六年博士项目，专门针对那些已经
做出“坚定的职业选择”的高中生，旨在促使他们顺利走上职业生涯。一
点残羹剩饭被施舍给了那孤寂的人文学者，为研讨班提供了一些资金，
使年轻的专业人员能完成自己在文理学院的学业。至于另一些事情嘛，
教育者可以把精力花在设计和包装项目上，而不必提供任何实质内容。
这使他们忙得不亦乐乎，顾不上思考自己忙活的事情的空洞无物。这是
不去正视“丛林野兽”
[41] 的偏好模式——只管结构，不重内容。在对待
通识教育的问题上，康奈尔的计划是压抑学生对通识教育的渴望，鼓励
他们的专业精神和追求，提供大学所掌握的资金和全部声望，把就业至
上论变成大学的核心任务。
康奈尔的计划不敢披露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一个严格保守的秘
密：它的各个学院没有足够的东西传授给学生，没有足够的理由让他们
在学校里待上四年，甚至三年都够呛。如果教育的核心是就业，那么除
了难学的自然科学中最难学的东西以外，几乎没有一种专业在研究生学
习之前需要两年以上的准备训练。其余的时间纯属浪费，或者说只是一
段成熟期，使学生再老成一点，可以开始研究生的学习。即便对于许多
研究生来说，真正必要的时间也少得多。故也难怪，有那么多本科生到
处打听着上课，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打算提出的问题，只为填充他们的
大学时光。事实上，除了少数例外，各种课程都是专业课的一部分，不
是为提高人的一般修养或探索人类本身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设计的。所谓
的知识爆炸和日趋严重的专业化，并没有使大学的学业更加充实，反而
使其更加空虚了。这四年成了学生们力求克服的障碍。一般来说，对于
那些职场中人，如果根据他们的品味、学问的多寡或兴趣加以判断，通
常他们是不需要上大学的。他们也许是把自己的大学时光花在了和平队
[42] 或诸如此类的事情上。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学——它们可以裂变原
子，发现最可怕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编纂大部头的死
亡语言的辞典，却不能为大学本科生编写合适的通才教育教程。这是我
们这个时代的写照。
也有一些把现有的东西加上华丽的包装，毫不费力地填补真空的努
力——国外研修的安排，个性化的专业，等等。于是就有了黑人研究、
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以及“其他文化的研习”。和平研究也正方兴未
艾。这一切设计都是为了表明大学是与时俱进的，它还有一些传统专业
之外的东西。最新的玩意儿是计算机识字，显然，只有那些想过识字有
啥意义的人，才会觉得它一钱不值。在促进识字者去识字方面它或许有
一定的意义，因为现在大多数高中毕业生在读写方面还有困难。确有些
学院在悄悄从事这项有价值的工作。但他们并没有宣扬这件事，因为这
仅仅是高中的职能，是我们现在糟糕的教育状况强加给他们的，所以他
们不愿声张。
20世纪60年代的纷乱已成过去，本科教育重新变成了要事（因为除
了职业学院，研究生院系因研究职位的短缺而陷入困境），大学行政人
员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应付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进入大学的学生是不文
明的，大学有责任使他们变得文明起来。如果对大学的动机做出卑鄙的
解释，那不妨宣称，它的关切源于要面子和自私。通识教育没有内容，
而且施行着某种骗术，这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只有少数有声望的院校
应该提供这种教育，大的州立院校与此相反，它们被认为专司培养各类
专业人士，以适应复杂社会的各种实际需要。有人一度宣称，著名大学
已经在学生中间，尤其是那些以充当反战和反种族主义斗士为使命的学
生中间，培养出了伟大的道德意识，这似乎满足了大学集体良知的要
求。这些大学所做的事情，不光是提供医生和律师的基本训练。人们认
为，关注和同情是无法限定的未知数，它渗透进文理学院的每一个角
落。但是，当短暂的迷雾在20世纪70年代消散以后，教师们发现自己面
对的是教养不良、没有思想品味的年青人，他们不知道还有教养和品味
这种事情，尚未观察生活就对干什么行当念念不忘，大学却提供不出制
衡的手段和其他目标，这时反抗便出现了。
通识教育长久以来一直定义不清，没有清晰的身份或制度化的专业
声誉，但它仍然不屈不挠，并且得到了资金和尊重；它一直是那些多少
偏离了专业教育者的阵地。它有点像教堂与医院相比所处的地位，没有
人十分确切地知道宗教机构应该做些什么，但它们确实发挥着某种作
用，或是回应着人的真正需要，或是作为过去需要的遗存。它们易于被
骗子、冒险家、妄想狂和狂热分子所利用。但它们也唤起人们最勇敢、
最热烈地追求独特的庄严和深刻。在通识教育中，最拙劣和最优秀的人
也打得不可开交——骗子对真正的学者，诡辩家对哲学家——都是为了
赢得舆论的支持，为了支配我们当今对人的研究。这场斗争中最引人注
目的参与者是大学的管理者，他们在形式上负责代表自己学院教育的公
众形象，有政治纲领的人或专家认为的平庸之辈，以及人文学科的真正
教师，他们真正了解自己与整体的关系，并迫切希望在学生的意识中保
留这份清醒的认识。
所以，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致力于取消一些必修课一样，在20
世纪80年代它们又忙于走回头路，而这是个更困难的任务。今天的说法
是“核心课程”。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做得有点儿过
头”，微调一下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典型反应。最简便、最令管理者满意的办法，是
充分利用各独立科系已有的东西，简单地迫使学生涉猎各个领域，即从
大学的每个分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选修一门或
更多的课程。这里的主导思想是“广泛涉猎”，就像轻狂年代的“开放”一
样。这些课程几乎总是一些现有的入门课程，对专业教授来说毫无趣
味，仅仅是在假设应当学习的东西是有价值的、确实存在的。这便是通
才教育，意思是样样通样样松的人就是通才。他什么事情都知道一星半
点，但在每个领域都逊色于专业人士。学生可能希望涉猎一下不同的领
域，鼓励他们到处看看，在他们从未涉足的领域发现能够吸引他们的东
西，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这并不是通识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对它的
渴望。它只表明大学缺乏高水准的通才教育，它所做的事情只是真正的
知识储备的初级产品，是已被学生丢弃的孩提时的玩意儿。所以他们希
望翻过这一页，跟着他们的教授的严肃研究学点东西。没有对共同关注
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就不可能有严肃的通识教育，试图建立通识教育的
尝试也只是一种无效的姿态。
人们大体上准确认识到了核心课程这种方法的不足，于是又提出了
第二种方法，即所谓的“综合课”。这些课程是专为综合教育的目的而
设，通常要求多个院系的教授们通力合作。这些课程被冠以“自然中的
人”、“战争与道德责任”、“艺术与创新”、“文化与个人”等名称。当然，
一切都取决于策划和讲授这些课程的人。这样的课程有明显的好处，它
要求人们反思学生的一般需要，迫使专业教授拓宽自己的视野，至少得
一时如此。危险则是这会变成赶时髦，哗众取宠，缺乏真正的严谨性。
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家不会在这种努力中通力合作，因此这些课程往往
很不平衡。简言之，它们不会超越自身，向学生提供独立探求永恒问题
的独立方法，就像过去对亚里士多德或康德的全面研究所做的事情。它
们倾向于东拼西凑。通识教育应该让学生意识到，学问必须而且能够做
到既提纲挈领，又严密精确。要做到这一点，研究一个很小的具体问题
或许是最佳方法，如果它的结构可以在整体上展开的话。这种课程要有
特定的意图，把学生引向永恒的问题，让他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在探讨
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传授给他们某种能力，否则它们就会成为开心的消
遣，走进死胡同——因为它与学生们可以想象的深入研究完全无关。如
果这样的课程能够激发最优秀的大学生发挥才智，它们便是有益的，能
够使教授和学生重新焕发正在逝去的求知激情。但是，它们很少能做到
这一点，它们与最高层次的、各科系的老师所认定的真正事业是脱节
的。能力决定着整个机体的生命。在高层次上无法解决的知识问题，在
管理的低层也解决不了。问题在于缺少科学的统一性，并且失去了讨论
这个问题的意愿或方法。高层次的病态是低层次病态的原因，真诚的通
识教育者的全部善意努力，充其量只能对它起到缓解的作用。
当然，唯一严肃的解决方案是几乎遭到普遍反对的方案，即阅
读“巨著”这种出色的老方法。按这种方法，通识教育意味着阅读某些公
认的经典文本，悉心阅读，让它们指出问题以及对待问题的方法——不
是用我们杜撰的范畴去规范它们，不把它们当作历史产物，而是努力按
照作者所希望的方式去阅读。我十分清楚反对崇拜“巨著”的各种意见，
实际上也赞同这些意见。崇拜是外行的表现；它助长缺乏能力的自学者
的自信；一个人不可能仔细阅读每一部巨著；只读巨著，他就永远不可
能明白巨著与普通书籍相比为何是巨著；没有办法确定由谁来决定巨著
或经典是什么；书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读经运动透着一种传播福音的难
听腔调，有悖于美好的情趣；它造成一种接近伟大思想的虚假感觉；等
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巨著是课程的中心部分，学生们就会
既兴奋又满足，感觉他们正在独立完成着某件事情，从大学里学到了他
们在别处学不到的东西。这种特别的体验无需再引申到它自身之外的事
情上，这个事实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让他们尊重学习本身。他
们得到的好处是对经典文献有了了解——对于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尤其重
要；在仍然存在大问题时知道何为大问题；在最低限度上知道了如何回
答这些问题的范式；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学生们获得了共同的经验
和思想储备，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友谊。以明智地运用经典文本为基础的
课程，是通向学生心灵的坦途。他们对学习阿基里斯或绝对律令有着无
限的感激。亚历山大·柯瓦雷这位已故的科学史专家告诉我，他非常欣
赏美国人。他开始流亡生活后，1940年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第一堂课
上，有个学生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亚里士多德先生”，并没有意识到亚
里士多德不是当代人。柯瓦雷说，只有美国人有如此天真的深刻性，把
亚里士多德作为活的思想看待，对于多数学者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完
美的通识教育课程能让学生热爱真理，产生追求美好生活的激情。设置
学习课程，使其适应每个大学的具体条件，激发学习者的兴趣，是这个
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困难在于如何让教员接受这些课程。
当代大学的三大组成部分（自然科学家、人文科学家和社会科学
家）对阅读经典的教育方式都没有热情。只要通识教育不偷走自然科学
家的学生，不挤占学生太多的预习时间，他们对通识教育和其他领域还
是很宽厚的。不过，他们自己首先关心的是解决本学科当前的重大问
题，并不特别在乎对他们的基本问题的探讨，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显而
易见的成功。他们漠视牛顿的时间观，不关心他与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
的争论；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是一派胡言，不值得重视。他们相信，科
学的进步不再依赖培根、笛卡尔、休谟、康德和马克思这类思想家对科
学本质的综合反思。这仅仅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长久以来，甚至最伟
大的科学家也不再思考伽利略和牛顿了。进步是毫无疑问的。实证主义
给科学真理带来的麻烦，卢梭和尼采给科学之善带来的麻烦，其实并没
进入科学意识的核心。因此，自然科学家关心的不是经典名著，而是科
学的不断进步。
社会科学家一般说来对经典文本充满敌意，因为它所探讨的人类事
物往往也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挣脱了早期思想的桎梏，成
为真正的科学，他们为此而十分自豪。况且，他们不像自然科学家，对
自己取得的成就没有十足的把握，觉得早期思想家的著作在威胁着他
们，或许还有点儿担心学生经不住诱惑，重新回到糟糕的老路上去。再
说，可能除了韦伯和弗洛伊德之外，根本就没有可以被称为经典的社会
科学著作。跟自然科学比较一下，即可得出有利于社会科学的解释。可
以说，自然科学是一个通过细胞增多而发展的活的机体，是名副其实的
知识机体，它在对整体并无意识的成千上万个部分的帮助下，通过几乎
不为人觉察的增长，证明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机体。这与想象或哲学的工
作截然相反，在这种工作中，单枪匹马的创造者可以创造和探究一个人
为的整体。但是，如果对社会科学中缺少经典做出解释，不管是用谄媚
还是不谄媚的方式，这个事实都会让社会科学家不舒服。我记得有位给
研究生讲授社会科学方法论入门课程的教授，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当
我天真地向他提出有关修昔底德的问题时，他轻蔑而愤怒地回答
说：“修昔底德是个笨蛋。”
既然经典巨著现在几乎毫无例外地被称作人文著作，人文学者对经
典教育不冷不热的态度，就更加令人费解。人们也许认为，在经典著作
对现世的影响力降到最低点时，对它们的高度敬重会增强其精神力量。
诚然，通识教育及经典文献研修的大多数积极支持者通常都是人文学
者。但他们中间也有差别。有些人文学科不过是一些刻板的专业学科，
他们靠经典著作的地位维系自己的生存，但对它们的自然状态压根不感
兴趣——譬如，文字学更多关心的是各种语言本身，而不是它们讲述的
内容；他们不能、也不会做任何事情去巩固自己的学科基础。有些人文
学科热衷于加入真正的科学，把自己的根移植到克服了神话历史的现
在。有些人文学者不无道理地抱怨说，缺乏有能力传授和研习经典的
人，虽然他们的批评往往因一个事实而不攻自破：他们只维护近年来对
经典著作的学术解释，而不是对它们充满活力的真实理解。在他们的反
应中，有着专业人士的嫉妒和偏狭的强烈成分。说到底，这一切在很大
程度上是人文科学的普遍衰退，它既是我们目前处境的症候，也是它的
原因。
再说一遍，通识教育的危机反映着最高层学术的危机，反映着我们
解释世界的首要原则之间的不一致和不相容，反映着最普遍的思想危
机，这构成了我们文明的危机。不过，确切说来，危机也许不在于原则
的不一致，而在于我们没有能力去探讨它，甚至没有能力去识别它。当
通识教育为有关自然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的统一观点的讨论铺平了道
路，使最优秀的头脑在最高层次上交锋时，人文教育就会繁荣发展。当
只有各种专业——它们的前提根本不会导致那种见识——凌驾其上时，
通识教育就会衰落。最高级的智慧也是片面的智力，上下兼顾是办不到
的。
大学的分裂
在康奈尔大学的枪击事件后，这一切变得再清楚不过，而且随着这
所大学的分裂，我也有机会对它的构造有所了解。总的来说，没有哪个
学科——只有个人——对学术自由和学术诚信受到的攻击做出了很好的
反应，但各个学科的反应却各具特色。专业学院——工程、家政、产业
与劳工关系以及农业——的教员干脆回到家里闭门不出。（法学院的一
些教授确实表达了义愤，其中一部分人最后还公开声明支持撤换校
长。）人们一般认为这些院系是保守的，但他们只是不想找麻烦，他们
不认为那是他们应当参加的战斗。黑人学生的怨言不是针对他们；无论
发生怎样的思想变化，都不会触动他们。尽管人人抱怨学科太多导致大
学失去重心，不能平衡发展，但大家都很清楚文理学院发挥的作用，其
他的学院从属于它们，它们是学问和声望的中心。这种古老的秩序大部
分一直被保存着。在康奈尔，挑战正是针对文理学院，就像整个20世纪
60年代其他大学的情形一样。因此，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
遇到了麻烦，它们被要求改变教学内容和标准，消除学生们“感觉到
的”精英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学者的共同体被证明为不是共同
体。在捍卫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存在同舟共济。
自然科学家超然于争论之上，形成了自己的孤岛，也没有感受到威
胁。我相信，康奈尔大学只有一位自然科学家大声反对持有枪支或威胁
教授。这个学校最著名的教授，一个拿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成了校
长的主要代言人，但他并未征询过那些生命受到威胁的教授的意见，也
没有提出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为校园暴力而扼腕叹息，但没有采取任何
行动，也没有说过一句话，指出应在哪里划定一条界线。据我所知，没
有一个自然科学家像某些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那样跟暴徒同流合污。
自然科学家的工作完全独立于大学的其他活动，他们相信自己从事着重
要工作，这使他们对别的事漠不关心。他们与我们这些人不存在共同利
益。我的一位朋友受到过明确的威胁，只好携家人躲了出去，他为此感
到羞愧；当我同他一起去参加老师向学生投降的会议——这是真正可耻
的事，是人们在暴政面前卑怯默许的缩影——时，听到一位生物学教授
或许是出于对我们的好意，大声问道：“这些社会科学家真相信存在危
险吗？”我的朋友悲哀地望着我说：“有了这样的同事，你就不需要敌
人。”
学生运动没有理论可言，所以自然科学家没有像在发达的法西斯制
度和苏联制度中那样成为靶子。列宁派没有对实证主义、相对论或遗传
学大发雷霆，戈培尔派也没有警告人们犹太人的科学是伪科学。早就有
人抨击科学家跟军事和工业联合体的合作，抨击他们发明的技术在支持
资本主义和污染环境上起的作用。但这些批评并没有进入严肃的科学研
究的核心。只要科学家避免把自己的知识运用于某些不得人心的事情，
对支持他们的政府说些坏话，宣称他们是为和平和社会公正而工作，他
们就能避免触犯众怒。可以预料，康乃尔大学的那位大物理学家也会按
照惯例，对物理学研究导致热核武器的产生表示歉意，从而使自己脱
身。可是并没有人要求这些科学家在研究中、在课堂上、在实验室里有
所改变。所以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这不仅仅是一种自私和自我保护的行为，人人都会顾自己，虽然这
种行为很多，但都披着通常令人厌恶的道德外衣。危机气氛促使人们并
非完全有意识地重新评价自然科学与大学的关系。学术界的危机和政治
危机一样，往往会把矛盾和利益的改变带到表面，而只要事态平稳，人
们较易于不去正视这些事情。打碎旧联盟建立新联盟，一向就是痛苦的
事情，例如冷战初期自由派与斯大林分子决裂时就是如此。科学家发现
自己面对着一个事实：他们与大学的其他领域没有真正的联系，让自己
任命运摆布又代价高昂。假如化学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靶子，红卫兵小将
们监督着教学，对当事人实行恐怖统治，那就难以想象生物学家们还会
无动于衷。化学家是生物学家的血亲，生物学的进步绝对离不开化学知
识。然而，物理学家以物理学家的身份能从比较文学或社会学教授那里
学到重要的东西，或学到任何东西，这在今天已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自
然科学家跟人文学科的关系不是一家人的关系，而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关
系，有点儿像我们跟全人类的关系。对适用于全人类的权利也有着形式
化的祈求，但对共同的信仰和利益并不存在迫切的需要。当这种关系让
人感到难受时，“没有你们我照样活”的想法就会悄悄潜入人们的心中。
这种相互隔离的情形自康德和歌德以来就已存在，前者是最后一位
在自然科学上也很有造诣的哲学家，后者则是最后一位相信自己的科学
贡献会超过文学贡献的文学巨擘。还应当记住，他们并不是偶尔涉猎科
学的哲学家和诗人，他们的著作是自然的一面镜子，他们的科学在有关
存在、自由和美的沉思的引导下充满了生机。他们代表着对问题之统一
性的最后探索，自然科学此后才变成了学术界的瑞士，为自身安全计而
对黑暗旷野上的战斗严守中立。亨利·亚当斯的一生跨越了两个时代，
在前一个时代，像杰斐逊这样的绅士们认为，他们既能掌握科学，科学
也对他们有益；后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则讲着深奥难懂的语言，所述内
容与生活毫不相干，但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信息。亚当斯以其机敏的
文风记录下了这种变化。他年轻时研究过自然科学，后来放弃了；晚年
他又重新审视科学，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旧式大学的传统
和理念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古老的纽带已经衰朽，婚姻已走到了尽头。
19和20世纪的大科学家们一般而言是很有教养的人，他们对学问的另一
些分支有亲身体验，并且真心崇敬那些学问。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的
日益增长的专业化，逐渐形成了一道保护性烟幕。20世纪60年代以来，
自然科学家与他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同事的交谈和实践合作日渐稀
少。大学失去了它过去拥有的那种类似于城邦的性质，它变得像是一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