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船，乘客们只是偶然的同路人，不久就会下船各奔东西。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只是行政性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思想
内容。它们只在大学本科教育的头两年里相会，自然科学家关心的大抵
是那些将来会走上他们道路的年轻学子。
几年前，《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关于一位音乐教授访问洛克菲勒
大学的报道，极好地说明了这种状况。在那里工作的生命科学家带着盒
饭去听这位音乐学家的讲座。这项计划的灵感来自于斯诺关于“两种文
化”的愚蠢构想，他提议让人文学者学习热力学第二定律，让物理学家
阅读莎士比亚，这样就可以弥合两大学科之间的裂痕。当然，假如物理
学家从莎士比亚那里得到了某些重要启迪，同样，人文学者也从热力学
第二定律中受益，这项计划才能取得一定效果，而不是流于一种提神醒
脑的练习。实际上什么结果也没有产生。对科学家来说，人文学科是娱
乐消遣（通常他很尊重人文科学，因为他知道人们需要一些超出他自己
能提供的东西，但他对从哪里能找到这些东西又很迷茫）；对人文学家
来说，自然科学顶多是漠不关心，甚至是格格不入，充满敌意。
《纽约时报》引用了洛克菲勒大学（它最近取消了哲学课）校长乔
舒亚·莱德伯格的话，他在那次讲座之后说，斯诺的思路对头，但犯
了“计算错误”——大学里不是有两种文化，而是有许多种文化，一个例
子便是披头士乐队的文化。这说明在衰落过程中处于暂时停顿状态的琐
屑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莱德伯格从人文科学中看到的不是作为
自然研究之补充的人文知识，而仅仅是世间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另一种表
述。说到底，它们都是复杂程度各异的娱乐演出。莱德伯格对他的听众
做出了某种暗示，使我们明白了自然科学在民主相对主义的海洋中就像
直布罗陀一样突出，其他学科不过是一种爱好。
这种态度影响了康奈尔和其他大学自然科学家的行为，他们用自己
的方式与新的议程配合，试图通过招生和教员任命的手段实现这种或那
种社会目标，结果降低了大学的水准，模糊了大学的宗旨。他们嘴上说
反对精英主义，反对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在各自的领域里却默不作声
地拒绝在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他们把责任推给了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
学家，但这两者已被证明更温和，更易于受人欺负。自然科学家也是美
国人，一般而言他们也喜欢跟风。但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也很有信心。
如果他们教的不是科学，他们不会自欺欺人地说自己在传授科学。他们
对人的能力有着操作性很强的检验标准。至少根据我的体会，他们从内
心深处相信，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当他们面对困境——譬如
数学家想录用更多的黑人和妇女，但找不到大体能够胜任者——时，他
们实际上在说，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应该录用他们。他们认为自然科
学之外没有真正的标准，因此很容易做出调整。科学家们抱着这种极不
负责的态度，对各种优待措施听之任之，例如他们假定，被破格招收的
少数族裔学生如在科学领域学习不佳，其它院系就应当照顾他们。科学
家没有预见到这会带来真正可怕的后果，这样的学生会遭到更大的失
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学生会在大学的其他领域取得成功。他们
是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日渐堕落，成绩的水分越来越大，而自然科学
仍是以白人男性为主。因此，大学里的真正精英在历史洪流中始终能够
站在有利位置，不必忍受任何不良后果。
故也难怪，你必须到人文科学中才能找到革命的狂热支持者。与冷
静、理性和客观相对立的激情和献身精神，能够在那里安家落户。这出
戏里还有一群人文学科教师发出的威胁，校方如不立即投降，他们就要
接管一座办公楼。有个学生告诉我，他的一位人文学科教授本人就是犹
太人，却对他说，鉴于犹太人对黑人的所作所为，他们活该被送进集中
营。这些男男女女最后采取了行动，而不是在图书馆和教室中消磨时
光。但是他们的作为却导致了自己的毁灭，因为20世纪60年代让人文学
科尝到了最大的苦果。确保它们地位的旧秩序被推翻了，随之而来的是
学生失去了学习兴趣，语言研究几乎荡然无存，博士没有就业机会，公
众缺乏同情。他们得到了报应，但不幸的是我们也失去了一切。
就许多人文科学家来说，这种行为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它构成了
本书的主题。康奈尔大学是人文学科和政治学中某些潮流的急先锋。有
几年的时间，它一直在为比较文学领域中激进的法国左派思想洗刷污
名。从萨特到戈德曼，再到福柯和德里达，一波又一波思想浪潮冲击着
康奈尔。这些思想试图赋予旧典籍以新的生命。一种阅读技巧，一种解
释框架——马克思、弗洛伊德、结构主义，等等——能与这些令人厌倦
的旧典籍结合在一起，使其成为革命意识的一部分。这对于人文学者毕
竟发挥着积极、进取的作用，他们过去一向只是些古董式人物，是守护
人老珠黄的后宫嫔妃的太监。再者，流行于人文学科中的历史主义，也
为标新立异提供了思想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期待：在这些变化中，
文化将取代科学占据首要地位。我所讨论的那种知识上反大学的意识形
态，在这种条件下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因为大学可以被视为一个历
史舞台。戈德曼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对我说，他有幸活着看到自己九岁的
儿子在1968年的巴黎用石头砸商店橱窗。这就是他研究拉辛和帕斯卡的
最终结果。人性的复归！学生们动手了，不是拿起书本，而是采取了行
动，他们不依靠历史或老师的帮助就能影响未来。这些先锋派热切地期
望，革命会带来一个创造的时代，艺术而不是古董研究将发扬光大，想
象力最终将作为攻方与理性对抗，虽然还谈不上旗开得胜。
人文学科的教授们处境十分难堪，他们既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自
己所做的一切。无论喜欢与否，他们的基本工作是解释和传播典籍，在
传统并不享有特权的民主秩序中维护我们所说的传统。他们是一帮闲散
优雅之人，却置身于一个显然把效用作为唯一通行证的地方。他们的王
国是永恒和沉思，却置身于一个只需要当下和行动的环境之中。他们坚
信平等主义的正义，然而他们却是稀有、高雅和出众的代理。他们与平
等主义并不相宜，但他们的民主倾向和负罪感却驱使他们同它站在一
起。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与解决我们的问题究竟有何关系？尤其是，仔细
端详一下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满脑子精英主义、性别歧视和民族偏见，
这都是我们正在努力克服的东西。
人文研究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奉献精神，不仅这种精神在教授身上不
常见，而且他们的追随者也正在消失，学生们不相信教给他们的东西是
重要的。孤独和无聊感让人心碎，于是这些人文学者便跳上了奔向未来
的流线型高速快车。不消说，这意味着对人文学科的敌意变得更加严
重，所以它们被悉数扔出了列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向人们展示它们
有这样或那样的用途，从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这是人文学科做不到
的。
人文学科的非政治的特点，它对经典文献中的政治内容（它本应成
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习惯性的曲解和贬抑，在学生的心灵中留下了一
个空白点，这使得任何政治学说，尤其是那些极其平庸、极端和流行的
政治理论，都能填补这片空白。人文学者不像自然科学家，他们没有什
么可以失去的东西，或者人们就是如此认为的；他们也不像社会科学
家，对错综复杂的政治事务一无所知。人文学者像北极旅鼠一样一头钻
进大海，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精神振奋，恢复活力。但他们溺水了。
这使社会科学成了唯一的战场，它既是攻击的靶子，也是各种立场
唯一的立足点。社会科学是大学中最新的成分，最不能自夸过去的伟大
成就或对人类智慧宝库的贡献，它的合法性还很成问题，参与其中的天
才最为谦和。然而社会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人类事务，人们推断它们应当
掌握着有关社会生活的事实，并且具有如实报道的科学良知和诚信。拥
有某种政治纲领，关心财产、和平或战争、平等、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每
一个人，都会关心社会科学。这种关心可以是发现事实——或使事实符
合他们的设想，从而影响公众。
在这些学科中，改变事实的诱惑是巨大的。奖罚、金钱、荣辱、负
罪感和行善的欲望，所有这一切都围绕着它们，使它们的研究者晕头转
向。大家都希望社会科学家讲述的故事符合自己的愿望和需求。霍布斯
说，假如二加二等于四这个事实与政治扯上了干系，就会出现否认它的
派别。社会科学有太多的空想家和吹牛者，但也培养出了刚直不阿的学
者，他们的工作使阴险的权术更难以得逞。
于是，社会科学成了激进分子大打出手的首选之地。一群黑人激进
分子打断了一位经济学教师的课程，然后来到系主任办公室，挟持他和
秘书（患有心脏病）为人质长达13个小时。不消说，对那个教师的指控
是，他是种族主义者，用西方标准评判非洲的经济绩效。学生们因为提
请校方注意这个问题而受到赞扬，系主任也拒绝指控他们，那位教师则
从校园里神秘消失，此后再没有人见过他。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很典型的，但是一些社会科学教授并不喜
欢。人们要求历史学家重修世界史，尤其是美国史，以揭示国家一向是
支配和剥削的阴谋体系。心理学家被搞得心烦意乱，因为他们得证明不
平等和核武器的存在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了伤害，美国政客对苏联总是疑
神疑鬼。政治学家也受到敦促，要把北越人民解释成民族主义者，要为
苏联洗清极权主义的恶名。总之，与内政外交有关的一切激进观点都要
求社会科学给予支持。尤其是要把精英主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罪
恶从社会科学中驱除出去，社会科学应当成为对抗这些罪恶以及第四种
重罪——反共产主义——的武器。当然，谁也不敢挺身而出承认这些罪
恶，对根本性的问题——即平等本身——的严肃讨论，早就从舞台上消
失了。学生在社会科学中的主要活动是辨别各种异端，这颇像是回到了
中世纪，那时除了少数胆大包天和冥顽不灵的人，人人信奉基督教，唯
一讨论的是正统学说的内容。诚然，也有学者在认真研究性别差异，或
对用校车接送孩子 [43] 在教育上的价值提出疑问，或思考有限核战争的
可能性。对激进的正统学说表示质疑，你几乎不可能不冒遭受诽谤、停
课、丧失教学必不可少的信任和尊重、同事的敌意等等风险。种族主义
和性别歧视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丑陋的大帽子——与以往流行偏见中的
无神论、共产主义相同；它可以被毫无缘由地扣在任何人头上，一旦戴
上它，你就几乎再也摘不下来了。言者无罪已成空话。在这种气氛中，
超然、冷静的研究是不可能的。
许多社会科学家都面临这种情形，但在斗争中还出现了更严峻的新
考验。有些人看到自己的客观立场受到威胁，如果学术探索得不到尊重
和保护，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身陷险境。压力使传统的自由主义
重新焕发了活力，唤醒了对学术自由之重要性的意识。高傲与自尊，不
向威胁和侮辱低头的意志，重新抬头了。这些社会科学家明白，当激情
横扫面前的事实时，民主体制中的所有派别都危在旦夕。更为重要的
是，对于那些大吹大擂的刺耳宣传他们产生了本能的憎恶。这些社会科
学家未必具有相同的个人政治信念，他们同舟共济的感情，来自于对同
事的动机的相互尊重，他们之间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他们能从意见分
歧中获益；还来自于他们忠实于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保护的制度。你在康
奈尔会看到，左、中、右三派社会科学家——在美国大学公认的十分狭
小的派别谱系上——联手抗议对学术自由的损害和同事受到的侵犯，这
种侵害不但发生在康奈尔，也以各种更微妙的形式发生在其他地方。对
大学的挑战在最具政治意味的部门最为突出，这个部门对它的理解也最
深入，这绝不是偶然的。政治视野是让学术的道德统一性自然而然成为
焦点、让科学良知受到检验的地方。
遗憾的是，我不能断言这场危机拓展了社会科学的关注范围，或是
促使其他学科反思自己的处境。但它一度激发了一群真正愿意为热爱真
理、为自己的研究而做出牺牲的学者，使他们发现虔诚还有更丰富的内
涵，感受到一个以信念为基础的共同体。大体上说，其他学科没有让它
们的自由探索信念接受考验。它们的置身事外，构成了我们的大学分崩
离析的背景故事的大半内容。
学科
主宰着学术领域、决定着知识内涵的三大学科，今天的情况如何？
自然科学干得很不错，它独自生活，但很开心，就像一架上满了发条的
钟表一样独自运转，跟以往一样成功且有益。近年来它还做成了一些大
事，譬如物理学家的黑洞研究，生物学家的基因密码研究。它的目标和
方法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它为智慧超群的人提供了令人振奋的生活，
也为全人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依赖于自然科
学家，他们的成就已大大超出他们的承诺。只在边缘地带还有些问题，
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思想平静——对美国能否产生高瞻远瞩的科技天才的
怀疑，对核武器之类的科学成果的用途的怀疑，对生物学在实验和应用
过程中是否需要“伦理学家”的疑问。但是他们作为科学家很清楚，根本
不存在伦理学家这样的知识人。不过，总的说来一切都还不错。
但是，在自然科学止步之处，立刻就有了麻烦。它止步于人的面
前，止步于这个超出它视野的生物面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止步于人
的非肉体的因素或成分面前。只有根据这些因素才能领会科学家的本
质，这与政治家、艺术家和先知的情形是一样的。凡是属于人性的东
西，凡是让我们关切的东西，都处在自然科学之外。这本应成为自然科
学的问题所在，然而却没有。我们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甚至找不出
一个公认的名称来称呼人类的这种非肉体的、不可化约的因素，这当然
是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有些不可捉摸的东西或因素，是科学、
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诗歌和音乐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我们知道后
面这些东西，但是，倘若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根源，我们能够真正把握它
的状态，甚至知道它是否真正存在吗？
这种困难反映在一个事实上：对人这个题目的研究，或对这个难以
描述的事物及其活动和产物的研究，在大学里存在着两大学科——人文
学科和社会科学，而对人的肉体进行研究的只有自然科学。如果这种分
工的基础是对研究主题有着一致的意见，能够反映它的自然构造，那么
这就是一种很不错的分工，就像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之间的分工导致
了相互尊重与合作一样。人们相信，有时也真这样说——多是在毕业典
礼的讲话中——社会科学研究人的社会生活，人文学科探讨人的创造性
生活——伟大的艺术作品，等等。这种区分虽有一定意义，但实际上没
有任何用处，这个事实以各种方式暴露出来。自然科学或多或少愿意对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表示敬意，然而它们自己却相互瞧不起，社会科学
贬低人文学科，说它不科学，人文学科则认为社会科学庸俗。双方说不
到一块。最重要的是，它们占据着同一个研究领域。现在构成人文学科
之一部分的许多典籍，与社会科学家探讨着同样的事情，只是使用的方
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社会科学的每个分支都在尝试用这样或那
样的方式解释艺术家的各种活动，但解释方法与人文科学采用的方法大
相径庭。它们的分歧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科学其实是想具有
预测能力，这意味着人是可预测的，而人文科学则认为人是不可预测
的。两大阵营的分工更像是停火线，而不是科学的划分。它掩盖了尚未
解决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古老斗争。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代表着对危机的两种反应，这场危机的根源是
人——或者说，人类除了肉体之外的剩余部分或附着于肉体的部分——
被明确赶出了自然，从而也被赶出了18世纪末兴起的自然科学或自然哲
学的视野。沿着一条道路，有人努力要把人纳入新的自然科学，使研究
人的科学成为仅次于生物学的一门科学。沿着另一条道路，人们进入了
由康德开拓的领域，这是一个与自然相对立的自由王国，它与自然科学
相互分离，平起平坐，不需要模仿它的方法，对待精神至少与对待肉体
一样严肃。两大学科对于冠军，即刚从哲学中解放出来的自然科学，都
不构成挑战：社会科学谦卑地想在场子里谋得一席之地，人文学科则高
傲地另开新店。结果是出现了两种关于人的互不协调的思路，一种倾向
于把人视为本质上属于动物中的一种，他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没有自
我、意识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按另一种思路，他好像不是动物或没有
肉体。这两种思路没有交汇点，你只能择一而行，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
终点，例如“美丽新世界”或与它相反的“瓦尔登湖”；“黑暗王国”或是它
的对头所理解的“幸福岛”
[44] （查拉图斯特拉偏爱的退路）。
上述两种解决方案都没有完全成功。社会科学没有得到自然科学的
承认 [45] ，它是不入流的冒牌货。人文学科的货栈转而贩卖各种满布灰
尘的破烂古董，生意日趋惨淡。社会科学较为强壮，与自然科学统治的
这个世界比较合拍，它虽然丧失了灵感和传播福音的热情，但对现代生
活的不同方面都有用处，只要提一下经济学和心理学就可证明这一点。
人文学科江河日下，但这仅仅证明了它不适应现代社会。它也许很好地
表明了现代性的谬误所在。况且，今天以非学术的方式强烈影响社会生
活的语言，是来自于对自由王国的探索。社会科学更多地源自洛克创立
的学派；人文学科则源自卢梭创立的学派。社会科学虽然推崇自然科
学，但它在近代获得的大多数动力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下层社会。只要想
想韦伯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虽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又何尝不是如此。虽
然不能公开承认，但人是需要某种自然科学无法提供的东西的，不然就
无法理解他了。人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去正视它。目前
大学中的人类知识三大分支的奇特关系，却告诉了我们一切。
先来看看社会科学。它的研究领域好像至少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它的组成部分似乎也井然有序，从心理学到经济学，再到社会学和政治
学。但不幸这只是个空洞的表象。首先，它漏掉了人类学，虽然我若是
不揣冒昧的话，也许能找到一种方法把它挤塞进去；其次还漏掉了历史
学，它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一向聚讼纷纭。最重要的是，社
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并不认为自己是处在这样一个相互依赖的秩序之中。
它们基本上各干各的，用一种毫无希望的说法，就算它们形成了“交叉
界面”，也常常是两副不相干的面孔。在大多数专业中，约有一半的从
业者通常甚至不相信另一半人跟自己同属于一个领域，类似的情况遍及
整个学科。经济学有自己固有的简单心理学成分，由心理科学提供的知
识，要么其实是生物学的一部分，对经济学没有多少帮助，要么干脆与
经济学的所谓基本动机南辕北辙。同样，经济学也倾向于破坏政治学对
政治事件做出的规范性解释。创立一门受经济学指导或控制的政治学是
有可能的，但没有必要这样做；创立一门受心理学指导的政治学同样是
有可能的，但它会与前一种政治学大不相同。好像自然科学中也存在着
关于哪一门学科应当为首的争吵一样。实际上，社会科学的每一门学科
都能声称、而且也确实声称自己是整个社会科学的起点，只有根据与它
的关系才能理解其他学科——经济学主张经济和市场，心理学主张个人
心理，社会学主张社会，人类学主张文化，政治学则主张政治秩序（虽
然政治学对自己的主张最不肯定）。麻烦出在社会科学的基本要素是什
么上，每个专业都能争辩说，严格地讲，其他专业是自己所代表的整体
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每个专业都指责其他专业代表着抽象、虚构或想
象的产物。可曾有过纯粹的市场？有过不是由社会或文化所形成并作为
其中之一部分的市场？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社会？难道它们还包含着某
种政治秩序之外的因素？政治学在这里处于最强大的位置，因为政府或
国家的现实是无可否认的，尽管它们也能被视为表面的或合成的现象。
社会科学实际上代表着对我们所看到的人类世界的一系列不同看法，这
一系列的看法并不和谐，因为甚至在谁属于这个世界的问题上都没有共
识，至于能用什么原因去解释它的现象，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在社会科学中，更深一层的争论涉及到科学是什么的问题。大家都
同意，科学必须是理性的，必须具有某些检验标准，必须以系统的研究
为基础。此外，人们也或多或少地明确同意，在自然科学中得到承认的
各种原因，一定程度上也应当适用于社会科学。这意味着不存在目的
论，不存在“精神的”原因。譬如，追求灵魂的救赎需要被归结为另一种
原因，例如受到压抑的性欲；追求金钱则无需归结到这种原因。在科学
研究中，探寻非精神的原因，把高级、复杂的现象简化为低级、简单的
现象，是得到普遍接受的研究方法。但是，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最成功的
范例——数理物理学，社会科学能够或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加以效仿，则
是一个存在着永无休止的讨论和争吵的问题。现代自然科学的标志是预
测能力，实际上每个社会科学家也希望能做出可靠的预测，虽然实际上
没人能做到。在自然科学中，通过把各种复杂现象简化为可以用数学公
式来表达，使预测好像成为可能，多数社会科学家也希望同样的事情在
自己的学科中发生。问题在于，沿着这一方向的种种努力，是否会造成
对社会现象的歪曲，或导致那些不易用数学方法表达的现象受到忽略，
只看重那些易于被数学化的现象；或是助长那些虚构的、与现实世界毫
无关联的数学模型的建构。在那些主要热衷于科学和那些主要关心自己
的特定研究对象的学者之间，一直在进行着这类游击战。
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中最为成功的经济学，是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
——这意味着它的研究对象可以进行计算，也意味着它至少可以为假定
的预测目的建立数学模型。有些政治学家却认为，就拿“经济人”来说
吧，跟他一起玩游戏，他也许表现得很出色，但他只是个子虚乌有的抽
象概念。而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确有其人，并且不会跟着你一起玩耍。
政治学家认为，经济学分析不仅无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政治角色，反而因
为系统地排除和歪曲他们的特殊动机，使得社会科学更难以把他们纳入
自己的视野。从数学中讨便利的经济学家使我们不再思考最重要的社会
现象，反倒给反对者（包括一小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被严格排
除在这个学科——社会科学中唯一发生这种事情的领域——的核心之
外）助威。在各种学科之间，以及在赞成不同方法的人没有共同话语的
学科内部，也存在着这种情况。
先不说知名度，今天的学生在首次真正面对社会科学时，实际上看
到的是两门强壮的、自给自足和自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和文化人类
学，它们构成了对立的两极，彼此几乎毫无联系——同时，政治学和社
会学互不相容（姑不论它们的内容混乱），在这两极之间剑拔弩张 [46]
。所以不必奇怪，这两大学科有着比其他社会科学更明确的创始人：一
方是洛克和亚当·斯密，另一方是卢梭。因为这两门社会科学都以两种
自然状态中的一种作为明确的假设。洛克认为，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征服
自然，是对自己原始状态的唯一理性反应。洛克解放了人的贪欲，指出
了与之抗衡的动机的虚幻性。生命、自由和追求财富是基本的自然权
利，社会契约的建构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这些原则是人们所公认
的，经济学成了关于人的理性行为的科学，自由市场构成了自然和理性
的秩序（这种自然秩序不像其他公认的自然秩序，它需要人去建构，但
是像经济学家不断告诉我们的，人在这件事上几乎总是出错）。一般而
言，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一般是这样或那样传统自由主义者，是存在
着市场的自由民主体制的支持者。卢梭则认为，自然是美好的，人背离
了自然。因此，探寻远古起源变得十分必要，人类学正是因这一事实而
建立起来的。列维—斯特劳斯对此一点都不含糊。文明，在实践上等同
于自由市场及其后果，威胁着人的幸福，瓦解了共同体。对关系密切的
传统文化的敬仰便是这种思想的直接产物，传统文化疏导和提升人的经
济动机，不允许出现自由市场。被经济学家视为非理性的过去的事物
——仅在欠发达社会 [47] 还能看到——成了研究人的适当对象，成了我
们时代疾患的诊断和未来的召唤。人类学家对欧洲大陆的反思的许多方
面，无论是文化还是低一级的现象，一般持开放态度，而经济学家是完
全拒绝接受这种反思的（尼采的影响在50多年以前本尼迪克特对日神文
化与酒神文化的区分中就已十分明显）；他们还倾向于左翼（因为极右
翼虽然在他们的体系中同样可以存活，却没有根基），并易于为匡正或
代替自由民主体制的各种尝试所蒙骗。经济学家教导世人说，市场是社
会的基本现象，它的最高表现是金钱。人类学家教导我们，文化是社会
的基本现象，它的最高表现是神灵崇拜 [48] 。这就是这里所介绍的、但
尚未明确说明的古老哲学教义之间的对抗——作为消费品生产者的人对
抗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人；极力表现为动物的人对抗敬畏神明的人。不同
的学科属于不同的世界。它们彼此之间有一些边际影响，但不存在共同
体精神。很多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相互跨越边界，也有些经济学家和人
类学家相互跨越边界，但很少有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是人类学家，反之亦
然。经济学家是最想跳下社会科学的航船自行其是的人，他们认为自己
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接近于成就一门真正的科学。他们对公共政策也有
实质的影响。人类学家在学术界以外没有这种影响力，但他们的理论博
大精深，很有魅力，同时还拥有最新的观念。
简单地介绍一下政治学及其特点，也许有助于我们澄清整个社会科
学的问题。首先，政治学和经济学一起，是研究人的基本欲望的唯一的
纯学术学科，就像医学一样，它研究一种基本欲望，这种研究可以被理
解为是为了满足那种欲望。政治学包含着对正义的爱、对荣誉的爱和对
统治的爱。但是，不同于坦率承认、甚至津津乐道自己与健康和财富的
关系的医学和经济学，政治学谦恭地避免做出这种公开声明，甚至想切
断这些不适宜的关系。这或许与以下事实有关：政治学确实是个容颜不
再、讳言年龄的老妇人。政治学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有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不便启齿的祖先，他们在现代科学的世界名声
不佳。其他社会科学都有自己的现代渊源，是现代事业的一部分，而政
治学却一如既往，它试图使自己现代化，赶上时髦，但又不能完全控制
古老的本能。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是建筑科学，是一门统治的科学，
研究的是完美政体或最佳政体。但真正的科学是不讨论善恶的，所以必
须摈弃这种观点。然而，医学和经济学其实也在讨论善恶，因此，放弃
古老的政治美德，只会把道德领域拱手让给缺乏普遍的善与正义的健康
和财富。这符合洛克的意图，它根本就不是“价值无涉”的，而是要用更
卑下、但也更牢靠、更易于实现的善，取代古典时代所推崇的善。政治
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转型并没有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是推进了现代
思想创立者的政治意图。它尝试把政治特有的动机降格为亚政治动机，
就像经济学提出的动机一样。荣誉不是真正的动机，收益才是。
当然，洛克本人主要还是一位政治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因为市
场（为获取利益而进行的和平竞争）需要事先存在着社会契约（达成遵
守契约的一致意见，建立仲裁和执行契约的审判制度），没有社会契
约，人类便处于战争状态。市场的前提是存在法律，不存在战争。战争
是文明社会存在以前人类的生存状态，重新回到这种状态的可能性是一
直存在的。结束战争所需要的暴力和欺诈跟市场完全无关，而且在市场
中是不合法的。人们在和平生活中的理性行为，即经济学专门研究的行
为，不同于人在战争中的理性行为，马基雅维利早就令人信服地指出了
这一点。政治学比经济学更加完备，因为它研究和平与战争以及两者之
间的关系。市场不能成为政体唯一关切的对象，因为市场依靠政体，而
政体的建立和维持始终需要“非经济”或“无效益”的理性思维和行为。政
治行为必须高于经济行为，不管它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这就是经济学
家谈论外交政策让人觉得很不可靠的原因，因为国家之间还处于个体优
先于社会契约的原始战争状态——也就是说，国家之间不存在解决争端
的公认的最高裁判。在越南战争期间，有些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是，尝
试在美国和北越之间建立某种市场关系，因为美国为南越与北越的隔绝
付出了代价；但是北越人拒绝玩这种游戏。与经济学截然不同，政治学
必须始终思考战争及其各种完全不同的风险、恐怖、刺激和严重性。丘
吉尔在评论美国总统柯立芝拒绝免除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战争借款时，
准确地指出了政治眼光和市场眼光的不同。柯立芝说：“他们借过钱，
是不是？”丘吉尔答道：“没错，但得通盘考虑问题。”政治学得有通盘
考虑，这使得它在那些试图改造它以符合科学的抽象计划的人看来，成
了一门很棘手的学科。经济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只研究资产者——那些受
对暴力的恐惧驱使的人。好战分子不在经济学的视野范围之内。政治学
是唯一敢于正视战争的社会科学学科。
政治学一直是社会科学中最缺乏吸引力、最易于被人忘记的学科，
它横跨有关人以及人文科学的各种新老观点。它有着南腔北调各执一词
的特点。它的一部分欣然加入了一种努力，要拆除被视为完备秩序的政
治秩序，把这种秩序理解为亚政治原因的结果。经济学、心理学、社会
学以及各种诊断分析方法，都是让它不亦乐乎的来客。不过，政治科学
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非科学的臆断成分。该学科中这一
部分的研究者不能克服他们自己未做解释、也无法解释的政治本能——
他们意识到政治是一个善与恶发挥着作用的权力舞台。因此他们从事一
些政策研究，它的目的无论有没有公开声明，都是行动。捍卫自由、避
免战争、促进平等——付诸行动的正义的各种体现——是他们研究的热
门课题。好政体肯定也是这些政治科学家的研究课题，即使是秘密进行
的，他们的动力来自“应当做些什么”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数学取得
了巨大成功的政治学领域是选举，这是民主生活中最令人兴奋和最具有
决定意义的事情，它把民意转化为政府，决定着政策。政治学中这个最
有科学性的成分，使研究者成了现实的政治家的朋友和同盟，既启发他
们，也向他们学习。科学在这里与最强烈的政治激情并行不悖，无须改
变它所认识到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即可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
可见，政治学更像是一个乱糟糟的集市，开店的人成分复杂。这与
它的杂交性质以及它有古典与现代双重渊源有关。它所研究的现实使它
不能太拘泥于抽象观念，并对它提出了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迫切的要
求，同时，它所固有的客观性与党派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极为严重。现
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在否认这样一种断言：政治从本质上不同于人
类的其他合作关系，但实践却在不断驳倒它们。政治学不合群的性质或
许有所减轻，在这里可看到选择派的经济模型理论家、过时的行为主义
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向迈不进经济学的门槛）、历史学家和政策
研究者。最不寻常的是，政治学是大学中唯一有哲学分支的学科（哲学
系本身可能是例外）。长期以来，这种情况一直使它颇为尴尬，20世纪
40、50年代曾把取消政治哲学提上日程。“我们需要一门真正的社会科
学”，那些主张取消政治哲学的人捶胸顿足地大叫着。少数思想家严肃
而又热情的学风和20世纪60年代造反学生的威力，使政治哲学得到了缓
刑，现在看来是永久解脱了。无论出于最好还是最坏的原因，政治哲学
已经成了对抗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和全部新社会科学的堡垒。只要它活
得严肃，对于研究生和本科生来说，它就始终是这个领域最具吸引力的
学科。随着新的科学信仰已丧失了很多锐气，这个领域分化为至少如实
地反映了政治现象的不同研究方向，许多政治哲学的仇敌也成了它的盟
友。政治哲学远离了统治，但它至少提醒人们记住那些有关善恶的古老
问题，成为审视现代政治学和政治生活中隐含的假设的源泉。亚里士多
德的《政治学》、洛克的《政府论》以及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
源》依然活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断言，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意味着人
具有趋向文明社会的冲动。阅读他的著作，有助于揭示现代社会科学背
后隐藏的前提，即人类从本质上是孤独的，并为人们就这一问题重新展
开争论提供基础。 [49]
从通识教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的辉煌年代显然已经过去了。马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