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弗洛伊德和韦伯这些哲学家和世界诠释者的时代已成过去，他们预
示着美国思想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年轻人可以领略科学和自我认
识的魅力，人们期待着一种有关人的普适性理论能把大学统一起来为进
步做出贡献，把欧洲人深邃的思想遗产与我们的活力结合在一起。自然
科学将在人类科学中发展到顶峰；达尔文和爱因斯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将不亚于他们对自然科学的影响。现代文学——陀斯妥耶夫斯基、乔伊
斯、普鲁斯特、卡夫卡——表达了我们的心情，提供了关于社会科学也
将体系化和致力于证实的见识。心理分析揭示了私人感受与公开的精神
活动之间的关系。人的体验具有如此大的统一性，所以个人欲望是与对
无所不包的万物秩序的直觉——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老幻想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玛格丽特·米德弄出来一门新科学，它虽然说
不上有多复杂，但也反映着同样的社会思潮，它将人们带到异域，带回
了对社会的全新理解，并且证明了受到压抑的人的性欲的正当性。对于
年轻人来说，在大学里高视阔步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看起来就像精神
世界的英雄。他们率先进入神秘王国，可能也会帮助我们进入。旧式哲
学已经被打败，但是像黑格尔、叔本华和克尔恺郭尔这样一些名字被认
为仍能给我们的探险提供一些经验。
在20世纪40年代围绕着社会科学的这种气氛，无论对学生还是教授
来说，其价值显然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如果想让美国大学生被通识教
育的理念所吸引，让他们意识到大学能引导他们发现自己的新才能，揭
示隐藏在他们身上的另一个层次的存在，类似于这种气氛的东西就是必
不可少的。千万要记住，美国的大学生即使在中学里学到了什么，也只
是学会了把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技术，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发
现生活的方式。若想用通常的专业知识之外的东西去触动他们，就必须
给他们来个当头棒喝——哪怕只是为了促使他们反省一下自己对自然科
学及其意义的信念，因为他们早期的训练是一种灌输，是一种人云亦
云，而不是让他们发现自己的使命。我相信，社会科学在20世纪40年代
的陶醉感不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但它激发起了对新的理论开端的思想兴
奋。它使许多学生和学者受益颇丰，产生了它自己的波西米亚人，影响
着人们的生活本质。它不仅仅是一种职业。
统一社会科学的希望逐渐消退了，社会科学无法形成共同的阵线。
它是由一系列分立的学科和次级学科组成的。大多数学科平淡无奇，虽
然有不少学科毫无意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真正有用的，由一些十分
能干的专家们实践着。期望值已经大为降低。经济学是一个有着普遍自
负的专业，它妄称能够解释和容纳一切，可是人们并不十分相信这种大
话，而且它的知名度也不依靠这种大话。政治学甚至不想尝试实现祖先
提出的完备性主张，只是对政治情感悄悄地、局部性地提出它特有的诉
求。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还可能发挥整体魅力的学科，它的文化观
似乎确实比经济学的市场观更加全面。超政治的文化与亚政治的经济都
声称把握了整体，而社会学和政治学，除了某些个人之外，似乎都没有
提出涵盖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张。类似于建筑学的社会科学是不存在
的。社会科学只有局部，没有整体。
计算机科学作为服务于人的模式可能是个例外，社会生物学则是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实现真正统一的希望，但这种希望也已烟消云散，于
是社会科学仅仅成了自然科学方法的消费者。试图在宇宙中寻找人的位
置的努力已付诸东流。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向上，再一次只有人类学还
保持着一定的开放性，尤其是对比较文学贩卖的货色，但对诸如希腊宗
教的严肃研究也是如此。19和20世纪的艺术与文学迷倒了上一代人中许
多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今天却没有多少社会科学家期望从中得到多少
乐趣，私下里十分熟悉它们的社会科学家也越来越少。社会科学成了大
学里的一座孤岛，漂浮在另外两个岛屿旁边，它们有着大量重要的信
息，蕴藏着人们可以开发利用的巨大的问题宝藏，但却无人问津。尤其
是那种德国和法国式的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被看作通晓全部人生的圣贤
或智者的人，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学生们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一般不会为了体验思想而转向社会科
学。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可能会对一些特殊事物或特定的教授
感兴趣，但对于那些恰好想要探求人生意义的学生，或者那些也许有能
力学习他们应当寻求的东西的学生来说，社会科学现在已经不是他们要
去的地方。我再说一遍，人类学多少是一个特例。社会科学在聪明的年
轻美国人中获得早期成功的秘密在于，它似乎是大学里为苏格拉底关于
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一问题找到答案的唯一场所，无论这种答案是多么间
接。即使当价值不能成为认知对象这种说教甚嚣尘上之时，这种说教本
身也是在讲授生活，韦伯对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巧妙区分一度让人兴
奋不已，便表明了这一点。这不是教科书里的学问，而是真正的生活素
材。今天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不仅如此，还发生了另一场大灾难，过去十几年建立的MBA（工
商管理硕士），它与医学博士或法学学位大体相当，意味着只要拿到一
纸文凭，保证能过上收入颇丰的生活，但这种文凭并不是学术造诣的标
志。通常，有机会获得通识教育的学生，是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目标的
人，或至少不把大学仅仅当作一个职业培训基地的人。那些有固定职业
目标的学生是带着眼罩度过大学生活的，整日埋头于自己所选择的学科
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只是偶尔会为吸引他们的选修课分心。真正的通识
教育要求学生的全部人生因这种教育而发生重大改变，他所学的东西会
影响他的行为、趣味和选择，他过去的所有信念都将受到审查和重新评
估，无一可以幸免。通识教育把一切都置于风险之中，它需要在所有事
情上都能冒险的学生 [50] 。否则它便只能待在根基十分可靠的地方，触
碰一下那些尚未有人相信的东西。工商管理硕士的作用是把一群想进商
学院的学生关进栅栏，戴上眼罩，从一开始就把为他们准备的那些刻板
的、得到正式认可的本科课程说得天经地义，就像那些通常被一堆必修
课所淹没，再也听不到外面声音的医学预科生一样。拿到文凭的目标和
道路一清二楚，以至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分心。（在各种通识教
育课堂上可以更多地看到法学预科生，因为法学院的招生条件不那么僵
硬；它们只想招到聪明的学生。）医学预科生、法学预科生和商学预科
生是通识教育中截然不同的游客。进入这些精英荟萃的专业学院是他们
梦寐以求的，但这钳制了他们的思想。
工商管理硕士的独特效应是经济学和商学预科的注册学生爆增。在
名牌大学里，现在大约有20%的本科生修的是经济学。经济学压倒了社
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使学生对它们——它们的宗旨，它们在人类知识中
的相对分量——产生错误的看法。一个学了不少生物学知识的医学预科
生，不会忽视物理学的地位，因为后者对生物学有着十分明确的影响，
它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并且受到生物学家的尊重。相比之下，商学院
的经济学预科生却全然不是这样，他不仅对社会学、人类学或政治学不
感兴趣，而且以为他所学的东西能够应付属于上述学科的所有问题。再
者，他的动机并不是喜欢经济科学，而是因为喜欢与之相关的东西——
金钱。经济学家对财富——这无疑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的关心，使他
们具有某种令人难忘的知识上的可靠性，这是文化无法提供的。人们可
以确信他们不是在谈论虚无缥缈的事情。但是，与研究财富的科学不
同，财富并不是最高尚的动机，除了大学以外，还有别的地方能把科学
与贪婪如此完美地结合起来。如果存在一门性科学，并且有一批真诚而
专心搞学术的教授，或许会出现唯一与此相似的情形，但这肯定会使学
生纵欲过度。
大学里的第三座孤岛是几乎就要沉没的古老的大西岛，即人文科
学。这个领域从表面上看毫无秩序，对哪些东西应该、哪些东西不应该
属于人文科学，或它的学科要取得哪些成就以及如何取得，都没有严格
的说明。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或人性的修正，是可以发现已被其他人
抛弃的自我的场所。但是面对这一堆乱糟糟的东西，从哪里入手好呢？
对那些知道在这里寻找什么才能满足的人来说这已是很困难的事情。对
于学生来说，这需要强烈的本能和很多运气。我情不自禁地落笔写下这
些类比。人文科学就像巴黎古老的大跳蚤市场，在纷然杂陈的破烂中，
眼力好的人才能淘到被丢弃的宝贝，使自己发财。或者，人文科学就像
一座难民营，所有那些被敌对政权砸了饭碗、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这里
闲荡，要么无事可干，要么干些粗活。大学的其他两大学科对历史没有
用处，它们是向前看的，不愿意对祖先顶礼膜拜。
人文学科的问题，从而也是知识统一性的问题，大概最好地反映在
以下事实上：如果在今天的大学的某个地方还能看到伽利略、开普勒和
牛顿的大名，这个地方就是人文学科，他们属于这种或那种历史——科
学史、思想史或文化史——的内容。为了让他们得到一席之地，必须把
他们理解为并非他们自身的某种东西——他们是整个自然的伟大沉思
者，他们认为自身的意义仅在于他们讲出有关自然的真理。如果他们是
错误的，或已被完全超越，他们就会说自己毫无意义。把他们放在人文
学科中，就像用他们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或在公园一角树起一尊铜像。
他们实际上已经死了。柏拉图、培根、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也处于相
同的境地，除了在政治学中还有一点儿地盘。人文科学如今已经成了全
部经典著作的贮藏室——但是有很多经典文献声明，它们讨论的是万物
的秩序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它们要为万物立法，阐明自然真理。倘若
这些声明遭到否定，人们就不会再认真阅读这些作家及其著作，另一些
领域忽略他们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有把他们做成木乃伊才能保存他
们。人文科学愿意收留他们，使他们失去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支
持，他们曾经对其构成挑战，但现在已经无须对付他们了。在人文科学
的入口处，用多种方式和多种语言赫然写着：“不存在真理——至少在
这里。”
现在，人文科学成了独自拥有各种非专业著作的专业，这些著作坚
持探索受到大学其他专业排斥的问题。其他专业由真正的专家把持，它
们就像苏格拉底时代一样拒绝自我反省，而且已经摆脱了那只牛虻。人
文科学已经没有力气与春风得意的自然科学一争高下，只想仅仅作为一
种专业生存。但是，正如我一再指出的，无论人文学科在实践中和理解
中多想忘掉自己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分歧，它们的根基已被自然科学逐渐
瓦解了。无论是提出今人无法接受的问题的古典哲学文本，还是预设了
崇高和美的存在的文学经典，物质主义、决定论、化约主义、同质化
——无论人们如何描绘现代自然科学——都否认它们的重要性和可能
性。自然科学宣称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保持中立，因而不需要哲学；另一
方面，想象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种能直觉地把握现实的能力——因此
艺术与真理无关。现在孩子们提出的“有上帝吗？”“自由存在吗？”“恶
人会有恶报吗？”“有可靠的知识吗？”“美好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这
类问题，也是科学与哲学曾经提出的问题。然而现在的成年人整天忙于
工作，孩子们则被留在叫做人文学科的日托中心，这里的讨论在成年人
的世界里毫无反响。不仅如此，那些天性好奇、为这些问题和似乎是在
探讨这些问题的著作所吸引的学生们，很快就会因为以下事实而沮丧不
已：他们的人文老师不想或不能用这些著作回应他们的需要。
古典著作的问题并不新鲜。你在斯威夫特的《书的战争》中可以看
到本特利这个人，他是18世纪首屈一指的希腊学者，站在现代人一边。
他承认现代思想优于古希腊思想。所以，为何要研究希腊著作？传统科
系对这个问题都避而不答。有各种回避方法，从单纯的语言学分析到用
这些著作揭示思想与经济条件的关系。但实际上没有人打算用旧日的阅
读方式去读一读它们——搞清楚它们是不是真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
学》讲的不是何为好人，而是希腊人的道德观。可是谁还真正关心这些
劳什子？凡是正常人都不想过严肃的生活了。
我就经典著作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所谈到的一切，有助于说明人
文学科的状况，这其实只是大学暴露于世人的一部分真相。与其他学科
相比，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对经典著作的抨击最为严厉。它们最大的痛
苦则是来自民主社会缺乏对传统的尊重和强调功利。如果说人文学科有
利于创造力，教授们创造力的缺乏也已变成了一种障碍。人文学科为许
多属于它们的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内容所困扰。为了对其他文化保持开放
姿态，它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内容。因而，当大学的老习惯被人改了
时，它们发现自己对“为何要改”的问题无以作答，也无法强迫学生去符
合标准，或通过清楚地说明他们将要学习的东西来吸引他们。只要瞧一
瞧自然科学在这些方面的情形，便可认识到人文科学所面临的问题的严
重性。以往时代和其他文化中存在着对自然现象的不同解释，自然科学
对这个事实完全漠不关心。爱因斯坦和释迦牟尼的关系，纯粹是人道主
义者为教育电视节目拼凑出来的东西。不管研究者会说什么，他们都很
肯定它的解释是正确的，甚至就是真理。他们不必给出“为什么”的原
因，因为答案似乎一目了然。
自然科学能够宣称它们在追求重要的真理，人文学科却不能做出这
样的断言。这一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没有它，任何研究都不能保持活
力。如果谁也说不清“教养”的含义，如果人们认为有很多平等的文明，
那么语焉不详地硬说没有人文学科我们就不能有教养，会让人听起来十
分空泛。当人们不相信经典能够阐发真理时，“经典”的称呼就失去了合
法性。真理问题是最令那些研究哲学文本的人感到棘手和困惑的问题，
但也为从事纯文学作品研究的人带来问题。过去的教师说，“各位必须
学会像荷马或莎士比亚那样看世界”，如今教师们则说，“荷马和莎士比
亚跟你们有着同样的关切，能够丰富你们对世界的看法”，这两种说法
有着天壤之别。前一种说法激励学生去发现新的经验，重新评价原有的
经验；按后一种说法，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利用这些著作。
我在这里要区分出两个不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在现代，人们很难
为经典著作的内容做辩护，讲授经典的教授如今也不关心如何为它们辩
护，对它们阐述的真理不感兴趣。这一点你可以从《圣经》的遭遇看得
很清楚。把它归入人文学科已经是亵渎神明了，是对它的要求的拒斥。
在研究《圣经》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两种方式之一：强迫它接受
现代的“科学”分析（这被称为“高等考证”），对它进行肢解，以表
明“圣”书是怎样拼凑起来的，它们并不像它们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从书
中可以发现许多已经灭亡的文明的踪迹，所以它作为一种拼图还是有用
的。再不然就是把《圣经》用于比较宗教学的课程，作为人们需要“神
圣”的反映，让它为非常现代、非常科学的“神话”结构研究出一把力。
（这里你可以加入人类学家的行列，并真正做到生气勃勃。）教师如果
天真地看待《圣经》，它说什么就信什么，或句句当作圣言，会被指责
为缺乏科学能力和缜密的头脑。不仅如此，他兴许还会掀起轩然大波，
再次引发宗教之争，在大学里引起理性与神启之间的争吵，这会打乱舒
适的环境，以人文科学蒙受耻辱而收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启蒙时代的
政治设计的痕迹，它要让《圣经》和其他经典著作变得没有危险。这项
计划是人文科学软弱无力的根本原因之一。看来，只好“把《圣经》作
为文学”，而不是作为它自己所宣称的“神启”来讲授了。这样就可以在
某种程度上不依赖学者歪曲的注解，独立地阅读《圣经》了，就像我们
阅读譬如说《傲慢与偏见》一样。因此，少数感到其他方法有问题的教
授，倾向于凭自己的良心行事。
长久以来，人文学科的教授们不顾一切地想让自己的研究题目符合
现代性，而不是对它提出挑战。在保罗·肖里所编柏拉图《理想国》
（这是我的启蒙读物）的媚俗风格中，你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在书中急
于表明，柏拉图已预见到1911年某个美国心理学教授的这种或那种发
现，可是他对柏拉图与当时观点之间令人尴尬的分歧却故意装聋作哑。
人文学科的许多研究，不过是此类事情或复杂或简单的翻版。我不否
认，至少有些教授喜欢他们研究和讲授的经典著作。但是也存在着让它
们跟上时代步伐的粗暴努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把它们看作由现代
理论——文化、历史、经济或心理学理论——形成的东西。自从有人编
造出“意图谬论”这种说法以来，努力按作者意图阅读经典著作简直成了
罪过。在弗洛伊德式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
主义以及其他思潮中间，一直存在着有关方法的无休止的争吵，所有这
些思潮有一个共同前提，即不管是柏拉图还是但丁，他们如何谈论现实
并不重要。这些批评学派让经典作者变成了现代学者设计的花园中的植
物，同时否认了他们本人的园艺设计天职。古典作者本应培养现代学
者，甚至埋葬他们。尼采说，《会饮篇》受到现代学术的关照后，它便
离我们而去，再也不能诱惑我们了；它那逼人的魅力已彻底消失。当
《会饮篇》落到这种地步，人文学者阅读它不是出于内在需要和某种紧
迫感，当然也就没有人再让经典著作支配自己了。选择研究索福克勒斯
的学者也大可以选择研究欧里庇得斯。为何要做诗人呢，为何不做哲学
家或历史学家呢？为何要做希腊人呢，干脆当个土耳其人不是也挺好
吗？
大学中有少数人文科系能够令人敬重地逃进科学，譬如，考古学以
及语言学和文字学的某些研究，它们几乎完全切断了与书本内容的关
系。当然，美术和音乐在很大程度上也独立于书本中的意义，虽然研究
它们的方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什么是艺术以及什么是艺术中真正
重要的东西的流行观点。人文学科中也有大量的纯学术性工作，譬如词
典的编纂和教科书的编写，它们是中性的和有益的，可以供那些要发表
意见的人使用。
科系名单主要是由一大堆各种语言系和文学系组成，通常每一种西
方语言设一个系，其他语言则被合在一起。除了英语系，它们都有外语
教学的任务，教师必须把一门难懂的语言学好，然后教给那些其实不很
想学外语的学生。而且除了外语，还有一些用外语写的书，学习外语时
必须阅读这些著作。因此，老师得学好外语才有资格讲授书中的内容，
这尤其是因为那些著作现在不属于其他任何学科。但是，老师精通外语
并不能保证他真正理解和熟悉这些著作。著作非常重要，但语言往往要
向文学摇尾乞怜。外语系是古典文学的主要卫士，并且极力维持他们对
这些著作的支配权。大学的惯例淹没了事物的本质。它发放许可证，禁
止无证狩猎。而且，由于这些惯例，教授们更注意听取彼此的意见而不
是局外人的意见，而局外人也更注意听取教授而不是其他人的意见，这
就像外行人在健康问题上更看重医生而不是平常人的意见一样。这很容
易让专家们自鸣得意（直至遭到外界突如其来的打击，譬如20世纪60年
代的学生运动）。研究希腊的教授忘记了或没有意识到，托马斯·阿奎
那并不懂得希腊文，但他是一个比他们任何人都更为出色的亚里士多德
阐释者，这不仅因为他天性聪颖，还因为他对待亚里士多德的态度更认
真。
语言和文学系的这种格局造成了另一些结构性困难。希腊的诗歌、
历史和哲学是否应当合为一体？或者，决定着实质内容之表述的希腊语
是不是一个次要的事实？是否有可能完全撇开与希腊的关联，把柏拉图
和法拉比或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并列？不管愿意与否，这些系都被迫采
用了历史前提。希腊哲学家只是希腊文化的一小部分，或者更有可能的
是，希腊文化或文明的整体就像一块精心编织的锦缎，它的主人是研究
希腊的学者，而不是希腊的哲学家或诗人。从一开始，在思想与历史的
关系这个问题尚未提出之前，这种安排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但采取的方
式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可能采取的方式截然相反。
最有意思的是，失意的哲学在这些学科中谦逊地坐在一边。它被政
治和思想上的民主废黜了，失去了统治的欲望或能力。它的遭遇明确地
反映出我们的全部问题。哲学曾经高傲地宣称，它是最美好的生活方
式，它敢于探索整体问题，寻求宇宙万物的第一因，它不仅把它的基本
原理运用于各个专业学科，而且建构和规范着它们。古典哲学著作是关
于行动中的哲学，而且确实做着上述事情。可是，它那些贫困的继承人
却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太狂妄自大了。真正的科学不需要哲学经
典，其他著作全是意识形态或神话。现在它们不过是些书架上的书而
已。民主取消了哲学的特权，而哲学也拿不定主意是就此隐退还是给人
打工。哲学就像建筑师，对整个建筑进行规划，木匠、瓦匠、管子工都
是它的下属，没有哲学的规划，他们的劳作毫无意义。哲学创建了大
学，但是它不能再这样做了。我们已经把它的遗产花光了。当人们含糊
其辞地谈论通才与专才的不同时，他们所说的通才肯定是指哲学家，因
为他是唯一包容或曾经包容一切专业的智者，他关注的主题对各个专业
都是必不可少的，是真实的主题——存在或善——而不仅是各专业关注
事物的集合。哲学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科学。它
在我们大学的处境与它在当今世界中的绝望处境有着某种联系，也与它
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的特殊历史有某种关系。就前一种情形而言，虽然
理性受到严重的威胁，但尼采和海德格尔是真正的哲学家，能够应付哲
学在当代的强大对手——自然科学和历史主义——的双重挑战。甚至在
今天的欧洲，仍在给孩子们教哲学，哲学就像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一样。
可是美国的中学生只知道“哲学”这个词，它似乎是一种并不比瑜伽更严
肃的生活选择。总之，在美国人人都有一套哲学。甚至在大学里哲学也
没有强大的地位，尽管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例外。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一种
能够满足我们的大众哲学，我们把它当作常识。托克维尔说，美国人虽
然没读过笛卡尔的书，但人人都是笛卡尔的信徒。除了实用主义以外，
我们在哲学上几乎完全是进口方。在这个国家，一个人不必读一行哲学
著作就能被视为有教养的人。哲学很容易被等同于夸夸其谈，比其他任
何人文学科都更容易被人这样看待。因此学哲学一向是一场苦战。然
而，那些真正想学的学生总会从它的宝库中发现一些令人振奋的东西。
但是哲学已经屈服了，而且很可能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它的科学成
分——逻辑学——隶属于科学，能够轻而易举地脱离哲学。这是一门很
严密的学问，由能干的专家从事，与那些永恒的哲学问题毫无干系。哲
学史，即已经消亡的哲学的藏身之处，对学生来说曾经一直是最有活力
的，今天却被人忽略了，而且学生们发现它在别的学科中有更好的待
遇。实证主义和普通语义分析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不过它们也处于没落
之中，而且显然没有任何东西来取代它们。但它们仅仅是某种方法，它
们让那些对人的问题感兴趣的学生厌烦。这些学派的教授根本不会、也
没有能力探讨任何重要问题，对学生来说，他们自身也不代表一种哲学
生活。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在一些地方站稳了脚跟，它们比实证主义或普
通语义分析更能吸引学生。天主教大学一直与中世纪哲学、从而也与亚
里士多德保持着某种接触。但是总的说来，哲学呈现出一片萧瑟的景
象。这就是以下现象的原因：在美国，很多有哲学天分的人先是被吸引
到新兴的社会科学，现在又转向文学和文学批判的某些分支。现在的状
况是，哲学不过是一个人文学科的研究课题，它内容空泛，也不想在大
学危机中发号施令。实际上，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哲学中更缺少令人
振奋的传统力量；而且你会发现，在重振通识教育的努力中，哲学教授
是所有人文学者中最不积极的。普通语义分析表现出某种谦逊——“我
们只想要帮你弄清楚你正在做的事情”；但也不乏沾沾自喜：“我们知道
整个传统错在哪里，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它了。”于是，传统从哲学的领
地里消失了。
本书第二部分列举的全部语言都是由哲学创造的，而且在欧洲，众
所周知它们就是由哲学创造的，所以它为走向哲学铺平了道路。在美
国，它的祖先却不为人知。我们没有经历过导致这些成果的思想历程，
就接受了这些成果。但是，对根源的无知和美国大学的哲学系对来源没
有要求——这实际上与普通民众对它们的无知毫无二致——意味着，我
们语言和生活中的哲学内容不会把我们引向哲学。这就是我们与欧洲大
陆的真正差别所在。在这里，哲学语言不过是晦涩的术语而已。
按写作语言进行文学分类有着十分明显的弊病，这在50年前导致了
把它们重新统一起来的聪明计划。于是设立了比较文学专业。但是，和
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此类事业一样，人们对这个新学科应该做些什么十
分迷惑，它往往导致一些凌驾于文学作品之上的比较体系，赞美创造者
的天才，而不是揭示这些著作的内在价值，摆脱武断的限制。现在，比
较文学大体上受到一批教授的操控，他们深受巴黎的海德格尔信徒的后
萨特主义一代的影响，尤其是德里达、福柯和罗兰·巴特的影响。这一
学派被称为“解构主义”，可以预料，它是以哲学的名义压抑理性、拒斥
真理的可能性的最新阶段。诠释者的创造性活动比文本更重要；没有文
本，只有解释。因此，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对那些原著所要告诉
我们的认识，转而变成了这些诠释者的主观性和创造性的自我，这个诠
释者说，不存在文本，也不存在文本所指涉的现实。对尼采的低俗解释
把我们从了解文本的客观必要性中解放出来，这些文本本来能让我们摆
脱日趋低下、狭隘的眼界。一切都倾向于弱化传统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这无异于消解传统。
这种时尚会消退的，它在巴黎已经消退了。但它诉诸我们最坏的本
能，展示我们易于受到的各种诱惑。它是对我在卷二讨论的“生活方
式”科学的文学补充。怪异的德国式哲学话语使我们迷醉，并取代了真
正严肃的事物。这不会是失魂落魄的人文学科探寻想象王国的最后一次
尝试，这个王国能使民众的民主品味得到满足。
结语
这就是巍峨的大学给刚进校门的学生投下的阴影。它充分反映着大
学关于人和人的教育的观点，它没有勾勒出一幅统一的画面。差异和冷
漠实在太严重了。因此很难想象，大学会有精力或能力形成或改革教书
育人的理想，重建通识教育。
然而，对这一幅场景的反思本身就是一种适宜的哲学活动。在显然
要求整体性的事业中，大学却明显地缺乏这种整体性，这难免会让它的
一些成员陷入困境。问题都已摆在那里。只要严肃地不断把它们表达出
来，人文学术就能存在下去，因为它的内容更多的不是答案，而是永恒
的对话。大学的理念至少还保存在那些困惑的教授中间，有助于引导在
我们门外徘徊的贫乏的年轻人。大学的实质犹在，消失的只是形式。人
们不能也不应期望全面的改革。希望在于余火没有彻底熄灭。
人们在阅读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会比其他任何时代更真
实、更充实，因为这时他们与本质的存在浑然一体，忘记了自己偶然的
生命。这种人性曾经存在，现在依然存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伸出
手指触摸到它，这个事实能让我们不堪忍受的不完美人性变得可以忍
受。具有客观之美的经典著作依然摆在那里，我们必须帮助保护和培育
从学生贫瘠的心田伸向它们的纤弱触须。时过境迁，人性依然，因为我
们仍然面对同样的问题，即使外表有所改变；我们仍然有着解决这些问
题的独特的人性需要，即使我们的意识和力量已经羸弱不堪。
一位认真的学生在读完柏拉图《会饮篇》后，陷入了深深的忧郁，
他说，难以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还会再现，那时人们友好和睦，富
有教养，生气勃勃，地位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关
于他们的渴望的意义的美妙故事。然而这种体验总是可以得到的。实际
上，这场有趣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并且
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够预见到，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
是他们并没有陷入文化绝望，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尽情享受
着自然，证明了人性中不受一时的环境摆布的最美好因素的生存能力。
我们觉得自己过分依赖于历史和文化。这个学生没有读过苏格拉底，但
他读了柏拉图讲述苏格拉底的书，这也许更好；他有头脑，朋友多，住
在一个十分幸福的国度，这里他们能够聚在一起随心所欲地交谈。那场
对话或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重现。他和他的朋友可以一起思考。需要一再反思才能知晓这种思考
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但它就在我们鼻子底
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贯穿全书，我不断提及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
二的关于教育的书，因为它确实为我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教
师所体验到的一切，我总是用它来指出我们不应当希冀什么，把它作为
谦和恭让的教诲。但是，它所包含的全部不可能之事就像一面筛子，过
滤出了最高贵、毫不虚幻的可能之事。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
中，人类真正的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
也就是说，是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
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
友那样。对善的共同关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分歧恰好证明，为
了理解善，他们相互需要。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
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
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人为了自我生存而形成的其他
各种关系，只是这种关系的不完美反映，它们的正当性只能来自于同这
种关系的终极关联。这便是那些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
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这是一种激进的教诲，但也许是适合我们这个激进时代的教诲，相
濡以沫的关系在这个时代变得很成问题，我们不了解任何别人。但这个
时代也不是全然不利于哲学。我们面临的问题如此严重，而且根源深
远，为了理解它们，我们比过去更需要哲学，假如我们还没有对它绝望
的话；它面临的挑战正是它繁荣发展的时机。我依然相信，根据正确的
认识，大学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存在共同体和友谊的地方。我们的思
想，我们的政治，与大学形成了难分难解的关系，大学很好地服务于我
们，人类事物是它们存在的目的。但是无论如何，即使大学值得我们付
出不懈的努力，也千万不应忘记苏格拉底不是教授；他是被人处死的；
对智慧的爱存活下来，其部分原因是他个人的楷模作用。这才是真正重
要的，为了知道如何捍卫大学，我们必须铭记这一点。
现在是世界史的美国时刻，我们会因为这个时刻而受到永恒的审
判。在政治上，我们的政体为自由在全世界的命运承担起了责任，同
样，哲学在世界上的命运也被交给了我们的大学，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
前所未有的。赋予我们的使命十分重大，未来将如何评判我们的劳作则
充满疑问。
译后记
2003年结束了在加拿大一年的进修访问后回国，一方面致力于有关
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想涉足翻译，不仅因为本人一直
对翻译情有独钟，还因为近年来学术翻译日渐受人重视，许多卓有建树
的学者皆译著与著述并举。这项工作不仅使你有机会深入理解国际知名
学者的著作，同时也可为学术推介尽绵薄之力。
机缘巧合，结识了山东大学的冯克利教授。他不仅在政治学研究方
面很有造诣，且在政治学学术翻译领域也颇有影响。他为本人推荐了本
书，作者的睿智与抱负，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邃，令人印象深刻，所
以本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在翻译过程中，冯克利先生给了本
人莫大的帮助，他不仅仅是译校，更是老师，对本人在翻译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给予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还要感谢我的母亲勇修娜女士，她已年逾七旬，还尽力帮我承
担家务，使我得以有更多的时间埋首于译事。
从2006年的初春到仲秋，历时八月有余，终于完成了这部译著。本
书作者曾说，“给予让人们高兴的礼物总是令人愉快的”。完成了这部高
品位的学术著作的翻译，把它奉献给读者，我很高兴，希望读者也有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