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的是他们从书本里看到的榜样，那丝毫也不亚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
到的榜样。书籍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受到全
社会的大力推崇。他们所谓的良好家庭的孩子，怀有从事严肃文学或哲
学职业的愿望是十分寻常的事，就像我们的孩子希望到娱乐圈或工商界
谋差事一样。欧洲青年早早地被灌输了这一切，当他们十八九岁时，这
已经成为他们精神修养的一部分，成为他们观察一切的窗口并会影响他
们以后的学习和经历。他们是为了获得专业教育而进入大学的。
相比之下，美国青年刚进入大学时就像个自然的野蛮人。他们几乎
从未听说过大西洋彼岸的年轻人平日谈论的那些作家，更谈不上这些人
会进入他们的头脑，与他们发生某种联系。“赫卡柏 [4] 与他何干？”他
们属于全世界，运用理性看待全人类共有的事物，解决生存问题，他们
总在无知和无意地践踏世界各民族的神坛，而这些民族相信自己是由特
殊的神祇和英雄，而不是普通的肉体构成的。这种美国式思想的愚钝，
会让人觉得可怕而野蛮，有碍于完整的人性，它没有感悟美的能力，全
然无法参与到人类文明不断进行的对话之中。
但是，在我看来，并且在许多更出色的观察者看来，这却是美国大
学生的大部分魅力之所在。他们刚有了成熟的迹象，天生的好奇心和对
求知的热爱好像就自然而然降临到了他们身上。没有传统的羁绊或鼓
励，没有社会的奖赏和惩罚，没有势利或排他，一些美国人发现，他们
对意味深长的觉醒有着无限的渴望，他们的灵魂中有着他们尚未意识到
的、渴望得到充实的空间。我教过的欧洲学生对卢梭和康德总是了如指
掌，但这些作家是在孩提时代就被反复灌输给他们的，在战后的新世界
里这成了老俗套，就像短裤一样是限制儿童的手段，而不再是灵感的源
泉。于是，这些学生开始吸收新的、试验性的东西。可是对于美国人来
说，这些大作家的著作却能够成为一片艳阳高照的高地，他们从那儿可
以发现外部世界，发现我在这本书中所祈求的真正解放。对美国大学生
来说，这些老货色也很新鲜，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一切重要
的古老见解都是历久弥新的。对于表现为特定文化发展之一部分的哲学
和艺术成就，美国人也许永远缺乏同它们的根深蒂固的直接联系，然而
他们对这些著作的接触，却显示出一种自由的选择，一种与时间、地
点、地位或财富无关，参与最高尚事物的人类潜能。如果天下一家的情
感是处在人心的最低层次，而高层次的修养需要无法沟通的特殊“文
化”，那么这种对人类状况的解释就太可悲了。美国人的气质为一种乐
观信念提供了证据：两种普遍性，即灵与肉的普遍性，是可能存在的，
臻于完美之境并非全靠运气。美国青年，更确切地说，有些美国青年，
为传统的生生不息带来了希望，因为他们并不把传统视为传统。
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的几年，我开始给这个国家的优秀大学生
授课，他们为我提供了特别辉煌的迷人前景。我在1965年写道：
这一代大学生是独特的，其人生观与他们的老师截然不同。我
指的是在较好的大学和学院就读的好学生，通识教育主要针对他
们，他们是某种以最好的材料作为先决条件的训练的对象。这些年
轻人从未经体验过他们的父辈在大萧条期间经历过的那种纯粹生计
上的焦虑。他们在舒适的环境中长大，并且预期这种舒适会有增无
减。因此，他们大体上对这种舒适满不在乎，他们并不为获得这种
生活而骄傲，不想让自己为此而陷入琐屑的、有时必然是扭曲的忧
虑之中。而且，他们并不特别在乎这种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们更愿
意为伟大的理想放弃它；实际上他们渴望这样做，以期证明他们并
不依附于它，随时等待着更崇高的精神召唤。简言之，这些学生是
民主版的贵族。过去20年持续不断的经济繁荣给了他们自信，使他
们认为谋生不成问题。所以，他们准备从事任何职业或冒险，只要
能够赋予它严肃认真的表象。传统、家庭和经济责任的束缚是微弱
的。而且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开放大度的性格。他们往往会成为优
秀的学生，对自己所学到一切万分感谢。看看这个特殊的群体，十
有八九会让人觉得，国家的道德和精神状况的进步大有希望。
当时有一种精神渴望，一种使大学像被电击过一样兴奋的强烈的灵
魂紧张。苏联在航天事业上打败了我们，举国为之震撼，一时之间，均
等教育受到了抵制。人们似乎无暇顾及那些废话。生存本身取决于为优
秀人才提供更好的教育。外在的必要性给悠然自得的教育界注入了本应
一直就有的紧迫感。转瞬之间就冒出来了资金和各种标准。目标是造就
科技人才，以便把我们从苏联的控制中拯救出来。中学把精力全放在了
讲授数学物理上，这些学科的成绩优异的学生荣誉加身，前途无
量。“学术能力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了权威标准，增强智
力成了全民娱乐。对久不使用、松松垮垮的肌肉加强锻炼是有益健康
的，全国都在训练和激发头脑。当时的学生更优秀，学习动机也更强。
那时，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现象。例如，美国学生第一次开始
真正学习各种外语，还有迹象表明他们对另一些事物也有了初步的向
往。科学被吹得天花乱坠。真正的科学职业属于凤毛麟角，在中学里它
是以技术的、平凡的方式传授的。学生表面上学的是要求他们学会的东
西，但远大前程并不能完全抵消学习的枯燥。新的智力活动和对成就的
渴望尚未完全找准目标。我观察到，许多优秀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很脆
弱。现代自然科学的重大理论难题——科学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是好的
——在发挥着它的实际效果，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很容易浮出水面。于
是，虽然政府官员只关心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开始从中
获益（因为大学不可避免地会说它们也很重要）。不多的人文学习就很
容易吸引许多有天赋的学生离开自然科学。他们感到有人对他们隐瞒了
另一些选择。既然这是个自由的国度，当他们进了大学，发现除了科学
还有别的学科，他们就会改变兴趣。这是个紧张的时刻，充满渴望，但
缺乏清晰可见的目标。
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时相信，需要一种通识教育，以便为这些学生
提供检验其生活、考察其潜能的手段。而这是大学不具备和不愿意提供
的东西。学生漫无目的和难以驾驭的精力最后找到了一个政治出口。20
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大学向他们做出了除教育之外的种种让步，但姑
息政策失败了，培养优秀生的整个实验很快就被冲刷得无影无踪。形形
色色的解放运动耗尽了神奇的精力和紧张，学生们的心灵疲惫不堪，他
们能够计算，却不能得出有激情的见识。
也许是我完全搞错了，在我看来，20世纪60年代初的建树，只是对
依然残存的禁忌的最后一击，对知识的表面渴望，其实不过是现代各种
最强烈的渴望——渴望克服必然、紧张和冲突，渴望灵魂摆脱永恒的痛
苦得到休息——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依然认为，确实有很多真正的精神
渴望，它们最终流于松懈，只是因为我们浪费了机会。
但是，当那些文化食客，无论职业的还是业余的，开始享用精神上
的饕餮盛宴时，继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那一代之后的大学生促使
我想知道，我的信念——对古代的伟大经典的信念——是否正确。这种
信念就是：自然本性是教育中唯一重要的事情，人的求知欲是恒久不变
的，真正需要的是适当的养分，而教育不过就是把美味佳肴摆上桌子。
现在我明白了，再好的自然本性也要与风俗习惯相契合，正如建立政治
秩序——即保证人性健全的条件——需要人类的技艺一样。在最坏的情
况下，我担心人的精神散漫或心中沸腾的热血会被蒸发掉。尼采认为这
种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构成了他全部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人类的精神
之弦日益松弛，而且有着再也绷不紧的危险。他相信，精神的活力源自
文化，文化的衰落不仅意味着文化中人的衰落，而且意味着人本身的衰
落。这就是他要毅然面对的危机：人作为人、作为崇高生物的存在，取
决于他，取决于像他一样的众人——他就是这样想的。也许他并不正
确，但他的立场看上去总是强有力的。无论如何，美国人通常给人造成
的天生粗俗的印象是骗人的，它只是相对于欧洲人给人的印象而言。今
天，择优录取的学生的知识是如此贫乏，与传统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断
裂，在求知上如此无精打采，这使他们的前辈看上去成了文化奇才。文
化土壤愈加贫瘠，我很怀疑它现在能否维持更高级人才的成长。
对比一下法国的教育吧，虽然它已大为衰落。不妨稍微夸张一点儿
说，有两位作家塑造并约束着有教养的法国人的头脑。每个法国人生来
或至少早年就已成为笛卡尔派或帕斯卡派。（与此相似，也可以说莎士
比亚是英国人的教育者，歌德是德国人的教育者，但丁和马基雅维利是
意大利人的教育者。）笛卡尔和帕斯卡是民族作家，他们告诉法兰西人
民有哪些选择，为人生永恒的问题提供独特而强大的观点，他们负责编
织灵魂。上次去法国时，我听到一个侍从管自己的同事叫“笛卡尔派”。
这并不是装腔作势；他只是指出了此人属于哪种类型。与其说法国人从
这些思想源泉获得了什么原则；不如说它们塑造了一种心态。笛卡尔和
帕斯卡代表着理性与神启、科学与敬神之间的选择，这是其他事物也遵
循的选择。法国人在思考自我，思考自己的问题时，这两种总体性的观
点几乎总有一个呈现在他们心中。任何综合都无法把这种根本对立——
不容任何偏差的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对立——统一起来，它为我们在谈论
法国人的明晰和激情时认识到的二元论提供了动力。没有哪个国家像法
国那样，在世俗和宗教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不可调和的争辩，双方在
这个国家找不到共同的基础，住在这同一片国土上的公民对人生的意义
有十分不同的体会。莎士比亚为英国人充当了这两极之间的调解人，但
没有人能为法国人做到这一点，尽管卢梭这位瑞士人曾做过崇高的努
力。三百年来，启蒙精神和天主教思想在法国一直各守门户。笛卡尔和
帕斯卡为法国人解释了西方人的共同信仰——基督教，同时使他们形成
了对另一个更遥远的灵感源泉——希腊——的尊重。这两位作家之后，
一代又一代人相继以这两人之间的紧张为起点，提出和变化着他们的主
题，这种根本性的精神体验一方面反复再现于伏尔泰、孟德斯鸠、贡斯
当、巴尔扎克和左拉身上，另一方面也反复再现于马勒布朗士、夏多布
里昂、迈斯特、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和塞利纳身上，这些人彼此了解，
不断与自己的对手展开对话或论战。
所以，托克维尔这个地道的法国人才说，美国人没读过笛卡尔，可
他们的思想方法是笛卡尔式的；而且他怀疑美国人能否理解帕斯卡或造
就这样一个人物。在他看来，美国不是一个手不释卷的民族。法国人是
由文学传统造就的情感动物，美国人则是讲究理性原则的人。不错，这
些原则先是由作家阐述，但正如康德在谈到自己的道德哲学时所说，它
所表达的是每一个受到良好培育的孩子都知道的事情。相互承认权利不
需要多少训练，更不需要哲学以及民族性格所有差异的概括。实际上，
美国人被告知，只要他们承认同样的权利适用于所有其他人，只要他们
愿意支持和捍卫给这种体制提供保障的政府，他们就能成为自己想做或
恰好做到的人。有朝一日成为美国人是可能的，这不是在轻看成为美国
人的意义。古老的箴言说，城邦就像一个从故土中生长出的有机整体，
它与公民的关系就像树与树叶的关系，自然激情与自然理性的结合否定
了这一古老箴言。然而，成为一个法国人是不可能的，至少直到昨天还
不可能，因为法国人自打出生之日起，就是历史回声的一种复杂的和声
或不和谐音。法国人一向学得很好的法语，不是为传递信息、交流人们
的共同需要而存在，而是同历史意识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法兰西的
国民性是通过参与这种语言以及它的文学所发挥的全部影响而得到确立
的。不知何故，有关权利的法律争论并没有触及使用这种语言所带来的
特权。在美国，原则上没有真正的外来户，而在法国，处于传统边缘的
人，譬如说犹太人，虽是公民，却一直在苦苦思索自己的归属。在法
国，犹太人与地道的法国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文学主题。对这
个问题的回答没有普遍性，并且发展出了一系列有趣的人类类型。与此
相反，在美国，犹太人是和其他人一样的美国人；如果他受到孤立或差
别对待，无保留的愤怒就是适当的回应。
美国缺少与笛卡尔、帕斯卡旗鼓相当的人，或在相应的方面与蒙
田、拉伯雷、拉辛、孟德斯鸠和卢梭相当的人，这不是素质问题，而是
是否存在这样一些作家，他们是建设我们的精神大厦时必不可少的，人
们为了配得上教养二字，必须阅读这些作家的著作，甚至要同他们一起
生活，他们是我们民族生活的解释者，甚至是它的缔造者。人们可以想
出一些应当读、也时常有人读的美国作家和作品；但是就作为读者的美
国人而言，全世界是他们的书架；他们不像其他国家的民众那样，有着
一种必须熟知本国作家著作的深切感受。瓦格纳的《艺术著作全集》试
图提供一种完全德国化的艺术形式，它为德国人所有，为德国人而作，
出自德国人之手，是集体意识的表达，这种现象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思
议的。法国人对法国以外的事物了解之少，感觉之差，也令人吃惊。但
对美国人来说，荷马、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属于每一个人，
或是属于“文明”。从长远来看也许确实如此。但这不是希腊人、罗马
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德国人或犹太人的看法，他们拥有属于他们自
己的书，它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表达他们的本能。美国人信奉一视同
仁。有经商才能的莫迪默·阿德勒看准了这一点，用《西方文化巨著丛
书》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他甚至不在乎他所采用的译本如何，更不用
说学习外语了。老欧洲的多数作家对于不使用他们语言的人能够理解自
己感到绝望。海德格尔不顾一切地努力保持和振兴这种观点，认为“语
言是存在的寓所”，那种认为翻译是可能的观点简直浅薄至极。
然而，我早先对美国人质朴的体验使我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能
够从零开始，未开垦的自然是丰饶的。可是我没有充分关注那些学生们
实际上与之朝夕相处的东西，即一经传播就能帮助他们成长起飞的教
育。多数学生可以说都了解《圣经》，那是旧传统无所不包的源泉。在
美国，它没有受到伟大的民族诠释者的过滤，而是以早期新教的形式直
接被人们所接受，人人都是自己的诠释者。于是《圣经》成了一面镜
子，反映着美国人对所有民族文化一视同仁的固有态度。多数学生也共
享着非常统一而明确的政治传统，它拥有一部尽人皆知、也许还为多数
人所信奉的著作，这就是《独立宣言》。
与当代很多聪明的看法相反，美国是拥有最长的、未曾中断的政治
传统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这个传统一清二楚，用既简单又理性的语
言表述，凡是正常人马上就能理解，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美国讲述
着这样一个故事：自由平等在连续不断、不可抗拒地取得进展。自美国
的第一批定居者和政治建国开始，我们对自由平等是正义的本质这一点
就毫无异议，没有哪个严肃或重要的人物置身于这个共识之外。如果你
不信民主，那你肯定被视为怪人或小丑（可以分别以亨利·亚当斯和门
肯作为代表）。重大的政治争论都是围绕自由平等的含义而不是两者是
否具有正义性进行。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一种寓意一清二楚的文化或传
统——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甚至英国肯定不存在这种东西。在这些地
方，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既为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说话，也拥护民主；
既为国教辩护，也为宽容呐喊；既主张爱国精神高于自由，也认为特权
优先于权利平等。属于这些民族的一分子，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情感，一
种切身的归属感，类似于对父母的眷恋，但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国民性
依然难以言喻。人人都能说清楚什么是美国的国民性。而且这种国民性
造就了一大批英雄人物——富兰克林、华盛顿、汉密尔顿、杰斐逊、林
肯等等，他们都为平等事业做出了贡献。我们的想象力没有转向某个圣
女贞德、路易十四或拿破仑，用他们来平衡我们的革命人物。我们的英
雄和《独立宣言》的语言促成了国民对宪法的敬畏，这也是一种独特的
现象。这一切都是自我意识的材料，为单调的生活注入了优越的道德含
义，并提供了可供研究的素材。
但是，过去五十年来，建国遗产的统一性、宏伟壮丽的形象以及与
之相伴的民间传说，却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使它们逐渐从日常生活和
教科书中消失了。人们开始把这一切看成华盛顿和樱桃树之类的故事
——不是那种可以严肃地教育孩子的事迹。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有影响
的东西，最终总会传播到中小学。《独立宣言》的主导思想开始被理解
为18世纪的神话或意识形态。卡尔·贝克尔的《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
研究》（1922年）一书中的历史主义，既对自然权利学说的真实性提出
质疑，又乐观地允诺它会提供一种替代品。同样，杜威的实用主义——
既是科学方法，也是民主方法，它主张不受限制尤其是不受自然限制的
个人发展。它认为过去极不完美，我们的历史可有可无，或是阻碍着对
我们的现状进行理性的分析。然后是查尔斯·比尔德的马克思主义揭
露，试图证明在开国元勋身上不存在公共精神，只有对财产的私人关
切，结果削弱了我们对美国原则的真实性和优越性以及对我们的英雄的
信心（见《宪法的经济解释》，1913年）。接下来是南方的史学家和作
家，他们认为北方抱有卑劣的动机（借用了欧洲人对商业和技术的批
判），并且把南方的生活方式理想化，借此报复反奴隶制联盟的胜利。
最后，民权运动的激进派莫名其妙地跟南方人一唱一和，成功地使人们
普遍相信，美国的创建过程、美国的原则是种族主义的。他们所推动的
这种不良意识，腰斩了通俗文化中讴歌民族历史——当然是西方式的
——的连续性。
因此，开放性赶跑了本土的神明，只留下这个嚅嗫无语、失去意义
的国度。民族的意义或事业可以为人们深入思考政治制度和治国才能提
供基础，但这方面直接的感性经验并不存在。现在进入大学的学生对我
们的政治遗产一无所知，而且冷嘲热讽，既不能受到它的启迪，也不能
对它进行严肃的批判。
从基础学习中消失不见的另一个要素是宗教。世人崇尚圣物之风
——这是最新的时尚——愈演愈烈，真正的宗教和《圣经》知识却消失
殆尽了。众神从来没有在我们的政治生活或校园中高视阔步。我儿时在
小学里喃喃背诵的《主祷文》对我们的影响，远少于我们也曾背诵过的
《忠诚誓言》。家庭——和相关的教堂——才是宗教的栖身之地。宗教
节日、共同的语言和多数家庭都拥有的教义参考书，构成了家庭的重要
部分，赋予家庭以实质性的内容。摩西和《摩西十诫》，耶稣及其有关
博爱的布道，都是激发想象力的存在。孩子们的脑海里回响着《圣经》
中的《诗篇》和《福音书》的段落。去教堂或礼拜堂，饭前祈祷，是一
种跟德育不可分的生活方式，德育被视为这个民主国家的家庭的特殊责
任。实际上，道德教诲就是宗教教诲。不存在抽象的教条。人们应当做
的事情，自己有世人的支持和不服从就会受罚的意识，都在《圣经》故
事中有形象生动的说明。受《圣经》熏陶的人享有迷人的内心生活，失
去这种生活，首先不能归咎于学校或政治生活，而要归咎于家庭，它享
有一切隐私权，却无法维护自身的内容。家庭的精神状态之沉闷简直令
人无法相信，它色调单一，与穿行于其间的人毫无关系，就像游牧部落
仅为生存而经常光顾的草原一样。人类世世代代编织起来的精致文明已
经散架了，孩子得到了抚养，却未受到教育。
我这里谈到的不是那些破碎的不幸家庭——这是美国生活中十分刺
眼的一部分；而是那些夫妻恩爱，关心孩子，经常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
东西无私奉献给孩子的相对幸福的家庭。但是，在认识世界的方式、行
为楷模或同他人交往的深刻意识方面，他们却没有东西可以教给孩子。
家庭需要天性与习性、人性与神性的极其精妙的结合，才能维持和发挥
其职能。它的基础仅仅是肉体的繁衍，但它的目的却是塑造文明的人。
在传授语言和万物名称的过程中，家庭传播着有关事物整体秩序的解
释。家庭以书本为精神食粮，家庭这个微型政体要相信书本里的话，它
告诉他们对错和善恶，并解释为何如此。家庭需要某种有关天堂和人类
生活方式的权威和智慧。为了抵制眼前的庸俗和邪恶，父母必须掌握过
去发生过什么和应该如何的相关知识。现在常有人说家庭需要礼数，如
今这类活动已经很少了。如果说家庭的礼数能够表达和传播道德律令的
奇迹，而且只有它能够传播道德律令，而道德律令又使它在这个人性化
的、甚至过于人性化的世界中起着特别有益的作用，那么家庭就必须是
一个神圣的联合体，它相信自己传授的东西是恒久不变的。假如像现在
这样，这种信仰消失了，那么家庭充其量是一种短暂的相聚。大家一起
用餐，一起游戏，一起旅行，但并不一起思考。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没有
精神生活，更不用说充满生机乐趣的精神生活了。看看教育电视节目就
成了家庭精神生活的高潮。
家庭作为传统的传播者这一传统角色的衰落，与人文学科衰落的原
因是一样的：没有人相信典籍中包含或曾经包含着真理。于是，说得好
听一点儿，典籍成了“文化”，即讨人嫌的东西。托克维尔说，在民主国
家传统不过是跟信息一样的东西。随着“信息爆炸”，传统也成了多余之
物。传统一旦被视为传统，它就死了，成了一堆空话，想用它来教育小
孩子纯属枉然。在美国，《圣经》实际上是唯一的共同文化，可以把憨
厚的和精明的、穷人和富人、年轻人和老人联合在一起，而且，作为观
察事物整体秩序的范本，以及作为了解另一些西方艺术以这种或那种方
式对其做出回应的伟大作品的钥匙，它也提供了一条理解这些著作的严
肃性的途径。随着《圣经》不可避免的逐渐消失，这部集大成之作的思
想以及解释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正在消失。父母丧失了这样的想
法：他们对孩子可能抱有的最大期望就是他们成为有智慧的人——像牧
师、先知或哲学家那样有智慧。专业技能和成功成了他们所能想象的一
切。与普遍的想法相反，没有典籍，甚至整体秩序的观念也会丧失。
父母不再具有他们在欧洲曾经享有的法律或道德权威。作为孩子的
教育者，他们缺乏自信，他们宽怀大度地认为，孩子不但会比父母过得
好，而且在德智体方面也会比父母更优秀。对进步一直存在着一种多少
具有开放性的信念，这意味着往昔看上去可怜而可卑。尚无定论的未来
不能由父母规定，它使父母所了解的过去黯然失色。
随着新鲜玩意儿层出不穷，一切也都在不停地移动，先是收音机，
然后是电视机，威胁和破坏着家庭的隐私、真正的美国人的隐私——它
使在民主社会中培育更高级更独立的生活成为可能。父母不再能够支配
家庭的氛围，甚至连这样做的愿望也没有了。电视体察入微，力道十
足，不但登堂入室，而且摸透了老老少少的口味，投其一时所好，颠覆
了一切与之不相符的东西。尼采说过，报纸取代了现代资产阶级生活中
的祷告，这意味着忙乱、廉价和短暂之物替代了他的日常生活中沉积下
来的永恒之物。如今电视又取代了报纸。麻烦尚不在于它提供的那些品
质低劣的节目，而在于它造成了更大的困难，使人无法设想品味是分层
次的，并且存在适宜于家庭成员娱乐和学习的生活方式，它能使家庭跟
通俗文化保持距离，抵制那些关于什么值得尊重、什么有趣的各种观点
——他们在家里遭受着这些观点的攻击。
过去50年来人数大增的中产阶级所受教育的改善，也削弱了家庭的
权威。在中产阶级中间，几乎人人都有大学学位，大多数人有某种高级
学位。我们若是回头看看父母或祖父母们微贱的地位，他们从未见过高
等学府是什么模样，我们有理由怡然自得。可是——我不得不说“可
是”——这种普通民众受到良好教育的印象是由“教育”一词的含义不明
或混淆通识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差别造成的。受过高等训练的计算机专
家，在道德、政治或宗教方面的学识未必比最愚昧无知的人强多少。恰
恰相反，他受过的狭隘教育伴随着偏见与傲慢，还有那些今天看明天
扔、不加批判地接受眼前小聪明的文献，切断了他与人文学识的联系，
而那是普通民众通常从各种传统渠道就能学到的。在我看来，一个经常
阅读《时代周刊》、《花花公子》和《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人，显然不
比昔日读麦加菲编的课本的乡村学童拥有更深刻的关于世界的智慧。当
一个像林肯那样的后生打算自学时，唾手可得的东西显然是《圣经》、
莎士比亚和欧几里德。现在的教学体制除了受市场需求的左右之外，全
然不能分辨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这么说来，那个自学的后生果真就比
那些试图通过技术课程大杂烩寻找自己道路的人更差劲吗？
按照我们的标准，我的祖父母就是愚昧无知之人，我的祖父只干过
粗活。但他们的家庭在精神上是富足的，因为家中所做的一切——不只
是特定的仪式——都能在《圣经》的训诫中找到源头，在《圣经》故事
及其相关评论中找到解释，而且在垂范后人的无数英雄的行为中都有想
象中的一一对应的表现。我的祖父母从这些严肃的作品中寻找他们家庭
的存在和履行自己责任的理由，他们根据伟大的和高贵的过去，解释自
己经受的具体苦难。他们朴素的信仰和举止把他们同伟大的学者和思想
家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在处理同样的材料时，不是从外部或异域的观点
出发，而是一如既往地深信不疑，同时深入领会以提供指导。人们对真
正的学问是心存敬意的，因为它与他们的生活有着可以感受得到的联
系。这就是共同体和历史的意义所在：共同的经验使人们加入到唯一的
信仰体系之中，无论尊卑贵贱。
我这一代人，我那些堂兄弟表姊妹们，都接受过美国式教育，拥有
硕士或博士头衔，但我不认为他们拥有可与祖父母媲美的学识。他们在
谈论天堂和人间、男女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的处境
时，我听到的不过是些陈词滥调、浅薄的废话和讽刺挖苦。我不想说俗
套话，譬如人只有依靠神话才能活得充实等等。我只想说，以《圣经》
为基础的生活更接近于真理，它为更深入的探索和接近事物的真正本质
提供了材料。如果没有那些伟大的启示、史诗和哲理构成我们自然观的
一部分，我们从外部世界就看不到任何东西，最终内心也会空空如也。
《圣经》不是充实头脑的唯一手段，但是如若没有这类严肃的著作供潜
在的信仰者以同样严肃的态度去阅读，头脑就依然是不充实的。
现如今，人们认为道德教育是家庭的重要责任。但是，假如它不能
为年轻人的想象力提供一种道德秩序的观点，一种惩恶扬善的看法，不
能提供与各种事迹相伴随并为其提供解释的高尚言词，不能分清道德抉
择剧中的正反派人物，不能揭示人们在这种选择中如临深渊的感觉，以
及世界遭到“除魅”给人带来的绝望，那么道德教育是不能存在的，再不
然就是变成向儿童提供“价值”的徒劳尝试。事实上父母也不知道自己信
什么，所以他们缺少自信，除了希望自己的孩子更幸福，能够发挥他们
的潜力之外，不知道能否教给他们更多的东西。撇开这个事实不谈，价
值是十分苍白的东西。它们是什么？如何进行交流？学校里突然冒出来
的“澄清价值观”的课程，是为了给父母提供一个样板，它让孩子们谈论
堕胎、性别歧视或军备竞赛这样一些他们不可能理解的重大问题。这样
的教育无异于宣传，而且是毫无用处的宣传，因为塞给孩子的各种意见
或价值是飘忽不定、不着边际的，缺少作为道德推理依据的经验或情感
基础。舆论一变，这种“价值”也难免随之而变。这种新的道德教育完全
不具备塑造道德本能或曰第二天性——它不但是性格也是思想的先决条
件——的资格。实际上，现在的家庭道德培训已经沦落为只会反复灌输
社会行为的最低标准：不撒谎、不偷窃。这样生产出来的大学生，在谈
到自己的道德行为的基础时，只会说“如果我那样对他，他也会那样对
我”——这种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满意的说辞。
古老的政治和宗教回声在年轻人的心灵中日趋沉寂，这解释了我执
教之初认识的学生与我现在面对的学生之间的差异。失去典籍，使这些
人变得更加狭隘和平庸。说他们狭隘，是因为他们缺乏生活中最必要的
东西，即不满于现状、意识到还有其他选择的真正依据。他们得过且
过，对逃离这种境况感到绝望。超越的渴望日益淡化，崇敬的榜样和轻
蔑的对象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说他们平庸，是因为缺少对事物的解
释，缺少诗意或活跃的想象力，他们的心灵就像镜子，反映的不是本
质，而是周围的影像。经过陶冶的心灵能洞察人与人之间、人的行为与
动机之间的细微差异，形成真正的品味，而缺了伟大典籍之助益，心灵
的陶冶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学教育赖以生根的土壤更加贫瘠了，柏拉图《理想国》中
的年轻人克拉根那种热情和好奇心更加稀少了，他的旺盛精力使他想象
有一座宝库能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在这件事上他不想受人愚弄，为了
认识这座宝库，他要拜师学艺。而今，把经典著作和学生们的感受或切
身需要联系起来，已经变得难上加难。
典籍
我早就开始思忖，人在童年的早期从最伟大的典籍中获得的体验，
是不是一个能使人对这些文本以及数量不多但十分重要的文献产生毕生
关切的前提。心灵的渴求，因条件的约束和限制而产生的难以遏止的怒
气，也许从一开始就十分需要给予鼓励。毕竟，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
我们的大学生已经丧失了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他们没有学会如何阅读，
也不想从阅读中得到乐趣或提高。与前几代大学生相比，他们既没有多
少文化上的自负，也拒绝对高雅文化表现出礼节性的虚伪恭敬，就此而
言，他们活得“很真实”。
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次注意到阅读兴趣的下降，于是我开始向
选修我的入门课程以及来听我课的所有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有哪些书对
他们确实重要。多数人哑口无言，被这个问题搞得迷惑不解。他们对书
籍是伴侣的概念很陌生。把自己一本翻烂了的《宪法》随时揣在口袋里
的大法官布莱克，对他们来说不是个意味深长的榜样。他们不从印刷字
符中寻找忠告、灵感或愉悦，不时会有学生提到《圣经》。（他是在家
里学习《圣经》；他的《圣经》学习在大学通常是继续不下去的。）总
会有某个女孩提到安·兰德的《源泉》，这本书几乎算不上文学，但它
有些不伦不类的尼采式主张，刺激着一些偏激青年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少数大学生提到一些能打动他们并支持他们的自我解释的新书，例如
《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通常是一种极其真诚的反应，也表明他们在
自我解释时有着获得帮助的切实需要。然而这是一种无教养者的反应。
教师应当利用这种表达出来的需要，向这些学生说明好作家能给他们更
多的帮助。）这样的讨论过后，会有一两个学生缠着我，他们要表明自
己确实受到过书本的影响，而且不只一两本，而是很多。然后一个学生
就会背出他上中学时浏览过的一串经典著作的书名。
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年轻人漫步走过巴黎卢浮宫或佛罗伦萨的乌菲
齐美术馆，你立即就能把握他的灵魂状态。他对《圣经》故事和希腊罗
马的古迹一无所知，所以对他来说，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伦
勃朗和所有其他画家是在对牛弹琴。他能看到的只有色彩和形状——现
代美术。简言之，就像他的精神生活中几乎所有其他东西一样，这些绘
画和雕塑是抽象的。无论许多现代智慧如何宣称，这些艺术家期待观众
能立刻看出他们作品的主题，希望他们的作品对观众有强烈的意义。作
品赋予这种意义以感官上的实在性，从而完成了这种意义，使其得到实
现。如果没有这种意义，没有它们作为道德、政治和宗教作品对观众的
某种必不可少的含义，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本质。如果历经数千年积累
而成的文明的声音以这种方式戛然而止，这时失去的不光是传统，存在
本身也会消失在远去的地平线之外。作为教师，最令我得意的事情之一
是，我收到过一位极出色的学生在初访意大利时寄来的明信片，他写
道：“你不是一名政治哲学教授，而是一个旅游代理人。”这话再好不过
地表达了我教书育人的意图。他认为我使他做好了观察的准备，所以他
能对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亲自进行思考。佛罗伦萨真正令人激动的东
西，其价值十倍于全部的思辨哲学公式，关于这一点马基雅维利是可信
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一定要努力从学生身上发现那些渴望完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