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素，并重构那些能使他们自愿寻求完美的学问。
如今的大学生不再有那么铺张浮夸的习性了，但也没有狄更斯的魅
力了，他给我们留下了众多令人难忘的形象，像佩克斯列夫、米考伯和
培珀等等，他们能使我们的眼光更锐利，使我们感受到各色人等的微妙
差别。只有具备一套复杂的体验，才能使人简单地说出“他是个斯克罗
奇 [5] ”。脱离了文学是说不出这种话来的，比较的精巧技艺也就丧失
了。我们的大学生心理迟钝得令人吃惊，因为只有大众心理学在告诉他
们人是什么样子和人的各种动机。我们几乎只受文学天才影响的意识动
摇了，人们也变得更加相像，因为他们对于自己可以不一样认识不足。
取代真正多样性的拙劣替代品，例如染头发和另一些外表的差别，虽然
五彩缤纷，却无法向观察者表明里边藏着些什么货色。
缺乏教育的直接后果是，大学生一见到启蒙思想就要追求，却分不
清精华与糟粕，见识与宣传。他们绝大部分人转向电影，轻易就被那些
有意思的道德说教所俘获，例如描写圣雄甘地和托马斯·摩尔的电影，
虚构出这些形象多半是为了推动一时的政治运动和唤起对崇高的简单化
需要；或是为了迎合他们见不得人的愿望和邪念，让他们生出悠悠然的
感觉。《克莱默夫妇》在离婚和性别角色问题上也许很时尚，但是如果
没有把《安娜·卡列尼娜》和《红与黑》作为自己观察世界的手段，一
个人就不会感到生活中还缺些什么，不会感受到真实的呈现与拔高意识
的表演、无聊的伤感与高尚情操之间的区别。随着电影把自身从让它饱
受折磨、自惭形秽的文学暴政下解放出来，一些严重虚假的电影也变得
令人不堪忍受地无知和造作。大学生要想使自己不至沉溺于卑微不足道
的欲望，并发现最严肃的东西，他需要使当代生活同高度的严肃性保持
距离，从只知道眼前生活的电影中是找不到这种距离的。因此，不读好
书，既削弱了洞察力，也助长了我们最致命的倾向——以为此时此地就
是一切。
抵制这种倾向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力介入一部分人的教育，他们怀
着探索“我所不知道的事情”的强烈愿望来到大学，他们害怕不能发现这
样的事物，担心得不到自己探索成功所需要的思想修养。我们已经远离
往昔的时代了，那时可以把整个传统灌输给所有的学生，某些学生以后
会卓有成效地加以运用。如今，只有甘愿冒险，准备相信难以置信的东
西的人，才适合在书本的世界中探险。这种欲望必须发自内心。人们要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现在最需要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却好像是难以置信
的，所以，尝试进行全面的改革毫无希望。在州立大学讲授写作课的老
师，属于学术界最高贵又最让人瞧不起的劳动者，他们对我说，对于不
看书的学生，他们无法教给他如何写作，让他们看书在实践上又做不
到，更不用说让他们喜欢看书了。这正是中学的最大失败，那里到处都
是20世纪60年代培养出来的教师，反映着大学人文学科的苍白。上了年
纪的教师喜欢莎士比亚、奥斯汀或多恩，他们教学的唯一回报就是他们
的品味能够生生不息。这样的老教师现在几乎绝迹了。
强化经典课程的最新敌人是女权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
对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对大学生与典籍的关系几乎没有产生直接
影响。大学的民主化帮助摧毁了大学的教育结构，使其失去了重心。但
是那些活跃分子并没有跟经典课程特别过不去，他们甚至有点儿受他们
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们的影响，这些人有着标榜自己跟高雅文化的密切
关系的习惯。在平等主义运动的早期，激进派对多数文学经典作品中明
显的政治内容不屑一顾，他们由此也就对付了其中的君主、贵族和反民
主的特征。文学批评专注于个人的隐私、内心、情感、思想和关系，同
时把过去文学传统的地位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许多经典作品的主人公
都是进行统治和处理政治问题的军人和政治家。在本世纪的绝大部分时
间，人们都在读莎士比亚，他对平等主义的权利思想不构成威胁。至于
种族主义，它恰好没有在经典文学中扮演什么角色，至少没有以我们今
天所关心的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而言，没有一部文学巨著被认为是种族
主义的。
但是，迄今为止，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歧视女性的。缪斯从不向诗
人吟诵妇女解放之歌。从《圣经》、荷马到乔伊斯、普鲁斯特，老调子
从未改变。而且这一点在文学中尤其重要，因为自从政治因素在学术界
被肃清之后，爱情主题便成了保留在经典作品中最多的因素，这也是吸
引大学生阅读它们的原因。这些书教授情欲的同时，也在唤起情欲。于
是女权运动的矛头便直指这些书的内容。由全国基督教会协会主持的
《圣经》最新译本隐去了暗示上帝性别的字句，这样未来的一代又一代
人就不必为上帝曾是个性别歧视分子的事实而伤脑筋了。但这种伎俩的
适用面有限。另一种手法是把最具冒犯性的作者——譬如卢梭——从青
年教育中拿掉，或是把女权主义者的反应纳入大学课程，指明扭曲的偏
见，把那些书仅仅作为歪曲女人天性和对女性不公的史料。此外，可以
利用伟大的女性形象，作为女性以各种方式反抗性奴役角色的范例。但
是没有哪个学生会被这种老把戏吸引，作为他或她的榜样。总之，所有
这些做法都是白忙活。大学生不能想象旧文学可以使他们学到一些东
西，了解他们希望拥有或允许他们拥有的两性关系。因此他们对这些事
情很是漠然。
对我提出的喜欢看什么书这个问题，学生的回答如出一辙；听了一
两年这样的回答之后，我又问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谁。这一次通常又是
沉默，而且经常没有下文。人为何要有自己的英雄呢？人应当是他自
己，不应当用外面的模子塑造自己。这里有一种积极的意识形态为他们
撑腰：没有英雄崇拜是成熟的标志。他们择定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已经
踏上另一条道路，它最先由《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在摆脱阿基里斯之
后铺就，又由卢梭在《爱弥尔》中真诚地予以宣扬。继卢梭之后，托尔
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绘了安德烈公爵，此人深受普鲁塔克的熏
陶，因为崇拜拿破仑而厌弃自己。但是我们往往忘了，安德烈的确是个
高尚的人，他渴望英雄业绩使他的灵魂熠熠生辉，让他周围的资产阶级
的琐碎、空虚和自私自利相形见绌。对托尔斯泰来说，只有把自然情感
和自然的统一性与俄罗斯的精神和历史结合起来，才能塑造出比安德烈
更优秀的人物，但他们的优秀也并非一目了然。在美国，我们只有资产
阶级，热爱英雄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寥寥几种平衡办法之一。民主原则否
认伟大，它要让每个人都感到身心愉快，不必忍受令人不快的比较，我
们对英雄的蔑视不过是这种民主原则的恶性延伸。大学生根本不明白，
能够摆脱公众的引导，寻求自己内心的指引，是一项何等的成就。他们
以为给自己设定了目标，然而他们是用自己的什么资源找到这个目标
的？摆脱了英雄崇拜仅仅意味着，他们没有任何本钱能够不让自己追随
流行的“角色模型”。他们顽固地用并非由自己制定的固定标准来思考自
己。他们没有被居鲁士、忒修斯、摩西或罗慕路斯征服，却浑然不觉地
扮演着自己身边的医生、律师、商人或电视人物的角色。人们对于这些
缺少能让自己尊重或敬畏的对象的青年人，只能报以怜悯，他们追求伟
大美德的热情受到了人为的压制。
在促进这种畸形状况的发展时，民主的相对主义还同一种对理想主
义的政治恶果心有余悸的保守主义支脉结合在一起。这些保守派想让年
轻人明白，这个俗丽的旧世界无法对他们追求完美的要求做出回应。假
如武断地区分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那么明智的人在它们之间做出选
择时，要么选择两者，要么都不选择。但是，不妨暂且接受我所反对的
这种区分，理想主义应当在教育中占据首位，这是人所公认的，因为人
肯定想尽可能完美地选择自己的方向。以可能出现弊端为由，试图压抑
这种最自然的倾向，无异于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柏拉图早就教导
我们说，乌托邦思想是我们必须要玩的一把火，因为它是我们认识自己
的唯一途径。我们需要批判对乌托邦的种种错误理解，但现实主义提供
的方便出路是死路一条。现如今，学生对什么是完美的肉体有着深刻印
象，而且趋之若鹜。但是由于被剥夺了文学的指引，他们不再有完美心
灵的任何印象，所以也不再渴望拥有它了。他们甚至不能想象还有这种
东西。
对这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有所了解之后，我又提出了第三个问题：你
认为谁是恶魔？对这个问题立刻就有回应：希特勒（很少有人提到斯大
林）。除他之外还有谁？几年前有些学生说是尼克松，但他已经被人忘
记了，而且正在恢复名誉。回答就此结束。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恶；他们
怀疑恶的存在。希特勒只是一个用来填补空洞范畴的抽象概念。他们生
活在一个不断发生着极其可怕事情的世界上，可是他们在大街上看到野
蛮的罪行时却躲到一边。也许他们认为，恶行是那些如果得到适当治疗
就会洗手不干的人犯下的——只有恶行，没有恶人。在这一幕剧中没有
《地狱篇》。可见，学生中最常见的观点既缺乏深度，又缺乏高度，从
而缺乏严肃性。
音乐
大学生不看书，但他们显然听音乐，这一代人沉迷于音乐简直到了
举世无双的地步。这是个音乐的年代，是各种灵魂状态以音乐为伴的时
代。要想找到与这种热情相媲美的现象，恐怕得回到至少一百年前的德
国，看看瓦格纳的歌剧引起的激情。他们虔诚地觉得，瓦格纳在创造人
生的意义，他们不仅是在倾听他的作品，而且在体验这种意义。今天，
十岁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音乐而活着的。这是
他们的激情所在；没有别的东西能像音乐那样让他们激动；他们不会认
真对待音乐以外的任何事。不管在学校里还是家里，他们总想一头扎进
音乐里听个够。他们周围的一切——学校、家庭、教堂——与他们的音
乐世界没有任何关系。日常生活顶多不好不坏，但多半时候碍手碍脚，
干巴巴了无生气，甚至应该加以反抗。不消说，当年对瓦格纳的热情仅
限于一个很小的阶层，能够沉湎其中的人和地方都不算多，而且得等着
作曲家把作品慢慢写出来。这些新乐迷的音乐却是不分阶级、不分民族
的。不管在什么地方，它一天二十四小时唾手可得。家里和车上都有立
体声音响；有各种音乐会；有音乐录像带，有无休无止地播放这种东西
的专业电视台；还有随身听，以致任何地方——即使是公交工具和图书
馆——也挡不住学生私下享用缪斯的声音，甚至在学习时也一样。而
且，最麻烦的是，音乐土壤已经变成热带的沃土何必等待某个可遇不可
求的天才呢，如今天才多的是，随时都能出现，一个明星陨落，就会冒
出来两个新星取而代之。这里一向不缺让人目瞪口呆的新鲜玩意儿。
音乐在心灵中的力量——《威尼斯商人》中的罗兰佐向杰西卡作过
绝妙的描述——在经历了漫长的萧索之后，终于复苏了。但对这种复苏
起作用的仅有摇滚乐。古典音乐在年轻人中间已经死掉了。敝人知道，
这样说会招来许多人的激烈反驳，他们不想承认潮流的变化，他们会指
出大学校园的各种古典音乐欣赏课和实践课以及各种演奏团体的蓬勃发
展。这些课程和团体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但仅涉及不超过5%到10%的
学生。古典音乐现在只是一种特殊情趣，就像希腊语和哥伦布之前的考
古学一样，而不是相互交流和心理表达的普通文化。三十年前，多数中
产阶级会在家里播放一些欧洲古典音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喜欢，一
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音乐对孩子有益。大学生通常很早就与贝多芬、肖
邦和勃拉姆斯有着某种情感联系，这成为他们性格中的永恒内容，而且
他们很可能会毕生维系这种情感。这大概是有教养与没教养的美国人之
间唯一有规律可循的阶级差别。在那一代青年人中间，很多人，甚至可
以说是大多数人，也随着班尼·古德曼的音乐摇摆，但这有故意的成分
——为了赶时髦，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假内行，为了表示自己跟流行文化
的民主理想休戚与共，而此理想之上将生长出一种新的高雅文化。虽然
私下的品味会让人怀疑人们是否真的很喜欢高雅，但雅俗之别犹在。然
而，事过境迁了。摇滚乐就像大学生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不容质
疑，而哪怕多少了解一点儿古典音乐的人却少之又少。这种现象不断让
我感到惊讶。在我同自己十分了解的好学生的关系中出现的一件怪事
是，我经常向他们介绍莫扎特。我以此为乐，把令人愉快的礼物送人总
是一件赏心乐事。看看这种音乐能否或以什么方式有助于他们的学习，
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对于身为教师的我来说，这却是一件全新的事
情；从前我的学生通常比我更了解古典音乐。
音乐对上一代学生并不是十分重要。自贝多芬以来一直主宰着严肃
音乐的浪漫主义，诉诸优雅的——也许是过于优雅的——情感，在当今
世界它已难得一见了。人们的生活或他们希望过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主
要欲求，与有着良好教养的德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欲望是不一样
的，这些人兴致盎然地阅读卢梭、波德莱尔、歌德和海涅，从中得到精
神上的满足。用来唤起和愉悦这种细腻情感的音乐，与美国所有类型的
生活方式都只有十分微弱的关系。所以，美国的浪漫主义音乐文化长期
以来总是虚有其表，这种风格就像玛格丽特·杜蒙那种故作纯情的表演
一样，很容易成为笑柄，格劳乔·马克斯在《歌剧院之夜》中曾把它演
绎得惟妙惟肖。当我开始教课但仍住在优秀生宿舍时，我就注意到了这
一点。“好”学生学完了物理之后去听古典音乐。那些不太容易适应这种
生活的学生，其中一部分人在这种文化霸权下变成了顽劣之辈，另一些
人也很严肃，他们在寻找能真正满足自己需要的东西。他们几乎总是对
新出现的摇滚乐节拍做出回应。他们对自己的品味有点儿不好意思，因
为它是不受尊重的。但是我本能地站在这些人一边，与造作、死板的感
情相反，他们拥有真实的情感，尽管有些粗俗。后来他们的音乐激进主
义赢得了革命，主宰了不加掩饰的当下。能让这一代人听进去的古典音
乐还没有创作出来。
这种变化的征兆还表现在，现在的学生十分严肃地看待柏拉图《理
想国》中关于音乐教育的著名段落。过去的大学生一向是很优秀的自由
主义者，对诗歌审查愤慨不已，认为这是对自由探索的威胁。不过他们
心里想的其实是科学和政治，几乎不关心对音乐本身的讨论。就算他们
想到了音乐，柏拉图在一本严肃的政治哲学著作中把时间花在节奏和旋
律上，也颇让他们迷惑不解。他们觉得音乐就是娱乐，跟政治和道德生
活无关。相反，今天的大学生确切知道柏拉图为何如此严肃地看待音
乐。他们懂得音乐深刻影响着生活，所以才怒气冲冲，因为柏拉图似乎
要剥夺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快乐。他们在音乐体验上跟柏拉图发生了争
执，争执的焦点是如何评价和对待音乐。这种对抗不仅有助于揭示当代
的音乐现象，而且提供了一个当代学生如何从阅读经典文本中获益的范
例。他们发怒这个事实表明，柏拉图多么严重地威胁着他们感到亲切和
熟悉的东西。他们几乎不能保护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在受到质疑之
前似乎毫无问题——而且极力抵制冷静的分析。然而，假如哪个大学生
能够——这是最困难、不寻常的事情——抽身而退，与他所迷恋的东西
保持审视的距离，开始怀疑他所喜欢的东西的终极价值，那么，他便是
向着哲学信仰的转变迈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愤怒是灵魂为免受自我怀
疑之害而进行的防御；它重构世界秩序，以便为愤怒找到正当的理由。
它使处死苏格拉底有了正当性。心灵的见识就是认清愤怒的本来面目，
因而它是一种比研究数学更加哲学化的体验。柏拉图的教导是，音乐由
其本质所定，包罗了今天最排斥哲学的一切东西。所以，穿过我们这一
片最大的腐朽丛林，说不定就能踏上认识最古老真理的道路。
简单说来，柏拉图关于音乐的教诲是：与舞蹈相伴的节奏和旋律是
灵魂的粗野表达。这种方式虽然粗野，但并非出于兽性。音乐是处于充
满惊奇和恐惧、最心醉神迷状态下的人类灵魂的媒介。尼采大致赞同柏
拉图的分析，他在《悲剧的诞生》（不要忘了副标题是“来自音乐精
神”）中说，残酷和狂野感觉的混合是这种状态的特征，当然它也具有
宗教色彩，是为众神服务的。音乐是灵魂的原始语言、主要语言，它是
缺少清晰的语言或理性的符号。它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痛恨理性。甚
至即便附加上清晰的语言，这种语言也完全从属于、受制于音乐和音乐
表达的激情。
教化，或者说换句话说，教育，是对心灵原始激情的驯化——不是
压抑或去除这种激情，那会剥夺心灵的活力；但又把它们塑造和表现为
艺术。让心灵中的激情因素与后来发展起来的理性因素和谐一致，这个
目标也许不可能达到。但是，没有这种和谐，人永远不会是完整的。音
乐，或随着理性的出现从音乐演化而成的诗歌，总是要在激情和理性之
间维持微妙的平衡，甚至在它最高级、最发达的形式——宗教、战争和
性爱——中，这种平衡也总是向着激情倾斜的，即使只有微微的倾斜。
音乐，正如大家所感受到的，为伴随着音乐的行为提供不容质疑的正当
理由和充分的快感：士兵听到军乐响起，就会严守军令，信心倍增；信
徒听到教堂的管风琴响起，就会更虔诚地祈祷；神魂颠倒的情人能被浪
漫的吉他声抚平心境。借助于音乐，人们能够咒骂理性的怀疑。众神伴
随着合适的音乐降临，用榜样和戒律教育人。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迷狂严加管束，所以几乎没有给人提供安
抚或希望。按苏格拉底的规矩，歌词——语言，因此也是理性——必须
主宰音乐——和声及节奏。纯音乐决不能忍受这种限制。学生缺少理解
理性快感的条件；他们只把理性看作严厉的、压制人的家长。但是，他
们从柏拉图那儿确实看到了这个家长已经指明他们得干什么。柏拉图教
导说，为了把握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精神热度，必须“关注音乐”。在柏
拉图和尼采看来，音乐的历史是试图把形式和美赋予心灵中黑暗、混乱
和原始力量的一系列尝试——使它们服务于更高的目的，服务于给人以
充实的责任感的理想。巴赫作品中的宗教意向和贝多芬作品中的革命和
人道意向，就是非常明显的例证。心灵的陶冶需要激情，在使激情升华
和赋予它们艺术统一性的同时，也使它们得到了满足。人的最高尚的行
为是有音乐相伴的，音乐在表现这些行为的同时，为人们提供了从最低
级的肉体愉悦到最高级的精神快乐，这样的人才是完整的人，而且在他
身上不存在享乐和善之间的紧张。相反，如果一个人的职业生活平淡无
奇，没有音乐修养，闲暇生活由粗俗、剧烈的娱乐组成，这样的人是分
裂的，他存在的每一方面都受到其他方面的破坏。
因此，对于那些有志追求心理健康的人来说，音乐是教育的核心，
因为音乐既能公平地对待激情，又为灵魂毫无障碍地运用理性做好了准
备。所有古代的教育家都认识到了这种教育的核心地位。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一书中讨论最佳政体的最重要段落对音乐教育给予关注，
《政治学》的附录是“诗学”，今天这一切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古典哲学
不对歌者进行苛评，而是说服他们。它赋予他们一个直到昨天他们还很
清楚的目标。但是，那些没有注意到音乐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作用，
鄙视柏拉图关于音乐作用的论述的人，他们进的是讲授霍布斯、洛克和
亚当·斯密的学校，在那里思考音乐是不必要的。大获全胜的启蒙理性
主义认为，它发现了对付灵魂中非理性因素的其他方法，理性不需要音
乐的支持。只有在那些批判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伟人——卢梭和尼采
身上，音乐才又回归了，他们是哲学家中最喜爱音乐的。他们两个人都
认为，激情——以及辅助激情的艺术——在理性的统治下已经变得十分
微弱，因此人自身以及他在世界上看到的东西，相应地也变得十分微弱
了。他们要培养心灵的热情状态，重新体验被柏拉图视为病态的哥利本
僧 [6] 式迷狂。尤其是尼采，他力求再次引出非理性的生命之源，用野
性的源泉补充我们干涸的精神溪流，所以他鼓励酒神精神和源于这种精
神的音乐。
这就是摇滚乐的意义所在。当然，我不是说这种音乐有什么高雅知
识的起源。但是，在古典音乐的灰烬中，在对打开最原始的激情源泉的
做法毫无思想抵制的氛围中，它在青年人的教育中上升到了目前的高
度。现代理性主义者，譬如经济学家，对摇滚乐以及它所呈现的东西漠
不关心。非理性主义者则全盘接受它。不必担心我们青年人温柔的心灵
中正在出现“金发碧眼的野兽”，但是，摇滚乐只有一种诉求，一种对性
欲——不是爱情，也不是性爱，而是低级粗野的性欲——的诉求。摇滚
乐承认小孩子的性意识的初次萌动，一本正经地跟它调情，不但诱导
它，而且说它合理合法；不是把它看作幼芽，必须悉心照料才能开出美
丽的花朵，而是把它看作真实的东西。摇滚乐借助于娱乐业的公共权
威，在镀银唱片上把一些事情一股脑告诉孩子，而他们的父母总是对他
们说，这些事必须等他们长大以后才能明白。
年轻人知道摇滚乐带有性交的节奏。这是拉威尔的《波列罗》是他
们普遍了解和喜欢的古典音乐作品之一的原因。一个庞大的产业与一些
真艺术和很多假艺术结合在一起，培养着与性有关的放荡感觉和趣味，
为贪婪的肉欲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素材。从来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这样专
门针对孩子。
歌词也亦步亦趋地配合这种挑逗和发泄的音乐，为乳臭未干的爱情
和稀奇古怪的诱惑大唱赞歌，让孩子们理直气壮地面对传统的嘲笑和不
屑。歌词或含蓄或直白地描写满足性欲的肢体动作，把这当作孩子们自
然而平常的性高潮，而他们还根本不知道爱情、婚姻或家庭为何物。这
对青年人的影响远胜过色情读物，既然他们很容易亲自做下流事，也就
无需再去观看别人了。窥阴癖是上了年纪的性变态者的行为；积极的性
关系是年轻人的表现。他们只需要煽情。
这种对性的兴趣的必然结果是对压抑它的家长权威的反叛。于是自
私变成了愤怒，继而又变成了品德。性革命必须推翻一切统治力量，它
们是人性和幸福的敌人。从爱中生出了恨，还乔装打扮成社会改革。一
种世界观在性的支点上取得了平衡。无意识或半意识的孩子的仇恨变成
了新的圣经。然后是对无阶级、无偏见、无冲突的大同世界的渴望，这
是被解放的意识——“天下一家”的必然产物，是“人人皆兄弟”这句口号
的青春版，是受到“爹妈”这类政治对等物抑制的东西的实现。这就是歌
词的三大主题：性，仇恨，奉承性的和假惺惺的兄弟之爱。这些污泥浊
水汇聚到一道臭水沟，只有恶人才会在里边觉得如鱼得水。自从MTV
频道接管了柏拉图的洞穴岩壁以来，只要瞅一眼录像上那些为它设计的
形象，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希特勒的形象频频出现在令人兴奋的背景
下，让人驻足三思。高贵、崇高、深刻、雅致、品味哪怕只是得体，在
这里都绝对找不到容身之地，只有紧张、变幻、粗野和直来直去——这
是托克维尔警告过我们的民主艺术的特征；而且还结合着怪异、自大和
自满——这就是托克维尔绝对无法想象的了。
想象一下，一个十三岁男孩坐在自己家的起居室里，一面做着数学
作业，一面戴着随身听耳机或看着MTV频道。他享受着数百年来由哲
学天才和政治英雄携手合作，烈士们抛洒热血才赢得的自由；人类迄今
最发达的经济为他提供了舒适和安逸；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为他提供了
奇异鲜活的电子声响和图像供他享受。然而，进步的巅峰之作是什么
呢？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身体随着兴奋的节奏颤动，为他塑造感
情的是公然赞美手淫之乐或杀害父母的歌曲；他的志向是通过模仿那个
做音乐的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使自己名利双收。简言之，人生变成了
经过商业包装的、无休无止的手淫幻想。
这种描述也许有些夸张，但这只是因为有人喜欢这样认为罢了。与
摇滚乐形影不离是一种现实，它不局限于特定阶层或特定类型的孩子。
只要问一下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他们听什么音乐，听多长时间，音乐对他
们意味着什么，你就能发现这在美国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开始于青春期
或更早，贯穿于整个大学时光。摇滚乐是唯一的青年文化，而且我时常
认为，目前没有其他精神食粮可以与之抗衡。这种文化的威力部分来源
于摇滚乐的喧闹。它使人无法交谈，以至大多数友谊只能放弃分享话
语，而亚里士多德坚信，分享话语是友谊的本质和唯一真实的共同基
础。有了摇滚乐，分享情感的幻觉，身体的接触，以及据说有着难以言
表的深长意味的咕哝，成了人际交往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这跟日常生
活、上学和做功课一点也不矛盾。毕竟，有意义的内心生活与音乐同在
嘛。
这种现象既让人感到震惊和难以理解，又司空见惯，几乎不被人注
意。但是，一个社会最优秀的青年和他们的最佳精力竟被如此占用，这
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的。文明社会的后来人对这种现象会感到不可思
议，就像我们不能理解种姓制度、火烧巫婆、姬妾成群、食人和角斗一
样。也许，一个社会会把自己最大的疯狂视为正常。我前面描述过的那
个孩子，他的父母为了让他过上好日子任劳任怨，为他将来的幸福不惜
血本。他们不相信音乐才能对他的幸福会有多大帮助，但在这件事上他
们无能为力。贫乏的家庭精神生活使摇滚乐趁虚而入，他们不可能不让
自己的孩子听这种音乐。摇滚乐无处不在；所有的孩子都在听；不让他
们听，只会失去他们的爱和服从。他们打开电视，就能看到里根总统热
情地抓住迈克尔·杰克逊那只带着手套、姿态优雅的手，对他大加赞
美。最好调动我们的自制力——别去注意他们说些什么，并且假定孩子
会忘了它。如果他有早期性行为，也不会妨碍他以后拥有稳定的关系。
就算他滥用药物，也会在大麻面前止步。学校不是在提供真正的价值观
嘛。流行的历史主义提供了最后的救赎：新环境需要新的生活方式，老
一辈人不应当把自己的价值强加给年轻人，而是要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
价值。和音乐相比，电视在塑造年轻人的性格和趣味上起着相对较小的
作用。电视是一种共识形成的怪物——右翼监控性内容，左翼检查暴
力，另有许多利益团体盯着别的很多事情。可是几乎没有人管管音乐，
对于这个问题的性质和范围，迄今做出的努力不但毫无效果，而且把人
引入歧途。
结果无非就是，在一个社会上无人认真关心德育的时代，父母对孩
子的德育也失去了控制。取得这项成就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男青年——
他们是苏格拉底的论敌特拉西马库的现代版——与唱片公司经理结成的
联盟，前者具有窥测大众初露端倪的愿望的本事，后者则是想在摇滚乐
中挖金矿的强盗新贵。几年前他们就发现，孩子是这个国家拥有可随意
支配的可观收入的少数群体之一，它的表现形式便是零用钱。他们的父
母倾其所有供孩子享用。躲在父母的背后诱惑他们，为他们打造一个开
心世界，造就了战后世界最赚钱的市场之一。摇滚产业是完美的资本主
义，它提供所需之物，帮助创造需求。它的尊容与麻醉品交易毫无二
致，但它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太出人意料，所以没有人想过得去管管
它，时至今日，则为时晚矣。在对抗吸烟方面也许取得了进展，这是因
为我们的缺少准则，或是我们的相对主义尚未殃及肉体健康的领域。而
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市场决定价值。（小野洋子跟石油大亨和计算机大
王同属于美国为数不多的亿万富翁之列，她的已故丈夫生产和销售一种
商品，其价值和这些大亨们的商品不相上下。）摇滚乐是个十分庞大的
行业，远比电影、职业体育和电视这些行业大得多，这可以解释为何音
乐产业极受推崇。调整我们的眼光以适应经济变化，辨别真正重要的东
西，并不是件容易事。麦当劳的雇员人数如今已超过美国钢铁公司，同
样，精神垃圾食品的供应商也已挤掉了那些看上去更为基础的行业。
这种变化已经发生多时了。20世纪50年代末，戴高乐为碧姬·芭铎
颁发了法兰西最高荣誉勋章。我对此颇为不解，但她却和标致汽车一
起，成了法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繁荣是休闲的手段，随着西方国家日
益繁荣，为追求繁荣而被推迟了数百年的休闲，终于变成了人们的第一
关切。但是，休闲生活得有所讲究的观念，以及人们的休闲品味和能
力，却跟着销声匿迹了。休闲成了玩乐。人们长期努力寻求的目标居然
变成了消遣，如果手段能够证明目的合理，这倒是个合理的结局。音乐
产业的特点仅仅在于，它几乎只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把这些无论法律上
还是生理上都不成熟的人，当成好像已为享受最后的完全满足做好准备
的人。这也许正好暴露出一切娱乐业的本质，暴露出我们丧失了有关成
年或成熟的清醒认识，我们缺少认识人生目的的能力。价值观的空洞导
致人们把自然事实当作目的加以接受。于是乎幼稚的性欲也成了目的，
并且我很担心，由于缺乏其他目的，许多成年人也会对此点头称是。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左派以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沾沾自喜，无情剖
析我们的另一些文化现象，但他们对摇滚乐大体上采取听之任之的态
度。他们归纳出使摇滚乐得以盛行的资本主义因素，认为摇滚乐是资产
阶级文化的层层压迫下出现的人民艺术。它的放浪形骸和对无约束世界
的渴望，说不定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号角；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认为，摇
滚乐瓦解了自由社会不可缺少的信仰和道德，仅凭这一点就该赞成它。
不过，青年左派知识分子对摇滚乐的共鸣也许有着更深层的原因。马尔
库塞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结合在一起，吸引着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
他在《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中许下诺言，战胜资本主义及其
虚假意识将带来这样一个以性——即资产阶级道德家弗洛伊德所说的多
形态性恋和婴儿性恋——的满足为最大满足的社会。摇滚乐触动了青年
人相同的心弦。自由的性表达、无政府主义、挖掘和放纵非理性的无意
识状态，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我将在本书第二部分论及的高雅精神
生活和这个低俗的摇滚世界是同一项娱乐事业中的搭档。它们必然会被
解释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成功源自资产者需要
自己不是资产者的感觉，需要进行既无风险、也不受限制的试验，他愿
意为此出大价钱。至于左派，尼采的解释优于马克思。晚期资本主义的
批判理论同时也是晚期资本主义最细致、最粗野的表达。反对资产者的
怒火就是“最后的人”的鸦片。
有很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十五年之久，这种被尼采称为“虚无”的
烈性兴奋剂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即米克·贾格尔。他是个出身中产
阶级的滑头小子，他扮演疯狂的下层恶魔和十来岁的好色之徒，直到四
十岁依然乐此不疲。他一只眼盯住被他搞得魂不守舍的少男少女，另一
只眼瞄着虽不好色但有商业动机的耍钱男人。他在表演中既是男性，也
是女性；既是异性恋，又是同性恋；他不知适度为何物；他能够进入每
个人的梦境，答应跟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更有甚者，他要让麻醉品合法
化，这是刺激父母和警察共同阻止年轻人看他演出的真正原因。他超越
于法律、道德和政治之上，对它们嗤之以鼻。此外，对于受到压抑的性
别歧视倾向、种族倾向和暴力倾向——如今再公开沉溺其中是为人不齿
的——他也有些许令人作呕的吸引力。但是，他尽量表现得与摇滚乐的
理想——一个无阶级的大同世界，但兄弟情谊和肌肤之亲的界限模糊
——不相抵触。无论在大学还是别的地方，他是无数年轻人心目中的英
雄和偶像。我发现，那些自诩心中没有英雄的大学生，私下里却渴望着
和贾格尔一样，过他那样的生活，有他那样的名气。他们在大学里羞于
承认这一点，但我拿不准这是否跟品味高雅有关。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
得不该有英雄崇拜吧。摇滚乐本身，以及煞有介事地讨论摇滚乐，都是
十分可敬的事情。这是精神上附庸风雅的最后一招。但是，以为它能给
弱者和普通人提供一种时尚行为，通过模仿可以使他们赢得别人的尊敬
并增强自尊，那就是一派胡言了。总之，贾格尔不自觉或不情愿地在这
些人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拿破仑在整个19世纪的法国普通青年
中扮演的角色。其他人都乏味得很，让年轻人提不起情绪。贾格尔，那
才叫抓人呢。
这两年贾格尔逐渐淡出了。迈克尔·杰克逊、王子或乔治男孩能否
取代他的位置，尚在未定之数。他们甚至比他更让人瞠目结舌，真搞不
懂他们发现的算是哪一路新品味。这些人风格各异，但音乐娱乐的本质
特征并无改变，有的只是对主题变化的不断寻求。这种下作的文化现
象，显然让不少心理学和文学作品许下的诺言得到了兑现：我们日渐衰
弱和枯竭的西方文明，会在无意识这个真正的源泉中得到复兴，对于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