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容易。这就是所谓女性的戏剧性。现代性允诺人人都得到平等的对
待，女人对这个承诺很当真，所以她们反抗旧秩序。但是，随着她们取
得成功，男人也从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在，那些获得了解放、与男
人拥有相同职业的女人，发现自己仍然渴望有孩子，却失去了要求男人
拥有同样渴望并为孩子承担责任的理由。于是自然把更重的担子压在女
人身上。在旧秩序之下，女人从属于男人，依靠男人；在新秩序之下，
女人茕茕一身，她们需要男人，却不能指望他们，她们个性的自由发展
受着阻碍。对女人来说，现代性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
家庭关系的自然基础的衰退大大出乎早期现代思想家的预料，他们
对此毫无准备。但他们确曾提出过某种家庭改革方案，它反映着家庭摆
脱义务的约束，转而依靠那些可以被理解为个人情感自由流露的因素。
在洛克那儿，父权变成了双亲权，这是对父亲统治且永久统治的神圣自
然权利的否定，对父母照料子女、需要多久就照料多久的权利的肯定，
目的是孩子的自由——他们一到成年就会认识到这符合他们自身的利
益。把父亲尊为人世间神圣的象征和毋庸置疑的权威的敬畏感荡然无存
了。当然，儿女们会计算他们从父母的关爱中得到的好处，这种关爱为
他们准备好了享有自由的条件，他们心存感激，但没有回报的义务，除
非他们想为自己的孩子也树立一个如此对待他们的合理榜样。如果高
兴，他们可以为了继承父亲的家产而顺从父亲，如果他拥有可以随意处
置的家产的话。从孩子的观点来看，家庭在现代原则的基础上依然有它
存在的合法性，洛克为这种民主家庭铺平了道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
的民主》一书中则作过生动的描述。
至此一切尚好。孩子顺从于家庭。但是在我看来，问题好像是出在
父母照顾儿女的动机上。孩子可以对父母说：“你们强，我们弱，用你
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吧。你们富，我们穷，把你们的钱用在我们身上吧。
你们聪明，我们无知，教育我们吧。”但是，父母为何应该做这么多，
做出这么多没有回报的牺牲呢？也许，父母照顾孩子是一种责任，或者
家庭生活其乐无穷。但是，当权利和个人自主占据统治地位时，这两种
观点都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孩子无条件地需要父母，而且毫无疑问从父
母那里获得了好处；但对父母却不能这么说。
洛克认为，女人对孩子有一种本能的依恋，这是不能用私利或算计
来解释的，我们时代发生的事情好像也证实了他的观点。母亲与孩子的
依恋或许是唯一无可否认的天然社会纽带。这种依恋并非总是有效，而
且通过努力可以被抑制，然而它始终是一股力量。今天我们仍能见到这
股力量。但是父亲呢？他也许喜欢想象通过繁衍后代让自己永恒，然而
这只不过是一种想象，会由于其他的关心和考虑而减弱，会由于民主社
会的不断变化，对自己的姓氏能否长期延续失去信心而减弱。因此人们
必然会想，女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施展魅力和诡计以获得和控制男人，因
为由天性所定，没有其他东西能诱使男人放弃自由而承担沉重的家庭责
任。但是女人已不想再这样做了，她们根据正义原则认为，遵守过去支
配着我们的原则是不公平的。于是，把家庭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被彻底
粉碎了，不是孩子们想挣脱父母，而是父母遗弃了他们。女人不想继续
根据不平等的条款承担无条件的永久义务，而且，不管她们想怎样，没
有什么因素能让大多数男人平等分担生儿育女的责任。离婚率只是这种
家庭解体现象最引人注目的表征。
这些结果不是起因于20世纪60年代，也不是起因于广告商在20世纪
50年代开始的对男子汉虚荣的煽动，更不是起因于任何其他浅薄的流行
文化事件。两百多年以前，卢梭惊慌失措地看到了自由社会中家庭解体
的迹象，所以花费大量才智试图纠正。他发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重要
联系正受到个人主义的破坏，所以倾尽全力从理论和实践上鼓励他们有
热烈而浪漫的爱情。他想在欲望和同意的现代基础上重建和加强这种联
系，从前这种联系受到了如今已声名狼藉的宗教和世俗规则的阻滞。他
重新回到在近代批评精神的磨蚀下已经变得不易辨认的自然景象，诱导
男人和女人尊崇合乎目的的自然秩序，尤其是两性之间的互补性，从肉
体的最深处到灵魂的最高处，他们各不相同又相互需要，紧密配合，使
生命的机器运转起来。他完全沉湎于理想之爱的情感和想象之中，反对
个人利益的斤斤计较。卢梭激励了小说和诗歌创作的一大流派，其热度
历经百年而不衰，与把两性等量齐观的边沁派和密尔派的著作并存。由
于人类共同体岌岌可危，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极其重要。实质上，他是在
劝说女人自由表现与男人的差别，承担起与家庭订立积极的契约关系的
重任，这种关系与同国家签订的消极的、个体的和自我保护的契约截然
相反。托克维尔也拾起这个主题，描述了美国家庭中丈夫和妻子职能及
生活方式的截然不同，把美国民主的成功归结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命运
的妇女。他把这种情况跟欧洲的失序、消极和混乱相比较，把欧洲的状
况归结为对平等原则——当它未被自然律令赋予活力时，只是一个抽象
概念——的误解和滥用。
这些努力都已落空，它们要么惹妇女生气，因为这是试图从女人那
里夺走保证人人都享有的权利；要么使她们漠然，因为当一个妇女为了
保证自身的独立而做着和男人一样的事情、面临着同样的困难时，这些
努力跟她们无关。卢梭、托克维尔和所有其他思想家现在只有历史意
义，充其量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分析我们处境的严肃的不同视角。浪漫
爱情如今就像骑士风度一样，与我们格格不入，今天的青年男子不喜欢
奉承女人，就像不可能再穿上盔甲一样，这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合适，
而且因为这有可能得罪女人。正如有个大学生向我大声吼道，“你到底
想让我干什么呢？得到女孩子的窗下弹吉他不成？”他的同学也赞成
他。在他看来，这种事简直像生吞金鱼一样荒谬。
可是，这个年轻人的父母后来离婚了。他有些自相矛盾地强烈表达
了自己的苦恼，诅咒使他痛苦的根源。卢梭在这里最有裨益，他诚实地
揭露了那种诅咒的核心，而现在对根的讨论却是一种逃避。卢梭的教育
小说《爱弥尔》中有一段话，当我思考自己的学生时，它总是浮现于我
的脑海。这段话的背景是，老师与学生家长达成协议，学生的全部教育
都由他承担，但在采用了这种现代理论和实践的解决方案后，夫妻之
间、亲子之间缺乏任何有机联系：
我甚至希望学生和老师之间也这样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不可分离
的，把每个人一生的命运当作他们的共同目标。一旦他们觉察到他
们以后会分离，一旦他们预见到他们有彼此成为陌路人的一天，他
们就已经成为陌路人了。每个人都建立了自己小小的隔离体系；两
个人一心想着将来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只是勉强待在一起。
（《爱弥尔》，布卢姆编，Basic Books，1979年版，第53页。）
诚哉斯言。人人都有“自己小小的隔离体系”。我能找到的关于学生
心理的最佳描述就是隔离心理学。
隔离的可能性已经成了隔离的事实，今天的人们必须计划成为一个
自足的整体，不能冒相互依赖的风险。为了知道以后怎么办，想象力驱
使每个人展望将来的隔离之日。人们本应用于共同事业的精力，在为独
立做准备的过程中耗尽。在统一的情况下本应成为建筑基石的东西，却
成了分离路上的绊脚石。自然而然必须待在一起的人，他们的目标肯定
会成为共同利益，必须忍受的东西也能够接受了。要分离的人是没有共
同利益的。选择的存在已经改变了关系的性质。现在的分离愈多，将来
的分离愈甚。父母、孩子、丈夫、妻子或朋友都有可能去世，有时还会
成为事实，但分离是全然不同的事情，它是对相互依恋要求的蓄意拒
绝，而相互依恋是上述关系的核心。人们能够继续跟死去的心上人保持
关系；但是假如一个活着的心上人不想再去爱或被爱，他们是无法同他
继续保持关系的。我们荒漠上的沙子在不停地流动——远走他乡，告别
故人，脱离信仰——这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自然状态，谨慎和怯懦是它
的普遍倾向。我们是社会化的孤独者。
离婚
离婚是我们有增无减的分离状态的最显著标志，也是导致更严重的
分离状态的原因。离婚对大学有着深刻影响，因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来
自离异的家庭，他们不仅自己有问题，而且影响到其他学生和整个校园
气氛。在美国，离婚是最明显的表征，说明人不是生来就能生活在一
起，虽然他们想要也需要从个别意志中创造出共同意志，但个别意志总
在不断强调自身。人们谋求种种安排和方式，想把碎片再拼接起来，但
希望更加渺茫。这项任务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人人都最爱自己，却希
望别人爱他胜于爱自己。这尤其是孩子的要求，现在父母正在对这种要
求奋起反抗。正如卢梭指出的，由于缺乏共同利益或共同目标，社会分
裂为个别意志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私不是道德缺陷或罪
恶，而是合乎天性的必然结果。“自我的一代”和“自恋”只是对现象的描
述，并未指出原因。你不能指责自然状态下孤独的野蛮人首先想到自
己；你也不能指责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的人，这里最基本的制度中关心
自我的首要地位显而易见，自然状态下原初的自私依然存在，关心公共
利益被视为装模作样，道德观似乎堂而皇之地站在自私一边。或者换个
说法，有一种乐观的信念认为，对自我发展、自我表现或自我成长的关
切，与社会或共同体有着固有的和谐关系，对这种关切的大肆宣扬便是
上述乐观信念的结果，但它已逐渐显露出对共同体是有害的。年轻人对
离异父母有保留或有条件的情感，不过是他回报父母对他的有条件的情
感，他只能这样对待父母对他的情感，这完全不同于对明确致力于成员
利益的家庭或其他团体的忠诚的古典问题。过去，脱离的行为有时是必
要的，但在道德上总是成问题的。而在今天这是正常现象，这也是古典
文学与我们的许多青年格格不入的另一个原因，古典文学主要关注从实
际的所有权——如家庭、信仰或国家——中解放出来，而现在的运动则
背道而驰，它是根据具有某种合法性的自我去追求权利。可以预期，被
有条件的关系培养出来的孩子，也会用他们学来的东西观察世界。
孩子们也许会被三番五次地告知，父母有过自己生活的权利，他们
与其无聊地待在一起，不如各自享受有质量的生活；就算离了婚，父母
依然真心爱着他们，但是孩子们根本不信这一套。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得
到全面的照顾，父母必须为他们而活着。不能给他们做出别的解释，任
何势非必然的事情都会引起愤怒和无法摆脱的不公正感。对孩子来说，
父母的自愿离异，恰恰因为它是自愿的，好像比父母死了还糟糕。任
性，不顾共同利益，这事本可不做却非要做——这就是家庭大战的真正
根源。孩子们在家庭中学会了害怕受制于别人的意志，同时又想支配别
人的意志，而在家里他们本应学会相反的东西才是。诚然，有许多家庭
是不幸的。但问题不在这里。家庭提供的重要教益是，人与人之间有着
唯一牢不可破的纽带，无论它是好是坏。
可以说，家庭纽带的断裂是美国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可是谁都不想
为此做些什么。这股大潮似乎不可抗拒。在促进美国道德复兴日程表的
诸多项目中，我从未看到婚姻和离婚两项。担任公职的人最后一次谈及
这类问题，是吉米·卡特劝告婚外同居的联邦公务员结婚。同时，五十
年来首次当选总统的保守派是个离过婚的男人 [11] ，他的卫生和福利部
部长——与家庭事务关系最密切的政府官员——在自己那场闹得沸沸扬
扬的离婚过程中说，她从总统的榜样中获得了勇气。
大学文科教师不得不面对一些特殊的障碍，即数量日众的父母离异
学生轻微的精神异常。我丝毫不怀疑他们在所有专业学科中和其他学生
一样出色，但是我发现，他们不像其他学生那样愿意认真学习哲学和文
学。我揣测这是因为他们不太热心于探究自己的人生意义，或是不愿冒
险动摇自己原有的看法。为了应付他们经历过的混乱，他们倾向于接受
一些有关是与非和应该怎样生活的僵硬框架。他们满脑子不可救药的陈
词滥调，什么自决呀，尊重别人的权利和决定呀，努力实现个人的价值
和担当呀，如此等等。这一切不过是遮掩愤怒、怀疑和恐惧海洋的一层
薄纱。
年轻人往往因为一时兴起就抛弃自己信仰的习惯。他们没有多少可
以失去的东西。这其实算不上人生哲学，但是正因为他们不知深浅，所
以能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对非传统的东西进行试验，由此获得更深刻的信
仰习惯和陪伴他们一生的学识。但是，父母离婚的孩子通常缺乏这种思
想勇气，因为他们对未来缺乏青年人天然具有的自信。对孤独和依恋的
双重恐惧笼罩着他们的前程，自我保护意识扼杀和取代了他们的大部分
热情。同样地，他们对友谊的信赖——这是恢复对善的追求的一部分
——也受到一定的阻滞。在他们身上，发现自然的克拉根式 [12] 欲望比
大多数人受到了更多伤害。这些学生可以把自己在人世间经历的混乱作
为反思和研究的主题，然而这是一件残酷而危险的事，与我认识的任何
学生相比，他们更让人怜悯。他们的确是牺牲品。
这些学生的心灵状态中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们接受过治疗。作为无
过错离婚的一部分，父母为了尽可能无痛苦地把事情办成，花钱请心理
医生告诉孩子们应该怎样感受和思考自己。如果还有利益冲突这种事，
更要这样办。在离婚的过程中，心理医生是大有可为的，因为离了婚的
男人会热衷于迫害那些可怜的烟鬼或热衷于结束军备竞赛和拯救“我们
所了解的文明”。心理学家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大量证明离婚合理的观
念——譬如，孩子待在剑拔弩张的家里更糟糕（这会刺激潜在的逃避者
——即父母——把家庭尽量搞得不愉快）。心理学家是这类罪行不共戴
天的死敌，他们有一套用来训练孩子表达虚假情感的虚假语言。可惜这
种语言不能使孩子牢牢把握任何东西。当然，并非每一个处理这类问题
的心理学家都是只按出钱人的意思耍嘴皮子，但是充斥于市场的现成货
色和被称为创造力的自欺能力确实影响着这种治疗。毕竟，父母可以物
色心理学家，就像天主教徒物色忏悔神父一样。这些学生来到大学时，
他们不仅被父母离婚造成的破坏性后果——颠覆了信念，搞不清应当忠
实于谁——弄得头晕目眩，而且耳边回响着用伪科学术语表达的只顾个
人的谎言和虚伪词藻。现代心理学至多对人的心灵有着成问题的理解，
它没有给哲理人生的自然优越性留下一席之地，也不理解教育。所以，
那些满脑子心理学概念的孩子们是生活在地下室里，需要爬很久才能从
洞穴回到常识世界，这是他们走向智慧的正确开端。他们对自己的所感
所见没有信心，拥有一种为他们的怯懦提供辩护而不是解释原因的意识
形态。
这些学生是我们时代各种思想和政治问题的象征。他们以极端的形
式代表着一种由于同他人和自然秩序失去联系而形成的精神混乱。但
是，在最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大学生都受到了影响，他们不清楚
自己的处境是特殊的，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没有给他们提供观察这种处
境的视角。
爱
要想进入今天大学生的颇为特殊的世界，最佳途径就是看看一个令
人惊讶的事实：在曾被称为爱的事情上，他们通常不说“我爱你”，绝对
不说“我永远爱你”。一个学生对我说，他当然对女友说过“我爱你”，那
是“在我们分手的时候”。这种分手干净利落——互不相伤，都无过错，
他们精于此道。他们把这理解成道德，理解成对他人自由的尊重。
也许，年轻人是出于诚实才不说“我爱你”。他们体验不到爱——他
们太熟悉性了，以至于把性和爱混为一谈了；他们只顾自己的命运，以
致无法为了疯狂忘我的爱——真正的痴迷精神的最后残留——而做出牺
牲。其次是对爱情的沉重历史包袱——两性角色的差异，不尊重女性的
自我决定，使她们沦为占有物和性对象——的厌恶。今天的年轻人害怕
有担当，而问题在于爱就是担当，甚至更多。担当是由我们的抽象现代
性发明的一个字眼，它意味着灵魂中缺少道德奉献的真正动机。担当是
无缘由、无动机的，因为真正的欲望都是低俗而自私的。人会受到性的
吸引，但是人们认为这并没有给真正和持续地关心另一个人提供充分的
动机。年轻人，而且不仅是年轻人，在学习和实践着一种有残疾的性
爱，它不再能够逆风而行，不再能够容纳对永恒的渴望和对他与存在之
关联性的预言。他们是实践中的康德派：凡是跟色欲和享乐沾边的东西
都不可能是道德的，可是他们又找不到纯粹道德。它依然是一个被用来
怀疑曾被道德化的所有实质倾向的空洞范畴。在强调真实性上走过了
头，就会使人无法再相信本能；在性问题上严肃得过了头，也会让人不
可能再严肃地对待性。青年男女太不信任性爱了，所以他们不认为它足
以指向一种生活方式。性爱中暗示和包含的负担只是没有性爱的负担。
避免承担那些事先就知道其毫无吸引力的责任，并不是怯懦的表现。
当婚姻出现时，它通常好像不是承担责任的决心和自觉的意愿导致
的结果。两人一起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经过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过
程，才意识到自己结婚了，其中权宜的原因和欲望的原因差不多，消极
被动和积极进取的因素不相上下（他们并不真正期待过得更好，因为环
顾四周就能看到，一切似乎都不怎么完美）。在有教养的人中间，近来
的婚姻就像麦考利在谈到大英帝国时说的，是在漫不经心中渐入佳境
的。
青年人在两性关系中没有担当能力的部分原因是一种有关感情的意
识形态。他们总是给我说些有关嫉妒、占有以及他们未来梦想的合情合
理的话。可是对于跟一个伙伴在一起的未来，他们却从未有过梦想。这
会把一种严厉而专断的模式强加给本应自发出现的未来。这意味着他们
不能预见未来，或者说，他们能够出于天性预见到的未来，是当前的禁
忌——例如歧视女性——所不容许的。再说，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性伙伴
与别人有染，何必要嫉妒呢？今天，一个严肃的人并不想强迫别人的感
情。在占有问题上同样如此。这一切是那么理智，并且与自由社会和谐
一致，可是我在听到这些话时，总觉得自己面对的是机器人。只有那些
从未体验过感情，从未爱过，脱离了生命本质的人，这种意识形态才能
发挥作用。这些理性奇才从来不必担心奥赛罗的命运。居然为爱情而杀
戮！何必呢。这也许恰恰说明他们的情感是对感情的压抑，是怕受伤害
的焦虑。但是，这也有可能就是事情的本来面貌。人们在认识到各种目
标不能和谐相处后，也许能够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灵魂。我对学生们付诸
实践的种种可能的性关系一清二楚。但是，他们缺乏激情，既无希望也
无绝望，他们没有爱情需要生死相许的感觉，却是我无法理解的。看到
大学时期一直同居的一对情侣握握手便各奔前程，这让我目瞪口呆。
学生不再约会，约会是求爱的古老残骸。他们成群结队地聚在一
起，性别差异比没有发情的牲畜大不了多少。不错，人在任何时候都能
交媾。但是文明创造的任何社会风俗在今天都没有取代发情的位置，以
便指导人类交配乃至加以疏导。没有人知道是谁先示爱，是否有追求者
和被追求者，发生的事情有何意义。他们只好即兴表演，因为性别角色
是受到压制的，男人会为错误判断性伙伴的态度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行
为发生了，却不会使这一对男女脱离人群，他们会立即回到其中，毫无
改变。
男人现在比以往更容易得到满足，许多男人还拥有被追求的优势。
当然，他们不必像以前的男人那样付出各种努力和关心。男女之间很容
易亲昵。但是，男人的优势至少部分地被他们对自己性能力的担心抵消
了。过去，男人可以认为他在为女人做一件奇妙的事情，期待他所带来
的一切能得到赞赏。但那是在男人能够十分肯定女人没有对他的性能力
进行比较和评判之前，这种比较和评判令人气馁。而且，有时男性某些
不可否认的生理现象使他难以进行性行为，使他更愿意做表达欲望的一
方。
女人对自己亲自驾驭独立过程的自由和能力依然很惬意，但她们也
常常怀疑自己被利用，怀疑从长远观点看她们需要男人更甚于男人需要
她们，担心她们不能过多地指望这些不负责任的当代男人。她们鄙视男
人一向认为女人应该奉献的那些东西（这也是现在它们被那么随便献出
的部分原因），但是她们仍会情不自禁地想，她们献出的东西是否让男
人难以忘怀。不信任感显然充斥于轻易完成的两性交易之中。闹翻了的
情况比比皆是，虽然说不上惊天动地，但也肯定令人不快。考试期间是
学生大量分手的时间，他们的压力太大，功课太多，难以承受两性关系
带来的烦恼。
青年男女拥有的是“关系”，而不是爱。爱表示某种奇妙、令人振奋
和积极的东西，它牢牢植根于激情之中。关系则是灰暗的，难以名状
的，它暗示一项计划，没有既定的内容，只有实验性。你若是在关系上
下功夫，爱情就只能自顾自了。在关系中首先出现的是麻烦，所以得寻
找共同的基础。爱情则为想象力呈现完美的幻觉，把人类交往中的自然
分歧置诸脑后。人们焦虑地谈论着关系，喋喋不休，在彼此“有关系”的
男女大学生经常光顾的学生聚会场所或餐馆，这种谈话想不听都难；尼
科尔斯和梅夫妇的定期喜剧广播和伍迪·艾伦的电影把这种让人不胜其
烦的无聊废话演绎得出神入化。在尼科尔斯和梅的一个节目中，一对初
次睡在一起的男女煞有介事地说：“我们得发生关系了。”《孤独的人
群》对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洞察是相当典型的，唯一的错误是鼓
励人们相信越是“自主”，越是走向孤单的自我，人们就越不会孤独。然
而问题不在于人们不够真诚，而在于他们没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
益，没有自然的互补性。不消说，自我除了与它自身有关，与其他任何
事物都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交往沟通”是它们的问题所在。群居
性，像畜群中的动物群居性一样，是所有人都承认的。畜群摩肩接踵，
肩并肩一起吃草，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还得有得到更多东西的欲望
和必要，才能实现畜群到蜂群的转变，在蜂群中才存在着真正的相互联
系。所以蜂群——共同体、根、大家庭——大受赞颂，但是并没有人愿
意从不确定的自我转变为身份过于明确的工蜂、雄蜂和蜂王，愿意服从
任何整体必不可少的等级次序和劳动分工，因为整体不仅是毫无联系的
各部分的堆积。自我想成为整体，但后来又渴望成为部分。这就是关于
关系的对话依然很空泛、很抽象和不得要领，它的全部内容都被存放在
贴有“担当”标签的瓶子里的原因。这也是人们大谈“约束”之类现象的原
因。在人的心灵缺乏任何相通性的情况下，他们便从与兽群中看到的机
制的徒然类比中寻求信心。然而，这是不会奏效的，因为人的归属感总
是包含着一种被这种类比所否定的自觉选择的成分。只需把描写男性义
务的无数小说和电影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关于友谊的论述作一比
较，就可以明白，友谊就像与之相关的现象——爱情——一样，已不在
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因为两者都需要心灵和自然天性的概念，由于理
论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我们甚至不能思考这两个概念了。
对关系的依赖是一种自欺，因为它建立在内在矛盾的基础之上。两
性之间的关系总是困难的，这也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大量描写男女争吵的
原因。就想象和实际存在的男女关系——从伊斯兰教徒的内室到柏拉图
的《理想国》——而言，肯定有正当的理由怀疑男女之间的相互适应
性，不管——像某些浪漫派作家认为的那样——它是因为自然扮演了后
母的角色，还是因为上帝以追悔的心情把造物弄坏。那个男人被创造出
来，并不是要让他孤身一人，这很好，但是再造个什么人来与他一起生
活呢？这就是男人和女人面对婚姻会踌躇的原因，也是求爱被认为是弄
清一对男女是否相容所必要的，或许还能提供相处之基本训练的原因。
谁都不想被一个不可能成为伴侣的人缠上一辈子。但是尽管如此，他们
还是很清楚彼此需要什么，问题仅在于他们能否得到它（而我们今天的
问题是想要的东西太多）。男人得去谋生，保护妻儿；女人要操持家
务，尤其是相夫教子。一方或双方经常不是做得很好，因为他们要么不
擅长各自的职能，要么不热心于履行自己的职能。为了使事情井井有
条，莎士比亚剧作中有易装癖的女人，譬如鲍西娅和罗瑟琳，不得不打
扮成男人，因为真正的男人不够格，需要加以匡正。这只会发生在喜剧
中；若是没有这些大胆的女人，那就是悲剧的剧情了。但是，一身男儿
装扮的女人是遵守礼仪习俗的。男人应该做假扮男人的女人所做的一
切；这些女人让事情走上正规以后，她们就重新成为女人，听命于男
人，虽然她们机智而讥诮地意识到，为了维护一个可行的秩序，她们至
少得部分地做戏。婚姻中的安排，即便只是出于习俗，也在告知当事人
可以期待什么，应该满足于什么。这事十分简单，家庭是个微型政治系
统，其中丈夫的意志是整个家庭的意志。女人能够影响丈夫的意志，它
由妻子和孩子的爱赋予活力。
现在这种家庭已经彻底解体了。它不复存在了，人们不再认为好家
庭应是这个样子。但是也没有什么东西明确取代了它的位置。男人和女
人都不知道他们落入了怎样的境地，甚至有理由担心最糟糕的局面。家
庭中存在着两个平等的意志，没有仲裁原则把它们联系起来，也没有终
审法庭。更麻烦的是，两个意志本身都是不确定的。因此需要引入“孰
先孰后”的考虑，对女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她们仍须决定把事业还是
孩子放在首位。人们不再有把婚姻视为主要目标和责任的想法了，他们
拿不定主意的状态又被离婚统计数字大大加深，因为这些统计数字意味
着，把像鸡蛋一样易碎的心理放入婚姻的篮子，是一种无价值的冒险。
男人和女人的目标和意志变成了两条平行线，得有罗巴切夫斯基 [13] 的
想象力才有望使它们相交。
最终目标的不和谐在女性就业上得到了最具体的体现，如今它跟男
性就业完全一样。凡是由三十五岁以下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家庭，几乎
都有两个同等的就业者，就业不光是实现家庭目标的手段，而且是个人
的成就。在这个过着流浪生活的国家里，配偶的一方很可能被迫或有机
会在另一方工作的城市之外的城市谋职。怎么办？他们可以待在一起，
一方为另一方牺牲自己的职业，也可以往返于两地之间，或者可以分
手。这些办法都不令人满意。更重要的是，将要发生什么是不可预料
的。婚姻和职业孰轻孰重？今天，妇女就业与她们在20年前的就业有本
质的不同，所以现在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婚姻和职业都贬值
了。
长期以来，中产阶级妇女一直在丈夫的鼓励下外出就业。人们认
为，她们有权提高自己的才干而不是操持家务。当然，其中隐含的观点
是，资产阶级的职业确实为实现人的潜能提供了机会，而家庭，尤其是
女性的家务劳动，仅仅属于必然王国，既是有限的，也是限制人的。有
良知的严肃男人认为，必须让妻子发展自己的才能。但是，几乎没有例
外，双方依然理所当然地认为家庭是女人的责任，如果存在潜在的冲
突，女人会把自己的职业放在次要位置或干脆放弃。这没什么大不了
的，女人通常对此都很明白。这种安排终归是靠不住的，而且天平失衡
的原因很清楚。夫妻双方都认为，家务事不能使女人在精神上获得满
足，女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家庭生活适合女人的观点是不可信的，为什
么女人不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业，就像男人对待自己的事业一样？为
什么女人不应该被男人认真对待？根据现在对公正的理解，对女人受到
的不公待遇的愤慨，反映在男人和女人都认为完全正当的要求上：男人
减少事业上的投入，同等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女人放弃女性特征的做
法因女性特征抛弃了她们而得到加强，经济变化使女性就业成了值得向
往和必需的事情；婴儿死亡率的降低意味着女人怀孕次数的减少；寿命
的延长和健康的改善意味着女人可以用一生中少得多的时间生儿育女；
家庭内部变化了的关系意味着女人不太可能在不断照顾儿孙中寻找乐
趣。到四十五岁时，她们会发现自己无所事事，而她们还有四十多年的
活头。她们成就事业的年龄已经过去了，她们没有能力再跟男人一较高
下了。这时一个女人若是再想做传统女性，她会发现做到这一点非常困
难，即便她能勇敢面对不友善的舆论。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女权主义者
的证据确实令人折服。但是，尽管婚姻条件发生了剧烈变化，新的条件
却没有制定出来。
女权主义者说，正义要求男人和女人同等分担家庭责任。这并不是
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一种妥协，即男人减少对事业的投入，女人减少
对家庭的贡献，这给双方带来有争议的多样性，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同
样有争议的分裂。双方在不同的城市工作，谁迁就谁的问题得不到解
决，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引起关系恶化的痛苦，是怀疑和不满的根源，
是双方交恶的诱因。况且，这种妥协也没有决定照料孩子的问题。父母
会不会更看重自己的职业而不是孩子？从前，孩子至少能得到一个人
——女人——的无私关照，她们的照顾对于孩子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情。两人各付出一半关照，这跟一个人全心全意的关照一样吗？这是不
是不顾孩子的借口？在这种安排下，家庭不是个统一体，婚姻是无聊的
争斗，双方都很容易脱身，男人尤其如此。
整个事情在这里变得不堪入目。为使女人摆脱男人的支配，必须摧
毁男人的灵魂——他们野心勃勃、好战、保护欲和占有欲强的性格。男
子气概——这是对男性特征或男人勇气的颇有争议的描述，在古人心目
中它是男人灵魂中居于核心位置的自然激情：奉献和忠诚的激情——正
是祸端，是两性差别的渊薮。女权主义者不过是在完成一项由霍布斯开
始的工作，按他的构想驯化灵魂中残酷的成分。随着男子气概声名扫
地，正面的任务是让男人体贴温存，乃至有教养，以适应重构的家庭。
因此，男人必须根据抽象的计划接受再教育，他们必须接受自己本性中
的“女性成分”。一群霍夫曼和斯特里普 [14] 式的人物拥入了学校、大众
心理学、电视和电影，使这项计划倍受尊重。男人为了避免背上歧视女
性的骂名，为了跟妻子或女友相安无事，一般都会认真接受再教育，虽
然有点儿郁闷。当然可以做到让男人更温和一些，但这跟让男人“体
贴”是两码事，这项计划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说它必定落空，是因为在个人主义时代，公共精神不能被强加于两
性中的任何一方，由公共精神减少的人强加就更不行了。况且“体贴”是
一种激情或是一种美德，它不同于“温存”之类的描述性字眼。美德驾驭
激情，一如节制驾驭贪欲，或勇气驾驭恐惧。那么，体贴驾驭什么激情
呢？人们也许会说，驾驭占有欲。但是近来占有欲已不必驾驭——应当
把它连根拔除。需要做的事情是矫正人性中的自私，但光有愿望是不成
的，无论抽象的道德多么需要愿望。旧的道德秩序虽不完美，它至少通
过激情趋向于美德。假如人只顾自己，这种秩序会扩大自我关心的范
围，把别人的利益也纳入其中，而不是命令人们不再只关心自己。这种
命令的做法既专横又无效。真正的政治或社会秩序要求心灵像高耸的哥
特式教堂一样，需要自私的压力和紧张给予支撑。抽象的道德说教谴责
人性中的某些基石，并要把它们去掉，在心灵崩溃时又指责结构和基石
的本质。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在农业方面的失败，就是这种情况的最佳政
治例证。想象的动机取代了真实的动机，当想象的动机不能产生真实的
效果时，缺少动机的人就会受到责难和迫害。在家庭问题上，人们认为
男人有着强烈的致富动机，所以古老的智慧试图把对家庭的关心与这种
动机联系在一起——允许并鼓励男人把家庭看作自己的财产，这样他就
会像本能地关心财产一样关心家人。这种做法行之有效，虽然从公正的
角度看有明显的弊端。当妻子儿女来到丈夫和父亲面前说：“我们不是
你的财产；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求你这样对待我们。”这时外人
不能不为之动容。但是，当妻子儿女刚刚表现出对自己的关心，却又进
一步要求那个男人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们时，麻烦就来了。他们反对父亲
的有缺陷的动机，要求用纯洁的动机奇迹般地取而代之，他们想用这种
动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父亲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收敛对财产的追求，不
再做父亲，重新变成一个单纯的男人，而不是像别人要求的那样，成为
一个有天命在身的神。正如柏拉图指出的，“理想国”中令人不堪的事
情，就是要求男人为了公共利益而放弃土地、金钱和妻子儿女，从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