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教授中间有很多人后来非常有名，他们并不倾向于哲学思
维，也不想深究自己正在使用的新语言和新范畴的起源，他们认为这是
和其他科学发现一样的发现，将被用于进一步的发现。他们非常着迷于
抽象和概括，就像托克维尔预言他们会这样做一样。他们相信科学在不
断进步，并表现出（这里也许有一点儿吹嘘和自嘲的成分）确信他们处
于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的边缘，其成就可以同16和17世纪的伽
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和牛顿在自然科学的贡献相提并论，它可以使早
期的社会科学失去意义，就像在哥白尼之后托密勒失去意义一样。潜意
识和价值观让这些老师如痴如醉。他们确信科学的进步与社会和政治进
步密切相关。他们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鼓吹罗斯福新政的自由
主义者。反对右翼的斗争在国内赢得了选票，在对外事务中则在战场上
获胜。原则性的关键问题都有了定论。平等和福利国家现在是世界秩序
的一部分，剩下的问题就是完成民主大业。心理疗法能使个人幸福，就
像社会学研究能改善社会一样。
我不相信这些教授中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了弗洛伊德和韦伯思想中
阴暗的一面，更不用说尼采—海德格尔潜藏于表面之下的极端主义倾向
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就算他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也是把它置于个人生
平而非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让我吃惊的是，弗洛伊德阐释的一切有意
识生命的非理性起源，和韦伯阐释的所有价值的相对性，居然没有给他
们以及他们对科学的乐观态度带来任何问题。弗洛伊德对文明的未来和
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是持极端怀疑态度的。他肯定也不是民主或平
等的可靠鼓吹者。韦伯在科学、道德和政治方面比弗洛伊德更有头脑，
但他始终沉浸在一种悲观气氛中。他把自己的科学阐述为对事物无序状
态的一种含糊的挑战，但价值超出了这种科学的界线。这就是对事实和
价值做出的令人生疑的——即使不是凭空想象的——区分的含义。政治
中的理性导致不人道的官僚体制。韦伯发现，选择理性的政治而不选择
非理性的信念的政治是不可能的；他相信理性和科学本身就是价值担
当，像其他价值担当一样，它们没有能力肯定自身的善，从而失去了自
己最有特色的东西。政治需要危险而难以控制的、半宗教式的价值定
位，韦伯目睹诸神为控制人和社会而战，其结局不可预料。没有塑造和
维护社会的价值，精于计算的理性到头来将对事物进行刻板、冷酷和卑
鄙的支配；感情将导致私心在浅薄享乐中的放纵；政治担当有可能助长
狂热，而人类是否还有足够的价值定位能力是令人生疑的。一切都飘乎
不定，难以捉摸，人的劳作没有了神的支撑。像德国深受尼采影响的其
他许多人一样，韦伯看到，我们所关心的一切都受到尼采观点的威胁，
我们没有支配人类结局的知识和道德资源。我们需要价值观，而价值观
又需要人类非凡的创造精神，这种精神正在枯竭，而且没有任何普遍力
量的支持。科学分析本身在消解人们赖以做出价值判断的保护性的思想
界限，同时也得出了理性软弱无力的结论。这些观点并不是韦伯所特有
的，或仅仅是来自他悲观的性格，他这种性格至少部分地归因于他所面
对的暗淡前景。毫无疑问，相对主义价值观，如果它是真实的并为人所
信奉，将会使人陷入灵魂的黑暗迷茫和极其危险的政治实验。但是在美
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悲剧意识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新社会科学的早期
拥护者欣然接受了有关价值的见解，确信他们的价值非常之好，而且与
科学齐头并进。比较一下帕森斯和韦伯的思想特点和关注领域的不同，
你就会看到欧洲大陆与我们的距离。在帕森斯那里，你看到的是循规蹈
距的韦伯。直到20世纪60年代，价值学说才在美国产生了真正的影响，
情形就像三十或四十年前的德国一样。没有受过传统价值的精华滋养的
新一代，一直被教导用不偏不倚的哲学和科学态度对待善恶问题的新一
代，突然登上了舞台展示价值担当，给他们的长辈上了最令人不快的一
课。
这种令人瞠目的德国悲怆精神的美国化写照，可以从路易斯·阿姆
斯特朗扯开嗓门唱那首当红歌曲《刀锋马克》（Mack the Knife）时的
笑脸中看到。多数美国知识分子都知道，它是从《三分钱歌剧》中的歌
曲《刀锋马克》（Mackie Messer）翻译过来的。这部歌剧是魏玛共和国
通俗文化的典范，由两位著名的左翼艺术家布莱希特和库尔特·威尔创
作。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一段时期内，美国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不寻常的
怀旧情绪，罗特·兰雅演绎的这首歌和玛琳·黛德丽在《忧郁的天使》中
演唱的《我沉浸在爱河中》，共同表达了一种迷人的、神经质的、性感
的、颓废的情调，一种不自觉的朦胧渴望。我们的知识界对尼采的《查
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节所知甚少，而布莱希特是非常熟悉这本书
的；在题为“苍白的犯罪者”这一节里，讲述了一个神经质的杀人犯，他
与《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有着奇怪的相似性；他不知道，也无
法知道，他杀人是出于和其他人一样正当的动机，这种动机在许多重要
场合很有用，但在我们的和平时期却是非法的：他渴望“挥舞屠刀的快
乐”。就《刀锋马克》而言，这个情节是人们期望超越道德的开始，他
们等待着，希望看到吸引魏玛时代及其美国崇拜者的本能冲动的火山喷
发。只要不是法西斯主义，一切都是对的！用梅·布里特代替黛德丽，
用阿姆斯特朗取代兰雅，带来的是巨大的市场，传递的信息也不再那么
危险，虽然一样腐败。异国情调的感觉已荡然无存，它被视为民间文
化，具有十足的美国风格，构成了美国世纪的一部分，就像“保持放
松”（与“绷紧”相对）一向被视为美国摇滚乐的真谛，而不是海德格尔
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一词的翻译一样。历史意识以及同我们时代
的距离，魏玛时代的怀旧情绪中唯一值得称道的东西，消失不见了，美
国人的自我满足感——舞台属于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
我们从历史中学习的感觉——粉墨登场。
这种情形可以在我们的思想史中看到，只要用玛丽·麦卡锡替换路
易斯·阿姆斯特朗，用汉娜·阿伦特替换兰雅，或用戴维·里斯曼替换阿姆
斯特朗，用弗洛姆替换兰雅，总之，照此替换美国知识界的名人即可。
我们的歌星们唱着连他们自己也不懂的歌，它译自德国原曲，十分走
红，产生了不明原因的广泛影响，因为原曲中的某种东西触动了美国人
的灵魂。不过，在这一切背后，矗立着抒情诗巨擘尼采和海德格尔。
简言之，在战后，美国出口的蓝色牛仔裤把所有国家的青年人团结
在一起，牛仔裤作为普遍民主精神的具体形式，对许多被奴役的国家产
生了思想解放的作用；而美国同时也在进口德国制造的精神外衣，认为
它很不错，而且完全符合人权，但这个舶来品实际上与一切都格格不
入，并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美国化提出了疑问。我们的思想轮
廓完全被德国思想家改变了，其剧烈程度甚至远超过德国建筑师对我们
城市轮廓的有形改变。 [21]
我反复强调所有这些现象的德国性质，并不是想对外国影响做出一
种无知的回应，到每一张床下搜寻德国知识分子，而是想让我们清醒地
认识到，若想明白我们在说些什么，想些什么，我们应该从何处着眼，
因为我们正处于遗忘的危险之中。有着丰富精神生活的民族会对精神生
活天赋相对不足的国家发挥巨大影响，即使后者的军队强大无比，这在
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古希腊对罗马的影响和法国
对德国和俄罗斯的影响。然而，正是这两个例子与德国和美国的例子之
间的差别，使后者在我们眼里成了问题。古希腊与法国的哲学在目的与
事实方面具有普遍意义，它们吁请人们运用一种无论何时何地的任何人
都潜在拥有的才智。事实上，“希腊”哲学中的“希腊”一词本身只是个无
足轻重的标签，就像“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法国”一样（“意大利”文艺复
兴也是如此，这场复兴运动是民族的非本质特点和希腊思想家普遍精神
的明证。）它们所教导的美好生活和公正制度，没有种族、国家和宗教
的界限，也不受气候的影响。这种美好生活和公正制度与名副其实的人
的关系，正是哲学的定义。我们在谈论科学时很清楚这一点，没有人会
郑重其事地讨论德国的、意大利的或英国的物理学。我们美国人在严肃
地讨论政治时，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自由平等原则以及作为其基础的
各项权利是合理的，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接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就
是一项教学计划，它要强迫那些不接受这些原则的人接受它。
但是，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对上述原则提出了质疑，并且德国政
治与德国思想之间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历史主义认为，思想同历史或文
化有着本质的联系。根据后期德国哲学家的观点，德意志民族性格是历
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尼采和那些受其影响的人来说，价值观是
民族精神的产物，并仅仅与这种精神有关。如我所说，海德格尔对翻译
的可能性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认为希腊哲学概念的拉丁文翻译是很肤浅
的，不能传达原始文本的精髓。与早期的思想不同，德国思想并不试图
摆脱自身的文化，而是倾向于在自己的文化中重构被哲学和政治的世界
主义所动摇的根基。我们就像电影《鬼魂西行》中的百万富翁，他把一
座城堡从云雾笼罩的苏格兰搬到了阳光明媚的佛罗里达，并加上运河和
威尼斯凤尾船作为“地方特色”。我们选择了一种不能旅行的思想体制，
就像某些葡萄酒换了产地味道会变一样；我们选择了一种看待事物的方
式，它绝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它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们和我们的目
标。美国被视为一个没文化的国家，一个真正文化废弃物的聚集地，它
只想从一种在思想和行动上致力于肤浅的世界主义的体制中追寻舒适的
自我保护。我们对德国事物的渴望，恰好证明了我们不能理解它们。人
民的性格以及他们那种由形形色色的历史主义、尤其是尼采的激进历史
主义所决定的价值观，使德国的情形与希腊截然相反。这种差别可以从
西塞罗和尼采对待苏格拉底的不同态度中看出。对西塞罗来说，苏格拉
底是朋友和当代学者；而在尼采看来，他是敌人和古代学者。鉴于我们
国家极端推崇启蒙精神的普遍意义，尼采和海德格尔最不愿意看到的，
大概就是我们向他们敞开了怀抱。
至于这种相对主义价值观是否与民主和谐一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
从来不提出这个问题。社会科学一直把纳粹主义作为精神病理学问题来
对待，认为它是威权主义人格或依附人格的产物，或者像伍迪·艾伦所
说，是精神病学家的病例。社会科学否认思想、尤其是严肃的思想，即
便是根深蒂固的思想，与希特勒的成功有任何联系。但是在魏玛共和国
——它的左翼观点如此吸引美国人——有很多知识分子至少一开始是受
到法西斯主义吸引的，其原因跟激励着左翼意识形态分子的原因差不
多，即对自主精神和价值创造的反思。人一旦堕入深渊，是否能在彼岸
找到平等、民主或社会主义，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即便在最佳情况下，
自决也是不确定的。但是价值创造的条件，尤其是它的威权主义的、宗
教的或克里斯玛式的特点，似乎会跟民主的理性精神发生对抗。共同体
的神圣基础与个人权利和自由主义的宽容精神是对立的。与共同体和文
化联系在一起的新宗教精神影响着那些从创造的角度看待事物的人，使
他们倒向右翼。左翼一方只有一种论断，即马克思在他的革命之后会把
尼采的承诺准确地变为现实，而在右翼一方，是有关我们对创造的条件
知道些什么的沉思。我不想评论其纳粹身份现已得到确认的海德格尔在
纳粹时期的表现，我只想说，人们竟然更加公开地承认他是我们这个时
代最令人感兴趣的思想家，天真地取代了从前把他作为各种思想的代理
人而给予的赞赏，这证明了我们是在玩火。他对新的神明的兴趣使他像
尼采一样，在自己的学说中推崇无节制，贬低节制，并对道德观念冷嘲
热讽。他们两人促成了魏玛时代的暧昧气氛，在这种气氛中自由主义者
被看作傻瓜，而对于那些在酒肆中高歌屠杀乐趣的人来说，似乎一切都
是可能的。循规蹈矩的人也渐渐习惯了过去自己连想都不敢想，更别说
公之于众的事情。魏玛时代左翼与右翼斗争的极端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不可思议的是所有这一切同美国精神的密切关系，对此美国人既没
有教育准备，也没有历史经验可言。皮埃尔·哈斯纳曾经问道，弗洛伊
德在美国获得的神奇成功，是否可以简单地归因于他的很多门徒逃脱了
希特勒的魔爪，从而成了十分有效的宣传员，或是归因于一个他不怎么
关注的国家对他的思想有着特殊的需要。当我还是一个芝加哥的小孩子
时，就对一件事老是感到特别吃惊：马歇尔·菲尔德三世。一个巨商家
族的后裔，韦伯派所说的“新教伦理”的成功典型。接受了格里高利·齐
尔布格——美国早期有影响的弗洛伊德信徒之一——的心理分析之后，
竟然成了左翼事业的狂热支持者，其财富也因经营政治同路人的左翼报
纸而丧失殆尽。商铺地下室里发生的事情显然大大多于我们的猜测。莫
非有某种美国人的自我理解不能辨认或满足的东西不成？
一旦美国人确信有一间由精神病学家掌管钥匙的地下室，他们的取
向就成了“自我”的取向，这个“自我”是我们的存在的神秘、逍遥、无拘
无束的中心。我们的全部信念都源于它，没有其他任何正当来源。虚无
主义及其伴随的生存绝望，在美国人看来几乎仅仅是一种姿态，但是随
着来自虚无主义的语言成为他们教育的一部分，并且日渐渗入他们的日
常生活，他们开始利用由这种语言所决定的方式追逐幸福。有一大堆术
语可以用来谈论虚无——关切、自我实现、扩张意识，诸如此类，简直
无穷无尽。虚无是确定的，虚无是有所指的，就像我们在艾伦和里斯曼
那里看到的一样。人们按捺不住要说点儿什么，要追寻自己清楚自己拥
有的内在世界（inwardness），但它依然是个无果之因。内在世界似乎
与外在世界毫无关系。外在世界被消解了，在内在世界看来遁于无形，
而内在世界就像鬼火或纯粹的虚空。难怪只有存在主义者的“虚无”和黑
格尔信徒的“否定”能让当代人竖起耳朵。美国人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情
绪，一种喜怒无常的情绪，一种不知所以然的焦虑。这是一种没有深渊
的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其最显著的表现并不是缺乏坚定的信
念，而是本能或情欲方面的混乱。人们不再相信灵魂中多变而相互冲突
的各种倾向有着自然的等级，用来替代自然的传统也已崩溃。灵魂变成
了一个由定期变换节目的剧团使用的舞台——有时上演悲剧，有时上演
喜剧；今天讲爱情，明天谈政治，最后是宗教出场；一会儿是世界大
同，一会儿是牢固的忠诚；既有城市，又有乡村；既有个人主义，也有
共同体；多愁善感唱罢，残酷无情登场。人们既无原则也无意愿给这一
切分出三六九等。所有时代和地点，所有种族和所有文化，都可以登台
亮相。尼采相信，这场激情狂放的化妆舞会即是后期现代性的优势，也
是它的劣势。明显的劣势是统一性或“人格”的解体，从长远看这将导致
心理耗散。人们希望的优势则是现代精神呈现出的丰富与张力有可能成
为综合性新世界观的基石，它将严肃地接纳那些过去被当作精神垃圾丢
弃的东西。按尼采的说法，这种丰富性主要来自于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
所继承、现在仍未得到满足的虔诚渴望。但是，就年轻的美国人而言，
这种可能的优势根本不存在，因为贫乏的教育使他们缺少抱负，他们几
乎不能领悟尼采所思考并且由他本人所代表的伟大历史。他们现在的作
为不过是在各种平庸的激情中胡打乱闹，就像一个颜色单一的万花筒。
他们是一群自我主义者，但说不上邪恶，因为他们不是明知什么是善、
正义和高尚却自私地拒绝它们的那号人。他们成了自我主义者，是因为
在当代理论中，在传授给他们的课程中，自我无所不在。
我们有点儿像那些被传教士发现和感化的野蛮人，对神启到来前后
发生的一切没有体验就皈依了基督教。没有弗洛伊德的话，我们中的多
数人也许根本不会听说俄狄浦斯，这个事实应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几
乎要完全依靠德国的传教士或中间人，才能获取有关希腊、罗马、犹太
教和基督教的知识；无论这些知识何等深奥，他们的解释是唯一的解
释；我们所能学到的仅限于他们认为我们需要了解的。对于那些希望认
识自我的人来说，当务之急是弄清楚使我们陷入这种困境的思想依赖的
全部意义。下面我对我们的目前语言的解说，旨在为这项工作提供一点
帮助。
两次革命和两种自然状态
探究和发现灵魂深处，为其幽深莫测的内容所吸引，长久以来一直
是欧洲大陆思想的特点。朦胧的渴望和对宇宙万物难以捉摸的根基的探
究，构成了19和20世纪法国、德国和（革命前的）俄国文学的普遍主
题。在知识界看来，欧陆的“深刻”与美国的“肤浅”适成鲜明对照。可以
说，美国的精神建构是没有根基的，它更想顺应这个世界，而不是让眼
光超越这个世界，它没有被自己经历的无根基所困扰。所以，当美国人
能够像享用欧陆美食一样纵情享受欧陆文学盛筵时，我们不能不怀疑，
他们是否真有这样的胃口，又如何消化这些美味佳肴。
欧洲大陆和我们之间的问题，可以用“资产者”一词加以概括。两百
多年来，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一直为新民主政体中的新人贴上资
产者这个标签。这个词的原义是指品味低下、自私、物欲熏心和缺少高
尚情操的人，而且它一直含有这种贬义——因马克思而为美国人所熟
知。然而，在尼采声称这个主题令人生厌很久以后，欧洲大陆的思想家
仍然揪住资产者不放，把它描绘成现代性最糟糕、最可耻的失败，必须
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克服。但是虚无主义却在其最为明显的意义上意味着
资产者的胜利，意味着未来、一切可预见的未来都属于他们，一切高于
或低于他们的境界都是虚幻的，以这种境界为基础的生活是没有价值
的。这实际上是在宣告，所有另辟蹊径或修正的措施——譬如理想主
义、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没戏。另一方面，美国人
普遍相信，现代民主制度正在他们的国家得到实现，它也可以在任何地
方得到实现，而且这种民主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他们用“资产者”来称呼
自己或相关的另一些人时觉得很别扭。他们确实喜欢自称中产阶级，不
过这个词并不包含任何特定的精神涵义，它不过是指一种不错的状态。
如果这里还有什么美中不足，那就是还存在着穷人。“中产阶级”一词不
像资产者那样有那么多对立面，如贵族、圣徒、英雄或艺术家——一切
美好之物；或许只有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者除外。这种精神在美国找到
了自己的归宿，即便没得到完全的满足。
现代性是建构在自由和平等之上的，从而也是建构在被统治者的同
意之上的；主宰和征服自然的新自然科学提供了繁荣与健康，使这种政
体成为可能。这是一项自觉的哲学规划，是有史以来在人与人的关系和
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实行的一场最伟大的变革。美国革命为美国人民建立
了这种政府制度，他们对结果大体上感到满意，并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
有着清醒的认识。政治原则和权利的问题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如果
革命是指改变基本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理性和事物的自然秩序，用武装
斗争对抗那些坚持旧秩序和不公正统治的顽固派，那么进一步的革命就
不需要了。革命这个政治词汇中的新名词，最初是指1688年英国的光荣
革命，它也是用和我们的革命十分相似的原则作为旗号，这样的革命非
常类似于太阳从夜间到天亮的运行。
被康德称为新时代曙光的法国革命，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是比美国革
命更伟大的事件，因为它关系到当时的两大强国之一，涉及欧洲真正伟
大的思想学派，涉及一个最悠久、最文明开化的民族。就像英国和美国
革命一样，它为自由和平等而战，并且赢得了胜利。它似乎使现代哲学
规划取得了不可抗拒的胜利，为自由和平等的神正说提供了最后的证
据。但是与以往的革命不同，法国革命产生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理
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这种探索的冲动至今仍未衰减。右翼
——按其唯一严肃的含义，是指反对平等（不是经济平等，而是权利平
等）的政党——从一开始就想以皇权和教会的名义破坏革命，这种反动
可能一直苟延残喘到1975年的佛朗哥政权。另一种形式的右翼，即作为
一种进步主义的右翼，想在世界上创造和推行一种新的不平等，一种新
型的欧洲或德国贵族政体，1945年它在柏林被炸得粉身碎骨。试图通过
废除私有财产完成革命的左翼目前依然很活跃，但从来没有在深受法国
革命影响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取得成功。最终还是中间道路，即资产阶
级的解决方式，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葡
萄牙等国胜出，就像英国和美国一样，但这是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悔恨和
失望之后才获得的。最后一批真正憎恨资产阶级的伟人，萨特、戴高乐
和海德格尔，大约在同一个时期都去世了（美国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对
资产阶级的痛恨右翼至少和左翼是一样的。）人们能够期待某种文学的
余辉，因为抨击资产阶级几乎成了作家的条件反射，难以释怀，这从如
此多的人抱着这种痛恨不放即可得到证明，尽管纳粹和苏联体制也许更
值得他们关注。为使仇恨的火焰永不熄灭，许多文学家把希特勒解释成
一种资产阶级现象，他们凭借不断重复的力量，把这种解释变成了自己
手中的一根大棒。
如今，我们似乎已经耗尽了这些新革命的意蕴，需要新的形而上学
为它们正名，这是为了修正人们“感受到的”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但是，
顺应现实只会让人倦怠，不会唤起激情。我之所以说“感受到的”，是因
为尼采在各种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读物——由君主派、天主教徒、自由主
义者、社会主义者、罗伯斯庇尔分子和波拿巴分子撰写；不是休闲式的
学术习作，而是塑造人生和诱发行动的纲领——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
这里没有文本，只有解释。这一见解是当今一种流行观点的基础，它认
为世上没有“实然”，只有对“变化”的看法；感知就像实然一样实在，事
物就是被感知的存在。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同另一种观念结成了盟友，
即人是价值的创造者，而不是善的发现者。所以，在现代政治最重大的
事件中至少能够部分发现这种思想的起源，也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互不理解在于，美国人眼里的答案，在欧洲
人眼中却是个问题。美国革命产生了一个清晰而统一的历史事实，法国
革命带来的却是一系列疑问和难题。美国人往往以纵容的态度看待法国
革命，认为它代表着善的事物，酷似我们的革命，但它没有给法国人提
供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在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
人，而且是最有影响的人 [22] ，则认为法国革命是一场失败，不是因为
它未能成功地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而是因为它在造就自由民主的典型人
物——资产者——并赋予他所属的资产阶级以社会权力上取得了太大的
成功。甚至像托克维尔这样亲美和亲自由主义的作家，对法国没有能力
适应自由体制的困难十分清楚，也对这种体制下人充分发展的前景十分
惆怅。
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不会让美国人产生任何好感。它的皇权和教会
是非正义的不平等与偏见的真实写照，这正是美国政体要在人世间予以
消除的东西。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能够比较轻松地完成自己的事
业，因为他们有平等的条件作为起点。美国人不必诛杀国王、驱逐残余
贵族，从而引起骚乱，也不必解散甚至禁止教会。法国人却必须做这些
事情，加之存在着不接受法治的巴黎暴民，使得法国人无法取得秩序井
然的民主政府所需要的理性共识。
然而，对这些事件的另一种看法支配着欧洲大陆的公众舆论。在某
些欧洲人看来，美国人代表着不堪忍受的人类的狭隘视野，他们为自己
得体的秩序和繁荣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法国贵族的高贵、典雅和品味，
与自由社会的商业生活和动机所导致的计较和圆滑形成了尖锐对比。贵
族所代表的一切的丧失，使这个世界变得枯燥乏味。更重要的是，遭到
废除的宗教可以被视为对生命价值的深沉而严肃的表达。如果高尚和神
圣的东西在民主体制中不能得到庄严的表达，它是否值得选择就很成问
题。这便是反动分子、旧制度的残渣余孽的观点，是他们特有的辩护
词。
在我们看来，那些接受我们的自由平等原则的革命者的论点更严肃
一些。许多人认为，我们对这些弥足珍贵的理想并没有进行深入思考。
平等真的仅仅意味着禀赋不平等的人拥有获取财富的平等机会吗？难道
锱铢必较的精明应该比美德得到更多的奖赏？既然连柏拉图都要求在平
等者之间实行共产主义，私有财产能够与平等安然共处吗？在美国，共
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罢，在反对私有财产受到的尊重方面都没有真
正取得多大进展。洛克对财产的定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向十分符
合我们美国人的口味，而卢梭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在这里几乎没有留下任
何印迹，虽然它在欧洲一向很有威力。自由对我们来说仅仅意味着随心
所欲的行动，只受社会生活最低限度的要求的限制。我们没充分理解在
为自己制定法律时真正需要的东西，也没有超越仅仅满足原始冲动的纯
粹消极的自由。至于宗教，已被驯化的教会在美国保留着基督教的迷
信，而战胜它也许才是人类解放的关键。好的制度应该信奉无神论，还
是应该有一种公民宗教？最后，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拿破仑现象——野
心勃勃，崇尚武力——我们除了不予理睬或拆穿其骗局之外，还能做些
什么呢？
这些问题被法国大革命推上了“历史”的断头台，这是一些我们不希
望听到的问题。它们为欧洲大陆一百年的严肃哲学提供了素材，英国的
哲学精神也从中得到滋养。功利主义是一种较为狭隘、更容易自我满足
的早期自由主义版本，甚至它的传人密尔也不得不从德国思想家洪堡那
儿借用自主的概念，以便对自由的本质做出有吸引力的现代解释，使其
免于多数人暴政的危险。哲学似乎开始面对各种重大的政治抉择。自法
国大革命以来，在所有真正伟大的哲学家中，只有康德是自由民主体制
的朋友。然而他觉得自己不得不用另一种方式对它重新诠释，使它变得
对于我们来说晦涩难懂，索然无味。自然科学是决定论的，他却提出了
一种使自由成为可能的新认识论；人的本性被认为是由自私的本能欲望
构成的，他却提出了一种实现人类尊严的新道德学说；他还阐发了一种
新美学，把美和崇高从纯粹的主观性中解救出来。所有这一切都与自由
主义奠基人的早期平等思想毫无关联。
美国和法国革命所践行的思想，是洛克和卢梭这两位现代政治剧的
脚本作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事先就已构想好了的。这些思想领域的哥伦布
们——霍布斯率先出征，洛克和卢梭紧随其后，并被视为更可靠的通讯
员——对所谓的自然状态这片新大陆进行了探索，我们的先祖曾在那里
居住。他们报告的重要消息是，所有的人天生是自由而平等的，享有生
命、自由和追求财富的权利。正是这种信息引起了一系列革命，因为它
把魔毯从国王和贵族的脚下抽走了。洛克和卢梭在这些基本观点上是一
致的，它们为现代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们有分歧的地方，则爆
发了现代性的主要冲突。洛克的思想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胜利，英国和
美国的新政权都是依据他的思想创建的。卢梭恐怕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文
人，他激励着后人——个人和公众，思想和行动——去改变、纠正和规
避洛克的彻底胜利所指明的必由之路。
当前时髦的观点是否认曾经有过自然状态。我们就像那些贵族一
样，不屑于了解我们的祖先曾经是野蛮人，他们仅仅出于对死亡和匮乏
的恐惧，就为争夺几粒橡果而互相杀戮。尽管我们拒绝接受这些祖先，
但我们仍然继续依靠他们留给我们的财富生活。人人相信自由和平等以
及源自它们的权利。这些东西无论如何是从自然状态带入政治社会的；
由于缺乏别的依据，它们就像不可靠的旅行者讲述的自然状态神话一样
神秘。按照新的自然科学为他们提供的指南，他们像过去的政治哲学家
一样到达了自然状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苏格拉底在演说中构想了一个
光明之城；霍布斯发现了孤立的个人，他的生活“卑下、肮脏、野蛮和
贫困”。这些不同的期望反映着人们对政治的不同要求和愿望。人们深
思熟虑的结果不是希冀一个致力于培育珍贵的、难以实现的——即使不
是根本不可能的——美德的政权，而是希望有一支出色的治安队防止人
们彼此伤害，并准许他们尽可能维持自己的生存。霍布斯、洛克和卢梭
都发现自然会以某种方式把人们引向战争，因此政治社会的目的不是顺
应人们趋向完美的自然趋势，而是在自然的不完美导致战争的地方缔造
和平。
关于自然状态的报告混杂着好消息和坏消息。也许最重要的发现是
根本不存在伊甸园；黄金国变成了荒漠和丛林。人最初一无所有，他当
前的状态也不是他的罪孽的产物，而是大自然悭吝的产物。他得依靠自
己。上帝既不照顾他，也不惩罚他。自然对正义的冷漠使人类感到一种
可怕的失落。他必须自己照顾自己，不能抱有好人一向抱有的希望：恶
有恶报，坏人肯定遭殃。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伟大的解放：使人摆脱了上
帝的监护，摆脱了国王、贵族和教士的要求，摆脱了罪恶或负罪感。最
大的希望破灭了，但某些恐惧和内在的奴役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毫无保护，孑然一身，无助的痛苦和可怕的死亡，是失去幻想的人
必须面对的前景。但是，如果从已经建立的社会的角度看待这一切，人
完全可以为之自豪。他的确进步了，并且是靠自己的努力。他能够认真
地思考自己。而且他现在掌握了真理，可以更自由地做他自己，改善自
己的处境。他可以自由地创建一个不受虚幻的义务和统治资格约束的政
府，让它为自己服务。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对社会起源的探索使理论踏
上了新的起点，使重构政治的方案成为可能，就像对新大陆的探索和发
现预示了人类实践的新纪元一样。这两个新的起点同时出炉，带来了种
种奇迹，美国便是其中之一。
洛克通过对自然状态的反思，得出了把自然科学和政治科学独特地
结合在一起的启蒙思想的原则。它的出发点是不受限制地运用理性，在
这方面他仅仅是沿袭了哲学家最古老的思想。对人类来说，自由的含义
在于运用自己从专制力量和谎言——即神话——的权威中解放出来的独
特才能，认识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并根据这种认识安排自己的生活。借助
于独立的理性，人作为人本身——不同于属于某时、某地、某国或某种
宗教的人——能够把握事物的原因，能够为了自己而了解自然。自主不
像今天普遍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在虚无中做出宿命的、毫无根据的决
定，而是指根据现实去支配自我。必须有一个外在世界，才能使内在世
界具有意义。
洛克和他的哲学先贤们以及他的追随者都是这样认为的。启蒙思想
与早期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试图把过去只为少数人保留的事情扩大
到所有的人：即过遵循理性的生活。激励这些哲学家的不是“理想主
义”或“乐观主义”，而是一种新科学，一种“方法”，以及同它们结合在
一起的新政治科学。运用普通人随时都能掌握的简单方法发现的关于物
体运动的清晰明了的数学科学，使得普通百姓也能了解有关自然的知
识，尽管不能为他们提供发现这种知识的天才。关于整体的各种神秘主
义的或诗意的观点使所有的民族视野逼仄，哲学家在他们中间一向陷于
孤立，遭人误解；这些观点将被抛弃，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在观点上的根
本分歧将得到克服。进一步说，人一旦从黑暗蒙昧王国的阴影中走出
来，在科学的阳光下审视自己，他就会明白自己生来属于运动物体的王
国，他像其他所有物体一样希望维持这种运动，即维持他的生命本身。
每个人对死亡都有着强烈的恐惧，这完全符合自然规律。对于为人设定
的另一些目的进行批判性的、科学的和方法论的考察，能够证明这些目
的都属于幻想和错误观念的王国，或者是由维持生命的主要目的派生出
来的。只要有哲学家的指导，人人都能进行这种批判性的考察，其结果
是目标的有益统一和问题的有益简化：脆弱的人类必须寻找自我维持的
手段。既然这是每个人的真正需要之所在，因此无论什么安排，只要它
有助于他们得到衣食、居所和健康，以及最重要的，有助于保护他们
——假如他们受到适当的教育——免于彼此伤害，就会赢得他们的赞同
和信赖。
一旦从这个世界中肃清了鬼怪精灵，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严重问题
就只有匮乏了。自然像是一个撇下我们不管的继母。但这也意味着我们
无需感恩戴德。我们在敬畏自然时是贫穷的。由于供应不足，我们只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