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出版书）》
作者：[美]汉娜·阿伦特
译者：陈周旺
内容简介：
该书以现象学方法分析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的路径差异，延续了作者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对现代政治困境的思考脉络。
作者通过对比两场革命，指出法国大革命因转向消除贫困等社会问题而陷入暴力循环，美国革命则通过构建宪政体系实现了以自由立国的初衷。全书贯穿对政治行动、公共空间与自由关系的探讨，揭示法国革命中权力转移机制与激进思想的根源，强调革命应以构建持久政治共同体为目标。书中提出解放与自由的本质区别，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而非单纯推翻压迫，这些观点成为研究革命理论的重要参照。
导言 战争与革命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
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
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
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
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
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
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
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
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
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
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
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
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
上：若是缺少了自由的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说不上有什
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革
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
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
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
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
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
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
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
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
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
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
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
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
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
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
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
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
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
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
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
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
受”（修昔底德）。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
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
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
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
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
味的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
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
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
——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
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
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
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
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
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
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
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
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
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
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
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
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
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
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
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
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
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诓世欺人之
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 1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
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以
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
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
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
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
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
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
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
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
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
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
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
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
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
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
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
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
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
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
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不由产生
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
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
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
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而爆
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
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
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发展应归咎于政府本
身致命的弱化，归咎于权力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是说，任何国家、任
何政府，无论多么稳固、多么得到公民的信任，都经不住现代战争所释
放出来的，加诸全体人口的无与伦比的暴力恐怖，这些在本文中都是无
关宏旨的。事实上，甚至在核战恐怖之前，战争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生死
攸关的问题，虽然还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条
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在苟延残
喘。
第三个事实似乎指出了通过引入威慑这一军备竞赛的指导原则，战
争本来的性质发生了剧变。的确，威慑战略的“实际目标是避免而不是
打赢它煞有介事地准备的战争。它企图靠永远不会实施的恐吓，而不是
行动本身，来达到目的”。 2 要知道，和平是战争的目的，所以战争是和
平的准备，这种见识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至于谎称军备竞
赛的目的是保卫和平，那恐怕就更古老了，换言之，它与发现宣传机关
发明的谎言一样历史悠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不管是出于真心
还是假意，避免战争不仅是整个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军备活
动本身的指导原则。换言之，部队不再为一场政治家们希望永远都不会
爆发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本身的目标已经变成发展武器来遏制战争。
而且，与这些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努力遥相呼应的是，“冷”战可能
取代“热”战这一严峻问题已经浮出了国际政治的地平线。我不愿意否
认，也让我们心存一丝希望：现在大国暂时恢复核试验，目的主要在于
开发和发明新技术。不过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试验跟先前的
不一样，它们也充当了政策工具。作为和平年代一种新型的对抗演习，
它们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参与演习的不是常规部队对抗演习中一对假想
的敌人，而是一对真正的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核军备竞赛仿佛已
经变成了某种试探性的战争，彼此向对方炫耀手中武器的杀伤力。这场
条件和时间都未定的死亡游戏突然间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
的；而一天的胜负就可以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一切绝非不可想
象。
这纯属幻想吗？非也。自从原子弹第一次亮相那一刻起，我们就面
临这样一种假想战争，至少是潜在的。很多人那时认为，现在也依旧认
为，只要挑选一群日本科学家，向他们演示这种新式武器，就可以迫使
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一种演示对那些内行人来说就构成了无
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具有一种绝对优势，靠时来运转，靠其他因素都改
变不了。广岛事件过去十七年了，我们对杀伤手段的技术掌控正在飞速
迈向这一步：战争中的一切非技术因素，比如士气、策略、指挥官的才
能，甚至纯粹的机缘巧合，都被彻底消除，这样就能提前将结果精确地
计算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单纯试验和演示的结果对于专家们，就
跟以前战场、领土征服和会谈破裂等对于双方的军事专家们一样，都是
判断胜负的真凭实据了。
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
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
争转向革命。诚然，战争与革命相互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现
象，而是和革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革命要么像美国革命一样，以解放
战争为先导或伴随它而发生，要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自卫战争
或侵略战争。此外，在本世纪出现了一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对于革命将
要释放的暴力而言，战火似乎只不过是一支序曲，一个准备阶段（这也
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于俄国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解）；
抑或相反，世界战争表面上就像是革命的后果一样，是一种在全球范围
内蔓延的内战，比如，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根据大部分人的公共
意见，以充分的正当理由来看待。二十年后，战争的目的就是革命，能
为战争正名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几乎变成了不争的事实。
这样一来，无论我们目前的困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假如我们没有被
完全灭绝，与我们一道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很可能就是革命，有别
于战争的革命。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
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是一场将今天的
世界分裂的竞赛，并且，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岌岌可危。理
解革命的人将可能获胜，而那些死抱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不放，相
信战争是一切外交政策最后手段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
只不过是掌握了一门毫无用处而又过时的手艺。对反革命的精通反击不
了，也替代不了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反革命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
命中创造的，它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就像反动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
样。德·迈斯特的名言：“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 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反革命不是一场颠倒的革
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句话从1796年说出之时起，自始至终就
是一句风趣的空话。 3
可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原本密切相关的战争与革命加以区分，
不管多么必要，我们也不可不留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暴力领域之外，
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足以将它们一道从其他一切政
治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
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
性。甚至在缺乏任何革命传统的条件下，而且即便以前从未发生过革
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暴力，其实已经足以在战后余
波中引发革命了。
当然，战争并不是完全被暴力决定的，更不用说革命了。在暴力绝
对统治之处，例如极权政体的集中营，不仅法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美
其名曰的那样，les lois se taisent（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
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暴力成为政治领域的
边缘现象。人，就他是一个政治存在而言，被赋予言说的权力。亚里士
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
在，两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体验。此中关键在于，
暴力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不单在于言说面对暴力是孤立无助的。由于
这一无言性，政治理论极少论及暴力现象，而会将有关暴力现象的讨论
留给技术专家。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
类事务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与物理事实相反，
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为了彻底展现出来，从而
超越仅仅是物理上看得见和听得见的东西。因此，一种战争理论或者革
命理论只能为暴力正名，因为这种正名构成了它的政治界限；如果反过
来，这种正名越出雷池，赞美暴力或为暴力本身正名，它就不再是政治
的而是反政治的了。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
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
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
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
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会
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
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
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
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
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涵盖的现实。因
为，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开端，开端与它之后的一切泾渭分
明，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开端问题与革命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端，
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
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这些在
我们的圣经传统和世俗传统中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行为，无论是被人当
作传说来流播，还是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都已经裹挟着一股力量穿越
了时代的长河。人类的思想，只有化为贴切的比喻或广为流传的故事，
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情形庶几稀矣。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
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
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
于罪恶。开端是一场罪行，“自然状态”一词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论净化的
一种释义。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对人类事务状态而言，与圣约翰第一句
话“太初有道”对于救赎事务而言一样，都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说服力。
一 革命的意义
1
在此，我们不谈战争问题。我提到的隐喻，以及在理论上阐释这个
隐喻的自然状态理论，与革命问题的关系更为重大，因为，革命是唯一
让我们直接地、不可避免地面对开端问题的政治事件，尽管这个隐喻与
自然状态理论，常常被用来为战争和战争暴力正名，理由就是人类事务
固有的，并在人类历史的罪恶开端中揭示出来的原罪。无论我们企图如
何去界定革命，革命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变动。现代革命，与罗马历史上
的mutatio rerum（动荡），与困扰希腊城邦的内乱στáσιS，都毫无共同
之处，我们不能把它等同于柏拉图的μεταβoλαι'（一种政府形式半自然
的转型）；也不能等同于波利比乌斯的πολιτει'ων νακ κλωσιS（人类
事务由于总是被推向极端而注定陷入其中的规定性循环）。 4 政治变动
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在古代司空见惯，不过对它来说，两者都不会带
来什么全新的东西。变动没有打断被现代称之为历史的那个进程，它根
本就不是一个新开端的起点，倒像是退回到历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描
述了一个取决于人类事务本性，因而本身一成不变的进程。
不过，对现代革命来说还存在另一个方面，从中会更有把握在现代
之前找到革命的先例。谁能否认社会问题在一切革命中所具有的举足轻
重的作用，谁能不想起亚里士多德，在他开始翻译和解释柏拉图的
μεταβολαí时，就已经发现了我们今天所谓经济动机的重要性——富人推
翻政府就会建立寡头制，穷人推翻政府就会建立民主制？在古代同样尽
人皆知的是，暴君依仗平民或穷人的支持上台，他们保持权力最大的胜
算就在于人民对条件平等的渴望。将一国的财富与政府相联系，认为政
府形式与财富分配密切相关，怀疑政治权力仅仅是经济权力的结果，并
最后得出结论，利益是一切政治冲突的驱动力，所有这些当然不是马克
思的发明，也不是哈林顿的发明：“统治权就是财产、不动产或私有财
产。”也并非勒翰的发明：“国王统治人民，利益统治国王。”假如谁想
指责某一个作者采用了所谓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谁就不得不追溯到亚
里士多德，因为他是第一个声称利益，他称作συμ叩ε'pον——对个人、
团体和人民都有用处，在政治事务中居于并且理当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
地位的人。
然而，这些受利益驱动的颠覆和骚乱，虽然在新秩序确立之前，只
会带来暴力频仍、血流成河，却都依赖于一种穷富差别，这一差别本身
在政治体（body politic）内注定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就像生命对于人
体一样。只有当人们开始怀疑，不相信贫困是人类境况固有的现象，不
相信那些靠环境、势力或欺诈摆脱了贫穷桎梏的少数人，和受贫困压迫
的大多数劳动者之间的差别是永恒而不可避免的时候，也即只有在现
代，而不是在现代之前，社会问题才开始扮演革命性的角色。这种怀
疑，确切地说是一种信念，也就是相信地球上的生命会被赐以丰饶之福
而不会被咒以匮乏之苦，就其本源来说，是前革命的和美国式的，它直
接来源于美国殖民地的经验。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
变化，它标志性的一步就是，约翰·亚当斯在美国革命实际爆发之前十
多年就宣称：“我一直认为拓居美洲是一个宏伟计划的开端和神意的安
排，为的是令无知者启蒙，令全人类中的受奴役者解放。”
5 它理论性的
一步就是，先有洛克（也许是受了新世界殖民地繁荣景象的影响），继
而是亚当·斯密，他们都坚持，劳动和辛劳根本不是贫穷所专有的，也
根本不是贫穷对无财产者的惩戒，相反，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
的话，穷人、“全人类中的受奴役者”的造反，确实就不仅仅以解放自
己、奴役他人为目的了。
匮乏一直被认为是永恒而不可改变的。凭借独一无二的技术发展，
近代以来确实发现了消除匮乏之苦的手段。远在此之前，美国就已经成
为无贫困社会的象征。而只有在此之后，并且只有在欧洲人懂得了这一
点之后，社会问题和穷人造反才开始真正扮演革命性的角色。古代的永
恒轮回以一个据说是“天生”的贫富差别为基础 6 。美国社会事实上先于
革命爆发而存在，一劳永逸地打破了这个循环。关于美国革命对法国大
革命的影响，学术上的探讨汗牛充栋（关于欧洲思想家对美国革命进程
的决定性影响的学术探讨也不遑多让）。但不管这些研究多么雄辩、多
么启人疑窦，那些对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具有显著影响的事实，诸如法国
大革命肇始于制宪会议，《人权宣言》仿效了弗吉尼亚的权利法案等
等，都无法与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北美大陆的，被雷奈神父称为“惊
人的繁荣”的冲击力相提并论。 7
我们还有充分的机会去探讨美国革命对现代革命进程的影响，确切
地说是它的无影响。无论是这一革命的精神，还是国父们睿智闻达的政
治理论，都没有对欧洲大陆产生太大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美国
革命者那些算得上是最伟大的新共和政府的创举，他们在政治体内对孟
德斯鸠分权理论的应用和发挥，对各个时代欧洲革命者思想的影响都微
乎其微。就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杜尔哥立即抛弃了它，因为他关注
的是民族的主权 8 ，民族的“最高权力”——majestas（最高权力）是让·
布丹的原词，杜尔哥将它翻译成souveraineté（主权）——据说是要求不
可分割的中央权力。民族的主权，一如在漫长的绝对君主制时代中所理
解的那样，是公共领域本身的最高权力，这似乎与建立共和国互相矛
盾。换言之，老资格的民族国家，甚至不等欧洲革命登台，看来就已经
事先将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有些因素在另一方面给其他一切革命都提出
了一个最迫切、政治上最棘手的问题，即表现为贫苦大众悲惨境况的社
会问题，却在美国革命进程中几乎无迹可寻。尽管尚未爆发美国革命，
但革命的条件在《独立宣言》很久以前就已经确立，并在欧洲广为人
知，欧洲滋养了革命的热情。
新大陆变成了穷人的避难所、“庇护院”和聚集地；一种新的人产生
了，他们“通过温和政府的丝般纽带联合起来”，生活在“愉悦的统一”条
件下，从中消除了“比死亡更糟糕的赤贫”。不过，说这些话的人克雷夫
科尔，却强烈反对美国革命。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大人物”针对“平民
百姓”的一种阴谋。 9 先是在欧洲继而遍及全世界的，使人们的精神普遍
革命化的，并不是美国革命，也不是它对成立一个新政治体、新政府形
式的专注，而是美国这个“新大陆”，美国人这种“新人”，以及那种“可
爱的平等”，按照杰斐逊的说法，就是“不问贫富，人皆共享”的平等。
以致从法国大革命后期一直到当代的革命，对于革命者来说，更重要的
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而不是政治领域的结构，美国可是在革命之前就完
成了这一改变。如果说在现代革命中真的没有什么比社会条件的剧变更
加生死攸关，那么就有人不免会说，这一切都归咎于美洲的发现和新大
陆的殖民——在新世界，“可爱的平等”是自然而然，可以说是有机地生
长起来的；而在旧世界，一旦给人类带来新希望的福音传来，“可爱的
平等”似乎只能通过革命的暴力和流血来实现。持这一见解的版本数不
胜数，每每鞭辟入里。这在当代历史学家眼中，早已经习惯成自然，他
们顺理成章地推论说，美国未曾发生过革命。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
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支持。他好像相信，自己对
资本主义的未来和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并不适用于美国的
社会发展。无论马克思的论断有多少可取之处——这些论断对现实的理
解，肯定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们所无法企及的——这些理论本身在美国革
命这一简单事实面前都不攻自破了。事实是牢不可破的，不会因历史学
家和社会学家拒绝从中取经而消失，尽管它们也会湮灭，那只是因为它
们被所有人遗忘了。在此，这种遗忘不是学究气的，它事实上宣告了美
利坚共和国的终结。
一切现代革命本质上都源于基督教，哪怕它们打着信仰无神论的幌
子，这种论调并不稀罕，对此尚需讲上几句。支持该论调的各种论点，
通常都针对早期基督教派所具有的明显的造反天性：它强调上帝面前的
灵魂平等，它公然蔑视一切公共权力以及它天国王朝的允诺。这些观念
和希冀，据说已经渗入现代革命之中，尽管是通过宗教改革这一世俗化
的形式。世俗化，即政教分离，和世俗王国兴起并获得自身的尊严，这
肯定是革命现象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不错，我们所谓的革命，确切
地说，就是造就一个新的世俗领域的短暂阶段。这一点终将得到证明。
不过，如果当真如此，那么就是世俗化本身，而不是基督教教义的内容
构成了革命的起源。这种世俗化的第一个阶段不是宗教改革，而是绝对
主义的兴起；因为根据路德的观点，上帝之道挣脱教会的传统权威之
日，就是“革命”摇撼世界之时。“革命”经久不息，并将适用于一切世俗
政府形式；它并不建立新的世俗秩序，反倒持续不断地动摇着一切尘世
建制的基础。 10 路德固然因为最终成为一个新教会的奠基者，而跻身于
历史上伟大奠基者之列，但他创立的东西，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一个
novus ordo saeclorum（新秩序的时代）；相反，无论它会是什么，都意
味着将一种真正的基督教生活更彻底地从对世俗秩序的忧虑和考虑中解
放出来。这并不否认，路德解除权威和传统之间的纽带，企图将权威建
立在上帝之道的基础上，以取代从传统中获得权威，这对权威在现代的
丧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如果光靠自己，而没有一个新教
会的创立，这一点也将始终无法灵验，就像从菲奥雷的约阿希姆到西吉
斯蒙德改革的中世纪晚期的末世论景象和预测一样。近人猜测，后者据
认为可能无意中充当了现代意识形态的先驱，尽管我对此表示怀疑。 11
同样，人们也可以在中世纪的末世运动中看到现代大众式歇斯底里的先
驱。可是，哪怕连一场造反也远不止是大众式歇斯底里，更何况革命
呢。因此，造反精神在某种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宗教运动中锋芒毕露，却
总是在某种大复苏或复兴运动中划上句号。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使那些
歇斯底里发作者“康复”，却始终不会有什么政治结果和历史意义。而
且，基督教义本身就是革命的这一理论，并不比美国革命不存在的理
论，更能在事实面前站得住脚。事实上，在现代之前，不曾有任何革命
是以基督教的名义发动的，以致支持这一理论最好的理由，无非就是需
要现代性来解放基督信仰中的革命性因子。这显然是在回避问题。
不过还有另一种主张，更接近问题的实质。我们强调过创新性因素
乃是一切革命所固有的。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我们整个历史意图
都起源于基督徒，因为历史进程遵循直线式发展。显然，只有在直线式
时间概念的条件下，诸如创新性、事件的独特性等现象，才是可以想象
的。是的，基督教哲学打破了古代的时间概念，因为基督的降生，发生
在人的世俗时间之中，既构成了一个新的开端，也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
的、不可重复的事件。要想让奥古斯丁炮制的基督徒的历史概念设想出
一个新的开端，唯一的办法就是依据一个突入的并打破了世俗历史常规
进程的超验事件。这样的事件，就像奥古斯丁所强调的那样，只能发生
一次，直至时间的尽头才会再有第二次。基督徒眼光中的世俗历史始终
囿于古代的循环之中，帝国兴衰沉浮，一如既往，只有获得永生的基督
徒们能摆脱这种在无休止动荡中的循环，冷眼旁观其中的风云变幻。
一切会死的事物都处于变化之中，这当然不是基督徒独有的观念，
而是整个古代后期主流的情绪。可见，这一观念与古希腊哲学，甚至与
人类事务的前哲学诠释之间颇有渊源，就连古罗马共和精神都不及它。
与罗马人相反，希腊人相信，会死的事物因为终有一死而自成领域，这
一领域所具有的易变性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它最终以这一事实为基础：
ν οι，年轻人，同时也是“新一代”，不断地侵扰现状的稳定性。波利比
乌斯也许是第一个意识到历史是代代相传而贯穿起来的这一决定性因素
的作家。当波利比乌斯指出政治教育领域具有不可改变、持续不断的来
回往返性质时，他是在用希腊人的眼光来打量罗马事务。尽管他知道，
政治教育是罗马人有别于希腊人的事业，是将“新一代”维系在老一辈身
上，让年轻人配得上祖先的光荣。 12 罗马人代代相传的延续感，希腊人
是不知道的。在希腊，一切会死的事物固有的易变性，不需要任何缓冲
或慰藉就可以体验。正是这种体验说服了希腊哲学家：他们不必过分执
著于人类事务领域，人们也应避免赋予这一领域完全不应有的尊严。人
类事务变幻不定，但从来没有产生全新的东西；如果说太阳底下有新东
西，那就是人们自己，因为他们降生于世上。不过，无论ν οι新人和年
轻人如何新，在整个时代，他们的降生，结果都构成了一幅根本就一直
相同的自然或历史图景。
2
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
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
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十八世纪末两次伟大革命之前，革命这一现
代概念并不为人所知。在加入到后来才证明是一场革命的事业之前，演
员们丝毫也无法预知这场新戏剧的情节将如何发展。然而，一旦革命的
战车驶入轨道，早在相关人等得知他们的事业以胜利还是以灾难告终之
前，故事的新意和情节的深刻意义都已经向演员和观众一起展示出来
了。就说情节吧，不错，情节就是自由的崛起：1793年，也就是法国大
革命爆发后的第四年，罗伯斯庇尔把他的统治定义为“自由专制”，丝毫
也不怕别人指责他说话自相矛盾；孔多塞这样来概括那尽人皆知的事
情，即“‘革命的’一词仅适用于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
13 革命即将开创
一个全新的时代，甚至在更早的时候，这一点就已经以设定革命历法的
方式标示出来，其中，处死国王和宣告成立共和国的那一年被定为元
年。
这样一来，对任何现代革命的理解，至关重要的就是，自由理念和
一个新开端的体验应当是一致的。既然自由世界通常的观念是，判断政
治实体（political body）宪法的最高标准既非正义，也非伟大，而是自
由，那么，我们打算在何种程度上接受或拒绝这种一致性，就不仅取决
于我们对革命的理解，而且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概念。须知，自由本源上
显然是革命性的。因此，虽然我们还是从历史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但
即便如此，我们最好还是暂且打住，去反思一下自由接着要呈现出来的
一个方面——这只不过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流俗误解，以便第一眼就洞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