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上使用过“法律”一词。就是在《论法的精神》第一章，孟德斯鸠将法.2
端的伟大行为，也就是urbs condita（建城），即永恒城市之建立这一事
实，诸如权威、传统、宗教、法律等等伟大的罗马政治概念就无一可以
得到理解。没有什么比西塞罗的一个著名吁请，可以更好地指出罗马对
这个开端所固有的问题通常的解决方法了。西塞罗呼吁西庇阿在构建或
毋宁说是重建公共领域时，也就是原来意义上的共和国的生死关头，做
dictator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共和国的独裁者），实行专政。 256
罗马的这种解决办法是激发罗伯斯庇尔“自由专制”的实际源泉。罗伯斯
庇尔若想以自由宪法之名为他的专政正名，就完全可以搬出马基雅维里
来：“创立一个新的共和国，彻底改革现存的旧制度，只能是一个人的
工作。”他也可以抬出詹姆斯·哈林顿，哈林顿在提及“古人和他们渊博
的随从马基雅维里（晚期唯一的政治家）”
257 258 时，也断言“立法
者”（对哈林顿来说，立法者就是立国者）“应该是一个人，……政府则
应该大家一起缔造。……为此，一位英明的立法者……理所当然要极力
将统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应指责在这种情形下
必要的非常手段，目的原本不外乎是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的宪法而
已”。 259
不管革命者与罗马精神如何贴近，不管他们如何小心翼翼地听从哈
林顿的建议，去“搜寻古典审慎的档案”， 260 ——在这件事上，可没有
人比约翰·亚当斯花的时间多——对于他们主要的事情，也就是全新
的、横空出世的政治体的宪法，这些档案想必出奇地保持了沉默。我们
备感奇怪的是，有一种观念是罗马的建城概念所固有的，那就是，不仅
在罗马历史进程中一切决定性的政治变迁都是重构，也就是改革旧制度
和恢复本源的立国之举；而且，甚至这第一下的举动就已经是一种重
建，可以说是再生产或复辟。用维吉尔的语言来说，罗马建城乃是特洛
伊的重建，罗马实际上是第二个特洛伊。甚至马基雅维里，部分是因为
他是一名意大利人，部分是因为他依然贴近罗马的历史，他可以相信，
令他耿耿于怀的，新建一个纯粹世俗化的政治领域，实际上只不过
是“旧制度”的激进改革而已。甚至很多年之后，弥尔顿也还可以梦想不
要建立一个新罗马，而梦想建设“新版罗马”。但哈林顿却不是这样，最
好的证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开始将截然不同的形象和隐喻，引入到
这场讨论之中，而这些东西与罗马精神又是格格不入的。当哈林顿
为“非常手段”对建立克伦威尔的国家之必要性辩护时，他突然争辩
说：“从未听说过一部书或一座建筑，不是出自一位独特的作者或一位
建筑师之手，就可以臻于完美。有鉴于此，一个国家就其构造而言也不
外如是。”
261 换言之，在这里，他引入了暴力手段，暴力手段对于型构
其实是正常的和必要的，恰恰是因为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给定的材料
中创造事物，就必须侵犯这些材料，以使之服从于塑造过程，从中得以
产生一个事物、一个被型构的对象。然而，罗马的独裁者绝不是一个构
造者，他在紧急状态下拥有非常权力，而处于这种权力之下的公民，也
绝不是从中“建造”什么东西的人类材料。诚然，当哈林顿自信有资格做
一名“建筑师”，从人类材料中为人类建造出一座新房子，也就是一个新
的共和国时，他尚无从知晓大洋国事业固有的巨大危险，也万万没有想
到罗伯斯庇尔对非常暴力手段的利用。业已发生的一切就是，伴随着新
的开端，西方人原始神话中的罪行在欧洲的政治场景中重现，似乎弑亲
又一次成为兄弟关系的根源；兽性又一次成为人性的源头。事到如今，
与人们由来已久的梦想以及他们后来的概念背道而驰，暴力绝不会产生
什么新东西，也不会带来稳定；相反将开端以及开端者都淹没在一
场“革命洪流”之中，仅此而已。
一切开端固有的随意性，与人类的犯罪潜能之间具有内在的亲缘关
系，也许正因为如此，罗马人决定不奉杀害雷穆斯的罗慕路斯为先祖，
而做埃涅阿斯的子孙。 262 这就是Romanae stirpis origo（“罗马种族的源
头”）。他Ilium in Italiam portans victosque Penates（“带着伊里俄纽斯和
她被征服的家神来到了意大利”）。 263 诚然，这一事业也伴随着暴力，
那是埃涅阿斯与意大利本土人之间的战争暴力。但是，根据维吉尔的解
释，这场战争是必要的，目的是废掉特洛伊战争。由于特洛伊在意大利
土壤上的复兴，即illic fas regna resurgere Troiae，注定会挽救“希腊人和
阿喀琉斯的愤怒残留的废墟”，从而重振那个根据荷马所言，已经从地
球表面消失了的赫克托耳族， 264 故特洛伊战争必须重演一遍，这意味
着颠覆荷马史诗定下的事件秩序。这种颠覆在维吉尔的伟大诗篇中可谓
煞费苦心、完美无瑕：阿喀琉斯又一次充满了难以克制的愤怒；图耳努
斯以“此时此刻，你也可以说普里阿摩斯找到了他的阿喀琉斯”
265 的话
来毛遂自荐；在那里，“第二个帕里斯重现了，另一场特洛伊城烽火重
燃了。”
266
埃涅阿斯自己显然就是另一个赫克托耳。一切事件的中心，“一切
不幸的根源”，又是一个女人，拉维尼亚取代了海伦。现在，将所有旧
人物集中在一起后，维吉尔接着颠覆荷马的故事：这次是图耳努斯—阿
喀琉斯在埃涅阿斯—赫克托耳面前败下阵来，逃之夭夭，拉维尼亚是一
位新娘而不是成熟的妇人，战争的结果不是一方胜利凯旋，另一方遭灭
顶之灾和奴役，而是“两个民族都没有被征服，它们在平等的法律下永
久订立条约”
267 并居住在一起，就像埃涅阿斯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
经宣布的那样。
无论是维吉尔对罗马著名的clementia（和平）概念的论证——
parcere subiectis et debellare superbos（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是
作为其基础的罗马战争概念，都无关本书宏旨。罗马的战争概念，是一
种独特而伟大的战争观：和平不取决于胜负，而是取决于交战双方的结
盟。由于在战争本身中确立了新的关系，并通过“lex”这一工具也就是罗
马法来认定，他们现在成为伙伴、盟友或同盟者。由于罗马建立在两个
不同的、天然敌对的人民之间的这一约法基础之上，故罗马的使命，就
是最终“将全世界置于法律之下”，即totum sub leges mitteret orbem。罗
马政治的创意就在看护着传说中的建城活动的那些原则之中。这一点并
不仅仅是根据维吉尔，而且，总的来说是根据罗马人的自我诠释。
然而，在本书中更为重要的是体察到，在这种自我诠释中，甚至罗
马建城都没有被理解为一个绝对全新的开端。罗马，是特洛伊的复兴，
是某些以前存在的城邦的重建，它们的传统和持续性从未中断。为了了
解这种自我诠释对于根据复辟和重建来看待宪法和立国究竟有多么重
要，我们只需回顾一下维吉尔另一部伟大的政治诗篇《第四牧歌》就可
以了。因为，如果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伟大的时代重获新生”（一切标
准的现代译法都是这样迻译这一伟大首行诗：Magnus ab integro
saeclorum nascitur ordo），那恰恰是因为“时代秩序”并不是美国“绝对全
新的开端”意义上的新秩序时代 268 ——在此，维吉尔似乎是在政治领
域，谈论他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本《乔治亚克》中所谈论的东西，那
就是“新世界的第一缕阳光”。 269 《第四牧歌》的秩序之所以是伟大
的，就在于它返回到并来自于之前的开端。下一行诗明言：“现在，回
到少女，回到萨杜恩的统治。”从中当然可以知道，诗赞美孩子的降
生，而这孩子绝不是一个θ∈òσωτηp，即从某种超验、超凡领域降临的
神圣救星。再清楚不过的是，这个孩子是人类的孩子，诞生于历史的延
续性之中。男孩子必须学习heroum laudes et facta parentis（“英雄的光荣
和父辈的事迹”），目的是能够做一切罗马男孩子长大成人后都应该做
的事情，那就是“统治这个祖先以美德和平地建立的世界”。毫无疑问，
诗是降生的赞美诗，是赞美孩子出生的歌谣，是nova progenies（新一
代）的宣言。但它根本就不是圣孩和救星降临的预言，相反，它是降生
本身之神圣性的确证。世界的拯救潜能就在于人类这个物种永远不断地
自我再生产这一事实。
我反复琢磨维吉尔的诗是因为，在我看来，似乎公元前一世纪的诗
人，以他的方式发展了公元前五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用概念化和
基督教语言表达的东西：Initium ergo ut esset, creatus est homo（人之创
造，应为开端）。 270 最终，这一点在现代革命进程中暴露无遗。在本
书中至关重要的，与其说是一切立国都是重建和重构这一深奥的罗马观
念，倒不如说是与之有一定联系但又截然不同的一个理念，那就是人要
为缔造一个新开端这个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使命未雨绸缪，因为人本身
是新开端，再做开端者；开端这一能力扎根于降生之中，扎根于人类经
降生而出现在世界中这一事实。并不是在罗马帝国衰落的过程中，伊西
斯崇拜或基督教派这些异教的扩展，促使罗马人更易于接受“孩子”崇
拜，而几乎其他一切来自被征服世界的陌生文化都相形见绌。 271 相
反，是因为罗马的政治和文明，与在建城中开端的完整性之间，具有无
比密切的联系，以孩子—救星的降生为中心的亚洲宗教对他们就具有了
巨大的亲和力。让那些深受罗马文化熏陶的人心醉神迷的，不是它们的
陌生性本身，而是降生和立国的亲缘关系，也就是以既陌生而又备感亲
切的面目出现的熟悉思想。
无论过去或将来如何，当美国人决定从magnus ordo saeclorum（大
秩序时代）转向新秩序时代，对维吉尔的诗大刀阔斧加以修改之时，他
们承认，问题不再是建立“新版罗马”，而是建立一个“新罗马”，也就是
说，迫使欧洲政治返回永恒之城的建立，将这一立国与希腊和特洛伊的
史前记忆再度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持续性，被打断而无法再重建了。这种
承认是不可避免的。直至本世纪欧洲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民族崛起为
止，美国革命在这一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一个
新政治体的建立，而且是一部个别民族史的开端。不管殖民地的经验和
前殖民地历史如何决定性地影响了美国革命的进程和该国公共制度的形
成，它作为独立实体的故事，仅仅始于美国革命和共和国建立之际。如
此看来，美国革命者对其事业的绝对创新性之领悟，已经升华为一种迷
恋，他们不可避免地沉迷于某种东西而不能自拔。来自于他们自身传统
的历史或传说的真理，对此都无济于事，无例可循。可是，当读到维吉
尔的《第四牧歌》时，他们便隐约意识到这里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开端
的难题，而不需要任何绝对性来打破一切原初事物似乎都会陷入的恶性
循环。将开端之举从它自身的随意性中拯救出来，是因为它自有其原
则，更确切地说，开端与原则、principium与原则，不仅仅是相互关联
的，而且是同时发生的。开端的效力源自绝对性，而绝对性必须拯救开
端，可以说是从它固有的随意性中将它拯救出来的。绝对性就是与开端
一道，并且使之在世界上呈现出来的原则。不管开端者意欲何为，他们
开辟的道路，给那些为了参加并造就一番非凡事业的人，制定了行动之
法。可见，原则激发行为，行为听从原则；只要行动持续，原则就始终
醒目。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语言依然将“原则”取自拉丁语principium，并
为人类事务领域中的绝对性问题，提出了这个解决办法，否则这个问题
就无法解决了，须知人类事务领域从定义上是相对的。而且，希腊语也
惊人一致地诉说着同样的故事。开端在希腊语中是 pχ ，它同时意味
着开端和原则。后来的诗人和哲学家对这种一致性内在意思的表达，都
不及柏拉图言简意赅。柏拉图在生命行将结束时，漫不经心地说，
272 。（为了
尽量不失原意，请恕我们冒昧意译：“开端因为自有原则，也是一位神
明。只要他寓于人之中，只要他激发人的行为，他就拯救了一切。”）
数世纪后，同样的经验促使波利比乌斯声称：“开端不仅仅是全部的一
半，而且一直向终点延伸。”
273 还是基于对principium和原则的一致性
持有同样的真知灼见，最终说服了美国共同体审视“它的起源，从而为
它的特性寻求一种解释，然后为它的未来提供一盏指路明灯”。 274 就像
它前不久让哈林顿深信不疑的：“就像没有人给我看过一个生来笔直而
变扭曲的国家一样，也没有人给我看过一个生来扭曲而变笔直的国
家。”
275 须知哈林顿肯定对奥古斯丁一无所知，也许对柏拉图的话也是
一头雾水。’
这些真知灼见是伟大而意义深远的。只有当认识到它们与由来已久
且依旧大行其道的专断暴力观念是针锋相对的，它们的政治意义才会昭
然若揭。这种观念以为，专断的暴力对于一切立国都是必要的，因而据
说在一切革命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方面，美国革命的进程讲述了
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故事，正好给人们上了独特的一课。因为，这场革
命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人们经过共同协商，依靠相互誓愿的力量而缔
造的。奠基不是靠建筑师一人之力，而是靠多数人之合力。在那些生死
攸关的立国岁月中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的原则，就是相互承诺和共同协
商的互联原则。事件本身其实就决定了，正如汉密尔顿坚持的那样，人
们“确实能够……经过反思和选择而成立一个好政府”，“他们的政治宪
法”不再“永远注定要依赖于机缘巧合和强制力量”。 276
六 革命的传统及其失落的珍宝
Notre héritage n'est précédé d'aucun testament.（没有遗嘱的遗产。）
勒内·夏尔
1
如果说有哪一件事撕裂了新世界和旧大陆国家之间的纽带，那它就
是法国大革命了。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如果没有大西洋彼岸的光辉榜
样，它是绝不会发生的。不是革命的事实，而是它灾难性的进程及法兰
西共和国的崩溃，最终导致美国和欧洲之间强大的精神和政治纽带的断
裂，而纵观十七、十八世纪，这一纽带则随处可见。因此，孔多塞在巴
士底风暴前三年出版的《论美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Influence de la
Révolution d'Amérique sur l'Europe），至少一时间标志了一个大西洋文
明的终结而非开端。有人不免会希望十八世纪末发生的裂痕可以在二十
世纪中叶予以弥补，显然，当时西方文明在大西洋共同体中尚存最后一
线生机。种种迹象之中，能够证明这种希望并非虚妄的，也许还是这样
一个事实，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比十九世纪早期历史学家
们更倾向于将西方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了。
不管将来如何，十八世纪革命之后两块大陆的疏离，始终是一个反
响巨大的不争事实。主要是在这一时代，新世界在欧洲领导阶层的眼中
丧失了它的政治意义，美国不再是自由之地，而几乎完全变成对穷人的
应许之地。诚然，欧洲上层对新大陆的所谓唯物主义和俗气所持有的态
度，乃是上升的中产阶级社会和文化势利行为的自发产物，本身是没有
多大意义的。问题在于，十九世纪欧洲革命的传统对美国革命和美利坚
共和国的发展并不怎么感冒。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十八世纪，远
在美国革命爆发之前，哲人的政治思想，与新世界的事件和制度是同步
协调的；随后十九、二十世纪革命的政治思想继续发展，则仿佛在新世
界中从未发生过一场革命；仿佛在值得一提的政治和政府领域中，根本
从来就不存在任何美国观念和美国经验。
近来，当革命在几乎一切国家和大陆的政治生活中，成了最普遍的
事变时，没有将美国革命纳入革命传统之中从而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自
食其果，并且该政策开始为世界范围的遗漏和本土的健忘付出昂贵的代
价了。甚至连美洲大陆的革命之一言一行，仿佛都对法国和俄国革命的
教科书烂熟于心，却从未听说有美国革命这回事儿。这时，美国的位置
就颇为尴尬了。相对于世界对美国的遗漏，美国对世界的健忘后果也许
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却肯定丝毫不假。她自己忘掉了，是一场革命产生
了美国，共和国的降临不是基于“历史必然性”，也不是基于有机体的进
化，而是基于一种深思熟虑之举：以自由立国。在美国，对革命的强烈
恐惧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失忆。因为，正是这种恐惧充分向世界证明
了，他们单凭法国大革命来思考革命是多么的正确。对革命的恐惧是战
后美国外交政策秘而不宣的主旋律，它不顾一切地企图维持现状，结果
美国的权力和声望都被用于和误用于支持过时的、腐朽的政体，而这些
政体在它们自己的公民中，早就已经声名狼藉、人人喊打了。
每当与苏俄之间充满敌意的对话罕有地触及原则问题时，失忆以及
相应的不理解就格外突出了。当我们被告知，我们是通过自由来理解自
由事业时，我们就不太会去消除这个巨大谬误了。似乎我们太过相信，
战后东西方“革命”国家之间冲突，殃及的是财富和富足。这已经见惯不
怪了。我们断言，财富和经济健康，乃是自由的果实，而我们本应是第
一个懂得，这种“幸福”是革命前美国的福气，它缘于“温和政府”下的地
大物博，而不是缘于政治自由，也不是缘于资本主义无拘无束的“私人
动机”。在缺乏丰富自然资源的条件下，这些动机在任何地方都只会导
致不幸和大众贫困。换言之，自由事业只有在美国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福
气，与真正的政治自由诸如言论思想、集会结社自由相比，它是次要
的，哪怕是在最好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也终有一天证明是件坏事而不是
好事，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它都不能带来自由，或者为自由的存在做
证。故而，美苏在生产和生活水平，登陆月球和科学发现上的竞争，从
很多方面看都是十分有趣的。它的后果甚至可以理解为两国的耐力和才
华的攀比，以及炫耀他们各自的社会礼仪和风俗的价值。只有一个问题
是这种后果无论如何都无法决定的，即究竟哪种政府形式更好，是专政
还是自由共和国。这样，以美国革命观之，对苏联下令在消费品生产和
经济增长上赶超西方国家的反应，本应是为展现给苏联人民和苏联卫星
的新的美好前景而欢呼雀跃，为在世界范围内征服贫穷至少可以成为共
同关心的话题而感到欣慰；然后提醒我们的对手，严峻的冲突不是来自
于两个经济体系的悬殊，而只能是来自于自由和暴政、自由之制度和各
种宰制形式之间的冲突。自由之制度产生于革命的大获全胜，宰制形式
则是革命失败的后果。
最后，大多数所谓的革命根本就没能构建自由，甚至也无法产生对
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宪法保障这一“有限政府”之福，这是一个千真万
确而又令人悲哀的事实。毋庸置疑，对于其他国家及其政府，我们必须
牢记，暴政和立宪的有限政府之间的距离，就像有限政府与自由的距离
一样大，也许还要大一些。但是，这些顾虑不管有多大的实践意义，我
们都没有理由将公民权利误当作政治自由，将文明政府的前奏等同于自
由共和国的实质。因为，政治自由一般而言，意味着“成为一名政府参
与者”的权利，否则就什么也不是。
冷漠、健忘和失忆的后果显而易见、一目了然，而造成这一切的历
史进程却并非如此。只有最近，才有人铿锵有力，有时甚而是理直气壮
地再度辩称，一般而言，它是“美国的心灵架构”轻视“哲学”的典型特征
之一；具体而言，美国革命不是“书生气”的渊博和启蒙时代的结果，而
是殖民地时期“实践”经验的结果，它全凭一己之力造就了共和国。丹尼
尔·布尔斯廷博大精深地提出了这一论题，它的优势在于充分强调了殖
民地经验在酝酿美国革命和成立共和国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可它很难
经得起仔细推敲。 277 国父们在一定程度上不信任哲学归纳，这无疑是
他们英国血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哪怕只对他们的著作稍有涉猎，
也不难看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凭借“古典和现代的
审慎”，比旧世界的同行更博学，更有可能用书本来指导行动。而且，
他们所用的书，与当时影响欧洲思想主流的书并无什么不同。当欧洲文
人还在不得不以构建乌托邦或“古史考证”的方式，来检索“政府参与
者”的意思时，成为一名“政府参与者”的实际经验其实革命之前就已经
在美国相当普及。同样，在一种情况下，它的内容是一种现实，而在另
一种情况下，则只是与之雷同的一帘春梦而已。无法绕开的一个在政治
上极其重要的事实就是，几乎在同一个历史时刻，历史悠久的君主制政
府形式被推翻，共和国在大西洋两岸成立了。
然而，如果不容置疑饱读诗书和概念思考确实拥有一种高超的本领
以树立美利坚共和国框架的话，那么对政治思想和理论的这种兴趣，也
同样会在使命达成的那一刻马上干涸。 278 如前所述，我认为，一种对
政治争端据说是纯粹的理论兴趣的丧失，并不是美国历史的“天赋”；相
反，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革命始终是徒劳无功的，其主要原因
就在于此。同样，我总是认为，暂且不论其灾难性的后果，正是欧洲思
想家和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不吝笔墨的大量理论关注和概念思考，为它
在世界范围的成功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美国人的失忆可以追溯到后革命
思想那致命的失败中去。 279 因为，如果一切思想真的都始于记忆的
话，那么，除非记忆凝固和蒸馏为概念框架，它在其中可以进一步检验
自身，否则任何记忆都会烟消云散。源于人们自作自受，源于事变事件
的经验和故事，除非能够被一遍又一遍地重述，否则就沦为徒劳，而这
正是活生生的言语和行动所固有的特性。把凡人事务从固有的徒劳中拯
救出来的不是别的，正是喋喋不休地谈论，但这始终也是徒劳的，除非
从中产生一定的概念，一定的路标，以供将来回忆，哪怕只是一个索引
也好。 280 无论如何，“美国的”对概念的厌恶性思维，结果无非就是，
对美国历史的解释，自托克维尔以来就一直服从于那些源于别处经验的
理论，到本世纪为止，这个国家已经呈现出一种可悲可叹的倾向：对几
乎每一种登上大雅之堂的风尚和鬼话都奉若圭臬、顶礼膜拜。而正是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而非西方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领着它们
走上这个大雅之堂。一大堆伪科学的胡言乱语，被不可思议地顶礼膜
拜，有时候被扭曲，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心理学领域。这都归咎于一个
事实：这些理论一旦越过大西洋，就丧失了它的现实基础以及通过常识
而设下的一切限制。不过，美国显得如此容易接受牵强附会的理念和荒
唐透顶的观念，原因却简单得很：如果人的心灵要完全运转起来，就一
定需要概念。心灵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广泛了解现实，并与概念达成
一致，因此每当这一任务被危及，心灵就会接受几乎一切东西。
由于无法思考和失忆而丢掉的东西，显然就是革命精神了。姑且不
论个人动机和实践目标，而将这种精神当作是那些本来在大西洋两岸鼓
动了革命者的原则，我们就必须承认，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并不比美国政
治思想的自由、民主以及笼而统之，直言不讳的反革命趋势，保存得好
多少。 281 而法国大革命的传统，是唯一有影响的革命传统。我们之前
已经提到这些原则，沿用十八世纪的政治语言，我们称之为公共自由、
公共幸福、公共精神。在美国，革命精神被遗忘之后，它们就剩下公民
自由、大多数人的个人福利以及统治一个平等主义的民主社会的最大力
量即公共意见，这就是民主社会。这种转型恰好与社会对公共领域的侵
犯遥相呼应就好像本来的政治原则被置换为社会价值。但是这种转型在
那些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国家中是不可能的。在法国大革命的学校里，
革命家学到的是，早期鼓动人心的原则，已经被需求这一赤裸裸的力量
所压倒。出师之时他们坚信，正是法国大革命揭穿了这些原则，它们实
际上不过是一堆垃圾。对于他们来说，将这一“垃圾”斥为下层中产阶级
的偏见更是易如反掌，因为社会的确已经垄断了这些原则，将其扭曲
为“价值”。他们永远被“社会问题”的巨大的紧迫性，即被贫苦大众的幽
灵所纠缠，而每一次革命都一定会将这个幽灵解放出来，于是他们一成
不变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抓住了一根稻草，那就是法国大革命最暴力
的事件，希望能借暴力征服贫困。诚然，这是一种绝望的祈求。因为，
他们若是承认，从法国大革命中吸取的最大教训：la terreur（恐怖）作
为达成le bonheur（幸福）的一种手段，将革命带入了死胡同；那他们
也将不得不承认，在大众满载苦难的地方，不可能革命，也不可能建立
一个新政治体。
与十八世纪的先辈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十九、二十世纪的革命家
是绝望的人，于是革命事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绝望者，也就是说，“一
类不幸的人……在常规政府的缓和期沦落到非人的境况，但是，在国内
暴力杀气腾腾的场面中，他们崛起而具备了人的特征，将一种力量上的
优势赋予他们用来相互联系的党派。”
282 诚哉麦迪逊斯言，但除了有一
点，即如果我们将它应用在欧洲革命事务上，那么我们就必须强调，有
种不幸与坏蛋的混合体，从好人的绝望中趁火打劫，再度兴起而具有
了“人的特征”。历经法国大革命的灾难，好人就应该知道一切形势都对
自己不利，但他们还是不能放弃革命事业，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被同情和
刻骨铭心的正义挫败感所驱使，部分是因为他们也懂得“令我们快乐的
是行动，而不是休息”。在此意义上，托克维尔的名言时至今日还是有
效的：“在美国，人们拥有民主的观念和激情；在欧洲，我们拥有的依
旧是革命的激情和观念。”
283 但是，这些激情和观念也无法保存革命精
神，原因很简单，它们从来就不代表革命精神。相反，恰恰是法国大革
命释放出来的这种激情和观念，在那时窒息了本来的革命精神，也就是
本来鼓动了行动者的公共自由、公共幸福和公共精神的原则。
抽象且浮光掠影地说，合理定义革命精神这一主要困难，似乎是可
以轻而易举地加以克服的，而毋需像我们之前所做的那样，不得不完全
仰赖革命前炮制的术语。如果说，历次革命最伟大的事件都是立国之
举，那么，革命精神就具有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在我们看来是格格不
入，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建立新政治体和筹划新政府形式之举，
兹事体大，涉及新结构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另一方面，参与这一大事的
人一定拥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痛快淋漓地体察到了人类开端的能力，
体察到始终与新事物在地球上诞生相伴随的高亢精神。这两种因素，一
个涉及稳定性，一个涉及新事物之精神，它们在政治思想和术语学上是
对立的，即一个被视为保守主义，另一个则被认为是进步的自由主义的
专利。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也许就是我们失措的征候之一。毕竟，对
于今天来理解政治问题及其意味深长的争端，危害之大者莫过于那种因
意识形态惯例而引起的自动的思维反射，这一切都是在革命之后接踵而
来的。我们的政治语汇，到底是归于古典，古罗马和古希腊，还是可以
毫无争议地追溯至十八世纪革命，这绝不是无关宏旨的。换言之，我们
的政治术语学根本就是现代的，就此而言，它本源上就是革命的。这一
现代的、革命的语汇的主要特征似乎就是，它一直以对立的双方：右派
和左派、反动派和进步派、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依据，姑且就提这么
几对吧。当我们目睹民主制和贵族制这些旧词被谱上新意时，这种思维
习惯已经随着革命的兴起，变得根深蒂固，一览无遗了。因为，民主派
对贵族派的观念，革命之前是不存在的。诚然，这些对立面，都来源于
整个革命经验，并以此而正名。可问题的要害在于，在立国之举中，它
们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面，而是同一事件的两面，只是在革命以成功或
失败的方式走向终结之后，它们才分道扬镳，凝结为意识形态，开始相
互对抗的。
从术语学上说，重拾失落的革命精神之努力，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努
力根据对立和矛盾，将我们当前语汇呈现给我们的东西，从意思上进行
合并同类项的思考。基于此，就应再次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公共精神。
如我们所见，这种公共精神先于革命，并在詹姆斯·哈林顿和孟德斯鸠
身上，而不是从洛克和卢梭那里，收获了它的第一批理论成果。如果革
命精神真的产生于革命之中而不是之前，我们就不应在那些实际上与现
代同步的政治思想中，徒劳地四处搜寻，而人们正是透过这些政治思想
来酝酿一件前途未卜的事件。十分引人入胜且令人瞩目的是，现代的这
种精神，从一开始就专注于稳定性和一个纯粹世俗化的世间领域的持久
性。别的不说，仅此一点就意味着，革命的政治表达，与时代的科学、
哲学乃至艺术言论，都处于剑拔弩张的对抗之中，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领
域，都比别的领域更关注创新性。换言之，当人们对于帝国在无休无止
的变动中兴衰变幻深感不满之时，现代性的政治精神就诞生了。人们之
所以希望建立一个可以相信是永远持久的世界，似乎是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时代企图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多么的富有创新性。
因此，共和政府形式为革命前的政治思想家所心仪，那不是因为它
的平等性（让人一头雾水地将共和政府与民主政府混为一谈，乃是始于
十九世纪），而是因为它承诺了伟大的持久性。这也解释了何以十七、
十八世纪对斯巴达和威尼斯异乎寻常地顶礼膜拜。甚至对于当时有限的
历史知识而言，这两个共和国之所以是可取的，也只不过是因为它们被
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稳定和最持久的政府而已。因此，革命者也不可思议
地钟爱“参议院”，他们将这个词赋予了一种与古罗马甚至威尼斯的原型
毫无共同之处可言的制度。但他们热爱它，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它是
指一种以权威为基础的无与伦比的稳定性。 284 即便国父们反对民主政
府的著名论战，也极少提及它的平等特征。反对民主政府，理由就在于
古代史和古代理论业已证明，民主制具有“狂暴”性，还具有不稳定性，
民主制“总的来说生也短促，死也暴烈”。 285 民主政府的公民反复无
常、缺乏公共精神，容易被民意和大众情感所左右。因此，“只有一个
持久的实体，才能制约民主制的轻率。”
286
对于十八世纪而言，民主制还只是一种政府形式，既不是一种意识
形态，也不是阶级偏好的一个晴雨表。如此说来，民主制令人生厌是因
为，在应由公共精神主导之处，却由公共意见把持统治。这种扭曲，标
志就是公民的全体一致：“当人们冷静而自由地将他们的理性运用于一
大堆不同问题上时，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关于某些问题的不同意见之
中。当他们被一种共同的激情驾驭，他们的意见，如果是这样称呼的
话，就将是一致的。”
287 这一范本在好几个方面都值得注意。诚然，它
的素朴带有欺骗色彩，因为它归咎于一种“启蒙的”，事实上是相当机械
的理性与激情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人类能力这一伟大主题上，并无太
多启蒙性。尽管它拥有一个伟大的实际长处，那就是避开意志的机能。
那可是现代概念和误解中最巧言令色而又最危险的东西。 288 不过，这
一点与本文相去甚远。在本文中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话至少意味着，一
种一致持有的“公共意见”的统治，与意见自由之间，定然是不相容的。
因为，事实上，在所有意见都一致之处，是不可能形成意见的。既然不
顾及他人持有的众多意见就无人可以形成自己的意见，那么少数有力量
但不同流合污者的意见，在公共意见的统治下，就岌岌可危了。一切反
对广受拥戴的暴政的意见，都不可思议地贫弱无力，此乃原因之一。它
还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首要的原因。因为在多数人势不可挡的权力
下，少数的声音丧失了一切力量和一切说服力。公共意见基于它的一致
同意，煽动一种一致反对，到处扼杀真实的意见。因此，国父们要将基
于公共意见的统治等同于暴政。对他们来说，在此意义上的民主，不过
是专制的新花样而已。因此，他们对民主制的厌恶，与其说是来自于对
放任自流和党派斗争的可能性那种由来已久的恐惧，倒不如说是他们深
知：一个公共精神丧失殆尽而被一致的“激情”所左右的政府，其基础是
不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