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上使用过“法律”一词。就是在《论法的精神》第一章，孟德斯鸠将法.4
提纲挈领地说，雅各宾政府与革命社团之间在三个不同的事端上起
冲突。第一个争端是，共和国为求生存而与来自无套裤党的压力开战，
也就是以公共自由之卵，击私人苦难之石。第二个争端是雅各宾派为求
绝对权力而与社团的公共精神开战。从理论上说，这是为统一的公共意
见和为“公意”而战，反对公共精神，反对思想言论自由固有的多样性；
从实践上说，它是党派与党派利益反对公共事务共同福祉的权力斗争。
第三个争端是政府的权力垄断向分权的联邦原则开战，也就是民族国家
向一个真正共和国的初生开战。所有这三个争端都揭示了，缔造了大革
命并借此升入公共领域的人，与人民自己关于革命应该和可以做什么的
观念之间，存在一个深刻的裂痕。不错，人民自己的革命观念中，排在
第一位的就是幸福。圣鞠斯特正确地指出，幸福在欧洲是一个新词。必
须承认，在这方面，人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了他们领袖头脑中陈
旧的、前革命的动机，这些东西，人民既无从理解也无法分享。前已述
及，何以“在一切武装了大革命的理念和情感中，公共自由的观念与喜
好，严格说来是第一个烟消云散的”（托克维尔），因为它们抵挡不住
悲惨状况的冲击。大革命将这种悲惨状况摆在人们眼前，从心理上说，
正是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将它们冲得一干二净。然而，大革命侧重教给
人民的是幸福，表面上却以“公共自由的观念和喜好”来给人民上第一堂
课。争执、指导、相互启蒙和交换意见，尽管这一切始终无法对那些当
权者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却在各区和社团中让人如痴如醉，一发不可
收拾。若各区人民只能根据自上而下的指令，听党的话，唯唯诺诺，那
它们只会日趋黯淡。最终，出乎意料的是，仅仅凭人民有组织的自发努
力，联邦原则初露端倪，人民发明了它，甚至连它确切的名字都还不知
道呢。联邦原则实际上在欧洲是不为人知的，知道它的人也几乎是一致
地排斥。如果说，巴黎各区最初是为了国民议会选举而自上而下形成
的，那么同样也就可以说，这些选举人的集会主动转变为市政团体，从
内部构建了巴黎公社伟大的市政委员会。正是这个公社委员会制度而不
是选举人的集会，以革命社团的形式遍布法国全境。
关于这些夭折的最初的共和国组织的可悲结局，寥寥数语便可知。
它们被中央集权政府碾得粉碎，不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实质性威胁，而是
因为它们只要存在一天，其实就是公共权力的竞争者。在法国，谁都不
可能忘记米拉波的话，“十人合力，可令万人颤栗。”用来清除它们的方
法简单而富有创意，以至于以法国大革命为伟大榜样的很多革命，都难
以推陈出新。十分有趣的是，社团和政府之间一切冲突的焦点中具有决
定性的，最终证明就是社团的非党派特征。党派，或毋宁说是派别，在
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灾难性的角色，后来成为整个大陆政党制度的根
源。它们源于国民议会，但从中发展起来的野心和狂迷，是让广大人民
无从理解也无法分享的东西，这比革命者的前革命动机甚至过之而无不
及。然而，由于议会派别之间不存在妥协的余地，对于每一个派别来
说，能否支配其他一切派别，就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做到这一点的唯
一办法，就是在议会之外组织群众，以这种压力从体制外部胁迫国民议
会。因此，支配国民议会的办法就是渗透并最终占领民间社团，宣布只
有一个议会派别——雅各宾派是真正革命的；只有隶属于雅各宾派的社
团能堪大任；其他一切民间社团都是“混账社团”。在此，我们可以看
到，在政党制度的开端，一党专政是如何从多党制中发展出来的。罗伯
斯庇尔的恐怖统治其实不是别的，正是企图将全体法国人民组织到一个
庞大的政党机器中来，“伟大的民间社会就是法国人民”，借此雅各宾俱
乐部将一个党派细胞网络扩散至整个法国，它们的任务不再是对公共事
务进行讨论、交换意见、互相指导和交流信息，而是相互监视，对成员
与非成员一视同仁地检举揭发。 326
经过一场俄国革命，这些事情已经变得耳熟能详。在俄国革命进程
中，布尔什维克党以完全相同的方法扭曲了革命的苏维埃制度。然而，
这种可悲的似曾相识无法不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中就
已经面临现代政党制度与新的革命性自治政府组织之间的冲突。这两种
制度截然不同，甚至水火不容，却诞生于同一时刻。政党制度惊天动地
的成功与委员会制度同样惊天动地的失败，都归因于民族国家的兴起。
它扶植了一个，却打倒了另一个。可见，左派和革命的政党对委员会体
系显出的敌意，毫不逊色于保守或反动的右派。我们习惯根据党派政治
来思考国内政治，以致我们不免忘记了，两种制度之间的冲突，实际上
一直是作为政党制度的权力宝座和源泉的议会，与让渡权力给代表的人
民之间的冲突。不管一个党派如何成功地与街上的群众结盟，转而反对
议会体系，一旦它决定攫取权力建立一党专政，它就绝不会否认自己根
源于议会的党派斗争，也绝不会否认它因此而始终是一个从外部和自上
而下地接近人民的团体。
当罗伯斯庇尔建立了雅各宾派的暴政力量以针对非暴力的民间社团
时，他同时也维护和重拾了法兰西议会的权力，及其内部一切的不和与
派别斗争。不管他知道与否，权力宝座再次落入了议会之手，而不是人
民之手，一切革命的花言巧语都是枉然。这样，罗伯斯庇尔就打破了人
民最旗帜鲜明的政治抱负，那就是对于平等的抱负，以骄傲的“人人平
等”一词，要求能向代表或整个国会署名发表议论和请愿，就像它在社
团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旦“雅各宾恐怖”意识到了社会友爱，并被这
种社会友爱冲昏了头脑，它就必定要取缔这种平等——结果，轮到雅各
宾派在国民议会无休无止的党派斗争中落败时，人民始终袖手旁观，巴
黎各区也没有施与援手。兄弟情谊，原来不是平等的替代品。
3
“就像加图以Carthago delenda est（消灭迦太基）一词作为每次演讲
的结语一样，我的每个意见，一言以蔽之，‘将县划分为街区’是也。”
327 杰斐逊曾经以此道破他最钟爱的政治理念。可惜，无论是后人还是
他的同辈，都对此不甚了了。对加图的此番比附，并非引用拉丁文的一
时口误；它的意思是强调，杰斐逊认为缺乏对国土的这种细分，对共和
国的生存构成了主要的威胁。正如加图所说，只要迦太基存在一天，罗
马就不得安宁；据杰斐逊所说，缺乏街区体系，共和国的根基也一样是
不安全的。“我对此一旦豁然开朗，就视之为拯救共和国的曙光。用老
西蒙的话来说，就是‘Nunc dimittis Domine（除了神之外，谁也不可号
令他人）’。”
328
如果杰斐逊的“初级共和国”计划付诸实施，那么它将远胜于我们可
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各区和民间社团中，觉察到的那种新政府形
式软弱的萌芽状态。然而，即使杰斐逊的政治想象力在远见卓识上超过
了他们，他的思想却依然与之殊途同归。无论是杰斐逊的计划，还是法
国的sociétés révolutionaires（革命委员会），都极其匪夷所思地准确预
见到了这些委员会、苏维埃和Räte（委员会），它们将在整个十九和二
十世纪每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中崭露头角。每次它们都作为人民的自发
组织产生和出现，不仅外在于一切革命党，而且完全出乎它们和它们的
领袖意料之外。跟杰斐逊的提议一样，委员会完全被政治家、历史学
家、政治理论家，最重要的是被革命传统本身忽略掉了。即便是那些显
然对革命持同情态度，忍不住要将民间委员会的涌现载入其故事记录之
中的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委员会本质上不过是为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
临时组织而已。换言之，他们无法理解，站在眼前的委员会制度，在多
大程度上是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也无法理解它是一种为了自由，由革
命进程本身构建和组织的新的公共空间。
上述说法必须做些保留。有两个相关的例外：一是时值巴黎公社在
1871年短命的革命中复兴之际，马克思所做的一些评论；一是列宁不以
马克思的教科书为依据，而以俄国1905年革命的实际进程为基础所做的
一些反思。不过，在我们转到这些问题上来之前，最好尽量去理解，当
杰斐逊极其自信地说“任凭人的才智再高，也无法为一个自由、持久和
昌明的共和国，找到比这更坚固的基础”
329 时，他念念不忘的到底是什
么。
也许值得指出的是，在杰斐逊的正式著作中，我们均未发现他提到
过街区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他重点提到这一问题的少数几封信，日期
都在他生命的暮年。不错，他曾经一度希望，弗吉尼亚，因为是“地球
上第一个和平地集智慧者之力而形成了根本宪法的部落之一”，也将第
一个“采取将县细分为街区”。 330 但是问题在于，整个理念似乎仅仅是
在他自己从公共生活中退休，在他从国家事务中撤离之时，才得以形成
的。他对联邦宪法的批评如此毫无保留，皆因联邦宪法没有将《权利法
案》纳入，他却从未触及联邦宪法无法将市镇纳入的问题。可市镇显然
是杰斐逊“初级共和国”的原型，在那里，“全体人民的呼声将会公平、
充分而和平地加以表达和讨论”，凭一切公民的“共同理性来决定”。 331
按照他本人在该国事务和美国革命的成果中所发挥的作用，街区体系的
理念明摆着是一种事后思考。按照他个人经历的发展，对这些街区
的“和平”特征的一再重申，表明这一体系对他来说，是他关于应当反复
革命的早期观念唯一可能的非暴力替代选择。无论如何，对于他念念不
忘的东西，我们仅仅是在他1816年写的信中，才发现有详尽的描述。这
些信与其说是相互补充，倒不如说是噜苏重复。
杰斐逊本人再明白不过了：他提议“拯救共和国”的那些东西，实际
上是以共和国来拯救革命精神。他对街区体系的讲解，总是先来一番回
顾：“我们的革命一开始就生气蓬勃”是如何归功于“小共和国”的；它们
如何“促使整个民族干劲十足地投入到行动之中”；后来他又是如何感
到，“新英格兰的市镇”“使政府的根基在（他的）脚下动摇”的，“这种
组织的能量”如此巨大，以致“所在州没有一个人的身体不被全力推入行
动之中”。因此，杰斐逊期待街区允许公民继续做他们在革命岁月中可
以做的事情，也就是主动请缨参与那日复一日被处理的公共事务。鉴于
联邦宪法，整个民族的公共事务归华盛顿，由联邦政府处理，杰斐逊依
然认为它是共和国的“外交部”，共和国的内部事务则由州政府料理。 332
但是，州政府乃至县的行政机器都太庞大、太臃肿了，容不得及时参
与。在所有这些制度中，是人民的委托人而不是人民自己构建了公共领
域，而那些将权力委托给他们的人，那些在理论上是权力的源泉和支撑
的人，却始终被挡在公共领域的大门之外。如果杰斐逊确实相信（他有
时候承认）人民的幸福唯有存在于私人福利之中，那么这样的秩序也就
足够了。因为，基于联盟政府构建的方式，以分权、控制、制衡而构成
的中央权力，暴政产生的几率微乎其微，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从
此，可能并且真的一次又一次发生的事情，就是“代议机构走向腐败堕
落”， 333 不过这种腐败不太可能归咎于（并且很少归咎于）代议机构对
所代表人民的阴谋。这种政府中的腐败，更像是来自于社会之中，也就
是来自于人民自身。
腐败堕落在一个平等的共和国比在其他任何政府形式都更为致命，
同时也更有可能发生。提纲挈领地说，当私人利益侵入公共领域之时，
腐败就产生了。换言之，它们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发生的。
正因为共和国原则上排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旧式二分法，政治体腐
败不会与人民无涉。在其他政府形式中，只需殃及统治者或统治阶级，
而“清白”的人民其实先是受苦，然后有朝一日，发动一场骇人听闻而又
是必然的暴动。有别于人民代表或一个统治阶级的腐败，人民自身的腐
败只有在一个让人民分享公共权力并教他们如何支配公共权力的政府中
才是可能的。在那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裂痕弥合了，公共领域与私
人领域的界线一直存在被模糊的可能，并最终被抹煞。现代和社会领域
兴起之前，共和政府固有的这种危险，常常从公共领域中产生，从公共
权力向私人利益扩张并践踏私人利益的趋势中产生。对于这种危险，由
来已久的补救办法是尊重私人财产，也就是说，构筑一个法律体系，私
人权利借之得到公开保障，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线得到合法保
护。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为私人领域对抗公共权力塑造了最后的
也最彻底的法律堡垒。杰斐逊对公共权力的危险性和这种补救办法的关
注，天下闻名。然而，不是在繁荣本身的条件下，而是在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也就是私人领域持续不断地扩张的条件下（这些当然是现代条
件），腐败堕落的危险更有可能从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权力中产生。尽
管关注的是更古老和妇孺皆知的那种政治体腐败的威胁，杰斐逊却能够
察觉，可见其政治才华非同凡响。
对公权谋私唯一的补救办法，就在于公共领域本身，在于照亮公共
领域范围内每一个行为的光明，在于那种使进入公共领域的一切都暴露
无遗的可见性。尽管当时还不知道什么秘密投票，杰斐逊却至少有一个
预感：若不同时给人民提供比计票箱更多的公共空间，比选举日更多的
其他时间公开发表言论的机会，让人民分享公共权力该是多么的危险。
杰斐逊发觉，共和国致命的危险就是，联邦宪法将一切权力赋予公民，
却不给他们做共和主义者和以公民之身行动的机会。换言之，危险就在
于，一切权力都赋予身为私人的人民，却没有为身为公民的他们建立任
何空间。在生命暮年，对于自己洞若观火的私德和公德的要旨，杰斐逊
一言以蔽之：“爱邻及于爱己，爱国甚于爱己。”
334 此时，他深知，除
非“国家”可以像“邻人”出现在同胞的爱中一样，出现在公民的“爱”中，
不然这一准则始终是空洞的说教。如果某个人的邻居像幽灵一样深居简
出，每隔两年才出现一次的话，那么邻人之爱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同
样，除非国家在它的公民之中活灵活现，不然告诫人们爱国甚于爱己也
就没有多大实质意义。
因此，按照杰斐逊的观点，正是共和政府的原则要求“将县细分为
街区”，也就是创建“小共和国”。通过它，“州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
为“共同政府的行动一员，竭尽所能，亲身协调大部分实为琐屑却又重
要的权利和义务”。 335 正是“这些小共和国，将成为大共和国的主要力
量”。 336 由于联盟的共和政府建立在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假设之上，它合
理运作的条件就在于“将（政府）划分为许多部分，按能力配置功能”的
方案。没有这一点，共和国的原则就会落空，美国政府就只是一个有名
无实的共和国而已。
当考虑共和国安全这个方面时，问题是如何防止“我们的政府腐
化”。任何政府，只要将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个人、少数人、出身好的人
或者多数人手中”，杰斐逊都称之为腐化。这样一来，街区制度的用意
不是加强多数人的权力，而是加强“每一个人”在其能力限度内的权力。
只有化“多数”为集会，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得到重视，“我们才会像一个
大社团那样共和”。当考虑共和国公民的安全时，问题就是如何使每个
人都感到“他是政府的事务性参与者，不仅仅是在选举年的选举日，而
且天天如是。当州里没有一个人不成为大大小小各种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时，他宁愿将心肝从身体中掏出，也不愿意凯撒或波拿巴将权力从他手
中夺走”。最后，关于如何将这些为每个人而设的最小组织，整合成为
所有人而设的联盟政府结构的问题，杰斐逊的回答是：“街区的初级共
和国、县的共和国、州的共和国以及联盟的共和国，将形成一个权威分
级，各依其法，各掌其相应份额的委托权力，名副其实地为政府构建一
个根本上制衡的体系。”然而有一点，杰斐逊却始终奇怪地保持沉默，
就是初级共和国的特定功能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他偶尔提及，“我提出
的街区划分的优势之一”，是和代议政府机制相比，它们提供了一个更
好的办法来搜集人民的呼声。但是他大致相信，如果有人“仅仅是为了
某一个目标而开始分区”，那么它们“不久就会表明，对于其他目标自己
也是最好的工具”。 337
目标的模糊，绝非讳莫如深之故，它也许比杰斐逊提议的其他任何
一个方面都更加大张旗鼓地指出了，在事后思考中，杰斐逊讲述了自己
最珍爱的美国革命记忆，并赋予它实质意义。这一思考实际上涉及新政
府形式，而不只是改革一下政府形式或补充一下现存制度了事。如果革
命的终极目的是自由，是自由可以呈现的一个公共空间的构建，是构建
自由，那么，街区的初级共和国，作为人人皆得以自由的唯一实物场
所，实际上就是大共和国的目的所在。这个大共和国在国内事务上的主
要目标，本应是给人民提供这样的自由场所，并加以保护。不管杰斐逊
知道与否，街区体系的基本假设就是：不享有公共幸福就不能说是幸福
的；不体验公共自由就不能说是自由的；不参与和分享公共权力就不能
说是幸福或自由的。
4
尚待讲述和回忆的，是一个奇怪而可悲的故事。它不是历史学家用
来将十九世纪欧洲历史串起来的革命故事， 338 这种革命故事的源头可
以回溯至中世纪，根据托克维尔的观点，“数世纪以来不管任何障碍”都
无法阻挡它的前进步伐，马克思概括几代人的经验，称之为“一切历史
的火车头”。 339 我丝毫也不怀疑，革命乃是我们之前的时代深藏不露的
主旋律，尽管我对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概括都心存疑惑，特别是他们坚
信革命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的结果，而不是特定行为和事件的产物。
没有“革命的穿针引线”，历史学家再也无法讲述本世纪的故事了，这一
点倒像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这个故事由于结局依然未卜，尚不宜讲
述。
革命具体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这就是新政府形式在革
命进程中有规律地涌现。我们现在必须正视了。它惊世骇俗，却与杰斐
逊的街区制度十分相像。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它似乎都只是在重复1789
年后遍及法国的革命社团和市政委员会。这一面吸引我们注意的众多原
因之中，首先要指出的就是，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令整个时代最伟大的
两位革命家都最为刻骨铭心的现象。这两位革命家就是马克思和列宁。
他们目击它自发兴起，前者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后者则是在1905
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令他们深受打击的，不仅是他们自己对这些事
件完全没有准备这一事实；而且，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件不算数的
刻意模仿来的复制品，甚至纯粹是对过去的一种追忆而已。诚然，他们
对杰斐逊的街区制度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十分清楚第一代巴黎公社
各区在法国大革命中所扮演的革命性角色，只是从未想过它们可能是新
政府形式的萌芽，而以为它们仅仅是一旦革命走向结束就要被铲除掉的
工具。然而，现在他们面对着显然打算在革命之后继续生存下去的民间
组织——公社、委员会、Räte、苏维埃。这与他们的一切理论都是矛盾
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与关于权力和暴力性质的那些假设是公然冲突
的。他们的这些假设，与垂死的或沦亡的政体的统治者如出一辙，尽管
这是无心之失。囿于民族国家的传统，他们视革命为攫取权力的一种手
段，视权力为暴力手段的垄断。然而实际情形却是旧权力迅速瓦解，对
暴力手段的控制瞬间消失，同时石破天惊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结构，
它的存在归功于人民自己的组织冲动，而别无其他。换言之，革命来临
之际，原本就已经没有什么权力可以夺取了，以致革命家们发现自己面
临尴尬的抉择：要么将自己前革命的“权力”即党组织植入沦亡政府腾出
的权力中心；要么就索性加入不假他们之手而形成的新革命权力中心。
对于意料之外的事情，马克思纯粹是一位目击者。在那一瞬间他理
解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Kommunalverfassung（公社），因为据说成
了“最小乡村的政治形式”，便将成为“为劳动的经济解放而最终发现的
政治形式”。但是，他不久就明白了，这一政治形式在多大程度上与一
切“无产阶级专政”观念是矛盾的。这一专政依靠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或共
产主义政党，它们对权力和暴力的垄断，是模仿民族国家高度中央集权
的政府。马克思得出结论：公社委员会毕竟只是革命的临时性组织。
340 经过一代人，我们在列宁身上找到几乎一模一样的态度。列宁一生
中在1905年和1917年两次处于事件本身的直接冲击之下，也就是说，他
从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中被暂时解放出来。因此，在1905年，列宁
可以由衷地赞扬“人民的革命创造力”，他们在革命中自发地开始建立一
种全新的权力结构， 341 就如同十二年后，他能够以“一切权力归苏维
埃”的口号发动和赢得十月革命一样。但是，在两场革命之间的年月
里，列宁并没有做什么来重新定位他的思想，将新的组织纳入众多党纲
中的任何一个。结果，在1917年，一样是自发的事态发展，而列宁和他
的党也跟1905年一样毫无准备。最后，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中，当苏维埃
奋起反抗党的专政，新委员会与政党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暴露无遗之时，
列宁立刻决定打倒委员会，因为它们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力垄断构成了
威胁。从此，“苏联”这个名字对于革命后的俄国就变得不实。但是，这
个不实之词也从此具有了一层意思，那就是勉为其难地默认了苏维埃制
度势不可挡的民间性：这种民间性不是来自于布尔什维克党，而是来自
于被党弱化了的苏维埃。 342 要么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以适应新的、
无法逆料的情况，要么是铤而走险实行专政，在这一两难选择面前，他
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时刻，他们的行为自始
至终都被党派斗争的念头支配着。党派斗争在委员会中不起作用，但在
前革命的议会中其实是举足轻重的。当共产主义者在1919年决定“唯有
拥立一个苏维埃主义者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多数的苏维埃共和国”
343 时，
他们实际上是像普通的党派政客那样行事。他们对人，甚至对最激进、
最不守旧的自己人，对没见过的事物，对没思考过的思想，对没尝试过
的制度怀有多大的恐惧啊。
革命传统之所以无法对唯一产生于革命的新政府形式给予认真的思
考，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马克思沉迷于社会问题，不愿认真关注国家和
政府问题来加以解释。不过这种解释是软弱无力的，一定程度上甚至是
在回避问题，因为它想当然地以为，马克思对革命运动和革命传统具有
至高无上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本身就尚待解释。毕竟，芸芸革命者
中，又岂止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事件的现状根本没有准备。这种毫无
准备，十分值得注意，因为这肯定不能归咎于思想贫乏或对革命缺乏兴
趣。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中诞生了政治舞台上一位全新的人物：职业
革命家。他的生命不是耗费在发动革命上，因为发动革命的机会寥寥无
几；而是用在研究和思考上，用在理论和论战上，这些行为只有一个对
象，那就是革命。实际上，缺少一部十九、二十世纪职业革命家的历
史，欧洲有闲阶级的历史将是不完整的。十九、二十世纪的职业革命家
与现代艺术家和作家一道，成为十七、十八世纪文人的真正传人。艺术
家和作家加入革命家行列那是因为，“资产阶级一词逐渐具有了一种在
审美上丝毫不亚于政治的怨恨之意”。 344 他们一起成立了波希米亚，这
是奔波劳碌的工业革命时代中纯净的休闲孤岛。即便是在这种新有闲阶
级的成员之中，职业革命家也享有专门的特权，因为他的人生道路不要
求任何专业工作。如果有一件事是他没有理由抱怨的，那就是没有时间
思考。这种从根本上是理论式的人生道路，是在伦敦和巴黎著名的图书
馆中度过；抑或在维也纳和苏黎世的咖啡店中打发掉；又或是在各种旧
政体相对舒适和宁静的监狱中度过，可见都没有什么分别。
职业革命家在一切现代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足够伟大和辉煌，但它
不在于酝酿革命。他们观察和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日增月累的分化，他
们很少或者说没有资格去促进和引导这种分化。甚至1905年蔓延俄国并
导致“一次革命”的罢工浪潮，也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得到任何政治组织
或工会组织的支持，相反，它们仅仅是在革命进程中才产生的。 345 大
多数革命的爆发都令革命家集团和党派大吃一惊，他们惊诧的程度并不
亚于其他人。几乎没有一场革命的爆发，要归咎于他们的活动。通常是
相反的：革命爆发，可以说从牢房、咖啡馆或图书馆中解放了职业革命
家。甚至列宁的职业革命家党派也未能“缔造”一场革命；适逢政府垮台
的那一刻他们最好是别走开，或赶紧回家。托克维尔在1848年观察到，
君主制“是在胜利者的打击之前而不是打击之下”垮台的，“胜利者于胜
利之诧，不稍逊失败者于失败之惊”。这一次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职业革命家的作用通常不在于缔造革命，而在于革命爆发后上台。
他们在权力斗争中的巨大优势；不在于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头脑或组织
准备，而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他们是唯一名满天下的。 346 引发革
命的一定不是阴谋集团，而秘密社团通常过于秘密而无法让自己的声音
公之于众，尽管它们也成功地实施了一些滔天罪行，这通常是在秘密警
察的帮助之下去做的。 347 往昔权力之权威的丧失，其实先于一切革
命，它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它昭然若揭并有迹可
寻，尽管并不一定要惊天动地。不过，它的征候，如普遍不满、到处蠢
蠢欲动、对当权者的轻蔑，则由于意义模糊而神出鬼没。 348 然而，轻
蔑，虽很少算入典型职业革命家的动机，却一定是最具潜力的革命源泉
之一。拉马丁称1848年革命是“轻蔑的革命”，很少有革命与这是完全不
搭界的。
然而，职业革命家在革命爆发中扮演的角色，常常微不足道得可以
忽略不计，他对一场革命实际进程的影响，却被证明是十分巨大的。由
于他在过去革命的学校中度过了他的学徒期，他不断施加这种影响并不
利于意外的新事物的出现，而有利于与过去保持一致的某些行动。由于
确保革命的延续性乃是他的使命，他不免要根据历史先例来论战。我们
前面提到的，对过去事件刻意而有害的模仿，至少一定程度上在于他的
职业性质。在职业革命家从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他们解释和说明过去、
现在和未来一切历史的官方指导之前，托克维尔在1848年就已经指
出：“模仿（即模仿1789年前后革命的国民议会）的痕迹是如此鲜明夺
目，以致掩盖了事实可怕的原创性。他们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演戏，根本
就不是在延续它，这种印象令我挥之不去。”
349 又，在1871年巴黎公社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它没有影响）期间，至少有一份新办杂志《杜
申老头》（Le Père Duchêne），还采用过去的革命月历名字。以往革命
的每一次事故，都被反复琢磨，仿佛它是神圣历史的一部分，在这种氛
围中，革命史中唯一全然自发的全新制度则被忽略以致被遗忘，这真是
咄咄怪事。
拥有事后智慧的人，不免要对上述观点说三道四。在乌托邦社会主
义者，尤其是在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著作中，有某些段落可以较为容易地
读到对委员会制度的认识。可是真相在于，这些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
政治思想家，对这种现象手足无措，猝不及防。这种现象清楚地表明，
一场革命绝不是以消灭国家和政府而告终，相反是以建立一个新国家和
成立一个新政府形式为目的。最近，历史学家指出，委员会十分类似于
中世纪的市镇，如瑞士的州、十七世纪英国的“鼓动者”，或毋宁按它们
最初的称谓“调节者”，还有克伦威尔军队中的全民委员会。但是问题的
关键在于，除了中世纪市镇可能是例外， 350 其他的都不曾对那些在革
命进程中自发组织成委员会的人的头脑，产生过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影
响。
因此，没有任何传统（无论是革命的还是革命之前的）有资格去解
释法国大革命以来委员会制度有规律的反复涌现。如果我们将1848年巴
黎二月革命搁置一旁——在那里，政府自己成立了一个commission pour
les travailleurs（工会），革命几乎只涉及社团立法的问题——那么，这
些行动组织和新国家萌芽出现的主要日期就是：1870年，法国首都处于
普鲁士军队围攻之下，“自发组织了一个微型的联邦实体”，后来成为
1871年春巴黎公社政府的核心； 351 1905年，俄国自发的罢工浪潮突然
在所有革命党和革命集团之外，产生了自己的政治领导，工厂里的工人
自行组织成委员会即苏维埃，为的是代议制的自治政府；1917年俄国二
月革命，“尽管俄国工人中政治倾向不一，苏维埃这个组织本身却是无
可争议的”； 352 1918和1919年在德国，军队战败之后，士兵和工人公然
倒戈，自行构建了工人和士兵苏维埃（Arbeiter-und Soldatenräte），在
柏林，要求让这种委员会体系成为新的德国宪法的基石，在慕尼黑，
1919年春天与咖啡馆的波希米亚人一起，成立了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
共和国（Bavarian Räterepublik）； 353 最后是在1956年秋天，匈牙利革
命从一开始就在布达佩斯如法炮制了委员会体系，“不可思议地迅速”
354
席卷全国。
单单是列举这些日期，就说明实际上从来都不存在什么延续性。正
是缺乏延续性、传统和有组织的影响，致使这些现象惊人地雷同。委员
会众多共同特征之中，突出的当然就是它们产生方式的自发性，因为它
与理论上的“二十世纪革命模式——由职业革命家筹划、酝酿和实施，
庶几接近于冷冰冰的科学精确性”
355 之间的矛盾可谓昭然若揭。真的，
无论在哪里，只要革命没有被打败，没有带来某种复辟，一党专政，也
就是职业革命者的模式，就将最终占上风，但这只有经过一场与革命本
身的组织和制度进行的暴力斗争才有可能。而且，委员会总是身兼秩序
组织和行动组织二任，其实正是它们拟定新秩序的冲动，使之与职业革
命者集团之间产生冲突，后者希望将委员会贬为革命活动的单纯执行机
构。再真实不过的是，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满足于对政党或议会采取的措
施，即进行讨论和“自我启蒙”，他们处心积虑、明目张胆地意欲让每位
公民都直接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 356 只要它们一天不死，毫无疑问“每
个个人都会发现自己的行动范围，可以说亲眼目睹自己对平日事件的贡
献”。 357 目睹它们运作的目击者，对于革命让“民主制直接复兴”的程
度，看法常常是一致的。唉！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一切诸如此类的复兴都
是在劫难逃的，因为，由人民直接掌握公共事务，在现代条件下显然是
不可能的。在他们眼中，委员会仿佛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梦想，某种美妙
的乌托邦在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化为现实，可以说流露出了那些显然还
不谙世事的人民心中绝望的罗曼蒂克渴望。这些现实主义者从政党制度
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理所当然地假设代议制政府是别无选择的，他们
轻而易举就忘记了，旧政体的垮台，其中一点正是归咎于这一制度。
与委员会有关的引人瞩目的事情，当然不仅仅是它们穿越了一切党
派界限，以及各党派成员在委员会中坐到了一起；而且还有这种党派成
员身份不起任何作用了。委员会实际上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人民的唯一
政治组织。这样一来，委员会与一切集会，无论是旧的议会还是新
的“制宪会议”都一概是相互冲突的。原因很简单，后者即便到了最极端
的地步，也只是政党制度的产儿。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是在革命中，
正是党纲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将委员会从党派中分离出来。因为这些
纲领不管有多么革命，都是“现成公式”，不求行动只求执行，正如卢森
堡对于你死我活的斗争洞若观火，指出要“全力落实。”
358 今天，我们
知道理论教条在实际执行中消失得是多么的快。但是，如果教条在执行
中幸免于难，甚至被证明无论对社会抑或政治之恶，都是包治百病的良
药，委员会也一定会反抗任何这样的政策，因为“博学”的党的专家与要
应用这种知识的人民群众之间的裂痕，使普通公民行动和形成自己意见
的能力被忽略了。换言之，如果革命党的精神占了上风，委员会必定变
得多余。无论在哪里，只要知行分裂，自由的空间就会丧失。
显然，委员会就是自由的空间。据此，它们一贯拒绝承认自己是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