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上使用过“法律”一词。就是在《论法的精神》第一章，孟德斯鸠将法.5

义上使用过“法律”一词。就是在《论法的精神》第一章，孟德斯鸠将法.5

命的临时性组织，相反，它们竭尽全力让自己成为持久的政府组织。它

们根本就不希望使革命持久下去，故旗帜鲜明的目标就是“为一个备受

拥戴的共和国，为唯一将永远结束侵略和内战时代的政府奠定基础”。

被期待作为斗争的目的的“报偿”，不是地上天国，不是无阶级社会，不

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友爱的梦想，而是成立“真正的共和国”。 359

1871年的巴黎如此，1905年的俄国也是这般。第一个苏维埃“不仅是破

坏而且是建设”的意图是如此昭然若揭，以致当时的目击者“可以体会

到，一种终有一天能够实现国家转型的力量，正在涌现和形成”。 360

恰恰是这种对国家转型，即对新政府形式的期盼，这种让现代平等

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成为一名公共事务的“参与者”的期盼，在二十世纪

革命的灾难中被埋葬了。个中原因纷繁复杂，各国不一，但是，被众口

一词称为反动和反革命的力量，却不是突出原因。回顾本世纪革命的记

录，令人刻骨铭心的不是这些力量的强大，而是它们的软弱：它们的屡

战屡败，革命的易如反掌，和非常重要的是希特勒的欧洲破产之后重建

的大多数欧洲政府，都异常无能和缺乏权威。无论如何，职业革命者和

革命党在这些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举足轻重的，在本书中则是决定

性的。没有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就绝不会有一场俄国十月

革命，但是不管列宁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是否发自内心，事实就是，

不久他的口号就与布尔什维克党公然宣告的“夺权”的革命目标截然矛

盾，这个革命目标就是用党组织置换国家机器。如果列宁真的希望将一

切权力归苏维埃，他就应当使布尔什维克党与苏维埃大会一样萎弱。这

种萎弱现在是苏维埃大会的显著特点，它的党代表和非党代表都是党提

名的，没有了竞争对手，投票者不需要选择，而只用欢呼。但是，当党

和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因为争当俄国革命和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而十

分尖锐之时，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具有了更加耐人寻味的意义。

委员会挑战的是各种形式的政党制度本身，一旦诞生于革命中的委

员会转而反对一直以革命为唯一目标的党或党派，这种冲突就将剧化。

从一个真正苏维埃共和国的先锋立场来看，布尔什维克党只会比沦亡政

体的一切其他党派更加危险。就政府形式——与革命党对立的各地委员

会，对革命政治方面的兴趣远甚于社会方面。 361 ——一般而言，一党

专政只是民族国家发展的最后阶段；具体而言，则是多党制发展的最后

阶段。在二十世纪，这听起来像是一种陈词滥调，欧洲的多党民主制已

经衰落到这步田地，法国和意大利的每一次选举，都使“国家的根基和

政体的性质”风雨飘摇。 362 故而，看到大致相同的冲突甚至在1871年巴

黎公社期间就已经存在，是颇发人深思的。当时，奥蒂斯·巴罗以极其

精确地勘定了两种政府形式在法国史上的主要差别，一是新政府形式，

巴黎公社以之为目标；一是旧政体，它不久将以一种非君主制的另类面

目复辟：“En tant que révolution sociale，1871 procède directement de

1793，qu'il continue et qu'il doit achever……En tant que révolution

politique, au contraire，1871 est réaction contre 1793 et un retour à

1789……Il a effacé du programme les mots‘une et indivisible’et rejetté l'idée

autoritaire qui est une idée toute monarchique……pour se rallier à l'idèe

fédérative, qui est par excellence l'idée libérale et républicaine.”（“作为社会

革命，1871年步1793年的后尘，是它的延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相

反，作为政治革命，1871年与1793年是相互对立的，它又重新回到了

1789年……它从它的计划中抹去了唯一而不可分割的这个概念，而且抛

弃了完全是君主制的独裁理念……让自己跟联邦理念站到了一起，这种

理念是完美的绝对自由和共和的理念。”） 363

这些话令人啧啧称奇，因为写下它们的时候，还没有迹象表明革命

精神与联邦原则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对美国革命进程一无所知的人民，

则更是如此。为了证实奥蒂斯·巴罗的感觉是对的，我们必须求助于

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和1965年的匈牙利革命，两者都持续了足够长的

时间。因此一个政府如果建立在委员会制度的原则基础之上会是什么样

子，以及这样的一个共和国又该如何运作，在两场革命中都一目了然。

在这两种情形中，委员会或苏维埃到处蔓延，相互之间完全保持独立。

在俄国有工人、学生和农民委员会，匈牙利的委员会则是各种完全不同

的：在所有居民区涌现的居民委员会；在街上并肩作战而产生的所谓革

命委员会；诞生于布达佩斯的咖啡馆的作家和艺术家委员会；大学里的

学生和青年委员会；工厂中的工人委员会；军队、公务员中的委员会，

等等。这些互不相关的群体，各自都形成了自己的委员会，将多少有些

不约而同的东西转化为政治制度。这些自发的发展最惊世骇俗的一面就

是，在两种情形中，俄国不到几个星期，匈牙利只用了几天，这些相互

独立和高度分散的组织，就开始了一个合作和整合的过程，形成了带有

地区或省特征的更高级委员会。代表整个国家的议会，它的委托人最终

也从中选出。 364 在北美殖民史早期约法、“联盟”和邦联中，我们可以

看到，联邦原则，即独立单元之间联合和结盟的原则，是如何从行动本

身这一初级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并不受任何关于大国搞共和政府之可能

性的理论臆测影响，甚至也不是在一个共同敌人的威胁之下才凝聚起来

的。共同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政治体，即一种新的共和政府，它以“初

级共和国”为基础，方式就是中央权力不剥夺成员国本来构建的权力。

换言之，委员会唯恐失掉它们行动和形成意见的能力，必定会发现权力

的可分割性，及其最重要的结果，必要的政府分权。

经常有人指出，美英是政党制度运作良好从而保证了稳定和权威的

少数国家之一。之所以如此，皆因两党制与建立在政府各部门分权基础

之上的宪法是一致的。当然，它的稳定性主要归因于将对立视为一种政

府制度。然而，这种认识只有基于以下假设才是可能的：国家不是统一

而不可分割的，分权不会带来无能，反而会产生和稳定权力。促使大不

列颠得以将她的辽阔领地和殖民地组织成一个英联邦的，归根结底就是

使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联成一个联邦政府体系的那个原则。不管这些国家

的两党制存在多少差异，将它们的两党制从欧洲民族国家的多党制中决

定性地加以区分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对渗透于整个政治体权力

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365 如果我们依据政体赖以建立的权力原则来

划分当代政体，那么一党专政与多党制的区别，远不如它们各自与两党

制之间的区别，显得更具有决定性。在十九世纪的国家“穿绝对君主的

老鞋”之后，在二十世纪中，就轮到政党穿国家的老鞋了。这样一来，

理所当然地，现代政党的显著特征，独裁和寡头结构、缺乏党内民主和

自由、“极权主义”倾向和号称自己一贯正确，这些在美国显然都是不存

在的，在大不列颠呢，则没有那么厉害。 366

然而，作为一种政府装置，如果只有两党制被证明是可行的，且它

同时具有保障宪定自由的能力，那么同样，两党制最大的成就也就是使

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形成某种控制，但它绝没有让公民成为公共事务

的“参与者”。公民最多也只能希望被“代表”。这样就很明显了，唯一能

够被代表和委托的东西是利益，或者说是选民的福利，而不是他们的行

动，也不是他们的意见。在这种体系下，人民的意见其实是搞不清楚

的，理由很简单：它们根本就不存在。意见是在一个公开讨论和公众论

战的过程中形成的。没有机会形成意见的地方，有的只是情绪，而不是

意见。这是大众情绪和个人情绪，后者比前者更反复无常、更不可靠。

因此，代表能做的事情顶多就是，像他的选民自己一有机会就去行动那

样行动。利益和福利问题却不是这样，它们可以被客观地测定，在这些

问题上，行动和决策的需要来自于利益集团之间的各种冲突。通过压力

集团、议员分组投票厅和其他装置，投票者其实可以在利益方面影响其

代表的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强迫代表执行他们的意愿，牺牲其他

投票集团的意愿和利益。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投票者的做法都是出于私

人生活和私人康乐的考虑，他还握在手中的剩余权力，倒像是一个敲诈

者用来强迫受害人服从的肆无忌惮的高压，而不像来自集体行动和集体

协商的权力。不管怎样，无论一般而言的人民，还是具体而言的政治科

学家，都毫不怀疑，党派因为垄断了提名权，不能被当作民间组织；相

反，它们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工具，用来剥夺和控制人民的权力。代议制

政府实际上变成了寡头政府，这是千真万确的，尽管不是在代表少数利

益的少数统治这一阶级意义上的那种寡头政府。我们今天叫做民主制的

东西，据说至少是一种代表多数利益的少数统治的政府形式。这种政府

是民主的，因为平民福利和私人幸福是它的主要目标；但是，在公共幸

福和公共自由再次成为少数特权这一意义上，它也可以被叫做寡头的。

这种体系，实际上就是福利国家体系。它的捍卫者如果是自由主义

的，且具有民主信念，就必须否认公共幸福和公共自由的存在。他们必

须坚持政治是一种负担，它的目的本身不是政治的。他们会赞同圣鞠斯

特：“La liberté du peuple est dans sa vie privée；ne la troublez point.Que le

gouvernement……ne soit une force que pour protéger cet état de simplicité

contre la force même.”（“人民的自由在私人生活之中，不要去打扰它。

让政府成为一种力量，仅仅是为了保护这种本真状态不受力量本身的侵

害。”）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从这一个世纪的极度混乱中受到教育，抛

弃了人民本善的自由主义幻觉，那么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人民自己

统治自己，乃是闻所未闻”；“人民的意志极度无政府，它想为所欲

为”；以及人民对一切政府都抱有“敌意”态度，因为“政府与强制须臾不

可分”，并且强制从定义上“外在于被强制者”。 367

这些说法难以证实，并且反驳更难，但却不难指出它们立论的假

设。从理论上说，其中最重要、最有害的是将“人民”与大众混为一谈。

对于生活在大众社会之中饱受其刺激的每一个人来说，它听起来是非常

合理的。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如此。不过，我所援引的作家除此之

外，他还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之中的一个，在那里，党派堕落为大众运动

已经很久了，这种大众运动在议会之外运作，已经侵入家庭生活、教

育、文化和经济问题这一切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 368 在这些情况下，

将“人民”和大众混为一谈的合理性就变得不言而喻了。运动的组织原则

确实与现代大众的存在遥相呼应，但它们的巨大吸引力在于人民对现存

政党制度和主导的议会代议制持有的怀疑和敌意。不存在这种不信任的

地方，例如在美国，大众社会的条件并未导致大众运动的形成；而大众

社会根本就不发达的国家，例如法国，只要对政党制度和议会体系存在

足够的敌意，就将沦为大众运动的牺牲品。从术语学上，可以说政党制

度的失败越是令人侧目，一场运动就越容易将人民发动和组织起来，而

且越容易将他们转化为大众。实际上，当时的“现实主义”，对人民的政

治能力充满绝望，它与圣鞠斯特的现实主义并没有什么两样。它必须以

此为基础，那就是故意地或下意识地决心无视委员会的现实，想当然地

以为现在，乃至从来就不存在任何替代选择。

历史的真相是，政党制度和委员会体系几乎是同时存在的，两者在

革命之前都不为人知，都是一条现代的和革命的宗旨的结果，这条宗旨

就是，既定地区的一切居民均有权进入公共的政治领域。委员会与政党

不同，它们总是在革命期间涌现的，它们源于人民，作为行动和秩序的

自发组织。最后一点值得强调一下。古谚有云：若无政府之强制，人民

就只剩下“自然”倾向，无法无天。其实，委员会的涌现无比尖锐地驳斥

了这一说法。委员会出现的地方，处处都涉及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重

组和一种新秩序的建立，最明显的是在匈牙利革命期间。 369 党派与一

切议会和集会特有的派别之间的区别，在于世袭抑或代表。迄今为止，

党派从来都不是在革命期间涌现出来的，它们要么是在革命之前出现，

如二十世纪；要么就伴随普选权的扩大而发展起来。因此，不管是议会

派别的扩展还是议会之外的产物，党派业已成为一种制度，为议会制政

府提供它所需要的人民支持。于是习惯成自然，人民通过投票去支持，

行动则始终是政府的特权。如果党派变得好斗起来，积极地步入了政治

行动的领域，就会违背自己的原则，还有它们在议会制政府中的功能，

也就是说，不管它们的教义和意识形态是什么，党派都具有了破坏性。

议会制政府的分裂一再表明，即便是支持现状的党派，一旦越过制度雷

池是怎样实际为削弱政体推波助澜的，例如在一战后的意大利和德国，

在二战后的法国。处理和参与公共事务，此乃委员会天然的追求，在一

种以代议为首要功能的制度之中，它们显然不是健康和活力的标志，而

是衰败堕落的标志。

其实，政党制度千差万别，却具有一个根本特征，那就是“为选任

官员或代议制政府‘提名’候选人”，而“提名举动本身就足以产生一个政

党”

370 ，则更是千真万确。因此，从一开始，党派作为一种制度就预设

了要么由其他公共组织来保障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要么这种参与就是不

必要的，新晋阶层应对代表制心满意足；要么福利国家一切政治问题最

终都是行政问题，由专家们处理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人民的

代表，也难以拥有一个真正的办公地点，而只有行政官员才能做到这一

点，他们的业务尽管涉及公共利益，却与私人管理之业务没有质的区

别。如果其中最后一个预设证明是正确的话——谁能否认，在我们的大

众社会中，政治领域已经衰落，从而被恩格斯预言的无阶级社会的“物

的管理”所取代？——那么，毫无疑问，委员会将不得不被当作是一种

返祖的制度，而与人类事务领域无关。但是，同样或类似的事情，不久

也会在政党制度身上应验。因为，由于其业务被构成一切经济过程基础

的必然性所支配，行政和管理从根本上不仅是非政治的，甚至是非党派

的。在一个富足的社会中，相互冲突的群体利益不再以牺牲他者为代价

来解决。只有存在真正的选择，对立原则才是有效的。真正的选择超越

客观的，可证明有效的专家意见。当政府真的变成了行政机关，政党制

度也只能走向无能和多余。可以想象，在这种政体中，政党制度履行的

功能中，唯一不会过时的，就是使政体不受公务员腐败之害，可是即便

是这一功能，也还不如由警察来履行更好、更可靠呢。 371

在二十世纪的一切革命中，都形成了政党制度和委员会体系之间的

冲突。你死我活的一方是代议制，另一方是行动和参与。委员会是行动

之组织，革命党则是代议之组织，尽管革命党假惺惺地组织起委员会来

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但它们甚至在革命中就试图从内部统治委员

会。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本身如何革命，没有一个党派可以在政府转

化为一个真正的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幸存下来。对党派而言，对行动本身

的需要只是权宜之计；它们丝毫也不怀疑，在革命胜利之后，进一步的

行动只是证明不必要的或破坏性的。促使职业革命家转而反对人民的革

命组织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恶念和权力欲，而毋宁说是革命党与其他

一切党派共有的基本信念。他们都同意，政府的目的是人民的福利，政

府的本质不是行动而是行政。在这一方面，唯一合理的说法就是，从左

到右一切党派相互之间的共同点，较之革命集团与委员会之间的共同点

要多得多。而且，最终使决战的天平倾向于党和一党专政的，绝不仅仅

是通过无情地动用暴力手段将委员会碾碎的最高权力或最高决策。

如果说革命党从未理解，委员会体系在多大程度上相当于新政府形

式的涌现；那么，委员会也同样无法理解，在极大程度上，现代社会的

政府机器其实务必履行行政功能。委员会的致命错误向来就是，它们本

身并没有在参与公共事务和涉及公共利益之事的行政管理之间做出明确

区分。工人一再企图以工人委员会的形式接管工厂，所有这些努力都以

一败涂地而告终。“工人阶级的愿望，”我们得知，“已经达成。工厂将

由工人委员会管理。”

372 这种所谓工人阶级的愿望，听起来倒更像是革

命党消磨委员会政治抱负的一种企图，要将委员会成员从政治领域驱逐

出去，赶回工厂。这种怀疑来自于两个事实：一向以来委员会首先是政

治的，社会和经济要求只扮演次要的角色；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缺乏兴

趣，在革命党眼中，恰恰是委员会“中下层阶级的、抽象的、自由主义

的”思维的确凿标志。 373 实际上，这正是委员会政治上成熟的标志，而

工人自己管理工厂的愿望却是个人欲望的标志，虽然可以理解，但毫无

政治意义。这种个人欲望无非就是要上升到当时只对中产阶级开放的地

方。

毋庸置疑，工人出身的人并不缺少管理天分；问题仅仅在于，工人

委员会一定是它可能找到的组织中最糟糕的。因为，他们信任的从自己

人中挑选出来的人，是根据政治标准来选择的，取决于他们的可信度、

人品正直、判断能力，通常还有身体的勇气。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完全

能够凭借一种政治能力来行动，若是委以工厂管理或其他行政职责，却

一定会失败。因为，政治家或政治人的素质，与管理者或行政人员的素

质不仅迥然有别，而且很少有一个人能两者兼备。一种人据说懂得如何

在人际关系领域与人打交道，而人际关系领域的原则是自由；另一种人

必须懂得在生活领域如何管理物和人，而生活领域的原则是必然性。工

厂的委员会将一种行动元素带入物的管理之中，这其实只会造成混乱。

正是这些注定失败的努力，使委员会体系背上恶名。但是，如果说委员

会体系无法组织或毋宁说是无法重建国家的经济体系，那么同样，委员

会体系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就不是什么人民的无法无天，而是它们的政治

性。另一方面，党组织尽管存在诸多弊端，包括腐败、无能、不可思议

的浪费，却最终在委员会失败之处大获成功，原因就在于它们本来的寡

头的甚至是独裁的结构使得它们对一切政治目标都完全是不可靠的。

自由，在它作为现实存在之处，在空间上总是有限的。对一切消极

自由中最伟大也最基本者，也就是活动自由而言，这一点尤为清楚。国

土的边界或者城市国家的围墙，都包含和保护着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

中，人们可以自由走动。条约和国际担保使这种受地区限制的自由，为

国土之外的公民扩展。但是，即便在这些现代条件下，自由和有限空间

本质上的一致性，也始终是有目共睹的。在很大程度上，对活动自由来

说是真的东西，对一般自由来说也是有效的。只有在平等的人之中，积

极意义上的自由才是可能的，而平等本身绝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原则，

它也只在有限的，甚至在空间限度内才适用。自由空间，若是按照约翰

·

亚当斯的大致意思（虽然不是什么术语），我们也可以叫做呈现的

空间。如果我们将这些自由空间等同于政治领域本身，我们就不免会将

它们想成是茫茫大海中的孤岛，或无边大漠中的绿洲。我相信，这一形

象之所以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不仅是因为这个隐喻的精辟，同样也

是有史为证的。

我在这里所关涉的现象，通常被称为“精英”。我对这个术语不以为

然，并不是说我怀疑政治的生活方式过去没有，将来也绝不会成为多数

人的生活方式，尽管政治业务从定义上不仅关系多数人，严格说来，还

关系公民的全体。政治激情，就是勇气；追求公共幸福；喜好公共自

由；不仅不顾社会地位和仕途，甚至也不论成败毁誉，都要追求卓越的

一种抱负。在一个将一切美德都扭曲为社会价值的社会之中，政治激情

也许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稀缺。但它无论如何一定是卓尔不群的。

我对“精英”不以为然是因为这个词意味着一种寡头政府形式，意味着多

数人被少数人支配。从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治的本质就是

统治，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激情就是统治或宰制他人的激情。这其实就是

我们整个政治思想传统的结论。我对此大不以为然。政治“精英”一直都

决定着多数人的政治命运，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对多数人实施一种支

配。这一事实表明：一方面，少数人苦苦需要保护自己不受多数人的侵

害，或毋宁说是保护他们栖居的，处于必然性茫茫大海包围下的自由孤

岛；另一方面，天降大任于斯人，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是，无论是

上述的这种需要还是责任都不触及本质，触及他们生活的实质是自由。

就孤岛本身有限空间内实际进行的事情而言，两者都是从属的和次要

的。放到现在的制度中观之，正是在他穿梭于同侪之间的州议会和国会

中，一位代议制政府成员的政治生活化为现实，而不管他有多少时间是

花在竞选上，花在谋求选票和聆听投票者的声音上。问题的关键不仅仅

在于，现代政党政府中的这种对话显然是假惺惺的。在此，投票者对于

一项不是由他制定的选择（美国的初选除外）只能同意或拒绝认可。对

于那些明目张胆的滥用权力，诸如将麦迪逊大道方法引入政治，使代表

和选民之间关系转化为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现代政党政府连过问都不会

过问一下。尽管代表与投票人之间，国民与议会之间有沟通，要知道这

种沟通的存在，是英美政府判然有别于西欧政府的标志，可是这种沟通

从来就不是平等者之间的沟通，而是渴望统治者与同意被统治者之间的

沟通。以“从人民中来的精英统治的人民政府”这一公式取代“人民统治

的人民政府”， 374 其实正是政党制度的性质。

据说，“政党最深刻的意义”必须从它们提供了“使群众从自己人中

录用精英的必要框架”这一点来看。 375 不错，正是党派率先为底层阶级

成员开辟了政治生涯。毫无疑问，政党作为民主政府的独特制度，与现

代的主要趋势之一是遥相呼应的，这一趋势就是不断且普遍增长的社会

平等。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也与现代革命最深刻的意义相呼应。“来自人

民的精英”取代了前现代基于出身和财富的精英；作为人民的人民进入

政治生活，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根本就没门儿。统治精英与人民之

间的关系，自己构建了一个公共空间的少数人与生活在这个公共空间之

外且默默无闻的多数人之间的关系，始终都没有改变。从革命的立场和

保留革命精神的立场来看，问题并不在于一帮新精英在事实上兴起了；

企图否认大部分人对于政治问题本身明显无能为力且不感兴趣的，不是

革命精神，而是一个平等社会的民主思维。问题就在于缺乏公共空间，

让广大人民有权进入，使精英从中被挑选出来，或毋宁说它在那里能够

自己进行选择。换言之，问题就是政治变成了一种职业，一种生涯，是

故“精英”根据本身完全非政治的标准和尺度而被遴选出来。基于一切政

党制度的性质，真正政治性的才华难以得到发扬，特别政治化的素质，

在党派政治的鸡毛蒜皮中更难以为继，后者只要求稀松平常的推销术便

足矣。当然，坐在委员会中的人也是精英，他们甚至是现代世界有史以

来唯一的政治精英，他们来自人民，是人民的政治精英。但他们并不是

自上而下提名的，也不是自下而上获得支持的。对于人民生活和工作的

地方所产生的初级委员会，有人不禁要说，他们是自我遴选；那些将自

己组织起来的人，也就是关心和拾起了创制权的人。他们是被革命公开

化了的人民的政治精英。从“初级共和国”中，委员会人接着就为下一个

更高级的委员会选出了他们的委托人，这些委托人再由他的同侪来挑

选，他们不受制于任何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压力。他们的头衔不仰赖

别的什么，而只仰赖与之平等的人的信心，这种平等不是自然的，而是

政治的，不是与生俱来的。这是那些投身于，现在正从事于一项集体事

业的人之间的平等。一旦被选中并派往下一个更高级的委员会，委托人

就会发现自己再度处于同侪之中，因为，在这一体系中，任何既定层次

上的委托人，都是那些获得一种特别信任的人。毫无疑问，这种政府形

式如果充分发展起来，又将具有一种金字塔形式，这当然在本质上是一

种权威政府的形态。但是，在我们了解的一切权威政府中，权威都是自

上而下灌注的，而在这种情形中，权威却既不是产生于顶端，也不是产

生于底部，而是在金字塔的每一层中产生的。这显然可以解决一切现代

政府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是如何协调自由与平等，而是如

何协调平等与权威。

（为避免误解必须指出：在委员会体系中提出的最佳者的遴选原

则，在基层政治组织中自我遴选的原则，以及人格信任的原则，在它们

发展为联邦政府形式的过程中，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它们只适用于政治

领域之内。一个国家的文化、文学、艺术、科学、职业甚至社会精英，

都取决于不同的标准，在这些标准之中显然没有平等标准。权威原则也

是如此。例如，一位诗人的级别既不是由他的诗人同行们投信任票，也

不是由公认掌门的上谕来决定的；相反是由那些只是热爱诗歌，但可能

一行诗都写不了的人来决定的。另一方面，一位科学家的级别的确取决

于他的科学家同行，但并不是以高尚的人品和素质为基础的。在这种情

形中，标准是客观的，是无可争议、让人心悦诚服的。最后，社会精英

至少在一个平等社会中，不是通过出身和财富，而是通过辨别的过程而

形成的。）

人们不禁要进一步拓展委员会的潜力，但恐怕更明智的做法是赞同

杰斐逊：“创始它们只为一个目标；而对于其他目标，它们不久就会表

明自己也是最好的工具。”例如，现代大众社会具有一种走向伪政治的

大众运动的危险倾向，而委员会是打破现代大众社会最好的工具；或毋

宁说，基层拥有一种不是被选出来而是自我构建的“精英”，而委员会是

将大众社会分散到基层的最好、最自然的办法。公共幸福的乐趣和公共

事务的责任，那时将为少数人所享有，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喜好

公共自由，无公共自由则无法感到“幸福”。从政治上说，他们是最好

的。确保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合适位置，是一个好政府的任务，也是一

个各得其所的共和国的标志。诚然，这样一种“贵族制”政府形式将宣告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普选权的终结。因为，只有那些作为一个“初级共和

国”志愿成员的人，才显示出他们不仅仅关心一己之幸福，他们关心的

是世界的境况；只有他们才有权利要求在经营共和国业务时听取他们的

意见。然而，政治生活的这种排他性不容低估，因为一名政治精英绝不

等同于一名社会、文化或职业精英。而且，这种排他性不依赖于一个外

部的实体；如果自己人自我遴选，那么非我族类的人就自我排斥了。这

种自我排斥根本就不是什么任意辨别。实际上，自从古典世界终结以后

我们就一直享有的最重要的消极自由之一，正是从这种自我排斥中获得

了其实质和现实性。这就是摆脱政治的自由。罗马和雅典对这种自由一

无所知，它也许是我们基督教遗产中在政治上最有意义的部分。

革命精神，是一种新精神，是开创新事物的精神，当革命精神无法

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时，这一切都失落殆尽了。也许失落的还不止这

些。除了记忆和缅怀，没有什么能够弥补这种失败或阻止其走向终结。

由于记忆的仓库是由诗人来看管的，寻找和制造我们赖以过活的语言，

是他的业务，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在最后求助于两种诗人（一种是现代

诗人，一种是古典诗人），以发现一种贴切的说法，来表达我们所失落

的珍宝的实际内容。现代诗人就是勒内·夏尔，他也许是众多参加二战

抵抗运动的法国作家和艺术家中最具有表现力的。他的格言书写于战争

的最后一年，在书中，他毫不讳言对解放怀有一种忧心忡忡的期待。他

知道，对他们而言，这不仅仅是从德国铁蹄占领下解放，这固然令人雀

跃；但同样也是从公共事务的“负担”中解放。他们将不得不返回私人生

活和私人追求的épaisseur triste（多愁善感）中去，返回战前岁月的“颓

废”中去，那时他们所做的一切，仿佛都笼罩在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之

中：“如果我活下去，我就知道，我将不得不与这些花样年华的沁人芳

香诀别，默默地抛弃（而不是掩埋）我的珍宝。”他寻思，这些珍宝就

是，他“发现了自我”，他不再怀疑自己“不坦诚”，他不再需要戴着面

具，假模假式地出现在他人面前，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一如对他人和对

自己那样呈现出来，他可以“赤裸行走”。 376 这些反思意味深长，它们

使行动所固有的东西，即那些不自觉的喃喃独语，那种以不需矫饰，不

假思索的言行呈现自己的乐趣，都一一得以证实。不过，它们也许

太“现代”，太自我中心了，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留给我们的那份“没有

遗嘱的遗产”。

索福克勒斯在他晚年的戏剧《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Oedipus at

Colonus）中，写下了一段流芳千古、惊世骇俗的诗行：

“切勿生而无法言表；生命中次好的东西，其来也急，其逝也

疾。”他借传说中雅典的奠基者，以及由此而成为雅典代言人的忒修斯

之口，也让我们懂得了使普通人，无论老老少少，去承受生命之重负的

究竟是什么。它就是城邦，是人们无拘无束的自由行为和活生生的语言

的空间，它让生命充满华彩——τòνβι'ονλαμπpòνπоιε σθαι。

译后记

承蒙洪涛先生错爱，力荐我译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代表

作之一《论革命》，接到这个任务，真是受宠若惊，寝食难安。从执笔

翻译至今，不觉六载寒暑，也曾六易其稿，不敢稍有怠慢，个中甘苦只

有自知。《论革命》中文译本付梓之际，我首先想感谢洪涛先生，他不

仅对我寄予深望，也时常就本书一些烦难之处，予以指点，令我受益匪

浅。另外，胡雨春教授帮助我翻译了《论革命》中所有的德文；彭俞霞

女士帮助我翻译了《论革命》中的法文和拉丁文；张骥博士帮助我找有

关专家，解决了一些棘手的拉丁文翻译；李辉博士在我赴美期间，承担

了琐碎而繁重的样稿校对工作。本书的出版，与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

的，所以我在此一并予以感谢。

最早承担《论革命》翻译任务的是王寅丽女士，她是阿伦特研究的

专家。王女士在翻译了前三章（不包括注释）之后，由于身怀六甲而不

得不中途辍笔。我接手后，仔细阅读了她的译稿，十分叹服。不过，为

了译文风格的统一，我还是忍痛割爱，另起炉灶。无论如何，王寅丽女

士为本书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是不容抹煞的。

我的导师林尚立教授，不以我忙于译事为忤，释我以暇。我留校任

教数载，由于此事耽搁，无暇顾及其他，于心甚为有愧。

我的妻子申剑敏，她翘首以盼《论革命》中文译本久矣！须知在翻

译过程中，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丢下手中译稿，与她一起去享受哪怕一

刻的悠闲……

译事永无止境，有过此般经历的人都知道，非但耗时耗力，还吃力

不讨好。《论革命》我每易其稿都会发现错误，这样下去如何得了？索

性将此艰巨任务交给读者诸君。译文有不妥之处，那是由于译者见识水

平都有限，力有不逮。学术乃天下公器，望各位不吝批评指正，一起来

完善对《论革命》的理解。

陈周旺

2007年春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

[1] 据我所知，敢于直面核武器的恐怖和极权主义的威胁，而毫无顾忌地讨论战争问题的，唯卡

尔·雅斯贝尔斯的《人类的未来》（Chicago，1961）。

[2] 参见雷蒙·阿隆，“Political Action in the Shadow of Atomic Apocalypse”，in The Ethics of

Power, edited by Harold D.Lasswell and Harlan Cleveland, New York，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