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 同上。
[331] 致Samuel Kercheval的信，1816年7月12日。
[332] 该引文来自刚才所引信件。
[333] 致Samuel Kercheval的信，1816年9月5日。
[334] 致Thomas Jefferson Smith的信，1825年2月21日。
[335] 致Cartwright的信，前引文。
[336] 致John Tyler的信，前引文。
[337] 该引文来自1816年2月2日致Joseph C.Cabell的信，以及前引致Samuel Kercheval的两封信。
[338] George Soule, The Coming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1934，p.53。
[339] 关于托克维尔，参见作者在《论美国的民主》之导言；关于马克思，参见《1840—1850法
兰西阶级斗争》，Berlin，1951，p.124。
[340] 1871年马克思称公社die endlich entdeckte politische Form, unter der die ökonomische
Befreiung der Arbeit sich vollziehen könnte（是终于被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
治形式），称这是它的“真正秘密”[参见《法兰西内战》（1871），Berlin，1952，pp.71 and
76]。然而仅仅过了两年，他写道：“Die Arbeiter müssen……auf die entschiedenste Zentralisation
der Gewalt in die Hände der Staatsmacht hinwirken.Sie dürfen sich durch das demokratische Gerede
von Freiheit der Gemeinden, von Selbstregierung usw.nicht irre machen lassen.”（“工人们必须坚决
地将权力集中在国家权力机关手中。工人们如果相信所谓的获得乡镇的自由、实行自我管理等
民主谎言，就将误入歧途。”）[《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Sozialdemokratische Bibliothek
Bd.Ⅳ），Hattingen Zürich，1885，p.81]。因此，Oskar Anweiler——他对委员会体系的重要研
究，Die Rätebewegung in Russland 1905—1921，Leiden，1958，令我受益匪浅——正确地坚持
说：“Die evolutionären Gemeinderäte sind für Marx nichts weiter als zeitweilige politische
Kampforgane, die die Revolution vorwärtstreiben sollen, er sieht in ihnen nicht die Keimzellen für eine
grundlegende Umgestaltung der Gesellschaft, die vielmehr von oben, durch die proletatische
zentralistische Staatsgewalt, erfolgen soll.”（“对于马克思来说，革命的乡镇苏维埃不应再作为推
动革命的临时性政治斗争组织，因为这些组织不是彻底改变社会的细胞，相反应自上而下实现
无产阶级的集中的国家政权。”）（p.19）
[341] 我赞同Anweiler，前引书，p.101。
[342] 在二十世纪所有的革命中，委员会大受欢迎已经是有口皆碑的了。在1918和1919年德国革
命期间，甚至保守党在竞选中也不得不向委员会做出让步。
[343] 出自莱维纳。他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职业革命家，在巴伐利亚革命期间说：“Die
Kommunisten treten nur für eine Räterepublik ein, in der die Räte eine kommunistische Mehrheit
haben.”（“共产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拥有共产主义多数的苏维埃共和国。”）参见Helmut
Neubauer，“München und Moskau 1918—1919：Zur Geschichte der Rätebewegung in Bayern”，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Beiheft 4，1958。
[344] 参见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这一出色研究，London，1937，by Frank Jellinek, p.27。
[345] 参见Anweiler，前引书，p.45。
[346] 莫里斯·迪韦尔热，他的著作Political Party：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French edition，1951），New York，1961。取代和远远超越了之前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
研究。他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在1871年国民议会的选举中，法国的投票权是自由的。但是由
于没有政党，新的投票人只愿意给他充分了解的候选人投票，结果新的共和国成为“公爵的共和
国”。
[347] 秘密警察扶植的记录而不是阻止革命活动的记录，在第二帝国时代的法国和1880年后的沙
皇俄国特别令人震惊。例如，在路易·拿破仑的统治下，似乎没有一项反政府行动不是由警察发
起的。战争和革命之前的俄国，更为重要的恐怖主义袭击似乎全是警察干的。
[348] 举个例子，第二帝国触目惊心的动乱，与拿破仑三世的全民公决获得压倒性优势的结果明
显矛盾。全民公决就是我们今天民意调查的雏形。最后一次全民公决是在1869年，帝国又一次
大获全胜。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而在一年后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武装力量中将近15%对
帝国投了反对票。
[349] 引自Jellinek，前引书，p.194。
[350] 巴黎公社一份官方声明对这一关系强调如下：“C'est cette idée communale poursuivie depuis
le douzième siècle, affirmée par la morale, le droit et la science qui vient de triompher le 18 mars
1871.”（“正是十二世纪以来由道德权力和自然知识确立的这种公社理念，取得了1871年3月18
日的胜利。”）参见Heinrich Koechlin, Die Pariser Commune von 1871 im Bewusstsein ihrer
Anhänger, Basel，1950，p.66。
[351] Jellinek，前引书，p.71。
[352] Anweiler，前引书，p.127，引述了托洛茨基这句话。
[353] 后者参见Helmut Neubauer，前引书。
[354] 参见Oskar Anweiler，“Die Räte in der ungarischen Revolution”，in Osteuropa, vol.VIII，
1958。
[355] Sigmund Neumann，“The structure and Strategy of Revolution：1848 and 1948”，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August 1949。
[356] Anweiler，前引书，p.6，列举了以下普遍特征：“1.Die Gebundenheit an eine bestimmte
abhángige oder unterdrückte soziale Schicht，2.die radikale Demokratie als Form，3.die revolutionäre
Art der Entstehung.”（“1、紧密联系坚定的、非独立的或受压制的社会阶层；2、以激进民主作
为手段；3、形成革命方式。”）继而得出结论：“Die diesen Räten zugrundeliegende Tendenz, die
man als‘Rätegedanken’bezeichnen kann, ist das Streben nach einer möglichst unmittelbaren,
weitgehenden und unbeschränkten Teilnahme des Einzelnen am öffentlichen Leben……”（“在人们看
来，这种以委员会为基础的倾向，只是对个人最直接、最广泛和不受限制地参与公共生活的一
种追求……”）
[357] 出自奥地利社会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的话，载小册子Demokratie und Rätesystem, Wien，
1919。这本写于革命期间的小册子相当有意思，因为，阿德勒尽管对委员会如此大受欢迎的原
因洞若观火，却立刻继续重复旧的马克思主义公式，根据这一公式，委员会只不过仅仅是“eine
revolutionäre Uebergangsform”（革命的过渡方式），顶多也只是“eine neue Kampfform des
sozialistischen Klassenkampfes”（一种新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方式）而已。
[358] 罗莎·卢森堡的小册子《俄国革命》，Betram D.Wolfe译，1940。我所引用的这本书，写于
四十多年前。它对“列宁—托洛茨基专政理论”的批评，锋芒和现实性丝毫不减当年。诚然，她
无法预见斯大林政体的影响，但她说不要压制政治自由，也不要借此压制公共生活。她这些预
言般的话语，今天读来就像是对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的现实描述：“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
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一种自由的意见斗争，每一种公共制度都会死气沉沉，成为一副臭皮
囊，其中只有官僚机构还保持活跃性。公共生活逐渐休眠，一小撮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经验
丰富的党魁在指挥和统治。在他们之中，实际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出类拔萃者起领导作用，工人
阶级的精英不时被邀请……为领导者的发言鼓掌，一致同意所提出的决议——那其实就是一个
小集团的事务……”
[359] 参见Jellinek，前引书，p.129及以下。
[360] 参见Anweiler，前引书，p.110。
[361] 别具一格的是，1956年12月在为解散工人委员会辩护时，匈牙利政府抱怨说：“布达佩斯
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希望只关心政治问题。”参见Oskar Anweiler的前引书。
[362] 迪韦尔热，前引书，p.419。
[363] 引自Heinrich Koechlin，前引书，p.224。
[364] 关于俄国这一进程的详情，参见Anweiler，前引书，pp.155—158，也可参见同一作者关于
匈牙利的文章。
[365] 迪韦尔热，前引书，p.393，他正确地评论道：“两党制的大不列颠及其自治领，与多党制
的欧洲大陆国家大相径庭，……而更接近于美国，尽管美国是总统制政体。实际上，一党制、
两党制和多党制之间的区别，可能会成为当代政体划分的基本模式。”然而，不相应承认反对党
是一种政府工具，那两党制就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例如在今天的德国，也许它将证明，自
己的稳定性比起多党制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366] 迪韦尔热注意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与大陆民族国家之间的这一差别。他将一种“过时
的”自由主义誉为两党制的优点，窃以为大错特错。
[367] 我又一次引用了迪韦尔热——前引书，p.423及以下——然而，他在这些章节中创见不
多，而只是表达了战后法国和欧洲一种普遍的情绪。
[368] 迪韦尔热著作最大的也有些令人费解的缺陷就是，他拒绝区分党派和运动。他应当知道，
不指出职业革命家党派转化为一场群众运动那一个时刻，他甚至就无法讲述共产党的故事了。
法西斯主义、纳粹运动与民主政体的政党之间的巨大差别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369] 这是对联合国1956年《匈牙利问题的报告》的评估。关于说明同一个问题的其他例子，参
见Anweiler，前引书。
[370] 参见C.W.Cassinelli对政党制度引人入胜的研究，前引书，p.21。该书似乎就针对美国政
治。它太技术化了，对欧洲政党制度的讨论有些肤浅。
[371] Cassinelli，前引书，p.77，他用一个搞笑的例子说明，超乎个人利益，真正关心公共事务
的投票人群体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他说，让我们假设一下，政府中有一个重大丑闻，结果反对
党当选而上台执政。“例如，如果全体选民中有70%投票给两者，该党55%的选票是在丑闻之前
获得的，45%的选票是在这之后获得的，那么，把政府的诚实放在第一位的选民，贡献了不到
全体选民7%的选票。这种计算方法还不把其他一切可能的改变偏好的动机计算在内。”应该
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但它肯定很接近现实。问题的关键倒不在选民显然没做好发现
政府腐败的准备，而在于投票罢免腐败是不可信的。
[372] 看来凭这些话匈牙利工会在1956年参加了工人委员会。当然，我们从俄国革命还有西班牙
内战中，也知道同样的现象。
[373] 这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对匈牙利革命的责难。参见Anweiler的书。这些反对殊无新意。它们
不过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弹俄国革命的老调。
[374] 迪韦尔热，前引书，p.425。
[375] 同上，p.426。
[376] 勒内·夏尔，Feuillets d'Hypnos, Paris，1946。英译本参见Hypnos Waking：Poems and Prose,
New York，1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