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Non, Sire, c'est une révolution.”（“不，陛下，人民革命了。”）在
此，我们听到这个词，依然是以旧的隐喻义用于政治的，带有从天上降
落人间之意，而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不过，在此，也许是第一次，重点
从循环运动的规律性完全转向不可抗拒性。 36 运动依然以天体运动的形
象观之，但现在重点在于，这种运动是人力所不逮的，故而自有其规
律。当路易十六宣布巴士底风暴是一场叛乱时，他坚持以手中权力和各
种手段，来对付阴谋和逆乱。利昂古尔回应道，那儿发生的事情是无可
挽回的，是君权所不能及的。利昂古尔究竟看到了什么，让他认为是不
可抗拒、无可挽回的？而我们究竟必须看到什么，或者，从这场奇特的
对话中听到什么，让我们知道这场风暴是不可抗拒、无可挽回的？
答案乍看似乎十分简单。从这些话的背后，我们依然可以耳闻目睹
大众示威游行，他们如何争相冲上巴黎街头，这一座城市当时不仅是法
兰西而且是整个文明世界的首都。大城市的平民暴动与追求自由的人民
起义纠结在一起，难解难分。两者结合，单是人数上的力量就不可抗
拒。第一次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群众，实际上是穷人和被蹂躏者的群
众，自古以来都躲藏在黑暗中，羞于见人。从此以后，公共领域应当为
最广大的多数人提供空间和光明便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革命的参与
者和旁观者从中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记忆所及的历史，公共领域都
是留给自由人的，也就是那些随心所欲，不为生计所累的人。而最广大
的多数人之所以不自由，乃是因为他们受困于日常需要。
一场不可抗拒的运动！这个看法自始至终回荡在法国大革命的史册
中，十九世纪不久就将它概念化为历史必然性观念。突然之间，一个全
新的意象开始笼罩了旧的隐喻，一个全新的词汇融入了政治语言之中。
每当我们思索革命的时候，我们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脑海里依然涌现出
诞生于那段岁月中的意象——德慕兰的torrent révolutionnaire（革命洪
流），在革命洪流的风口浪尖上，诞生了革命的行动者，他们忘乎所
以，难以自制，直到回头浪将他们吞没，与他们的敌人——反革命者同
归于尽。用罗伯斯庇尔的话来说，革命的巨流一方面被“暴政的罪行”，
另一方面被“自由的进步”推波助澜，狂飙突进，两方面又不免相互激
荡，以致运动和反运动既无法达到平衡，也无法相互掣肘和牵制，而是
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汇聚成一股“进步的暴力”，不断加速奔涌向同一个方
向。 37 这是“革命火山喷射出的壮丽熔岩，无物可以幸免，无人可以阻
挡”，正如乔治·福斯特1793年所亲眼目睹的那样。 38 这一蔚然奇观，正
好应了土星的征兆：“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吉伦特派的大演说家维尼
奥如是说。推动革命前进的，正是“革命的暴风骤雨”。这是罗伯斯庇尔
的tempête révolutionnaire（革命的暴风骤雨）和他的marche de la
Révolution（革命的进军），汹涌的风暴席卷和淹没了一切无法忘却的
东西，却从未彻底忘却开端，从未彻底忘却这一主张，在罗伯斯庇尔那
里，它是“人的伟大对抗伟大的卑微”； 39 在汉密尔顿那里，它是“人类
尊严的证明”。 40 当人开始坚守自己的伟大，维护自身的尊严时，一种
比人更伟大的力量，已经介入了。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几十年间，一股巨大的潜流交汇在一起，席卷了
一切人，先是将他们抛上风光无限的水面，然后又沉落于险象环生和声
名狼藉的漩涡里，这股合流，逐渐支配了一切。在形形色色的隐喻中，
革命不是被看作人的作品，而是被看作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涌流、洪
流、激流，这些隐喻还是革命行动者自己杜撰的呢，不管痛饮抽象意义
上的自由之酒会有多醉，他们明明已经不再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当局者
了。姑且清醒地反思一下子，他们怎么会相信自己是，或曾经是自身所
作所为的始作俑者呢？除了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事件，还有什么在短短几
年间改变了他们，改变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信念？1793年那些群情激愤的
人，不仅处决了一位特定的国王（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个叛国者），
而且将君权本身斥为“一种永远的罪行”（圣鞠斯特）的人，在1789年不
都曾经是保皇党人吗？在1794年的风月法令中口口声声不仅要剥夺教会
和流亡贵族的财产，而且要剥夺一切“可疑分子”的财产，转交给“不幸
者”的人，不是都变成了私有财产权的狂热拥护者吗？他们不是充当了
宪法制定的工具吗？这部宪法以高度分权为主要原则只是为了不得不弃
之若敝屣，以便取而代之成立一个由委员会统治的革命政府，这个委员
会的集权，是旧政权无法想象，也不敢妄为的。难道他们不是参加，甚
至赢得了一场他们想都不敢想和从不相信会取得胜利的战争吗？除了一
开始就莫名其妙地拥有了的知识，即“当前的革命短短几天就创造了比
以往全部人类历史都更为伟大的事件”（按照罗伯斯庇尔在1789年写给
他兄弟的话），还有什么能残留到最后？而到了最后，人们不禁会想：
够啦，够啦。
法国大革命以来，对每次暴动的解释，不管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
的，言必称滥觞于1789年的运动，是它的延续，这已经习以为常了，仿
佛平静的、恢复秩序的时光只不过是一种短暂间歇，其间地下激流涌
动，积攒力量，只等再度迸发冲上地面——1830年、1832年、1848年、
1851年、1871年，只要提一下十九世纪这几个更为重要的年份就够了。
每次，这些革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将事件理解为1789年的直接结果。
如果马克思所言非虚，法国大革命是穿着罗马服装的一场演出，那么同
样真实的是，接下来的每一场革命，直至十月革命（也包括十月革
命），都沿袭从7月14日到热月9日和雾月18日的事件和规则来出演。这
些日期，在法国人民的记忆里刻骨铭心，以致时至今日，每个人都不假
思索地将之与巴士底狱的陷落，罗伯斯庇尔之死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崛
起等同起来。不是在我们的时代，而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杜撰出
了“不断革命”，甚或更加生动的révolution en permanence（永久革命）
（蒲鲁东）。随之就是这样一种观念：“从来就没有几次革命这回事
儿，革命只有一次，一次相同的、永久的革命。”
41
如果说，“革命”一词新的隐喻义直接源于首先缔造了，接着亲自披
挂上阵出演了在法国那场大革命的人的体验，那么，这一新的隐喻义对
于那些旁观革命过程的人来说，显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从外部看，革
命似乎是一场奇观。在这一奇观中最为夺目的是，没有一个行动者可以
控制事件的进程，在革命的匿名力量中，人的有意识的目的和目标，丝
毫也左右不了这一进程的方向，哪怕有也是微乎其微，如果他们想全身
而退的话，其目的和意志必须屈从于这种革命的匿名力量。在我们今天
听来，这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我们也许很难理解，革命竟然只会产生
平庸。然而，我们只需回顾一下美国革命的进程，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
正好相反。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至少在政治统治权方面是如此，这种
情感强烈地弥漫于一切行动者心中。借此我们便发现了，人无能为力于
自身行动的进程这一景象，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冲击。欧洲经历了从1789
年到波旁王朝复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那一代人承受了尽人皆知的幻灭
的打击，它几乎瞬间就自我转变为对历史本身权力的一种既敬畏又迷惑
的感觉。昨天，似乎只有君主的专制权力站在人和他的行动自由之间，
而就在这个启蒙运动的幸福日子里，一个强大得多的力量突然崛起，随
心所欲地支配了一切人，无一幸免，也无从反抗和逃避。这就是历史和
历史必然性的力量。
从理论上说，法国大革命意义最为深远的后果，就是黑格尔哲学中
现代历史概念的诞生。黑格尔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理念是，哲学家旧的绝
对性，自我展现于人类事务领域，确切地说是人类经验领域。哲学家把
这一领域当作绝对标准的源泉和产地，无一例外地不予考虑。借助于历
史进程来展现这一新理念，原型就是法国大革命。德国的后康德哲学之
所以会对二十世纪的欧洲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在那些处于革命动
荡的国家——俄国、德国、法国而言，原因并不在于后康德哲学的所谓
唯心主义，相反却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后康德哲学脱离了纯粹思辨的领
域，试图提出一种与时代最新、最现实的经验相契合，并能从概念上对
这种经验加以解释的哲学。然而，就“理论”一词旧的原义而言，这种解
释本身是理论性的。黑格尔哲学尽管关注行动和人类事务领域，但仍然
在于沉思。在思想的后摄性目光（the backward-directed glance of
thought）面前，一切政治的东西，行动、言说和事件，都变成了历史的
东西。结果，十八世纪革命迎来的新世界，并没有像托克维尔所孜孜以
求的那样，收获一门“新的政治科学”， 42 而是一门历史哲学——除了哲
学向历史哲学转型以外一无所获，这一转型也许意义更加重大，不过与
本文无关。
在政治上，这种新的、典型的现代哲学的谬误，就相对简单了。它
在于不是根据行动者和当局者，而是从袖手旁观的局外人立场出发来描
述和理解整个人类行动的领域。但是这种谬误由于其内在的一些真理性
而相对难以觉察。这一真理就是，由人所开创和出演的一切故事，由于
只有在行将结束的时候才会揭示它们的真正意义，这样一来，从表面上
看，似乎真的只有旁观者而不是当局者，才有望理解在以往一连串的行
为和事件中实际发生了什么。旁观者比行动者更加深信不疑：法国大革
命的教训似乎道出了历史必然性，或者拿破仑·波拿巴是一种“宿命”。
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整个十九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所有追随法国大革
命足迹的人，不仅将自己看成是法国革命者的继承人，而且是历史和历
史必然性的当局者。结果显而易见却又自相矛盾，那就是，必然性取代
自由成为政治和革命思想的中心范畴。 43
还有，让人怀疑的是，倘若没有法国大革命，也许哲学根本就不会
试图关涉人类事务的领域，也就是企图在一个由人的相互联系和关系统
治的，因而从定义上是相对的领域中，去发现绝对真理。尽管真理被认
为是“历史的”，也就是说，被当作是在时间中揭示的，故而不一定非要
对一切时间都有效，但却不得不对一切人都有效，不管他们出于偶然正
好住在何方，为哪国公民。换言之，真理应与公民无关，也不应迎合他
们，在他们当中存在的只是大量的意见；真理也与国民无关，他们对真
理的感受囿于自身历史和国家的经验。真理一定与人之为人有关，当
然，后者作为一种世间实在的现实是不存在的。因此，历史如果要作为
真理展现的中介，它就不得不是世界历史，自我展现的真理也不得不是
一种“世界精神”。不过历史观念只有假定它涵盖了整个世界和一切人的
命运，才会获得哲学的尊严，而世界历史的理念本身就源于政治。它以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为先导，两者都引以为豪的，乃是它们为全人类
迎来了新纪元，并且泽及一切作为人的人，无论他们住在何方、处境如
何、拥有什么国籍。世界历史的观念诞生于第一次世界政治的尝试中，
尽管美国人和法国人对“人权”的热情，都很快就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而
消退了。民族国家这一政府形式业已证明是短命的，但却是欧洲革命唯
一比较持久的成果。事实上，从此以后，世界政治就以这种或那种形式
成为了政治的附属品。
在本书的语境中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教义的另一个方面（它也同
样明显地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因为它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
革命家的影响更加立竿见影。所有这些革命家，尽管并没有向马克思
（迄今为止他仍然是黑格尔最伟大的学生）取经，也从未费心去读过黑
格尔，却都通过黑格尔的范畴来看待革命。这个方面涉及历史运动的特
性。根据黑格尔及其所有追随者，历史运动既是辩证的，又受制于必然
性：从7月14日到雾月18日和君主制复辟，从革命和反革命中分娩出辩
证的历史运动和反动，它像一股强大的潜流，以不可抗拒之势向人们涌
来。正当他们试图在地球上建立自由之际，却不得不缴械投降。自由和
必然著名的辩证关系，意思就在于此。在这种辩证关系中，自由和必然
终将统一起来。这也许是整个现代思想体系中最可怕、也最令人难以忍
受的悖论。然而1789年曾见识过天地一统那一时刻的黑格尔，依然会按
照“革命”一词本来的隐喻义来进行思考，似乎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
天体不可抗拒的规律性运动降临在地球上和人类事务之中，赋予它们一
种“必然性”和规律性，貌似摆脱了“可悲的偶然性”（康德）和悲哀
的“暴力与无意义的交织”（歌德）。在此之前，这些似乎就是历史和世
界进程的显著特性。因此，自由是必然性之果这一悖论，按照黑格尔本
人的理解，并不比天地一统更反常。而且，黑格尔的理论并非无稽之
谈，他的自由和必然的辩证法也无半分戏谑空言。相反，即便在当时，
那些依然笼罩在政治现实阴影之下的人，就已经深深为之吸引。它们那
经久不息的说服力，一直以来，与其说在于理论证据，倒不如说在于一
种经验，这种经验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里一次又一次得到重演。现代的
历史概念无比强调历史是一个过程。这一概念来源甚多，尤其是更早的
将自然视为一个过程的现代自然概念。一旦人们得到自然科学的指点，
认为这一过程本来就是一种循环，是永恒轮回的周期运动——甚至连维
科都还沿用这些术语来思索历史运动——那么不可避免的是，必然性应
当是历史运动所固有的，正如必然性是天体运动所固有的一样。每一种
周期运动从定义上都是一种必然运动。但事实上，现代打破了永恒轮回
的循环之后，必然性作为历史的一种固有特征却得以幸免于难，并重新
出现在这样一场运动中，这场运动本质上是直线式的，故而并不回复到
之前已知的那个样子，而是一往无前地延伸到不可预知的未来。之所以
形成了这样的事实，并不是基于理论的沉思，而应归咎于政治经验和现
实事件的进程。
正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美国革命，在整个世界点燃了燎原之火；因
此，也正是从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而不是从美国的事件进程或国父们
的行动中，“革命”一词现在的用法，谱就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涵义，美
利坚合众国也不例外。北美殖民地和美国的共和政府，构成了也许是欧
洲人最伟大，并且肯定是最勇敢的事业。然而美国获得真正独立，光荣
或不那么光荣地脱离其祖国，才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从十九世纪末起，
美国就接连遭受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大规模移民三重冲击，其中，大规
模移民也许是最重要的。从那时起，一些理论和概念又一次从旧世界向
新世界移植，不幸的是它们背后的经验却不常一并移植过来。“革命”一
词及其相关因素概莫能外。二十世纪美国学术观点甚至比欧洲的有过之
而无不及，经常要根据法国大革命来解释美国革命，或者因为美国革命
如此明目张胆地不遵法国大革命的教导，而对它大加鞭挞。这一幕实在
令人费解。令人悲哀的是这样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法国大革命以灾难
告终，却成就了世界历史；而美国革命如此功成名就，却始终不外乎是
一个地方性的重大事件。
在本世纪，无论何时，只要革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人们就会根据
来自于法国大革命进程的那个形象来看待它，根据旁观者杜撰的概念来
解释它，根据历史必然性来理解它。缔造革命的人也好，旁观并跃跃欲
试的人也罢，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显然缺乏对政府形式的深度关切，而
这正是美国革命的典型特征，在法国大革命的起步阶段也十分重要。正
是那些被人山人海的奇观吓倒的法国革命者，跟着罗伯斯庇尔一起高
呼：“La République? La Monarchie? Je ne connais que la question
sociale.”（“共和乎？君主乎？我只知道社会问题。”）他们所丢掉的，
与制度和宪法这一“共和国的灵魂”（圣鞠斯特）一道的，还有“革命”本
身。 44 从此，不管人们愿意与否，都被革命的风暴卷入了一个不确定的
未来。他们取替了自负的建筑师，这些建筑师企图按照自己所理解的那
样，集过去一切智慧之大成，来建造他们的新房子。与建筑师们一起消
失的是那种饱满的信心，相信根据一个因经受住长时间考验而拥有了真
理性的概念蓝图，“新秩序的时代”就能建立在理念基础之上。思想不会
是新的，只有实践，只有思想的应用，才会是新的。用华盛顿的话来
说，这个时代之所以“繁荣昌盛”，乃是因为它“为我们打开了……哲学
家、圣贤和立法者经年累月辛苦劳作而获得的知识宝藏”。在他们的帮
助下，美国革命者感到他们可以开始行动了。形势所迫加上英国的政策
已经令他们别无选择，唯有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体。既然行动的机会已
经来临，谁也不能再归咎于历史和形势了：如果美国公民“没有获得彻
底的自由和幸福，那只能怪自己”。 45 但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仅仅过
了几十年，对于他们的作为，一位最敏锐也最有思想的观察者，竟会得
出这样的结论：“我一代又一代地追溯，直至远古时代，却发现我眼前
所发生的一切，乃是史无前例的；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
茫然地游荡。”
46
从十九世纪伊始，历史必然性就在人们的心灵中投下魔咒，这一魔
咒通过十月革命强化了它的威力。十月革命对于本世纪的深刻意义，与
法国大革命对于其同时代人的意义一样，先是使人类最美好的希望转化
为现实，然后又让他们彻底绝望。不过这一次并不是与前人不谋而合的
意外经验，而是在刻意模仿一个已逝时代和事件经验的行动过程。诚
然，意识形态和暴力的双重强制，一个从内部，另一个则从外部对人实
施强制，才能充分解释在所有处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影响之下的国家中走
上绝路的革命家所具有的那种软弱性。但是在这里，那些可能是从法国
大革命中吸取的教训，时至今日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思考这一自我强制压
力的有机组成部分。问题总是一样的：那些进入革命学校的人，事先就
已经知道革命必经的过程。他们模仿的是事件的过程，而不是革命者。
如果他们以革命者为榜样，那他们至死也要捍卫革命者的清白。 47 但是
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一场革命必定会吞噬革命自己的孩子，
正如他们知道每一次革命都会按部就班地发展；或者知道，明处的敌人
之后，接着便是以“可疑分子”面目出现的隐蔽敌人；又或者知道，革命
将分裂为两个极端的派别——indulgents（宽容派）和enragés（激进
派）——他们实际上或“客观上”是一丘之貉，同心协力来削弱革命政
府。革命由中间派来“拯救”，这绝不是更温和的一派，他们除掉右派和
左派，就像罗伯斯庇尔除掉丹东和埃贝尔一样。俄国革命者从法国大革
命中学到的是历史而不是行动。他们为革命所做的一切准备，几乎就是
这种学习。他们掌握了演技，来扮演历史这一幕伟大戏剧将给他们安排
的任何角色。如果只有反派角色可演，他们也宁可接受这个角色而不愿
站在戏外。
这些人敢于藐视一切现存权力，敢于挑战一切世俗权威，他们的勇
气毋庸置疑，但他们常常日复一日奴颜婢膝地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召
唤，不发出半点义愤填膺的呼喊，不管对他们而言必然性的外表看起来
是多么的愚蠢和不合时宜。此情此境，有点荒唐透顶。他们被愚弄了，
不是因为丹东和维尼奥、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以及其他一切人的话仍
然回荡在他们耳边，他们是被历史愚弄了，变成了历史的傻瓜。
二 社会问题
Les malheureux sont la Puissance de la terre.（不幸的人是强大的自然
力。）
圣鞠斯特
1
二十世纪初期的职业革命家也许是历史的傻瓜，但他们本人肯定不
是傻瓜。作为革命思想的一个范畴，历史必然性观念本身要比纯粹的法
国大革命场景更为可取；哪怕以沉思默想的方式来追忆法国大革命的事
件过程，然后将事件简化为概念，较之历史必然性观念也不免相形见
绌。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是一种现实，这种现实是生物的而非历史的，虽
然现在，也许是第一次，它完全是一副历史的样子。我们在自我反省中
领略到的最强大的必然性，就是生命过程。它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器官，
使之处于持续变化的状态之中。这种持续变化的运动是自发的，独立于
我们的活动和不可抗拒的，那是一种势不可挡的迫切性。我们自己做得
越少，我们就越不活跃，这种生物过程就越发不可收拾，并且把内在的
必然性强加于我们，用纯粹事件 48 那咄咄逼人的自发作用来震慑我们，
而这种自发作用，乃是一切人类历史的基础。历史过程的必然性，本来
的形象是沿轨道旋转的、必然的天体运动，它在支配一切人类生活的日
复一日的必然性中，找到了有力的对应物。当这一幕发生，当穷人迫于
肉体需求而冲上法国大革命的舞台时，那个与人类命运起伏这一永恒变
化如此贴切的天文学隐喻，就丧失了旧的涵义而获得了生物形象，这个
形象无孔不入地侵入了历史有机体理论和历史社会理论之中，并构成了
这些理论的基础。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将群众，也
就是一个民族、人民或一个社会中的实际多数，看成是一个超自然躯体
的形象，它受制于一个超人，也就是不可抗拒的“公意”。
与这一现代形象相对应的实际情况，是十八世纪以来我们逐渐称之
为社会问题的现实，我们可以更恰当、更简单地称之为贫困的存在。贫
困不止是被剥夺，而且是一种处于持续匮乏和极度苦难中的状态。它的
卑污，在于它非人化的力量；它的可鄙，是因为它把人置于肉体的绝对
支配之下。这就是必然性的绝对支配，每个人都能从他们最切身的体验
中，不假思索地了解到。正是在必然性的统治之下，群众投奔了法国大
革命，发动它，驱使它前行，最终葬送了它，因为这是穷人构成的群
众。当他们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必然性也随之出现。结果就是，
旧政权的权力失效，而新共和国也流产了。自由不得不屈从于必然性，
屈从于生命过程本身的迫切性。当罗伯斯庇尔宣布“维持生命所必需的
一切，都必须是公有物品，只有剩余物品才被承认是私有财产”时，他
不仅颠倒了前现代的政治理论，那种理论认为必须充公和共享的，正是
公民的剩余时间和物品，而且，还是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他最终使革命
政府屈从于“最神圣的法律、人民的福利、最不可剥夺的资格，它就是
必然性”。 49 换言之，他抛弃了自己的“自由专制”，也就是在以自由立
国名义下的专政，来争取“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对贫苦的共
和主义者的蔑称）的权利”，这一权利就是“衣食温饱和种族繁衍”。 50
正是必然性，也就是人民的迫切需要释放了恐怖，并将大革命引向毁
灭。最后，罗伯斯庇尔总算明白发生了什么，尽管他只是以预言的形式
来表述的（在他最后的演说中）：“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
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不是国
王和暴君的阴谋，而是必然性和贫困那更有力量的阴谋，长期困扰着他
们，使之错过了“历史性时刻”。与此同时，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
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标变成了人民的幸福。 51
人权转化为无套裤汉的权利，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转折点，而且是
接下来所有革命的转折点。这在不小的程度上要归因于下述事实：卡尔
·马克思，这位革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他更感兴趣的是历史而
不是政治。因此，他几乎完全忽略了革命者的本来意图，也就是以自由
立国，而将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革命事件貌似客观的进程上了。换言
之，人权转化为无套裤汉的权利之前，自由就已经逊位于必然性，只是
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找到了自己的理论家。当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
作中出现时，现代革命的历史似乎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由于产生
于美国革命进程的思想一骑绝尘，令人难以望其项背，一般而言，革命
总是笼罩在法国大革命的阴影之下，具体而言，革命总是处于社会问题
的主导之下。（哪怕托克维尔也是如此，他的主要精力就在于研究那场
漫长而不可避免的革命在美国造成的后果，而1789年事件只不过是这场
革命的第一阶段。奇怪的是，美国革命本身和立国者的理论，始终提不
起他的兴趣。）马克思的表述和概念对革命进程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
的。鉴于荒谬的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经院哲学，人们不免会将这一影响
归咎于马克思著作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然而更恰当的做法是反过来，把
马克思主义的有害影响归咎于马克思大量的真实而富于创见的发现。无
论如何，年轻的马克思无疑相信，法国大革命不能以自由立国的原因，
就在于它没能解决社会问题。从这一点他得出了自由与贫困互不相容的
结论。马克思对革命事业最具爆炸性同时也确实最富创见的贡献就是，
他运用政治术语将贫苦大众那势不可挡的生存需要解释为一场起义，一
场不是以面包或财富之名，而是以自由之名发动的起义。马克思从法国
大革命中学到的是，贫困是第一位的政治力量。他的教义中的意识形态
因素，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上层建筑和“唯物主义”的信
念等等，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和派生的。这些东西都是他和整个现代所
共有的，今天我们不仅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而且在整
个社会科学的体系中都找得到它们。
马克思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力量，这一转化包含在“剥削”一词
中，也就是认为贫困是一个掌握暴力手段的“统治阶级”剥削带来的结
果。其实，这一假设对于历史科学而言，价值并不大。它从奴隶经济中
得到启发，在那里，主人“阶级”确实统治着下层劳动者。但这仅仅适合
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当时规模空前的贫困正是武力掠夺的结果。倘若
不是凭着革命性而单凭科学性，这个假设肯定挨不过一个多世纪历史研
究的风雨。马克思正是假革命之名，将一种政治因素引入新的经济科学
之中，进而使之成为它自命的东西——政治经济，也就是一种依赖于政
治权力，因而能被政治组织和革命手段推翻的经济。通过将财产关系贬
抑为由暴力而不是必然性所确立的旧人际关系，马克思唤起了一种反叛
精神，这种反叛精神只有在遭到侵犯时才会产生，而并非源于必然性的
统治。如果马克思有助于解放穷人，那也不是通过告诉他们，说他们是
某种历史的或其他的必然性的活化身，而是通过劝说他们，使之相信贫
困本身是一个政治现象，而非自然现象，是暴力和侵犯的结果而不是匮
乏的结果。从定义上，苦难的条件绝对无法产生“心灵自由的人民”，因
为这种条件受制于必然性。如果苦难的条件将带来革命而不是葬送革
命，那必然要将经济条件转换成政治因素，用政治术语来加以解释。
马克思的解释模型是古代奴隶制，那里的确存在一个他所谓的“统
治阶级”，占有强制手段，迫使被统治阶级为其承受苦役。马克思的希
望，用“阶级意识”这一黑格尔式术语来表述，来自于一个事实，那就是
现代已经释放了被统治阶级，使之恢复了行动能力，而这种释放复又将
工人阶级置于必然性的统治之下，被统治阶级的行动同时又恰恰由于必
然性而变得不可抗拒。在工业革命的起步阶段，劳动者的解放其实在某
种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从主人手中解放，只不过是将他们置于更强大
的工头，即日常需要的统治之下。日常需要，换句话说，是一种力量。
必然性就是借助这一力量，去驱使、强迫人，它比暴力更加具有强迫
性。马克思深知这一点，他的视野依然牢牢扎根于古典制度和理论之
中，放之四海而又常常模糊不清。这也许就是他如此热衷于黑格尔，相
信自由直接从必然性中产生这一辩证过程的深层原因。
马克思在人类自由史上的地位一直很模糊。诚然，他在早期著作中
运用政治术语来谈论社会问题，用压迫和剥削的范畴来解释贫困的绝
境。然而也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之后的几乎所有著作中，运
用经济术语来重新定义他年轻时赤诚的革命激情。其他人相信某种必然
性是人的条件所固有的，马克思先是从这里看到了人为的暴力以及人对
人的压迫，但他后来又在每种暴力、罪行和侵犯的背后，看到了潜伏着
的、历史必然性的铁的规律。马克思将必然性等同于生命过程所具有的
强迫性冲动，这一点跟他的现代先驱不一样，倒是很像他的古代老师。
如此说来，马克思最终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化了现代在政治上最有害
的信条，即生命是最高的善，社会的生命过程正是人力所能及的中心。
因此，革命的角色不再是将人从其同胞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更不用说以
自由立国了，而是使社会的生命过程摆脱匮乏的锁链，从而可以不断高
涨，达到极大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是自由，而是富足，现在
成为了革命的目标。
然而，把马克思前期和后期著作之间众所周知的区别归咎于心理或
生理的原因，看成是一种现实的内心波动，这是有失公允的。1871年，
即便已到垂暮之年，马克思仍然非常革命般地热情欢迎巴黎公社，尽管
它的爆发与他的一切理论、一切预言相抵触。问题更像是理论性的。在
以政治术语来谴责经济和社会条件之后，用不了多久，马克思就会恍然
大悟，他的范畴可以相互颠倒，在理论上反过来运用经济术语解释政
治，完全是可能的（概念可以颠来倒去，这是一切严格意义上的黑格尔
式思想范畴所固有的）。暴力和必然性之间的现存关系一旦成立，马克
思就没有任何理由不根据必然性来思考暴力，把压迫归因于经济因素，
尽管本来这一关系是通过相反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揭发必然性是人为的
暴力而得以发现的。这一解释想必极大地触动了他的理论感，因为，将
暴力归结为必然性，提供了无可否认的理论优势：它巧妙得多了。它把
事情化约到这种程度，在这里，暴力和必然性之间的实质区别变得多
余。暴力其实一不小心就会被理解为一种基础性、支配性的必然性的一
项功能或一个表面现象，但是，只要存在肉体及其需要，我们就无法摆
脱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暴力和侵犯，也不能完全被
它们所吸纳。正是马克思的科学主义，以及将他的“科学”提升到自然科
学（其主要范畴当时还是必然性）水平的抱负，引诱他颠倒了自己的范
畴。在政治上，这一发展导致马克思让自由事实上屈从于必然性。马克
思重蹈了他的革命导师罗伯斯庇尔之覆辙；而他最伟大的学生列宁，则
在一场马克思的教义激发的最重大革命中，步了他的后尘。
人们已经习惯将所有这些屈从，尤其是列宁经手的最后一次，都视
为意料中的事，主要是因为我们感到，要看清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本来
面目，而不仅仅以先驱者视之，殊非易事。其中最为甚者还是列宁。
（值得指出的是，与斯大林不一样，列宁还没有为他的传记找到指定作
者，尽管他不仅是一位“更好”的人，而且也是一位无比简单的人。这也
许是由于他在二十世纪历史中的角色暧昧得多，也难以理解得多之故
吧。）然而甚至是列宁，撇开他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不谈，也许能够避
免这种屈从；毕竟，正是同一个人，在被要求用一句话概括十月革命的
本质和目的时，曾给出了一个古怪的、长期被人遗忘的公式：“电气化
加苏维埃。”这个答案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是因为它所忽略的东西：
一方面是党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建设。取而代之交给我们的，
是一种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一种作为俄国社会问题
解决方案的电气化，与一种作为俄国新政治体和革命期间从一切党派中
脱颖而出的苏维埃制度 52 之间的分野。对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
许更令人吃惊的是指出，贫困问题不是通过社会化和社会主义来解决，
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的。相对于社会化而言，技术在政治上当然是
中立的，既不囿于也不排斥任何特定的政府形式。换言之，摆脱贫困的
魔咒要通过电气化，但自由的兴起要通过一种新的政府形式：苏维埃。
列宁身为一名政治家的天才压倒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意识形态信
念。类似的情形屡见不鲜，这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好景固然不长。当列宁决定，布尔什维克党是电气化和苏维埃两者
唯一的推动力时，他就放弃了理性的、非意识形态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可
能性以及新制度的自由潜质。布尔什维克党及其机关后来发展到简直是
无所不能的地步，始作俑者就是列宁自己。然而，他放弃早期立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