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巴菲特相反，很多政治家都有这种“选择盲目症”。假设你所在的城市计划在目前未开发的一块土地上建立体育场。对此计划持支持态度的人的观点是：一个体育场能比一块空地给市民带来更多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益处。但是，把体育场与空地作比较是不对的。正确的方式是将体育场与其他可能性进行对比——除了体育场之外的选择，比如建一所学校、一家医院、一个消防站等等，甚至可以卖出这块土地，将卖出的收益投资到证券交易中。
你自己是否有这种“选择盲目症”呢？比如说，你的医生发现你患有肿瘤，你只能再活5年。他建议你接受一个很复杂的手术。如果手术成功，肿瘤便可以完全切除，但手术有50％的死亡风险率。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你在保险地活5年和50％的死亡风险率之间权衡。这就是“选择盲目症”！也许还有其他手术，尽管不能完全切除肿瘤，但更加保险，你可以再活10年，谁知道在这10年当中市场上会不会出现零风险切除肿瘤的治疗手段？
结论：当你面对着选项A（读工商管理硕士、体育场、做手术）和现状（不读MBA、空草地、不做手术）时，你习惯于将选项A与现状进行对比，这是错误的。你要做些功课，将选项A与其他选项进行对比，否则很快就会有人把你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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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说后起之秀的坏话
竞争偏见
当我的书位于畅销书榜第一位时，出版社请我帮一个忙。我的一个同事写的书刚刚进入畅销书榜，出版社觉得如果我为他的书写推荐语，就能使其排到更靠前的位置。这里的推荐语指的是印在书封底的赞许性评语。我一直都不理解短短的几句评语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因为一般情况下，封底上的评语都是正面的，所以一个明智的读者应该会忽略这种鼓吹文字，或者至少也应该以怀疑的态度去比较一下其他书籍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评语（是不是在其他地方也读到过）。但不管怎样，出版社坚持要我写几句正面的评语。我有些犹豫，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会使我自身受到影响的事情呢？我为什么要去帮助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书在畅销书榜排名的人呢？我也为很多人的书写过推荐语，但那些人都不会和我形成竞争。在这里就是所谓的“竞争偏见”起了作用，它指的是不替有可能超过自己的人作推荐的倾向，即便拒绝帮助对方会使自己在长时间内很尴尬。
写图书推荐语是一个无害的“竞争偏见”的例子，但在科学界这种偏见往往是怀有恶意的。每个科学家的目标都是尽可能多地在著名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获得“专家”的声望。期刊编辑部会请这样的专家评估其他科学家的论文。通常只有两三位专家来决定哪些论文可以发表，哪些不行。如果一位年轻的学者寄来了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论文，这篇论文将使整个专业领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会动摇这一领域权威人士的地位，这些专家会怎么做呢？他们会苛刻地对待这篇论文——这就是恶意的“竞争偏见”。
心理学家斯蒂芬·加西亚和他的同事举了关于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例子。这位诺贝尔奖得主阻止了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在其所在的大学获得教职。短期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是不明智的。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很可能使那位年轻人加入另一研究团队并发挥其才华。加西亚推测没有一个研究团队可以连续多年保持领先水平的原因，有可能就是“竞争偏见”。
“竞争偏见”也是很多创业者容易犯的错误。盖伊·川崎在苹果公司做了4年的首席宣传官。如今他是风险投资家，为创业者提供咨询。川崎说：“A级人才会雇用A+级人才，也就是比管理者自身还优秀的人才；B级人才相反只会雇用C级人才，C级人才雇用D级人才，D级人才雇用E级人才，以此类推，直到短短几年之后企业只剩下Z级人才。”他的建议是：请你雇用比自己优秀的人，否则你很快就会拥有一公司的废物。这里也体现了“邓宁－克鲁格效应”，即无能的人往往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无能。
艾萨克·牛顿在25岁的时候向伊萨克·巴罗教授展示了自己在业余时间的研究成果，然后巴罗便将其教授的职位让给了牛顿，毫不迟疑。有几位教授会将自己的职位让给学生？有几位总裁会让出自己的位置，只因为他发现两万名员工中有一名员工比他工作得更好？我想不出其他类似的例子。
结论：请对比你有才华的人予以支持，短时间内你会使自己的地位陷入危机，但你绝对是可以从中获益的，因为无论如何总会有人在某一时间超过你，等他们超过你时，你会更容易赢得他们的好感，更方便向他们学习。所以我还是为那位同事写一下书的推荐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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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第一印象有欺骗性
最初效应和近因效应
让我为你介绍两位先生：阿莱和本。但不好意思，你没有太多思考时间，你要马上告诉我这两个人中你更喜欢谁。阿莱是聪明的——努力的——爱冲动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固执的——爱嫉妒的，本相反是爱嫉妒的——固执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爱冲动的——努力的——聪明的，如果电梯发生事故，你更愿意和他们中的哪个人被困在电梯里呢？
如果你和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一样，那么你会选择阿莱。尽管对这两个人的描述完全一样，但你的大脑对第一个形容词的印象会比对接下来的形容词的印象更深一些，然后你会认为，你面对的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阿莱聪明又勤奋，本爱嫉妒又固执。第一个说出的性格特征比其他所有特征都更加突出，这就是所谓的“最初效应”或“第一印象制胜效应”。
如果没有这种“最初效应”，很多大公司就不会刻意地将公司大堂装修得富丽堂皇，还有你的律师是穿着旧运动鞋还是精致的牛津鞋也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
“最初效应”会使我们在行动时犯错。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最新著作中讲述了他在刚成为老师时如何对考试答题进行评分一事。一开始他和大多数老师一样，按照顺序，看完学生A的答题，再看学生B的答题，以此类推。这样，第一个问题回答得好的学生会在一开始就赢得老师的好感——这影响了老师对后续问题的评判。于是卡尼曼改变了打分的方式，他如今会先对所有学生的第一题进行评分，再对所有学生的第二题进行评分，以此类推，这样就避免了“最初效应”的影响。
可惜通过改变打分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不是处处适用。在招募新员工时，你很有可能聘用给你留下最好的第一印象的人。理想的招聘方式是你将所有应聘的人集合在一起，让他们同时回答相同的问题。
假设你是一家企业监事会的成员，需要和其他成员一起讨论一个你还未形成判断的问题。那么你听到的第一个意见表述会对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其他参与讨论的人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所以以下建议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在会议上有想法，那就不要犹豫，第一个说出来，这样会给你的同事们留下更好的印象，更快地融入集体。但如果你是会议的主持人，那你询问大家的想法时就要打乱顺序进行——否则你会使每一轮都最先发言的人给其他人留下更深的印象。
“最初效应”也不是总在起作用，还有与之相反的“近因效应”。“近因效应”指的是，获得的信息越晚，人们回忆得就越清楚。这是因为我们的短期记忆的存储空间特别小，如果有新的信息进来，那么一些旧的信息就会被挤出去。
那什么时候“最初效应”会起主要作用，什么时候“近因效应”会起主要作用？回答是：如果产生印象后要立即做出决定，那么“最初效应”会起主要作用，比如在文章开篇，你不得不根据阿莱和本两人的性格特征做出选择；但如果之前已经有印象，那么“近因效应”会起主要作用，比如你回忆几周前听过的一次演讲，那么你首先会对其结尾部分有最深刻的印象。
结论：无论是一场演讲、一次销售讨论还是一本书，其中间部分是最没有影响力的。请你不要根据第一印象对事物进行判断，它肯定是具有欺骗性的。请你对一个人的各个方面客观地进行评价，不要先入为主。这绝非易事，但在一些情况下还是可以实现的。例如在一次面试中，我每5分钟对参加面试的人评一次分数，然后算出平均分，所以我很确定这一谈话的“中间部分印象”与第一印象和最后印象同样地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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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未知的事物
放血效应
一个男人被送到医生那里治病。医生切开了他的动脉，大约有半升的血喷出，那个男人陷入昏迷。第二天医生又给他放了5次血，在第3次的时候血已经不能喷出，于是医生将一个充满热气的玻璃烧瓶放在伤口上，利用杯内和外界的空气压力差将血吸了出来。于是这个男人身上留下6道伤口，半死不活地躺在床上，然后医生将医蛭放在伤口处，医蛭慢慢地吸血，当它们身体鼓到快被血撑爆时，医生再换上新的饥饿的医蛭。就这样治疗3个月后病人出院——当然前提是病人还活着。
直到19世纪这种治疗方式都是很常见的。这一放血疗法基于身体的“体液学说”。根据这种学说，所有的疾病都源于四种体液的不平衡——黄胆汁、黑胆汁、黏液和血液，而像痤疮、哮喘、糖尿病、癫痫、瘟疫、脑出血、结核病以及其他上百种疾病都是由于体内血液过多造成的，所以要放血治疗。仅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就用了4 000多万只医蛭。这种体液学说统治了医学界2 000多年，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可以存在如此长的时间，何况这完全是荒诞无稽的学说，大多数病人被证明如果没有接受放血治疗身体会更好——而且医生们对这一点也毫不隐瞒。
存在2 000多年之久的医学界的主导学说以错误的理论为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听上去让人不敢相信，但对于所有拥有完整体系的理论，比如关于人类的、证券交易的、战争、城市、生态系统、企业的等等，体液学说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我们不是在一种理论被证明错误时放弃它，而是在有更好的理论出现时才放弃它。这不是明智的做法，但这也绝不稀奇。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放血效应”。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同时做两份工作，有两处居住地或处于两段关系之中，但我们从来不会处在两个观点之间。如果我们放弃一个观点，就会马上接受另一个新的观点。观点只有“对”和“错”，有意识的无知——即还不知道的“认识”——在我们的感觉世界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不知道无知是什么感觉，所以比起承认自身的无知，我们更擅长虚构理论。科学史专家托马斯·库恩最先注意到了这一点：理论的衰败从来都不是因为自身的错误，而是因为有另一种更好的理论出现。
那为什么这种现象很糟糕？因为更好的理论往往是不存在的。美国人几十年来视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为半个上帝。2008年金融市场崩溃后，格林斯潘进行了自我批评，在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上，他坦白地说：“我的整个理论体系崩溃了。”委员会主席问他：“这就是说你意识到你的世界观、你的思维模式是错误的？”“是的。”格林斯潘回答。他这里指的是通过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的理论。尽管如此，西方政府直到今天仍坚持这一理论——不顾在债务、证券交易、生活标准以及通货膨胀方面的种种后果。这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理论出现——典型的“放血效应”。
“放血效应”对私人生活也会有影响。如果你不想在精神上被“放血”的话，就请你定期地检查你的投资策略、生活理念和你对他人的看法。如果事实和你的观点不符，那么请你立刻放弃你的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不要去等待一种“更好”的理论的出现，这很有可能要花上2 000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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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自己做的菜吃起来更香
非我发明症候群
我的厨艺很一般，我妻子也知道这一点，但我偶尔还是能做出一道在别人看来可以吃的菜。几周前我买了两只鳎鱼，为了避开常见的单调的酱汁，我创造了一种新的酱汁——很大胆的组合，包括：白葡萄酒、榛子泥、蜂蜜、切碎的橘皮和少许黑葡萄醋。我妻子将我浇在鱼上的酱汁刮了下去，然后冲我抱歉地笑笑。可对我来说这酱汁并不难吃，我认真地告诉她这样是在错过一种独特的创造——但我妻子还是抱歉地冲着我笑。
两周之后我又买了鳎鱼，这次是我妻子下厨。她准备了两种酱汁，一种是她做的黄油酱，一种是“法国顶级厨师的配方”。我觉得第二种酱汁非常难吃。饭后她告诉我，第二种酱汁不是什么法国顶级厨师的配方，而是我在两周前创造的酱汁，她是想考考我。通过这个玩笑就验证了我的“非我发明症候群”，即认为所有不是“这里发明的”都是不好的。
这种“非我发明症候群”会使人陷入自己的想法中，不仅是鱼的酱汁，也包括解决方案、经营理念和发明创造。很多公司往往认为内部人士提出的想法比外部人士提供的解决方案更好更重要。不久之前我和一位软件公司的总经理共进午餐，他公司的专长是开发医疗保险公司的软件。他告诉我说，他的软件——以安全性和功能性的客观实际情况来看——要使潜在用户感兴趣非常困难，因为大多数保险公司坚信公司内部研发的软件是最好的。
如果一个团队坐在一起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接着对方法进行评估，这时就可以明显地看到“非我发明症候群”现象，人们总会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有意义的做法是将这一团队分成两组，一组提出新的方法，另一组进行评估——然后再交换过来。
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比其他人的想法更合适，不仅在兴旺的企业里有这一问题，在大部分利润率很低的新企业中也有这一问题。
在《怪诞行为学2：非理性的积极力量》（The Upside of Irrationality: The Unexpected Benefits of Defying Logic at Work and at Home）[1]一书中，心理学家丹·艾瑞里在《纽约时报》的博客中描述了他是如何对“非我发明症候群”进行测试的。他请读者回答6个问题，例如“在没有通过立法对用水量进行限制时，如何降低城市的用水量？”读者不仅要给出建议，还要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建议进行评判，并说明愿意为每种建议投资多少时间和经费，读者只能从给出的50个词语里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做可以确保所有人给出的评判差别不会太大。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仍认为自己的建议比其他人的建议更重要更适用（所有建议基本是一样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非我发明症候群”会有很严重的影响。聪明的建议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不被采纳。瑞士的阿彭策尔半州从未给予女性自主投票权（1990年以前由瑞士联邦法院来决定），是反映“非我发明症候群”的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还有到今天我们仍认为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其实在他之前早有人类在那里生活居住了。
结论：我们会陶醉在自己的想法中。为了能够再次清醒，请你适时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回过头去审视你那些想法：在过去10年里有哪些想法是真的很超群？——你要这样问自己。
[1]《怪诞行为学2：非理性的积极力量》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于2010年9月出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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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利用不可想象的事情
·黑天鹅效应
“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几个世纪以来每个欧洲人都对这一点坚信不疑。随着人们见过的每一只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点也愈加不可辩驳。另一种颜色的天鹅？完全无法想象。直到1697年，威廉·佛拉明在澳大利亚探险时第一次看到了一只黑色的天鹅。从此以后，“黑天鹅”便象征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道·琼斯指数年年都会上涨，假设你在证券交易上作了投资，你会渐渐地习惯这种波动不大的起伏。突然有一天，就像1987年10月19日那样，证券交易指数下跌22个百分点，而且没有任何预兆。这种情况在纳西姆·塔勒布的概念里就好比是一只黑天鹅。自从这位当时的炒股者写了《黑天鹅》之后，这一概念就在投资者的圈子里流行起来。“黑天鹅”指的是会给你的生活（或者财务状况、健康）或给一个企业等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的事情。“黑天鹅”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一块从天而降把人砸死的陨石、萨特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的金矿、苏联解体、晶体管的发明、穆巴拉克的倒台以及一次完全颠覆你生活的偶遇——这些都可以称为“黑天鹅”。
不论人们对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评价如何，但他至少在2002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将一个哲学思想清楚地表达了出来，之前从未有人说得像他那样明白。他说：“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已知事实），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已知的未知情况），还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知道的（不知道的未知情况）。”
宇宙有多大？伊朗有核武器吗？互联网使我们变得更聪明还是更愚笨？这些都是“已知的未知情况”。我们至少可以寄希望于通过大量研究使这些问题在某一天得到解答。但是“不知道的未知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在10年以前没有人会预料到脸谱网的广泛流行，这就是一种“不知道的未知情况”——或者说就是“黑天鹅”。
为什么“黑天鹅”如此重要？回答听上去可能很矛盾——就是因为“黑天鹅”会经常出现。尽管我们可以为未来作进一步的规划，但“黑天鹅”经常会使我们的规划无法实现。很多信息的反馈是不直接的，再加上间接性影响的共同作用，就会出现无法预知的结果。原因是我们的思维器官——大脑——的结构是为适应猎人和采集者的生活而进化的。在石器时代，人类几乎不会碰上一些很不寻常的事情，他们打猎获得的牝鹿，可能胖瘦有别，但都不会太偏离一个稳定的平均值。
现如今的情况就不同了，生活可能会出现转折，使你突然得到了高出平均收入几千倍的工资。你可以看看拉里·佩奇、罗杰·费德勒、乔治·索罗斯、J·K·罗琳或者博诺·沃克斯。以前是不存在巨富的，直到现代这些巨富才出现——因为人们的努力再加上“黑天鹅”。
既然异乎寻常的事件发生的概率不能为零，而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又容易出现错误，那么你就应该想到所有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至少是那些概率大于零的事情。
结论：请你尽量在具有积极意义的“黑天鹅”能吸引到你的领域活动——尽管这仍是不可预知的——成为艺术家、发明家或企业家。相反如果你从事的是时间需求量较大的工作（比如雇员、牙医或记者），你会徒劳地等着“黑天鹅”出现。但即使你觉得这些工作是必要的，也请你无论如何远离那些有消极影响的“黑天鹅”，具体来说就是：不要负债，尽可能保守谨慎地对待你的储蓄，即使在成功的时候也不要沉溺在奢华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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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知识不能延伸
依赖域现象
我之前写了本关于思维错误的书，这给我自己带来了很多好处。企业家和投资者以丰厚的报酬邀请我去传授清醒思考的艺术（顺便说一下这本身就是个思维错误，因为如果自己去看书肯定更便宜）。在一次为医生们进行讲授的讨论会上，发生了以下这件事。我讲解了“基础概率忽略现象”，并用医学领域的例子进行解释：一个40岁的男人胸口有刺痛感，可能是因为心脏有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因为压力过大的情况出现得更多（较大的基础概率），所以医生建议首先针对压力过大的病因进行治疗，这是明智的做法。对于这个例子每个参加讨论的医生都能理解，但当我又举一个发生在经济领域的相似的例子时，大多数医生都被绕晕了。
同样，如果我给投资者们讲课，用发生在金融领域的例子来说明思维错误，他们也会立刻明白，但如果我举出发生在医学领域的例子，很多投资者都会迷惑不解。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知识很难从一个领域延伸到另一个领域。这种现象被称为“依赖域现象”。哲学家纳西姆·塔勒布是这样描述“依赖域现象”的：“棋手擅长解决棋局的问题，但仅限于这个领域。我们相信自己可以将能力从一个领域延伸到另一个领域，但实际上是不行的。”
哈里·马科维茨因其“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获得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他描述了有关投资的优化组合——在考虑风险和收益前景的前提下。但当马科维茨面对自己的投资——也就是如何将自己的积蓄在股票和债券之间分配时，他只是对半分了，一半投资股票，一半投资债券。我们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也不能将自己绞尽脑汁想出的方法用在私人事务上。这是“依赖域现象”很典型的例子，马科维茨无法将知识从学术领域延伸到私人生活中。
我有一位朋友，大家都知道他在业余时间喜欢极限运动，他曾经只用绳索系住腰部，穿着滑翔衣就从山顶跳下。他上周和我讨论为什么创立公司是风险很大的事情，因为很难避免破产。我对他说：“我宁可破产也不愿去死。”但他没能理解我这话的逻辑。
身为作家，我早就已经体会到把能力延伸到新的领域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虚构情节和人物性格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对着一张空白的书页我不会有任何恐慌，但对其他事情就不行了，比如对着一间空屋子，如果要我进行布置，我会在这个空荡荡的屋子里站几个小时，手插在裤兜里，没有任何有创意的想法。
在经济领域充斥着“依赖域现象”。一个成功的消费品售货员会被软件公司辞退，因为在新的岗位他无法发挥他的优势，他的推销能力无法延伸到科技领域；一个优秀的小组主持人在100人的大聚会前会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一个有创意的市场营销人员升职为总裁，却提不出任何决策层面上的独到见解。
从马科维茨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将知识从职业领域延伸到私人生活中是尤其困难的。我认识一些首席执行官，他们在公司里都是独具魅力的管理者，但在家庭生活中却做不到这一点。几乎没有一种职业比我们健康的预言家——医生——有更高比例的吸烟者，职业的秩序守护者——警察——在家庭中的暴力行为比非警察人员高一倍。文学评论家肯定只能写出内容最贫乏的小说，而几乎人人皆知的是，婚姻治疗师自己的婚姻比他们客户的还脆弱。
结论：如果人们很擅长某个领域，其能力是很难延伸到另外一个领域的。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也是如此，请你想想当时你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我敢打赌你现在已经比他更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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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会认为其他人和你想的一样
虚假同感偏差
你更喜欢60年代的音乐还是80年代的音乐？你认为大家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大多数人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想法替别人做出判断。如果你自己喜欢60年代的音乐，那么你会自动地认为大多数和你年纪相仿的人会和你喜欢的一样。而喜欢80年代音乐的人也会认为大多数人和自己一样。我们倾向于高估自己和他人的一致性，我们相信其他人的想法与感受和自己的都一样。这种思维错误被称为：“虚假同感偏差”。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李·罗斯在1977年偶然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制作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引人注目的广告词：“欢迎来JOE用餐。”他随意选择了一些大学生，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在校园中举着这个牌子走30分钟，同时还要估计一下其他学生中有多少也愿意接受这项临时的工作。那些愿意举牌子的大学生估计，大多数（62％）被问到的学生会同意做这件事，而那些婉言拒绝这一工作的大学生认为大多数（67%）学生会觉得举着牌子走看上去就像移动的餐厅柱子。这两种大学生都认为自己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致。
“虚假同感偏差”在那些利益组织和政治小派别中都有所体现。他们会将其意愿的迫切性自动地高估。例如，他们在公开场合提出问题，如何看待气候变暖的严重性。无论他们在这件事上的立场如何，他们可能都会相信，大多数人和他们的观点一样。如果政治家坚信民众会选择他，那这就不仅仅是盲目的乐观主义了，他们实际上会自动地无意识地高估自己得到民众选票的概率。如果是参加投票的人，则会高估其所中意的党派受支持的百分点。
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更夸张的是艺术家们。他们几乎都期待着得到比实际更大的成功。比如我就十分坚信我的小说《Massimo Marini》会获得突破性的成功，我觉得它至少会和前几本一样好——前几本卖得都相当不错，但读者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也是自己欺骗了自己，这就是“虚假同感偏差”。
当然在经济领域也很难避开这种思维错误。每个研发部门都坚定支持自己的产品，但消费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在那些技术人员坚信消费者会喜欢其产品的公司，这一问题非常明显。那些爱钻牛角尖的人喜欢自己挖空心思想出的完美作品，并错误地认为消费者也会对此感兴趣。
“虚假同感偏差”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方面。对那些不同意我们观点的人，我们往往会认定他们“不是很正常”。这也从李·罗斯的实验中展现出来：那些同意举广告牌的学生认为对此拒绝的学生是“拘谨”和“不懂幽默”，而不同意举广告牌的学生会认为对此同意的学生是“白痴”和“想成为焦点的人”。
也许你还记得在《清醒思考的艺术》一书中提到的思维错误“从众心理”，“虚假同感偏差”和它是一回事吗？其实不是的。“从众心理”是无意识的群体压力，而“虚假同感偏差”是没有压力的，但后者有一种社交功能——这可能也是在人类进化中没有将其淘汰的原因。我们的大脑不是为了认识真相而进化，而是为了尽可能多地留下子孙后代，所以谁会借助“虚假同感偏差”勇敢而坚定地站出来，认为其他人和自己想的一样，谁就会得到更普遍的认同，获得更高比例的异性资源，并能留下更多的子孙后代，自己的基因被继承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对此表示怀疑的人都是不怎么受异性欢迎的人。
结论：你要认识到你对事物的观点不是被普遍认同的，而且你还要理解和你想的不一样的人并不是白痴。你不要先去怀疑他人，而是要先去怀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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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总是有道理的
篡改历史现象
威斯顿·史密斯，真理部的雇员，39岁，年纪较大，喜欢思考。他的工作是改写旧报纸的文章和文件，以使其包含最新的认识内容。他的工作很重要，对历史的审查修订给人一种绝对无可置疑的错觉，也能帮助政府来巩固其绝对的权力。这是乔治·奥威尔在其经典作品《一九八四》（Nighteen Eighty- Four）中描述的篡改历史现象，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我们的大脑里也有一个威斯顿在工作。这听上去也许令人吃惊，但事实确实如此，而且更糟糕的是：在奥威尔的小说中，威斯顿·史密斯是非自愿地做着他的工作，并最终去反抗现行的社会秩序。而我们大脑中的威斯顿在高效地工作着，并与你的感觉和目标完全保持一致。他会轻松地修改你的记忆，不会引起你的注意，这个威斯顿会无声无息认真负责地清除着你陈旧的错误观点，所以你会坚信，你之前一直都是有道理的。
1973年美国政治学家格雷戈利·马库斯请3000个人将与自身观点不同的政治议题（比如毒品的合法化）标记出来——分成从“意见完全相同”到“意见完全不同”几个等级。10年之后，他对相同的人询问了相同的议题，并要他们说出10年以前对这些议题的看法是什么。结果在“10年前的看法”这一栏中，这些人的观点几乎和当前的观点一致，而实际却和1973年时给出的看法大相径庭。
我们会无意识地将过去的观点调整为今天的看法，于是就避开了和自身之前的错误相碰撞的尴尬时刻。这是种令人感到舒服的策略，因为即使我们非常经得起磨炼，承认错误也是感情上最难的任务之一，这是令人吃惊的事实。其实当我们意识到犯了错误时，每一次都应该高兴地呐喊，因为我们总算在这一时刻消除了自身的错误观点，又前进了一步，可惜我们往往不是这样做的。
那么有没有一些记忆会准确地留在大脑中呢？你记得很清楚，当2001年9月11日你得知纽约遭到恐怖袭击时，你人在哪里。你很确定地知道，在那一刻你在和谁说话，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你对那天的记忆特别清晰具体——如心理学家所说：闪光灯记忆就像拍的照片一样准确无误。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闪光灯记忆与普通的记忆一样，也是有错误的，它是大脑重构的结果。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乌尔里希·奈塞尔对“闪光灯记忆”进行了实验。在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之后，他让学生写作文，将各自对此事的印象进行了描述。3年之后他又让学生针对“挑战者”号失事事件重新写了作文，不到7％的学生在这次作文中的描述与3年前的吻合，50％的学生描述的内容有三分之二是不相吻合的，有25％的学生没有任何细节符合。奈塞尔给一名两次描述完全不吻合的女学生看了她自己3年前的作文，女学生的回答是：“我知道这是我的笔迹，但这不可能是我写的。”目前遗留的问题是为什么“闪光灯记忆”会让人觉得如此准确，人们还未找到答案。
结论：你对第一次遇到你伴侣的时刻记得像闪光灯拍照那样清晰，但请你换个角度，想象一下这记忆中有一半是不准确的。我们的记忆被错误所充斥，即便是似乎很准确的“闪光灯记忆”。这一问题的后果可能是无害的，也可能是致命的，请你想想用来辨认犯罪嫌疑人的目击报告或模拟画像，如果没有进一步调查就相信这些材料，将会非常不可靠，即使证人坚决地声称他可以准确无误地再次认出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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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要和你的团队保持一致
群体内外偏见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冬天的周日都是这样度过的：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滑雪比赛。我的父母都希望瑞士的滑雪队赢，他们希望我也支持瑞士队。但对于这种想法我不能理解。首先，为什么非得踩在两块木板上朝着一座山向下滑，为什么不能用一条腿蹦过一座山，同时玩着三个弹球，并在每100米处把弹球尽量往远扔？第二，百分之一秒的差别其实不是差别，正常的人理解应该是：如果两个队员的速度差别是如此微小，那他们其实滑得是一样快的；第三，为什么我就要支持瑞士的滑雪队呢？我不认识这些队员，也不知道他们在读着什么或想着什么，如果我住在瑞士边界，我还可能会支持邻国的一支队伍。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与一支体育队、一个种族、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保持一致，是一种思维错误吗？
与其他行为模式一样，群体同一性也是经过几千年的进化而形成的。归属感在以前是生存所必需的，从群体中被排除肯定意味着死亡，那时人类靠自己几乎无法找到食物或抵御进攻，而且通常在个人与群体为敌时，个人一定会输。
个人加入群体，也会被迫和群体做一样的事情。谁不这样做，不仅在这一群体中没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所有的群体中都不会有。我们是群体中的人，这不是什么使人吃惊的事实，因为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这样。
心理学家研究了各种可以归结为“群体内外偏见”的群体效应：
第一：群体可以基于很小、有时甚至是微小的标准而建立。在体育活动中偶然的出生地相同就可以形成群体，在经济活动中偶然的企业分类也可以形成群体。英国心理学家亨利·泰费尔在一次实验中，通过抛硬币的方式将参加实验的人（彼此都不认识）随机分成两组，然后对其中一组成员说，他们肯定都会喜欢他们还不熟悉的一种艺术风格。实验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尽管他们互相不认识，尽管他们只是随机凑在一起，尽管他们不懂什么艺术，但这一组的成员明显觉得组内的人要比组外的人更亲切。
第二：在群体之外的人看上去要比实际显得更相同，人们称之为“圈外人同质效应”，原因要归结于陈词滥调和偏见。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在科幻电影里只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生物，而没有尘世之外的生物？
第三：因为群体往往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而建立，所以群体内成员的观点会得到认同的可能性更大。这种偏见是危险的，特别是在企业里，那种常见的盲目运作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人们可以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帮助。如果你和你的兄弟姐妹有一半的基因相同，这一生理上的特点肯定会对你有影响。但所有思维错误中最愚蠢的错误是，为了随意组成的群体而牺牲生活。这种现象也叫作“加入战争”。用“祖国”这个词来暗示联系并不是一种偶然；同样，战争教育的目标是将士兵们像“兄弟”一样团结起来，这也不是个偶然。
结论：对于陌生人的偏见和厌恶是生物学上的事实。对一个群体的认同感会扭曲你对事实的看法。如果你什么时候被送到前线去，那你还是当逃兵吧，为了其他人而奔赴战场首先就不是勇敢——而是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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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天马行空
模糊不容性
假设有两个抽奖箱，箱子A里面有50个红球和50个黑球，箱子B里面也有100个球，一些是红球，另一些是黑球，但具体的数量你不知道。要你随意地去抽球，如果抽到红球我给你100欧元，你会选择去哪个箱子抽球——A还是B？如果你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那么你会选择箱子A。
我们再换一种方式：还是之前那两个抽奖箱，这次你抽到一个黑球我给你100欧元，那么你会选择哪个箱子？估计应该还是箱子A。但这里面的逻辑是不对的！第一次的时候你认为抽奖箱B中的红球少于50个（也就是黑球多于50个），那第二次的话你应该是选择箱子B。
不过别紧张，你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思维错误的人。有这种思维错误的人很多，人们称之为“埃尔斯伯格悖论”，是以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命名的（顺便说一句，他之后因向媒体公开五角大楼文件迫使尼克松总统辞职）。埃尔斯伯格悖论也叫作“模糊不容性”，指的是依照经验做出判定时，我们更喜欢已知的可能性。
这里我们要区别风险和模糊这两个概念。风险指的是已知的可能性，你只需在这已知的基础上做出判定，是风险太大还是可以接受。但在模糊的情况下你是不能这么做的。这两个概念就像卡布奇诺和拿铁一样经常被人混淆——而且后果也相当严重。对于风险人们是可以计算的，但模糊不可以计算。风险计算这一科学已有300年的历史，有很多教授对它进行研究，但没有一本教科书是关于“模糊”的。我们试图将“模糊”强行归入风险的范畴，可实际上是不合适的。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医学方面的（适用），一个是经济学方面的（不适用）。
世界上有几十亿的人，身体特征的差别不是很大。我们的身高都相近（不会有人长到100米），寿命也相近（不会有人活1万年或者只活1毫秒）。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两只眼睛，两个心房，如果和老鼠相比，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特征是最相近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患上的很多疾病是相似的原因。所以如果声称“你死于癌症的概率为30％”，这是有意义的，但如果说“欧元在未来5年内贬值的概率为30％”，这就没有意义。为什么呢？经济本来就属于“模糊”的范围，这里没有几百亿种可比较的货币，能从其发展史中推断出可能的趋势。这同样也是生活保险和信用违约掉期的区别。前者在风险可以计算的范围内，后者属于“模糊”的范围，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导致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比如：“过度通货膨胀的风险的概率是多少”或者“我们这只股票的风险的概率是多少”，你都应该三思而后行。
如果你不想仓促地做出错误的决定，你必须要忍受“模糊”。可惜能忍受多少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你的杏仁核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杏仁核是你头骨中间果仁般大小的一个脑区域，每个人杏仁核的结构不同，对于“模糊”可以忍受的程度也不同。这首先就能从你的政治观点中看出来：你越能够忍受“模糊”，你所赞成的政党就越保守。
总之，想要清醒思考的人必须理解风险和模糊之间的区别。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清楚地算出风险概率，大多时候我们只有这种令人厌恶的模糊，你要学着去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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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现状最好
默认效应
我绝望地看着葡萄酒单，依户雷基？哈斯莱威路？素素梅尔乐？我并不是红酒的专家，但这家餐馆显然是有位红酒师想要展示他的小资情怀。酒单的最后一页拯救了我：“餐厅自酿红酒，都·帕特隆庄园，勃艮第，52欧元”，我马上点了这种酒，应该不会太难喝。
我买苹果手机已经有一年了。它提供了每一种可以想到的功能——从铃声到背景音乐再到浏览器缩放以及照相机快门声音调节。到目前为止我使用了多少个这样的功能呢？你可能已经猜到了答案：一个也没有。
这并不是因为我在技术方面是个白痴，而是因为在这里我也是“默认效应”的受害者。标准的设置（即默认设置）是有吸引力的，是令人感到舒服的。这就是我对餐厅自酿酒和苹果手机功能的态度。大多数人都会习惯于标准的内容，比如汽车买家会选择默认的颜色——如果每本宣传手册、每段视频和每个广告都是煤灰色，那么决定买这一默认色的汽车买家会占大多数。
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和法学教授卡斯·桑斯坦在其合著著作《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Nudge）[1]中，说明了政府如何在没有违背宪法中规定的不能限制公民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进行引导。政府会提供多种不同的选项，也会为没有做出决定的公民提供默认选项。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就是以这种方式给市民提供两种可选的汽车保险。第一种保险比较便宜，但人们要放弃在事故中获得一定程度赔偿的权利，新泽西州政府将这种便宜的保险设为默认选项，大多数市民也就选择了这一种保险；而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将较贵的一种保险设为默认选项，不出所料这种较贵的保险受到了更多市民的青睐。这个事例让人吃惊，因为这两个城市的市民应该不会有太大区别。
科学家埃里克·约翰逊和丹·戈尔德施泰因询问人们是否同意在死后捐赠自己的器官（默认选项是同意捐赠器官），而没有询问是否愿意捐赠器官，通过对选项设定的简单更改，被调查人群中同意捐赠器官的比例由4%提高到80％。
如果没有预先给出默认选项，这种“默认效应”也会起作用：我们就会把现状作为默认选项，保持现状而不做出改变。人们喜欢自己已经了解的东西。在尝试新事物和保持现有状态这两者之间，我们通常都是极为保守的——即使做出的改变是有利的。例如我存钱的银行对于寄送账户结账单每年要收取60法郎的年费，如果我选择电子账单，这笔钱是可以省下的。尽管我已经多年对这种收费服务表示不满，但直到今天也没下定决心取消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