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还是依靠先验的互动关系而存在。“自我”本身规划出了一个互动语
境，使受到破坏的传统认同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重构。这种重构的
压力来自社会分化过程；因为社会分化过程促使价值普遍化，尤其是在
权利体系内促使规范普遍化，这就要求社会化的个体能够作出自己特有
的成就。 [162] 这些抉择的压力需要一种非传统的自我认同。虽然这种认
同只能被认为是在社会中建构起来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
种能够和它相适应的社会形态。
社会进程的加快以及未来视野的不断扩大，都是属于典型的现代性
经验。它们所导致的结果是，根据现在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可以更加
清楚地说明当下的处境。这种已经发生改变并且具有反思性的时间意
识，其功能在于要求把现在的行动置于预示未来的前提之下。这点既适
用于系统过程（如长期的政治承诺、财政借贷等等），也适用于直接的
互动。在现代社会里，危机意识是永远存在的，这是已经普遍存在的乌
托邦思潮的背面。但是，乌托邦当中同样包含着能够期待的社会预知模
式，道德自我反思中的自由意志和现实自我反思中的个体存在。后传统
的自我认同只能在非强制性的相互承认的平衡关系中才能确定下来。这
就可以解释清楚在发达社会的政治文化中所存在的一些趋势，如生存的
重负、公众问题的道德化、越来越多的规范障碍等等；新保守主义的时
代批判对于规范障碍已经发出了抱怨。 [163] 但是，米德和杜威的激进民
主观点从中获得了其内在连续性。 [164]
9
无限的交往共同体的构想得到了语言结构的支持。“我思”中的“我
（1）”在主体哲学中起着关键作用，同样，第一人称单数在这种哲学的
继承者即交往理论中也起着关键作用。当然，迄今为止，语言分析主要
探讨了人称代词“我”的两种语法作用，而这两种语法作用只是间接地触
及到我们的问题。一种讨论涉及到的是作为自我指涉表达的“我”，依靠
这种表达，言语者可以在数量上把自己确定为由一切可能存在的对象构
成的一个具体的实体。 [165] 另一种讨论涉及到的则是经验命题中第一人
称的语法作用；在经验命题中，这种表达表明言语者在进入自己的主观
世界方面享有特权。这里的主题是表现式言语行为中认识的自我关系。
[166] 相反，只有当我们考察第一人称作为完成行为式命题的主语表达所
承担的语法作用的时候，实践的自我关系才表现出来。这样，“我”就代
表了一种言语行为的行为者，在完成行为式的立场中，同第二人称形成
一种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是由交往模式所具体决定的）。由此看
来，第一人称代词既没有履行（它必须履行的）自我指涉功能，也没有
涉及到自我表现中的自我的特殊意义，这种特殊意义是公众赋予他们亲
身经历的，因为这只涉及到多种言语行为中的一种。完成行为式所运用
的“我”的意义是任意一种 以言行事行为的功能。一旦言语者完成一个
以言行事的行为，并且遇到了作为他者自我的第二人称，表达便与言语
者联系了起来。在这种面对第二人称的立场中，言语者只有通过接受他
者的视角，并把自己看作是对方的他我，看作是一个第二人称的第二人
称，他才能真正与作为言语者的自我建立起联系。因此，“自我”的完成
行为式意义就是米德所谓的我的所有言语行为都必须能够拥有的“客
我”。
米德坚持认为，对于每一种自我关系（包括认识的自我关系）而
言，第二人称关系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基本的。但是，随着不同交往
模式的形成（和言语的以言行事命题的双重结构一样，米德对这些交往
模式也没有作深入的研究）。 [167] 认识的自我关系被限制在表现式言语
行为上，而严格意义上的实践的自我关系则与表现式言语行为分离了开
来。正是在“客我”的意义上，完成行为式命题的主语表达的意义同样也
明确表现了出来；米德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把客我理解为具有言语和行
为能力的人的“认同”。
实践的自我关系中的自我通过它的要求从他我那里得到认可来确定
自己。但是，目的在于主体间性承认的这些认同要求不能与行为者用言
语行为所提出的有效性要求混淆起来。因为接受者拒绝一种言语行为要
求的“否定立场”，所涉及到的是具体表达的有效性，而不是言语者的认
同。如果言语者事先没有假定 ，接受者会严肃地把他当作一个可以用
有效性要求来检验其行为的人，那他就别指望接受者会接受他的言语行
为。不论何时，只要一方期望另一方对他的言语行为要求采取“肯
定”或“否定”的立场，那么，一方就必然已经承认另一方是能够负责的
行为者。因此，在交往行为中，每个人都能在他人身上认识到自己的自
律。
但是，第一人称代词的完成行为式用法不仅包括作为自由意志的言
语者的自我解释，而且也包括其作为个体的自我理解。根据言语者自己
在社会关系网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自我”的完成行为式意义表明了言语
者的作用。 [168]
规范语境确立了在特定的主体间性生活世界里被认为是合法的所有
人际关系。一旦言语者与听众之间形成一种人际关系，他也就同时作为
社会行为者与规范期待构成的网络发生了联系。但是，只要互动具有语
言结构，完成社会角色就决不意味着纯粹的角色再生产。第一人称和第
二人称之间互相交织的视角是可以交换的，但是，一个参与者只能以第
一人称来接受另一个参与者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从来都不是代表，而
始终都是单独的个人（in propria persona）。因此，交往行为者受到语
言主体间性的纯粹结构的支持而坚持自己，即便是在符合规范的行为中
也是如此。在规范指导的行为中，自我实现的直觉要求原则上是不可剥
夺的，任何人都不会放弃这种直觉要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米德才不
厌其烦地强调不可预见性和自发性的因素在行为者互动过程中的作用。
语言媒介本身就说明了以语言为中介的社会化过程的个体化效果。它属
于人称代词的应用逻辑，尤其属于使自己面对第二人称的言语者的视
角，这个言语者不可能真正放弃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不可能隐身成为无
名的第三人称，他必须要求承认他自己是个体存在。
从形式语用学所作的这些简短的考察证明了米德通过另一种途径所
得出的结论，米德的结论与我们对概念史的追述也是一致的。作为行为
者，言语者要求承认他既是自律意志，也是个体存在。这是交往行为的
普遍前提，也是交往行为必需的前提。自我能够通过他人对这种认同的
承认来确证自己，它表现为从完成行为式的角度运用第一人称代词的意
义。这种意义具有两个方面，即自我决定和自我认识，它要么清晰地表
达出来，要么含蓄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被中立化了，它的具体表现形
式取决于行为语境和其他的语境。交往行为的普遍语用学前提构成了语
义的源泉，历史社会根据这种源泉以各自的方式创造并且应用了心灵观
念和灵魂观念，人的概念和行为的概念，以及道德意识等等。
行为者被承认为合法主体的要求获得了不同的 阐释，这取决于人
们是根据传统的道德，还是宗教信念的伦理、自律的道德原则或完全世
俗化的程序伦理学来加以解释。如同自律意志概念一样，个体存在的概
念也可以被彻底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我们的传统中，从十八世
纪开始，完全个体化的存在观念才摆脱了其救世史的内涵。但是，在社
会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人普遍倾向于从激进的角度理解自律和有意识的
生活方式，并且让自己在交往行动中受这些直觉的指引；在这种社会发
展的层面上，这种自我理解根据行动情景和行为系统的不同而发生变
化。无论是在市场上、公司里或是与行政机关发生接触，只要这些社会
关系多多少少被形式化，法律规范便没有了道德类型的责任；与此同
时，来源不明和因袭刻板的行为模式几乎没有给个体的性格塑造留下什
么空间。有些例外印证了这条规则，如在法定的违背人权案中的强制执
行等。但是，只要人们能够援引法律规范，相互要求承认自己的认同即
便是在严格形式化的关系中也不会被完全中立化；在作为主体权利载体
的法人 概念中，这两个环节都被扬弃（aufgehoben）了。
在交往行动中，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这类假定保留了严格的主体间
性意义：任何根据道德进行判断和行动的人，都必然期待在无限的交往
共同体中得到认可；任何在被认真接受的生活历史中自我实现的人，都
必然期待在无限的共同体中得到承认。如果我作为一个人格获得承认，
那么，我的认同，即我的自我理解，无论是作为自律行动还是作为个体
存在，才能稳定下来。在策略行为的条件下，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自
我摆脱了主体间性关系。策略行为者不再是从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中汲
取源泉；他似乎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他面对客观世界，并且只根据主
观偏好的标准来进行抉择。他不依赖于他人的承认。自律因此转化成了
选择的自由（Willkürfreiheit），社会化主体的个体化则转化成掌握住自
己的自由主体的孤立化。
米德是根据不断进步的个体化的观点来考察社会个体化的：现代社
会强加给个体抉择的重任，他们需要一种后传统的自我认同，并且也需
要把行为者实践的自我理解激进化，这种实践的自我理解早就已经在以
达成理解为目的的语言应用中被悄悄地设定了下来。但现实看起来却是
另外一个样子。社会个体化的过程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复杂的过程伴随
着混乱和矛盾的方面。但是，为了恰当地区分这些 方面，我们必须根
据米德从一开始就以不同的方法论态度所阐述的交往理论来解释传统社
会学的基本概念。 [169]
10
社会学一般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即把社
会现代化描述成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或生活世界的非传统化。劳动、
资本和商品市场控制着经济系统；公共行政机构具有官僚特征和垄断力
量，主宰该系统的是权力。这两个系统的互补分化是现代社会渐渐分化
成不同功能的亚系统这个发展线索的历史例证。另一方面，传统的生活
世界的瓦解表现为宗教世界观、分为不同层次的统治秩序以及通过把各
种功能结合起来而继续从总体上塑造社会的体制发生了解体。
从社会化的个体的角度来看，传统基础的丧失和从自然的依赖状态
中获得的解放都是与此联系在一起的。当马克思从反讽的角度谈到“自
由”雇佣劳动时，这种双重的意义在他那里就有了反应。具有典型意义
的是，生产的雇佣劳动状况，与从生活条件中获得解放（Freisetzung）
这种模糊的体验相联系，生活条件既具有社会整合特征，也具有依赖特
征，它们在发挥指导和保护作用的同时，又发挥偏袒和压迫的功能。这
种多层次的经验复合体构成了社会学大师们所说的社会个体化的背景。
他们强调了与失去约束相关的收获，但他们没有现成的概念，能够使这
种直觉从对社会事实的任意评价这种怀疑当中摆脱出来。米德用他从主
体间性角度所阐释的“认同”概念，提供了一种在社会个体化的矛盾方面
之间作出严格区别的手段。
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从目的理性抉择范围的扩大这个角度来解释，
那么，在描述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化的主体处于不断个体化之中。这种
阐释把社会现代化的个体化效果还原为用纽带交换扩大的选择机会。
[170] 如果我们把传统生活世界的瓦解完全看作是社会分化的一种功能，
那么，我们也就只能这样来描述有关当事人对于非传统化的模糊经验。
系统理论提供了这样一幅图景；系统理论在生活世界当中看到了毫无保
留地融合到功能发生分化的亚系统中的传统社会的基础和形态。功能系
统把社会化的个体赶到了他们的“环境”当中，对它们所要求的只是发挥
一种特殊功能。亚系统受它们自己的符码的控制，并且被反思封闭在它
们自身之内，从这些亚系统的角度来看，社会化似乎表现为对个性系统
的全面包容；个性系统在获得解放的同时也个别化了。
卢曼对帕森斯所说的“包容”作了如下解释：“所谓的包容现象，最
初是随着古代欧洲历史上的等级社会的瓦解而出现的，古代欧洲的等级
社会规定，每个人（更确切地说是每个家庭）都属于一个阶层，而且只
属于这个阶层。随着最初的功能分化，人们不得不放弃这种秩序。取代
它的是对进入途径的调控，人作为个体生活在功能系统之外，但是，每
一个体都必须获得进入所有功能系统的途径……每一功能系统都接纳所
有的人，但所接纳的永远都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功能上相关的生活行为
部分。”
[171] 贝克从相应的个体角度也描述了这一过程。这些个体被物
化的亚系统拒斥在门外，但是，从特定的功能角度来看，他们同时又被
融入物化的亚系统，被当作劳动者和消费者、纳税人和保险人、选民和
义务受教育者等等。
对于个体来说，他们的生活世界的非传统化主要表现为多种生活情
境和不同行为期待构成的、为人们所偶然体验到的分化，这种分化使他
们背上了新的协作和整合的重任。在过去几代人那里，出生、家庭、配
偶、职业和政治地位构成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格局，基本上能够预先确定
人生的模式；但过去曾经受到规范束缚的生活语境和生活规划正在日益
消失。个体进行抉择的需要随着选择范围的扩大而日益增长。个体的出
身背景对于他的人生是否具有成就不会再有什么决定作用：上什么样的
学校，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拥有什么样的关系，何时结婚、生子、入
党，是否会换妻子，换职业、城市乃至国家，等等。“在个体化的社会
里，个体必须学会把自己当作是行动中心，当作是自己生活、能力以及
伙伴关系等的规划部门。社会必须被个体当作将被创造的人生环境中的
变量而被个体所掌握……这样，闯入某人生活的社会决定因素就必须被
当作环境变量，通过想像的尺度的衡量来决定是被接受还是被抛弃。”
[172]
因此，系统理论所提供的包容镜像是获得解放并且已经个别化的个
体。他在面对多种选择机会的时候看到自己处于多种角色中；当然，他
必须在他无法控制的系统条件下作出这些抉择。作为组织成员，作为系
统成员，被包容的个体必须服从金钱和行政权力等控制媒介。这些媒介
实施一种行为控制，一方面导致个性化，因为它依赖个体的选择偏向；
另一方面又导致规范化，因为它只允许在事先已经给定的范围（如有或
没有、命令或服从）内进行选择。另外，第一个抉择使个体陷入其他的
依赖网络。但是，即便个体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再生产单位”，他的自由
和个别化也不能等同于“成功的解放”：“自由的个体依赖于市场，并且
因此而依赖于教育、消费、社会政策所提供的控制和补贴，依赖于交通
规则、消费供给，依赖于医疗、心理和教育等方面的咨询和关照。”
[173] 被包容的功能系统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律的增长，至多只
是说明社会控制模式有所改变：“另一层的机关左右着个体，它与作为
意识形式的个体支配相反，把个体转化为充满时髦、关系、事态和市场
的玩物，它代替了传统的约束机制和社会形式（如社会阶级、小家
庭）。”
[174]
根据这种解释，社会个体化与社会整合的转变是紧密相连的，过
去，社会整合总是通过价值、规范以及诸如金钱和权力之类的控制媒介
来完成的，这些东西都属于理性抉择的孤立行为者的偏好。谁如果以这
种方式把传统生活世界的瓦解，仅仅理解为独立亚系统中被排斥的个体
受到特殊功能的包容的反面，他就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社会个体化只
是个别化和单个化，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体化。贝克清楚地觉察到了
这种为传统社会学基本概念所忽视的意义。他无可奈何地指出：“许多
人把个性与个体化联系起来，认为就是成人，就是独特性，就是解放。
这样认为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是错的。”
[175] 贝克认为，同现成社会
形式的分离以及传统确定性的丧失，亦即自由和醒悟，不仅能够为在其
他地方突出社会化的个体提供动力，而且也能够为“一种新的社会整
合”提供动力。 [176]
这种新的社会整合必须被理解为个体自己的成就 。正如米德指出
的那样，传统的认同形式无法充分满足这一点。把自我当作在全面参与
的可能性之间进行聪明而独断的选择的中心，也不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因为对于这个既自由又孤立的个体来说，除了自己的偏好之外，还没有
其他范畴能够用来对不断增长的抉择需求进行合理的处理。而个人的偏
好是受自我捍卫的自然命令控制的。被剥夺了所有规范因素，并且被还
原为认识适应能力的自我机制尽管对受到媒介控制的亚系统的功能形成
了一种补充，但它不可能取代理性化的生活世界赋予个体的社会整合成
就。只有后传统的自我认同才能满足这些要求，而这种自我认同只有随
着个体化的不断推进才能出现。
贝克根据一种动力阐明了这种思考的经验内容，这种动力通过调动
女性劳动力而影响了小家庭的社会化范围。贝克认为，统计数据表明，
结婚率和出生率趋于下降，离婚率、独身、单亲家庭、配偶变换等则有
增长的趋势，尽管社会阶层不同，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也有所差别，但这
些趋势是妇女就业增加而引起的问题以及根据劳动市场需求而解决这些
问题的征兆：“其他棘手的问题与职业流动这个棘手问题是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生育的时间、孩子的个数以及养育等；永远无法平均分配的家
务劳动这个永久性的问题；避孕方法的‘片面性’；堕胎这个噩梦般的问
题；性爱方式和频率的差异；当然还有敏感的视觉，它在人造黄油广告
里都能觉察到性别歧视。”另外，这些矛盾的主题对于男人和女人的不
同生活节奏具有不同的影响。贝克提供了一幅戏剧性的景象：“禁忌的
解除和新技术的出现对家庭也产生了影响，它们把家庭当中一度拥有过
的共同生活基础一点一点地分裂开来：妻子反对丈夫，母亲反对孩子，
孩子反对父亲。传统的单元分裂成了它所要求的抉择。”
[177]
不过，在日益增长的抉择的压力下，家庭中的生活世界是变得支离
破碎呢，还是仍保持为生活世界（但需要转型），这个命题还悬而未
决。如果我们仅仅从劳动市场和就业系统的角度，把非传统化过程当
作“包容”的反面，那么，人们就可以预见，个体化生活情境的飘逝将不
可避免地导致家庭成员一盘散沙，并且不可避免地要把社会整合关系转
化为契约关系。于是，关于婚姻和家庭的私法制度将转化为关于家庭关
系的法律，这种法律不但透明，而且永远有效。这种趋势的终点就是家
庭的彻底消亡：“单个人的存在形式并不是现代性道路上的特例。它是
获得胜利的劳动市场社会的原型。对于社会纽带的否定是根据市场逻辑
而实现的，它甚至在其进步的最后阶段就开始消解亲密关系的前提。”
[178]
我们觉察到，这种系统理论的描述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当然，也不
是完全不成功。只有在病理学的边缘地带，它所描述的事态才没有被完
全扭曲。它引起的误解并不具备道德特征，而是具有经验基础。它如果
深入到生活世界的私人核心领域和公共核心领域，媒介控制的亚系统所
要求的决策结构就无法实现其目的。这里，主体所承担的独立行为能力
不是自己偏好所控制的理性选择，而是一些其他 的东西；主体所必须
承担的是一种道德的自我反思和存在的自我反思；如果不接受他者的视
角，就不可能作出这种自我反思。只有接受了他者的视角，才能在个体
当中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整合。要想彼此承认对方是具有行为能力的自律
主体，并且是永远能够对自己的生活历史负责的主体，参与者就必须自
己创造其社会整合的生活方式。
贝克明确坚持这样的假设：“就它们的谱系来说，发达工业资本主
义社会中的人们所特有的生活世界的规范、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等并不
是工业阶级形式的产物，而是前资本主义传统和前工业社会传统的残
余。”
[179]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重构前现代社会整合形式的任务
今天才强有力地降临到我们头上。从客观上讲，由于系统分化而已经开
始很久的社会个体化是一种模糊现象，因此，一种涉及到其所有方面的
描述也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只有在生活世界理性化 的基础上，这种过
程才意味着是社会化主体的个体化，也就是说，才不是简单地意味着自
我反思所控制的个性系统自由化和单个化。米德揭示了自我的主体间性
核心。利用这点，他就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不预先改变交往结构，后传
统的自我认同就不能形成的原因；但是，一旦交往结构的改变成为社会
现实，它就不可能不触及到传统的社会整合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