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法学家如撒维尼、史学家如布克哈特、心理学家如弗洛伊德、哲学
家如阿多诺等，他们同时也都是杰出的作家。德意志语言和诗歌协会每
年都要颁发一次科学散文奖。无论康德或黑格尔，如果不是赋予他们所
继承的传统专业语言一种新的形式，就无法把他们的思想准确地表达出
来。相对于物理学而言，哲学以及一切人文科学所陈述的命题内涵甚至
更加不能与陈述的修辞形式隔离开来。正如玛丽·黑塞所说，即便是理
论也没有完全抛弃隐喻，因为新的理论模式、观点、问题等要由隐喻通
过对日常语言前理解源泉的直观把握来揭示。没有语言革命，就不可能
彻底改变传统的知识形式和科学习惯：这种关系大概无可争议。
弗洛伊德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们这样认为，当然不是说他的科
学天赋表现在他那优美散文的语言创造力当中。他能够发现新大陆，靠
的不是无与伦比的写作才能，而是客观的临床观察、推理能力、感受
力，以及在自我怀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毅力、好奇心
等，这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所具备的良好品德。把弗洛伊德的作品
当作文学来读，没有人会觉得不合适。但问题是，它们难道仅仅是文学
作品或者说首先是文学作品吗？不久前，我们的回答还很明确；然而现
在反对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真理问题的探讨果真是科学和文学之间传统
界限的充分标准？影响很大的解构主义对习以为常的分类提出了疑问。
后期海德格尔还把思想家和诗人区别开来。但在他那里，阿那克西曼德
的作品和荷尔德林、特拉克尔的作品没有什么两样。保罗·德·曼对卢梭
和对普鲁斯特、里尔克的解读并无区别。德里达也没有把胡塞尔、索绪
尔和阿尔托区别对待。以为用似乎是经典的理论和小说概念所固有的一
些特征就可以对弗洛伊德和乔伊斯的作品加以归类，难道不是异想天开
吗？
我们的报纸和文化期刊至今还把专业书籍和文学作品区分得泾渭分
明，不同的栏目也是条分缕析：先是虚构作品，接下来是对真理的探
讨；前面是诗人和作家的创作，后面则是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作品（只要
他们兴趣一致）。《法兰克福汇报》在文学副刊的头版刊登哲学家的著
作，而且不是他们所拿手的精神史研究著作，而是随笔性质的沉思和札
记，这样做的确是一次大胆的挑战。评论家稍作谦逊之后便开始对这场
挑战做出解释：“将来我们说到国内杰出作家时，不可能不提到布卢门
伯格的名字。他的创作集杂文、笔记、哲学叙事于一体，一言以蔽之，
他所创作的是绵延不绝的世界历史幻灭的故事。其中最精彩的部分足以
与博尔赫斯的讽刺散文媲美。”
[180] 我所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美言褒语 [07]
，而是对文类壁垒的消除。封面上的短评已经提醒说：作者对“他们作
品归类的不确定性毫无疑义”。
Tempora mutantur（时代在变）。大约三十年前，阿多诺发表了
《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一书，当时，无论作者或读者
都没有遇到文类问题。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
他所发表的格言和沉思录，在当时不会妨碍评论家认为应当把他的这部
格言集当作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来阅读；因为没有人会怀疑，任何一条短
小精悍的片断都能把整个理论体系显示出来。那么，这里涉及到的是风
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还仅仅是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理解呢？
2
把哲学和科学同文学之间的文类差别消除掉，表明哲学讨论对文学
有了新的理解；而哲学讨论是在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转向，亦即语言
学转向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语言学转向把主体哲学的遗产清除得一
干二净，其方法十分粗暴。只有把诸如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
等内容从哲学基本概念中彻底驱逐出去，语言才能获得独立（从而取代
主体性），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存在秩序，成为令人眼花缭乱的能指
和相互之间充满竞争和排挤的话语。如此看来，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
逻辑学和修辞学、严肃话语和虚构话语等相互之间的界限，被（思想家
和诗人共同掀起的）普遍的文本运动大潮给冲刷得干干净净。这一思想
大概可以追溯到早期海德格尔、结构主义和晚期海德格尔。
主体在自我认识过程中自我关涉，把自己当作对象，因而未能使自
己成为具有原始创造力的主体性，于是，主体便陷入了一个怪圈。早在
费希特那里，这就已经引起了注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通过
对在世界中的存在的分析打破了这个怪圈。在他看来，理论思维或对象
化思维是原始实践世界观的派生样态；后来他又解释说，客观主义倾向
和坚持捍卫自我的主体性遥相呼应。体现和支配着事物的思想在笛卡尔
和尼采之间的现代形而上学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批判可以说是马
克思和韦伯的唯物论物化批判的唯心论对应物。所有打破意识哲学以主
体为中心的基本思想概念束缚的尝试，都有利于促使向语言范式转变；
而这种转变本来是在分析哲学领域内完成的，根本不关工具理性批判的
事。但是，由此奠定下来的语言概念却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关键要
看，它们对从康德到黑格尔所阐明的理性概念只是简简单单地加以转
化，还是多多少少彻底地予以摒弃。
交往理论趋向始于洪堡，把语言理解模式当作出发点，并揭示出了
自我意识、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等的“自我”身上所具备的相互渗透的视
角和相互承认的结构，从而克服了主体哲学。认识上的自我关涉和实践
上的自我关涉将被彻底解构，于是，传统的反思哲学概念变成了主体间
的认识、自由交往以及社会化个体等概念。
结构主义趋向始于索绪尔，出发点是语言规则系统。它把具有语言
和行为能力，并处于语言实践当中的主体活动归结为语法的基本结构和
生成法则，以此来克服主体哲学。这样，主体性就失去了其创造世界的
原始力量。列维·斯特劳斯把这一趋向扩展到了人类学，他想把野性思
维当作镜子，来透视主体哲学，认为主体哲学是对现代社会充满幻想的
自我理解的概括。然而，这种解构无论如何也没有涉及到从事观察的科
学家本人，其人种学眼光直逼他所信赖的现象，并坚持把他们看作是处
于无意识状态的精神活动的无名结果。
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放弃了这种科学主义的自我理解，以及它所坚持
的现代理性概念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他们追随晚期海德格尔，把作为真
理事件的语言模式当作出发点，为此，他们认为现代的世界阐释是一种
具有划时代意义，同时使得内部世界的发生得以先决和可能的话语事
件。当然，德里达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历史范围内的事件；福柯则
指出这是一种出现在不断变化的权力和知识结构中的事件。晚期海德格
尔把语言设想为自发存在的家园，这样，他就使得各个层次上的存在观
都和本源存在保持一种超验的联系。福柯甚至把历史哲学最后所剩下的
与真理的脆弱关系也一扫而光。所有的有效性要求都会产生话语意义。
同时，它们也将彻底深入到永远都是自发的话语当中——听任它们相互
制约的“冒险游戏”（Hazardspiel）摆布。这种观念要求“牺牲知识的主
体”，用谱系学取代科学。谱系学“探究的是我们的本源，我们所讲的语
言以及控制我们的法律，以便揭示出打着自我的幌子禁止一切同一性的
异质系统”。 [181]
先验主体性瓦解之后，分析的矛头便指向了使各个世界走出自身并
相互勾结的无名的语言事件，在整个存在历史上和一切内在世界实践
中，语言事件都先天存在，甚至穿越自我、作者及其作品的宽松界限，
渗透到了万事万物之中。这样一种分析“导致了自我的消解，从而使成
千上万失去的事件在一场空洞的综合中充斥世界”。 [182] 对福柯、德里
达以及后结构主义者来说，这点毫无疑问：“哲学主体性的消解，及其
在使之失效的语言中的播散，和在因其缺席而产生的空间中的多样化，
大概是当代思想的一个基本结构。”
[183] 结构主义之后，这一思潮使得
先验主体性消失得无影无踪，致使语言交往自身内部的世界关联、言语
视角和有效性要求等组成的系统也随之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可是一旦
没有了这种关联系统，现实层面之间的区别、虚构与真实、日常实践与
超验经验、相应的文本和文类等相互之间的区别也就无从谈起，当然也
毫无意义。存在的家园被卷进了漫无目的的语言大潮的漩涡之中。
这种彻底的语境主义把希望寄托在变化不定、只能以流动的样态存
在的语言身上，结果是内在世界的一切运动都源于这种流动。这一概念
在哲学讨论当中得到的支持很微弱；它依靠的主要是审美经验，具体地
说，是来自文学和文学理论领域的证据。
3
依塔洛·卡尔维诺既是一个富有想像力的叙事能手，也是一位知识
渊博的分析学家，他参与的主要是法国的讨论，他从一个作者的角度
对“文学中的现实层面”这个题目进行探讨。他写到：“我写荷马讲到奥
德赛说：我偷听到了女妖的歌声。”他分析了作者所创造的不同的现实
层面，为此，他：（a）对他的写作活动进行反思；（b）虚构出另一位
叙事者；（c）小说中所出现的人物的体验；（d）讲述其体验内容。
（b）到（d）层面就是作品中的现实层面，亦即虚构的现实层面。对这
个区域来讲，文本并不要求某个历史叙述、文献记录或证词确凿可信，
相反，它“要求文学文本在阅读过程中特别可信，因而这是一种括号中
的可信性，就读者而言，它就是科勒律治所说的‘把不信悬搁起来’的态
度”
[184] 。这表明，一部文学文本并不要求如实记录世界上的某个事
件；尽管如此，它还是用想像事件来一步一步地把读者吸引住，直到他
把所叙述的事件当真而欲罢不能。即使是虚拟的现实，读者也应该能够
当作真正的现实加以体验——否则，一部小说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由于文学文本就这样把虚构和现实之间的沟壑给填平了。因此，卡
尔维诺感兴趣的问题是：如果一部文学文本同样也能把作为符号集合的
现实自身与其周围的经验现实之间的沟壑给填平，也就是说把一切现实
都吸纳进去，那么，这部文学文本是否可以加以反思。这样一来，它就
把自己扩展成了一种网罗一切的整体性。不管如何，卡尔维诺的思考对
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种语言现实观：在作品中，它
居于绝对位置，并且囊括一切。
如果文本这样来总括虚拟的现实，那么，它首先就得对它所处的三
种世界关联进行追补反思，它们是与作者生活和创作所处的世界之间的
关联，虚构和现实之间的一般关系，以及与叙事中铺染开来的、起码看
上去真实的现实之间的关联。文本与它自身之外的现实之间发生关系主
要表现在三个地方，即它摆脱作者思想的地方，它坚持虚构世界和现实
世界之间有所差别的地方，以及文本的可信性取决于读者的地方。读者
把叙事内容和他所设想的文本之外的现实世界联系了起来。
（a）文本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可以由文本克服。具体做法是把作者
当作第一人称叙事者接受下来。按照上述例句的模式，卡尔维诺针对一
个著名的事件来表现“我写……”这个因素：“《福楼拜全集》的作者福
楼拜把《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从自身中投射出去；《包法利夫
人》的作者福楼拜又把爱玛这个鲁昂已婚中产阶级妇女的形象从自身中
透射出去；而中产阶级妇女的形象又把她梦想要成为的爱玛·包法利从
自身中透射出去。”
[185] 文本和作者之间最终必须构成一个语义学的圆
圈，用福楼拜的那句经典名言来说就是：“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们
必须把作者看作是他自身作品系列中的独立变项：“塑造人物形象的自
我在何种程度上的确是由这些人物形象塑造出来的？我们越过作家不同
的自我层面越多，就越能清楚地认识到，很多这些层面并不属于作家个
人，而是属于集体文化、历史时代或类的深层积淀。”卡尔维诺所得出
的结论听上去和福柯或德里达的命题很相像：“链条的起点，即第一个
真正的写作主体，看上去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淡漠，越来越模糊：
或许，他是一个自我的幽灵，一个空洞的场所，一种缺席。”
[186]
（b）文本不仅可以吞噬作者，也可以把虚构和现实之间在范围上
的区别吞没得一干二净。具体做法是，在自身范围内把创造一个新世界
的操作过程揭示得一清二楚。卡尔维诺根据例句中第二因素“我写荷马
讲到……”对此加以阐明。叙事者可以引进一个人物形象，对水火不容
的世界相互之间发生的冲突加以体验和加工：“堂吉诃德这个形象使得
两种对立的语言，甚至两个毫无共同之处的文学世界，即神奇的骑士小
说和滑稽的流浪汉小说之间，有可能相互了解、相互接触。”
[187] 这样
塞万提斯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更是用一个处于两个文学世界交叉
点上的人物形象的经历把堂吉诃德式的新的阅世方式完整地表现了出
来。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文本在自我关涉中也表现了解释世界的操作过
程，而正是这使得文本本身成为一部文学文本。
（c）卡尔维诺用例句的最后一部分“我偷听到女妖的歌声”来讨论
彻底打通的可能性问题。文本和它的外在现实相遇之处同样在于它所虚
构的叙事经历和叙事行为的对象关系；文本要想可信，其人物形象所关
联的世界必须能被假定具有客观性。读者必须对所表现的内容认真。现
在看来，在这点上卡尔维诺有些投机取巧，因为文本中出现了难以堵塞
的漏洞。要想满足现实期待，文本就得控制和掌握住其读者在本体论上
的期待视野。作者是他自己文本的同时代人，作为一个读者，他回过头
来体验其作品的效果时则是另外一个样子，也就是说，他会从一个全然
不同的语境去接近一部他很陌生的文本，而且没有一上来就和这部文本
发生内在历史效果联系。对于这种敞开的侧面，卡尔维诺推想文本本身
或许可以由其内在的自我反思加以保护——也就是说，文本通过自我反
思，把自己当作由其各个部分所组成的整体：“女妖唱的是什么？可以
假设，她们所唱的就是《奥德赛》。”
[188]
但是这种对语义学内涵的反思是一种带有防守性质的反应，它要求
读者参与其中。至于文本如何才能获得所假定的叙述事件的现实问题，
只能通过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加以解决。因为读者假定的现实决定着
文本能否发挥作用，真正“把不信悬搁起来”。
（d）我还没有提到要把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当作第四个世界联
系。卡尔维诺根据其例句的第三部分“奥德赛说……”来处理文本与读者
之间的联系（当然不是十分清楚）。他指出了叙事框架原则，用以把虚
构的读者或听众包容到叙述事件中去。但是，1348年，薄伽丘笔下因瘟
疫从佛罗伦萨逃到优美庄园中去的男男女女们，是无法代表1888年某个
德国读者或1988年某个日本读者的，当然这里不必考虑他们接近文本所
依赖的得到公认的本体论前理解。卡尔维诺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地结束了
其出色的研究。作为文学理论家，他在研究上没有画蛇添足，从对多重
虚构世界的反思中归纳出一种模式来，把语言提高到一种具有时间维度
的本源力量的高度：“文学不了解具体现实，只知道各个（现实）层
面。”——亦即书写的语词世界中所包括的虚构的现实层面，文学文本
的“特殊可信性”就存在于它们当中。
作为作家的卡尔维诺则是另外一个样子。在他的一部小说中，他介
绍了一位作家，他在他的日记中所阐述的恰恰是这种后结构主义的语言
观念。他想沉湎到包罗万象而又刨根问底的无名的语言事件当中：“这
位作家为了把外在事物表达出来，心甘情愿地把自我投身其中。在他面
前摆着两条道路：不是写出一部能够包罗万象的杰作——因为其中穷尽
了世间一切——就是写出所有的书，用它的局部图景去捕捉整体。”和
理想的作家形象弗兰奈里一样，卡尔维诺也反对形而上学的第一性概
念，而坚持一种彻底的语言历史主义：“包罗万象的杰作只能是《圣
经》，是《启示录》。但我不认为语言可以穷尽整体性。我的问题是外
在的一切，未被书写或无法书写出来的一切。因此，我只有一条路可
走，那就是去写所有的书，去写所有作者的书。”
[189] 在这句话出自其
中的小说中，卡尔维诺开始了他的文学尝试，即通过文学自身的读者来
把握文学。他想在文学实践中把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揭示为表象，为
一种文本自身所制造出来的差异——并把这部文本（同其他文本一样）
看作是一般文本或原始文本的片段，一般文本或原始文本没有界限，因
为一切可能存在的界限，如时间和空间维度，都是从它内部产生出来
的。
4
《寒冬夜行人》这部小说由十部小说的开头组成。它们处于同一个
叙事框架中，所描述的是一个男性读者和一个女性读者力求把片段继续
下去或寻找失落本源的故事。第七部小说开头的叙事者的元反思反过来
又被很艺术地插入这部小说中，借这位叙事者之口，卡尔维诺在理想作
者与理想读者的对话当中所表达出的是他在建构这部多重自我关涉的文
本过程中的主导意图。这里首先出现的是表层动机。厌倦的读者难道不
是在读完前三十页后就觉得无聊，从而中断阅读？更糟糕的是：作者本
身在几页之后难道不是已经感觉到该说的一切都已说完？一部让读者去
追随其他十部小说的小说难道不会减少越来越汹涌的书流的复杂性？更
加值得严肃对待的是后一个动机：训练读者的愿望。这种训练一般只能
使他把小说继续下去。卡尔维诺让他的读者连续十次跨越日常生活与陌
生的虚构世界之间的界限，并且同样频繁地从一种幻想的紧张高度把读
者解脱出来，这种幻想后来也就不再是幻想；卡尔维诺连续十次粗暴地
打消他的读者在日常实践中把隐蔽的故事继续下去这样一个犹未得到满
足的愿望，弗兰奈里写道：“我感觉到开头很兴奋，这种开头可以有无
穷无尽的发展可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态……在这么多的纯粹小说所
组成的起始段落中出现的叙事魅力，在接下来的叙事中很快便消失
了……但愿我能写出一本书，它只是一个开头，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都能保持其最初的潜能……完全就像《一千零一夜》一样一个故事套着
一个故事？”
[190]
但要想深入其核心，必须作进一步的思考：“我想自我消解，替我
的每一本书都创造出另一个自我、另一种声音、另一个名称来，让自我
在毁灭中再生。我的目的是在书中描绘出一个模糊的世界，这个世界没
有中心，也没有自我。”
[191] 能够识别出来的作者的个性，可以落实到
具体时空当中的作品的头尾同一性，书写下来的语词在其发生语境中的
根源——个体化的这种表象对文学的真值，对一本“想充任未曾书写下
来的世界的书写对应物”的书的真值构成障碍：“要不是我，我会写得多
好！如果在白纸和从来没有人写过、有形而又无形的语词、语句和故事
的迷障之间没有我的个性这堵墙在阻碍……如果只有一只手，一只被砍
下来的手握管写作……可是，又有谁会来驱使这只手呢？无名的大众？
时代精神？集体无意识？我不得而知……不，我如此心甘情愿自我消
解，不是想做不定事物的传声筒，而只想成为可以书写并且期待书写、
可以叙述并且还没有得到叙述的一切的中间人。”
[192] 这种想去除一切
主体性，而成为无个性的书写力量的渴望表明了以下两点内容，即揭示
世界过程以及使我们用他者的眼光观察世界中的事件的语言革命的本真
经验，和蒙上这种审美经验、把与超验事物之间的联系推向极端并占有
日常生活的愿望。解决或者搁置世界中积累起来的所有问题，应当被归
结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功能：打开不断更新的经验视界以及其他观察方
式。只有自写自话的书的概念才能满足这样一种要求：“我读，因而它
写。”
卡尔维诺用语言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阐释世界的创造性把经验推向极
端，使之成为一个语言概念，这和德里达的理论不谋而合。德里达的理
论似乎表现为对神秘失踪的续篇的探求。这些综篇可以使传统的短篇完
善起来，还给它们一种本真的形态和同一性——但这种形态和同一性它
们从未拥有过，也永远不可能实现。被阅读的读者柳德米拉对每一部新
小说都兴趣十足，专心致志，她徜徉在每一个新的世界当中，期待着新
的世界能首尾一致。她无疑认识到了，作者的个性和作者的角色并无太
多关系，书是自发形成的，是“像南瓜丛里结出南瓜一样”产生出来的。
但他们对续篇的追求又使我们看到，这位理想的读者并没有认识到本真
从未有过。只有其他者自我，足智多谋并且篡改所有手稿的译者玛拉纳
知道这一点。玛拉纳梦想“参与谋划伪经”，而这一梦想揭示出了文学的
真理。
玛拉纳苦心孤诣地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每一本书后面都有
一个人确保充满幻象和虚构的世界具有真性，原因仅仅是由于他……本
身和这一语言形象认同”。他梦想“一种彻头彻尾的伪经文学作品，完全
由错误的指示、模仿、伪造和碎片构成”
[193] 。玛拉纳/德里达系统地制
造出不确定的作品、作者和发生语境的同一性。他注意到两部看起来完
全相似的小说样本所代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顶着畅销作者弗兰
奈里的名头流传开来的篡改作品和原作极其相似。他调换手稿，把作品
和作者、语言和发生地点搅得乱七八糟。他对卡尔维诺想告诉其读者的
秘密了如指掌，这个秘密就是立场会不断地在书与书之间游移。卡尔维
诺把探求好像消失了的书籍当作训练，用以揭示文学的真值：没有本
源，只有踪迹；没有文本，只有解释；不存在和现实相对立的虚构世
界。
虽然文本融解到了追寻伪经文本的事件中，但它只能存在于短暂的
接受行为中。只有放到眼前进行阅读，书才有活力。接受者控制着生
产。作家了解文学的真相，他不把自己当做作者，而努力依靠他的读者
群：“或许妇女在躺椅上知道他该写什么……不管怎样，妇女知道期待
什么，知道我的语词应当填补什么样的空白。”他意识到有必要“什么都
写，但应当始终想到必须根据她的阅读来写作”。 [194]
上文是对卡尔维诺在元反思层面上通过评论赋予其小说的接受美学
观念所作的阐述。这种理论靠的是一种审美经验，但又远远超出审美范
围之外，它必须在审美实践中经受考验。在这点上，卡尔维诺比德里达
要坚决。只有当他把一种用第二人称书写的小说的试验坚持下去的时
候，卡尔维诺才能证明小说与读者的联系不一定要在文本自身之外。理
论要求在实践中加以证明，文学文本被它的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时，
它由于不同于日常生活而建立起来的同一性便消失了——这样文学的普
遍性要求才能得到兑现。试验一旦获得成功，也就不再会从严格意义上
去谈论某种理论。我先前所说的理论，接下来也就表现为文学的一部
分，它同样也出现在小说中。文学和文学理论之间也就彼此同一起来
了。
5
第二人称小说使读者参与其中，飘荡在虚构世界和他所处的现实世
界之间，他既在其内又在其外：在其内，作为众多虚构人物之一；同时
又在其外，因为阅读到的读者形象引起了真实读者的注意，并立刻到书
外去寻找一个所指。由于小说和它的读者建立起了联系，因此，它打破
了虚构的界限，过程很杂乱，但凭借的还是小说手段。
小说的界限是以它与“读者”遭遇的开端和结束为标记的。卡尔维诺
在他的小说中补充了这种状态。《寒冬夜行人》这部小说的开头是读者
在书店里买到了一本崭新的卡尔维诺小说《寒冬夜行人》，并立刻埋头
读了起来，从字面上来讲，阅读直到书的最后一句话和最后一页才结
束。这样，卡尔维诺和他的读者建立起了双重联系。他所叙述的是一位
（男性）读者同一位女性读者相遇，并和她一起历险（寻找丢失的
书），以及在此期间两人堕入爱河直到同床共枕、结为连理的故事。就
此而言，这两个读者所承担的都是常规的小说形象，作者对于他们的生
活没有一定的限制。一旦涉及到作为第二人称的现实读者，这种自主性
起码在语法上受到了限制，因为现实读者必须有所回应。读者与作者之
间的这层关系经过三重折射，读者的自律性也随之增长。
首先，和这些有所侧重的小说开头里的第一人称叙事者认同的作者
会拉着读者的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引入其虚构的世界。正在阅读的
读者的世界同通过阅读开始向他敞开的世界超现实地相互渗透，形成了
一个网络，确保熟悉和领会的过程能够进入第二层的虚构事件。小说中
的第一部小说开头写道：“小说发生在一个火车站上，一辆机车呼啸而
过，煤雾笼罩着本章的开头，烟遮蔽了第一段的一部分。有个人透过朦
朦胧胧的车窗在张望，他打开咖啡屋的玻璃门……”与此同时，被阅读
的读者和真实的读者的耳边响起了作者的声音：“作为作者，你的注意
力现在完全集中在女人身上，多少页里，你一直在围着她转，我也在围
着她转，不，是作者在围着这个女性形象转……”
接着，作者在反思层面上把读者与小说本身之间富有艺术性的结构
关系透露给了读者。比如作者所指出的柳德米拉，“这位”读者遇上了
她，并且心心相印：“读者，你怎么样？是时候了，这本第二人称的书
不能再靠一个不确定的男性你了，一个有可能作为虚伪的我的兄弟和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