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毫无结果；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的第三章里也未能替它找到一条
解决的办法。这个问题就是：一旦意识彻底分裂成无数个创立世界的单
子，那么，从各个单子的角度来看，如何才能建构起一个主体间性的世
界，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一种主体性不仅能够把另一种主体性当作客
观对象，并且还能在筹划世界的原始能动性中与之照面。如果按照此在
的现有前提，那么，这个主体间性问题就无法解决，因为此在只有在孤
立状态下真正有可能筹划自身。 [33]
海德格尔在其后期哲学中做出了另一种选择。他再也不把个体的此
在附加到解释世界的过程中，也不再把建构世界看作一种劳动
（Leistung），而是视之为随机应变的本源力量所造就的一个无以名状
的巨大事件。本体论的转变依靠的是作为处于存在历史彼岸的事件的语
言这个媒介。主体间性问题因此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但存在自身却获得
了自立，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语言世界观的语法演变。后期海
德格尔把语言创造意义的潜力抬举到绝对的高度。但他这样做又导致了
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说，语言解释世界所发挥的预断力量，使得世界
内部的整个学习过程失去了意义。本体论的前理解永远处于统治地位，
它确定了社会化的个体在世界中的实践范围。具有宿命论意味的是，与
世界内部事物的照面只能发生在具有先验规则的意义语境中，以至于它
们本身能够免除问题的成功解决、知识的累积以及生产水平和道德知识
的变化等所带来的影响。这样一来，我们将无法澄清意义视界的变移和
它们的实际有效范围之间的辩证作用。
所有这些想使理性先验化的努力仍然局限于先验哲学范围之内，都
陷入了先验哲学的先天概念之中。只有转向一种新的范式，即交往范
式，才能避免做出错误的抉择。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用共同的生
活世界作背景，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相对于语言中介而言，他们
既是自律的，又是依附的：他们能够把使他们的实践得以可能的语法规
则系统据为己用。两个环节同源同宗。 [34] 一方面，主体一直都是出现
在一个由语言建构和阐释的世界里，并且依赖着合乎语法的意义语境。
就此而言，相对于言语主体，语言只是一种前提和客体；另一方面，由
语言建构和阐释的生活世界的立足点在于语言共同体中的交往实践。在
交往过程中，语言所建立起来的共识取决于交往参与者对待可以批判的
有效性要求所持的肯定或否定立场。有了语言建立起来的共识，时空中
才能形成广泛的互动。
自然语言不仅揭示出了社会化的个体赖以存在的各种世界的范围，
而且强迫主体付出自己的努力，即强迫主体在世界内部从事一种探索有
效性要求的实践。在实践过程中，阐释世界的特定意义要不断地接受检
验，在检验中，它们能够证明它们的价值。在作为交往行为源泉的生活
世界和作为该行为结果的生活世界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过程，其中，
先验主体消失得无影无踪。很显然，是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准备
了概念手段，用以分析体现在交往行为当中的理性。
4 语言学转向
在前两节中，我阐述了后黑格尔思想摆脱以意识哲学形态出现的形
而上学概念的途径。接着同一性思想和唯心论，我想对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加以探讨，但在此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下替后形而上学铺平了道路的
意识哲学批判。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过渡，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革
新，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它把我们带出了形而上学思想和反形而
上学思想，即唯心论和唯物论之间无休止的争论怪圈，并使我们有可能
着手处理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个体性问题。此外，
在意识哲学批判中，完全不同的动机也交织到了一起。我认为最重要的
起码有以下四个动机：
（1）谁要是选择认知主体的自我关涉作为其分析的出发点，就必
须面对自费希特以来便一直存在的异议，即自我意识根本不可能是什么
本源现象，因为，一旦认知主体反躬自问，把自己当作对象，意识生命
的能动性便不再是它必须接受的对象形式。 [35] 从尼采以来这种从基本
概念上强迫对象化和自我对象化的做法也成了批判主流思想即工具理性
的靶子；主流思想即工具理性的批判涉及到整个现代生活语境。
（2）自弗雷格以来，逻辑学和语义学给了从意识哲学概念策略中
产生出来的对象理论以沉重的打击。具有判断、行为和经验能力的主体
的行动所能面向的对象，胡塞尔称之为意向性对象。但是，这种意向对
象的概念并不能够表现所意味和所陈述的事态的命题结构。 [36]
（3）此外，自然主义对把意识作为基础、绝对前提和本源表示怀
疑。（他们认为，果真如此，）势必要把康德和达尔文扯到一起。后
来，随着弗洛伊德、皮亚杰和索绪尔的理论，又出现了“第三种”范畴，
从而避免了意识哲学基本概念的二元论。除了具有表达能力的肉体、行
为、举止以及语言等范畴之外，还可以引入世界关联；早在具有语言和
行为能力的主体和世界中的事物建立起客观联系之前，其社会化机制就
已经被放到了这些世界关联当中。 [37]
（4）当然，直到发生语言学转向，这些怀疑才找到可靠的方法论
基础。这个方法论基础是由洪堡打下的，其特点在于避开了传统的语言
观。根据这种语言观，语言是按照对象名称的排列模式而设想出来的，
是一种思想内涵之外的沟通工具。新的语言观具有先验特征，其范式意
义首先在于它在方法论上优于主体哲学，因为主体哲学必须依靠对意识
事实作反身理解。不论是想依赖内在经验或知性直观，还是直接的自明
性，对于观念空间或体验大潮中出现的实体的描述都摆脱不了纯粹主观
的特征。观察在主体间的有效性可以用经验面上的实践加以验证，亦即
通过把知觉有规则地转化为数字加以验证。我们根据表达观念和思想的
语法结构对它们加以分析，似乎可以达到同样的客观程度。语法所表达
的是一些公众性的东西，找出其中的结构，无须考虑纯粹的主观性。此
外，数学和逻辑的范例还有助于引导哲学进入语法表达的公共客观领
域。弗雷格和皮尔斯是这场转折的关键人物。 [38]
但是，语言学转向最初是在语义哲学范围内完成的，它付出了抽象
化的代价，但也保护新范式解决问题的潜力不被消耗殆尽。从本质上
讲，语义学分析仍然是一种命题形式分析，而且首先是一种断言命题形
式分析。语义学分析不考虑说话者的言语情境、措辞及其语境、要求、
对话角色和所持立场，一句话，置语用学于不顾。因为语用学想让形式
语义学从事另外一种研究，即从事经验研究。科学理论也用同样的方法
把探求的逻辑与有关探求的动力学的问题隔离开来，认为探求的动力学
属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的范畴。
语义哲学的抽象化把语言格式化了，从而使语言的自我关涉特征变
得模糊不清。 [39] 对于这一点，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就非
语言行为而言，行为者的意图无法从显而易见的举止中推断出来，最多
只能间接地加以猜测。相反，语言行为能够使听者领会说话者的意图。
语言表达本身能够自我识别，因为它们具有自我关涉的结构，而且，它
们的实际意义表现在它们所表达的内容当中。
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 [40] 首先发现了语言所具有的这种集行事和命
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这一发现是把语用学部分引入形式分析的第一
步。随着向形式语用学的过渡，语言分析才重新获得了主体哲学最初被
迫放弃了的维度和问题。接下来便是要分析必须满足的先决条件，以便
交往参与者能够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的这些语用学前
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具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比如说，假设所有对话
参与者都使用具有相同意义的语言表达命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样也
是理想化的；原因在于，说话者当下所坚持的在一定语境中有效的东
西，超越了所有受语境约束的局部有效性水平。交往实践的现实前提尽
管理想化，但也在所难免，其规范内涵就在于要在有关现象界的知性理
解和经验理解之间建立起张力关系。反事实的前提成为社会事实——这
种批判的锋芒深深地扎根于必须通过以交往为趋向的行为进行再生产的
社会现实内部。
语言学转向不只是命题语义学一手促成的，符号学，比如索绪尔，
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结构主义同样也陷入了抽象的错误推理。
由于结构主义把普遍的语言形式提高到先验的地位，因此，它也就把主
体及其言语（Rede）降低为纯粹偶然的东西。主体如何言说及其所作所
为，应当由基本的规则系统加以解释。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个
体性和创造性，乃至主体性所拥有的一切本质特征，只是一些多余现
象，要么被置之不理，要么被贬斥为自恋症状。要想在结构主义的前提
下恢复主体的权利，就必须把一切个体性和创造性都转移到只有直觉才
能把握的前语言领域中。 [41]
语用学转向为走出结构主义抽象开辟了道路。先验能力绝对不会回
到语法规则系统本身中去，相反，语言综合是建构在中断了的主体性中
的交往活动的结果。语法规则固然保证了语言表达的意义同一性，但同
时也必须为对这些假定具有统一意义的表达作特殊性或创造性使用留有
余地。事实上，说话者的意图经常偏离其所用的表达的标准意义，由
此，我们不难认识到笼罩着一切语言共识的差异性的阴影：“所以，一
切理解同时也是一种不理解，思想和情感上的所有一致同时也是一种分
歧。”（洪堡语。）由于主体间的语言沟通从本质上讲存在着许多漏
洞，由于语言共识并没有彻底消除说话者视角的差异性，而是把这种差
异性作为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以交往为趋向的行为也适合于充当使
社会化和个体化融为一体的教化过程的媒介。人称代词的语法作用要求
说者听者持一种以言行事的立场；凭着这样一种立场，一方与作为另一
个自我的他者照面——只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绝对不同，并且不可替代，
一方才能从另一方身上识别出自身。所以，尽管非同一性是脆弱的，并
且还不断受到客观化的歪曲，因而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网络中捉摸不
定，但是，它在交往的日常实践中一般还是能够把捉到的。 [42] 不过，
我们只有放弃理论对实践的经典优先地位，并同时克服掉逻各斯中心论
的狭隘理性观，才能确定非同一性这条世俗的拯救途径的有效范围。
5 超验的萎缩
一旦哲学退回到科学体系中，把自己确立为众多学院科目之一，哲
学就必须放弃其掌握真理和理论的神圣意义的特权。今天，我们说哲学
是少数人的事情，是就其作为专家特有的知识而言的。不过，和其他学
科不同的是，哲学仍然和前理论知识以及生活世界非对象化的整体之间
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正因如此，哲学思想才能够回过头来把自己应用于
整个科学体系，并进行一种超越方法论和科学理论界限的科学的自我反
思——和形而上学对知识的终极论证截然相反——它揭示出了科学理论
结构的前科学实践中的意义基础。从皮尔斯到奎因的实用主义，从狄尔
泰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舍勒的知识社会学、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
分析，从梅洛·庞蒂到阿佩尔的认识人类学，以及自库恩以来的后经验
主义科学理论等，都阐明了发生与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内在的认识能
力同样也扎根于对待人和物的前科学实践。这样，理论之于实践的经典
优先地位也就被颠覆了。
可是，对哲学自身而言，这种类型的认识却成了不安的根源；尤有
甚者，由此还产生了现代形式的怀疑论。当专家文化无需辩解，一切有
效性范畴的决定权都已收归己有之后，哲学再也不具备其他什么特殊的
有效性范畴，能够免受实践之于理论的根本优先性的干扰。结果便是人
们对理性地位确定之后所提出的普遍主义要求不断表示疑义。语境主义
把一切真值要求都限制在局部的语言游戏和传统上接受的话语规则中，
并把所有理性标准吸收到仅仅在原地适用的习性或惯例中。如今，这种
语境主义已经控制了许多领域。 [43]
关于这场争论，我在此不可能展开详细论述，我在剩下的篇幅里只
想对一个相反的观点加以探讨。如果哲学把目光仅局限于科学范围内的
真值问题，那么，即便认识到实践先于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也
只会导致彻底的理性怀疑论。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哲学本身助长了这样
一种认识论上的短见，并先从本体论角度，接着又从认识论角度，甚至
还从语言分析角度把理性单面化，也就是使理性成了存在于所有存在者
当中的逻各斯，成了表现和处理客体的能力，成了确定事实的言语，即
专门针对断言论命题的真值效果。西方对逻各斯俯首贴耳，从而把理性
还原成语言的众多功能之一，即表现事态的功能。最终的结果是，只有
对真值问题的处理方法还算得上是合理的，而正义问题、趣味问题甚至
真诚的自我表现问题等等都被排挤到了理性范围之外。这样一来，专注
于真值问题的科学文化所涉及和确定的一切，也就是说，专家文化所深
入和立足的一切语境，似乎都变成非理性的了。语境主义只不过是逻各
斯中心主义的反面罢了。
但是，只要哲学不变成科学的自我反思，并把目光转移到科学体系
之外，变换视角，关注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界，就能从逻各斯中心主义中
解脱出来。哲学揭示出了一种早就在日常交往实践中活动的理性。 [44]
这种理性在此尽管只要求语言所阐释的具体世界范围内的陈述具有真值
性，规范具有正确性，主体具有真诚性，但是可供批判检验的这些要求
同时也越出了它们的表达和使用语境。在日常交往实践的有效范围内，
出现了一种跨越多种层面的交往理性。这种交往理性同时还为彻底被扭
曲的交往和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准绳。这些被扭曲的交往和生活方式具
体表现为对在向现代性过渡过程中所获得的理性潜能有选择地加以充分
利用。
哲学在沟通专家知识和有待深究的日常实践之间充当了解释者；就
此角色而言，哲学可以使用这种专家知识，并使人们意识到这种畸形的
生活世界。但它只能发挥批判力量，因为它已不再拥有一种关于好的生
活的肯定理论。形而上学之后，具体的生活世界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
其非对象性的整体性避免了被理论作为对象加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实化的名言也可以这样来理解：随着形而上学和宗教世界观的瓦解，
具有多方面价值的文化解释系统中所分化出来的一切，只有在生活世界
的实践的经验语境中还能组合起来，并恢复原有秩序。
从形而上学觉醒之后，哲学理论放弃了其超常的地位。超常事物所
具有的丰富的经验内涵转移到了自律的艺术当中。当然，经过这场紧
缩，彻底世俗化的日常生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一点不受超常事件毁灭性
和颠覆性侵入的影响。从外部看，尽管宗教建构世界观的功能还在被削
弱，但它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和超常事物打交道仍然具有不可代替的规范
作用。因此，后形而上学思想和宗教实践也可以平等共存——而且不只
是在非共时物的共同性的意义上。这种持续的共存只要宗教语言仍然具
有启示作用和必不可少的语义学内涵——而且这些内涵是哲学语言（暂
时？）所无法表达的——并继续拒绝转化成论证话语，那么，哲学哪怕
是以后形而上学形态出现，同样既不能取代宗教，也不能排挤宗教。
第二编 实用主义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