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行为的交往媒介，如作为特殊符码的金钱，和结构更加复杂的日常
语境分离了开来，因此，媒介理论揭示了语言理论的另一个框架（请参
阅《交往行为理论》，第2卷，第384页及下两页）。
剩下的选择也就只有放弃从行为理论的角度来阐明社会秩序的概
念。在帕森斯和卢曼那里，保持界限的系统取代了与日常实践交织在一
起的超越主体的语言结构。系统是在一个更加普遍的层面上引入的，被
当作是行为者和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因此它们本身就被认为是心理系
统和社会系统。但是，系统理论从行为理论中独立出来，必须付出客观
主义的代价。系统功能主义切断了自身与生活世界及其成员的直觉知识
之间的联系。掌握这些潜在知识的解释学途径引导人们（起码是有可
能）参与日常交往实践。面对复杂的社会，社会科学的确需要准备从其
对象那里获得反直觉的知识。但是，由语言互动网络构成的社会并没有
这样去面对一个只有通过观察才能掌握的外部自然，在其符号关系和自
我解释当中积淀下来的意义只对理解性的解释开放。谁如果不想断绝这
条途径，而试图从内部对社会文化的生活关系加以解释，他就必须把一
种能够依赖互动参与者的行为视角和解释活动的社会概念当作出发点。
社会世界概念是迈向这样一种社会概念的第一步，形式语用学对交往行
为的前提的分析早在一切社会学理论之前就已经遇到了生活世界概念。
在达成共识过程中应当能够建立起社会秩序，初看起来这是一个非
常普遍的观点。但是，我们只要想想，每一种交往共识都要依赖对于可
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所采取的赞成或反对的立场，我们就会清楚地
发现这种观点是不可信的。每一种互动形态都必须接受双重偶然性，于
是，这种双重偶然性在交往行为当中便获得了一种特殊而且棘手的异议
风险，它本身存在于交往机制当中，但又始终处于在场状态。有了这种
风险，每一种异议都会导致重大的损失。异议带来了多重选择；最主要
的有：做简单修整；把有争议的有效性要求搁置起来，结果是共同信念
的基础越来越薄弱；换用昂贵的话语，而且结果和问题效果还不确切；
中断交往或转向策略行为。我们不妨想想看，任何一种对于言语行为的
公开赞同都要受到双重否定，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拒绝之后都会有新的
拒绝，因此，经过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而实现的理解过程也就不
是社会整合的可靠路线。建立在能够说不的基础上的合理动机构成了问
题的核心，使得语言共识形式表现为一种破坏机制，因为异议风险从经
验那里不断获得新的营养。经验打破了僵化的自明性，因而是偶然性的
源泉。它们打乱了人们的期待，与我们习惯的感知方式背道而驰，引起
人们的惊奇，让我们看到新鲜事物。经验永远都是新鲜的，它和属己性
（Vertrautheit）构成了一对平衡力量。
这样我们对惊奇和属己这对互补现象也就有了初步的了解。深层自
明性中的前理解、确切性、肯定性等能够解释清楚，语言理解当中潜藏
着的异议风险是如何被日常实践所把握、控制和阻止的。众所周知，胡
塞尔在他晚期论“生活世界”的著作中曾尝试探讨绝对属己和彻底自明的
基础。他想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解释日常生活实践和世界经验的内在知识
领域，前谓语领域和前范畴领域，以及被遗忘的意义基础领域。我在这
里不想使用胡塞尔的方法和他引入生活世界概念的语境，但我吸收了胡
塞尔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我看来，交往行为也是包含在生活世界当中
的，而生活世界主要是通过吸收风险，回过头来去揭示大量的背景共
识。交往行为者的理解行为是在共同信念范围内活动的；由已经得到认
可的解释模式、忠诚以及技巧等构筑起来的大堤高高耸立，牢不可摧，
经验和批判所带来的不安看起来则是在不停地拍打大堤，激发出思想的
浪花。
胡塞尔用非主题知识（unthematisches Wissen）的概念已经指明了
一条揭示这种意义基础的路径。当然，这里有两点限制值得注意。前反
思知识贯穿在交往过程当中，没有成为主题知识，首先必须和言语行为
中的主题知识区别开来。在言语行为“Mp”中，具有陈述内容的命题是
主题知识的载体。完成行为式命题表达出了一种有效性要求，并且明确
了命题的使用意义。随着行为宣告完成，这种自我关涉的评述将表现为
知识，但它是通过完成行为式，而不像评述陈述内容那样直白。要想使
以言行事行为只是被顺带表现出来的意义同主题知识一样能够为人们所
掌握，“Mp”就必须转变为一种对“Mp”的描述，也就是说，把：
（1）S：我要你给Y一些钱。
转变成：
（1a）S通过表达（1），来要求H去做“p”。
非主题知识与只是顺带被表现出来的知识的区别在于，它不是通过
简单地把参与者视角转变成观察者视角就可以掌握的；相反，非主题知
识要求对前提进行分析。因为非主题知识是交往行为者必须涉及的前
提，有了这些前提，言语行为才能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具有一定的意
义，并最终明确自己是否有效。
但是，并非一切非主题知识都对具体的生活世界有构成意义。那些
一般的生成知识对于生活世界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有了这些生成知识，
有能力的言语者就能够把语法命题正确地运用到表达当中。同样，我们
如何满足交往行为语用学前提的知识对于生活世界也没有什么意义，这
些知识包括：我们如何探讨有效性要求的知识，以及相互之间如何确立
责任的知识；我们如何确定对象的知识，以及如何在语言与世界之间建
立联系的知识；我们如何区分以言行事目的和以言取效目的的知识，如
何区分主体世界与社会世界的知识，以及如何区分行为与论证的知识等
等。所有这些都是内在知识，只能用知觉加以把握，并且要求通过反思
进行合理重构，以便把“知道为何”（know how）转变为“知道如
何”（know that）。但是，这样一种属于语言资质的前反思的非主题知
识一般都是用于生产言语行为，它们创造而不是补充交往行为。我们必
须注意的是另一种非主题知识，它不仅补充和伴随着交往行为，而且扎
根在交往行为当中。这就是具体的语言知识和世界知识，它们坚持的是
半公开的前谓词和前范畴，并且构成了一切主题知识和次主题知识的肯
定基础。
3
但是，现象学诱发了一种从认识论那里借用过来的建构世界的概
念，不过，这个概念不能随便用到社会学当中。为了避免社会现象学的
困境，社会理论必须摆脱关于认识的建构理论，退而采用语用学的立
场，因为语用学就其本质而言是涉及到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的。因此，
我们应当引入“生活世界”概念，把它当作交往行为的互补概念（1）。
通过对前提的分析，形式语用学揭示出了生活世界的背景，但言语者从
参与者的视角对形式语用学的研究进行了重建。社会科学所使用的这个
概念要求在方法上从第二人称的完成行为式立场转向第三人称的理论立
场（2）。
3.1 形式语用学的生活世界概念
在论欧洲科学危机的文章中，胡塞尔从理性批判的角度引入了生活
世界概念。胡塞尔当时所处的实际情况是：自然科学被认为是唯一的科
学；在这种情况下，胡塞尔突出强调日常实践的偶然性语境是遭到排挤
的意义基础。因此，生活世界与构成自然科学对象领域的那些理想化概
念是相对立的。针对理想化的测量、因果假定、数学以及其中实际的技
术化倾向，胡塞尔坚持认为，生活世界是现实领域，能够发挥原始的作
用。从生活世界的角度出发，胡塞尔对自然科学客观主义遗忘自我的理
想化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由于语言主体间性构成了主体哲学的一个盲
点，因此，胡塞尔也未能认识到，日常交往实践本身就是建立在理想化
前提上的。
有效性要求超越了一切单纯的局部范畴；随着这些有效性要求的提
出，先验前提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就渗透到了生活世界自身的
现实处境当中。交往行为理论把一切知性领域都解先验化了，为此，它
在言语行为必然具有的语用学前提中，亦即在交往实践自身的核心领
域，发现了先定的理想化力量；这些理想化在似乎已经超越日常生活的
论证的交往形式中表现得更加清楚。理想化从先验领域下降到了生活世
界当中，并且用自然语言作为媒介发挥有效作用；兑现可以批判检验的
有效性要求的观念需要这样的理想化。认知工具理性有选择地歪曲现代
生活方式，操作灵活的交往理性的反抗力量同样也体现在这些理想化的
概念当中。
言语者从前反思的角度占有一种语言资质，把它当作一种内在知
识。由于这些理想化概念得益于这种语言资质，因此，在非主题知识领
域里就出现了冲突，一边是追求理想化的外部知识，另一边则是能够消
化风险的背景知识。正如胡塞尔所认为的，这种冲突并不是主要表现为
经验科学专家知识与前理论的日常信念之间的抵牾。日常交往实践中所
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没有受到批判经验的批判或意外
的压力，因为它们所依靠的是得到有效性预先认可的生活世界的明确
性。
一种非主题知识相对处于中心位置，它背起了使有效性要求让人信
服的重担。参与者依赖的就是这种知识，并把它当作是语用学前提和语
义学前提。这里首先涉及到的是（a）一种与情境相关的视界知识
（Horizontwissen），其次是（b）一种依赖主题的语境知识
（Kontextwissen）。
关于（a）：熟悉的环境处于集中有序的时空视界当中，并且构成
言语情境的中心。通常情况下，参与者可以假定，他们从已经协调好的
视角出发，可以对言语情境的日常部分，以及不断向外扩展的环境作出
多少一致的解释；他们也认为，此时此刻，他们的不同生活历史视角相
互遇到了一起，必要时可以赋予共同的语境解释以不同的意义。这种视
界知识通过所说内容一同悄悄地表现了出来；它使得表达不成问题，并
且要求得到接受。比如我在法兰克福的格吕堡公园里闲聊时，顺便说到
加利福尼亚下雪了；如果对方知道我刚刚从三藩市回来，或者知道我是
气象局的气象学家，他就不会表示任何疑问。
关于（b）：依赖主题的语境知识同样起到稳定有效性的重要作
用。言语者可以在共同的语言范围、共同的文化范围、共同的教育范围
等，亦即在共同的环境或共同的经验视野里，把这种语境知识确定下
来。就具体主题展开评述的言语者，实际上已经悄悄地点明了一定的语
境；在语境的衬托下，可以看出所言说的内容是常见的还是稀奇的，有
信息还是根本就不可信。这种一同到场的语境知识能够按照需要调动信
息和理由。我们假定，非主题知识被主体间所共有，并且得到了广泛认
可；如果这种假定不确切，那么，语境知识也就大有必要了。我在这里
所做的，就是尝试引入交往理论的生活世界概念。对于我的尝试，马德
里或巴黎以及伯克利等地的专家会提出不同的疑问和疑义。
这种非主题知识很容易就会陷入问题的旋涡里。情境的视界或主题
只需要对自己进行细微的调整。比如我上课只要拖堂十分钟，或离开生
活世界的主题去谈谈将要起程的旅行，大家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遭到破
坏的语用学前提上，而对于这些语用学前提，我们一直都是默默坚持
的。这样，涉及到情境的视界知识和依赖主题的语境知识也就同生活世
界的背景知识（c）区别了开来。生活世界的背景知识具有不同的表现
条件，不能通过意向而表现出来；它是一种深层的非主题知识，是一直
都处于表层的视界知识和语境知识的基础。
关于（c）：背景知识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因为它永远也不会受到
偶然经验问题压力的影响。这点具体表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方法论的努
力，把已经明确的知识从一定的潜在背景当中分离并表现出来。为此，
胡塞尔提出了形象化的方法，亦即对于修饰世界的自由想像，或设计出
对立的世界，它们能够揭示出我们潜意识中稳定而又难以把握的规范期
待，并且能够把我日常实践的直观基础表现出来。塞尔的一些例子也使
人想到这种方法。塞尔用这些例子阐明，只要言语行为的语义学有效性
条件没有得到直觉上已经意识到的背景观点的补充，言语行为的意义也
就永远都是不确定的。这些背景观点一直都是潜在的和非主题性的，而
且被设定是不成问题的。于是，塞尔就把“垫子上的猫”（Katze auf der
Matte）放到世界当中，想通过这样的修正使人们认识到，我们在想像
垫子上的肉身时，通常都是受到地球万有引力的影响。同样，自从智人
（Homo sapien）依靠使用一定的工具来维持生命时，他们就具有了关
于杠杆原理的直觉知识；但是，经过从方法上对我们前理论知识的拷
问，现代科学才真正把这个原理揭示出来，并使之成为一种明确的知识
形式。
但是，对绝对前提进行自由变形的方法很快也就走到了极限。生活
世界背景不是供我们随意驱使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一切都置于抽象
的怀疑之下。相反，皮尔斯的语用学对这种笛卡尔式的怀疑提出了进一
步的怀疑，由此，皮尔斯指出，使生活世界明确性发生动摇的问题，与
历史偶然性的客观力量一道摆在了我们面前。胡塞尔已经把他对生活世
界的分析和危机主题结合了起来。胡塞尔从客观主义对世界和自我的遗
忘中，归纳出了现代科学所导致的危机。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或生活历史
的危机情境所带来的问题压力在客观上改变了主题化的条件，而且，只
有这样才能同最邻近和最自明的事物保持一种明确的距离。道德普遍主
义的一个支派就是一个例子，它始于先知的普世宗教，对宗族或氏族内
部要求虔诚的实体性道德有一种朴素的信任。不过，这个支派后来也引
起了许多的复归运动，因此它的影响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直到集中营
敞开了大门。
和一切非主题知识一样，生活世界的背景也是潜在的，通过前反思
才能表现出来。生活世界背景的第一个特征是一种绝对的明确性
（unvermittelte Gewissheit）。它赋予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经历、共同言
说和共同行动所依赖的知识以一种悖论的特征。背景的在场既让人觉得
历历在目，又叫人感到不可捉摸，具体表现为一种既成熟而又有不足的
知识形式。背景知识与可能出现的问题之间缺少一种内在联系，因为它
只是在被言说出来的一瞬间才和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发生接触，
才被转化为可能出错的知识。绝对的明确性始终都是牢不可破的，直到
它自己突然消解；因为从严格的可错性角度来看，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知
识。
生活世界背景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总体化力量（totalisierende
Kraft）。生活世界是一种总体性，具有一个中心和许多不确定的界限；
这些界限是可以穿透的，但不能逾越，因为它们带有收缩性质。在感知
层面以及意义层面上，表层的视界知识和语境知识从它们的基础那里获
得了一种世界观的特征。共同的言语情境构成了一个中心，可以供越来
越集中的社会空间和三维的历史时间不顾一切客观的计量而集中到一
起；因此，这个中心不是像人类学现象学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自身的
肉体。我们所经历的空间和时间永远都是很具体的，比如村庄、地区、
国家、民族、国际社会等，或代系、时代、年代以及上帝面前的个体生
活历史等，它们都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解释坐标或表现坐标。我无论是
在肉体之中，还是作为肉体，一直都是在一个主体间所共有的世界里，
集体共同居住的生活世界就像文本和语境一样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直
到相互构成网络。
第三个特征是背景知识的整体论（Holismus），它和绝对性以及总
体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了这种整体论，背景知识表面上看起来是透明
的，但实际上是无法穿透的：因此，生活世界是一片“灌木
丛”（Dickicht）。不同的要素在其中混杂在一起，只有用不同的知识范
畴，依靠问题经验，才能把它们分离开来。形式语用学家已经从等待根
据事实、规范以及经验所区分开来的主题知识转向关注生活世界。这样
一种鉴别的眼光使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在背景知识中，信赖、感知以及
理解使得对于事情的信念具有合法性。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基本观点，比
如仇视和信赖、固执和灵活等，都是一切没有经过反思的前形式或前结
构，在言语行为主题化之后，它们才分化开来，并且具有了命题知识的
意义，具有了通过以言行事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的意义，具有了言语者
意向中的意义。
这种非主题知识的三个特征，即绝对性、总体化力量以及整体论观
念，或许可以解释清楚生活世界当中充满悖论的“基本功能”，即接近经
验的偶然有限性。根据我们从经验当中刚刚得到的确切性，生活世界建
立起了一道围墙，用于抵御同样也是来源于经验的惊奇。如果世界知识
肯定是后天获得的，而语言知识相对又具有先天性质，那么，悖论的基
础则可能就在于，世界知识和语言知识在生活世界基础上是整合在一起
的。
于是，批判经验的问题力量把生活世界的背景和前景区别了开来。
根据我们对待在世界中所遇到的事物的实际方式，经验本身也发生了分
化。个人所涉及到的包括事物和事件、人格和历史等。工具世界以及实
用意义关系是通过手工处理事物和事件而建立起来的，协同世界以及历
史意义关系则是经过与有关人的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在协作范围
内，另一个则在语言共同体当中。从本体发生的角度来看，对待外部自
然的技术实践，与社会内部的道德实践是慢慢分离开来的。最终，经验
连同我们的内在自然、肉体、需求以及情感等都是间接的，它们反映在
外部世界的经验上。如果这些经验在审美层面上能够获得独立，那么，
自律的艺术作品就承担起了启蒙的对象作用，它们唤起了新的世界观，
新的立场，新的行为方式。审美经验没有和实践形式纠缠到一起，它们
也没有被归入内部世界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认知工具技巧和道德观念，它
们同建构和解释世界的语言功能交织在了一起。
如果经验同言语行为和生活世界背景知识的三分法观念是联系在一
起的，那么，经验的分类也就体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不过，只有当我
们改变了我们的方法立场，生活世界的这些普遍结构才会表现出
来。“背景”、“前景”以及“生活世界中的语境部分”等名词有意义的前提
在于：我们接受了一个言语者的立场，他试图同他者就世界中的事物达
成理解，而且还会把他的言语行为的说服力建立在大量主体间所共有的
非主题知识基础上。只有当我们以行为者的身份出现，并且把交往行为
看作是一个循环过程的环节，生活世界才会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在我
们眼前；在交往行为的循环过程中，行为者不再是始作俑者，而是自身
传统的产物，是所属协同群体的产物，是被抛入的社会化过程和学习过
程的产物。经过这样初步的客观化之后，交往行为网络才成为生活世界
再生产的媒介。
3.2 社会作为由符号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
言语者与他者就某事达成理解，所使用的任何一种言语行为都把语
言表达固定在了三层世界关系当中：与言语者的关系，与听众的关系，
以及与世界的关系。从互动结构来看，我们所探讨的主要是第二个方
面，即人际关系。通过建立人际关系，互动参与者用他们的言语行为承
担起协调的使命。言语行为发挥协调行为功能的一般途径在于：它们使
多个行为者之间能够达成合理共识；当然，语言的其他两种功能，即表
现功能和表达功能，也参与到了其中。因此，和行为者直接建立起来的
人际关系相比较而言，协调行为的视角处于一个更加抽象的层面上。协
调行为的目的一般都是要在主体间共有的生活世界中实现社会整合。当
然，我们这样认为实际上已经是以一种视角转换为前提的，有了视角转
换，我们就可以来追问交往行为对于生活世界的再生究竟有何种贡献。
在我们从方法论上完成这种立场转换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所说内容的理
解，或参与理解的个人的社会化做相似的思考。就是这些角色也满足了
交往行为的所有功能。从交往的角度来看，它们是用来保存和发展文化
知识的；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它们则是用来培养和维护个人认同的。
我们可以认为，生活世界的各个部分，如文化模式、合法制度以及
个性结构等，是贯穿在交往行为当中的理解过程，协调行为过程以及社
会化过程的浓缩和积淀。生活世界当中潜在的资源有一部分进入了交往
行为，使得人们熟悉语境，它们构成了交往实践知识的主干。经过分
析，这些知识逐渐凝聚下来，成为传统的解释模式；在社会群体的互动
网络中，它们则凝固成为价值和规范；经过社会化过程，它们则成为了
立场、资质、感觉方式以及认同。产生并维持生活世界各种成分的，是
有效知识的稳定性，群体协同的稳定性，以及有能力的行为者的出现。
日常交往实践的网络同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范围内一样，远远超出了
符号内涵的语用学领域，并且构成了文化、社会以及个性结构形成与再
生的媒介。
在我看来，文化是储存起来的知识，交往参与者通过相互就某事达
成理解，而用这些知识来支持自己的解释。社会是由合法的秩序构成
的，它促使交往参与者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确保他们之间能够协同起
来。一切促使主体能够言说并且行动的动机和能力，我都把它们归入个
性结构。对于交往行为而言，文化构成了一束光环，在它的照耀下，不
同的实体相遇到了一起，并且被当作了实体。规范和经验则是作为社会
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与这些实体遇到一起的；对于这些规范或经
验，实体可以采取一种合乎规范或表现式的立场。对于参与其中的主体
而言，从交往行为向策略行为过渡这幅场景是在刹那间完成的，但对于
使用这个生活世界概念的社会科学家来说则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为了防
止出现普遍误解，我想先来解释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一种情况。
如果我们从宽泛意义上把社会看作是由符号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
那么，社会的形成和再生也就的确只能依靠交往行为。但这并不会导致
这样的后果，即在社会科学观察者看来，生活世界中没有了策略互动。
策略互动在这里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和在霍布斯的理论或博弈论中
是不一样的。在霍布斯的理论或博弈论当中，策略互动被当成作为工具
秩序的社会的生产机制。相反，在交往理论当中，策略互动则仅仅表现
在已经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的范围中，而且是作为失败的交往行为的替
代物。它们似乎是后来才占领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的，也就是说，是后
来才进入通过交往行为而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范围的。策略行为也背负
着生活世界的背景，也注意到了其生活世界中的制度和个性；但是，两
者的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在掌握目的行为语境过程中，生活世界作为背
景实际上已经被中立化了；它失去了其作为保障共识资源的协调行为能
力。和（不再为主体所共有的）生活世界中的其他所有定性一样，其他
的互动参与者只是作为社会事实而遇到一起的，也就是说，是作为对象
而遇到一起的，行为者（有些时候还用以言取效效果）来对他们施加影
响，促使他们作出一定的反应。但在策略行为者的客观立场当中，他再
也不能把他们当作第二人称而与他们达成理解。
因此，对于社会科学观察者来说，在他们所分析的生活世界中，会
出现一些行为后果和行为系统，整合它们的不是价值、规范和理解过
程，而最多只是相互影响，比如市场关系或权利关系。这样就会遇到一
个永恒的经验问题，即这样一种生活世界命题是不是比霍布斯的命题更
具有实在论特征。初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市场关系和权利关系也是规
范性的，一般都是受法律调控的，也就是说，是处于一定制度范围内
的。即便战争也是发生在规范语境中的。内战或种族灭绝暴露出了道德
崩溃的迹象，这就充分说明，对于策略互动而言，主体间所共有的生活
世界同样也构成了不可缺失的基础。
生活世界的要素，诸如文化、社会以及个性结构等，构成了相互联
系的复杂的意义语境，尽管它们的表现形态各不相同。文化知识表现为
符号形式，表现为使用对象和技术，语词和理论，书籍和文献，当然还
有行为。社会表现为制度秩序、法律规范以及错综复杂而又井然有序的
实践和应用。个性结构则完全表现为人的组织基础。所有这些表现物都
是语义学内容，都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可以用常规语言来流通的。在日
常交往实践的市场上，一切意义都结合到了一起。尽管如此，生活世界
的不同成分还是构成了不同的空间；从本体论角度来看，这点在它们的
时空表现方面也有所体现。
文化传统超越了集体和语言共同体的界限，只要存在，它们就不会
受到社会认同或个人认同的约束，在这方面，各种具有全球影响的宗教
是最好的例子。但社会却占有一定的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作为人格及
其生活历史，社会具有比较具体的传统。依赖有机成分的个性结构有着
最严格的时空界限。对于个体而言，文化和社会主要表现为跨越代际的
关系形式。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把生活世界的这些因素理解为相互构成周围
环境的系统；通过共同的日常语言媒介，它们彼此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只要从这种媒介当中没有分化出来像金钱或行政权力之类的特殊符码，
一种永远都发挥多重功能的日常语言也就决定了生活世界的分化，因为
像金钱或行政权力之类的特殊符码，会导致从生活世界的社会因素当中
分化出来具有特殊功能的行为系统。即便是在很大程度上针对文化再生
产（学校）、社会整合（法律）或社会化（家庭）的行为系统，相互也
很难严格区分开来。通过日常语言这个共同的符码，它们相继履行了不
同的功能，但都和生活世界的总体性之间保持着联系。作为一种由符号
构成，并贯穿着不同表现形式和功能的意义语境，生活世界是由三种共
同发生而且紧密联系的因素所组成的。
上文对生活世界概念的解释不仅回答了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这个
经典问题，生活世界不同组成要素之间紧密联系的观念还回答了另外一
个关于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经典社会理论问题。生活世界构成的不是
个体必须克服其偶然影响的环境。个体和社会构成的也不是出现在其环
境中的系统，也不是作为观察者保持的外在联系。同样，生活世界构成
的也不是一种把个体当作整体的一个部分加以包容的容器。和系统理论
相比较，主体哲学同样也是失败的。
主体哲学认为，社会是一个由部分组成的整体，不管这个部分是国
家的政治公民，或是联合起来的自由生产者。生活世界观念同样也打破
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因为，通过交往而实现社会化的主体，并不是处于
制度秩序或社会和文化传统之外的主体。当然，交往行为的主体各自都
把他们的生活世界当作是一个主体间所共有的整体背景。但在他们获得
表现和成为对象的瞬间，这种总体性必定要消失；它是由社会化个体的
动机和能力，以及文化的自我理解和群体的协同性所共同组成的。生活
世界仅仅是由文化传统和制度秩序以及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认同所构成
的。所以，生活世界不是什么个体成员组成的组织，也不是个体成员组
成的集体。相反，生活世界是日常交往实践的核心，它是由扎根在日常
交往实践中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相互作用的产物。
有机体一旦社会化，也就是说，一旦被社会意义关系和文化意义关
系所渗透和重构，它们也就会落入个人的描述。个人是符号结构，这种
由符号构成的自然基础尽管被个体认为是自己的肉身，但它和整个生活
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样，永远都是个体的外在本质。对于社会化的个体而
言，内在本质和外在本质构成了他们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外部界限，而个
人与文化以及社会之间则是通过语法关系保持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的。
文化传统的内涵永远都是个人潜在的知识；如果不是个人从解释学
的角度占有和继承了文化知识，也就不会有什么传统可言，即使有了传
统，也无法流传下来。因此，个人用他的解释活动为文化作出了贡献。
但文化本身又是个人的一种资源。因为不能说个人像有机体承载个性结
构一样，“担负”着文化传统。对于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来说，每
一种文化传统同时也都是一个教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在树立自
己的同时，也确保了文化充满活力。
同样，不管规范秩序是把自己固定成为制度，还是保持为漂移不定
的语境，它们永远都是人际关系的秩序。尽管群体之间多少已经实现社
会整合，并且保持协同一致，但它们之间的互动网络只能是由交往行为
主体的协调行为构成的。但是，认为个人是这种交往网络的“载体”的观
点也是错误的。社会与个体之间在构成上具有互动作用。任何一种行为
关系的社会整合，同时都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社会化过程；
在社会化过程中，主体在树立自己的同时，也确保了作为一切合法人际
关系总和的社会能够保持稳定和得到革新（见图）。
社会化过程和教化过程都依赖于个人的学习过程。但我们必须把它
们和超越主体的学习效果区别开来；超越主体的学习效果表现为文化和
社会的革新，并且凝聚成为生产力或道德意识结构。这些内部世界的学
习过程与物质再生产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但物质再生产问题在这里不
是我们讨论的主题。生活世界本身的结构分化过程和内部世界的学习过
程不是处于同一个层面上。语言世界解释的革新与内部世界的学习过程
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这就从内部说明了上述动态机制。起码，最
后应当再来回顾一下语用学的基本原理，以便阐明这种相互作用的逻辑
关系。
根据意义理论，我们对意义与有效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有所认
识：如果我们知道言语行为能够被有效接受的条件，我们也就理解了言
语行为的意义。因此，语义学规则也就确定了各种命题以及言语行为在
语言系统中的有效性前提。依靠这些意义语境，语言揭示了一切行为和
经验的范围。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解释世界的语言使事物在世界中相
遇。但另一个问题是，语言所提供的可能性在内部世界的交往过程中是
否也还保持有效。至于语义学所确定的有效性前提能否真正得到充分满
足，以便使一切命题和表达在有效的语言游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
不仅要看语言解释世界的力量，而且要看语言系统实现的内部世界的实
践效果。我们不能像海德格尔或福科那样，认为语言世界观的创造性革
新是本体论或知识形式的远古历史。随着语言意义范围的变化，发生改
变的不只是表达的有效性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的前理解要想继续保持下
去，就必须与视界发生变动的过程中真正遇到的一切建立起联系。此
外，交往行为所固有的所有有效性要求，都想把内部世界的实践与学习
过程结合起来。内部世界的实践通过先验的意义理解所建立起来的世界
观结构，不仅依靠创造诗意来对自己加以革新，它们还对所促成的学习
过程作出反应，学习过程的直接结果就是世界观结构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