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199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一次奇异的邂逅。我正在品味昂贵的
橘子汁，靠近俄罗斯旅馆。那儿有一位扮演希特勒的人，和我一起等待
电视采访。希特勒扮演者是一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中年人，含蓄而安
静，在替身公司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业余扮演元首。他说，他本
来也可以扮演列宁的，但是这个公司已经雇佣了好几位优秀的替身演员
扮演这位苏联领导人。希特勒的这位模仿者告诉我一件奇异的经历。在
他排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走进莫斯科一家德国人酒吧间，穿戴着全副
希特勒的行头，心想能够听到几声大笑，也许还有人请他喝一瓶啤酒。
可是，德国人的反应令他诧异：没有人敢正面看他，似乎没有人觉得这
有什么滑稽。相反，他们都转身背对他，好像是他硬闯进来捣乱似的。
他说：“那些德国人—他们没有一点幽默感。”
当时我也觉得挺滑稽，德国人看待这位哈萨克人业余演员太认真，
甚至都没有请他喝一瓶啤酒，回报他的努力表演。这位先生一点也不明
白，德国人为什么“这样厌烦自己国家的历史”。在把斯大林和列宁形象
用于滑稽电影方面，俄国人是没有问题的，最近，他们还在几个城市里
修复了这两个人的塑像。这位先生说：“这都是我们的历史。现在可以
感到自豪的。当然，是有些问题。谁又没有问题呢？”
随着时间的逝去，我也开始失去幽默感，因为考虑到种种禁忌，或
者在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上缺乏禁忌。当然，问题不在于为了大众娱乐
而装扮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问题在于，这类的非意识形态化态度已经变
成一种新的风格，几乎是一种新的官方话语。它不再具有颠覆性，变成
了一种审美的规范，占统治地位的时髦样式；有谁能够逆时髦而动、担
57当被人看出毫无幽默感之风险呢——这在俄国人语境下，全然是某种
羞辱。
在“公开性”提出以后初期，出现了一个批判运动，针对的是对过去
极权时代的忘却，和对人的所谓的“曼库尔特人化”（mankurtization）。
根据一则古老的哈萨克传说，很久以前曾经有一残酷武士的部落，他们
用骆驼皮制作的带子残忍折磨俘虏，把他们变成“曼库尔特人”——没有
记忆的快乐的奴隶。艾特玛托夫（Chinghiz Aitmatov）的小说《一日长
于百年》（1981）所描写的曼库尔特人，在宣扬公开性的时期，变成了
苏维埃人（homo sovieticus）的一个比喻。 [1] 十年以后，看来，这一场
反曼库尔特化的斗争已经变成了历史，而没有记忆的曼库尔特人，也已
经再度被忘却。而且，拥护公开性的知识分子本身，以及他们的道义责
任感和富有激情的严肃态度，也都变成了被忘记的群体，不再时兴。在
苏联解体之后十年做一番回顾，可以明显看出，尽管发生了伟大的社会
变革，出版了揭露事实的文件和大量个人性回忆录，但是，对于共产主
义经验，特别是对国家压迫之感受所做出的短命的公共反思，并没有产
生体制方面的任何变化。对共产党的公审变成了一出官僚闹剧，什么类
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没有建立起来。关于过去的集体梦魇几乎没
有得到承认；或者说，即使得到了承认，每一个人也是被看作一个无辜
的牺牲品，或者只能遵守命令的体制中的一个螺丝钉。恢复记忆的运动
让位给了一种新的怀想，所怀想的是想象中的非历史的过去、稳定与正
常的时代。这样的群众性和解是一种全国性的中年危机；许多人怀念他
们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把个人的亲切回忆投射到了更大的历史图景
上来，集体参加了某种选择性的忘却。
怀旧发挥的是双刃剑的作用：对于政治，它似乎是感情上的解毒
剂，因而依然是最好的政治工具。在我们这个怀疑态度盛行全球的时
代，政治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语，精明的政治家们都竭力显得脱离政
治，以便接近那痛感失望和并不总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像克林顿那样
演奏萨克斯管，像叶利钦那样跳舞，像戈尔那样亲吻，像普京那样赢得
柔道比赛、喜欢养狗。虽然对政治的厌倦是全球现象，但是，在俄国，
1990年代晚期的群众性怀旧，和苏联时代晚期一样，都怀有对于一切政
治机构的一种特殊的不信任感，逃避公共生活，依赖私密的人际交流的
间接语言。是什么使得苏联的每日神话、情感和习惯做法在马克思列宁
主义意识形态终结之后还存在了很长时间呢？怀旧是怎样和苏维埃联邦
的开始和终结联系在一起的呢？
二十世纪共产党历史的奠基事件——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是激烈地反对怀旧的，但是同时也变成了共产主义修复的第一个场景。
问题是，伴以多重抢劫、但流血很少的那场真实的冬宫风暴，到现在依
然很少详细文件阐释。这一缺乏文献和公众记忆的情况得到了某种过度
的补偿：用戏剧再现革命事件。表现了十月英勇行动的《攻打冬宫》、
在冬宫广场使用了大约10000名临时演员和尖利的瓦格纳音乐的《劳工
解放的秘密》（1920），这些群众场面展示出通往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光
辉闪闪的道路。这是彻底的艺术作品，甚至瓦格纳也没有梦想到的。对
于参与其中的10000名临时演员来说，群众场面的记忆取代了1917年10
月真实事件的、不太壮观的记忆，其实当时把那些事件视为“革命”的人
很少。这一群众场面变成了苏联的第一个礼仪仪式，该仪式逐渐退化成
了11月7日的游行，在以后的70年里，苏联人民每年都要参加，通常是
必须“自愿”参加。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领导人完成了一种看不见的国有化——时间的
国有化。 [2] 这一革命被表现为世界历史的极点，而革命将要以共产主
义的最后胜利和“历史的终结”来完成。革命活动几乎没有被看作是公众
自由中一场断裂性的现代实验，或者某种无法预测的事物，而是服从于
必要性的逻辑。1917年和1918年底层革命行动的大部分事例，从二月游
行示威到喀琅施塔得起义，都是以复原的形式进入公众的意识的，仅限
于对十月革命的官方的目的论有所帮助的范围。所以，怀旧，特别是在
革命后初年，不仅仅是一个坏词儿，而且干脆就是一种反革命挑衅。在
革命词汇中，显然是没有“怀旧”这个词儿的。怀旧肯定是资产阶级颓废
文化一种危险的“返祖现象”，在新世界不得存在。早期的革命意识形态
是面向未来的、乌托邦的和目的论的。但是，它也是现代性引用前历史
的范例；马克思特别重视资本主义剥削以前的“原始共产主义”、往昔的
英雄人物，如斯巴达克思和罗宾汉。过往世代被“科学地”描写成革命的
先驱者和合法理由。共产主义目的论是极端有力和令人陶醉的；在后共
产党的世界，这一主义因为丧失反而得到强烈的怀念。因此人人都在寻
找它的代用品，寻找也许可以在混乱的现时中理出头绪的、关于俄国发
展的另一种令人信服的故事情节来。自由派的改革家谈论重新加入西
方，把苏联时期展现成为通向现代化的扭曲的道路；保守派则想要返回
革命前的俄国及其传统价值观；而共产党人是寻求表现在斯大林时代音
乐剧中那种俄罗斯苏维埃田园风光式的往昔。
从1920年代起，苏联官方的话语就把革命和修复的言辞结合在一
起。尽管发生了大规模的破坏、集体化、乌克兰的饥荒和大清洗，但是
1930年代时期在当时的电影和官方艺术之中，是被表现为繁荣、稳定和
河清海晏年代的。斯大林政府发动了一个广泛的“提高文化水
平”（kulturnost）运动，教导基本的进餐礼仪、家庭价值观和斯大林主
义意识形态，这是创造统一文化的尝试。取代像罗宾汉这样的外国人物
的是，俄国民族英雄——大部分是沙皇——重又时兴起来，威风凛凛、
神气十足。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伊万雷帝和彼得大帝经过乔装打扮，
成了斯大林的先驱者。苏联各民族的盛大展览，有五彩缤纷的民族服
装、民间音乐，还有翻译成全部民族语言的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全
都出现在苏联成就展览会上。苏联各个民族的建立（伴以迫害和不适应
这一模式者的迁移）乃是十九世纪发明的传统的另外一个变体，带有一
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意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把苏联爱国主义变成
了一个真正的大众现象。结果，表现在欢欢喜喜音乐剧、群众性节庆活
动和大规模城市重建中的战前时期，逐渐被看作是苏联传统的基础。战
后时期，特别是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在苏联历史中是最面向未来的，
从官方文化和非官方文化来看都是如此。到苏联访问的外国影星，例如
富有传奇色彩的法国西涅莱和蒙堂（Simone Signoret,Yves Montand）伉
俪，变成了青年人的新偶像。赫鲁晓夫许诺，1960年代的一代人（我这
一代人）将会生活在共产主义时代，将会征服宇宙。随着我们的长大，
看来，我们到月球旅行会比到国外旅行更早。没有时间怀旧。
1968年，苏联坦克闯进布拉格，这一年变成了分水岭。到1970年代
晚期，连苏联领导人自己也忘记了宇宙革命使命。解冻之后是停滞，同
时怀旧重现。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时代的冷战时代依然是一个有争
议的场地：对于某些人来说，那是稳定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时期，对于另
外一些人来说，那是贪官污吏横行、玩世不恭大行其道、意识形态垮塌
和精英关系网和家族网发展的时期。1968年，高中生普京看过颇受欢迎
的电视系列节目“剑与盾”，受到片中苏联特务在纳粹德国活动的鼓舞，
跑到列宁格勒克格勃（KGB，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提出志愿服务。
三十年后，俄国总统回忆这个经历，觉得十分满意，仍然保持忠诚于青
少年时期的理想。正是在苏联时代的这个晚期，可以找到俄国领导集团
未来发展的线索。看来，1990年代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怀旧，部分地是
以当时在俄国电视台重映的苏联老电影为基础的。俄国的许多观众因为
早已厌倦后苏联时期这十年的动荡和幻灭，调整态度并且突然开始相
信，苏联时代的生活就像那些电影里的描述，同时忘记他们自己的经
历，以及二十年以前自己观看这些影片的方式——当时是以更多的怀疑
态度和双重的理解方式观看的。
虽然苏联和东欧与中欧存在着巨大的区别，但是可以谈论从1960年
代到1980年代这些国家中另类精神生活的共同特点：“反记忆”的形成，
这样的反记忆为民主反抗打下基础，而且可以说还是在共产党制度下面
已经出现的某种公众圈子的原型。反记忆大部分是口头记忆，在亲密友
人和家庭成员之间传播，通过非官方的网络传播到更广大的社会。有关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另类图景很少得到明确的讨论；主要是通过心照不
宣的言语、笑话和话里有话的言辞流传。可能是一件轶事，涉及勃列日
涅夫和布丽吉特·巴尔多（Brigitte Bardot），或是《古拉格群岛》的地
下版本，或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或是一张家庭照片，照片上也许
有在斯大林集中营里消失的一个叔叔或者阿姨——而这一切之中的每一
项都提出历史事件的变体。反记忆往往就是在官方的历史叙事、甚至某
一个人生平中寻找瑕疵。“人反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忘却的斗
争”——昆德拉的这句话可以当作战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后期的东欧
持不同政见作家和知识分子一代人的座右铭。 [3] 昆德拉流亡法国之后
发表的小说《笑忘录》揭示了1968年以后反记忆的某些机制。例如，这
本小说描写对一张历史照片的不完美剪裁，抹去了失宠的党的领导人：
虽然他被从历史中涂掉，但是他的皮帽子依然留在另外一个正在僵冻的
党务工作者，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的头上。这顶皮帽子充
当了反记忆的理想触发器，指向官方历史的破绽和涂抹痕迹。反记忆的
做法并没有令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逃脱；他们必定会发现自己和当时
的制度是共谋的，那种制度甚至渗入他们最私密的情事。每个人都有自
己被遗忘的过去的皮帽子，这顶皮帽子损害了他们现在的情况，不管它
是给一个死硬斯大林主义者的情书，还是在大清洗高潮时候游行队伍中
的翩翩起舞。这些污点是不允许以怀旧的方式恢复往昔岁月的。
反记忆不仅仅是一组替代性事实和文本，而且也是一种替代性的阅
读方式，使用模糊概念、讽喻、话里有话、私密性的语调，来挑战官方
官僚的和政治的话语。金斯伯格（Lidiia Ginzburg）写过怎样凭声调、
凭宣讲官方陈词滥调的方式来识别人。这都不是文学实验，而是生存主
义的计谋和批判性反思的依据。对反记忆这种自觉的保存态度令知识分
子在社会上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反记忆实践者首先揭示了古拉格的历
史和斯大林的大清洗。反记忆确立的基础是“内在自由”的理念，这样的
内在自由独立于国家政策，是甚至在监狱里也能够获取的东西。
对于后共产主义怀旧甚为重要的反记忆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不根植
于任何的机构，而是大体上依赖于非正规的网络、个人的关系和友谊。
对于任何机构或者酷似官方话语的不信任态度，在苏联共产主义解体之
后依然延续。只言片语式的交流和沉默的深长意味，造成的结果是对新
的机构和政党的不信任，最终造成机构和政党无法发扬光大改革
（perestroika）的某些成果。
1980年代的言论自由化是自上而下开始的。perestroika这个词语的
意义是“改建”或者修理，而不是新的建设。戈尔巴乔夫虽然宣布它是又
一次的革命，但是在glasnost（公开性）和perestroika期间的公开辩论对
于这样的革命辞令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在glasnost期间，人人都变成
了业余历史学家，寻找历史的黑洞和空白点。过去与革命后的未来让人
感受到的欣快是一样多的——随着忌讳的消除，过去也一天天地起变
化。
“斯大林肖像下面坐着一个漂亮的妓女，正在吸食大麻。”1980年代
晚期俄国电影典型的场面大概可以这样描写。毒品、性的混乱和对斯大
林主义的批判揭发，1950年代晚期非斯大林化第一阶段的未竟的事业，
都愉快地同时存在。很难说对于过去的态度是敬重的。俄国和东欧那一
时期的许多电影和艺术作品都使用各种形式的反记忆、狂欢节、低俗作
品和反思型的怀旧完成文化的驱魔，撼动历史神话，揭示引诱和大众催
眠术的机制，以及个人和官方记忆的依赖关系。 [4]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改革”和1989年东欧巨变之后，可以明显
看到，反记忆应和者很少，而对历史持异议的批判反思做法也很快不再
流行。反记忆不再可能被动员到单一的旗帜下；现在，反记忆具有分离
性质，也被分开，在政治上其幅度是从具有人性面目的社会主义到极右
翼的民族主义和君主制。用托尼·贾特（Tony Judt）的话来说：“记忆太
多，大家可资引用的过去也太多，常常把它当作一种武器来反对他人的
过去。”
[5] 随着检查制度逐渐放松，释放出大量未知的以往历史文件，
而且，同时，允许二十世纪早期大众文化比较黑暗的潜流（及其多重的
密谋和历史思辨）浮上水面。
在“改革时期”引人注目的两个互相竞争的运动，都包含“记忆”这个
概念：Memorial（纪念）和Pamiat（表示“记忆”的俄语词汇）。Pamiat
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运动，哀叹俄国传统文化遭受破坏。 [6] 对于遭受破
坏的俄国群体的怀旧，升级成为仇视外国的恶毒咒骂，发泄惨遭屈辱的
自尊和大众的愤怒。除了其他的情况，Pamiat又复活了革命前俄国的右
翼文化，例如《锡安长老议事录》宣扬，一种神话的和密谋的世界观
还，有一个替罪羊——这就是犹太—共济会阴谋：苏联时期的和后苏联
时期的种种弊端，极权主义和民主等的过失全部推在它的头上。据说
Pamiat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支持，它在1990年代早期消散，可是它的
许多理念却渗入了主流。还有，因为进入了一种异类的俚语，Pamiat的
某些极端论断变成1990年代鬅克和青年团伙激进的时髦口头禅。
和Pamiat不同，Memorial是激烈地反怀旧的。它的出现，是非正式
的社团和社会俱乐部的一场广泛的运动（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其目
标在于发现和保存记忆——对于那些在斯大林集中营里死去的人们的记
忆——从普通人到著名的政治领袖和作家，例如布哈林、曼德尔施塔
姆、巴别尔、梅耶尔赫尔德。在1960年代晚期出现的Memorial运动到了
1990年代有成员50000人，这场运动本身是人民主动性的一个事例，反
映了在苏联当时条件下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出现。他们为开放档
案、为让过去变得更加透明而展开斗争。 [7]
但是，“改革时期”的“记忆大兴旺”不仅发挥了文化的作用，而且还
有直接的政治作用。大体上这一“记忆潮”引发了1991年8月的事件，还
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民众对保守派的政变的抗拒，这一政变尝试废黜戈
尔巴乔夫和在坦克的帮助下重振旧式的苏联制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头目
捷尔任斯基被推倒的纪念碑和前苏联全国大量生产的列宁塑像，变成了
人民愤怒的象征。所以，令人惊奇的是，大约六年以后，这些曾作为
1991年8月事件残余倒在莫斯科一个公园里的共产党领导人纪念碑，重
新竖立起来，经过了点缀和清洗，提供了往昔苏联的一种新的田园景
色。国家政治改革丧失的潜力让位给了大众的怀旧。
1990年中期，许多关注民主的新闻记者就媒体和公众话语中非反思
型的怀旧新浪潮发出警报。伊万诺娃（Natalia Ivanova）写道，“现
在”正在转换成为“返回现在”；另外一些人提示说，群众的怀旧和对未
来的怀疑正在开始阻挡经济与政治转型的机遇。“怀旧的私有化”是和经
济的私有化并行的，把个人1970年代黄金青春的私有怀旧变成了公众的
和政治的工具。 [8] 俄国社会学家顿杜列伊（Daniil Dundurei）在1997年
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新的当权派暗中鼓励苏联风格的怀旧瘟疫，以便
掩蔽他们在瑞士银行的账户和掌管国家经济的绝不透明的方式。至于改
革家，他们没有为自己的理念和计划做好公关工作，所以计划没有机会
恰当实施。 [9] 在顿杜列伊看来，通过对于苏联和前苏联时期的怀旧来
冲淡后苏联时期成就，这种做法是用来为苏联上层社会服务的，这些人
摇身一变成为新的俄国政权人物。虽然群众的愤怒落在青年改革家（政
府的新人）身上，旧权贵们却继承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似乎这也是符
合某些不成文的自然法则的。 [10]
怀旧变成了对付加速的变化节奏和经济休克疗法的抵御机制。有些
人论证说，1990年代早期的经济改革家过于迅速地把广阔的民主和社会
的议题都降低到经济上，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的拯救使命。西方政府和俄
国激进的改革家都没有专注于下工夫发展民主机构和为居民改善社会环
境，而是在很高的程度上拥抱了经济决定论，视其为国家和进步运动本
身惟一的灵丹妙药。似乎为过渡时期周围的混乱提供了目标和意义的、
那已经遗失的革命目的论又被找到，只不过这次它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而是资本主义的。但是，他们几乎不是主犯。令他们惊奇的是，所
谓的自由市场在俄国遇到了奇异的密友，这就是苏联时期老练的党务工
作者：在一个不顾民主社会议题的强大国家阴影里宣扬市场，是符合这
些人的利益的。
1990年代俄国社会转变和经济转变背后到底有什么情况，在一定程
度上是为现代人所百思不得其解的，而且大概也令未来的历史学家百思
不解。后苏联时期的俄国是世界上最有争议的、令人兴奋的和矛盾百出
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和激进的自由、不可预测的状况、社会实验并存
的是宿命论、苏联时期政治机构留存、宗教和传统价值观复兴。俄国的
文化生活不再集中划一，或者分为官方文化非官方文化；文化生活处于
经常的动荡之中，加速、转化，有时候还膨胀，一如俄国社会本身。但
是，在检视舆论、媒体和公众话语的时候，可以辨认出出现在1990年代
中期的一种逐渐的变动。突然之间，“老的”这个词语变得备受欢迎，在
商业上通行，比“新的”这个词语促销更多的商品。俄国市场上畅销产品
之一是一张CD，《关于最重要事物的老歌》；观众最多的节目之一是
《老公寓》。在这里，“老”指欢乐旧日的非历史形象，在旧日里，人人
都年轻，那是在巨变之前。
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苏联大众文化弥漫了逃避的梦想；1990年代
俄国大众文化演出许多回归的故事，一般都是从国外归来。似乎俄国人
物的心理戏剧要求某种地缘政治的议题。俄国和西方的相遇常常以“浪
子回头”为顶点，无论那浪子是年迈的移民也好，或者是在国外遭受多
方欺辱之后返回祖国的国际妓女也好。文学和电影里的外国人常常被用
来使地方文化陌生化，给它带来某种替换的外观。今天，移民的形象被
用来促使本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重新发现熟悉之物带来的愉快。对于
最近出版的二十世纪俄国移民文学的讨论，常常驻足于移民对俄国的怀
旧。有时候，从来没有返回的艺术家和作家，如纳博科夫和布罗茨基，
在大众的想象中变成了回头的浪子，尽管他们拒绝扮演这个角色。俄国
边界现在的确是敞开的，但是大部分是为去了又回的怀旧旅行而设。
在1990年代初期受欢迎的摇滚歌曲中，怀旧的国度不是俄国，而是
美国：“再见吧，美国，啊，我永不会去的地方。”这是对于苏联人非官
方想象中的美国在感情上的诀别。那个特殊的美国梦已经过去；美国是
失去的、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故乡，而且，除了在歌曲中，唱歌的人也是
不会重访的。这是《返回苏联》的俄国版本，这是和冷战时期反文化之
梦的告别。现在，人们可以怀着怀旧的心情倾听这首已经存在十年的歌
曲；它还保留着大众对美国那份情感的一些感伤残余，那种浪漫情感在
美国大众文化入侵俄国的时刻，便开始迅速衰落。
在从“改革时期”向1990年代怀旧修复思潮的过渡期间，在与西方的
关系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料到的变化：这一关系看来是和西方商品
的流行程度成反比的。伴随“改革”的是记忆潮、艺术中讽喻的和反思的
怀旧，以及报刊上关于过去的活跃的讨论。伴随这一讨论的是大众的怀
旧，怀想国家过去的荣耀，或至少怀想大变迁时代以前的稳定和正常事
态。在“改革”期间，记忆的战斗是更偏向内在的，有时候是激进的，指
向苏联神话的结构，例如十月革命的结构。西方依然被认为是共产主义
后期替代性梦境的神话建构，而在观众辩论中，对“民主化”的强调多于
经济。“改革”的受欢迎口号是“去意识形态化”，即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最
后痕迹的祛魔，以及对日常生活的任何政治化做法的批判。
如果说“改革”的文化总体上是亲西方的（虽然对于西方的真实生活
和自由的市场经济所知极少），则修复的文化对西方更具批判性，也更
爱国，而同时又更多地注重全球化语言和商业文化。在实际接触“全球
性文化”（通常是三级的大众通俗文化的形式）的时候，西方就被去浪
漫化，而失望的感觉常常是相互的。对俄国和苏联历史的去意识形态化
处理，变成更多是习惯性的，而并非颠覆性的，并且导向接受国家的过
去。怀旧的范围包括了极端形式的爱国主义到对于正常而稳定的日常生
活的纯朴愿望。
随着对于过去的兴趣增长，对未来的抱负开始缩减。恰恰在1998年
8月金融危机以前完成的、莫斯科储备银行资助进行的近期社会学研究
指出，相对富裕的莫斯科人的“期望天地”和未来空间是窄小的，比以往
狭小。 [11] 很少人“像西方”那样储蓄，原因就在于此。
在1990年代中期，许多在其他方面十分理性的莫斯科人都向难以置
信的金字塔式项目（名称诱人得令人起疑，例如“魔力”）投资，这些项
目许诺不现实的资本主义远大前途几乎和原来共产主义的前途一样光
明。 [12] “魔力”，这个名称更适用于某种飘忽的香水，而不是储蓄债
券，似乎暗示着真相：引诱，而不是营业。“及时行乐”的思想流行；取
代今天节约为了明天花费态度的是，今天花掉今天能够花掉的钱财，好
像根本没有明天似的。比较聪明的公民遵守老习惯，把钱放在“v
banke”——这是俄语里的文字游戏，意思既是把钱“存在银行”，或是“存
在罐子”（banka）里，人们更愿用罐子。从整体上看，俄国一从未来国
度变成了个梦想着昨天的今日国度。 在1990年代中期，形式混杂的怀
旧出现在俄国，把全球性文化收容在地方语境之中。外国人曾啧有烦
言，常常抱怨记忆潮文化中俄国气味太过浓厚，包含太多的暗示和地方
性质的典故，句法曲折繁复，没有办法翻译成外语。新的文化，虽然更
明显地反西方，却是更容易理解，更堪与比拟全世界的民族新复兴。我
之所以将其说成“全球加地方的”（glocal），是因为这是一种使用全球
语言表达地方色彩的文化。在这方面，后共产主义的怀旧类似于十九世
纪的对应情感，那时候是用共同的浪漫语言表达个别事物的普遍效力。
商业上批量生产的怀旧把新技术及其分布反向使用。俄国的怀旧不仅用
于国内，而且用于旅游消费，这样就必须容易消化又可以转化。
莫斯科市长的爱国行动之一是创造第一个俄国快餐产业链。卢日科
夫提出“麦当劳的健康替代物，即‘传统的俄国快餐’（bistro）”。这个名
称当然不是偶然的。Bistro是少数几个渗入欧洲诸语言的词语之一，意
思是“快”。据说这是胜利的俄国士兵1814年在巴黎高声大喊出来的词
语，在战胜拿破仑之后，他们开进巴黎，需要快速供应的食品。法国人
适应了俄国士兵的口味，创造出一种咖啡馆，后来在俄国，这样的咖啡
馆重又开张。但是，俄国快餐店其实也没有什么传统的东西；与其说是
法国式的，不如说是美国式的。不过，重要的是，洋白菜馅的俄国饺子
有挺好的家常便饭味道，证明俄国快餐不是名不副实的。 [13]
全球加地方性的怀旧见于俄国新电影，它拾起了好莱坞的全球性语
言，却带上了一点俄国味道。好莱坞电影常常把爱情和政治混合在一
起：爱情是普遍性的，而政治则是可以区分的，地方性的。的确，伟大
浪漫故事能够把政治变得更容易吸收。例如，十月革命和约翰·里德的
爱情故事一起登上美国银幕，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糅入了《英国病人》的
背景，事例还很多。对于俄国史诗影片来说，在爱情和政治的婚姻里，
政治占主导地位。奥斯卡奖荣获者尼基塔·米哈尔科夫（Nikita
Mikhalkov）导演常常通过爱情故事把他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关怀戏剧
化，将其编织在修复型怀旧的引人注目的场面中。《烈日灼身》表现了
对于1930年代苏联生活的怀旧想象，当时俄国的上流社会和苏联的人民
委员一起在一个契诃夫式的庄园里快乐地生活——真是红海洋中的黑
点。苏联内战英雄，一位健壮的红军政委（由导演本人扮演）和俄国上
层女士玛利亚结婚，生养了一个美丽的女儿，这个女孩梦想变成优秀的
少先队员，热爱斯大林同志两。个上层人士————俄国的和苏联的结
婚，其成果就是创造出田园中的苏联贵族。田园境界被回国的侨民打
乱，他是人民内务委员部（NKVD）的特务，玛利亚往日的情人。这
样，这个苏联的上层人士就被描写成为苏联制度的牺牲品，并不涉及压
迫，而仅仅怀有理想主义的好生活想象。影片反映了导演本人的背景，
而带有若干修复型笔触；他母亲的确是一位俄国贵族，他父亲却不是斯
大林主义的牺牲品，事实上还是苏联国歌歌词作者：“斯大林养育了我
们，鼓舞我们走向劳动和光荣。”这句歌词是谢尔盖·米哈尔科夫在1930
年晚期写的，因为过分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后来被剔除。
这位导演在自己的很多影片中扮演角色，有局外人和苏联时代的双
重间谍，但是在他新的史诗影片中，他从刻画英勇的布尔什维克政委转
到扮演沙皇。《西伯利亚理发师》描写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的、更
理想的俄罗斯祖国。一个姓托尔斯泰的俄国军官和一个美国女人简
（Julia Ormond扮演）之间的爱情故事，按照导演的意识形态的设计，
从一开始就注定遭受厄运。简是一个女权主义的女商人，一个荡妇，到
俄国来就是要勾引一个将军，这样来为一个美国商人得到砍伐一片俄国
森林的许可证。在《西伯利亚理发师》里，米哈尔科夫使用好莱坞电影
的全球性语言，突出了国际婚姻的不匹配情况。在影片中，爱情解决不
了任何问题；影片提示，美国人和俄国人彼此永远也不会理解。在生活
小事上是这样，例如简对“雪橇”（sani）这个词发音错误（俄语发音“萨
尼”），读成“索尼”，无疑是嘲笑西方资本主义；大到生死问题也是如
此。他们的价值观是两极对立的：俄国人看重集体精神，美国人偏向个
人主义；俄国人关心爱情，美国人关心生意；俄国人选择荣耀，即使涉
及说谎也罢；美国人则说出实情，即使令人痛苦也罢。在欧洲电影业，
《西伯利亚理发师》的确是讲述爱情失败故事的最昂贵的影片：耗资四
千五百万美元，是最近五年第三昂贵的欧洲影片。影片以夸张的声势开
始，有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巨大画像——那是米哈尔科夫骑着一匹白
马。
影片的语言大体上是英语，虽然导演为观众扮演了沙皇，又为整个
影片作出俄语旁白叙述。米哈尔科夫是莫斯科人，但是，在影片里，他
的故乡城市似乎是由一个爱好俄国异域情调的外国人摄影的。有一个镜
头，一座斯大林时代风格的高楼出现在看样子应该是十九世纪俄国的背
景上——哎哟，这是一个小的时代错误， [14] 但是在修辞上却是妥当
的。俄国的几位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影片许多明显的错误。就像好莱坞
的导演一样，米哈尔科夫注重服装，而不太在意历史。这部影片必须是
可兑换的钱币，所以米哈尔科夫必须保证把恰当的全球和地方的佐料掺
进去：一点爱国主义、一点节庆喜气、一点爱情、几滴眼泪。 [15]
全球加地方性的修复型怀旧不仅是昂贵史诗影片的特征，而且也是
俄国青年新式反文化的特征。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俄国黑客暂
时瘫痪了北约网站，留下了瘪四和大头蛋 [16] 的形象和“来自俄国的
爱”的字样。这样，民族自豪感和敌视北约的信息用全球性的语言写
出，表明，计算机文化的掌握不是解决国际冲突的办法。
极左派和极右派（人数很小，但是代表症状）的新运动是从同一种
全球加地方的白菜汤里汲取营养的。西德在1960年代的非纳粹化变成了
反文化和青年文化的一部分；与西德不同的是，在俄国，后苏联时期第
一代人拥抱纳粹化，本能地反对关于“改革”的辩论；他们称“改
革”为“民主大粪”（不是democratia——民主，而是der'mokratiia——大粪
作主）。光头党和利蒙诺夫与杜金集团成员追求上一个十年的右翼通俗
文化、纳粹装饰品、强硬的民族布尔什维克言谈、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
义排外胡话，以及鬅克发式（虽然这类的发式正在消失过时）。圣彼得
堡的极左团体，主要以学生为代表，例如工人斗争派，痛恨雅皮士文
化，主张返回MMM：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
（Marx,Marcuse,Mao）这三位一体。莫斯科大学的激进青年是胡志明俱
乐部的常客（这个俱乐部像是以前那个时代非官方的列宁格勒西贡酒吧
间）。 [17] 对于他们来说，历史多半就是通俗文化。而且，他们相信，
古拉格群岛是不存在的，古拉格群岛也是传播“民主病毒”的“改革派”新
闻记者们的宣传。俄国青年人恢复另外某一个青年人的梦想，模仿他人
的幻想。他们的英雄人物，从毛泽东到鲁宾 [18] ，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他们喜爱“返回苏联”这支歌，也喜爱现代俄国的技术。他们怀旧的对象
是1968年，这个年份在记忆里固着，没有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却有在
电视上看到的巴黎街垒。
在1990年代晚期，资本主义目的论变成了国家目的论。俄国新的现
代化和西方化推动者不再是美国的首席执行官，而是俄国沙皇彼得大
帝。2000年夏天，俄国电视上最常引用的一句话是彼得大帝的预
言：“俄国将要变成一个伟大的强国。”这个口号是在促销一切：从“彼
得大帝牌”香烟，到新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
然而，对于苏联旧制度的怀旧在2000年8月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发
生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的悲剧事件。似乎全国都突然感受到了
缓慢死亡的经验；这一情况证明是有净化作用的，虽然结果在政治上不
是爆炸性的。在8月的那一个星期，俄国人密切关注了水兵们的命运，
那是很少见的全国万众一心的时刻，感受到了海上士兵的无奈，和岸上
无法拯救他们的人们的无奈。陌生人在街道上讨论关于事故的每一条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