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多拉这座灰色石砌都城的中心，矗立着一座金属的大厦，
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金属的圆球。你如果查看圆球的内部，会看到
一个蓝色的城市，一个不同的费多拉的范本。如果出自某种原因，
这座城市没有变成我们今日看到的样子，那么，这些范本或许就会
是这座城市的形式。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人凝望那个时代样子的
费多拉，设想将其变作理想城市的方法，但是在他制作微型模型的
时候，费多拉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而一直到昨天还是某种未来
样式的事物，却变成了一个玻璃球里面的玩具。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在布拉格市中心有一个小饭店，叫迪纳摩，装潢是未来主义式的，
座椅是廉价的包豪斯（Bauhaus）风格，有一个绿色霓虹灯式的大钟，
计算着千年的结束。东欧新开辟的城市现出的未来主义抱负被引用，那
味道与其说是幽默，倒不如说是反启示录的；这些抱负也是城市历史的
组成部分。关于城市终结的千年预言—亦即城市将消散在电子化的地球
村或者同质的郊区之中、城市将变成博物馆中心和空荡的市中心——这
些就像全部其他的千年预言一样，都没有实现。现在出现的城市复苏不
再是未来主义的，而是怀旧的；城市是通过对于城市的过去即兴创作来
想象其未来的。包含在钟楼和电视塔里的表示进步和现代效率的时间，
没有限定现代城市的暂时性。反而，存在着对于过去的可见和不可见的
城市的广泛怀念，那些是梦幻的、记忆的城市，影响着城市建设的新项
目和非正式的基层市民礼仪仪式，而这一切都是有助于我们想象出更具
人性的公众领域的。城市变成一个替代空间，用于集体身份认同，恢复
其他时代的特质，并且再建传统。
在全球文化和地方文化目前的对立中，城市提出了另外一个替换之
物——地方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不是建立在电子的界面联络上，而
是在一个物理空间中的陌生人面对面的跨文化邂逅。在某些情况下，例
如在布拉格或者圣彼得堡，城市世界主义不是现时的一个特征，而是怀
旧的元素，但是它的作用是强调全球的和民族的话语。以莫斯科为例，
城市本身就变成了地球村：它自己的世界中心和它自己的边缘地区。想
象中有感情的社区常常和一个民族及其传记、血液和土壤认同。但是，
对于一个城市的认同，无论是纽约、圣彼得堡、萨拉热窝还是上海，在
全部现代史上也是同样强烈的。城市身份求助于共同记忆和共同的过
去，但只是根植于人造的地方，不是根植于土壤之中：是在既疏异化、
又令人欢愉的城市共存之中，而不是在血缘的特殊性之中。
塞尼特（Richard Sennett）认为，城市是一种权力之地，但是也是
一种空间，在这里“大师形象崩裂……城市经验的这些方面：区分、繁
复、疏异——对统治发出了反抗。城市这样嵯峨、艰难的地理特点形成
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许诺。对于那些接受离开伊甸园而流亡的人士来说，
可以当作某种家园。”
[1] 所以，城市乃是怀想和疏异之间、记忆与自由
之间、怀旧与现代性之间理想的活动中心。
我们怎么能够发现城市的过去呢？城市的过去不能简单地凿刻在石
头上，用一块纪念牌标志出来，加上“遗产”二字。“过去”是难以把握
的、诡秘离奇的。“正在淡化的过去的遗迹在街道上展开——对于另外
一个世界的远景……建筑物正面、庭院、铺路圆石、横遭蹂躏时代的遗
物，都被秘藏在‘现代’之中，就像东方宝石一样。”
[2] 任何修旧如旧的
方案都要激起不满和怀疑；这样的方案磨平了历史，把过去降低到一个
建筑物正面、降低到有关历史风格的引述而已。记忆的作用在其他地
方：“修复的‘老旧石块’变成了过去的幽灵和现在的指令之间转换的地
方。”
[3] 所以，城市的过去不是完全可以辨读的；不能够被降低为落伍
过时的语言；过去提示出来生命经验的其他维度，并像幽灵一样纠缠着
城市。
本雅明在描写那不勒斯的时候，把它称作“有气孔的城市”，在这里
一切都没有终结，正在建筑中的亭台楼阁和衰颓废墟并肩而立。
孔隙不仅仅是由于南方艺术家们的怠惰，而首先是由即兴创作
的欲望造成。即兴创作要求不惜任何代价保存空间和机遇。建筑物
被当作大众舞台来使用，这些建筑物被划分为无数个同时活跃起来
的剧场。阳台、庭院、窗户、门道、楼梯、屋顶同时都是舞台和包
厢。 [4]
到外国访问的旅行家会遇到一种危险，就是：把这种孔隙变成真实
可信的色彩斑斓的视图。孔隙存在于每一个城市，反映出时间和历史的
层层重叠、社会问题，以及城市生存的巧妙技术。对于城市里的时间、
对于镶嵌在物理空间中的各种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孔隙是一个空间的
比喻。这样的孔隙性造成了城市剧院特征和亲密感。在处于过渡状态的
城市中，孔隙性是特别明显的；它把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实验艺术展
览，一个连续不断的即兴表演，颇令来自城外的开发者烦恼。看似矛盾
的是，为未来提出的激进现代化和忠诚重建过去的项目都是指向消除这
种孔隙性，创造城市的更完整的形象。
我对城市中怀旧的研究是双重的：我将要探索城市神话地貌和城市
物理空间。“地貌”（topos）指的是话语中的某一个地方或世界的某一个
地方。在这两个意义上，地貌学的概念是和古代希腊的记忆艺术联系在
一起的。记忆的艺术是在一次厄运之后发明的，是随着一座住宅的坍塌
开始的。根据传说，凯奥斯的诗人西摩尼德斯参加了一次豪华的宴会，
他在那里为主人、为孪生的两位神卡斯托与波吕克斯唱颂歌。一位佚名
信使（显然是他的孪生保护神派遣来的）呼唤西摩尼德斯，他离开宴会
片刻，但是在门外没有找到任何人。就在这一时刻，大厅屋顶垮塌，砸
毁房屋和废墟下面全部的客人，以至于无法辨认。西摩尼德斯记得客人
原来落座的地点，在他的帮助下，客人们的亲属才得以辨认遇难者。西
摩尼德斯劫后余生，发现了古代演说家们使用的记忆技巧，把熟悉的环
境中的地方（物理上的地点）和话语的故事及各个组成部分（修辞上的
地点）联系了起来；只不过二者之间的联系常常是随意的，符号学的，
而不是象征的。这种记忆传统承认我们记忆之偶然的和相连的建构，以
及回忆与损失之间的联系。地点乃是记忆和关于未来的争论的语境，不
是记忆或者怀旧的象征。 [5] 因此，城市里的地点不仅仅是建筑学上的
比喻；也是城市居民的屏幕记忆，相互竞争的种种记忆的投射。在这
里，令人感兴趣的不仅仅有建筑的项目，而且还有所感受到的环境、城
市居住的日常方式、遵循和偏离规定、城市身份的传闻和城市生活的故
事。
本雅明把记忆的运作比作考古学： [6]
凡是寻求接近自己已经被埋葬的过去的人，自己都必须扮演一
个动手挖掘的人……必须不惧怕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同一件
事……因为这一件事本身仅仅是一个矿藏、一个层次，它只对最精
细入微的考察者显露出构成隐藏地下的真实珍宝的元素：被从全部
早先的联系分割开来的形象（就像收藏家展览馆里的珍贵片段或者
胴体一样）伫立在我们滞后理解力的平庸展室之中。 [7]
在现有城市的地下是没有埋藏着理想的完整的过去的，只有无数的
片段。理想的城市只存在于建筑模型和新的、彻底的重建之中。我的考
古学是双重的，对象是词语的城市和石头、玻璃和水泥的城市。有时
候，这样的考古学可能是虚拟的，是城市欲望和潜力的考古学，是想象
中的虚拟现实的考古学。
我曾在德累斯顿的一个大建筑工地漫步，悠然观望1950年代和1960
年代的壁画的残余部分。一位建筑工人说：“这是民主德国时期的。”他
又眨了眨眼睛，补充说：“不算古老。我们现在正重新建造老教堂。”我
见证了这个过渡的时刻：一个并非有意建造的纪念场地反映了分裂的和
遭受损害的德国历史众多层面，如今却正在被改造成涵义明显的纪念建
筑，它将要展示古老德国历史的一个新的版本。一个世纪以前，里戈尔
（Alois Riegl）提出在有意的和无意的纪念建筑物之间的区别，是大致
上符合这里所说的修复型和反思型怀旧之间的区别的。在修复一个“有
意的纪念建筑”中所涉及的是复原历史上的某一个时刻，使它成为有现
时意义的样板。 [8] 修复有意的纪念物就是提出对于不死和永恒青春的
需求，而不是对过去的需求；有意的纪念活动是战胜时间本身。另一方
面，非有意的纪念物或者城市环境、多孔隙的庭院废墟、过渡性的空
间、具有历史的相互冲突和不和谐印记的多叠层建筑物，是和纪念活动
的理念背道而驰的。这些建筑物涉及物体的和人的脆弱性、老年的迫近
和难以预料的变化。显然，任何发明的传统都不愿意承认这些。揭示死
亡必然性的东西对群体身份是没有用途的——那正是应该被中止的。无
意的纪念物、有历史即兴创作的地方和对不同历史时代做出不可预测对
比的地方，都妨碍着选择性地和美化地重建历史。它们都多多少少揭示
出另外一个时代生存的其他维度，带有其物质的印记和光环，可能变成
反思型环境的空间。 [9]
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依赖两种纪念活动和两种怀旧倾向之间的清
晰对立。新的纪念建筑有时候建造得像是重大的废墟，老的建筑物仅仅
恢复片段，引发反思和怀想。纪念建筑的“传记”——围绕它们的辩论和
争论——可能是和其形式一样重要的。 [10]
近来，一个新的露华浓（Revlon）唇膏广告出现在柏林纪念教堂最
著名的废墟旁边，那超级模特的脸有钟楼那么大，重新发起了纪念与消
费之间的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片废墟是有意保留下来的，就
在购物天堂库达姆街的中段，这条街是战后西德经济成功的橱窗，而废
墟是要提醒顾客往日战争的破坏，给购物的快乐塞进一点焦虑和不舒适
之感。我想，甚至恢复统一之后柏林的现代广告专家对城市的过去也还
是敏感的，或者只是不愿意不讲策略地对待神圣的纪念建筑，故而把广
告设置在它旁边。我想错了。他们没有把广告放在大半遭受破坏的教堂
本身上面，不是出自对于战争纪念物的尊重，而是出自对唇膏的考虑：
在一堆肮脏的废墟上面，唇膏可能显得不太鲜艳吧。
废墟是年代价值的一个鲜明的例证，但是在历史上，废墟本身的价
值是一直变化的。在巴罗克时代，古典古代的废墟常常被用来施行教
化，向观看者传输“古代的伟大和现实的堕落二者之间的对比”。 [11] 浪
漫主义色彩的废墟映射出忧郁氛围，反映出诗人破碎的心灵和对和谐整
体的渴望。至于现代废墟，则是战争和城市近期遭受到的暴力之提示，
指出城市不同维度和历史时代共处的实际情况。废墟不仅在就过去提醒
我们，也是在就未来作出提醒，因为我们的现在正在变成历史。 [12]
城市文物地区应该在持续的变化过程中观察。一个纪念建筑物不一
定是某种化作石头和稳固不变之物。纪念建筑物处在变形过程之中：圣
经里描写的第一个怀旧纪念物是罗得的妻子，因为违背神的命令向离弃
的城市投以一瞥而变成盐柱。在俄国，纪念碑在黑暗中的城里游荡，遗
失了鞋、手指、帽子和头部。相反，在稳定的、常常忘记自己过去的国
家里，纪念碑变得看不见，除非被当作幽会的地点，或者挡住某些人窗
前的视线。这样的奢侈，在东欧的城市里是享受不到的，因为在那里纪
念碑一度是权力的信使，逐渐变成了人民愤怒的替罪羊。有时候，关于
被修葺地点和正在进行的工作的讨论，产生的文化反响比结束这类争论
的、建成的纪念碑本身更强。
用塞尔托（Certeau）的话来说，“记忆是一种反博物馆；位置是不
确定的。”
[13] 记忆寓于走动、穿越、透过某地、迂回前行之中。个人的
记忆，虽然是和城市中共同的地貌联系在一起的，却也正是逃避纪念
的；它可能就是在官方庆祝活动滞后遗留下来的沉淀物。在最近十年，
如果在这些城市里行走，可以发现“改革”的正在消失的废墟，这是无意
的纪念建筑物，献给了变化和机遇的时期，而这个时期随着城市获得一
种新的整容而迅速消失。
原来一直是进步堡垒的反怀旧现代城市怎么会变成了一个怀旧的场
所呢？在十九世纪，怀旧者是梦想逃避城市、从城市走进没有受到损害
的乡野风景之中的人。而在二十世纪末，城市居民觉得，城市本身就是
一种濒危的风景。近期对城市的讨论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即感到
物质的地点具体实体性之丧失，波德莱尔式城市之丧失——那样的城市
具有其气味和声音、可知可感的和光学上的显现、鲜明的建筑学的记忆
和城市的剧场特质，隐匿姓名，却又弥漫了情色。作为新的欧洲特征的
一个方面，对城市规划的兴趣在二十世纪末重新出现。
关怀城市化的西欧哲学家们担心，地球村的来临可能摧毁我们在过
去的一千年里所知道的城市。用维里利奥（Paul Virilio）的话来说：“虚
拟现实的要点就是否定此时此地，为了‘现在’而否定‘这里’。”
[14] 全球
交通枢纽的大城市使虚拟的空间“城市化”（或者亚城市化），并且使城
市非城市化。最频繁的是，全球文化都热衷于一种防腐的技术田园，或
者一种与城市社会性相反的视觉游戏。新的怀旧对象看起来似乎不仅有
城市的特殊的过去，而且也有关于城市家园的总体概念——在那里，时
间按部就班过去，而不是随着计算机键盘的敲击声蒸发。在欧洲变化最
快的城市之一的今日柏林，关于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讨论持续不断，似乎
成了讨论日耳曼人性格与民主转变的同义语。显然，城市规划是不可能
当起如此重任的。
国际风格的城市规划不是新城市发展的惟一选择。国际风格所偏爱
的城市图景是，城市是一个理想循环的地方，一个具有清洁血管和肺脏
的健康躯体，或一个添加优质润滑油的机器；或者，还可以是一个免除
了城市拥塞的花园城和非城市化的伊甸乐园。事实上，城市建设的许多
项目都是把时钟倒拨，拨回国际风格出现以前的时期。同样，新的庆祝
仪式倾向于阻碍交通，而且是有意这样做的。城市怀旧不可避免地回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来：什么是现代的；为未来着想，需要开发什么样的
现代性和现代化？见于世界城市的新一代的“国际风格”，乃是青年人一
种倾向于遗忘的文化，从爱情大游行的商业化技术音乐到从柏林到里约
热内卢许多水泥墙壁上的涂鸦。
让我们看看刚好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之首都的三个城市：圣彼得
堡、莫斯科和柏林。顺便还有布拉格和卢布尔雅那。在这些城市新近创
造的礼仪仪式中，国家的身份和城市的身份彼此是偶尔有冲突的。后共
产主义的莫斯科在纪念建城850周年的时候，借助于激光、虚拟投影、
巨大的建筑和千百万美元，打扮成了一个“第三罗马”。另一方面，圣彼
得堡，却显露出对于启蒙城市的一股怀旧，这是理性的和比例恰当的城
市，现在却失去了权势。俄国展开现代化时期的前首都，如今变成发展
停滞的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神话般的对立变成了一堆传说和轶
事。两个城市经常交换帝国的形象，都保留着比情愿相信的更多的苏联
时代元素，与此同时，它们的后共产主义的自我打扮却探索了俄国的过
去与未来的不同变体——莫斯科的帝国宏伟风格，和圣彼得堡的欧洲城
邦状貌。1989年到1999年的柏林是一个充满城市即兴创作的城市，这个
变化中的城市容纳了东方与西方的许多美梦，城市国家与孤岛城市的美
梦。随着某些美梦化为现实，不再是梦幻，这座充满废墟和建筑工地的
城市变成了共和制德国一个“正常的”首都。
在表现出不同怀旧倾向的城市之间，存在着某些隐蔽的比较。被拆
毁的救世主大教堂和东柏林市中心被拆毁的王宫，变成了两个重大辩论
和重建项目的地方。往日极权主义纪念建筑物的命运在前共产党国家的
城市中也是很不同的。在莫斯科，被废黜苏联制度时代的要人，从国家
安全委员会魁首捷尔任斯基到斯大林，都在一座田园式雕塑公园里找到
新的栖身之地，该公园视这些雕塑为苏联时代艺术品。另一方面，在布
拉格，一个巨大节拍器的现代雕塑装饰了世界上最大的极权主义纪念碑
的底座。这个具有讽刺意义的反纪念物标志了空间，并且再创了空间。
在圣彼得堡，有一个极权主义牺牲品新纪念碑，该物又旧又新，是一个
纪念碑，又是一个废墟，暗示老旧的圣彼得堡狮身人面像和列宁格勒的
过去。在考察有意的和无意的纪念活动的同时，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反文
化的传统——柏林弃房占用者、1970年代列宁格勒的地下活动、捷克的
咖啡馆文化，从中就会看出非官方的公众领域的形象。在圣彼得堡，不
像在莫斯科和柏林那样，是没有建筑热潮的，这个理想城市的梦境不需
要技术，而依赖于缺少资财。替代性质的城市想象允许我们怀念这个城
市未曾实现的想象中的过去，但是，这样的过去能够影响它的未来。在
迅速改变的城市里，这些自发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地点就是微型博物馆，
包含有在目前城市更新大潮中濒临消失的、多层虚拟的历史机遇。我忽
然想到，我和处于过渡状态的这些城市的关系，就像是爱情的最后一
瞥，“曾一度被想象是可能之物，在片刻之后，就不再可能。”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