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世界，在最饥饿、最寒冷的冬天里，焚烧图书取暖，讨论诗学。施克
洛夫斯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左翼社会革命党党员，投票反对布
尔什维克解散国民会议。因为受到逮捕的威胁，施克洛夫斯基进入地下
状态，最终来到柏林。彼得堡散记中有几篇是在柏林写的，那个时候他
在反复思索是否结束流亡，返回俄国，因为在那里他的夫人被当作人质
拘留。他的故乡城市既是一块革命福地，又是一片地狱景象。施克洛夫
斯基的本文是在思考无法讲述关于革命后彼得堡的“全部真实情
况”：“不行，不能说真话，不行。不能说全部的真话。连一部分也不
行。我不敢说出来，这样才不至于唤醒我的灵魂。我把它哄睡着，用一
本书盖住它，让它什么也听不到。”
[19]
在彼得堡的废墟中，久远的过去和革命的未来交织在一起。施克洛
夫斯基写道：
彼得堡弥漫了空间和海水的气味。
到处都是青青的草地。
城市四周都是菜园，一望无际……
凡是不想死去的人都在努力挖掘。
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死去。
城市变得像是牧场。
房屋推倒当柴烧掉的地方很像芬兰的荒地。
在夏宫（在水池中）、在莫伊卡河（旁边是战神之地）
很多人
在水中游戏。大部分是小孩。
花园里的菩提树高大茂盛。
既是失乐园，又是复乐园。 [20]
彼得大帝的城市返回了芬兰沼泽地，返回了“荒蛮波浪的河岸”。革
命的现在显得具有前历史的意义，而不是未来主义的。这是本雅明所说
的“设想出前历史的现代性”的又一例证。在荒芜破败的面目中，“文化
的城市”重新获得了它失去的自然乐园。彼得格勒花岗岩石头缝隙中长
出来的绿草，把彼得堡的整齐划一演变成了巴罗克式的怪异；它给城市
带来了历史的记忆，同时还提出来不同的时间概念，亦即永恒的回归和
革命的时间。一些绝望的彼得堡人写道，“彼得波利斯”（Petropolis，彼
得之城，该城的神话名称）已经变成了“涅克罗波利斯”（希腊语：
Necropolis，尸体之城）；一个讲求现代性的城市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一
个墓园，一个失去的亚特兰蒂斯（大西洲）。施克洛夫斯基不同意尊重
尸体之说：彼得堡—彼得格勒依然还是一个具有许多虚拟现实的城市，
那些拒不死亡的人艰难存活的地方。
据施克洛夫斯基认为，国际象棋中的马的走动，也就是曲折的线
路，不是直捷的道路，乃是面对现今矛盾的惟一办法。被哄着入睡、而
且用一本书遮住脸面的灵魂，是对含义模糊言辞的一种有意思的巴罗克
式的比喻。施克洛夫斯基后来提出了伊索语言的概念，这是一种含义模
糊的言辞，成为后来五十年苏联知识分子使用的密码。施克洛夫斯基结
束流亡生活，回到苏俄，却变成了一般所说的“国内移民”，因为是形式
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而名誉受损，连他自已也不得不宣布放弃形式主
义。但是，尽管他一生充满挫折，却依然保持了独树一帜的矛盾思维方
式，这一方式是一直和革命党彼得格勒的废墟联系在一起的。[21]
彼得堡—彼得波利斯被看作是一个遭受亵渎的墓园，或者一个因为
修理内部而被关闭的世界文化博物馆。怀旧，和对城市地区找到的物品
和剧院道具的细致收集，都变成了一种生存的试练。“在我眼前，城市
正在死亡，这是饱含难以言状之美的死亡。”艺术家多布任斯基写道；
在1921年，他曾一度是艺术世界小组的成员，彼得堡艺术之家公社的居
民。 [22] 在《疏浚机器》中，彼得堡涅瓦河岸的古典之美宽阔景色被一
个巨无霸的机器阻挡，其名称在俄语里的意思是“吸烂泥”。多布任斯基
的阴郁版画通过对位法、密码和双重的景象表现了后革命时期城市的现
代考古学。这位艺术家着迷的是在城市里找到的具有悲喜剧意味的物
品，他称其为“粗鄙货”，同时预示了对于“寻常奇妙之物”的超现实主义
的寻觅。在“吸烂泥”画面的线条中，可以辨认出在涅瓦河水微波中有圣
以撒大教堂被怪异分解的倒影。还有，彼得堡的主要纪念碑，青铜骑
士，被缩小成为一点点大，在地平线上难以辨认。在革命后的彼得格
勒，这个城市的奠基人，彼得大帝，不过是这张大绘画边缘上的偶然的
信笔胡画，是一位圣彼得堡怀旧情绪重的艺术家的随意勾勒。 [23] 文化
记忆的出现，就像是背景中的一个人物、一个被那些坚持记忆的人所秘
密再现出来的密码。
在曼德尔施塔姆的笔下，彼得堡—彼得格勒戴上了罗马皇帝尼禄的
面具，有关他的记忆受到公众的咒骂。“彼得堡宣布它自己是尼禄，真
是令人作呕，就好像它正在喝下一碗用死苍蝇做的浓汤一样。”
[24] 尼禄
皇帝臭名远扬，因为他把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赶尽杀绝，而
他自己却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在他遭受横死之前，他最后的一
句话也是荒唐无比的：“世界失去我，就是失去了一位多么了不起的艺
术家。”曼德尔施塔姆对于这个城市的爱与恨为苏联时期的新彼得堡神
话奠定了基础。曼德尔施塔姆这位典型的彼得堡诗人，既不是诞生在彼
得堡，也没有死在彼得堡；这样的情况并非少见。在三岁的时候，他被
从华沙带到彼得堡来，当时这个城市给他的印象是“幼稚帝国主义”的狂
热景象，世界主义的建筑物和雕像幻影游行与真实的军警。然而，曼德
尔施塔姆在革命后饥饿的彼得格勒写出来的话，变成了前彼得堡人非官
方群体的一个密码：“在彼得堡，我们后会有期。”在十月革命的前夕，
曼德尔施塔姆，像别雷一样，写诗预告彼得波利斯这个理想的美丽城市
必定死亡：“我们会在清澄的彼得波利斯死去/统治这个城市的是地狱女
神普罗塞耳皮娜，不是你。”
[25] 这样的句子对于曼德尔施塔姆自己却不
是预言性质的。他在193 8年被捕，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
劳改营里死去——这是距离彼得堡最遥远的地点。虽然曼德尔施塔姆命
运悲惨，但是他的诗歌却绝不是启示录式的；他对彼得堡这个城市的石
块和故事都感兴趣。曼德尔施塔姆一家人在两个区域相接的地方居住：
一面是贵族的彼得堡——有玛利亚剧院和拐角处的音乐学院剧院区，另
外一面则是比较贫穷的地区，住着城市新来的移民，大多数是犹太人。
城市里面这个内部边缘地区，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学中很重要。在曼德
尔施塔姆的诗歌中，我们遇到了已经失去的彼得波利斯的梦想；在曼德
尔施塔姆的散文中，彼得堡—彼得格勒是一个折衷的和世界性的城市，
住着裁缝和钟表技师、诗人和店员、流氓和反英雄们。 [26]
曼德尔施塔姆没有能够写出关于他彼得堡童年时代的、怀旧的自传
体故事。他的自传体中篇小说《埃及邮票》开篇的细节是三重的销毁：
瓷器、墨水瓶和家庭照片——即家庭的日常生活、书写用具和传记回忆
纪念物。 [27] 作家讽喻地为“彼得堡丧失的不朽”干杯：
我的家人，我为你们提供一种纹章——一杯开水。在彼得堡开
水的橡皮余味中，我喝出了我那丧失了的故园永恒的味道。时间的
离心力丢掉了我那些维也纳座椅和绘有小蓝花的荷兰盘子。什么也
没有留下。三十年已经过去，就像一股缓慢的火焰。三十年期间，
白色的冷火焰一直舔着镜子的背面，而那检查员的标签就贴在那
里。 [28]
熟悉的室内装饰被破坏。家具和日常用品被扔到街道上流失。家庭
用品变成街道垃圾。曼德尔施塔姆作品中“时间的离心力量”不仅是革命
的力量，而且，更广泛地说，还有现代性的力量，这一力量分散了家庭
的内部，把人物从“传记”里硬拔出来——以至于按照曼德尔施塔姆的看
法，让现代作家没有办法写出具有连贯情节和中心人物的、十九世纪式
的小说。
所以，并非偶然的是，革命彼得堡的地方守护神不是一个青铜骑
士，而是一个石客，石客以易装人士、一个石头女士形象出现，穿着彼
得大帝的皮靴走动，大声说话，却语焉不详。她是革命狂欢节的笨拙王
后。在胡言乱语之中，足蹬彼得大帝皮靴的石客女人说出一个主要的短
语，这句话成了这一中篇小说的主题——“城市广场上的垃圾”。这垃圾
就是家庭生活的遗骸。彼得堡万物的变形反映了变化的漩涡：家庭生活
的细节变成了非人格的街道垃圾；城市里的收藏家和忧郁的诗人从那里
把这些细节收集起来、抢救出来，它们变成被忘记的私人信息的追忆物
和原来“文化城市”失去的文明考古珍品。彼得堡日常生活的古董突然变
得珍贵，就像古代埃及的珠子或者罗马陶器的碎片一样。在1920年代后
期，政治和意识形态变得日益教条化，侵占了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
面，任何一种无害“无用”的活动如果缺乏政治的正确性，都会变成某种
挑衅的手法。在一个宏伟计划和群众运动的时代，对于每日生活纪念物
和人类个性特征的注意都被看成是反革命。瓦吉诺夫相信，现代的历史
可以通过古董和日常生活琐事的历史来书写。“琐事具有高度教育意
义，允许你在无意中把握住你所在时代。”
[29] 遵循彼得堡传统的列宁格
勒作家们以双重的态度对待走火入魔收集和崇拜毫无用处之物的人，滑
稽模仿他们，又征集他们的收藏品，用于自己写作的彼得堡的故事。
曼德尔施塔姆描写彼得堡一个奇异去处的内部，一个充满了无用之
物和城市神话的地方。这是裁缝梅尔维斯的家，帕尔诺克托付他缝制外
套。这一套公寓就像是集市上的货亭，有一个隔板贴满了图画，就像一
个古怪的圣像屏帏一样：
那里有一个人穿着毛皮外套，脸面被歪曲，是普希金，有几个
像火炬手的人，从一辆马车里把他抬出来……在旁边的是十九世纪
这位老式的飞行家，桑托·杜蒙 [30] ，穿着双层前襟的外套，上
面挂满了垂饰，大自然风雨把他从气球的篮子里抛了出来……旁边
还有一张图画表现踩高跷的荷兰人，像长腿鹤一样，在他们那个弹
丸小国里头到处乱跑……
车夫梅尔维斯的圣像屏帏是当时报纸低劣复制品的拼凑，是已经失
去意义的彼得堡神话的收藏品。这是现代的忘却祭坛。普希金之死的场
景被描写成为一处错误的喜剧里面被忘却的一幕。被从气球里抛出来的
驾驶员，一个没有被辨认出来的现代伊卡卢斯，就像是曼德尔施塔姆对
于被从自己传记里面抛出来的欧洲人的比喻，而踩高跷的荷兰人则是彼
得堡人自己的神话形象。圣像屏帏的描绘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角度进行
的，他崇拜大众化制造的城市文化，但是他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及其文
化的过去。 曼德尔施塔姆把这个城市比喻为一本破损的、中间一大部
分被撕掉的书册。城市全部的联系方式都被中断；电话不能连接，电梯
失效，吊桥升起而不再放下，钟表受损，无法修理。记忆和时间被人格
化成为一个彼得堡的移民，一个难以捉摸的犹太人女孩，她伫立在逃亡
的梦境和对一个终点的领悟之间。“记忆是一个有病的犹太女孩，她秘
密逃离了父母亲，跑到了尼古拉火车站：也许有人会把她带走？”
[31]
（曼德尔施塔姆和施克洛夫斯基是在尼古拉火车站，也就是现在的莫斯
科火车站相会的）。曼德尔施塔姆的彼得堡是移民的首都；在民族的意
义上，这里几乎没有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人物。普通居民和“小人物”不是
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人物，而是那些住在科洛姆纳和卡缅内岛上的新移
民。普希金的长着梅菲斯特侧影的赫尔曼变成了盖什卡·拉宾诺维奇 [32]
，和忠实的丽佐奇卡住在涅瓦大街上的一间狭小的公寓里。还有尼古拉
·达维多维奇·沙皮罗，这个人的俄罗斯人加犹太人的姓名透露出来同化
上的种种矛盾；这个人喜欢“像俄国人那样”（觓la Russe）坐在一把椅
子上。
我们的彼得堡导游是帕尔诺克，一个遭受失败的小说人物。帕尔诺
克被称为“最后一个埃及人”；他大概也是最后一个彼得堡人。他是波德
莱尔式的懒散之人的不很张扬的变体，他惟一的“最后一瞥之爱”就是他
的故乡城市。帕尔诺克参加了城市狂欢节，违心地让人扒掉衣服。贯穿
全篇小说的游行不是革命的游行示威，而是地痞恶棍的游行，逍遥法外
的暴民。帕尔诺克想要拯救这个城市免遭抢劫和破坏，但是结果自己染
上了彼得堡的流行感冒。这个边缘化的人物变成了惨遭破坏的彼得堡最
后的堂吉诃德，对破坏提出挑战的惟一的一个人。在苏联时代，保护彼
得堡梦境的人都是这个城市受到边缘化的居民，新移民，他们拥抱彼得
堡文化之梦，针对形形色色的糟蹋，努力加以保护。
一杯开水无法制止彼得堡流行感冒的肆虐。革命城市受到传染，其
居民亦然。就像施克洛夫斯基那样，“说真话”的尝试结果变成了一个寓
言，其涵义就是在革命的狂热时代里根本不能说实话。没有办法清除城
市被污染的层面和观察它“赤裸的真实”，一如没有办法拯救这个城市。
但是，最后，曼德尔施塔姆还是抵御了启示录式末日情结的诱惑。在北
方曙光女神的晨光中，彼得堡流行感冒的发热带来了瞬时的灵感，把污
染变成了和城市融合。神话般大都会的彼得波利斯—亚历山大城，这个
世界文化之城，其形象仍萦绕着革命后狂热中的彼得格勒，但是，那个
不可见的城市还必须通过创造性的行动和集体的梦境来持续地发现。曼
德尔施塔姆对世界文化的怀旧，不是对于某种统一法规的怀想，而是对
于像一把扇子那样在化妆舞会上打开的创造性文化记忆的怀想。这样的
怀旧不是回顾性质的，而是前瞻性质的。这是一位诗人的展望，这位诗
人既是激进的，又是传统的；既是现代主义者，又是古典主义者，他所
坚持的信念乃是有矛盾的，“古典诗歌乃是革命的诗歌”。 [33]
彼得波利斯的歌手曼德尔施塔姆，因为没有斯大林统治时期签发
的“居住证”，不再得到在列宁格勒居住的许可。1930年，他写了一首
诗，《列宁格勒》，在诗中，这个城市的两个名字，彼得堡和列宁格
勒，进行了一场敌意的对话。这首诗在以后的五十年之内，都是关于彼
得堡记忆的某种圣歌。
我返回我的城市，熟悉到满眼泪水，
到皮肤下面的筋脉，到童年肿胀的淋巴体。
好啊，你回来了——好的，干活吧，大口喝下去
列宁格勒河面灯盏的鱼油！
赶快，牢记十二月的这一天，
讨厌的煤焦油混合了蛋黄。
彼得堡啊，我不愿意死去，不是现在：
我全部的电话号码还在你的手里。
彼得堡！我还保存着地址
能够寻觅死去人们的声音。
我住在后面黑暗的楼梯间，从它肌体
拆下来的吊铃踢打、刺痛我的脑门。
我整夜整夜等待我亲爱的客人
拉响我门上的铁链。 [34]
这首诗是在哪里展开的？在住宅门槛附近的什么地方。不十分清楚
这位诗人是公寓里一个焦虑中的居民，还是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也不
清楚他现在是在门槛里面还是外面。他惧怕被捕，同时又觉得已经在自
己的房间里被软禁，这房间已经不再是他的房间。诗里的空间是过道的
空间，是黑暗入口和昏黑楼道的无人之地，有门上的铁链子和被拆下来
的门铃，通到过度拥挤的公寓单间。时间上的分离符合空间的分
离。“彼得堡”不再是一个引发怀旧之情的地点，而只是丧失了魔力的一
个祈祷词语、咒语用词。身处列宁格勒的一个彼得堡人，这位诗人却是
人在异乡的异客。这首诗再现了《埃及邮票》里面的某些形象，但是在
这里童年疾病的隐喻带有不祥的涵义，而城市神性显现似乎无处寻觅。
这首诗创作之后四十年都未得发表，一1973年才出现在战后第本为
这位诗人出的作品集苏联版里，有一些改动。这首诗受到特殊的欢迎。
苏联流行歌手普加切娃按一个现代曲调谱曲歌唱，改变了第一人称的性
别，从男性改为女性（Ia vernulas'...） [35] 。1988年，我在彼得堡漫步，
在瓦西里耶夫岛第八街一座房子上看到一个纪念牌子，上面写着：“诗
人曼德尔施塔姆在这里写出了‘我返回我的城市’”。 [36] 一座房子因为有
诗人在那里写作而享有纪念意义，是一很少见的事；般说的都是诗人在
哪一座房屋里居住过。但是，在曼德尔施塔姆的个案中，这样做很困
难；这位诗人在这个城市里变换地址十七次之多，所以接受布罗茨基给
予他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全苏之无家可归的诗人”。
■
我走进一条尘土弥漫的走廊，里面都是碎玻璃和杨树开花飘飞的绒
毛。没有照明，整座房子都陷入黑暗；只有在第五层，才有一个新上了
油漆的门，还有新配的锁，突出了这一套公寓的号码。曼德尔施塔姆正
是在这套公寓“拉响门链”，期待“亲爱的客人”到来。我用力敲门。我的
同伴（“曼德尔施塔姆的彼得堡”导游）在谈论曼德尔施塔姆，呼吸着杂
乱通道里面的尘埃。我们听到了厨房里的杂音，细碎而谨慎的脚步声。
门后面的人在倾听我们。我们也在听。这儿没有门铃，不能使用自发交
流的办法。所以，我们没有迈过门槛，没有能够在曼德尔施塔姆的厨房
里喝到温水泡的茶，没有看到通向诗人房间的长长的楼道，没有能够沉
浸在想象的近距离接触之中。也许这反而更好。因为原本就不可能有曼
德尔施塔姆的住宅博物馆。
列宁格勒变成彼得堡：骷髅斯芬克斯和列宁格勒记忆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作“列宁格勒”出现在圣彼得堡近期建成的极权主
义压迫牺牲品纪念碑底座上。侨民艺术家舍米亚金
（MikhailChemiakin）曾经是1960年代“圣彼得堡”艺术小组的成员，把
这座雕像赠送给了改名的城市。涅瓦河畔的这个纪念碑的组成部分是二
重面容的斯芬克斯—骷髅雕像，以及一个花岗岩的文字牌子，中间有一
道细细的裂纹，显示囚室窗户上的一个十字架或者裂痕。新的斯芬克斯
—骷髅是在和古代埃及的斯芬克斯对话，那是涅瓦河对岸的彼得堡著名
地标，就在艺术学院前面。彼得堡的埃及斯芬克斯像是1830年代在底比
斯古都附近挖掘出来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五世纪，在尼古拉一世统
治时期被运送到了俄国。拿破仑高度崇拜埃及古代文物；在战胜拿破仑
之后，这位俄国沙皇借用他人的帝国风格来装扮他自己的新京城。古代
埃及的斯芬克斯是一个人面狮身的野兽，象征法老是太阳神的化身。彼
得堡的埃及元素是和沙皇的神性权力、国际帝国风格、异国情调和神秘
的东方风格联系在一起的。历代沙皇的彼得堡收集了世界文化，并且将
其包容在彼得堡的引人瞩目的宏伟景象之中。
现在，彼得堡的游览路线从古代斯芬克斯像来到现代，从帝国象征
来到后苏联的象征。舍米亚金的斯芬克斯是游艺性质的野兽，比埃及原
件更为折衷和怪异。从一面看，它有一张女人的脸，还有长着古典式乳
房的母狮的躯体。圣彼得堡的斯芬克斯是一个大都会的和雌雄同体的动
物，像是埃及帝王的造物和希腊长着翅膀的妖魔，向人类提出谜语、嘲
笑他们的盲目。从另外一面看则是一具骷髅，“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里面的形象。这是一个具有双重面容的记忆诱惑者，是诱惑
之美和衰败的体现，不死与死亡的体现。新的斯芬克斯既是一个纪念
碑，又是一堆废墟。就像她的神话先驱者那样，她是用谜语谈话的。
斯芬克斯—骷髅的底座上写满了引用语，来自阿赫玛托娃、曼德尔
施塔姆、布罗茨基、萨哈罗夫、贝科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维索茨基等
人。这个纪念碑的地点是象征性的。它竖立在涅瓦河畔，距离利杰伊尼
大道和克格勃那所臭名远扬的大楼不远。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地下室里
遭受酷刑的人们流出的血液染成粉红色的水，向下流进涅瓦河。而涅瓦
河对面是克列斯迪监狱，许多犯人被囚禁在那里。在阿赫玛托娃排队探
望她的儿子古米廖夫的时候，她就梦想在这个地方竖立一个纪念碑。斯
芬克斯的侧影具有十足的彼得堡人特征，但是这个双重面容的野兽强令
记忆彼得堡和列宁格勒的过去，而不要没有反思的怀旧。纪念碑遭受亵
渎：有人试图用斧子砍掉花岗岩牌子——这是这个饱受争议的造物要经
受的某种洗礼。这个斯芬克斯—骷髅是给俄国遭受极权主义压迫的牺牲
品们最富有想象力的纪念碑之一，而这类的纪念碑很少见，一般的都限
于不引人注目的石块和石碑。
这一纪念碑的建立是由艺术家本人策划的，得到了“纪念”运动的支
持，该运动提出纪念涅瓦河畔靠近那个大楼的地方，尝试保存和标出极
权主义压迫的文件和地点。他们很多人都投票支持城市改名。在列宁格
勒转化为圣彼得堡的过程中，对于城市过去的一种悲剧性的误解和冲突
的观点变得明显。除了抗议改名的旧式的共产党特权阶层，还有一批列
宁格勒人也反对，他们是列宁格勒围城大劫的幸存者。在战争期间，列
宁格勒这个名称最终固着在这个城市身上；列宁格勒得到了斯大林颁发
的勋章和英雄城市的称号，这一称号变成了幸存者引为自豪的名称。令
人感到悲哀的是，列宁格勒过去的这两个梦魇——始于1934年基洛夫被
谋杀的斯大林大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格勒的围困，被用于现
在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争论，而且到最后没有能够把幸存者团结起来，反
而在他们中间造成了裂痕。在苏联时期，关于战争期间的英雄气概和战
争破坏的故事随处可见。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故事掩盖了斯大林领导的
针对苏联公民的另外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没有得到应有的谈论，受害者
依然没有得到纪念。战争纪念物是苏联义务参观的一部分，而大楼里面
实施的残酷刑罚的故事变成了民间地下传说的一部分。两种记忆都阻止
了对于过去全面的怀旧回忆，把伤痕和废墟留给了城市及其居民。“用
《真理报》是掩盖不了废墟的，”布罗茨基在描写战后的这个城市时写
道。的确，列宁格勒过去的种种梦魇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列宁格勒的围困毁坏了城市，毁坏的方式几乎是无法预料的，甚至
参照1918年彼得格勒遭受围困的情况也无法预料。在1941年到1943年围
困列宁格勒的900天里，全市300万居民有一半死于轰炸、疾病和饥饿。
希特勒计划把这个城市从地球上抹掉。纳粹训导手册指出，彼得堡的俄
国人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在天性上是精明的辩证法分子，有能力说
服他人做出最匪夷所思的事情”。 [37] 这个城市的主要纪念碑，俄国的和
苏联的象征物，是瞄准的目标，尤其是青铜骑士。这个雕像被伪装起
来，用沙袋遮盖住。根据传说，只要青铜骑士在它那个位置伫立，前蹄
临着深渊高举，但是不做出最后跳跃的动作，这个城市就巍然不动。城
市人员的损失不计其数；列宁格勒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墓园。围困幸存者
作家弗莱登贝尔格（Olga Freidenberg）写道：“人们行走，倒下，站起
来，摇摇晃晃。在药房里、门道里、入口处、楼梯间和门槛上，都是尸
体……整个整个的家庭消失了，居住几户居民的公寓、房屋、街道和街
区，消失了。”
[38] 然而，据弗莱登贝尔格认为，这个城市的命运乃是希
特勒和斯大林二者双重的野蛮。根据莫洛托夫—李宾特洛甫密约，这个
城市不设防，实际上遭到了遗弃。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斯大林很可能
毫无必要地延长了围困，牺牲了那么多人，就是为了他自己的战略计划
和令人惊骇的宣传目的。 [39] 当时有一张在西方媒体和俄国内部宣传中
都引起强烈效果的著名照片，照片显示的是创作《列宁格勒交响曲》的
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穿着军装，手握喷管，在大雪中除掉音乐学院房
顶上的一个弹片。其实，这张照片是在距离遭受围困的列宁格勒很遥远
的地方排演拍摄的，是在古比雪夫市，当时肖斯塔科维奇正在那里彩排
这首交响乐，准备做样板演出。这并没有减损音乐本身，而只是强调了
对于出自被围困列宁格勒的每一个形象和声响的控制的程度。但是，这
个城市绝对的惊骇景象和人们遭受痛苦的程度，在官方的宣传中却没有
得到充分的报道，因为官方的宣传所选择的是“为斯大林和祖国”而完成
的英勇坚持和牺牲。但是，在围困的灾祸之后，这个原来受难和受轻蔑
的城市，最后终于得宠于斯大林，得到英雄城市的称号。城市变成了一
个官方的殉难者，“英雄城市列宁格勒”，佩戴了列宁勋章。
在1940年代晚期和1950年代初期 [40] ，该城的居民发生了剧烈的变
化 [41] 。卢波尔（Blair Ruble）指出，在一道官方的界线之内，有两个
城市共存：“彼得”，即彼得堡的亲切的小名，和列宁格勒，苏联的一个
工业城市和典型扩张中的城市。 [42] 神话式的彼得是潜在地反对苏维埃
权力的，其代表是拥抱赫鲁晓夫解冻理想的工人和工程师；而对知识分
子、人文学者、作家和业余考古学家来说，列宁格勒则极度地代表了苏
维埃价值观，体现出了苏联国防工业集中和裙带关系的模式、外省的克
格勃，以及比苏联常规更具压迫性的文化政策。虽然经历了战争和苏联
对列宁格勒的新的认可，这个城市还是很快地失宠于斯大林。战后年代
列宁格勒党魁和“文化事务专家”日丹诺夫对劫后余生的列宁格勒—彼得
堡知识分子展开一次十字军征战，这是又一次清洗的前奏：对“世界主
义者”和犹太人医生们的清洗。只是斯大林的死亡，才阻止了这最后一
轮的迫害和大规模的镇压。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攻击包含
了一种清晰的反彼得堡意味，矛头直指阴魂不散的彼得堡神话：“列宁
格勒不应该成为浅薄无聊的文学地痞们的港湾，这些人就是要为了一己
的目的而盘剥列宁格勒。像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这样的人是不珍惜苏维
埃列宁格勒的。他们想要看到列宁格勒体现出来另外一种社会政治秩序
和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旧彼得堡及其青铜骑士——那才是他们珍重的东
西但。是，我们热爱苏维埃列宁格勒，苏联文化的进步中心。”
[43] 1949
年到1953年的最后一波大恐怖对这个城市的打击特别沉重。
斯大林死后，在党的地方魁首罗曼诺夫（和沙皇族谱没有关系 [44]
）的统治下，这个城市进入漫长的政治停滞时期。先撂下许多官僚腐败
和政治压迫不予表述，此人名气最大的功绩乃是在金牛宫里为他女儿举
办婚礼，而这座宫殿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赠送给波将金伯爵的。为了这个
婚礼，他下令从“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借用叶卡捷琳娜的一套瓷器。博物
馆的行政部门和工作人员竭力阻止此举。其中的一位研究人员表现出身
披闪光甲胄的真正骑士气派，无私保护文化遗产。晚上，在党的官员计
划来借取帝国瓷器的时候，他暗藏在博物馆黑暗的房间里，戴上头盔、
披上中世纪骑士服装，想要吓退罗曼诺夫的同伙。斗争双方力量对比悬
殊。彼得堡珍宝的勇敢保卫者被解雇；罗曼诺夫团伙拿走了叶卡捷琳娜
一套瓷器，胡乱使用。列宁格勒党的头目醉醺醺的客人们用精美瓷器饮
酒作乐，无情地毁坏了珍贵的杯子和茶碟。 [45]
这个罗曼诺夫的列宁格勒乃是普京的城市，对于他来说，这座大
楼，四远驰名的克格勃建筑，是和冬宫一样重要的地标。在1960年代和
1970 年代 ，在列宁格勒经济和政治生活特别停滞的时刻，草根的彼得堡
怀旧情绪出现，带有一股新的力量。地方工业、生态和住宅问题处在灾
难的边缘。社会机动性或者事业发展机会几近于零 [46] 。当时对于这个
城市、区域的和城市的考古学（kraevedenie） [47] 和历史主义的兴趣大规
模地复活，这方面的学问在城市居民当中变成了最流行的爱好，把一半
列宁格勒人都变成了业余导游和城市古物收藏家。这一情况绝不限于知
识分子和作家；这不单纯地是一个自豪感受损的问题，一而且也是培育
种不同的市民意识的方式。对于彼得堡的兴趣展现出来对城市的另外一
种描述，以反驳官方离题万里的赘言和苏联的种种限制。在列宁格勒的
彼得堡参观和走街串巷乃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旅行。列宁格勒的新一代
青年——生于苏联并且接受苏联教育的一代是不记得彼得堡的文化的。
对于阿赫玛托娃那一代的诗人们，彼得堡乃是他们的过去和他们文化珍
宝的“诺亚方舟”。对于战后的一代，彼得堡乃是不属于他们的记忆之
地。彼得堡之所以必须纪念，是因为它已经不复存在。新的彼得堡人不
是自然而然地继承了文化的；他们接管了文化，不过是因为在空间上的
接近和共存，而且，他们还赋予了这一空间以巨大的虚幻潜力。聚集在
阿赫玛托娃的厨房里的年轻诗人们培育了彼得堡怀旧，一种亲西方的观
点、讽喻和对现代主义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偏爱，而不是在莫斯科重新发
现的先锋派。
布罗茨基恢复了这个城市的地位，即一个“内部流放者”，在自己故
乡的异邦人，体现了俄国文化中的某种自我反思的时刻。 [48] 布罗茨基
的彼得堡既是一个私人的诗的神话，又是某种更宏大的文化想象的折
射。彼得堡的梦幻者生活在列宁格勒的公寓房间中，布置着他们的“一
间半房屋”，那是一种逃避苏联集体生活方式的想象空间。彼得堡的表
面深入列宁格勒的公寓，就像一个私密的梦景。这样的一种彼得堡错视
画法使得他们在列宁格勒的生活稍微容易一些。但是，这个城市还不仅
是一个美丽的门面。布罗茨基反思到，列宁格勒战后废墟的持续存在，
这决定了他的童年世界观。这个城市的躯体凄惨、涵义矛盾、支离破
碎，就是这样地抚育并且定型了他的心理。就像施克洛夫斯基那样，废
墟造成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从而确定了布罗茨基的“殊异化艺术”。废墟
打破了正在来临的社会主义天堂幻景和自封的新彼得堡人的审美之梦。
1960年代初期，阿赫玛托娃献给当时年轻而不知名的诗人布罗茨基她自
己的一件有诱惑力的、自比彼得堡斯芬克斯的肖像。
列宁格勒的彼得堡是城市里的城市，某种“临时的自治区”，既是城
市风景的一部分，又是一片特异反应地（atopia）。后苏联时代的彼得
堡不仅是对革命前的过去的某种回归，也是对于列宁格勒梦幻者的悼
念。这个城市近期的纪念匾牌和微型纪念碑都向“彼得”的非官方地图致
意，实际上这就是整整一代非正式列宁格勒文化共有的记忆框架，从遭
受大清洗的作家住宅到非官方的酒吧间，例如“西贡咖啡馆”。
从西贡咖啡馆到狂舞聚会：地下列宁格勒的转变
1997年，在涅瓦大街和弗拉基米尔大道街角，一个用喷洒的颜料写
出的奇怪招牌出现：Saigon（西贡）。在附近的建筑脚手架围板上，有
涂鸦的错谬英文字眼：Saigonis foreve（永恒的西贡）。圣彼得堡第一
次狂欢节参加者们竖立了一个镀金的纪念牌子：“西贡。人人都要保护
的纪念碑。诗人布罗茨基、化妆品商店、米奇基 [49] 、‘欲望号’街车都
曾经在那里。”西贡咖啡馆，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普通自助餐厅，在1960
年代和1970年代却是一个受欢迎的去处，新潮文化人、诗人、黑市商
贩、克格勃密探都混在那儿——那儿咖啡便宜，话题多，地板上都是春
天的雨雪泥水，桌子挺高，不舒适。“在莫斯科，因为参与赫尔辛基观
察组织，因为卷入人权组织而被捕；而在列宁格勒，遭到逮捕的人是因
为写诗，或者因为在西贡咖啡馆里对朋友说了一个笑话。”对于一个列
宁格勒人—彼得堡人的新潮文人来说，自我装扮是一种穷人的纨绔子弟
风尚或者外省的世界主义风度，这包括穿破烂牛仔裤、引用在黑市上购
买的曼德尔施塔姆作品、在西贡咖啡馆饮用匈牙利产葡萄酒。这个咖啡
馆存在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没有人把它看成是个纪念建筑，它的名
字也没有在报刊上出现过。西贡是口头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存在
于官方文书字里行间。这个咖啡馆在1990年代初期消失，似乎没有人注
意到。
在“开放”和“改革”的初年，和在苏联解体之后，生活的节奏加速，
没有时间回顾过去。生活比小说更有意思，现在比过去或者未来都更激
动人心。最近的过去岁月被欣然忘记。在“改革”之前几年才结束的勃列
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年代，当时看来就像是另外一个纪元一样。在“改
革”时期，人人都在忙于重塑自我，而重塑就涉及斩断老旧的纽带。市
场经济的引进，加上某些本来不管闲事的列宁格勒人逐渐成熟和公开的
政治参预，结束了反文化的生存。再也没有人喝得起那种廉价咖啡了，
时间就是金钱。
西贡咖啡馆大约是在八月政变和城市从列宁格勒易名圣彼得堡的时
候关闭的。这个事实里必定包含某种的诗意法则：列宁格勒一个鲜明反
文化去处在列宁格勒寿终正寝的时候也同样寿终正寝。再也用不着那种
非官方网络的躲躲闪闪的系统了：这样的网络过去构成了公众的团体，
创造了停滞时期的公民社会的某些基础。只有在和过去决裂之后，某种
缺失感才能够被恰当地体会到。西贡咖啡馆关闭以后，一家意大利化妆
品商店在那里开张，给经过新洗礼的彼得堡人带来另外一种的乌托邦许
诺——“欧式装修”（evroremont）。化妆品商店抹掉了对这个地点的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