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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圣彼得堡,世界性的外省.3

作者: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译者:杨德友 当前章节:15367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11:35

忆。但是,在咖啡馆变得不仅过时,而且早已经废旧的时候,对西贡咖

啡馆考古学的兴趣突然出现。欧式装修没有取得大规模的成功;这家意

大利化妆品商店在俄国做生意遇到很多困难。新店主决定靠这个地点的

名声赚钱,又在这里开了一家很大的音乐商店,出售摇滚乐到高技术电

子音乐,宣告继续发扬在1980年代冒出地面的列宁格勒地下音乐场面的

传统。店主同意允许狂欢节组织者们住进商店,虽然保镖也不知道布罗

茨基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于一个早已经关张的咖啡馆还有这么多的

议论。西贡咖啡馆招牌的风格是往日西贡咖啡馆的常客(“西贡人”)所

难以想象的。那些老常客用的是自来水笔,不是外国造的记号笔和喷雾

颜料;老常客一点也不精巧,而这个新的、改良的西贡商店的招牌很精

巧,很有刻意激进的意识。这是具有国际涂鸦文化风格的商业化地下经

营的招牌呢。

大约在同一时间,圣彼得堡舆论界出现了某种西贡热,突然显露了

对于1970年代青年文化的怀旧,这一文化不再怀有1960年代的理想主义

和具有人性面貌的社会主义梦想,但是它也还没有以1980年代青年的轻

易方式进入现存体制。西贡回忆以各种体裁出现,从混好的西贡男孩的

抒情回忆录到对于西贡名人的批评访谈,和对于西贡与公众领域的社会

学研究。 [50] 西贡常客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些变成了酒鬼,悲惨

而贫穷;另外一些人则逐渐进入新的制度,现在坐在原来公寓宿舍楼里

的办公室,慢慢品尝卡普奇诺咖啡。有些人变成了成功的商人,从彼得

堡古董黑市过渡到了可以说是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有些人现在是新俄

国人,或者新俄国人的父母;另一些现在是年迈的纽约人。很多人离开

了人间。

西贡的诞生被看成是一个神话般的事件,据一些记载,是在1964

年。这个咖啡馆大受欢迎,是因为位于城市大街的拐角处,有八个咖啡

磨制机,服务员态度宽容随和。据说,起初咖啡馆装饰有艺术家米赫诺

夫(Evgeny Mikhnov)抽象的仿民间艺术公鸡,还有椅子,后来这些椅

子和抽象的绘画都消失了。西贡既不舒适,也不优美。和一家法国咖啡

馆对比,这个咖啡馆倒是一个违背审美趣味的地方。这是一种快餐店的

慢速变体。在这里排队等于参加西贡咖啡馆式的社交网络联系。自由的

座位和站立空间的安排,正好适合新式风格的谈话交流。西贡咖啡馆丑

陋而平常。它是列宁格勒亚文化的理想地点,这亚文化占据了庭院、楼

房通道和公寓的隐蔽角落,列宁格勒人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做他们的彼得

堡之梦的。违背审美趣味的内部装饰突出了他们的讽喻感。

关于这个咖啡馆名称有一些传说。它出现在越南战争期间,“西

贡”这个名称常常出现在苏联报刊上,好像就是颓废和资本主义罪恶的

象征。据一个流言称,是格林(Graham Greene)在当时发表的反战小

说《沉静的美国人》启发出这个名称的;另外一个流言称,这是因为一

个清洁女工提出的批评,她听完了太多的苏联广播,说“:这儿太肮

脏,像西贡一样。”西贡曾是对苏联新闻的滑稽模仿,也是对西方反战

运动的呼应。圣彼得堡重要的社会学家和西贡咖啡馆的常客兹德拉沃梅

斯洛娃(Elena Zdravomyslova)“指出,西贡咖啡馆可以被看作一种连

续的静坐式集体行动,这是从1970年代学生抗议时期起众所周知

的。”但是,西贡代表的是什么样的“集体行动”呢?

西贡人自称是一个“系统”(sistema)——意思是说和苏联系统平行

的系统。但是,从咖啡馆名称和集体特征形式来看,俚语借用了官方语

汇的方式很能够说明问题。为了理解西贡所代表的集体性特征,我们必

须超越苏联晚期社会主义时期“极权主义的”和“持不同政见的”生存之间

的对立,而要从内部的亚文化“灰色地带”或者角落出发来思考——这是

一种系统内部的系统。这是一个平行的系统,但是,就像在洛巴切夫斯

基几何学里那样,平行线偶尔也会相遇。这个“系统”没有提出一个宣言

或者形成一个政党;它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纲领;它是在日常生活不成

文的习惯做法中表达出来的。 [51]

西贡“系统”的基础是某种刺激整体苏联制度的日常行为美学,从内

部来腐蚀其极权性质。西贡的自我包装是苏联纨绔子弟风格的一种形

式,但是不同于其先行者,而更多关注的是美学化的丑陋和日常生活的

反美学。波德莱尔曾一度把纨绔子弟风格定义为现代英雄主义的一种形

式;对于他来说,一个纨绔子弟就是新时代的失业的海格力斯。西贡人

在反英雄的自我表现中是英勇的,但是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一种精神贵

族,却化装成为流氓无产阶级。 [52] 西贡是苏联制度的对立面。在这

里,人可以甩掉自己的职业角色,在一个另类的狂欢节世界里扮演不同

的角色。这个“系统”是一种国家之中的国家,有它的名人和礼仪;但它

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甚至体现在咖啡馆时时改变的家具排列中。西贡

不是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恰恰相反。在这里,波希米亚人、大学生、

诗人、罪犯、过路的行人、古玩贩子、黑市贩子、地下出版物传播者

们、列宁格勒的观光客、化了装的克格勃分子——各色人等都混杂在一

起,各自专心办自己的事。这里的气氛是亲近和相对的佚名性的合一,

十分难得。

在事事完全可以预料的苏联日常生活中,西贡咖啡馆提供了星星点

点的预料不到的事物。你来到西贡,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夜晚结束时会

是谈到什么话题、在什么时候、和谁在一起。西贡是进入城市替换地貌

的通道。人们常常离开西贡、走上街道,再进另外一家咖啡店,或者某

一个人的“好客之家”。西贡顾客的特权是享有很多休闲时间。西贡的顾

客们不追求豪迈的事业,在苏联机构里上班也是人浮于事。他们生存在

苏联体制的边缘;他们是佯装工作,当局是佯装付给他们工资。西贡顾

客们踩到苏联法律的边缘。我们都记得,布罗茨基被捕的理由是“懒散

闲荡”——其实就是在西贡暗暗得到鼓励的那些活动。在西贡的聚会

中,有某种秘教的东西,或者至少人们倾向于相信这样的情况。在这

里,有对于“没有得到承认的天才”、任何一位才能没有得到完全理解

的“作者”(auteur)的小小的崇拜,他们的才能仅仅是在饮酒碰杯的时

刻提及而已。地下列宁格勒从诗人文化转移到了摇滚乐文化及其明星人

物:格列边奇科夫(Boris Grebenshchikov)和他的“水族馆”小组。格列

边奇科夫早期的抒情歌曲混合了甲壳虫与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还有一丝

列宁格勒的佛教色彩。摇滚乐专场变成了附加扩音器的西贡文化的延

展。

性革命是通过西贡和其他类似的地方到达列宁格勒的。西贡的友谊

和情色之事得到珍重,超过家庭的和职业的情谊。西贡的女性们很少是

已婚女人;她们是缪斯和暂时的女友,她们慢慢品尝廉价葡萄酒,讨论

科尔塔萨尔(Julio Cort觃zar)的作品,跟人接吻。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说

辞相反,在西贡这里,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也与反对我们的人共处。有

时候,一个穿牛仔裤的克格勃分子可能用关于马尔克斯(García

Marquez)的知识耍弄你。 [53] 就是在西贡,人们讨论过布拉格之春和

入侵阿富汗,或者还有布罗茨基和他人遭受逮捕。有一则西贡传说称,

有一个人因为在西贡用了一个双关语而被捕。在俄语里,“以没有武装

的眼睛看某物”的意思是不用望远镜。所以,在核裁军和缓和紧张局势

的运动中尼克松访问列宁格勒的时候,一个人拿了一副大望远镜,说他

无法“以没有武装的眼睛”看美国总统。当局不能接受这个双关语,这个

人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而被捕。可是,在西贡是没有恐惧的:在这里

流行着有限度的冒险精神;用不着跑到老远的地方去感受险情。有传言

说,西贡之所以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直到1990年,是因为它恰恰就

坐落在克格勃总部附近,而且,克格勃密探们也是人,也喜欢喝喝咖

啡,享受那随随便便的气氛。

西贡“系统”的基础既不是苏联的特权和社会地位的系统,也不是金

钱的特权。而是某种贫困崇拜,或者更可以说,对经济的漠不关心。但

是,炫耀漠不关心的态度,与其说是对真实经济状况的思考,不如说是

一种行为风格。西贡常客当中有黑市行家,他们看重金钱,常常邀请诗

人朋友们在另外一家非官方的酒吧间乌尔斯特(Ulster)喝上一杯,那

儿不同于西贡的是,客人可以坐下,甚至品尝一盘昂贵的意大利面条。

西贡文化挑逗了当局,在恐惧和醉酒的边缘上完成平衡表演。但是,它

扩展了机遇的地平线,开放了多种形式的文化抗议,这些活动虽然没有

揭穿现存的制度,却是有助于一点一滴地磨损它。西贡怀旧是1970年代

那一代人对自由流动的讽喻派团结、对友人与旅伴组成的另类群体的怀

旧,那种关系没有受到经济的和体制上的限制。

在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西贡“系统”(sistema)发生了相当

大的变迁,虽然当时没有被注意到。西贡自我装扮的政治反抗性质变成

了一种追求非政治的装扮,同时结合了新一代列宁格勒“镀金青年”所炫

耀的随便使用官方话语的方式。1960年代和1970年代针对克格勃分子的

示威被一种新的“和平共处”(借用勃列日涅夫所喜欢的术语)取代,而

共青团干部接受了他们眼里的意识形态敌人的讽刺风格,结果造成人类

学家尤尔查克所说的“后期社会主义的玩世不恭的理由”。颠覆性的和排

他性的sistema语言变成了一种流行的和大量复制的stiob(闲侃)。stiob

是滑稽的、在政治上不正确的话语,其成分是引用语、脏话和非正规词

语,除了高度严肃的主题,貌似毫无忌讳,但是依然没有摆脱俄国—苏

联的文化语境。stiob是一个涵义混杂的俚语语词,意义和许多动词有联

系,包括“责打、杂谈、性交”;当形容词用的时候,可以指“奇怪、愚

蠢”。 [54] 和陌生化正好相反,stiob熟悉一切事物,把任何一种危机都变

成又一种典型的滑稽可笑的俄国情景。stiob是苏联人(homo

sovieticus)和后苏联人的最新的创造,这个创造允许驯化各种文化神

话。stiob的作用在于同义词累赘重复和滑稽模仿之间,但是排除了一切

政治讽刺和社会批判。stiob使用惊人的言语,却是为了避免对抗惊人的

问题。sistema语言是通过讽喻发挥作用,依靠心照不宣的臆断;stiob是

通过同义重复和冷面冷语的风格发挥作用的。sistema语言留下许多没

说;stiob则说得过头,琐碎化。sistema语言还记得官方的体系是什么,

虽然有其虚饰,却并不认为坐在邻桌的克格勃分子是自己的一部分。区

别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但是区别是存在的。stiob文化更有幽闭恐怖性

质,虽然表面上很开放。stiob不断地和当局调情。stiob之外没有另外一

个世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够通过它来得到回收利用、让人熟悉起

来。stiob对现存秩序不质疑,确认其不可避免。

在西贡咖啡馆关闭的时候,西贡文化的元素已经变成列宁格勒的主

流。列宁格勒舆论界和新的电视频道接受了非官方文化的非正式语言,

取得很大的成功。1989年到1991年的列宁格勒媒体是最具实验性质和教

导性质的,雇佣了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受到巨大的欢迎。 [55] 不仅如

此,无论好坏,“民主阵线”运动以宏大规模复制了西贡风格。非正式的

行为、讽喻的而不是说教的风格、“非意识形态的话语”而不是对于新意

识形态的寻求,乃是“民主阵线”运动的一些主要特点。回想起来令人觉

得,1991—1992年间改革初年丧失了当时的机会之一——创造一个具有

广泛基础的民主政党,也是由于对一切政治存有深刻的道德疑虑,还有

对于机构怀有某种讽刺的态度造成的,这种态度正是列宁格勒非官方文

化的特征。

在改革期间,列宁格勒—彼得堡依然是青年文化的中心。青年文化

从关注政治和诗歌的摇滚乐转向了国际技术音乐的去语境化的节奏,从

非正式的住宅聚会到收门票和“面貌审查”的夜总会。改革初期的住宅聚

会在等着“大修”的、没有人占用的公寓里举行。丰坦卡河和莫伊卡河畔

几个街区半废墟的公寓变成了擅自占用者们的天堂。公寓文化从1960年

代延续到1990年,那些地盘容纳了诺维科夫(Timur Novikov)的新美

术学院和阿富里卡、古里安诺夫、马梅舍夫等艺术家的工作室。他们参

加各种文化形式的假面舞会、易装,一起寻求新的审美视野。他们居住

在过渡性的空间里,这些空间显示出列宁格勒—彼得堡秘教风格——在

边缘地区,在两种思考之间。

如果说住宅聚会继续了1960年代以后就存在的私密化公共团体的文

化,则夜总会带来了一种新形式的社会化,更为佚名而不注重地点。在

1970年代,这里的玩笑是,离列宁格勒最近的夜总会是在赫尔辛基。在

1990年代,这个玩笑不再符合事实。技术的引进也结束了列宁格勒摇滚

乐向来对艺术家—作者的崇尚,带来唱片骑士(DJ),亦即技术曲调的

翻新技师。新技巧直接来自柏林,有柏林的DJ参预。结果,地下传统中

坚持下来的秘教式传播系统告终。一位年轻的妇女评论说,她觉得,摇

滚乐艺人看起来就像少年先锋队队员一样老旧。不拘礼仪,崇尚懒散和

非政治的态度,从存在主义的方式变成一种时髦的宣示。在《闲聊》

(Ptiutch)杂志上,交际专家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得到细致的记载。这

一方式演变成一种行为法规,一如前苏联的共青团章程。模范的交际专

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享受乐趣,不谈政治,不为生计工作:这两种行动

都被认为干脆就是低级趣味。商业化的和冲淡的审美趣味被制度化。如

果还是要谈政治的话,则利莫诺夫或者列多夫式激进的右派在1990年代

晚期被认为是更时兴的,虽然这个潮流现在也渐渐减退。苏联晚期时代

非正式的、非官方的青年文化逐渐变成一种制度化的亚文化,有收费、

保险、黑手党、认证和广告。 [56] 最近,狂舞聚会接管了该城市主要旅

游景点,包括皇宫广场、彼得与保罗要塞。有谁能够想到,一度使用瓦

格纳式总乐谱演出的革命场面竟然以一个狂舞聚会收场呢?

1998年没有举办圣彼得堡狂欢节。雅科夫列夫政府祝贺狂欢节组织

者们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在城市预算里为狂欢节拨出巨款。但是,正如

在俄国常见的那样,钱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一直也没有到达狂欢节组

织者手里。对圣彼得堡传统的这种文质彬彬的懈怠态度在舆论界掀起大

波。大家怀念狂欢节;因为不举办狂欢节,反而衬托出狂欢节显然变成

了一个传统。群众性的狂舞游行也没有举办。城市当局在尝试组织类似

城市节日的活动过程中,一直是不成功的。最后,报纸登出广告,举办

吊桥之夜晚会,伴有音乐、焰火和午夜时分全部桥梁同时升起表演。

对于我们,晚会是在米哈伊洛夫宫殿这个皇庭杀父事件之地的后面

开始的,有几个爵士乐队免费演奏,听众是放荡不羁的文化人,正在草

地上吃晚餐。见过世面的老太太们在微醉的青年人当中漫步。这些老太

太是仅有的拥抱了自由市场和新式企业精神的人。她们是在经商:她们

不像过去那样向青年人说教,而是得意地微笑着捡起葡萄酒瓶和啤酒

瓶。

从这个公园,人群懒洋洋地漫步走向涅瓦河边,穿过皇宫广场,那

里有一个小型狂舞聚会正要开始,或者正要结束——弄不清楚。我们发

现自己又裹进了自由流动的人群,等着观看午夜的表演。时间快到了,

观众的兴奋程度也高升,而不是桥梁。月亮穿过乌云,而不是焰火露

面。半小时过去了。然后是一小时。群众说风凉话,心情不坏,交换着

消息。他们都是从某些可靠的新闻媒体听说了这一美妙晚会的。是不是

桥梁都在维修呢?焰火延期,是不是因为暂时的技术困难呢?有人很乐

观,提醒大家不要失去希望,大桥马上就要慢慢升起。大家要有耐心,

等着接受一个大惊喜。我们等着。

流言和议论又延续了半个小时。但是,惟一的惊喜是——没有惊

喜。群众敬畏地观望熟悉的彼得堡建筑物正面在延迟的暮色中闪亮(或

者那是日出),和涅瓦河水中的奇诡的倒影。每个人都友好得出奇,因

为这个毫无新闻可言的夜晚而微微陶醉。狂舞者和非狂舞者分享了同样

的幽默感。彼得堡当局低调的失败只不过突出了一场无组织的——大自

然的——风景。也用不着什么stiob来补偿。我们经受了又一场讽喻性质

的显现,彼得堡风格的。没有焰火,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白夜,和沼泽

地上梦幻的迷雾。

自由岛屿彼得堡

如果说文化在彼得堡变成了第二自然,则自然本身就变得完全神话

化了。北极光这北方的光亮,因为导致彼得堡人的双重眼光和对秘教的

偏好而遭到指责。涅瓦河水的每一次泛滥都造成悬念和混乱与宇宙秩序

之间的某种戏剧性冲突。驯服大自然的任何尝试都受到神话学的评判。

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防洪修建大坝一事被认为是苏联战胜大自然宏

伟计划的一个失败。由于城市小气候不卫生,据说彼得堡人都带有特殊

的细菌,会感染外国人和来访者。列宁格勒人和彼得堡人,还有全部胆

敢在这个城市逗留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形成免疫能力。(我的免疫力不

太强,但总算还有。)不过,关于彼得堡大自然最近的传说是更鼓舞人

心的,甚至是更难以置信的:据说在亚历山大石柱的下面,有天然的石

油储藏。就像战争期间的游击队员一样,彼得堡人保守着他们的秘密。

这个城市一旦和莫斯科分开,亚历山大石柱就会被搬走,石油将会帮助

城市建设光辉的未来。在狂欢节参加者们把吹足了气的香肠形状气球绑

在亚历山大石柱上面的时候,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暗示吧?

“自由彼得堡”之梦大致上就是对于这个城市苏联时期历史的一种反

应。在1980年代晚期,这个梦想的基础是列宁格勒另类的彼得堡考古

学、“系统”(sistema)的思维方式——一种珍惜苏联制度内部殊异化的

平行生存方式的非官方文化。用政治的术语来说,“自由彼得堡”的这个

概念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的生态文化示威和民主运动的开始。这是当时

一个新闻记者给予彼得堡身份的有点理想主义的定义“:尊重法律,对

不同的民族和宗教团体表示宽容,以节制、理性和文明的行为为特征

的‘欧洲人规范的思维方式’幽默,感。”这看起来显得不可思议:俄罗斯

帝国往日首都的新身份表现成为自觉地反帝国和反民族主义。其解释就

在于把列宁格勒改名为圣彼得堡这种特殊的经历之中。

列宁格勒是在1991年八月政变和苏联解体的前夕变成圣彼得堡的。

1991年5月,该城市居民被要求参加公投,投票支持三个名字:“叶利

钦、索布恰克、彼得堡”。就这样,把这个新名称和民主纲领联系在一

起。 [57] 在彼得堡,民主阵线取得压倒性多数的胜利,而该城市形成了

某种统一战线,反对政变组织者所谓的紧急事务委员会。一万人上街游

行。因此,新的圣彼得堡神话和君主制的复活是没有联系的,和俄国的

民主运动有联系。

索布恰克市长竭力争取该市取得自由贸易区和自由开发区(zona

svobodnogo predprinimatel'stva)的资格。新市长的目标抱负十足:在二

十一世纪复兴“汉萨贸易路线”。他决定,要建设高速公路,连接彼得堡

和赫尔辛基、莫斯科,要开设的不是从北欧到希腊的道路,而是“北欧

到日本”的道路。城市当局宣布,彼得堡不是要成为军事和工业复合体

的一个分支,像在苏联时期那样。城市的基础设施要重建,使其变成文

化中心和银行业与软件工业的一个中心。 [58] 索布恰克努力制定一个经

济的和政治的纲领,其基础乃是一种新发明的彼得堡身份,要发展和欧

洲与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联系,

而不太是和莫斯科的关系。圣彼得堡的欧洲大学是在1992年新兴建的。

市长的城市复兴计划包括了从实际到乌托邦的内容。为了使圣彼得堡成

为欧洲的一个中心,索布恰克梦想完成彼得大帝没有完成的规划:在彼

得堡建造一个新荷兰,甚至还找到了法国、荷兰建筑师和工程赞助者。

但是,宏伟计划遭到议会抵制,议会(沿用着苏联时期的旧称,

Lensovet)认为规划“不爱国”,彼得堡行政部门有过多的国际化倾向。

1993年和1994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大大推动了彼得堡知识分子堂吉

诃德式反对莫斯科政权代理人的斗争:“考虑到在车臣的不道德政治和

中央的腐败,这个城市,作为‘欧洲共同家园’的一部分,和波罗的海各

个共和国与东欧在一起,比和这个欧亚帝国机器扩张主义野心同流合污

要好得多。”

[59] 作者用数字支持他的论证:彼得堡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

上缴给联邦财政部,这些钱被用于“发动反对少数民族的战争和豢养榨

取彼得堡钱财的中央政权得宠贪官寄生虫”。彼得堡上缴莫斯科的6万5

千亿卢布,足够平衡城市预算。“圣彼得堡:自治运动”的发起者拉宁

(Danila Lanin)宣布,运动是为回应车臣而组织的。 [60] 依据他的观

点,这个城市提供了一个国际主义的范例,而不是新的世界地方分权主

义中的民族分离主义。彼得堡地方分权论的基础是对于有特色的地方历

史的发现,特别是苏联时期,包括斯大林的大清洗、无谓延长的对列宁

格勒的围困、官僚的贪污腐败和该城市百废待举的面貌。梦想彼得堡自

治权利的人们认为,这个城市本来是可以变成俄国民主的橱窗的。至于

彼得堡的种种幽灵,则将是城市民间传说的一部分,而不是城市政治的

一部分。

对于城市民主的奇异设想只存在于1990年代早期。到1996年,随着

新市长雅科夫列夫的到来,情况发生了巨变。一位彼得堡记者评论

道:“地方权力不很强,自由贸易区不怎么自由。”在1997年,银行业的

独立性被中央的权威粉碎。甚至联邦政府答应提供的埋葬最后一位沙皇

的钱也没有及时到位,而彼得和保罗大教堂的巴罗克式镀金祭坛,即使

是在仪式过程中,也还在修理。一言以蔽之,原来“‘彼得’的钥匙都装在

莫斯科的保险柜里”。 [61]

与此同时,彼得大帝的传奇性雕像,青铜骑士,得到了整容。荷兰

人和瑞典人为这次重大的清洗作出贡献。结果,绿色的铜锈、一层一层

的城市尘埃和污垢被从雕像纪念碑上清除,还有,感到绝望和时时做梦

的彼得堡人—彼得格勒人—列宁格勒人目光里的辉晕也被除去。这尊雕

像变得崭新,显得不真实,似乎是狂欢节的一个角色。老式怀旧铜绿让

位给了某种更激进的发明的传统。在1990年代,青铜骑士的神话又被披

上不同的装扮:它是前往新欧洲的信使,虽然不那么经常,却也有时被

看作启示录里面的骑士。雕像最含义不明的部分,彼得大帝坐骑蹄下的

蛇,继续诱惑着彼得堡的神话学家们;这条蛇被认为是被俄国打败的敌

人——西方人的象征,同时,在技术上,它又承载了纵马奔驰、准备越

过深渊的沙皇的雕像。

“如果说胜利的乔治在莫斯科的市徽上——那个乔治是杀死了蛇

的,则彼得堡的英雄就是青铜骑士,他没有杀死恶魔,相反,是在它身

上找到了舒适和支持。”库拉耶夫在“从列宁格勒到彼得堡的旅

行”(1996)中这样写道。 [62] 彼得堡是以俄国的内部压迫者的面貌出现

的,它用西方的很多诡计引诱俄国,从彼得的改革到丹碧丝。在他看

来,支撑了青铜骑士马蹄的那条蛇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保护者魔鬼。

这样不吉利的预言不是特别与众不同的,它令人回忆起革命前圣彼

得堡最后的年代。彼得大帝第一位夫人的诅咒得到白银时代 [63] 许多作

家的回应。在1918年,阿尔金(D.Arkin)发表了《厄运之城》,这本

书宣告,彼得堡是与“神圣俄国”对立的“撒旦的俄国”的体现。在他看

来,彼得堡的每一个骑士雕像都象征了启示录里的四骑士之一。同样,

另外一位现代哲学家把莫斯科描写成为一个从灰烬中再生的“凤凰城

市”,一个灵魂和土壤都是真正俄罗斯的城市。彼得堡显现得像是“巴比

伦的淫妇”,“文明的承载者——‘文化的退降的吸血鬼’,或者,等待着

末日审判的城市教化者”。 [64] 如果彼得堡传统是撒旦对俄国文化的扭

曲,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俄国文学大部分作品从俄国经典中清扫出去,

从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普希金和果戈理,到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

塔姆、布罗茨基。“巴比伦的淫妇”养育了俄国世俗文化的绝大部分。

但是,库拉耶夫的立场不能只因为怪异就置之不理。库拉耶夫说

过,他一向认为自己是列宁格勒人,不可能想象自己出生在另外一个城

市。“列宁格勒”之对于他,不是列宁的城市,而是受尽了围困考验、使

他为身为一个列宁格勒人而自豪的英雄城市。库拉耶夫继而维护列宁格

勒的知识分子和在该城市街道上遇到的领取养老金的老年妇女,批评对

老兵缺乏社会服务和尊重。极端的痛苦感受和愤怒把他的社会批判化为

启示录的诅咒。还有,俄国的启示录式的思维方式是常常和排外联系在

一起的。因为城市事务的可悲状况而遭受指责的不是地方政治和苏联遗

产,而是一种形而上的敌人。如果“精神”这个词和定语“俄国的”连在一

起,则恶必定是外国的,或者,更糟糕的是,化装成外国人的一个俄国

人,或化装成俄国人的外国人。

西方邪恶的传输者来自“最近的外国”,其陈腐却又邪恶的体现就在

一群爱沙尼亚人身上。作家像俄国英雄伊万·苏萨宁一样,把爱沙尼亚

入侵者们带引到半路,十分豪迈地宣布:“这就是穿着雨果·博斯牌雨衣

返回我们的沼泽地的‘可怜芬兰人’故事的结局。”

隧道尽头仅有的光明在于前彼得堡的俄国的过去。作家很可能想要

返回到那个(据近期历史学家描写是)善良的、“安静的”沙皇阿列克塞

·米哈伊洛维奇那里去。在时态上,这就是返回到愈过去时

(plusquamperfectus)的将来完成时。如果更仔细地查看,作者会发

现,阿拉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是一个多少要促进西方化的人,虽然

他更多地看重天主教的波兰人和乌克兰的巴罗克文化,而不是北方的新

教教徒。从列宁格勒到彼得堡的旅行,就是进入空旷和苦涩的旅行。到

最后,在这无情的胡言乱语中,珍贵的社会批判丧失,这样的谈论表现

出俄国哲学和苏联恼怒的一种特殊的混合。矛盾的是,对于彼得大帝以

前俄国的怀旧却掩盖了作者对自己在列宁格勒生活的怀想。但是,这样

的反彼得堡旅行是有教育意义的;它表明,就其最激进的方面而言,对

彼得堡的寻根,可能导致把这个城市完全铲除——不是名副其实地,而

是在文学上。在彼得堡的神话中,自然与文化之间、地理与历史之间的

区别,不可避免地会模糊起来的。

无论具有怎样启示录精神和深感痛苦,库拉耶夫还是反复提示出彼

得堡身份的关键特征:它那众所周知的欧洲崇拜论和民族宽容。库拉耶

夫提出一种猜想的历史,即: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而非彼得)是

伟大的沙皇——所以彼得堡就永远不会建造出来。但是,彼得堡的一群

新考古学家提出另外的真实的历史,证明彼得堡不可避免的出现,还为

作为一个城邦的彼得堡潜力十足的未来提出最奇异的和有说服力的论

证。

圣彼得堡狂欢节的精神组织者之一、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列别捷夫

发展了彼得堡地点时间论(topochron)——这是对于巴赫金的时空型

(chronotope)的反论。 [65] 地点时间论不专注于真实历史或者现存传

统,而是专注于一个地点的多重的潜力。这样,如果彼得堡不存在,也

必须把它创造出来——或者,彼得不仅仅是创造,而是实现了波罗的海

多民族区域的潜力。彼得堡建造在从北欧人到希腊人那里的古代通道

上,从而实现了斯拉夫—波罗的海世界的家园(nostos)。考古学实地

作业发掘出波罗的海人、斯拉夫人、芬兰—乌戈尔人、日耳曼人和犹太

人多重文化共处的许多痕迹(这些痕迹在苏联时代受过审查),并且协

调了民族志博物馆里的一些展览。 [66] 青铜骑士底座本身是著名的“雷

石”,本地的伊若拉(Izhora)人和芬兰人的一种魔石。在普希金的《青

铜骑士》中,在涅瓦河沼泽地上,只有一间孤零零的茅屋,一个“可怜

芬兰人的避难所”;而涅瓦河地区的本地人,在俄国文学传统中实际上

是看不到的。在列别捷夫的想象中,这个青铜骑士本身是以一个新的样

式再现的,不是一个俄国帝国主义压迫者或者反基督,而是波罗的海地

区的一个英雄(bogatyr),他是从这块地方的魔力中汲取力量的。地点

时间论的考古学是诗意的和秘教式的。“怀旧”中的“旧”(或“乡愁”中

的“乡”)本身就是地点时间,一个地点的潜在内涵,一个地方没有完全

表现出来的气质。城市为了找到一种新的未来而发明了潜在的过往时

代。

别利亚克(Nikolai Beliak),建筑环境剧院经理和列别捷夫的朋

友,对一位城市居民和一位城市建造者之间的谈话,提出新的变体。很

久很久以前,“一个小小的人遇到了没有人性的城市,他说:‘对这个城

市,我什么也做不了,它太大了。’于是这个城市压垮了这个小小的

人,他只能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心里话。在第三个千年的前夕,这

个小小的人说:‘这个城市,我没有办法拯救,它太大了。’于是这个城

市呼啦啦崩塌,压在这个小小的人身上,他甚至不能够让陀思妥耶夫斯

基对他说句话。”换言之,这个城市不再是胜利者,而是牺牲品。这个

城市需要它的公民和他们的独立精神,以及对未来的投资。就连那匹骏

马蹄下的一条蛇看起来也像是彼得堡的盟友,正好和莫斯科的守护者圣

乔治及其打败的龙对应。到最后,这个超人的骑士——立马海边,在欧

洲的门槛上,面临深渊——变得富有人性,太人性化了。这个跳跃的雕

像看起来不再怪异,而是显得怀旧,熟悉得令人愉快。彼得和阴险的蛇

之间、全能的暴君和“小小的人”——普通的市民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再

具有什么意义。他们都背对着莫斯科,在迎着波罗的海清凉海风而舞动

的彼得堡主权这面模糊的旗帜下面,把力量联合起来了。

反纪念碑宣传的艺术

“自由彼得堡”的志向是大胆地反纪念碑式的。改了名的城市号称具

有一些世界上最小的纪念碑,纪念彼得堡普通反英雄。在这些微型纪念

碑中,有青铜金雀的雕像(实际大小),“胖金雀”(彼得堡一个不走运

的冒险家的诨名),还有一为彼得堡最有名的鼻子制作的个纪念牌子,

以纪念果戈理的一篇小说——故事是说一个公务员有一天在理发店丢了

鼻子,而得到的却是一个让人恼火的复制品。就连彼得大帝的新雕像显

示的沙皇也没有一条蛇、没有一匹马,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底座。在彼

得和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彼得大帝新纪念雕像是在1991年揭幕的,那是城

市改名的时候。彼得坐在简朴的宝座上,那好像是公园里的一把椅子,

鸽子和小孩子都可以上去玩耍。坐着的彼得住在这个城市,就像住在自

己家里。城市成了他室内的装饰。

这个雕像也是艺术家舍米亚金的一件礼物。艺术家构想这个纪念碑

式的作品,是和十八世纪雕塑家拉斯特雷利(Carlo Bartolomo

Rastrelli)跨越历史的合作,因为舍米亚金使用了拉斯特雷利制作的这

位沙皇的面模当模型。事实上,青铜骑士的雕塑家和他的弟子科洛也研

究过彼得死亡时做的面模,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使用一个理想化的寓意深

远的形象。舍米亚金根据面模的准确比例再现了这位沙皇的头部,效果

却是怪异的。因为沙皇躯体被拉长,头显得太小。又因为没有了头发和

胡须,彼得的模样看起来很生疏,已经不像他自己的纪念碑雕像形象。

观瞻这个新彼得雕像已经变成后苏联时代的一个城市仪式。在白天

的任何时刻,都可以看到孩子们和成年人亲密拥抱着这位沙皇摄影留

念。如果坐在他的膝上,靠近亲热,他就显得是一位和蔼的老爹,允许

孩子们玩弄他的手指头。如果围绕雕像走一走,看看彼得的后背,那

么,这位沙皇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官僚坐在那儿办公。只有你正面面

对他的时候,才会觉得他是一个死去的暴君。事实上,沙皇正坐的形象

直接来自十八世纪早期的城市神秘剧。 [67] 他既参加狂欢节,又是观众

的一员;既是博物馆的一个警卫,又是博物馆最珍贵的展品;既是一件

十八世纪的遗物,又是一个现代的面具。彼得把考古学化为狂欢节。

关于彼得新纪念碑的位置有不少的讨论。选择了城市奠基地点——

在警卫部和公墓墓园之间,把这个雕像定位在城市考古学和神话学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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