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爱情大游行那天，我访问了一家纪念品商店，“柏林故事”，
在靠近往日东西方界线的地方。这家商店有二战以前首都历史中心的玩
具房屋尺寸复制品形象。现在是柏林的市中心，这往日有围墙的城市到
处都是麻子点似的废墟、空旷的地方和相应的无主场地，如今变成了欧
洲最大青年狂欢节的会址。迷醉的青少年们脸蛋上画上了心形和雏菊，
庆祝此时此刻在这里聚集在一起。他们T恤衫上印制的文字是提醒我们
享受现时：“聚会在此时”、“我行我素”、“本人好色，你呢？”游行的口
号没有过去激进派青年运动的政治划线做法。“和平、快乐、蛋
饼”和“共同的世界、共同的未来”。游行队员们迂回走过以往柏林墙的
地面，兴奋而不受搅扰，好像是在没有重力的区域里漫步，随着压低的
声响节奏而摇摆。有几个染了绿色头发的小伙子在“柏林故事”商店止
步，要了一杯免费咖啡。走出店门的时候，轻松而有兴致，望着老柏林
一片五彩缤纷的场景。
这家纪念品商店不像那些出售游客买了就走的商品的店铺，而是修
复被毁坏皇宫（Schloss）运动者们的草根平民据点，而皇宫之对于他
们，是代表了柏林的灵魂和精神的。商店里摆满了理想城市的模型、被
毁教堂的内部装饰，如古老的风琴和珍贵的木刻，皇宫各个房间的立体
布景，往昔美景的空想式再现形象。
我和为一个模型上细小风琴掸灰的人攀谈，他原来是展览的总技
师。他显得兴致很好，平易近人，很高兴和我谈话，虽然街上不断传来
打拍子节奏声音。杜灵先生（Dühring，“您可以记住，这是一个很普通
的德国姓氏”）告诉我，他根据十九世纪照片和文字描写创作出来被拆
毁的建筑物的模型。在很多的情况下，建筑物被完全铲除，一点实物的
痕迹都没有留下。
我问他和这些建筑物是否有什么私人的关系。不直接，但是，大概
是有的。杜灵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生在科尼斯堡。红军占领城市
以后，他变成俘虏，在苏联的一个劳改营里度过了几年。失去了父母。
他的故乡科尼斯堡，后名为加里宁格勒，被完全炸毁。从劳改营里释放
出来以后，他在东德埃森纳赫定居。“1957年，我收拾好行李箱子，逃
跑到了西德，”他口气挺自豪，“那天，俄国人发射了第一个卫星。所有
的报纸都谈论这个卫星。没有人注意我。”
“您又回过加里宁格勒吗？”
“没有，那儿什么也没有了。”
我和他交换故事。我记得我母亲的堂兄原来也在加里宁格勒住。战
争期间，他也失去了家人；纳粹枪杀了他全家的人，在离巴比亚尔
（BabiYar）不远的地方。他奇迹般地逃生，爬过死人尸体，在森林里
藏身。战后，他成为海军工程师，在加里宁格勒定居。我母亲访问过加
里宁格勒，那个城市和任何一个无名的苏联城市一样，街区都是标准
的，烹调很差。（我母亲说“他们拿刀子切鱼吃”，意思是一指吃相粗
野，切传统都丧失了。）有一次，我母亲在那个城市漫游，看到一个老
教堂的废墟，细雨打在长满了杂草和藓苔的石板地上。那儿有一座坟墓
——康德的坟墓。我母亲伫立静默几分钟，向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
家”致敬。
这位艺术家说：“不对，我听说，苏联人挖开了坟墓，把骨头都胡
乱抛弃，让科尼斯堡地下什么也不留。”
显然，他是再也不会返回故乡城市了。现在他是真正的柏林人，一
个在两个德国生活过，想要医治国家分裂创伤的人。重新制作被破坏的
室内装潢，用自己的双手塑造每一个细节，这是他忧伤的工作，依靠记
忆的手工劳动。这些都不是他故乡城市的内部装潢，不是他所记忆的内
部装潢——这都无关紧要。对于他来说，在心理的内在性和城市的内在
性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完整的联系的。他不是为失败或者胜利战役建造
贪图高大的纪念碑或者象征物。他是在十分细致地重新建造微型的风
琴、立柱的曲线，在他为观众而开设的记忆玩偶之家细心而愉快地修补
破坏损伤。对于他来说，建筑物早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人
性的、无辜的牺牲品。他所知道的“治理过去”的唯一方法是使用他的双
手。
另外一位爱情大游行的参加者进来买一张明信片邮寄给他的朋友，
简单地说他来过这里，聚会正在进行——这个时刻，我骤然觉得对现在
生出一股怀旧之感。我想到，有朝一日，皇宫会修复，脸蛋上画着雏菊
和留着绿色头发的男孩子们也许会成为波茨坦广场上玻璃大楼里的办公
室主任，而“柏林故事”店也许会失去空间使用许可证，而再现城市普通
过去的手工制作玩偶之家也许会在个人忘却之阁楼里隐身消失。
各种记忆之间，当然，是有龃龉的。过分感伤地对待毁灭，或者以
情感的羁绊修补政治的邪恶，都是危险的。这一点最明显地见于柏林市
中心，因为在这里每一个地点都是相互冲突的怀旧和未来向往的战地。
在1989年和1999年之间，柏林是一个典范的包容性强的城市，容纳了过
渡时期的欢欣和焦虑。1910年，舍夫勒（Karl Scheffler）写道，柏林必
将是不断变化的，不会定型，因此，柏林人注定是现代的游牧者，不会
在一任何种文化里扎根。在1989年和1999年之间，“柏林正在形成”这个
口号被重新合一的城市接受。在这一点上，不是指现代人的遗忘，而是
追忆了作为该城市历史值得记忆时刻之一的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
它谈到了在废墟和建筑工地之中形成，追寻了怀旧与历史之间的新地
图。在1999年，“柏林正在形成”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新柏林”，增添了
一个标志：一个红色绿色抽象几何体，象征了打开的勃兰登堡门。新柏
林是一个反怀旧的城市，通过修复的国会大厦玻璃圆顶看到的恢宏景色
展示出自豪。新柏林的关键词是“正常化”，不是牢记过去。新柏林不是
我的议题；我要说的反而是过渡时期的柏林，这个包容性的城市：“沥
青路面总是出现新裂缝，从中茂密地钻出过去的因素。”
[1] 柏林包含了
怀旧的未来，及其多种潜在的过去和猜想式的历史。
1925年，年轻而还不知名的移民作家纳博科夫在短篇小说《柏林导
游》里描写了曝露出来的“柏林肚肠”，露在地面上的地下管道，展现出
正在“修葺中”的城市；这个城市还没有遮盖好内脏的排列组合和基础设
施。纳博科夫观看了柏林管道上的涂鸦，视其为一种审美宣言。 [2] 七
十年以后，柏林依然是一个裸露肚肠的城市。管道到处可见，都涂上了
喜庆的淡彩色：蓝色、粉红色，爱情大游行的颜色。这些管道，旧基础
设施的片段和未来城市的骨架，把近日柏林的许多景象装入画框，从而
把整个城市转化为一个概念艺术博物馆。的确，主要的建筑工地都变成
了临时性城市狂欢节的场所。巴伦博伊姆（David Barenboim）编导了波
茨坦广场上配有贝多芬音乐的“仙鹤芭蕾舞”。而随时可能被拆除的塔舍
莱（Tacheles）的废墟，为莫扎特的《魔笛》的别样演出提供了背景。
被毁坏皇宫的地基上容纳了硬纸板的金字塔，上面有一本世界上最大的
客人签名簿，这个签名簿还即时登载在互联网上。柏林这个昨天有围墙
的城市和德国未来的首都，在大约十年间，是世界上最虚拟的城市。
就像彼得堡一样，柏林包含了地理上和民族上的悖论。它建造在不
良的土壤上，这里的领土原来属于异教的斯拉夫人，从来不是罗马帝国
的一部分。就连“柏林”这个名称的语源也是争议的题目。它是不是起源
于日耳曼语的“熊”（bear）这个词呢，还是斯拉夫语表示沼泽地的词根
brl？某些人觉得，欧洲和亚洲的边界不是通过俄国，而是就在易北河
上。战后德国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就不喜欢柏林，轻蔑地称
它为“亚洲”。柏林既是统一的德国历史上的首都（直到二战结束），又
是一个被频频称为非德国的、世界性的、没有根的城市。二十世纪的柏
林是一个具有互相冲突形象的城市：世界性的大都会，和纳粹德国的首
都。像彼得堡那样，柏林相对来说是多重信仰和多民族的，而且，在它
动荡多事历史的某几个时期，它欢迎过外国人、异教徒、移民，甚至还
有犹太人。如果说彼得堡人—列宁格勒人对于他们城市的忧郁之美形成
了一种深厚的自恋式的态度，则潇洒雅致的柏林人则要庆祝这个城市现
代的丑陋。关于自己，有两点柏林人是欣赏的，一是Schnauze，意思是
猪鼻子或者“嘴唇”（不敬重、反权威、城里人老于世故的态度）；一是
Unwille，不情愿服从命令的态度，这其实更是非德国人的特征。 [3] 现
在，围绕着城市各个地点和纪念建筑物的激烈辩论，与关于德国民族特
质、欧洲身份和后民族主义的争论并列。柏林的形成涉及东方与西方之
间展开的接触，战胜或者取代柏林墙。
1946年，哲学家雅斯贝斯表示，切分德国是对于德国人完成的法西
斯罪行的一种报复性惩罚，而统一则是等于忘记过去纳粹的历史。即使
雅斯贝斯的著作大体上被忽视，但是这样批判关于德国有机统一的保守
概念，和后来对西德作为一个特殊的“没有人喜爱的国家”的想象，在西
德成功融入欧盟和国家的经济繁荣中发挥了十分主要的作用。对于这个
国家这种鲜明的毫无温情的关系（这也许是每个国家都值得通过的一个
十分健康的阶段）不仅限定了政治，而且还有左翼的审美趣味或者反审
美趣味，清楚表明对艺术和建筑中的国际风格的偏重（因而，现代艺术
博物馆好像变成西德的某种国家机构）。这样做的结果据许多外国人认
为几乎是某种神学上的反感——反感对于过去的历史和审美形式任何带
有感情的探索，甚至达到完全无幽默感的程度。
柏林人不太确知怎样评论德国的“统一”。“重一”新统这个词语，在
很多人听起来基本上是怀旧；它表达了对“祖国”（Heimat）的某种向
往，祖国将会在未来与过去之间提供一个连接环节。在这里，怀旧感是
特别强烈的，因为过去的滞后矢量会迸发进入未来。在未来与过去之间
的这一连接之中，“现在”被奇怪地排除了出去。“统一”这个词语提示的
是引发出很多问题的一个新过程。1989年以前，有两个德国—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GDR和FRG），但是理所当然又是一个
文化传统和一个民族。现在又看出来，这是具有两个不同民族：东德人
和西德人（Ossis and Wessis）的一个国家。两个民族各有各的文化传统
和集体记忆框架，遑论在德国居住、却没有德国公民资格的移民、难民
和工人。
德国统一日没有张扬庆祝，或者展示发明出来的传统。用惠森
（Andreas Huyssen）的话来说，德国统一标志的不是民族不幸分裂的幸
运告终，而是“民族问题的尖锐化，民族问题的新裂痕和嫌隙被揭开”。
[4] 阿斯曼（Aleida Assmann）提出“并列”（juxtaposition）这个术语，指
的是共处，而不是混合，是正常国家的“正常”妥协。正常化是向往的目
标，是新柏林这个第二个千年的首都向往的目标；这是渴望享有非例外
历史命运的某种心愿。
在西柏林出版的城市地图上，很难找到柏林墙。只有虚线线
条，浅粉色的，把城市划分开。在东柏林的城市地图上，世界就在
柏林墙边结束。在黑色边缘的、一指宽的分界线（在图例中标为国
界）之外，似乎是无人居住的地理区域。在野蛮人入侵的时代，勃
兰登堡低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表示柏林墙存在的惟一的参考物见
于“景点”一栏：游客的注意力被引向柏林历史上的城墙的遗迹，
在老修道院附近——施奈德1983年小说里那个“越墙者”的联想。
在柏林不止有一堵柏林墙，就连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分开了这个城市
的这道名声不好的大墙也有两个侧面：在西侧是亮丽装饰的，是国际艺
术的屏幕，而东侧则是光秃秃的，对于统一德国中未来的收藏者来说，
艺术价值要差多了。在东部，这道墙是无名的，用一系列的委婉语词代
称，而在西部，这道墙明显可见，但是已经被驯化，被认为理所当然。
墙被拆除以后，东部和西部之间原来的边界地区变成了市中心。 [5] 在
大部分地方，实际上没有留下这道墙原来所在的痕迹，只是在穿过勃兰
登堡门的沥青路上偶尔有个红色线条而已。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就
很可能把它和自行车路线或者其他交通标志混同起来。
柏林墙在的时候，没有人多谈论它；现在它真的没有了，却变得更
容易看到。在东西方这一刻板的决斗之中，每一方面都指责对方对这道
给城市心理留下持久伤痕的墙壁怀旧；这道墙从城市地平线上太过迅速
的消失造成了精神上巨大的阴影。情况表明，这道墙虽然分开了两个柏
林，但是确定了二者相互的依赖，每一方对于对方心理上的投入，这个
对方既是邪恶的，又潜在地乃是自己乌托邦式的镜像。要砸碎这面不可
见的镜子，或者穿越这面镜子去面对文化和经济的区别，事实证明绝非
易事。
随着柏林墙的拆除，这个城市本身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
只有莫斯科可以与之相比。在柏林，废墟和建筑工地并存，考古挖掘和
对未来的虚拟建设竞赛。由市长迪普根（Eberhard Diepgen）认可的该
市官方导游手册分为两部分：过去和未来。“现在”明显地删节了。似乎
惟一允许的对现时的庆祝就是爱情大游行，参加者们心不在焉地躲避了
关于过去和未来的痛苦的争论，在从勃兰登堡门到胜利纪念柱之间的各
个争议地点漫步，而柏林人把他们当作外层空间的温和入侵者。柏林市
长把这个城市描写成“过渡中的城市”、“德国统一的车间”、“德国统一
的缩影”，在这里，挑战和机遇被压缩，“似乎是在聚光镜下面，要被感
受、被塑造”。似乎柏林是为了全世界而展出，却又是熔化的玻璃构成
的展览。虽然令人“兴奋，也同样能给人伤害。现时充满了诸”多不便，
有“起重机在巨大洞穴上方摆荡”。 [6]
在莫斯科，建筑工地都被隔离开来，似乎那是国家秘密；而在这
里，你可以在起重机的一片森林和解说牌子周围漫步。每一个挖掘地点
都有详细的记录，似乎那是一个巨大展览会的一部分。城市在展示自己
的重建工地，几近于学究式的教导。到处都有城市未来和过去的模型和
形象，从信息箱（Info Box，索尼公司在波茨坦广场上设置的临时设
施），到纪念品商店里的做工精致的玩具小教堂，和表现东柏林正在消
失的地区的黑白照片先锋派手工剪贴品（在塔舍莱商店出售，那是一家
另类的艺术品中心，但是也面临消失）。随着柏林墙被拆毁，及其相应
的比喻——铁幕据说被拆除，柏林变成了一个舞台，还装配了许多其他
临时的帷幕国会大厦用布料的包装装潢；遮盖皇宫的帷幕表现了被毁建
筑物的正面；还有另外一个被毁的杰作——申克尔（Schinkel）建筑学
院的帷幕之门，展示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议会大厦里面。
在官方对城市的全部显示之中，现时如此不被看重，原因大概是现
时涉及关于民族和城市的种种尚未统一的理念之间、东西方之间令人不
安的紧张关系。在1990年代，柏林不单纯地是新德国的实验场地，而且
还是关于现代性与历史、关于民族和城市身份的许多概念的实验室，这
些概念正在受到重审。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几乎是在灼热沥青地面上
行走的感觉，留下痕迹，同时也阅读尚未凝结成为城市标志和象征的、
他人的痕迹。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不同时代心脏的跳动：不太是技术
的，而是不太同源的，是更为不和谐的，就是由许多老派的和未来主义
派的音调组成。
柏林是一个由很多纪念碑和无意的记忆组成的城市。和与德国历史
联系在一起的重大纪念场景形成对照的是，种种不由自主的记忆是这一
过渡时期现在的物质体现，并且其本身也是过渡性的。随着时间的逝
去，这些也将仅仅保存在故事和纪念照片之中。关于城市各个地点的激
烈争论揭示出来许多重大的忧虑，允许大家谈论尚未触及的话题。这些
争论也表达出更广泛的文化梦境、分裂性的记忆框架、还没有探讨完毕
的涉及过去和未来的幻想。关于柏林现代性和记忆的新争论出现在互联
网时代，这就提供出互动式忘却的新诱惑，以及企业机构与青年文化之
间的双重联系。因此，在柏林，我们必须检验某种特殊的“电脑考古
学”，它也侵袭了城市现实生活。我对柏林的访问包括几个地点和争
论，这些都揭示了历史的多重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两个德国之间的
关系的多重层面。每一个层面都涉及东西方界线的穿越，以及引起相互
矛盾怀旧的空地和地点的考古学。有两个地点与对过去的重建有关：皇
宫广场（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及民主德国的共和国宫和被毁的皇宫、
犹太人公墓及有三个相互矛盾的纪念牌子的新犹太教堂。其他的两个体
现了现时的短暂，探索了放荡不羁的反文化和青年文化：1990年以来的
一个另类艺术中心塔舍莱，和“信息箱”——企业化未来的橱窗，也是爱
情大游行站地之一。
被毁的皇宫
柏林市中心有一片空地：一片考古挖掘地点和以往的一个停车场。
广场的主要建筑物是共和国宫（Palast der Republik），建于1976年，在
具有250年历史的皇宫旧址。今天，这个广场是一个幽灵剧院，被放弃
的共和国宫伫立在被拆毁的皇宫已经曝露出来的考古地基前面。到这里
来是没有什么理由的：这里没有咖啡馆、没有商店、没有展览，只有偶
然的皇宫热情爱好者听导游解说，参观不存在的巴罗克废墟，还有抗议
者提出各种口号，要保卫这个现存的现代废墟。
“与其说皇宫位于柏林城内，不如说柏林位于皇宫之中。”这句话变
成了重建皇宫支持者们的口头禅。被毁的皇宫不仅仅被看成是柏林主要
建筑之一，而且被视为理想的统一城市的缩影。现在，这个被毁建筑的
片段分散在柏林全城；从克莱茨堡到普兰茨劳贝格，参观者都会碰到它
的无名废墟和细小石块遗物。皇宫是在1695年开始建筑的，正如它的名
称（Schloss）所提示，本来它是一个中世纪城堡，后来逐渐转化为一座
巴罗克风格的宫殿。城堡当年支持者们的观点是，这个城堡引发出一座
美丽欧洲城市的形象，不是“丑陋”普鲁士的柏林。对于许多现代支持重
建的人来说，在决定把德国分为东德和西德之前，战后的皇宫废墟是他
们对于柏林的最后记忆。他们小时候在这里玩耍，对未来怀有美好的希
望。拆毁已成废墟的皇宫是在封闭国家和建造柏林墙之前。这样，这个
皇宫就变成了城市共同体的一个丧失的肢体，或者，甚至是丧失了的心
脏。
的确，皇宫对于柏林历史有核心的意义。它建在十五世纪的一个要
塞地址上，要塞是选侯腓特烈二世于1443年到1451年建筑的。这个中世
纪城堡改建为宫殿一事，标志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结束，和
平与相对繁荣、文化成长和宗教宽容时代的开始。 [7] 施吕特（Andreas
Sch lü t er）这位建筑师建造的这个宫殿，被认为是巴罗克建筑的杰作，
变成了普鲁士版本的卢浮宫。 [8] 在腓特烈三世得到普鲁士国王的称号
之后，皇宫变成王权的所在地，直到1918年消除君主统治的革命。1918
年起，皇宫变成了博物馆。 [9]
希特勒没有使用皇宫，实际上他不喜欢这个“非日耳曼式的”建筑
物。在盟国多次轰炸中，它受到部分的破坏，但是，和东德的报告相
反，它没有变成无用的废墟或者一个老建筑物的空壳：这个受损的皇宫
在1945到1948年得到一种新的用途，成为在纳粹德国被认为颓废的艺术
作品、国际艺术、纳粹制度难民艺术的主要展览空间。被纳粹开除的战
前的博物馆馆长，被召回组织了几次展览。 [10]
民主德国宣告成立以后，皇宫关闭。如果说希特勒认为它是非普鲁
士的和非日耳曼的，则在乌布里希（Walter Ulbricht，东德领导人）的
眼里，皇宫体现了普鲁士军国主义，而且，想当然，也体现了法西斯主
义。残损的博物馆变成了人民敌人和1918年就已经废除的君主制的象
征。1950年，乌布里希宣布：“在建筑领域中，我们对进步的贡献就在
于表达我们民族文化的特点；卢斯特花园和皇宫的废墟应该变成群众游
行的广场，这标志出我们人民所表达的建设和战斗意志。”
[11] 乌布里希
希望建造德国版本的莫斯科红场，在皇宫的地点建造一座斯大林式的摩
天楼，就像斯大林梦想在被拆毁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地点建造的那种苏
维埃宫殿。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个建筑准备用从俄国人那里借来的炸
药爆破。在许多方面，乌布里希都想要超过斯大林。（实际上，在俄国
革命后，君主权力的所在地——冬宫和克里姆林宫，都没有被拆毁。）
列宁、斯大林和以后全部的苏联和后苏联的领导人，都在克里姆林宫居
住，舒舒服服的，毫无不适之感。拆除皇宫乃是以外科手术方式抹掉过
去的有效的、现代的方法。民主德国被宣布是反法西斯者的国家；据说
法西斯分子都在西德。东德许多儿童都开始认为，他们的父母亲是和红
军一起作战的，没有和纳粹在一起打仗。
把皇宫夷为平地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只有少数的片段分散在整个
城市。皇宫带有一个阳台的正面按照乌布里希的命令保存下来，因为民
主德国民族英雄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919年11月9日曾经站在
这里演说，宣布成立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看来，乌布里希对这个建
筑物也怀有某种拜物教的关系；李卜克内西的阳台被保留下来，砌进民
主德国内政部大楼正面。在被毁的皇宫地点没有建造斯大林摩天楼；取
而代之的是，广场变成了民主德国偏爱的“拖笨”（Trabant）牌汽车的大
停车场。一直到1970年代才有人提出在这里建造一座现代建筑物的想
法，让它充当东德成就的橱窗——不是皇宫，而是共和国宫。
在推倒柏林墙之后，西德政府和基督教民主党人立即宣布，不再重
建皇宫。在这里，要建造一个新的现代大厦，可以容纳国务部。习惯于
无名的政府大厦的波恩政治家们对于历史主义重建新浪潮不感兴趣。但
是，一修建皇宫运动逐渐聚拢了些不太像是志同道合的人：保守派梦想
用一个优美而又较少招惹非议的团结象征物修复德国历史；商人们希望
恢复柏林的历史中心（可用于替代波茨坦广场“美国风格”的市中心建筑
物）；还有主要的历史学家、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们和自由派的新闻 记
者，不应该猜疑这些人全都信奉彻头彻尾的的民族主义，或者在寻求毫
无批判性质的德国的身份。反而可以说，他们发挥了对于现代技术和现
代建筑的一种缜密的批判，而且提出保存城市的记忆。审美趣味和政治
之间、从感情出发和具有批判精神的论据之间的这场争论，引发出专业
建筑师的疑虑，也引发出许多柏林人的令人惊奇的关注与着迷。
回归历史主义，无论是装扮成修复、保存、或者后现代的引用，在
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在统一的德国引起的疑虑更大。修复皇宫一事经常
被从象征的方面来看待，但是，却又被变成各种不同事物的象征。一位
记者表达了广泛的担心：被修复的皇宫会变成“误导的国家象征、建筑
学的右倾、对社会上修复倾向的巨大鼓励”。 [12] 另外一方面，费斯特
[13] 论断说，拆毁皇宫是在控制群众方面的一次演习：“在我们背后那些
世界范围的冲突中，我们一个相当重要的目标就是阻止推进这样的控
制。如果皇宫的拆毁被认为是它的胜利象征，则重建就是它失败的象
征。”
[14] 因此，重建变成了象征的报复形式。
面对二十世纪德国历史和千百万牺牲者，象征的拆毁与重建的某种
交换真是可能的吗？哲学家和建筑史学家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
（Dieter Hoffman-Axthelm），是有关柏林阴森过去的“考古博物馆”之
一：“恐怖地貌”（Topography ofTerror）的主导人物之一。他提出，重
建或者不建皇宫一事不应该被看作是对历史的修补，因为历史无法修
整。而且，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单纯的一个象征物，更是一个地点、一个
纪念性的地标、一个批判记忆和反思记忆的地方：“需要有这个皇宫提
醒我们那尚未理解的历史。”
[15] 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考察了“皇宫重
建禁令”，这可以追溯到雅斯贝斯的著名论断和关于象征性的交换和牺
牲的某种概念： 重建禁令，就其以德国历史的名义得到的表述而言，
是取决于它在某种交易安排中发挥的作用的：拆除皇宫——就像1990年
以前德国的分裂那样——似乎是为我们德国人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过提供
的赎罪的祭品。重新统一和最终重建皇宫就像是要收回这样的祭品。
这样地表述这一观点，足以彰显此种归咎法根据不足。在1933
年到1945年的德国历史中所有的事都不能够赎罪，我们无法完全认
识这些罪恶——除了在法律上正确的个案，其中大部分都被回避。
已经发生的事，是无法赎罪补偿的。
初看上去，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提出的论据可以为不重建皇宫辩
护，但是，他使用这一论据却是为了相反的目的。如果没有皇宫，忘记
过去就比较容易。他提出，这个皇宫不仅仅是“在艺术史上和城市构建
上十分重要、甚至不可取代的建筑物”，而且它作为一个地点还能促进
对于美学和政治、愧疚感和赎罪祭品的讨论。皇宫是两个意义上的地
标：一个具体的地点和话语中的一个地点：“它被卷入历史的、同时也
是道德的讨论，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这样的讨论几乎没有一席之
地。”
[16] 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似乎怀念这类的反思性道德话语，因为
在新统一的柏林狂热发展的步伐之中，这样的话语正在临近消失的边
缘。他坚持说，皇宫不应该被看作是某种意识形态事业的替罪羊，而是
一个带有物质的温暖和审美的力量的建筑物体。
在这里，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提出一个辩证的论据：皇宫可以看
作某种城市之家，就因为它不是德国特质的一个象征。他论证说，这个
建筑是巴罗克建筑的一个杰作，可以看作一种欧洲共同的遗产而为德国
人拥有，这是一种国际风格——不属于近期的，而是属于早期的现代。
所以，它不太是德国身份的一个象征，而是属于欧洲的城市的身份，一
如宫廷风格。可以把它比拟为巴黎的卢浮宫、圣彼得堡的冬宫，甚至华
盛顿的白宫；这些建筑如果遭到损毁，必定是要重建的。这个皇宫从来
不是德国浪漫式心灵的某种表现，而是表现了欧洲共同的启蒙理性主义
和前浪漫主义的均衡之美的概念。支持者们细心地把皇宫和它原来的功
能分开了。他们强调指出一个事实：皇宫先于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发展，
不是军国主义的象征。皇宫包含了市民的城市自豪感的理想。 [17] 皇宫
早就对公众开放，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之内是一个博物馆。而且，皇
宫是城市的一个建筑指南：其他建筑的尺度和高度都是参照它来制定
的；它还把柏林建筑的许多折衷的风格聚拢起来。如果没有皇宫，这个
城市就只有一个“发动机”，而没有指南针，没有空间中的方向。
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批评许多现代城市项目缺乏对于地点的考
虑。他的城市考古学是不能移动的，也不能用电脑语言来表述。他在努
力恢复和保存城市的地基，这些地基总是有其地点特质的。然而，如果
揭露盖世太保行刑室地基的“恐怖地貌”展览是一个“反地
点”（antisite），则被拆毁的皇宫的地基发挥了相反的作用，亦即发人
深思的地标，在这里，我们能够捕捉到柏林的悲剧般的建筑命运。 [18]
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的观点是，今天的柏林人“都一直生活在汽车和
城市居民区组成的荒漠里，在相互没有联系的交通设施之间、百货商店
和居民公寓之间”，在这个城市里没有支撑点能够提醒他们需要“人性和
文化陶冶”：“新统一的柏林公民感受到了怀旧，但是不再记得他们失去
了什么。他们缺乏城市特有的熏陶，那种历史的养育室，只有在那种背
景上他们才会承认自己的缺憾。”
[19]
因此，皇宫的缺失不仅是一个建筑物的缺失，而且是旧式公共氛围
全部基础设施的缺失，只有这样的氛围才能提醒柏林人城市的温暖和文
化特点。相反，皇宫的缺失不能使柏林人认识到他们正在失去什么。重
建的皇宫也不会给柏林人提供最终的返乡。这大概是一个先定的忧郁的
重建，既有温情，也有批判性质，提醒该城居民柏林悲剧的命运和前现
代的美。
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不主张拆毁共和国宫，来保存皇宫的地标。
他提出，在新的批判性重建中，这二者应该共存，互相宽容，通过这样
的共存彼此得到解读。这大概永远是一种对峙，不可调和的挑战；不仅
不能遮盖起毁坏，还会打开过去的伤口。然而，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
没有掩饰他对皇宫的偏向。它似乎并不是代表实际演变的德国历史，而
是代表一种潜在的历史；在启蒙理性主义和城市市民公民意识普及的情
况下，这样的历史是可能形成的。在这些可能的境遇中历史学家看到了
一个新的开端。总之，也许可能找到避免极端目的论的方法；极端目的
论在德国史研究中一直占上风，是以向后看的态度重建普鲁士和其他德
意志邦国最近三百年的历史，将其描述为必定导致纳粹主义的历史。霍
夫曼—阿克斯台尔姆想要看到皇宫广场变成东部和西部的共同记忆，和
没有分开、从来没有界墙（或者拥有共同的界墙）的“第三个城市”。这
样专注于地点的批判性重建是在其乌托邦维度方面奋力。皇宫的砖块是
制造梦景的材料。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主张重建皇宫。但是，他充满
温情描绘的这个建筑物感人的温暖，其前提似乎就是它显然不存在。
共和国宫
迄今，还没有人想到把几何形的、玻璃和混凝土的共和国宫比拟为
柏林人的心脏或者灵魂。但是，它也已经变成了纪念品宫殿。让我来说
说我自己。1976年，我母亲和我到东德旅行。那是我们第一次“到西
方”去，第一次穿过苏联国境线。我们是去德绍（Dessau）访问我母亲
的友人，她嫁给了在列宁格勒军事学院学习的东德军官。在德绍，我们
看到了第一个现代废墟，包豪斯学院，国际先锋派的象征：关闭的，有
围栏，看起来像一个空荡荡的外省仓库，墙上的油漆剥落，原来可能是
白颜色。我们又旅行到了德累斯顿美术馆，欣赏“战胜帝国主义破坏”而
修复的珍藏艺术品。我们参观服装店，就像参观博物馆一样，和一群军
官夫人在一起，呆呆地瞧着德国人可以买到的外套和皮靴。我们好像就
是不值钱、没风度的蛮子，受到冷漠而不耐烦的待遇。我和一位新认识
的朋友逃避到了一个非官方的迪斯科舞厅，照着西德的摇滚乐跳起舞
来，而主人是严格禁止我们听这样的音乐的。在柏林，我们在菩提树下
大街漫步（这条大街在早晨六点钟的时候没有人，空荡荡的），轻轻说
了几句有关柏林墙的事——这是在东德不能言说的词语之一。一名警官
拦住我们，他很有礼貌地询问我们的身份。总之，回想起来，我们经历
了看来就是典型的东德经验。
旅行全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参观亚历山大广场和马克思—恩格
斯广场，及新建的共和国宫。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辉煌的现代建筑；
我觉得，它代表了西方。它有染色的玻璃窗，显示出异国情调和丰富的
机会。它对公众开放，比俄国政府大楼显得更有民主气派。在这个地
方，我们第一次品尝了西方饮料：冰镇的橙汁，两个人品尝了一杯，我
们只买得起一杯。（像许多苏联游客一样，那一天我们很可能没有付钱
买去柏林的火车票，现在说这个话，真是抱歉啊。）
这类的感伤记忆是伴随了某种惩罚的：那就是无视他人的感伤。而
现在，我想要多少橙汁都买得起，而且是随时现榨出的，这帮助我理解
共和国宫所代表的意义。这座建筑是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紧张关系缓和时
期建造的。那是民主德国的一段繁荣的时期，而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
对东德持有比较温和的政策。共和国宫，一个钢铁水泥和染色玻璃的几
何体，是按照当时西方建筑标准建造的。它是社会主义建筑的某种样
板；宫殿是在一千天里完成的，民主德国全国最好的施工队都被召集来
为这个样板建筑做出贡献。虽然共和国宫比柏林皇宫小得多，却明显影
射了那座被拆毁建筑物的象征结构：人民议院建造在皇家宫廷的地点；
共产党开会论证的论坛被设计建在皇帝宝座殿堂。共和国宫既是民主德
国议会的所在地，也是“人民之家”。它有一个会议厅、舞厅、音乐厅、
保龄球健身房，和不同寻常的丰富美食菜单，而且价格也很合理。只有
在共和国宫和附近的亚历山大广场，才能受到体面的招待，所以这里的
咖啡厅变成东德人和外国朋友会晤的首选之地。不仅如此，共和国宫还
有直通西德的电话服务设施；在这里的电话亭可以和外部世界进行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