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西方许多歌星、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被邀请到这里来表演，包括贝
拉方特（Harry Belafonte）、桑塔纳（Carlos Santana）和柏林卡巴莱歌
手林丹贝格（Udo Lindenberg）。在他的一支歌里，他竟敢寄调“恰塔奴
卡秋秋”这样地直接招呼埃里克·昂纳克（Erich Honecker，前东德共产党
总书记）：“埃里克，亲爱的，我知道你喜欢穿上皮夹克，在卫生间听
摇滚音乐。”昂纳克显然接受了这个挑战，邀请这个叛逆派歌星到共和
国宫来演出。歌星来了，面对的前几排听众都是没有笑容的、穿着灰色
和褐色西装的男人，却激起包厢里青年人疯狂的鼓掌。
总之，这个宫殿是一个有点矛盾的地方，有时候是权力所在地，有
时候为大众服务。这是民主德国对西方更大开放性的标志，但是也是那
种开放性的官方橱窗，一种国际风格的波将金村庄—宫殿。一位前东德
作家评论说，这个宫殿包含了同时给人民“一块甜面包和一顿鞭笞”的官
方政治。而这个宫殿以多种日常的方式被东柏林人使用，尽管可能只是
由于缺乏更好的选择。它获得了人民对于“骤变”之前最后十年日常生活
记忆的某种光环。它表现了民主德国人民与政权之间存在的双重约束。
宫殿得到了许多别名：共和国的压舱物（英语词Ballast，而不是宫殿
——德语词Palast）、丑陋宫殿（Palazzo Prozzo，意大利语的德国变
体）、埃里克光明商店。 [20] 这些幽默的诨名都证明人民对这个建筑物
的情感，尽管是有限的情感；这些外号给了这个混凝土建筑某种轻快
感，让柏林人接受它。 在共和国宫存在的最后的两年里，发生了不少
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件。在1990年10月7日，这里举行了民主德国建国五
十周年官方庆祝会，但是就在同时，大批东德人正在取道捷克斯洛伐克
和匈牙利逃跑到西方。1990年，最初的自由选举也是在这里开始的，正
是在这里宣布了两个德国统一的工作计划。昂纳克绝对没有想到，有朝
一日，人民真的会夺取人民宫。这点可能是在这里安装一个纪念牌子的
理由：在这个地方，做出了有利于德国统一的决定。在民主德国存在的
最后两个星期里，共和国宫里发现了石棉，于是做出关闭大楼实施修葺
的决定——这正好是东德的最后决策之一。东德当局建造了它，最后又
判它有罪。但是，仅仅石棉是判定不了拆除这个大楼的。意识形态作出
了判定。同样的石棉也在国会宫里发现，工程师们很快就找到了解决技
术问题的办法。说到底，共和国宫是遵守了西方的标准的。 德国统一
之后，社会民主党决定保留这作为民主德国标志的马克思—恩格斯广
场。但是，在以后的数年，又发现了石棉，加上关于皇宫重建的热情又
得到恢复，还有柏林市中心的新开发市场等等，共同地威胁了共和国宫
的生存。基督教民主党准备拆毁它，因为它是民主德国政府的一个象
征，是柏林脸面上的一个“污点”。新的拆除计划打开了国家分裂的记忆
之潘多拉盒子，引发出心怀不满的东柏林人的多次抗议示威。有一位示
威者打出这样的一个标语牌子：“共和国宫不是为民主德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建造的。是为人民、由人民建造的。现在西方殖民分子女士们、
先生们要强迫我们再付两次钱。一次是为拆除，另外一次是给波恩的大
老板们。”
在这个牌子上，某种社会主义的话语和资本主义的话语奇怪地纠缠
在一起。这个标语提出，宫殿是为人民建造的，至少简单的理由就是他
们出力又出钱。“西方”被看作殖民帝国，它征服了人民宫殿，现在又想
要拆毁和再建，浪费人民的钱款。柏林的爱国主义是在反抗“外来殖民
者”。标语牌滑稽模仿西方政治上正确的话语，同时提出经济论据——
这是西方人惟一能够理解的论据。有些东德人论证说，拆除的议案代表
了西德人总体的态度，西德人需要把民主德国年代他们全部的存在标记
变成作废的政治象征物，拿来用于竞选。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建筑不仅
仅是一个失败的政治事业的标志，也是日常活动的温暖空间，它也常常
抵挡中央的叙事方式——即使是以很细微的形式。正像莱德（Brian
Ladd）所说的，为共和国宫展开的斗争“变成了一种维护自己过去的生
活的斗争标志”。 [21]
两个宫殿的决斗显示，东德和西德之间缺乏对话和领悟。同时，也
显示出对于被没收的记忆的相似态度。保护共和国宫的论据反映出重建
皇宫的论据。共和国宫被表述成为记忆之宫和人民之宫，而不是民主德
国的象征。在这两个情况中，怀旧的基础都是一种损失感，这一感触给
建筑物带来一种强烈的忧郁氛围。共和国宫出现在物质的形体之中，但
是被抽空了力量；皇宫虽然不复存在，但是在政治上是强有力的。在这
两个范例中，权力的象征被收回，重塑为剥夺权力的标记。匪夷所思的
是，共和国宫曾一度剥夺了柏林皇宫建筑的权力，现在自己却承担起牺
牲者的身份。两个牺牲品很少彼此同情，却忙于比较痛苦和计数损失，
这个过程是没有完结的。
两个建筑物都是权力的象征和记忆的场地，这既是真实的，也是想
象中的。二者都具有未得化为现实的种种潜能，构成了某种强有力的存
在品格，即存在许多“如果”：如果皇宫不是普鲁士权力的所在地，而是
一座欧洲文化博物馆和没有政治装潢的优美的建筑物，会如何呢；如果
人民宫殿的确是一座人民的宫殿，会如何呢。在两个事例中，争论双方
都迅速地把对于某地记忆和潜能的部分认同，与一贯的身份意识混淆起
来：如果我们仰慕皇宫，我们就培育了保守的倾向；如果我们反对拆毁
共和国宫，我们就是在保卫东德政治。辩论本身变成了对于过渡时代的
文字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是由人民思想之中的、迷宫式的墙壁组成
的。
当然，还有其他种类的论据尝试打破对于两个地点的包围。一位前
东德作家提醒他的柏林同胞，所谓的东德人并不表示某种统一战线。他
们不应该变成怀旧的刻板人物。关于共和国宫，他说了这样的话：
这个宫殿百分之三百是民主德国的。当然，你们可以把一层怀
旧涂抹在宫墙上去，但是，如果那是我们的身份特征，则恰恰就是
某些保守的政客对我们的描述。东柏林人和这个宫殿有某种讽刺性
的、实际的关系。你们在那个地方，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不
要把这一点理想化。 [22]
这是一些东柏林人的声音，但是很少听到。这些人不赞同一种右派
概念，即东德人是一群不勤劳的人，天天怀念着原来的民主德国。他们
也不是对前民主德国实行政治拷问和批判，同时赞扬科尔。与此同时，
传统的左派又不能轻易接受他们。他们不歌颂民主德国的社会服务水
平，或者谈论没有得到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梦想。他们也不符合被西德消
费至上腐蚀了的东德人的形象。这些东德知识分子谈论需要怀有希望和
解放，可是语言却有点不够时髦，既不是绿色的，又不是红色的。也不
是乏味的灰色和褐色。他们的梦想与西德左派知识分子的梦想冲突，与
对未来的保守展望冲突。既然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怀念正在消失的有
关记忆、责任、罪责和审美的反思话语，则我们可以怀想前东方集团国
家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怀有的关于解放的特殊话语。现在，这已经没有
多大用途。对于东德某些知识分子来说，关于共和国宫的辩论分散了对
于更要紧的误解的注意，误解涉及解放的希望和梦想，那些是他们在东
德曾经怀有的，而现在时过境迁，已经没有人再需要。所以他们的集体
解放梦想逐渐地变成了私人对机遇的追逐，并非全部都是物质主义的和
消费主义的。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摆脱皇宫和人民宫殿的问题呢？ 许多建筑师
正 是想要让我们这样做，改变空间的性质本身，让它不再是记忆的两
块压 迫性的“压舱物”的重围。法国建筑师利昂（Yves Lion）提出改造
广场的八种方案，都以很大的幽默语气描述，这在一般的辩论中是少见
的。他的提案之一是放弃二者，令其变成“连字符，变成菩提树下大街
的延续，给新政府大楼提供一个美丽的景色”。广场也可以变成一个花
园，让一切人欣赏的绿色之美。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未来爱情大游行的欢
乐舞台，散落了丢弃的伟哥牌冰淇淋的金色包装纸袋。
利勃斯金（Daniel Libeskind）参加过重新设计柏林市中心的多次竞
赛，是新的犹太人博物馆的建筑师，他写道：“失去的中心不能像一个
假肢那样再连接到一个老的躯体上去，而是必须促成对于城市的全面的
改变。”
[23] 利勃斯金坚持说，“柏林的身份不能够在历史的废墟中重
塑，或者在对于随意选择的过去的虚幻重建中重塑。”对于他来说，新
城市再生，必定就像一个拼贴画、镶嵌画、涂掉旧字写上新字的羊皮
纸，或者字谜。二十一世纪的柏林将会有“一万个绝对缺席的惊雷穿
过。”利勃斯金想象的柏林背负着、并且改造着自己1920年代世界性大
都会那种现代主义的遗产，而1920年代似乎被两个宫殿的保卫者们排除
在外。现在，它必须变成“一个后当代（post-contemporary）的城市，它
的面貌得到清理，超越了统治、权力和被禁锢思想的压缩”。这是不是
一种对于未来的怀旧，超越了当代有关被保护记忆地点的讨论而怀想一
种后当代时刻呢？无论好坏，看来似乎是，皇宫还不会很快成为后当代
的。它也不会变成一个可爱的花园、柏林一块什么公用地。这是一片太
不平坦的地貌，所谓忘却，是不太会自然而然的。皇宫广场很可能显得
像是一个记忆的监狱囚室，或者一个四壁挂满镜子的大厅，它映射出柏
林未来的许多可能的情况，这些情况和现在的冲突是联系在一起的。
帷幕、镜子和妥协？
1993年，在皇宫广场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在共和国宫旁边，竖立
起来钢制脚手架，带有一块幕布，表现柏林皇宫的正面，实物尺寸，就
在被拆毁的建筑物原地。在共和国宫旁边立起一面巨大的镜子，来显示
皇宫充分的延伸。涂了颜色的正面是金褐色，造成的印象是，在历史的
某种时代错误的游戏中，皇宫的正面被反映在共和国宫的染色玻璃之
中。在脚手架内部空间，一个展厅容纳了被毁皇宫的历史和重建广场的
未来计划的展览。大幕布是对被毁皇宫正面的精致错视画法表现，而效
果却绝对不是虚幻的。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成功超过全部的预
期。观众留言簿充满了评论，大多数表达了对乌布里希的愤怒，或者颂
扬皇宫闪亮之美。突然之间，每一个人都深信施吕特大楼应该复活，因
为，正如导游在纪念品商店里告诉我的：“一句话，它是这个地方
的。”这是完美的错视画法，把巴罗克传统和后现代主义联合了起来。
皇宫的幕布被称为帷幕——这是暗示铁幕，只是这张幕意在让人们走到
一起，阻止拆除。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说，这是“后现代原
则的一个光辉的例证：政治上解决不了的事项在美学上得到解决，一个
伪皇宫为一个伪国家提供一种伪过去。它把民族的身份降低到了一个旅
游景点，把德国国家设置成了一个主题公园”。 [24]
但是，这一点正好是幕布布置的建筑师们所力求避免的。佩什金
（Goerd Peschken）和奥古斯丁（Frank Augustin）评论说，他们的本意
不是消除共和国宫；而是正好相反。那面大镜子的意图不单纯地
是要强调建筑物的尺度……而是要用其不同平面创造视觉效果
的微妙扭曲。借助于复制技术，例如利希滕施泰因（Roy
Lichtenstein）绘画中那样把表面化为点或者由点组成的面，我们
想要看到巴罗克式正面上色彩的颤动。这样，玻璃的正面就可能活
动起来，这取决于观众仰望的姿势，它或者显得是完整的皇宫，或
者是皇宫的废墟。 [25]
巴尔福尔（Alan Balfour）评论说，完整的和废墟的皇宫这些交替
的形象可以说就是德国历史的一个真正的纪念碑，其程度远远高于用石
192块建造的皇宫。
所以，这一事例里面的镜子不应该是一种反射，而是折射，为反思
型思考的空间，不是为平实的再现。应该是博尔赫斯式的镜子，导向潜
在的未来世界，而不是导向忠实再现过去。建筑师们试图在那个正面的
后面建立起一个现代的建筑物，令幕布成为未来思考历史的屏幕。它的
用意不是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一个主题公园，而是具有反思记忆的一个城
市，在这里，共和国宫的染色玻璃和皇宫正面的错视画面互相映射。
这个幕布可以和包裹起来的国会大厦比较，那是克里斯托
（Christo）最成功的项目。只是在国会大厦，实际的历史建筑物正面被
一层闪光的屏幕遮盖，而在这里，是屏幕遮盖了空荡荡的地段。但是，
如果克里斯托包裹国会大厦被看作一个喜庆活动，是让柏林人轻松对待
历史，拿历史当游戏；则包裹空荡脚手架正面的幕布是在说服柏林人，
需要认真重建。
“镜子里面的东西比看起来近得多”——这是我们汽车文化的智慧。
或者，也可以说，人希望这些东西比看起来更近些。重建广场的最新项
目，在“柏林故事”的新闻报道里出了广告，其意向是取悦每一个人。这
些日子，两党的政治家们都已经厌倦拆毁，于是他们就谈论建设共识、
宽容和交流。（柏林新的市中心有一条街道甚至命名为宽容街，不过这
个名称还没有广泛流传开来。）社会民主党人施蒂曼（Hans
Stimmann）采纳了一个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式的计划，要批判性地重
建柏林市中心，并且提出建设和保护城市历史市区的一系列的纲领。现
代建筑师们立即攻击这个计划，说这是把一个现代城市“多样化和多元
的现实”降低到了一种官僚网络和保守派的堵塞局面。
1998年的皇宫广场项目提出建造皇宫的三个正面，保留建筑的总体
布局，开设一个庭院，这样就能够和菩提树下大街与卢斯特加登桥组成
一个整体。第四面墙将是一个现代的玻璃结构，构建出小一点的、没有
石棉的共和国宫，“可以连接马克思—恩格斯讲坛与亚历山大广场”。新
皇宫将有一部分是政府办公室，但是其余部分面向各种各样的用途，礼
仪的、文化的和科学的用途。有供科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生态学
家的会议室，有文化活动大厅，以及咖啡厅和其他设施，用以吸引柏林
人和其他客人到首都来，让他们发现“一个反映出他们多重文化经验的
丰富内涵的地方”。这样，皇宫的基本建造计划和共和国宫的基本建造
结构都将恢复，共和国宫也许会用作商店和咖啡馆的地窖与储藏室，以
及图书馆书库。
最后，是一种完美的共存，而且在政治上还是正确的——包括土耳
其饭店、波兰牛仔裤商店和犹太人面包房。那么，霍夫曼—阿克斯台尔
姆提出的复杂的辩证法会如何呢？这个辩证法要解释而不是掩盖这两个
建筑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不要“压制拆毁”，而是让“历史的伤口敞
开”。 [26] 新的重建也许可以提供柏林人所怀念的那种城市温暖和秩序。
它也可能会结束反思的和强有力的话语，这样的话语揭示了伴随过渡时
期的、城市中许多潜在的考古地点和记忆街巷。总之，皇宫的神话地点
似乎由于失去了实际的建筑物而变得更突出而有力。或者可以说，这是
一种对怀旧的怀旧？
然而，在象征的意义上，皇宫依然是新柏林的中心，虽然在物理学
上它不复存在，遭到位移和消散。它曾一度是统一的城市柏林的一个纪
念碑，却又变成了城市遭受分割的纪念碑。就像柏林墙一样，所到之处
都有皇宫的痕迹；这些痕迹变成了另外一种柏林旅游路线依稀可辨的标
志。最近，我在普兰茨劳贝格区漫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异造物的躯
体——一只普鲁士风格化翅膀的无头之鸟，就像东柏林波西米亚区后院
里一件抽象雕刻作品，躺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到了这个地点
的，但是皇宫的这最后的一块遗物，它的徽章，普鲁士之鹰，是一直受
到这里的居民保护的，不是作为一个政治的象征物，而是作为附近街区
的一块纪念遗物。
公共交通的纪念碑
如果你来到格仑瓦尔德车站，再一路走到最后的一个月台，你会发
现铁道上堆放了碎石，长满杂草，铁轨里长出几棵病弱的桦树。 [27] 没
有列车，月台上只有记事铁牌子，上面有日期和数字。这些记事牌子告
诉你押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人数和精确的日期。在这里，过去被储存在
无法救赎的空荡之中。用艾什贝里（John Ashbery）的话来说，这是“返
回到了不归路的起点”。这最突出的一类纪念，不是关于建造纪念碑，
而是留下没有功能的空间，超越了修复和更新。在这里，历史不是被挪
进博物馆，而是任凭风吹雨打。在格仑瓦尔德车站，过去不是被展现为
一个象征，而是另外的存在维度，另外一个景象，这个景象纠缠着我们
在这个城市里的日常行动。被遗弃铁道上的碎石和杂草，对修复型的怀
旧提出一种解毒剂。对于我来说，这是对于大屠杀的最强力的物证。
柏林这个城市，有可供选择的不同游览路线和地图，有许多潜在的
传统划出相互竞争的地域。城市基础建设的整个系统，在这里都比在其
他任何城市更加曝露在外，从交通运输的方式到管道和建筑材料。在柏
林，在考古挖掘或者建筑工程没有完工的时候，一般都要掩盖起来的东
西都展现在外。在世界其他任何城市，运输设施和原来的地铁车站和火
车站，都没有像在柏林这样得到亲切的记忆。在这里，运输工具包含了
集体记忆的框架和怀念的节奏。在柏林，怀旧不仅附着在特殊的地标
上，而且也附着在看待这些地标的方式上。
纳博科夫写作“柏林导游”，是从一个乘电车班车的乘客的观点出发
的，这个乘客的世界受到了破损车窗的框子局限。在他具有时代错误的
未来怀旧博物馆里，电车是第一个物件：“马车消失了，电车也将消失
——在2020年，一个怪头怪脑的作家，为了描写我们的时代，会在过往
世代技术博物馆里找到一辆一百年前的电车，黄颜色、俗气、座位形状
又老又呆……”纳博科夫从事于一种预期式的怀旧，把1920年代柏林—
这个看起来永远都在变化之中的城市，变成未来的废墟。现在变成未来
的过去，这一时间上的变形伴随了某种空间的变革和对于怀念对象物的
某种奇幻的替换。“未来的抚慰之镜”总是允许作家代偿地、几乎反常地
体验怀旧，不是渴望失去的家园，而是渴望自己流亡所在的、不喜欢的
城市。
虽然是一个成功的、讽刺意味深长的柏林怀旧作者，但是纳博科夫
作为柏林未来的预言家，却是失败的。这位作家没有料到现代进步的步
伐和技术革新快速演变成为怀旧的对象。电车更快地变成了博物馆的收
藏品。有一节电车车厢外面布满涂鸦，停在奥拉宁堡大街，出售美式晚
餐。克莱茨贝格附近有一辆拖车，靠近被毁的安哈尔特火车站，是1970
年代和1980年代英雄的弃房占用者传统和西柏林反文化的纪念物。一辆
民主德国“拖笨”汽车停在塔舍莱另类艺术中心雕塑园里，是民主德国消
费和旅行向往的纪念品。一个老电车车厢是菩提树大街外的一次临时展
览的一部分，表现了东德和西德技术老化废弃过程，和原先先进的家用
器具如何变成垃圾。最近建成的柏林空运博物馆重写了新柏林的历史，
追溯了到1949年的德美友谊，展示了老火车和飞机，这是拯救柏林和逃
避纳粹的交通工具。
民主德国怀旧（称为ostalgia,即这一流行疾患的东德变体）的最大
崇拜物，是安佩尔曼（Ampelmann），一个滑稽的人物，戴着超大的帽
子，原来出现在民主德国的交通灯上。在统一早期的匆忙之中，柏林全
部的交通灯都改成了统一样式。这一做法引起许多未曾预料到的抗议，
因为它似乎妨害了市民每日在城市享有十分亲切感的穿行。安佩尔曼无
所不在的时候，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而在他消失之时，正是他变成一
位民族英雄之日，他成了每个人的第一个和最后的一个钟爱所在。据一
则城市传说记载，民主德国的安佩尔曼是工程师的秘书设计的，秘书喜
欢各式各样的帽子，于是赋予了这个佚名的标记以人性和令人喜爱的元
素。安佩尔曼有人性，十分富于人性，不同于他那个只具功能性的“西
德”光头兄弟。可是谁也没想到，讨喜的安佩尔曼会变成抵制城市同一
化的斗士。民主德国的怀旧人士抗议对于东德交通灯的“殖民化”的时
候，西柏林的一些女权主义者据说提出争辩：民主德国的安佩尔曼因为
他那顶帽子而现出清晰的男性，而在西德，标志都更倾向于性别模糊。
安佩尔曼突然变成一个具有欺骗性魅力的、死去的男性白人（准确地说
是绿人或红人），或者，更糟的是，一个在下班回家路上顺便看了看史
塔西（Stasi,国家安全部）总部的普通的东德人。安佩尔曼是没有内在的
政治的或者文化的象征主义的，所以，对于怀旧的和批判的投影而言就
变成一道完美的屏幕。安佩尔曼使得对于民主德国日常生活的记忆有回
家和人性之感；他也体现了东德与西德的不同。遭到压抑的安佩尔曼返
回前东柏林的街道受到欢迎，就像一个杳无音信的邻居返回一样。在其
存在的四十年间，安佩尔曼从来没有受到像在这过渡年代里所受到的细
致的分析。在被恢复的哈克市场甚至有个以他命名的咖啡馆，这个人物
以冰淇淋里的一种绿色粉色饼干形象出现。它首先吸引了在“怀旧店”享
用小吃的游客。从来没有这么甜美。
如果说安佩尔曼把东柏林的十字路口变得更舒适、更熟悉，驯顺了
城市的生疏感，则火车站和地铁车站被看成是忧郁的地点。东柏林作家
们描写他们在铁道末端想象出来的鬼站；而莱比锡大街的车站（这里得
到过眼泪大厅的名称，因为人们在这里对在西德的亲朋好友道别）临时
变成了一个迪斯科舞空间。不足为奇的是，原来的火车站改装成现代艺
术博物馆，就像汉堡火车站或者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一样。在柏林，交通
的模式意味着在这个城市居住的不同的方式，就连那些到达永恒休止的
人，也没有走到记忆的某种死胡同终点。
只有在柏林，你才能够沿着一条宣传自己网页的街道行走。然而，
虽然柏林向你展现各样的地图和现实的景象，这却不是一个互联网城
市。这不是提出各种自我模拟的城市，像鲍德里亚 [28] 对于加利福尼亚
城市一度的想象那样。这个城市的“虚拟性”是在这个词更老式的意义
上：这是一个具有很多潜力的城市。在这一情况下，其虚拟性和其物质
历史密切联系了起来。柏林的技术文化，电脑想象力，也和城市的空间
联系起来，参与了城市的历史。国际现代的风格也是这样。 [29]
每一个地点都有争议，等于上了反思型历史的一课。虽然从整体上
看，西德人被授予更多的绿灯去以他们的记忆和历史考古学开展试验，
但是，只有在城市辩论的具体情况下，他们才能超越政治上的过度简单
化，开始理解前民主德国居民的文化记忆。柏林是记忆工作的一个实验
室，可以在这里探索城市修复的言辞：从片段的重建和打有标记的空地
（新犹太教堂）到解开过去伤痕的辩证法或者矛盾修饰法对比（霍夫曼
—阿克斯台尔姆有关宫殿的提议），到利伯斯金提出的揭示“缺席的惊
雷”和“没有返乡的怀念”的那种异源拼接。也有须臾即逝的纪念活动和
新的城市礼仪，无需建筑的干预即可缝合伤口。但是，也有更巧妙和企
业化的方式，用于重新收复残破的地点和创造在商业上更可行的人工废
墟或者没有缝痕的再造物。在柏林，记忆的地点并不局限于历史的纪念
碑；事实上，博物馆、纪念品商店、模型和考古发掘本身，对于正在过
去的现时都可以不由自主地变成纪念物。
过渡时期的柏林主要特征是各种怀旧的共存，以及东、西德纪念方
式的重叠。柏林近期的明信片收纳了东德人和西德人双方的怀旧；老皇
宫和民主德国的亚历山大广场、安佩尔曼和威廉皇帝都可以看到。在重
建的腓特烈大街的书店里，有一个民主德国风格的房间，在那里可以买
到马克思、恩格斯、昂纳克全集，和很多带有安佩尔曼的纪念品。就像
在民主德国时期一样，可以预料到，那个房间里读者很少；只有几个人
类学家和美国的研究生在那里逗留。有时候，不过是在拆毁的柏林墙旁
边展现城市和解的一个商业橱窗，另外一些时候，像在新犹太教堂的实
例中那样，东端和西端的对话在这里能显露出妨碍怀旧传输的历史盲
点。
新犹太教堂，空荡的空间和润色的照片
在柏林中部的东区奥拉宁堡大街漫步，我在一个很小的旧书店停
步，打听犹太人公墓在哪里。戴眼镜的店员很有礼貌，回答说：“这儿
没 有犹太人公墓。”
“我要找的是大汉堡大街。”我又说。
“啊，”他说，“只剩下一块空地了。有一个坟墓。”
事实上，柏林最古老的犹太人公墓现在看起来更像东柏林的一个空
旷的院子，有一股汉堡包牛肉馅烤糊的味道飘浮，还有后面建筑工地的
声响。周围住户窗口对着它，蒸汽从地下室里冒出来。普通住户的问
题，下水道系统破损。这块地方是柏林最古老的犹太人公墓，可以追溯
到1672年，当时勃兰登堡大选侯把这块土地捐献给了来到柏林的、遭受
迫害的维也纳犹太人。这个公墓遭到纳粹的极度侮辱，他们在墓园里挖
掘一条战壕，用墓碑支撑战壕。附近的犹太人老年公寓被改造成那些被
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人的暂时拘留所。战后，只有一块墓碑重又竖
起，这是启蒙时代犹太人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的坟墓。
在入口处，我经过一个献给遭遣送的牺牲者的纪念碑。它很平常，
几乎是合乎我的心意的，不引人注目。接着，我在空空荡荡的墓园里走
了一圈。每逢到柏林来，我都要这样做，已经变成我非官方的礼仪。
近处奥拉宁堡大街上的犹太教堂及犹太中心、艺术画廊和咖啡馆，
显示这是一个活跃的地点，令人想起却不是试图重建战前柏林犹太人的
生活。这个犹太教堂及其欢愉的金色圆顶，乃是“已经完成的批判性重
建”的一例，尝试在二者之间形成某种平衡：既顾及重建的需要，又为
了牢记无法修复的毁坏而留下空旷的场所。
在重建的犹太教堂正面有三块纪念解说牌子，各自叙说稍有区别的
故事。作为相互矛盾的历史文件，本身都是出色的。第一个牌子是1966
年为纪念犹太教堂建立一百周年安放的：“这一礼拜殿堂之正面，当永
远为告诫与怀念之地。”
1988年，在水晶之夜 [30] 五十周年安装的牌子述说如下：
该犹太教堂惨遭亵渎五十年之后
被毁坏四十五年之后
这所建筑物要重新升起
这是我们的意志
又依靠许多友人的支持
他们来自我国和全世界。
最后一块牌子纪念德国警察辖区警长威廉·克吕茨菲尔德（Wilhelm
Krützfeld）。
这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实用的犹太教堂，而是一个博物馆，展现生气
勃勃的犹太人社区的生活，展览犹太教堂的建造和毁坏的历史。在档案
里有一张黑白照片，显示犹太教堂被大火吞噬，日期是1938年11月9
日。但是，情况表明，犹太教堂是多重摧毁和修改历史的地点之一。
新犹太教堂是诺布劳赫（Eduard Knoblauch）建筑的，采用了突出
的摩尔人风格，有金色圆顶、精致的东方式正面和彩色的窗户。它令人
想起伊斯兰教治下的西班牙格拉纳达纳斯里德家族的十三世纪居所，被
比拟为“现代阿尔罕布拉宫”。但是，这几乎并不是在表现犹太人怀念失
去的中世纪西班牙故乡，虽然摩尔人统治时期的西班牙以其宗教宽容闻
名。更可以说这是当时席卷欧洲的某种东方时尚的一部分。犹太教堂的
建筑师们多数都是基督徒，他们受到历史主义折衷风格的吸引，追求通
过艺术来重建民族传统。
犹太教堂要辉煌表现犹太人融入德国社会。俾斯麦本人出席了揭幕
仪式，企业家海曼（Carl Heymann）登上脚手架发表爱国主义演说，颂
扬建筑的优美，称其为柏林的“豪华装饰”。 [31]
这个犹太教堂的东方风格既引起了赞赏，又引起了疑虑。批评家拉
加德（Paul de Lagarde）认为
通过犹太教堂的风格，犹太人每天都以最明显的方式强调了他
们外来客的性质，虽然他们希望享受和德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要
求享有德国人身份的崇高称号，却又用摩尔人风格建造你们最神圣
的殿堂，到底是什么用意呢？不是让每个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一个闪
族人、亚洲人、外来户吗。 [32]
这位批评家一下子展现出来他全部的偏见——针对闪族人、亚洲人
和外来人，也反对建筑的多样性和有关德国国籍的更宽容的概念。在回
复像这样的论断的时候，汉堡的犹太法师评论道：“就这些（主要是基
督徒的）建筑师需要展现犹太教中‘东方因素’的程度而言，他们未曾料
到的是，赢得了犹太人的敌人的感谢。”在欣赏这个建筑的新颖和“童话
般的”建筑形式的人士当中，有作家卡罗尔（Lewis Carroll），他认为这
个犹太教堂“完美而新颖，最有趣、最华丽”。
在1938年以前，这个新的犹太人教堂在柏林犹太人生活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它是一个精神中心和崇拜礼仪的殿堂。1930年，在一次慈善
音乐会上，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演奏过小提琴。1935年，希勒
（Ferdinand Hiller）的作品，清唱剧“耶路撒冷的毁灭”在这里演出。最
后有一次演出是在1938年5月；那是亨德尔的《扫罗》。在水晶之夜，
这座犹太教堂遭受亵渎和严重的损坏。1940年4月有命令传来：“不准做
礼拜，等进一步通知。”这个社区的悲惨遭遇是众所周知的。在1930
年，柏林的犹太人居民增加到了十六万。据信，只有一千五百人，在非
犹太族柏林人救助下存活下来。既然人的生命代价如此，这个建筑的命
运似乎也就无关紧要了。1940年，这个犹太人教堂被没收，改造成军衣
办公室和第三帝国系谱办公室，专门审查“雅利安人出身证明”。
在盟军空袭期间，这个犹太人教堂遭到轰炸，又受到损害，但是没
有完全摧毁。1949年以后，提出过修复废墟、建造一个犹太人博物馆的
粗略计划。但是，民主德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像苏联一样，强调反法西
斯抵抗活动，而没有单独强调犹太人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牺牲品。实际
上，在俄国或者东欧别的地方或者民主德国都没有大屠杀纪念馆。只有
到了1988年，昂纳克为了创造东德的新形象，才下令建造这个建筑物，
还举行了公共仪式，目的在于给外国人和柏林人留下印象。这就是第二
块牌子的来历。到1990年，这个犹太人教堂遭受破坏的历史才澄清。民
主德国对这个教堂的纪念活动，把它描绘成了法西斯亵渎和盟军轰炸的
牺牲品。
但是，对照片的更细致的观察和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揭示出了不同的
情况。现代作家诺布洛赫（Heinz Knobloch）发现，那张著名的历史照
片里的犹太人教堂的建筑不符合其1938年的形象。 [33] 还有，背景上的
火焰是后来加上去的。这张照片在战后时期被严重地加工润色。
在水晶之夜，这所犹太教堂的确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实际上是克吕
茨菲尔德警长拯救它免于彻底的毁灭。战前他是当地一名警官。他并没
有做出什么英雄业绩。在水晶之夜，他到了现场，“驱逐了纵火犯，掏
出手枪，举着一份文件，指出这个建筑物的重大艺术和历史价值是受到
警方保护的”。 [34] 克吕茨菲尔德从未谈论他的动机，也没有因为这一次
的行动受到表扬。他在警察局工作，一直到1942年犹太人遭到遣送的时
候，他选择了自愿退休。他是那些以不同的方式“服从命令”的普通德国
人一员。他的行动是在险恶条件下完成的微弱的、个人的英勇行动。
1958年，民主德国当局下令炸毁这所犹太教堂的一个已经部分毁坏
的大厅。那张神秘的照片很可能是在这一次最终破坏行动之后拍的。犹
太教堂的主管西蒙（Hermann Simon）指出，这次破坏的理由没有人确
知，也没有发现说明这一决定的官方文件。在犹太教堂里的新博物馆展
出一份令人不安的文件，有东德犹太人社团（150个成员！）几个董事
签名。文件断言这个新犹太教堂必须拆除，因为中央部分“有巨大的坍
塌危险。礼拜大厅前部将得到保存，以便继续开展纪念活动，警示后
代”。
很难想象民主德国犹太人集体这几个担惊受怕的代表会有别的行动
方式。这条信息有一点含糊其辞的味道；它既默许了拆毁，又尝试至少
保留建筑物的一部分以揭露纳粹的罪行。所以，这张照片显示的是1958
年爆破以后的犹太教堂。当然，重新修饰和甚至部分拆毁建筑物大厅，
都不能和纳粹时代发生的事比较。类比是不恰当的。但是民主德国当局
主持的模拟破坏，尤其是在一个已经遭受如此真实损坏的地方，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