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显得丑陋的；这个动作是在赦免新破坏者的罪责。允许新罪犯扮演并
且利用牺牲者的角色，从而取消了任何可能的反思和哀悼。新犹太教堂
博物馆主管计划组织一个被错误认同和加工的柏林犹太人生活照片的展
览，因为这些照片表现出一种复杂而远非没有瑕疵的历史，这样的历史
现在必须郑重对待。
凭借受到如此歪曲的破坏史，怎么能够重建一个建筑物呢？修复犹
太教堂的决定之做出，是为了纪念柏林建城750周年，这是民主德国存
在末年最后一次橱窗式的纪念活动。辩论展开，一方是把犹太教堂重建
当作新的开始的象征，另外一方是保留现存废墟当作历史的见证。后来
提出一个批判性的解决办法，修复摩尔人风格的、曾经形成建筑物侧影
一部分的正面和圆顶，但是让1958年破坏得几乎不留痕迹的大厅保持空
荡。在修复内部的过程中，据西蒙说，“没有尝试再造不为人知的部
分；通过现代设计对这缺失部分的取代，这些部分被间接做出损失的标
记”。纪念文物馆馆长和建筑师莱泽灵（Bernard Leisering）提议“修复建
筑物作为其历史两个阶段的见证；要让建筑物及其建造者的历史，通过
宏伟的建筑及其惨烈的破坏之间可观的对比，令人得到感受”。
进入博物馆，要通过警卫严格的检查。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这里
的内部展现出一种不同的装饰：修复的摩尔风格的细节和现代的细节交
替，彩色的几何装饰和简朴的灰泥交替。在这里，精致的摩尔风格立柱
和后面的现代立柱支撑着同样的拱顶，突出了建筑物内部全部的接缝、
线条和损伤。这一切都是交叉的，揭示出破坏的重叠层次。现代因素标
示出内部无法修复的各个部分；对这些部分不致力于用模拟的古色古香
来加以掩饰。在这里，是没有办法取得艺术上的完满的。遭受三次破坏
的犹太教堂的某些废墟和物件被保存在玻璃柜子里面，被看成劫后余存
之奇迹。其中之一是长明灯（Ner Tamid），是建筑工人在以往的婚仪
大厅瓦砾堆里发现的。
博物馆的展览反映了生气勃勃的、繁荣的犹太人社区及其遭受破坏
的历史。在博物馆幻觉般的空间，参观者看到层层的狭窄的抽屉，里面
都放着小的照片档案，记录的是犹太教堂成员的日常生活，有关微小成
功、羞愧之事、庆祝集会、神的显现和每日乐趣的故事。后面是这个大
厅的一张照片。照片后面，有一个现代玻璃结构物保护墙壁的废墟不受
风吹雨淋，通向空无一物的地段。这块地方依然显得是神圣的空间，虽
然不能走近，也无法修葺。
犹太教堂博物馆展览的是悲伤之作。这个教堂没有像照片那样经
过“加工润色”，虽然重建，却保存损坏与损失之处一览无余。是通过示
意，而不是复制。就连重建的正面也用三个内容互相矛盾的纪念解说牌
子标示，这三个牌子以某种批判的方式重写了教堂的历史。只有金色的
圆顶是一个例外，它的重建保存了全部摩尔人风格的辉煌，引发出同化
的梦境和上一个世纪末的奇异幻想，这变成了柏林侧影的一部分。
犹太博物馆和场所如今在全欧洲出现，从吉罗纳到布拉格，代表了
地方和全球风尚的一种奇异混合物。这些建筑都在主要的旅游路线上，
常常是在几乎没有犹太人留下的地方。这些博物馆都很随意地重写历
史，把自己所在的地区描写得对犹太人更为宽容，并且是和犹太人集体
地遭受老大哥的欺压的。（在卡塔卢尼亚的吉罗纳犹太教堂，说是犹太
人从卡塔卢尼亚人那里比从卡斯蒂利亚人 [35] 那里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在勃兰登堡，据说犹太人受到的待遇比在德国其他地方好得多，等
等。）建立犹太博物馆常常是地方怀旧的症状，如果不是愧疚的话。这
些博物馆记录被压制的历史，又促进有利可图的旅游业，意图把全球的
游荡者吸引到这个“进步的”地方性地标来。
这个犹太教堂和犹太中心（Centrum Judaicum）则是有些不同的。
事实上，这是来到柏林的新犹太移民的聚会地点，他们主要来自前苏
联。在博物馆里我遇到的每一个警卫都有自己冒险和受迫害的故事。一
个是智利过去的共产党员，另外一个是乌克兰原来的反共分子，两个人
都自豪地指给我看博物馆前厅有玻璃罩子的犹太教堂模型“，说它原来
就是这样的”。这让我回想起皇宫的理想模型和玩具大小的往昔柏林其
他被破坏或损伤的建筑物。但是，犹太中心不是某种大型的犹太复兴之
波将金村庄**，而更可以说是现代犹太人生活一点一滴地向前发展的地
方，克一服切障碍。
在我最近一次访问这个犹太教堂期间，展览部主任带引我穿过后门
走到外面的空地，大厅原来所在的地方。现在，消失的地基都用石块标
志出来，地面铺满石子。令人觉得是在坟墓上面迈步。附近楼房的几个
窗户俯瞰着这个连废墟都没有保存下来的空地。在这块城市空地灰色石
子上面漫步，让人觉得有某种来世的感觉。我害怕我迈出步子的回声。
八根耸立形成一个半圆的钢柱勾勒出诺亚方舟的所在地。这些钢柱是非
人格的、工业的，就像内部的立柱——那是标志了失去而无法挽回的东
西。钢柱看起来像是工厂细高的烟筒。在这一排柱子前面，是博物馆最
近一次展览品，都在透明的白色展柜里，任凭日晒雨淋：保存下来的一
根柱子的大理石片段，由看不见的线悬挂起来，像是一串过去的幻象。
脆弱和优美的形象给参观者提供了某种须臾的神之显现和寂静的时刻。
波希米亚式的废墟：塔舍莱
在民主德国以往明朗的日子和灰暗的日子里，奥拉宁堡大街都是一
条废墟大街。新犹太教堂的废墟距离另外一个废墟不远，亦即塔舍莱的
废墟，它曾经被当作腓特烈皇宫的仓库。1990年，东柏林和西柏林的的
艺术家们占领了这个废墟，挽救它免遭损毁，组成了一第批艺术联合占
居地之一。这个地方包含了在原东西柏林边界上某种别样生活风格的梦
境，以及1989和1990年的记忆。在那个时期，东柏林的警察再也没有力
量控制城市，而西柏林的警察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控制，所以柏林被弃置
的中心变成了别样文化的乌托邦共同体，以奥拉宁堡大街为中心。从
1960年代起，弃房占用者文化就在西德繁荣，几乎变成了它作为“孤岛
城市”的别样身份的一个标志，甚至得到文化基金的保护；而在东柏
林，则对于波希米亚式幻想就没有这么多的宽容了。（在这里有几个弃
房占用者在1980年代出现在普兰茨劳贝格，他们遵纪守法：占用了废弃
的建筑物，又找到帐号，付出了租金和政府的罚款。）
没有人幻想今天的塔舍莱是一个旅游橱窗；活生生的“东部”波希米
亚式文化隐藏在普兰茨劳贝格部分修复的建筑的后院里，在散布于以往
的废墟当中的啤酒花园里、在廉价但是有自觉意识的咖啡馆文化中展
出。在一个咖啡馆的墙壁上，一位俄国艺术家画出一幅讽刺性的田园景
象，有奶牛向咖啡馆客人倾身——这是“东部”乌托邦的一个讽刺景象。
在普兰茨劳贝格，有一股邻里亲情之感，在别处是没有保存下来的；在
这里，时间过得似乎更缓慢，就连生活富足得感到厌腻的西德人，也换
了一个节奏，意思是要入乡随俗吧。在普兰茨劳贝格，反文化有一种不
同的节奏，表达出对于1960年代那种更均衡、更容易接受的生活方式的
向往，那是怀念它的人眼里看到的1960年代。唉，这些人真是出生在错
误的时间和地点了。
在塔舍莱，巴伐利亚的游览大客车停车，可以品味一下奇异的柏林
激进主义。塔舍莱依然是“变化”时期的一个纪念地点；这样的地点在新
柏林很可能会消失，这个首都房产价格奇高，又保持了制造业传统。每
逢我到柏林来访问塔舍莱，朋友们都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次了。与此同
时，塔舍莱继续坚持让新事物出台。在爱情大游行日，塔舍莱积极分子
们组织了一次反游行，是为了那些不愿意接受商业化和官方主办的淡而
无味节目的人们；其名称意义一览无余：做爱大游行。
你从奥拉宁堡大街走近塔舍莱，满目所见都是奇异的机械宠物，是
用城市垃圾、锈迹斑斑的铁管和电缆、“拖笨”牌旧车和电车零部件拼凑
的。城市垃圾、残垣断壁、建筑材料、电线、旧基础设施残余、一段段
过时的导管，在所有东欧人心目中十分珍贵的匈牙利伊卡鲁斯牌公共汽
车的备件，在塔舍莱都找到了最后庇护所，可以纪念这样的过渡时刻：
有用的东西变成废料，垃圾变成艺术。工业下脚料制造的布满铁锈的野
兽，就是塔舍莱的阴间看门狗塞伯鲁斯。这是晚年民主德国的垃圾，它
看起来有惊人的美，还被人格化，成为某种童稚而悲哀的东西。塔舍莱
的后院展示着长满铁锈的旧轿车和拖车，它们在这儿找到了荣誉的葬身
之地。运输工具，代表了现代的流动方式，在这里被迫止步，在变成废
物的时刻得到追念。但是，按照古老的社会主义传统，这些东西不会变
成用后即弃之物，并且免于历史的遗忘。有一段时间，一辆东德的“拖
笨”牌汽车是直立地放置在这里的，有一点倾斜，像比萨的斜塔。在塔
舍莱，你穿过城市垃圾和艺术作品之间的门槛，在你离开的时候，你不
可能再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城市垃圾；你会有一种把它从遗忘中挽救回来
的荒诞欲望，而塔舍莱那些野兽的塞满铁锈的眼睛会缠住你不放。
塔舍莱的历史给人印象深刻。这是关于城市现代性格各种梦境的兴
衰的。“塔舍莱”（Tacheles）在意第绪语中的意思是“让我们动手工作
吧”。1909年，犹太商人开办了一家百货公司，有时兴的拱顶长廊，很
像是本雅明描写的样式。百货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破产；1928年，
AEG电器公司在这里揭幕了另外一个现代机构，“技术之家”。1934年被
纳粹占领，1945年空袭期间被严重损坏。战后，德国工会自由联合会接
管了废墟，在这个场地开办了一个临时的电影院。后来，被当作东柏林
艺术学校的附属场地使用。1980年，这个部分被毁坏的建筑被用作腓特
烈皇宫的仓库。由东、西德二十位艺术家组成的塔舍莱艺术家促进会接
管了废墟，使其免遭所面临的毁灭。 [36] 场地得到部分的修复；一个小
影剧院、萨巴塔咖啡馆、艺术家工作室和一个展览室在那里设立起来。
因为“变革”初年的欢快和慷慨的文化事业拨款，废墟得到纪念建筑保护
法案的保护；1993年，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雕塑园，成为别样的背景。萨
巴塔咖啡馆也有自己另类的音乐会和“沉着”而不十分迅速的东德风格的
服务。
然而，在1997年和1998年，随着文化基金来源的枯竭，东西方合作
的热情减低，房产价格攀升，塔舍莱的地位受到攻击。科隆的投资商丰
都斯，名称显赫——就像布莱希特 [37] 的一个人物，试图把这个地方私
有化，重塑塔舍莱传统。他的计划是撵走艺术家们，关闭咖啡店和雕塑
园，为了一个新的和改善的塔舍莱展开国际竞标，让这块地方变得更体
面些。这将会是再造柏林传统的完美办法，却涉及谋杀活生生的艺术传
统，然后利用它的形象重建某种商业上更可行的东西，从而操纵各种怀
旧和游客的懒散怠惰。新的塔舍莱也许会用玻璃罩起一块旧废墟，就像
纪念品商店里的一块柏林墙那样，或者制造一个“变革时期”塔舍莱的玩
具模型，和带有计算机制作互动场面的新型塔舍莱的模型。全部这一
切，当然也曾发生在其他的波希米亚式地区，从蒙马特尔到苏荷
（Soho），在艺术家因为付不起房租而搬走以后很长时间，这些地方还
是游客必到之地。
不用说，塔舍莱经营部门拒绝合作，受到驱逐的威胁。为了回应丰
都斯先生的提议，塔舍莱社区成员选择了斗争，上演了值得纪念的一
幕。 [38] 协会之友们探听出来本来是保密的驱逐日期。午夜时分，塔舍
莱的友人们集中在萨巴塔咖啡馆，咖啡馆变得十分拥挤，令公共驱逐十
分难堪。警察到来的时候，咖啡馆业主拿出一个文件，说他们必须和新
业主签订另外一个合同书，是和塔舍莱协会不同的一个组织。无论理由
如何，艺术家们的恐吓技巧这一次竟然奏效，警察没有能够对协会执行
驱逐令。塔舍莱的临危处境得到重申，这件事折腾到了深夜。一个头戴
有塑料头发装饰的钢盔的人在外面扔火球，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小精
灵。鞭炮光亮在各种年龄的旁观者眼睛里闪烁，他们都在重温少年时期
的白日梦。宠物狗都被放开，在人群里似乎很是得意，而年老的嬉皮士
则跟躯体穿环、带外国口音的国际青年混合在一起。几对中产阶级的夫
妇在形成抵抗街垒的拖车圈子外面，小心翼翼地慢慢啜饮啤酒。这一夜
晚的明星是一个日本舞女，一口气表演了九十分钟，其中还包括从一个
大金属圈里钻出来，最后赤身裸体掉进一个小小的月球火山口，发出完
全是外星人解放和精疲力竭的叹息她打破九。十分钟的沉默，说出一句
激情的话语：“请给财政部发传真！宣告你们和塔舍莱团结在一起”！
本雅明写道，废墟有助于使历史自然化，是内在的辩证法的。在废
墟中，过渡时代全部的矛盾都僵凝在某种静止的辩证法之中；它们乃是
须臾即逝时代的寓言。塔舍莱是一个被入住的废墟，这个废墟已经被审
美化、陌生化、得到重新的想象。它类似于哈堡正在逐渐消失的反纪念
碑。当然，如果没有受到外来的威胁，它也会寿终正寝的，这是放荡不
羁场面的特点。在这个案例中，死亡是被柏林迅速的变革促进的，柏林
变化成为一个漂亮得多、更为稳重的城市，其形象得到更加细心的装
饰，展示德国性格和欧洲性格、文化和商业。废墟和自治的无政府主义
艺术设施与新柏林的“正常化”是格格不入的。塔舍莱怀念放荡不羁的柏
林孤岛，怀念东部梦想西部、西部反过来又梦想东部的时代。梦想西部
的东部人士认为，丰都斯先生不过是共产党一出宣传戏剧中的一个脸谱
化的人物。他们受到误导，都一起来和柏林废墟游戏，更关心非真实的
事物而不是房地产。塔舍莱是一个行进中的博物馆，拼死和时间斗争。
我上次访问塔舍莱是在爱情大游行的前夕，那个地方显得空荡荡
的。狄俄尼索斯剧场是空的；没有游客拍照片；开辟了新的步行小路，
以前没有人需要它们——老主顾们在废墟四周走动并不需要小路。有一
次展览会反映了塔舍莱的历史，展示出雕塑园里的“拖笨”牌汽车的照
片，和1970年代风格的拼贴作品，把卡通片和黑白照片混合起来：这里
没有带引号的广告，没有后现代式的对商业文化的调情。在这里，艺术
具有一种旧式现代主义否定精神。“拯救塔舍莱”的标语随处可见，来访
者都被请求签名，和被包围的废墟站在一起。
在塔舍莱画廊，只有不多几件展品留下：挂在墙上的一个破电话，
像是对于中断的交流的记忆，还有一个用德文和英文写的告示：“请勿
触摸”。
对于我来说，这是典型的怀旧要求。塔舍莱的艺术家们虽然有激进
主义和对常规博物馆的批判，但他们仍然是尊重博物馆的神圣界线
的。“请勿触摸”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明显的呐喊——这是在更激进摧毁
威胁的面前，对一种已经建立的反博物馆的保护。
伊甸园与动物园：移民的柏林
1991年，在克莱茨贝格的查理检查站附近柏林墙的废墟上，我看到
了土耳其移民出售东德军装和俄国套娃。这不是什么怀旧之举，只不过
是国际纪念品生意而已。一群移民正在把他人的怀旧变成有利可图的生
意，为怀念自己在冷战期间度过的青春时期的游客服务。 [39] 在城市跳
蚤市场可以买到他人的家庭照片簿，得到他人的记忆，以此来分享对于
更美丽和更宁静的地方的怀旧——特殊的柏林怀旧。
纳博科夫把柏林描写成一个忘却的城市，这是一个虽然没有路标、
却拥有数不胜数十字路口的城市。这样的十字路口之一，离维滕贝格广
场不远，在《礼物》里得到如下的描写：
这是一个风口一样的破破烂烂的十字路口，还没有形成一个小
广场的级别，虽然那儿有一个教堂、一个花园，还有街角的药房，
有一家便民店，门口栽了金钟柏，甚至有一个三角形的安全岛，上
面有一个货亭，电车司机可以在那儿喝杯牛奶爽爽神。一大堆街道
向四面八方伸展，从街角后面乱窜出来，在上面提及的做礼拜和买
小吃的地方拐弯，把这一片地方变成示意性的小图画，在这种小图
画上画着城市出车祸的的全部原因和潜在的危险，当然是为了教育
乱开摩托车的轻狂少年。 [40]
小吃和祷告之间的十字路口把佚名城市变成一个勾引人心的形而上
的风景，用有限的机遇和对其他地方和时代的无限的记忆纠缠住移民的
心思。
现代柏林隐匿名姓的性质有时候令移民遐想联翩。在柏林一家无名
的啤酒馆里，纳博科夫观察到了一个普通的场景：酒馆主人狭窄的房
间，他妻子正在给一个金发幼儿喂汤。纳博科夫感到一阵预期的怀旧痛
苦，他说他侧耳听到了这个孩子未来的回忆，想象到，他这个无名的移
民，在德国男孩亲切的往日记忆当中是一个多余之物。就这样，这位德
国作家，虽然无求于柏林的过去和现在，却在梦想着属于柏林的未来。
对于纳博科夫来说，这个城市的两个地点引发出原始的怀旧之情：
动物园和街道对面的伊甸园旅馆。在一个外国城市里，二者都是家园的
像又不像的形象。俄国移民住在动物园周围，这让他们想到各种各样的
非自由，无论是在已经放弃的家园，还是在流亡之中。书信体小说《动
物园：并非谈情说爱的书信》的作者施克洛夫斯基，描写了他对一只和
他一样高的公猴子的特别的友情。这只猴子被关在笼子里，似乎是受到
拘留，是“在自己内心的动物园中怀有渴望的悲戚的外国人”。
柏林动物园令俄国和东欧作家着迷。在《柏林导游》里，纳博科夫
写道：“在每个大城市都有一处人造伊甸园。如果说教堂谈论福音书，
则动物园提示我们旧约庄重而细致的开端。很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塞满
篱笆的人造乐园，但是，如果没有笼子，狮子就会吃掉鹿群……所以，
动物园街道对面就是……‘伊甸园’大旅馆，也不是偶然的。”后来，在另
外一个流亡地——美国，纳博科夫解释说，在丧失了在圣彼得堡的家园
以后他再也不购置房产。在流亡中，他的家园理念就是“一个舒适的旅
馆”。柏林动物园对面的伊甸园旅馆，在一个人造的乐园里提供一夜的
逗留。在一个外国的城市，乐园也是可以复得的——当然是短暂的。
柏林动物园，有一个大象门做标志，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地标，它的历史
也是很有趣的。这个动物园是德国最古老的，战争期间遭到密集轰炸，
杀死了1400只笼养动物之中的大部分。本地居民讲述了有关最后一只名
叫暹罗的大象的悲惨故事，战争的残酷逼迫它发疯，在致命的空袭之
后，对动物园各个大门疯狂大吼。1970年，动物园重建，现代风格。各
种奇异动物在这里的“自然环境”中漫游，虽然是流放，却受到了保护，
脱离了自己的原籍驻地，但是得到很好的养育，不再关进铁笼。
在纳博科夫之后七十年，前南斯拉夫女作家乌格雷什奇
（DubravkaUgre觢ic＇），因为写讽刺文章谈论“姜饼民族主义”和图季
曼“净化克罗地亚空气”运动，而被撵出克罗地亚，暂时在柏林流亡。乌
格雷什奇也常常到柏林动物园来。但是，她喜欢的动物不是圈在笼子里
的猴子，而是一只死去的海象罗兰。罗兰是在1961年死的，在它的胃里
发现的东西陈列在动物园里。这些东西像是移民的散乱纪念品：“一个
粉色的打火机、一枚小狮子狗形状的金属别针……一把儿童塑料喷水
枪……一个婴儿玩偶、一串钥匙、一把锁、一个装了针线的小塑料
包。”
[41] 柏林对于乌格雷什奇就像是一个城市博物馆，而她（和她的流
亡同伴一样）都是博物馆的展品。收藏活动变成了替代物，弥补集体记
忆的丧失。然而，作家不仅仅收集从她那业已消失的南斯拉夫来的纪念
品，而且还和其他的流亡同伴交流纪念品，和他们更多地分享流离和陌
生化，而不是发源地。这不是买卖死魂灵，而是一种心理医疗操练，一
种精神的顺势疗法。移民发现，物品不是包含一个单一的叙述，而是保
存一种片段性的和任意的性质，反映了她自己片段的传记。
乌格雷什奇，就像她以前的移民一样，在一寻找城市里面的某个神
话的城市，隐藏在柏林的一个乐园的形象，并且在欧罗巴中心
（EuropaCenter）找到，这就是西柏林繁荣的象征。这里甚至还有一个
轻歌剧院，叫做“玫瑰生活”，这是一个轻快消费式怀旧的完美的地方。
从欧罗巴中心向上看去，乌格雷什奇看到了旋转的梅塞德斯之星和威廉
皇帝纪念教堂（Ged覿chtniskirche）。“如果往下看，则看到了一个移民
音乐人：阿拉瓦，萨格勒布杜博拉瓦区的一个掉光了牙齿的吉普赛人，
在欧罗巴中心前面笨拙地演奏一架儿童电子琴，发出玎玲玎玲的声
响。”这是另外一个欧洲的形象和柏林的移民心理。 [42]
移民的柏林是不能够降低到民族邻里和烹调佐料的层面的。这也不
是历史纪念碑和建筑工地的柏林。移民柏林存在于被偷盗的空气和没有
许可证的空间之中、不可见的幽灵之间和重叠在城市之上的地图之内。
这另外一个柏林是由隐秘的小街、地下室、十字路口组成的。在前苏联
展示德国无条件投降博物馆的地下室里，有一家前南斯拉夫人光顾的咖
啡馆，在这里，前苏联人半价出卖他们的套娃（matrioshka），还煮格
鲁吉亚咖啡，和土耳其咖啡一模一样的。波斯尼亚的难民周末在古斯塔
夫—梅耶小街聚会，“那个不复存在的国家又在空中画出自己的地图，
有它的城镇、乡村、河流和山峦。地图闪烁片刻，然后消失，像肥皂泡
一样”。一个难民的母亲用钩针织出小垫子，星期日搬一把椅子到费尔
贝林广场；在那儿，她装作出售小垫子的样子，但是实际上是在注意寻
找其他的波斯尼亚老乡。有时候，她把人带回自己那一间小屋，给他们
泡咖啡、烙波斯尼亚煎饼，问他们家乡在什么地方，日子过得怎么样。
卡斯米尔的母亲因为没有办营业证而出售手工针织垫子被捕。卡斯米尔
付了罚金。他没有办法对德国警察解释清楚，他母亲到跳蚤市场“是为
了会见老乡，去说说话，这样，她觉得心里舒服点，根本不是为了做生
意”。 [43]
移民的柏林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城市，在这里，东方和西方在捉迷
藏；在这里，可以看到其他城市，比如莫斯科、伊斯坦布尔、上海等等
的奇异的形象。移民把他们的艰苦、挣扎和焦虑都带到柏林来，常常在
这外国的土地上重新开启内斗。他们也随着城市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城
市在易装游行和化装狂欢节之中展现自身。“被同化的移民”：出租车司
机、招待员、清洁工人、裁缝、小贩，都成了柏林的非官方的向导。他
们熟悉城市里的近路，把幽默感和用来思考的距离带给在这个城市游览
的过程。我记得一个来自蒙古的友好的招待员，在我返回圣彼得堡以前
安慰过我。他在许多国家里逗留过，说各国语言，似乎培育出了自己的
流亡哲学：“我是一个柏林人，”他用俄语告诉我，“在这儿，我觉得很
好。可是现在我每年夏天回蒙古。我和你一样。到蒙古去，我觉得像一
个游客，如果在这里逗留，也觉得像一个游客。你知道我是怎么跳出这
个怪圈的呢？我飞柏林到乌兰巴托的法国航班。飞机上有上好的香
槟。”
柏林是移民异化的一个地方，但是也给这些移民提供偶然的喜悦
和“亵渎的启明”。柏林一根管子上OTTO这个简单的涂鸦式符号，在纳
博科夫看来，就是一个奇异和谐的形象，“这个形象十分适合于这里宁
静之中的白雪和这根有两个洞和神秘深邃感的管子”。移民的柏林是由
转瞬即逝的显灵、瞬时的友谊和非法的梦境组成的。我们可以想象把移
民的梦境和梦魇映射到柏林的建筑物上去，展示出在这里共存的不可见
的城市。柏林现时的某些东西，对于陌生人的目光是有吸引力的。在建
筑工地和废墟中，他们看到潜在的世界和可以寄期望的其他的地平线。
柏林这个处于过渡状态中的城市，反映出了他们内心的风景。
1999年：向柏林的蝙蝠告别
1999年，统一的德国几乎快要变成柏林共和国。“开放的城市：柏
林”展览会邀请客人步行观看新柏林的建筑工地。路过波茨坦广场的时
候，我注意到了柏林墙遗留下来的最后的一段，在商业房产区昂贵的一
片开发地上。这不包括在展览会参观范围之内。这面墙受到了拆除的威
胁，有一一个人看守着；这个人骄傲地自称“最后名原始的啄墙鸟”“。
东西都没有留在原来的地方，”纳赫特威（Alwin Nachtweh）先生说。
这墙被出售、挪动、虚饰、重新涂“彩。对于1989年的记忆也是如此。
集市上到处都是外国人，大声叫卖上帝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水泥碎
块。”纳赫特威先生说。有一次，他无意中发现前东柏林的一家人正忙
着出售他们的“艺术品”，作品是他们自己创作的，把颜料喷洒在柏林墙
东侧一度光秃秃令人害怕的墙面上。纳赫特威先生是很少的几位柏林墙
鉴赏专家之一，有资格给他那些柏林墙碎块打上鉴定印记，他善于区分
原来的、1989年以前的墙画和后来的仿制品。
1989年以来，纳赫特威先生名副其实地是依靠这堵墙维持生活的。
它变成了他个人的企业。1980年代中期，西柏林的一个年轻裁缝和朋友
们讨论一个不见得清白的胡思乱想计划：用家里普通工具从柏林墙上砸
下一块。1989年，柏林墙打开之后，他是第一批着手实现自己梦想的人
士之一。那也是他父亲去世的一年；老纳赫特威先生据说是一名共产党
员，没有活到民主德国寿终正寝。他的儿子把下一个十年的光阴都奉献
给了保存柏林墙记忆的工作，创造了一个私人的档案，收集东德各种纪
念品。而东德却没有和纳赫特威对应的人士；对于东柏林人来说，柏林
墙依然沉重地存在，虽然这堵墙是不可见的。（尽管许多东柏林人说，
他们把1989年忘得太快了，埋葬了那些突兀出现的故事：越界行为、从
来不笑的卫兵的微笑、永远不会再现的陌生人的慷慨。）纳赫特威不怀
念民主德国或者这堵墙的政治象征意义，而是念念不忘1989年的创伤与
欣快，那是独特的、无法重复的。在机械和电子复制盛行、虚拟的墙壁
和移动废墟的时代，纳赫特威先生看守并且出售历史真实的光环。
在新柏林市中心，这样的自发纪念活动不会维持长久。柏林墙的一
小部分被运输进入德意志共和国一个新博物馆，而其余大部分都被哄抢
和巧夺，这得感谢自由市场。留在露天里的最大的一部分，是在东部画
廊（East Side Gallery），这一段墙没有保存原来的墙画，而是展示出这
些墙画的无尽的复制品，以及时下的政治口号和涂鸦。一位俄国艺术家
在每一块柏林墙碎块上签名——用各种各样的笔体，这真是想要留下历
史著作权的虚弱尝试。新的国际风格是没有界限、没有障碍、没有历史
的涂鸦文化。城市胡写乱涂的青年无法破译的签名不过是给这个地方留
下标记，让人注意它，让它无法解读。因为布满了无法破译的涂鸦，柏
林墙看起来和东德或者西德任何其他一道墙一样。这是正常化的最突出
的象征。
纳赫特威是在波茨坦广场守候柏林墙最后的一段，这个广场是废墟
和建筑工地共存的完美之地。在这里，信息箱展示出未来柏林的形象，
一眼也没有看到预期的怀旧。信息箱是一个有支柱架起的红色钢结构
物，相当悦目，提出前途远大的展览：“今天看到未来的城市”。 [44] 信
息箱令人回忆起1920年代的先锋派构成主义的设计，这样的设计在1990
年代已经不再新奇，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商业建筑而已。只有一个方面
令其可以比拟构成主义，这就是其结构的脆弱性和乌托邦式的乐观主
义。
就像塔舍莱一样，信息箱也可能会很快消失的。然而，这会是一个
乐观主义的、而不是忧郁的事件。信息箱是在“波茨坦和莱比锡广场城
市沙漠”中出现的第一个建筑物。在荒地般的场地，它曾经显得高大，
但是现在，随着柏林市中心高层建筑处处拔地而起，它每天都在缩小。
柏林市中心的再建是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个五年计划，而且，不同于苏联
五年计划的是，这一个计划很可能会切实完成。信息箱于1995年10月开
办，一直保留到2000年12月31日。它的存在建立在它要作废的基础上。
企业天堂的梦想一旦实现，展览会上许诺的“未来”一旦出现，信息箱将
会消失（或者，将会拆散，又在另外一个地方重建，因为讲求实际的柏
林人不愿意浪费东西）。在这里，梦境是被理解为未来的实际安排，而
不是形象的臆造或者虚拟楼阁。所以，这不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反纪念
碑，而是一个可以处置的建筑物体。它的创造者们都在期望它消失，那
将标志最后的心想事成——如果他们不是同样陷入自我纪念的话。
在2001年，信息箱也许会变成一个怀旧的崇拜之物，它的小模型会
展现在未来的塔舍莱。它会成为收藏家的物品，就像放置在雕塑园里的
电车那样。今天，信息箱本身不再吸引人的注意，却更是邀请你远眺，
超越它和你自己。它提供很多互动的消遣，但是很少提供对于目前城市
化和柏林身份讨论的反思和洞见。 [45]
在爱情大游行那天，我参观了信息箱；立柱上面的红色大箱子似乎
随着计算机发出的节拍颤抖。在青年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完美结合中，大
游行无线电广播电台设在信息箱，是索尼公司赞助的。就像“柏林故
事”里那样，参加大游行的人都来这里闲逛，都显得享受放松和娱乐。
青年人到这里来是为了休息、喝一杯汽水、看看失物招领公告、观赏一
下未来柏林的电脑图像。在纪念品商店和信息箱，他们都同样自在，虽
然二者审美趣味和各自的志向不同。
爱情大游行参加者们不同于他们1960年代的反文化前辈，在使用企
业化空间方面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电子音乐在德国的一些超市里都可
以听到。 爱情大游行号称有一百万青年人参加，却不再是新鲜事了。
享受现时节拍、享受大群的人聚集在那里（伴随适度狂欢，没有痛苦）
的这个游行很快就要庆祝十周年纪念日，而且，就像一个爱忘事的青少
年一样，它已经忘记了自己在杜塞尔多夫和柏林烟雾缭绕的、昏暗的俱
乐部里的根子。开发电子音响的地下室俱乐部，例如“行
星”（Planet）、“飞碟”（UFO），都不复存在：它们让位给了办公室大
楼和媒体公司。1989年小远征前往库达姆的150个狂舞者依然是默默无
闻的。为了创造爱情大游行传统，组织者必须抹掉电子地下室的活传
统。原来的那些狂舞者不是现在爱情大游行的一部分，正如他们中间的
一个人所说的：“表演欢乐不是一件可喜可乐的事。”
现在，人人都支持爱情大游行。它原来虚无主义的世界观，与过去
摇滚、鬅克形成对照的显然非政治化的态度，却逐渐变得平庸而包罗万
象。柏林市出资清扫，爱情大游行甚至公开登记游行，把原来的口
号“和平、欢乐、蛋饼”（Friede，Freude，Eierkuchen）改成“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未来”。许多思想专家和企业家都试图解释它的意义。 [46] 表
达出不满和批评的惟一的一批人是绿党：他们担心动物园的命运，“柏
林的绿色肺叶”已经变成了那些参加者们的露天公共厕所，这些人不去
信息箱或者“柏林故事”里去解决如厕需求。
但是，柏林报纸《每日日报》记者拉普（Tobias Rapp）提出警告，
反对年事见长的激进派对新传统抱有的轻蔑态度。他谈到了“新灵活
性”，这对热衷于政治思考和群体对抗的上一代人来说，也许是难以理
解的。1990年代的鲜花般的孩子们看起来像是文质彬彬、白天在办公室
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反文化的生硬习性和冷酷势利；没有无政府主
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那种令人痛苦的深夜辩论；没有情境主义
[47] 者的迂回与颠覆。他们不会构筑街垒；他们倒情愿爬上胜利纪念柱
亲吻。在1998年的爱情大游行期间，我看见一名警察和一个半裸体的少
女打哈哈，然后又给几对互相拥抱的夫妇照相，准备放进未来的家庭照
相簿。警察是站在参加游行的青年人方面的，这是政治和解和“正常
化”的完美图片形象。
正常化是新柏林的一个口头禅式的词语，不仅仅是号召忘却的一个
口号。毋宁说，这是一种尝试，要摆脱那攫获战后德国历史的种种极端
做法。正常化是一种妥协的方式，超越记忆与忘却的对立，对于过去采
取“成年人”的态度。但是，阿斯曼（Aleida Assman）认为，正常化这个
词语有一个历史的问题。它把我们带回到了《圣经》中希伯来人的恳
求：要当一个正常的民族，而不是选民。战后，对正常化的呼吁转化成
为对“健康的”忘却的呼吁。现在，正常化的涵义是一代人的变化，一个
被战后一代人的政治家统治的国家发育到了成年。正常化的话语所涉及
的是把历史的比喻交换成为一代人的比喻。 [48]
重建的国会大厦是正常化的完美纪念碑。关于这个建筑物的名称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