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挑战。最近期的公众艺术项目提出另外一种街道大钟，大钟完全不
是计时用的。它的指针不动，不是指时间，而是向布拉格居民和周游世
界的旅行家提出一个审慎的问题：您急急忙忙的往哪里奔走啊？ [27]
今天，布拉格是东欧人和西欧人的怀旧相互竞争的城市，它们经常
围绕着欧洲的理念转，而且，像捷克的历史那样，彼此成复调式对比，
很精确，就像这城市的历史一样。1968年的布拉格是一个意气高昂的城
市，在这里，许多潜在的道路都可能通向欧洲，具有人性面目的社会主
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在苏联入侵之后，这个城市获得了不同的面
貌；按照昆德拉的描写，它又变成了“一个忘却的城市”，在更改了名称
的街道上，住满了幽灵：
各种各样的幽灵在这些混乱的街道上出没。他们都是被拆除的
纪念碑的幽灵——纪念碑被捷克改革运动拆除、被奥地利反改革运
动拆除、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拆除、被共产党拆除。就连斯大林
的许多雕像也被拆除。在全国，凡是雕像被这样拆除的地方，列宁
雕像却成百上千地冒了出来。就像废墟上长出的荒草，就像忧郁的
忘却之花。 [28]
1989年以前，西欧人到布拉格来收集那些忧郁的忘却之花，一厢情
愿地怀想那个老式的和不太幸运的欧洲，这个老欧洲代表了他们过去的
家园理念，又令他们感觉现在的家好，有全部西欧的现代舒适设备。而
捷克人感受他们的忧郁，是相对地轻松的。现在，在天鹅绒革命这场戏
之后，这个忧郁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城镇，向各种人代表各种事物
——这是欧洲保存得最完好的城市之一，具有引人瞩目的各式各样的建
筑风格，从中世纪到巴罗克、新艺术到构成主义，还有国际风格的东欧
变体；这是新的东部中欧的城市，在这里，第三条道路的梦想也许可能
实现，哲学家可能当权，民主、自由市场和高级文化不会互相妨碍。布
拉格变成了一个朝圣者的麦加城，中产阶级家的美国少年在这里可以摆
出波希米亚人的模样，想象自己身处前一个世纪交替年份的巴黎：他们
想象中流亡的欧罗巴。现在，布拉格步行区建筑破旧的正面都已重新修
整得十全十美，就连西方游客也开始抱怨城市变得旅游气息太重，太像
西欧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布拉格丧失了一位高贵但是贫穷的亲戚的
魅力。那些“狡猾的捷克人”想方设法靠他们这个浪漫的穷城市赚钱，把
它变成相互冲突的怀旧主题公园。作为回应，捷克人发展出一种新的反
旅游地下场所——在老地下室里开设一系列的小酒吧、饭店、咖啡馆和
展览厅，在“游客们不去的地方”。
“城市个人主义者”的欧洲怀旧表现在写作中，也表现在1989年以后
真实的城市转变之中：对苏联建筑特有庞大纪念碑式风格的反抗；城市
细小的姿态，反记忆的标记，例如重新装饰内部的庭院——那以往的恐
惧的空间，令其变成商店和饭店；以及新的咖啡馆文化。1989年以后，
布拉格文化要人是三个不那么像的盟友：帕拉赫（Jan Palach）、列侬
（John Lennon）和卡夫卡；他们三个人都有城市纪念碑。对1968年和
1989年事件的纪念明显是低调的。在这些事例中，风格就是信息；它们
的言辞是“反政治”，亦即康拉德描写的中欧理想，其发展与苏联和民族
主义对巨大威严父亲形象的崇拜形成对照。这个城市避免奢侈的纪念活
动，珍惜细小的姿态。在查理大学哲学系附近街道上，有一个不易看到
的十字架，用红砖在路面上砌成。在毛毛细雨或者在某种光线的下面，
十字架上似乎有一个人的形象，而在其他的时间里，那里看上去只不过
是路面建筑师的小“差错”，毫不显眼。根据城市传说，十字架是佚名建
造的，是为了给扬·帕拉赫的牺牲留下一点痕迹，一个提示；他原是二
十一岁的哲学系学生，为了抗议苏联占领布拉格，在人民博物馆台阶上
把一罐汽油洒在自己身上，用火柴点着。1969年，他的葬礼标志着希望
的终结，开始了停滞的时期，和哈维尔所说的每日的“极权主义消费主
义”。在1989年戏剧般的革命事件中，在文采斯拉斯广场自发地为帕拉
赫建造了纪念碑。它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一直保存完好，变成了一座极权
制度牺牲品的反纪念碑式纪念碑。
1980年代的另外一个非官方的纪念碑是献给大众偏爱的幻想主角的
——约翰·列侬墙，在法国大使馆的街对面，被摇滚乐粉丝们布满涂
鸦。涂鸦和列侬的面部被共产党当局适时抹掉。现在，这堵墙归给了马
耳他骑士团 [29] ，算是补偿的一部分，可是这些人也证明是甲壳虫的敌
人。法国大使出面保护列侬和铁幕两侧怀念1960年代的粉丝们，挽救了
纪念碑免遭“修补”，那种“修补”实际上是对非官方城市文化的一种销
毁。
在后共产时期纪念活动中，堪与列侬相匹敌的要数卡夫卡。这位说
德语的犹太人现代主义者，体现了对于世界主义式布拉格的怀旧
——“这是三种文化的城市，捷克人的、德国人的和犹太人的。”这里的
导游总是这样骄傲地宣告。在国家或多或少变得单一民族化五十年之
后，捷克人对失去的世界主义性格感到怀旧。卡夫卡本人没有赞颂多文
化的布拉格。对于欧洲或者他儿时的布拉格，他都没有怀旧之感。卡夫
卡在回忆布拉格中世纪犹太人住区消失、出自卫生理由被夷为平地的时
候写道：“在我们心中还仍然有那些昏暗的角落、神秘的庭院、挡住的
窗户、肮脏的后院和喧闹的客栈……我们从内心里都不明白新式卫生到
底是什么。不健康的犹太人城区就在我们心里，是比讲卫生的新城区要
真实得多的。”已经消失的犹太人住区形成了他梦境的建构。卡夫卡的
布拉格是一个在官僚体制中忘记的城市。看起来，现代的布拉格一直都
不原谅卡夫卡，因为他描写忘却，布拉格报复似地记得他。
作为一个作家，卡夫卡在他故乡的城市布拉格的命运似乎是在忘却
和过度的暴露之间摆动。他被友人布罗德（Max Brod）在一本二流小说
里颂扬为殉道者，又变成了“现代厄运作家”的典型，左右都受到谴责。
1930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包括布莱希特，都梦想烧毁他的作品，这个
梦想在纳粹德国变成现实。纳粹和后来共产党都忘记和禁止卡夫卡的作
品。1960年代早期，卡夫卡被“恢复名誉”，变成有远见的殉道者，后
来，又变成了布拉格之春的英雄。1968年以后，这位作家又被判以暂时
的忘却，而在二十年后被欢呼为布拉格的民族英雄。1989年访问布拉格
的时候，我发现卡夫卡死后的困苦还没有过去。现在他不再受到审判，
他正在被销售。
卡夫卡变成了布拉格的主要景点；卡夫卡住过的房屋因为太小不能
改建成国家博物馆，却变成了纪念品商店，游客可以在那里购买卡夫卡
商品，卡夫卡咖啡瓷杯、卡夫卡T恤衫特别受到欢迎。在1990年代初的
城市圣像系列中，卡夫卡似乎取代了卡尔·马克思。这位作家两只不对
称的眼睛从贴满全城的招贴画上追着瞧着你。1999年，在一修葺新的捷
克先锋派建筑杰作大宫殿里，安装了一个巨大的概念性作品，就是受到
了卡夫卡的《美国》的影响。拟人化的旧式官僚家具和侦查设备展现出
一个真正的卡夫卡式的剧场。博物馆的警卫更是放大了这个印象，他们
无意中变成了展览的主角。他们来自共产时期，藏在宽大而空荡的现代
艺术博物馆的每一个角落里，人数比参观的人还多。对于参观者来说，
他们提供碍事的“帮助”，盯着参观者的一举一动，怀疑每个对这些被丢
弃的奇怪物件感兴趣的人——这些物件在我们混乱的后共产时期被当
作“艺术品”。
不仅卡夫卡的作品，而且还有他的私人生活细节，现在也开放来满
足喜好品味的游客。游客可以在新米莱娜咖啡馆享用捷克传统甜食，价
格高得吓人，咖啡馆装饰品有卡夫卡的情人的肖像，变成大招贴画，还
有他的情书片段。以往，卡夫卡的作品是不出版的；现在，连他最具私
密性的写作也被公开，大量印刷，字号之大几乎难以阅读。至于米莱娜
·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卡夫卡的短期情人和长期笔友，也在短
时间内获得了明星的地位，不过这是很应当的。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
新闻记者、作家和战争时期女英雄。米莱娜积极参加了布拉格的艺术生
活，跨越了捷克犹太人作家和德国犹太人作家、艺术家之间语言和文化
的界限，后来参加抵抗纳粹占领的活动，导致被捕入狱和死于集中营。
卡夫卡和米莱娜都没有完全能够把两人经历复杂的生活联结在一起，只
是在写作上、不是在生活中，永远地联结在一起了。
布拉格有几家咖啡馆，都力图重建卡夫卡时代的咖啡馆文化，还带
有几分幽默感。例如新近重新装修的卢浮宫咖啡馆，令人想起哈布斯堡
帝国，有新维也纳式高高的天花板，画着高级仿艺术的孔雀，出售昂贵
的精奶咖啡。菜单包括了新全球文化，法国、阿拉伯、俄国美食和汉诺
威式早餐。同样，斯拉维亚咖啡馆，一曾度是捷克持不同政见者的咖啡
馆，哈维尔很喜欢；现在也按照二战前的风格重建了，包括诗人原来的
绘画和绿色的缪斯。（事实上，这个店在1991年被一个美国投资者购
买，一直关闭到最近。关于咖啡馆的争论对城市居民和共和国总统愿意
接受的美国化的程度提出质疑。咖啡馆保护者们胜利，但是斯拉维亚咖
啡馆重新建造，却没有哈维尔时期它那种苏式风格的细节。）如果不是
天花板上绿色的霓虹灯和引起回忆的名称，很容易和美国旅馆的伪欧洲
式餐厅混起来，还配有包了皮革的家具和墙上的名人肖像。其他咖啡馆
变成了布拉格咖啡馆文化爱国者和全球市场开拓者之间的、地方人士和
旅游游客或者外国移居人士之间的战场。他们的怀旧和对欧洲咖啡馆文
化的眼光在这里似乎是要冲突，而不是共处。鲸鱼酒吧是捷克少年们喜
欢的地方，在1990年代他们重建出自己品牌的1960年代风格，在酒吧里
有一面凹面镜，廉价而油大的食品，后屋里有破旧的双人座椅。起初，
这 是主要为捷克少年服务的秘密地方，不是为旅游游客或者外国移居
人士服务的，因为他们必定抬高价格，从而排除本地顾客。“这个地方
不是让你展开布拉格地图，大声嚷嚷这儿的一切多么便宜呀的。”我手
里的一本英语导游书告诉我。现在，在鲸鱼酒吧有很多认真的移居外国
人士，他们都尽量显得比本地人更像本地人。
在米莱娜咖啡馆，你可以自由打开布拉格的地图。咖啡馆没有重建
任何特殊的地方。这是对老式欧洲的怀旧代用品的范例，不张扬，但是
也没有特别的想象力。这个地方，有些游客认为是真正的捷克风格，而
捷克人则认为过分面向游客。在这里，相互的理解到达了终点。有一
次，我在那里等待一个朋友，看到一个热情的美国游客在印着旧时布拉
格风光的几个明信片上写短信。墙上卡夫卡被极度放大的书法文字吸引
了他，他很客气地问女招待，卡夫卡是不是一个画家。
“请说德语，”女招待说，“我不会英语。”
在起初的几次访问之中，我还没有太意识到本地的文化。有一次，
我计划在米莱娜咖啡馆等一个布拉格的朋友。他是一位六十八岁的老
者，正在消失的群体的一员。等他等了一段时间，我一面吃薄饼，一面
观看卡夫卡的手迹。星象大钟敲响，死亡、贪婪和虚空的小人出来向游
客致意。钦佩的叹息声淹没在捷克和美国少年演奏的列侬的一支曲子
里。这位朋友没有来。
次日我才得知，他在咖啡馆前面等我，没有上我所在的二楼。
“这家米莱娜，我是不能够进去的，”他说，“那是给游客们开办
的。”
“您怎么办呢？”
“我站在外面，听甲壳虫。”他回答。
我这位朋友依然忠实于他青年时代的怀旧思绪。在1960年代，每个
人都哼唱甲壳虫乐曲，只是西方甲壳虫爱好者歌唱“返回苏联去”，向往
乌克兰少女和格鲁吉亚少女走在一起，“把西方留在后面”（实际上是一
种怀旧理念）；而他们东部的对应者则是要“回到美国去——回到美国
去……”，而且只在甲壳虫的陪伴之下。这就是他们怀旧的渴望的重大
分别和误解的深度。东方和西方甲壳虫爱好者互相摆弄对方的幻想，伴
随了某种复调节拍。所以，有些人走进米莱娜咖啡馆购买昂贵的甜食；
而另外一些人则拒绝这种伪造的美食，留在外面，倾听留长发的十八岁
捷克少年唱甲壳虫歌曲，一点口音都没有。
为了寻找“离开熟路”的另外一个卡夫卡，我走到新的犹太人墓园，
墓园位于一个偏僻地铁车站附近，在一片游客不常来的地段。我就坟墓
分布地图请教一位老年的墓园看守人。
“您在这儿有亲戚吗？”他问，很温和。
“没有啊，没有。”我说，“我找弗朗茨·卡夫卡的墓。”
“啊，卡夫卡，”他不耐烦地说，“一直走……”他做出一个涵义不明
的手势，失去了对我的兴趣。我走到卡夫卡的墓，惊讶地发现卡夫卡收
到了很多信件。在这个荒凉墓园小径的黄昏时分，我不经意地窃听到了
给卡夫卡的书信。“今天是布鲁姆日 [30] 。每个人都爱乔伊斯，但是我
想，你是最伟大的！玛利亚·C，圣路易，美国。”
我认为我很可能找到了卡夫卡真正的情人。原来，一她是个美国
人，玛利亚，不是米莱娜。只不过时间安排，也是有一点错过了。
穿过边界：妓女和卡车司机
“我们需要虚化边界，降低它发挥军事功能和妨碍交通的威
力。随着边界力量的减弱，本来属于一家人的人们就能够走到一
起。” [31]
“我们大致上可以说，欧洲战后的创造（或者更可以说再造）
看起来也许是影响最深远的，因此这也是共产党极权主义插曲的远
为持久的后果。在以前经历许多错误的尝试之后，这一次新欧洲的
自我身份重现，几乎是以教科书的方式，作为边界的衍生物重
现。” [32]
边缘化的欧洲人特别在意边界：精神的和躯体的、政治的和情爱的
边界。即便不梦想没有边际的世界，他们至少想要把边界从外在的政治
现实移置到个人的想象中去。他们青年时期最有力量的边界是苏联的边
界。这是一种神话般的区域，在大众歌曲中得到颂扬，更有坦克守
卫。“在国境线上乌云涌动……三个坦克手，三个快乐的朋友”
[33] 。这
支歌曲的内容是远东的国境线，但是在1968年，歌曲的幻景重又复活，
因为苏联坦克轰轰开进布拉格，苏联士兵，“快乐的坦克手”——正如我
们在该事件纪录片里所看到的那样，到底也没有明白为什么“捷克兄
弟”不欢迎他们。1989年的革命穿越边界。首先是奥地利—匈牙利边界
开放，成千上万东德人从这儿进入西德。然后是铁幕最后的物质体现柏
林墙倒塌。虽然梦境似乎即将实现，但是非物质的障碍却变得越来越明
显。在西欧虽然边界正在消失，但是东欧与西欧之间的金幕没有提供很
多的机会。统一的德国内部的墙壁很可能都已拆除，但是在波兰和德国
边界上被分开的城市格利茨—兹格热莱茨那座桥，从1945年以来依然是
一片废墟。德国西部与比利时、法国的边界已经变成了国际游乐场；有
人住在比利时或者法国，在德国工作，享受西班牙小吃店的服务，在变
成欧洲一体化主题公园的城市步行区漫步时候参观意大利鞋店和英国瓷
器店。 [34] 但是，东部的边界依然荒凉。一个城镇波兰部分和德国部分
之间的桥仅仅三十码长，可是，经过六年的谈判之后，依然没有重建。
尽管多次讨论了“自由欧洲”，大陆的真实边界依然是显露不平等的地
点。在比较幸运的欧洲人和他们不太幸运的“东部”邻居之间，存在着许
多无法填补的沟壑。
跨文化的邂逅占据了许多后冷战时期的小说和影片内容。一位高雅
的捷克妓女遇到了一个头脑简单的德国卡车司机，新边疆浪漫故事如是
说。在佩卡尔科娃（Eva Perkarkova）的小说《卡车停靠站的彩虹》
（1989）中，菲亚林卡藏身在从东到西的公路路边的沟渠里。她决心当
一名国际妓女——只当一天。（东部中欧妓女和俄国妓女有一个共同
点，这就是她们这样做常常出自高尚的原因。菲亚林卡需要钱给一个亲
戚买轮椅。）她的第一个顾客，德国卡车司机库尔特，对于她无懈可击
的德语印象深刻，似乎是她对他伟大语言的知识令他觉得最有吸引力和
搅动人心。而她对他的礼物不为所动，把他和她的短暂桃色邂逅化为交
易——语言的、美食的、金钱的和性的交易，给予他的是西方资本主义
的东方变体。虽然她甚至觉得他怪令人喜欢的，但是对她来说，他依然
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西方人。菲亚林卡过度使用了刻板成见来保护自己
的理想，极力向库尔特证明她比他具有更多的欧洲人气质，他只会听从
命令。虽然看似不大可能，这篇关于真实力量和想象控制力的故事，却
出人意表地变成了关于暗流情欲和刻板文化成见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令
两个人物都感到震惊的是，说到底，他们二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的，尤其是因为她德语说得很好。
1999年，我和我的德裔美国人朋友穿过边界从德国进入捷克共和
国，却发现是到了一个奇异的边界区域。在边界城镇的街道角落和路边
货亭附近，有年轻的女人们，穿着入时，说着各种外语推销自己。起
初，看着还像是一个化装舞会；但是她们表演得过火了，有时候追逐汽
车和过来买饮料或者上厕所的过客。也很难说她们就是捷克人，还是来
自更靠东部的不太繁荣的国家。可以说，没有什么人为了她们停步，至
少在我穿过边界的交通高峰时刻没有人这样做；她们不再是后共产时期
的新鲜事，而是让人感到悲哀的习惯性的景象。我们穿过许多鬼城，都
是昏黑的窗户和空荡的街道，上方突兀出现霓虹灯告白“维纳斯汽车旅
馆”或者“性感酒吧”。看来生意不多，许多霓虹灯管已经有一半破损，
一副寒酸相。
欧罗巴理想和欧洲现实政治之间的分裂主导了1989年以后的邂逅。
边界穿越又被神话化；俄国电影《面向巴黎之窗》中，圣彼得堡的世界
之梦——“面向欧洲之窗”被真实化，影片人物发现他在彼得堡公寓房间
的一个窗户确实通向巴黎。 [35] 在基斯洛夫斯基（Kieslowski）的三部
曲影片《蓝》、《白》、《红》里，人物都是通过种种非法方式穿过边
界的——蜷缩在朋友的皮箱里旅行，在他们自己离奇的梦幻之中幻想。
在《白》这部片子中，法国人与波兰人的一桩爱情故事以羞辱人格的离
婚告终。自启蒙时代起，法语就是欧洲文化的通用语言。蓝、红、白是
法国国旗的颜色，象征着自由、博爱、平等。而在这里，这些颜色则代
表了想象的自由、双重的生活和文化的不同。在基斯洛夫斯基的影片
中，那个法国妻子是一个强横的欧罗巴，外表纯洁内心放荡，她把一个
贫穷善良的波兰男人欺负得羸弱而凄凉。影片开场是在法院的台阶上，
用一个表现主义的镜头，很像威勒斯的《公民凯恩》。但是，这个离了
婚的波兰人丈夫是从上方拍摄的，不是从下方，是一个悲惨的小人物，
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抬头仰望天空，却有鸟粪掉在他头上、脸上。他
用激烈的波兰语抗议法国法官对待他的态度，只要求一物——时间——
来挽救他的婚姻、他的爱情和他的生活。但是，时间是一种珍贵的商
品，讲求效率的西方人不愿意白给。
在影片《白》中，欧罗巴勾引男人、耗尽男人，一直是推动影片情
节的欲望的一个模糊对象。可怜的波兰理发师，多次国际发型大赛冠
军，改变了自己的职业。他做出一个魔鬼式的交易，越境非法返回波
兰，最后变成一个成功企业家拥，有新获得的英俊外表——很像《教
父》第三部里的一个配角。为了引诱他那个毫无戒备的法国美女到荒野
的东欧来，他表演自己的死亡，让她独自继承他新近的财富。他用新获
得的能耐奇妙地实行报复：对她疯狂做爱，然后诬陷她谋杀自己。影片
的结尾奇异地重复了开端；在影片的结尾处，这个残忍的欧罗巴，这个
理想中的法国女郎甚至没有被送到波兰法院，而是直接送进了监狱。她
被修理得成了灯光明亮的窗口铁栅后面的一个美丽的形影。这个波兰人
主角不想拥有自己的理想；他情愿从远处、在自己的国家监禁的安全条
件下崇拜她。
这个影片是带有有意和无意的讽刺的。基斯洛夫斯基被看成是最完
美的欧洲“创作者”之一，作为一名导演，他为欧洲电影带回来它早期的
思考和大胆，手提摄影机捕捉的一点过时的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电影之
美，那是法国电影前一个时期的里程碑。似乎法国电影界需要一个波兰
人去提醒他们不忘自己过去的荣耀。
边界不单纯是外在的；边界在东方和在西方都被内在化，在对于一
个共同家园的期望和怀旧失落中被追溯。边界不一定是分割的标记；边
界乃是相遇的地点。另类的欧罗巴梦想和城市个人主义者俱乐部的梦想
不涉及无边际的世界或者没有边界的乌托邦。欧罗巴的神话所关注的是
移植和翻译、区别和对话。与欧罗巴的恋爱实际上不是关于侵越；倒可
以说这是欲望的一个失败，带有深刻的文化涵义。在色情内容被法律禁
止的国家，情色想象力在欧罗巴的另类再创作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对
于东欧人和中欧人来说，生活和艺术中的情色内容乃是以存在主义方式
反抗节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苏式清教主义官方文化的方式。 [36] 在
1968年苏军入侵布拉格期间，身穿短裙和低开口衣衫的捷克少女们试图
挡住苏军坦克。当时的口号“做爱、不要作战”具有一种不同暗示意义。
情色被建立在一种游戏般的边界概念上，在政治自由仅仅是一个梦想时
允许个人的解放。性欲的终结不仅被看成是可以用伟哥和壮阳药医治的
中年危机，而且是个人解放的危机。性的知识不是萨德式扩展快感和疼
痛到最大限度意义上的；取而代之的是，这方面的知识探索了“在意识
形态上不正确的”个人快感特殊性，反抗只从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必要性
来考虑人的主体的一切集体话语。1968年以后，对于在捷克斯洛伐克恢
复的苏式共产主义的反对态度主张“反政治”和在社会中创造“平行的结
构”。“性的探索乃是这种反政治的一部分；因此它并不真的是非政治
的，而是反政治的。在这一对立的地理中，苏俄官方文化被看成是情色
游戏的对立物；被看成是太矫情或者太政治化，太富救世主成分或者太
过道德化。对照之下，欧罗巴具有一个情色的建构，边界的游戏场地，
随想象力而变化的开放形式。真实的边界相遇标志着反政治情色的结
束；恋爱被交易、政治正确性或者现实政治取代。
昆德拉是情色想象道德论者，偶尔是厌世论的主张人道主义宽容
者，在结束他第一部小说《笑忘录》时，展现出对无界欧洲的悲观主义
展望。该书最后一部分题为“边界”，而边界不是政治的。小说是在1970
年代写的，质问1960年代在西欧反文化里受到如此欢迎的、摆脱全部常
规的“进步”观点。小说结尾是在地中海一个田园海岛天体海滩上：
一群裸体的人朝着他们走来。爱德维奇把扬介绍给他们，他们
握手，说见到你们真高兴，顺口道出自己的姓名和身份。接着又谈
到许多事物：水的温度、损害躯体和灵魂的社会之虚伪、海岛之
美……一个鼓出超级大肚子的男人开始发挥这样一个理论：西方文
明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很快就会一劳永逸地摆脱犹太教—基督教的
思想——这样的论断，扬已经听说过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一百
次、五百次、一千次……这个人还在滔滔不绝地说。其他人感兴趣
地听着，他们赤裸的生殖器傻呆呆、悲哀、没精打采地低头望着地
面的黄沙。 [37]
昆德拉情色想象中裸露的性器官拥有其自己的眼睛；它们是拟人化
的，被进步的意识形态变得没精打采，而这样意识形态已经毁坏了世界
上最好的游戏，推倒了文化记忆的墙壁。沙滩上有敏感的裸体主义者，
而这个田园般的海岛却显得是反面乌托邦的。大概并非偶然的是，昆德
拉的移民女人们从来就不满意自己和“进步男人”的情色邂逅（作家对钟
爱的女主角们的嫉妒很可能起了作用）。作家所寻求的是对边界的探
索，不是消除边界。在黄沙中抹掉的边界不构成解放。事实上，这个没
有记忆、没有边界的世界是铁幕后面那个被围住世界的镜中形象。一个
没有边际的欧洲威胁着要排除边缘欧洲人旧式的幻想。
身份政治：睡美人与征战的君主
在乌格雷什奇的短文“体面人不提这些事”中，作为东部少女的欧罗
巴，变成了一位睡美人：
我在萨格勒布的一个熟人把我介绍给了他一生的情人。她是一
个沉静的、苍白的纤巧女人，露出平静神情。
“我准备娶她，”我的熟人说。“她可能睡觉了，一天她能睡
二十个小时。”他温和地解释。
他们结婚了，很愉快。
这个真实生活情节可以当作一篇爱情故事阐释的前言。就让我
们马上说，我们的意思是指东欧与西欧之间的爱情。也让我们说，
在我们的故事里，东欧是一个嗜睡的、苍白的美人，虽然很快成亲
的前景暂时还不大。 [38]
在铁幕时代，西欧人爱他的东欧情人，“她的朴素的美、她的贫
穷、她的忧郁、她的痛苦、她的……另类身份。”他也爱自己的形象，
这就是“那一边的”一个勇敢的旅行家，和一个精明的讨价还价的猎人。
东欧是他的“闺房俘虏”；西方人来访问她，但是她从来不回访，免除了
他的互动和责任。这个朴素的东欧情妇只是强化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家里有的是“贤内助、工作和秩序”。 [39] 但是，在这个情妇苏醒过来、
穿上西欧衣装开始旅行的时候，这段浪漫故事巨变。而且，她还轻易装
扮成一个西方人，遮盖住她忧郁的另类特质。幻灭不是发生在承认不可
调和的区别方面，而是发生在必须面对令人惊骇的相同之点上。
我们的西欧人感觉到某种不适（如果东欧都搬到这儿来，到我
这儿来，会怎么样呢？）、损失（边疆在哪儿？整个世界都要变得
一样了吗？）、轻微的藐视（除了想要变得很像我们的面貌，他们
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吗？）、自我惋惜（当年我给他们牛仔裤，
他们喜欢我）……当这个西欧人观看红场上年迈的共产党人照片的
时候，会猛然想到，如果柏林墙没有倒塌、还保留在原地的话，也
许更好。 [40]
东欧人（这里指的是前南斯拉夫）也因为这样的邂逅扫兴，于是把
懊恼发泄出来，对准了东欧同伴。在乌格雷什奇的描写中，塞尔维亚人
和克罗地亚人都用对欧罗巴单相思的辞令，为彼此之间的仇恨找理由。
前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从西方借用的是描述个人梦魇的语言，而不是理
性论证的语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可能“解释他们针对穆斯林开展的
杀人行为，说就算他们采取了这样的举措，那也是为了报复单恋”。 [41]
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在迈向欧洲化的进军中，显示出来许多所谓的巴尔
干公式化类型。在图季曼的宣传中，欧罗巴从一个浪漫的美人变成了一
个窑姐。波斯尼亚穆斯林，特别是坚持自己那种欧洲多元文化论的萨拉
热窝居民，也感到失望，虽然还是感谢他们许多人得到的欧洲和美国的
援助。他们被接受，是作为巴尔干的难民，而不是欧洲同伴。就这样，
对欧罗巴的追逐在征战诸国王和部落追求者之间的争吵中结束。欧洲人
的追求没有把交战国家联合起来，反而进一步分开了他们，部分原因在
于欧洲政治在这一地区的失败。也许这就是卢布尔雅那的知识分子今天
在拥抱欧罗巴喷泉方面依然小心翼翼的原因。（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东
部中欧人的比喻中，欧罗巴显得既是一个少女，又是一个男性的情人
——不是健壮的硬汉，而更是陷入中年危机的中产阶级的男人，要保卫
自己的家庭免遭致命的诱惑。在复述欧罗巴神话中，性别可以不同，但
是等级并非如此。这从来不是门当户对的恋爱。在某一点上，乌格雷什
奇展现故事，用的是东欧与西欧两姐妹之间的一场对话，而东欧姐妹就
好像是一个灰姑娘。性别的改变影响不了不平等的身份。）
东欧的情妇归还给西欧的情郎他的镜中形象，只不过这是一面破碎
镜子里的形象；情妇越是显得欧洲化，情郎越是惧怕巴尔干化。情妇轻
易的“文明化过程”似乎是指向情郎自己薄薄地隐藏起来的内在“野蛮人
面目”。到最后，他采取了“布鲁塞尔化”，虽然他支持在自己家园里的
多元文化论，在她的巴尔干家乡却主张“民族”分界。很奇怪的是，随着
来自东欧和前南斯拉夫难民的涌出，东欧人变成了一种十足的恶棍。在
近期的新闻报道和影片里，俄国人通常都被表现为黑手党，罗马尼亚人
是野蛮人，阿尔巴尼亚人（1999年以前）总是被当作到处通用的替罪
羊。最近在维也纳爆发一件丑闻——罗马尼亚的吉卜赛人被谴责犯有终
极的野蛮行为：在公园里吃天鹅，从而不仅伤害了鸟类，而且肢解了欧
洲人的美的象征。关于阿尔巴尼亚人，在美国影片《尾摇狗》（Wag
theDog）中，一位总统为了遮盖性丑闻，而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阿尔
巴尼亚挑起一场杜撰的战争。（在最近的科索沃冲突以前，阿尔巴尼亚
人是完全处在美国的文化地图之外的。在追求政治正确性的那个困难的
时代，很难找到适当的恶棍，或者至少找到个民族群体可以让人乱开玩
笑而不怕羞耻；于是，就用阿尔巴尼亚人为这个集体目的效劳。）这部
影片被广泛认为是预示克林顿遮盖他和莫妮卡·莱文斯基
（MonicaLewenski，波兰裔美国人）的桃色事件；在某种后现代梦魇
中，美国的政治生活模仿了一个恶劣的玩笑。而真实的情况表现出来的
玩世不恭也并不轻。科索沃的流血争斗、阿尔巴尼亚族人和塞尔维亚军
队之间的冲突，大约是在克林顿遭到弹劾的时候爆发的，但是在美国观
众看来是不真实的，就像在电影里一样。（德国《明星周刊》杂志上近
期揭露的一项丑闻涉及发现作假事件。记者披露了关于库尔德人造反的
真实经过，但是拿不出视觉材料。编辑坚持要视觉材料。所以记者就雇
用失业的阿尔巴尼亚难民扮演库尔德人造反派。边缘的欧洲人出售他们
非欧洲人的长相，得到西欧人的佣金。）
乌格雷什奇讲述了她穿过边界来到西方的真实故事。她是一名“自
愿流亡者”，拿了一本克罗地亚护照，到阿姆斯特丹去工作，但总是遇
到麻烦，多半是因为她拒绝认同她法律上的国籍，坚决要在“其他”一格
里打对勾。在这里，“其他”是一个悖论式的名称。这是一种个人自由的
类别；乌格雷什奇就是要求被看作具有有效护照的个人，和那些洋洋得
意站在她身边海关亭子前面较短队伍中的“欧盟成员”一样。但是边界官
员不承认“其他”这个类别；官员先生以不同的方式将她另类化，按照新
的民族国家的民族身份规定她的类别，而这个国家曾一度斥责说她是一
个“巫婆”。对于乌格雷什奇来说，边界官员对民族区别的坚持，是以民
族归属的名义发动的南斯拉夫战争的怪诞折射形象。一穿过边界她就看
到，在西方，每一个人都尊重文化的区别，甚于对文化相同现象的尊
重。“我的问题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乌格雷什奇写道，“我的问题就在
于，我不是、也不愿意和别人不一样。我的不一样和我的身份，都是他
人顽固地为我规定的，国内的和国外的人。”
就这样，穿过边界到西方去的行动强化了大家都想要逃避的身份政
治。对区别的承认造成不承认共同性，不承认他人希望被当作个人而不
是一个血缘团体或者民族国家成员对待的意愿。康拉德也谈到了他对身
份政治的反抗，并且批评了西方和东方对身份的狂热追求。在他看来，
团组身份乃是现成的集体文本，是弱者的“假肢”。在科索沃冲突期间，
康拉德坚持在一切国家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还指出，推进民族自决和
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办法可能导致制造出许多小规模的独裁专制。东欧
人结果变成最为持续的自由派——不仅是政治上的自由派，而且还是存
在主义的和审美的自由派。在谈论记忆的时候，东部中欧作者反驳这样
一个理念：一个民族共同体或者一个民族国家是记忆的惟一的司库。他
们的记忆博物馆理念基于生活经验的社会和文化框架、个人对于某一个
共同文本的创造性回忆，而不是基于民族的记忆。
今天边缘的欧洲人对于他们的最后一个情妇欧罗巴是更清醒的。他
们“前往欧洲的道路”不再是一个浪漫故事。现在的新口号是“正常化的
道路”。
我们已经离开了想象中灭绝集中营的大门，不相信地掐着自
己。我们会自然死去的可能性在稳步增加，虽然死亡从来不是自然
的。我们这种生活——平静的、悲哀的生活，现在将是我们自己制
造的。危险少了些，责任多了……我们能够给予彼此的时间少了。
我们不再把自己关在单元住宅里，谈论不能在报纸上阅读到的事
物，这似乎是我们的反世界（antiworld）。就因为可见的世界失
去了模糊性质，我们也变得令人厌烦——事实上我们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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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东部的欧洲人似乎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某些梦幻；他们没有把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