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是不需要谈论在家的。“在家”这个短语（俄语
是byt'doma），在很多语言里都有一点不合语法规则。 [1] 我们知道用家
乡话怎么说。感觉在家里就是知道东西各在其位，也包括自己；这是一
种精神状态，却并不取决于实际的地点。所以，怀想的对象并不真的是
一个被称为家的地方，而是这种和世界的亲密感；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过去，而是那个想象中的时刻：我们有时间，而又还没有体验到怀旧诱
惑。
在我们开始谈论家和家乡的时候，正是我们感受到回家第一次失败
的日子。我们怎样用一种外语来传达失落的痛苦呢？为什么还费这番心
思呢？远离家乡，还能再爱它吗？“亲密”的意思是“最内部的”、“属于
深度性质的”、“十分个人的”、“性的”。但是，“亲密”也表示“交流”，而
且带有某种暗示或者其他间接的示意；微妙地传达涵义。 [2] 正如十八
世纪的科学家提出诗人和哲学家可能更具备分析怀旧心绪的能力，二十
世纪初期的一些精神分析家，包括弗洛伊德，也提出艺术家和作家对家
园的梦境和恐惧具有更好的洞察力。为了理解熟悉之物的奥秘，弗洛伊
德阅读霍夫曼（E.T.A.Hoffmann）的幻想故事，考察了“家园
的”（heimlich）这个词语的多重意义，从“熟悉的”、“友好的”和“亲密
的”到“秘密的”和“寓言的”。这个词语发展出更大的矛盾性，直到“家园
的”（英语homey，德语heimlish）遇到它的反义词“离奇的”（英语
uncanny，德语unheimlich）。 [3] 我们最欲求自己最害怕的东西，而熟
悉的东西常常是乔装来到我们身边的。哥特式闹鬼住宅的形象和鬼魅出
没的郊区等常见的好莱坞故事就是这么来的，这是美国梦的幽灵般的另
一面。初看上去，似乎离奇感就是对于熟悉之物的恐惧，而怀旧则是对
它的怀想；但是，对于一个怀旧的人来说，失去的家园和在国外的家园
常常显得是闹鬼的。修复型的怀旧者不承认曾一度是家园之物的离奇和
令人恐惧的方面。反思型的怀旧者则在所到之处都能看出家园的不完美
的镜中形象，而且努力跟幽灵与鬼魂住在一起。
大概思乡症状的惟一医治办法或暂时缓解办法可以见于某些流亡艺
术家和作家提出的美学诊疗之法。其中，纳博科夫实施了一种替代型的
医学，针对家园和在国外的离奇感而使用的顺势疗法。对于他来说，度
过强加给他的流亡生活的惟一方法是滑稽模仿它，就流亡的主题即兴创
作，写回家的故事，用虚设的名字、伪造的护照，以避免使用自己真实
的名字。纳博科夫像其他许多作家和普通的流亡者一样，掌握了暗示法
的艺术，通过“隐秘伪装”谈论个人内心私密的痛苦和欢乐。对记忆和希
望玩起捉迷藏，就像我们在自己遥远过去的、一半已经忘记的童年时期
跟朋友玩的那样；这种捉迷藏似乎是反映过去而不必变成盐柱的惟一的
方法。
在二十世纪晚期，千百万人从出生地移位，自愿或者非自愿地过流
亡生活。他们私密的感受是在异域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意识到了异域
舞台的存在，无论内心喜欢与否。普通的流亡者常常变成自己生活的艺
术家，细致用心地重塑自己、装饰第二个家。无法回家的现实既是个人
的悲剧，也是促成自己成长的力量。这并不是说没有对家园的怀念，只
不过这一类的怀念排除了恢复过往岁月的可能性。而且，来到美国的移
民随身带来了不同的社会互动传统，常常是较少个人主义的。至于作
家，他们带来了受到压迫的记忆，但是也有对于自己社会意义的记忆；
而在更“发达的”西方，他们几乎是难以寻求这种意义的。在现代美国通
俗心理学中，我们受到要“不怕亲密”的鼓励。这就规定，亲密的交往能
够而且应该用平易的语言实现，包括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讽刺
和佯装的意味。移民们——和许多遭到异化的本地人，对此是不由得感
到恐惧的。
为了对他们的经验给予公正评价，我想谈谈某种看起来似乎矛盾的
情况——一种“大流散的亲密”，与远离故土和陌生化不对立，而是被这
样的情况促成的。“大流散的亲密”只能通过间接和暗示、通过故事和隐
秘来接近。它是用外语谈论的，从而揭示了翻译效用的不足之处。大流
散的亲密并不允诺某种无中介的情感融合，而只允诺某种不稳定的温情
——虽然同样深厚，但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暂时性。与作为透明性、真实
性和终极归属的亲密乌托邦形象形成对照的是，大流散的亲密在定义上
是错位性质的；它根植在对于一个单一家园的疑虑、在没有归属感的共
同向往之中。它存在于希望之中：对于人类理解和生存的机会、无法预
料的偶然邂逅的希望，但是这样的希望不是乌托邦的。大流散的亲密受
到家园和故乡形象的萦绕，但是它也展示出流亡的某些隐秘的愉快。
在西方传统中，对于亲密性的发现是和个人主义的诞生联系在一起
的。和我们的直觉相反，亲密性和传统共同体之内的生活没有联系，而
是和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文化对私密与孤寂的发现联系在一起
的。私密性不再被看成是“剥夺”公共和宗教的意义（像该词语罗马语语
源提示的那样）；它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价值观。在十七世纪的荷兰和十
八世纪的英国，私密性获得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在这些地方，正是在初
次诊断怀旧的时期出，现了一种非超验性的家园概念。亲密性的地图扩
展了几百年，从不确定的中世纪隐退处所——窗户旁或者走廊里的一
角、花园后面的一个隐蔽的地点、树林中一块空地，到十九世纪资产阶
级炫耀示人的内装修，及其数不胜数的存放古董珍品的小室、柜子抽
屉，到二十世纪末的暂时性的地点：小汽车的后座、火车单间、飞机场
酒吧、电子网页。这可能显得亲密性是在社会交往的边缘；它是地方性
的和特殊的，在社会上是多余的和非工具性质的。但是，与亲密感情的
每种交流都被掺进了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内容。 [4] 亲密不仅仅是私事；
亲密情感可以得到国家的保护、操纵或者包围，被艺术装饰，被记忆美
化，或者被批评家疏远。
二十世纪拥抱亲密，把它当作理想，同时也令其深深受到疑虑。阿
伦特批判它是退出世俗事务。无论这是一种中产阶级对亲密情感的崇
拜，还是某一贱民群体珍视的特殊的关系，一种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
允许人生存的兄弟情谊的形式，都不重要。在阿伦特看来，亲密感是经
验的收缩，是某种把我们和国家的或者民族的群体（即使是贱民群
体）、和家园与家乡，而不是和世界联系起来的情感。 [5] 同样，塞尼
特（Richard Sennett）提出，在现代美国社会，对亲密感的崇拜变成了
一种蛊惑人心的暴君控制，它许诺温暖、真实的展露和无限的亲近，最
终导致公众团体和社会交际的困境。 [6] 塞尼特的批判针对二十世纪晚
期的现象，那是新教对真实性的崇拜的商业化变体，它可能把每日的生
活变得失去艺术品格、毫无幽默感、脱离了世俗事务关注和公众的意
义。它还和美国人的梦想和对“家族宅门”（family home）的崇拜联系了
起来。在这一案例中，亲密感不再是退出，而更是实现了占统治地位的
文化意识形态。这样的亲密感意识形态（与其说是真实的经验，不如说
是一种许诺，甚至一种资格）渗透了美国生活的所有的方面，从漂亮而
促进家庭价值观的“清新口气”广告到非正式的后援群体与少数民族社
区。
大流散亲密感不许诺通过对失去的家园和故乡的共同怀旧而恢复身
份、获得安慰；在这里，相反的情况是真实的。大流散的亲密感可以被
看成是从世界不同地方来的两个移民的相互吸引，或者在外国的一个家
中脆弱的舒适感。正当我们学习在生疏条件下生活和适应周围世界的怪
异、适应人们接触的奇异方式时，突然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事，一阵亲
密认知的剧烈情感，一丝希望通过后门钻进了国外日常生活习惯性的殊
异中间。
现代大都会生活经验，既使人异化又令人欣喜，对于流散亲密感的
生成做出不少贡献。说到底，第一批移民是内部的，通常是到城市里来
生活的乡下人。本雅明和波德莱尔发现的城市“最后一瞥的爱情”，以认
知和失落感同时袭来的震惊造成一种性感的震颤，这是超过了忧郁的激
情的；它展现为蕴含各种机遇的一个奇迹。 [7] “最后一瞥的爱情”会打
动城市的陌生人，因为这个人意识到自己是在舞台上，既是一个演员，
又是一名观众。 [8]
在“本地人”看来可能不过是社会生存的某种审美化，在移民看来就
是对于流亡条件的某种精确的描绘。当然，这是在起初的困苦过去后，
这位移民可以享有闲散遐想的时候。移民总是觉得自己就是在舞台上，
他们的生活就像某一部平庸的小说，有偶然的浪漫感情出现，其余则是
每日的灰色色调。有时候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本小说的人物，但是这类
的自嘲式的醒悟不能够停止他们自己生活每一次小说式的冲突带来的痛
苦。至于本雅明谈论的震撼感受，则已经变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倒是
有更不普通的事，这就是发现有某种温柔，它可能是比性事的想象更动
人的。“最后一瞥的爱情”是显现之后对失落的痉挛感受；流亡的温柔所
涉及的是失落之后对于机遇的某种揭示。只有在失落被承认之后，才可
能惊讶地发现并不是一切都已经失去。温柔不是言说一个人的真实意
向，而且越来越接近；温柔不特别是有目的的，也排除绝对的拥有和融
合用巴特（。Roland Barthes）的“话来说，温柔……仅仅是某种无限
的、无法满足的比喻”和“现时的奇迹般的结晶”。 [9] 需求和欲望在温柔
中合一。温柔总是多对象的、没有排他性的。“凡是你表现出温柔的时
候，你的话都有多重的涵义。”
[10] 流亡者彼此的着迷含有一点轻松感。
正如卡尔维诺指出的那样：“轻逸不是指脱离现实，而是把现实的沉重
从现实中清洗下去，从侧面观看它，却不一定不深入地观看。”
[11]
大流散亲密感虽然姗姗来迟，但是永远不是最终的；物件和地点消
失在过去之中，而且我们知道，它们可能再次消失。完全归属感的幻想
一直是被动摇的。然而，我们发现，总还是有一些可以共享。外域的背
景、对过去损失的记忆和对暂时性的认知，都不会模糊亲密感的震惊，
而是提高了惊奇感的愉快和强烈程度。
全球化常常被看成是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和通俗文化的统治，在这
样的时期，却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再生和对“文化亲密感”的重新重视。文
化亲密感是一个新概念，被定义为一种社会诗学，它强调在小国中的生
存，把在历史上作为私人的个人和家族关系的领域传输给了这样的国家
社区。 [12] 文化亲密感规定自己和全球文化对立，不是和“世俗事务”或
者公共团体对立。有时候，移民自己，特别是那些并非出自政治理由，
而是出自经济理由来到发达国家而且没有受到迫害的人，总要在外国土
地上构建最小限度的民族国家，却闭眼看不到营养了他们那狭隘定义的
文化亲密感的大流散维度。
在家园和故乡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与把个人的向往注入历史事实和
集体历史，可能是有问题的。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比较了国家
对过去的重建和个人的自传。二者都被看成是来自忘却、疏离、和家园
记忆的消失，是对身份和人格的叙述。回家——返回想象中的社区，是
修补异化的空缺、把亲密感向往变为归属感的一种方式。在一段抒情段
落中，批评家引用了成长的比喻：少年需要忘记儿童时期；成年人想要
再现儿童时期，于是观看一个据说长得像他（或她）的儿童的照片。
[13] 并不是全部的传记叙述都有资格再现想象中的家园，只有根植于地
方土壤的、纯粹的传记才行，这样的传记一开始就描写“父母亲和祖父
母的境况”，依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常规。安德森叙事范围之外还有
内部和外部流亡的故事，格格不入者和混血者的故事，这一切都提供脱
离一个国家神话性质传记正题的迂回之路。他们意识的发展不是始于家
园，而是在离开家园之时。总之，每一个少年都梦想离开家园，而且常
常是第一次的逃遁就确定了一个人的梦想的地图，与家园的构成影响一
样大。这些来自想象中的共同体的内部和外部流亡者也是怀念家园的，
但是较少幻想，而且能够和像他们自己的陌生人形成团结一致的关系。
怀有梦想的陌生人组成想象中的群体？就乌托邦而言，这一种可能是风
险较小的。
所有移民都知道，流亡作为诗歌形象远比作为亲身的经历魅力更
多。印刷在纸张上看起来比在实际生活里要好。而且，这样的经验不是
只有真正离开了自己家乡的人独有的；经历了重大历史动荡和转折的人
也容易把自己和它联系在一起。流亡（英语exile，来自ex-salire）原意
指“跳到外面去”。流亡既是流落中的痛苦，也是跳跃进入一种新的生
活。跳跃也是涉及一道沟壑，常常还是一道不可连接起来的沟壑；它揭
示出遗失和找到的东西的某种不可测度的性质。只有少数人有能力把流
亡化为引人入胜的小说。
作为一个比喻，流亡是老旧的，用滥了的。这个词语代表了人类的
处境，代表了最广义上的语言。第一个家庭的亚当和夏娃，说到底，是
从伊甸园来的流亡者。在被赶出乐园和传说中的巴别塔倒塌之后，多样
的人类语言形成。在从古代到现代的西方传统中，流亡常常用被赶出国
门的诗人举例说明，例如奥维德和但丁。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
期，“超验的无家可归”和恒定的流亡被看成是现代的一种病症。
流亡的主要特征是一种双重的意识，对不同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感
受，一种经常的二分。流亡者和双语者总是受到怀疑的看待，被描写
成“双重命运”或者一半命运的人，以及通奸者、叛徒、买卖迷失的灵魂
者、幽灵。对于一个被从故乡赶走的作家来说，流亡从来就不仅仅是一
个主题或者比喻；一般地说，人在躯体上离开故乡和位移进入不同的文
化语境的经历，会向艺术本身的概念和作者创作的形式提出挑战。换句
话说，真实的流亡对作者的比喻提出了某种终极的测验；我们不必谈论
什么流亡诗学，倒是应该谈谈生存的艺术。
双语和多语的意识常常被描写成为一种复杂的精神地理，它一般隐
藏不见，却在艺术作品中得到表现。“一个业余的考古学家，想要理解
这种地质的凹陷隐藏着什么，会发现这是两条河汇合的地方，河流虽然
干涸死亡，却依然以其汇合的流动走向作出风景的标志。”
[14] 哈松
（Jacques Hassoun）写道，他是在用法语描写他的两种本初语言，希伯
来语和阿拉伯语。斯泰纳（George Steiner）亦提出一个形象，“在多重
压力下形成的一个区域中，地质层次的动力褶皱和相互侵透”。 [15] 在两
种情况下都很显然的是，母语不表现某种消失的亚特兰蒂斯或者黄金时
代。一些作者和语言学家已经发现，双语者在自我翻译的时候常常遇到
问题，这或者是因为不同的语言占有不同的思维层次，或者因为这二者
之间存在着奇异的联系，而人又不能轻易地解开。在精神地理中，故乡
家园和接待自己的地方或者离得太远，或者离得太近，都令人感到不
适。双语的意识不是两种语言的总和，而是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双语
作家常常思考整个语言的外异性质，并且内心保留对于“纯粹的”语言的
奇异信赖，这样的语言是免除了流亡造成的变异的。本雅明看到了翻译
者的工作是揭示不可翻译性，因而“只好屈服于语言的外异性”。为了避
免流亡的感受，本雅明返回到流亡概念：它是对语言和人类处境的第一
个比喻。
然而实际上，移民很可能是双语的，但是他们很少能够摆脱自己原
来语言的口音。前置词位置错误、冠词——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遗漏，
都无形中显露出自己本国语言的句法特点。苏联的外在流亡者，除了明
显的政治危险和风险之外，还遇到了附加的复杂局面。在从恰达耶夫到
别尔嘉耶夫的俄国哲学中，超验性质的无家可归没有被看成是现代主义
意识的一个特征（像卢卡契定义的那样），而是俄国民族身份特征的一
部分。比喻中的流亡（通常是离开暂时性的每日生存）是“俄罗斯灵
魂”流浪的前提：结果，离开俄罗斯母亲的真实的流亡被看成是前所未
有的文化背叛。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比背叛还严重：这是异端。在十
九世纪之后，俄国文学变成了一种市民宗教。然而，世界主义的“语言
共和国”理想，是和俄国文化格格不入的。倒是可以说，一直存在着一
个文学的俄罗斯帝国，而作家是这个帝国的子民。正因为如此，流亡是
一种文化罪过，它威胁着作家的生存本身，躯体的和精神的生存。
这里探讨的当代俄裔美国作家、艺术家想象中的故乡是脆弱而不稳
定的，但是至少没有由警卫看守的边界和内部的护照，也不提供共同体
归属感的某种舒适。流亡的艺术家不去医治异化感（那种治疗是关于国
家的想象中的共同体所提供的），而是使用异化感本身当作抵御思乡感
的个人抗生素。在一定的程度上，我研究的三个个案（纳博科夫、布罗
茨基和卡巴科夫）可以定为外现代主义者；对于艺术主流来说，他们显
得怪异，他们随着时间进行试验，把疏离的做法变成生存的策略。他们
的自传性文本和艺术作品不仅仅是对于过去的富有感情的回忆，而且也
是对于怀旧叙事的自觉反思。三个人都着迷于家园和回家，但是谁也没
有返回俄国。实际上，尚未返回变成了他们的艺术的一股推动力量。纳
博科夫在许多体裁的作品中创造了一个返回的家园；布罗茨基创造了一
个广大的诗歌帝国，带有他的祖国和寄居国印记的无人之地。卡巴科夫
在自己的作品里令其苏联家园得到无穷的修葺。他们三位不仅创造了空
间的迷宫，而且也创造了时间的迷宫：纳博科夫沉思了时间的逆转性；
布罗茨基考察了流亡的零时刻；卡巴科夫在全部的艺术装置中试图捕捉
苏联停滞时间的缓慢节拍。而且，用作家和批评家“阿西曼
（AndreAciman）”的话来说，这三位艺术家都怀有某种记忆的大流散，
这样的记忆不再在故乡的城市里具有一个单一的抛锚之处，而是通过故
乡和外国各地的重叠来展开的。
纳博科夫、布罗茨基和卡巴科夫不仅对俄国，而且也对美国提出了
替代性的视角，抵御了对移民故事的伤感化和对怀旧的商业化。他们把
温情和疏离结合了起来，坚持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区别，发展出一种记忆
的伦理学。在采访前苏联来的移民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在国外安家
立业的方式常常也是遵循疏离和温情的双重原则的。
阿帕杜莱认为，从全球化、大量移民和电子媒体的发展来看，我们
必须重新定义“地方的”这个概念。 [16] 这不再是指一个人所属的一个特
别的地方，而更是可以输出到大流散群体之中的一种社会语境。然而，
怀旧取决于地方的物质特性、感官的感受、气味和声音。我没有听说过
有人对某一个网页感到怀旧；更可以说，怀旧的对象恰恰就是非虚拟的
低技术的世界。在这一情况下，地方不仅仅是一个语境，而且也是一种
被清晰记忆的感情波动和过去生活的物质碎片。
名副其实的和比喻中的家园、真实的地方和想象中的故乡，以及它
们的多孔隙的边界都将放在一起讨论。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家
园，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家园本身已经被位移，被有意地重新想象。
在拉什迪想象中全球性的怀旧拍卖中，他没有找到返回堪萨斯的道
路：“……红宝石色拖鞋的真正秘密，不是世上哪儿也比不上家，而是
不再有所谓是家的地方；当然，除了我们建造的家，或者为我们建造的
家——在《绿野仙踪》的奥兹国：也就是在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除了
我们起步的那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