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俄国著名流亡作家赫尔岑说，对于在外国生活的人而言，
时钟在流亡的时刻停了。我到纽约和波士顿前苏联移民家里访问的时
候，给予我深刻印象的是常常装饰他们房间的那些老旧的挂历，上面印
着熟悉的寒冬风景图画，以及墙上古老的挂钟——原来曾一度雅致但是
不再能报时，大概是在某处汽车库旧货出售点购买的。然而，绝大部分
移民（我给他们的房屋拍过照片）都已经在美国度过十到二十年，或多
或少地办事准时、讲究效率、融入了美国生活。他们都有约见记事本和
计算机，却还喜爱那些无用的器物、纪念品、从垃圾堆里抢救出来的珍
宝。老旧的日历不再能够有效组织今日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变成了记
忆的坐标。
“俄国移民就是忍受不了白墙。”拉丽萨说，她是皇后区一位小学教
师，二十年前来到美国。如果谈到在国外安家，极简主义并不总是答
案。“我们不想让房间看起来像医院一样。”
[1] 白墙，现代设计的重大
成就，是和办公室空间联系在一起的：看来，拥挤状态倒成了舒适和亲
密的同义词了。每一个家，甚至最普通的家，都要变成个人的记忆博物
馆。有些公寓单元面貌可以和卡巴科夫的装置比拟；无论愿意与否，每
个移民都要变成日常生活中的业余艺术家。在美国的前苏联移民的室内
装饰和零散纪念品的收藏，初看上去，都令我们感受到被离弃祖国令人
心酸的象征涵义；但是这些房屋主人说的关于这些器物的故事，却展现
出更多在国外安家的事，而不是重建已经失去的一切。这些故事讲述的
是流亡中的生存，这既不符合美国梦的故事，也不符合俄国那种难以忍
受的怀旧情节剧。
我采访过的人大体上都是同样的年龄和社会出身：出生在二战前或
者战后不久，属于中、下层城市知识分子——工程师、会计、教师，这
是这一移民群体的特点。可以认为他们都是“很适应环境的移民”，没有
遭到失败，也不是特别成功。这都不是小敖德萨的怀旧故事 [2] ，富有
魅力的黑帮分子和凄凄惨惨的长腿妓女。事实上，我与其谈过话的人都
没有居住在布赖顿海滩。这些流散的故事不代表大多数的移民，代表的
是独立的个人。说到底，这也恰恰就是这些人所向往的地位——独立的
个人，不是集体机器里面的螺丝钉或者口音浓重的天生的坏蛋——在美
国电视和影片里他们常常被描写成这样。
“我们提前十年经历了改革以后整个俄国所经历的变化，”丽达微笑
着说，“我们是第批‘一后共产主义者’。现在（1995年），看来整个前苏
联都成了不出国的移民。”后共产主义怀旧在移民中的变体是非常矛盾
的。1972到1987年来到美国的苏联难民（glukhaia emigratsiia，即“聋子
移民”，大部分是犹太人）很特殊，他们不感伤；他们的路是老式的一
去不返的流亡。他们移民的依据都是家庭团聚的条款，那是苏联在签署
了《赫尔辛基协定》之后所承认的，虽然很多人在国外根本没有亲属。
他们移民的理由不一：从政治信念和反犹主义经验，到某种幽闭恐怖症
和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对于苏联生活的存在主义过敏症；从寻求经济的
和社会的机遇到某种模糊的乌托邦式的自由之梦，对不可预测未来的欲
求。
离开家园的理由可能是和怀旧的对象一样难以捉摸的。二者有某种
内在联系。1981年我住在意大利的一个难民营，在那儿当翻译谋生的时
候，我记得前苏联公民真是很难三言两语解释清楚他们移民的理由，并
让那些理由给予他们政治难民的资格。他们或者是想要滔滔不绝地一说
几个小时，不放过所受屈辱的全部细节，或者干脆只字都不愿提。他们
知道应该写些什么，但是又不能够和他们想象的有关自己的新定义联系
起来。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有遭受反犹主义迫害（明显或者细微）的经
验，但是，对于在原来国家反抗过对他们生活横加苏式意识形态化的移
民来说，又显得很难使用政治术语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有些移民觉得他
们不过是从一种官方的标签走向另外一种，因为没有人想要知道他们离
开苏联的真实理由。
在描述引导自己作出出国决定的生活经历时，这些移民讲述了不少
在苏联推动他们重新思考生活的深刻经验；很可能是某种社会不公正的
经验，家族史中某人在集中营死亡这样令人震惊秘密的揭示，彻夜阅读
地下秘密版本的索尔仁尼琴或者纳博科夫的作品，某一个友人或者情人
的离去。就我个人而言，有两次这样的经验。一次是学校对一个七年级
同学的审判，这个学生的父母亲决定移民国外。我记得，我们的老师在
校长在场的情况下表示不满意我们的消极沉默，于是要求班上犹太人学
生表态，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我保持沉默，直咬指甲，但是有几
个人主动深刻批判、揭发。）
另外一次经验是一个影片，安东尼奥尼导演的《旅客》，我看到这
部影片时是十七岁。影片与政治流亡无关，但是涉及了异化现象和凭借
各种身份移民的做法。影片主角由杰克·尼克尔森扮演，他伪造了死去
友人的身份证件，继续友人的生活。他暂时的情人由玛利亚·施奈德扮
演，她也被某种类似的、不可言状的焦虑纠缠，体现出恍惚无常和自
由，轮番接近一个个男人，从建筑废墟走到废墟。最重要的是，她穿过
了被封闭的西方边界而没有任何签证问题，她轻盈的裙子和未经梳理的
秀发迎着地中海的微风飘扬。（我记得我母亲显然不同情“西方”电影人
物那吞噬一切的焦虑症；母亲说：“这些人不必干什么都得排队，忍受
苏联生活每日的苦恼……我倒是愿意遇到她的那种问题呢。”）至于
我，我感到深深地羡慕这样的异化奢侈，这样纯粹的行动自由。这个影
片至今还令我怀旧，怀念我要离开家园的梦想。以后就是阅读地下出版
物，和渐渐敏锐的政治意识。但是，甚至在我移民的时候，我也不完全
清楚要到哪儿去：到美国去呢，还是到我喜爱的影片表现出来的颓废的
（而不是野蛮的）“西方”去。（幸好在我的难民身份申请书里我没有提
及安东尼奥尼。）
在苏联公民开始阅读地下出版物和考虑决定出国的时候，他们就自
动地变成内部流亡者，进入某种平行生存方式。这包括无尽无休地访问
移民局，偶尔还得访问克格勃；受到工作单位的驱逐，有时候接着还有
群众“批判会”，朋友和同事必须对自己队伍中出现的叛变行为表示愤
怒；还有费时数月造访卡夫卡式官僚机构的奔波，从五花八门的委员会
取得所有必要的证明文件。在内部流亡或者虚拟拘禁中的这种生存，没
有工作或者朋友的圈子，可能延续几个月到十年。最后，幸运的少数终
于得到了签证，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出境。到了这个时间他们才比较清
楚要离开什么了，但是不清楚到哪儿去。
穿越边界是另外一种改变人的经验。在一整天长的、羞辱人格的海
关检查（偶尔还遇到通过妇科检查隐藏的钻石）之后，苏联边界当局通
知“出境者”永远不能回到本国来。透过机场安全办公室斜斜的玻璃，他
们最后望一眼亲属和几个大胆来送行诀别的勇敢的朋友。没有特设的道
别场所。我父亲还记得在我跨过“出”境线的时候凝望了我一眼告别；然
后他又看到排长队站在我身后的心烦意乱的移民推开了一辆婴儿车。不
知道为什么这辆婴儿车没有穿过海关，那儿也没有亲戚朋友截住它。这
辆车就这么漫无目的地滚下已经空荡的出境大厅的楼梯。“就像在爱森
斯坦的电影里一样。”我父亲说。 留在苏联的亲戚朋友回忆，对于他们
来说，为移民出国的人举办的告别仪式（provody）就像守灵。移民就
像死亡一样，是出发到可知的地平线以外某地去。如果能够阅读1970年
代和1980年代的报刊，大概很难猜测到，在那个时候有十万人正在离开
那个国家。大家都怕明确谈论这件事，怕和计划移民的人保持原有的关
系。谈论移民的事也是用双关语和伊索寓言式的语言。人们一谈论“出
发”（ot'ezd）而不说出目的地，那意思就再清楚不过了。出发前往的地
方，一旦到达，就永远不能回来了。 [3] 官方文化中的沉默，在非官方
幽默中得到过度的补偿；看起来，1970年代全部笑话的主角，从拉宾诺
维奇到碧姬·芭铎、勃列日涅夫和恰帕耶夫，谈论的最好话题莫过于犹
太人移民问题。有一个笑话几乎预告了苏联的终结。拉宾诺维奇来到
OVIR移民局。
“您为什么要出国呢，拉宾诺维奇同志？”官员很礼貌地问，“你在
这儿的工作很好，还有一家人。”
“有两个原因，”拉宾诺维奇说，“一是我公寓楼宿舍邻居每天都放
话，说苏联政权一旦结束，他就把我打死。”
“但是，拉宾诺维奇同志，您知道，这样的事永远也不会发生，苏
联政权永远不会结束。”官员说。
“这是第二个理由。”拉宾诺维奇说。
在离开苏联二十年后，有几位原来的移民，现在已经是入籍的美国
人，信誓旦旦告诉我，他们永远也不想再回去，哪怕是以游客的身份。
出国离境的移民把发誓不归的威胁化为他们的目标和选择。第一次穿过
边界的经历，使转身回顾成为禁忌，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道分水岭，是
他们绝不会感伤对待或者甚至多加考虑的噩梦。穿过边界当时显得是森
严的单行道，这一羞辱经历横陈在1970年代的那些“老牌”移民和1990年
代来到的新移民之间；后者享受到了奢侈待遇（或者诅咒），能够来回
穿过边界，可以拖延决定在哪里居住。这些老牌移民常常采取防御的和
顽固的态度；他们把断然不归的决意内在化，这从实际的和政治的不可
能性演化成为一种心理需要。某些移民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固边界，是
为了把它变成自己的。1970年代的这一种经验，是移民与其留在故国的
昔日友人之间的误解的核心。每一方都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生活现状的潜
在替代物，一条没有选取的、与现在生活无法调和的道路。奇异的是，
移民对于自己在苏联的家园的记忆都比留在苏联的那些人记忆得更清
晰，后者某天醒来发现已经身在一个不同的国家。
二十年前，移民实际上被剥夺了身份、国籍和大部分的个人财产，
以政治难民身份来到美国，“每个人限带两个箱子”，得到九十美元的补
助。随着改革到来，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第三波”的苏联移民，从法
律和实践上看，都告一段落。但是这些移民的特殊混和身份，使得他们
怀旧的对象和身份认同的方式都既是说明情况的，又是特别不易把握
的。
俄裔美国人是几乎没有被接受的外裔身份。实际上，第三波的苏联
移民，根据苏联护照第五行字，大部分是犹太人，在到达美国的时候，
经历了某种真正的身份危机。他们在诧异之中发现，在美国，他们最终
地变成了“俄国人”。然而，他们也意识到，其他的俄国移民——第一波
和第二波的移民——完全不把他们看成是俄国人，而是“不爱国的、无
根的世界主义者”。虽然许多移民得到了美国犹太人组织的慷慨帮助，
但是这些援助者很快就发现，新来的苏联犹太人都不太明白犹太人身份
特征，不符合援助者们自己对某种犹太人小镇（shtetl）的怀旧想象——
而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就是从那些地方逃走的。苏联犹太人大部分都是
城市的、受过教育的世俗化的人。至于他们身份的“美国”部分，他们显
然也还没能适应，有点太张扬地表现出对美国的过分的忠心，这常常令
美国朋友和支援者恼怒。这些移民在大玻璃办公室摆上玩具美国国旗，
但是对于实际的美国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和行为方式所知甚少。他们依
然怀念自己在俄国梦幻出来的美国梦，而且有时候还不能原谅美国辜负
了这个梦想。
■
拉丽萨说，朋友熟人访问她的公寓单元的时候有两种反应，或者是
赞扬：“这儿真舒适，就像莫斯科的一个公寓单元！”或者有谴责之
意：“你到这儿都十五年了，怎么还过得像一个移民啊！”这些地方看着
像莫斯科的公寓，但又不是那些公寓直接的再造。书架上摆满了俄文版
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和托马斯·曼的全集，这些书架是
极端重要的，既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地位象征，又是个人纪念品的聚集之
地：有俄国套娃、木质汤勺、凤头鸟（khokhloma）碗、胶泥玩具、异
国情调海边收集的贝壳、1970年代在爱沙尼亚买的瓷花瓶、在纽约庭院
旧货甩卖点发现的财宝、垃圾堆里拣来的珍品。 [4] 厨房摆出许多不同
的宗教用品：一层架子上摆放着廉价的大烛台盒子，另外一层摆着东正
教复活节的彩蛋。这是一幅奇特的静物画面：架上有俄国玩具，墙上有
逾越节盘子，桌子上有无酵饼箱子、茶杯和抹了果酱的烤面包片。宗教
用品也被看成艺术品和纪念品。按照原来的苏联护照，拉丽萨是“犹太
人”，但是在苏联她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宗教活动。现在，她说她庆祝全
部的节日，越多越高兴。但是她又说，在莫斯科她是不会把逾越节的盘
子挂在墙上的。那样会被看成是一个“声明”，而不是一件装饰品。
移民书架上的纪念品很是国际化。这儿有美国庭院旧货贱卖的宝
物，有中国鸭子、泰国狮子和其他奇异的动物，包括在红玫瑰牌茶盒子
里找到的细小的玩具恐龙；俄国移民尽力把这些东西从消费者的遗忘中
挽救回来，摆放在自己小小书架博物馆里。在流亡记忆游戏中，它们都
是宠物。它们所代表的大概是拒绝接受由一次性用品组成的文化。曾几
何时，移民们摆脱掉自己的垃圾，丧失了很多个人的财物；现在，他们
觉得该轮到他们保存和收集了，来者不拒。
美国的庭院旧货出售和垃圾在美国移民地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移民回忆录作者文尼科维茨卡娅（Diana Vin'kovetskaya）写道：“你听
说过关于纽约垃圾的故事吗？在垃圾里能找到什么呀？嗨，你在博物馆
里也找不到那样的东西！有一个小咖啡桌依然是我家里的一件珍宝……
是路易十四的帝国风格的！”
[5] 她报道了关于一个移民的故事，这个人
原来在莫斯科特列季雅科夫美术馆里做绘画修复工作，到了纽约之后，
变成了垃圾专家。他清理和修复了从街道上抢救回来的许多物品——确
实很多，所以在托尔斯泰基金会的人员来访问之后，立即中止了给他的
财政支援。修复来自垃圾的物品似乎是一种实际的需要，但也是抢救过
去的一种特殊仪式，尽管那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过去。
“在莫斯科，我是不会把这些杂拌儿摆在书架上的。”拉丽萨说。确
实，有几个妇女告诉我说，她们在俄国从来就不摆出套娃和凤头鸟碗
来，因为这些东西有点俗气，尤其是在1960年代，当时知识分子正展开
反对庸俗风气和物质主义。拉丽萨回忆，在1960年代，她贪婪地阅读
《美利坚》（Amerika）这个杂志，宣传品，用质量高、气味好的纸张
印刷。拉丽萨特别羡慕加州伯克利大学激进派学生宿舍内部布置。他们
很多人都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背景，渐渐蔑视资产阶级商品，宁愿睡在
裹了红布的床垫上，也不睡在一般的床上。为了效仿，拉丽萨决定把父
母亲在战前购买的苏联家具都扔掉，自己买一个床垫和一大块红布，创
造出先进的“西方”室内样子。显然，裹了红布的床垫，在商品过度丰富
的文化环境中和在物质匮乏（而且，过多的大红布还用于缝制红旗和公
共场所的布置）的文化环境中，所指的事物十分不同。在1960年代，拉
丽萨为自己的美国式激进主义骄傲得不得了。大约十年以后，她真的来
到了美国，起初不得不睡席梦思，像其他许多移民一样，于是她的眼界
变了。从一去不返、连根拔离和流亡的心境出发，她变得反而渴望再造
那个舒适的、过度拥挤的室内布置，而在万事如意的1960年代莫斯科，
她本来是恨不得要扫除那样的布置呢。
移民书架上的苏联俄国民间艺术品与其说是俄国的怀旧纪念品，不
如说是个人对留在国内的友人的记忆。大众化生产的纪念品的拥有者变
成了它的新制造者，对这纪念品的遭遇提出新的叙事。在马萨诸塞州的
布赖顿另外一位前苏联移民丽莎的房间里，我看到了俄国套娃。丽莎立
即提醒我，她没有把这些东西从俄国带来。这是一个来看望她的朋友送
的礼物。因为缺钱，丽莎的朋友从自己工作的一家幼儿园那里拿来了这
些娃娃，它们变成了在苏美之间第一次通过边界和重叙友情的纪念品。
这件事让我回想起俄国移民作家别尔别罗娃（Nina Berberova）讲
述的家居生活中难堪的故事。1930年代某时，作家布宁访问了别尔别罗
娃和诗人霍达谢维奇（Vladislav Khodasevich），当时他们俩住在住满
移民的巴黎郊外工人住区的一个狭小公寓里。公寓几乎没有家具，那天
晚上也没有吃什么特别的晚饭。但是别尔别罗娃危险的家庭趣味令布宁
恼怒。“‘你觉得怎样！他们的茶壶暖罩绣了一只公鸡！’”布宁一进我们
的餐厅就大声说，‘谁能够想出来！我们都知道，诗人生活贫贱，现在
倒抖露出来了，他们的茶壶暖罩子上有一只公鸡！’”
[6] 刺绣的公鸡象征
着对于日用品某种程度的熟悉，这在流亡的俄国知识分子看来是深刻低
劣趣味。对于布宁来说，这是居家生活杂碎的一个例证，损害了俄国人
怀旧的纯洁性。这个刺绣的公鸡似乎是流亡之痛苦的遮盖物，泄露出流
亡随遇而安、在远离家园之地建造家园的愿望。别尔别罗娃没有放弃她
那个有装饰的茶壶。她坦言热爱那另外一种有意选择和自由采纳的家
居，它“既不是一个‘’窝巢，也不是生物学上的义务”，而是某种“让人感
到温暖、愉快和欣喜的”东西。刺绣的公鸡证明是一只危险的流亡之
鸟。这一特殊的刺绣作品，算不上异国情调的俄国特质的徽记，乃是一
件来自苏联的手工制作的礼物，是一个女友寄送给别尔别罗娃的，这位
女友“因为有国外关系”而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礼物变成了短暂的流亡
亲密关系的纪念物。
每一个公寓单元的收藏品都既体现出其居住人的传记片段，又是集
体记忆的展示。收藏品搭起内心体验的舞台。他们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建
造家园的方法让我回想起苏联旧式的内装修布置，每一件物品都有独特
的光环——无论那是祖母神奇地保存下来的特殊小雕像，还是1968年夏
天在黑海旅游地海滩拾起的贝壳。对于生于二战前和战后不久的人来
说，物质财富常常是很少的，很难得到；在更早的日子里，财物可能被
剥夺，但不会被自愿丢弃。对于一个移民来说，“我的家就是我的城
堡”这句俗话不完全适用；应该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博物馆”。在厨房架
子上，拉丽萨摆出了从大都会博物馆收集的彩色证章，是她多次参观的
时候留下的。拉丽萨经常带引小学生去大都会，“因为博物馆有助于扩
展他们的眼界，向他们展现整个的大世界，在皇后区以外的大世界”。
博物馆彩色的证章是博物馆提供的最廉价的物品，能够使得厨房气氛活
跃，也很像苏联人的习惯：用埃米塔什博物馆的招贴画布置公寓宿舍。
审美趣味与留守和保存记忆的日常做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次性用品的美国文化是东方移民所最不熟悉的。这样的文化包含
了他们的欲望与恐惧：一方面是消费的奢侈；另一方面是转瞬即逝感，
永恒的变化漩涡，都鲜明地提醒了他们自己的流亡状态。所以，在纪念
品收藏中，许多移民都对物品保持了某种“隐蔽的苏联”态度，尽管物品
本身和语境是不同的。有几个人幽默地承认自己来到美国之后第一年没
有扔过纸杯和纸盘。他们把这些东西秘密地保存了起来。现在他们“美
国化”了，不再那样做了。这并不是前苏联来的移民特有的情况。例
如，在中国、越南和波多黎各社区，我们也能够看到新移民类似的礼
仪。他们的私密和亲近的理念保存了对所离开的家园的记忆，而在那
里，私密性是一直受到威胁的。苏联的家居礼仪发源于对恐惧文化的回
应和反对态度，在那样的文化中，家庭搜查是日常生活的事实，而对家
居生活情趣的追求则是危险的和易受损伤的。而且，对于城市知识分子
中下阶层的这一群人士来说，“私密”或者“亲近”常常被理解为逃避的空
间，不限于个人和核心家庭成员，而更常常及于亲密朋友的圈子。记忆
的社会框架（在这一事例中，是在苏联的城市语境中形成的）和住进家
园的个人积习融合了起来；这些记忆因素，在移民流离和重新安置的时
期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自我延续。移民家庭分享1970年代苏联城市记忆的
痕迹和框架，但是他们的故事、对于环境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我不想回俄国定居，回去看看倒是可以。”拉丽萨说，“我的家在
这儿。”移民书架上有很多怀旧物品，而作为整体的叙事又不是怀旧
的。在异邦的纪念品不能重建一个人的根子的叙事，而是讲述流亡的故
事。纪念物不是象征物，而是反映了多重属性的过渡物品。原来的故国
变成了一个异国情调的地方，通过外国游客常常欣赏的工艺品表现出
来。新近收集的流亡和“文化适应”的记忆挪动了旧的文化框架；就连俄
国或者苏联的纪念品也不再能够在其“本土”语境中得到解释。现在，这
些纪念品是流亡本身和新发现的流亡家居风格的某种密码。 [7] 如果卡
巴科夫的装置揭示了希望以最微细的每日行为方式入住艺术界最神圣空
间，则移民的家园就显露出执意想使每日生存美丽和值得记忆。陈列大
流散纪念品的房间不是献给他们那种种不幸的祭坛，而是交流和谈话的
地方。他们未能生活在美国神话的永恒现时之中，但是他们也还不能够
沉溺于过去。大流散的亲密关系，只有在人们把握了某种不完美的生存
美学和学会入住流亡状态之时才能实现。因为远离家园却又没有十分适
应福地境界，所以移民都珍视他们亲密关系的绿洲。在两种语言——外
国语和本国语里，他们都有口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