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移民对“怀旧”这个词语有这样多的疑虑呢？是不是因为谈论
移民怀旧的那些人都冒充理解他们的怀旧所在呢？反思型的怀旧者所确
知的惟一的事是家园不是一个；按照布罗茨基话的意思，它或者是一个
半，或者少于一。这样的非整数的量度，是自由的量度。
我们也许能够说，在移民艺术家和承认自己二元属性的普通移民当
中有某种反思型诗学存在。怀旧诗学结合了陌生化与人类的团结，情感
与思考。反思型的怀旧者所担心的是离开新入住的、想象中的家园而走
向惟一真正的祖国，而这一祖国却有可能证明是虚假的或者垂死的。移
民们开始珍惜非官方的特殊事物，而不是官方的象征物；他们致力于拥
有自己选择的忠诚对象，而不是生身于其中的环境。这里得到论述的流
亡作家和艺术家不辞劳苦，要分清俄国与“俄国的一个地点”、苏联与列
宁格勒公寓单元里的半间房屋、“伟大的人民”与朋友的群体。他们如堂
吉诃德一般，竭力阻拦大规模生产怀旧陈词滥调和现成物品。
如果说伦理学可以定义为人类行为和与他人关系的规则，则反思型
怀旧的伦理维度在于反抗民族主义怀旧所特有的偏执狂映射，在这里，
他者被设想为要么是密谋的敌人，要么是另外一个民族主义者。反思型
的怀念伦理学承认他人的文化记忆，及其人类独特性和易受损害的特
质。他者不仅仅是另外的文化的代表，而且也是有权利怀念（却不一定
属于）出生地的一个特殊的个人。
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谈论伦理学，视其为“对于人身上偶
尔显示出的人性之关注”。 [1] 他称之为“无政府主义的责任”——亦即，
在此时此刻对于另一个人的责任，“不是由以往的任何承诺确认的”。这
种伦理学可以被看成是先于概念知识、道德法和形而上学训导的“第一
哲学”。无政府主义的责任可能是破坏性的；但是它也许不仅能解释在
战争期间的普通杀人犯的行为，而且还能解释拒绝杀人的普通人的行
为。无政府主义的责任强调个人家园与集体家园之间的区别。
我已经观察到，因为政治原因离开的移民都用某些方式向作家和艺
术家讲述自己流亡经过；特别是他们对感伤的反抗和坚持细节、细微变
化和多重的含义，这常常是本国人遗漏的。“我一直认为……最纯粹的
情感之一是遭受驱赶人士向往自己出生之地的情感。我很想告诉他，要
最大程度地持续努力加强记忆以保持过去的场景鲜明生动：记忆中的青
山和欢畅的高速公路，长着非官方玫瑰的篱笆……但是不会允许多愁善
感的漫游者栖息在我这不友好的散文磐石之上。”这些话出自纳博科夫
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想象中的作家奈特之口。 [2] 配有
非官方玫瑰的篱笆萦绕在怀旧者的脑海，但是对于官方的情感的惧怕令
他踯躅不前。在看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能够谈论一种伦理
学，它不是被降低成为道德典范和人物的行为，而是成为强调讲故事本
身的方式。文学话语不应该仅仅被当作道德救助物来阅读。 [3] 伦理学
的观察提供某种专门的光学，聚焦于言语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一般与个
别之间的关系、抽象理想或者意识形态与个别的行为之间的关系。
纳博科夫在敏感和感伤之间划出了一道区别。敏感是结合了注意力
与好奇心、机智与对他人愉悦的宽容，和对于痛苦的惧怕。敏感不会转
化为特别的规则或者文学表现法，但是允许道德宽容和审美祝愿，“这
就是感觉以某种方式、在某处与别的存在状态连通起来，而在那些状态
中，艺术（好奇心、温柔、善良、狂喜）是一个规范”。 [4] 但是，感伤
则把温情和痛苦化为现成的姿态，这些姿态不可避免地引发出读者方面
的反应。感伤是危险的，就像其他现成的情绪一样。多愁善感的杀人犯
会在看电影的时候哭泣落泪，喜爱婴儿，却又残酷滥用暴力，像斯大林
和希特勒。阿伦特在讨论阿道夫·埃希曼的时候写出了一句遭到多方误
解的短语：“恶的平庸性”。 [5] 这个短语不是指邪恶是平庸的，或者平
庸性是邪恶，而是指：缺乏个人反思和个人责任感的状况可能把每
日“对命令的遵从”和陈词滥调演变成为参与政治的邪恶。反思性和艺术
性个人主义的伦理学不同于自以为是的道德论。犯有反人类重罪的埃希
曼，在以色列监狱里拒绝阅读提供给他的《洛丽塔》，说他不要碰这样
一本不道德的小说。纳博科夫一定是愿意令这个特殊的读者扫兴的。在
《洛丽塔》的后记里，纳博科夫区分文学和色情不是以性的描写程度为
依据，而是依据叙事的规则：不是表现了什么，而是如何完成了表现，
这一点才是文学的界标。色情局限于“混用陈词滥调”：淫秽必定要和平
庸结合在一起，因为每种审美的享受都必定要完全被单纯的性刺激取
代。”
[6] 怀旧也轻易结合了平庸，不是通过刺激发挥作用，而是掩盖损
失的痛苦，而给予思乡病以特别的形式，随时满足返乡的要求。对于纳
博科夫来说，媚俗文艺、庸常（poshlost）和接受现成思想和情感组成
的世界的做法，是静态的，排除了反思的时间。
谈到感伤，纳博科夫显然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道德哲学十分
不同的。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执更是伦理的，而不太是审美的，远
远超过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风格的批评。纳博科夫的自由派伦理学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论形成鲜明对照，而后者的道德论隐蔽在他作
品的叙事和存在主义的繁复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伦理学和情节剧混
合了起来，因而，如果没有苦笑、尖叫和高度的戏剧性，就很难面对伦
理问题。纳博科夫不能原谅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情节剧的夸张方式，
把“神圣妓女”索尼娅和在预期救赎时刻依靠在“圣书”上面的故意谋杀者
拉斯科利尼科夫作类比。在纳博科夫看来，一个竭力养家的穷苦少女
的“罪”和一个智慧的杀人者的“罪”是没有可比性的，应该从十分不同的
道德伦理根据来加以审判。敏感就是分离具体的感受与记忆、现成的形
象、陈词滥调和种种象征。纳博科夫是最先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
与极权主义之间的某种联系的人士之一。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我
认为就是某种情节剧品牌的民族主义道德论，例如，这是陀思妥耶夫斯
基《作家日记》的特点。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作品的时候，纳博
科夫写道：“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对于他来说，变成了西
方污染和倾向于毁灭斯拉夫和希腊—天主教世界的恶魔罪恶的体现。我
们在法西斯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中所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态度——普遍的拯
救。”
[7] 至于托尔斯泰，纳博科夫对这位作家皈依单一真理的做法同样
提出疑问。不过，他是更倾向于艺术家托尔斯泰的，故意挑衅似的写
道，托尔斯泰最突出的成就乃是对安娜·卡列尼娜脖子上一个发卷的描
写。纳博科夫虽然有自己的固执见解，却要求学生学会反思地阅
读，“伴着颤栗、大口喘气”，要拆开，要挤烂，然后慢慢品一味每个细
节，“那个精神的旁白”，就会揭示一种不同的统一性——不是现成的，
而是创造性地再创造的统一性。这可能是对于纳博科夫如何解读自己过
去的最好的描述—通过颤栗和喘息，通过迷宫和空白，通过反讽的显现
和记忆的弹孔。这样的阅读说明了反思型怀旧的伦理学要求。
在描写苏维埃俄国的时候，纳博科夫谈到了政治制度的残酷及其对
人民的效果。撇开政治理由，正是这种残酷才没有允许他拥抱任何形式
的爱国主义，甚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也是如此。布罗茨基和纳博科
夫都厌恶感伤，相信对残酷的关注很可能是比爱国主义更重要的（在其
他方面，这两位作家互相之间没有多少感情）。布罗茨基记得自己国家
的邪恶的荒诞，无法从童年记忆中铲除出去。在一个情节里，他叙述了
战后生活的一个小片段：1945年，发生在火车站，涉及这个男孩第一
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的一位残废老兵：
我看见了一个年老、秃顶、装了一条木腿的残疾人，他一次又
一次地竭力挤进火车车厢，但是每一次都被已经挤在车厢门口台阶
上的人推下来……他好不容易抓住了车厢的把手，接着我就看见车
厢门道里的一个女人举起一个水壶，把开水直接倒在这个老人的光
秃的头顶上。他倒下去了——一千只脚的布朗运动吞噬了他，我再
也看不见他了。 [8]
在他的记忆里，这个故事和成百上千个日常残酷事件混合在一起。
布罗茨基用英语写作，千辛万苦地想要解释邪恶之荒诞性的“繁复
句法”：“俄国人正好具有的这样超前的邪恶观念，无法进入[英美]意
识，就是因为有这样繁复的句法。我们倒是很想知道，我们之中有多少
人能够回忆出这样一个说话朴实的邪恶，一走进门槛就说‘大家好，我
是邪恶。你们都好吗？’”
[9] 这样繁复的句法是俄语、德语和东欧散文的
特点，不容易适应新闻散文的现代商业需求。伦理视野不在于作者善于
写出几个清晰明了的句子，伴有干脆明快的道德论特点；而在于承担风
险和怀着对过去的诚实态度，来揭示那个制度经历者都不得不面对的伦
理矛盾和混乱现象。所以，繁复句法乃是流亡伦理学的组成部分。
根据布罗茨基的观点，流亡的作家有两个“教训“给大家分享：在极
权制度下生活的经验，和通过陌生化艺术发现民主的个体性。流亡者永
远是一个鲁滨逊，他极度地想要和冷漠的本地人交流，但是他被看作差
不多是野蛮人（即使他受过过度的教育），而本地人则是文明过量的。
民主给作家提供了人身安全，但是，在社会层面上，却又把他变得无足
轻重。来自第三世界或者第二世界国家的作家首先受到人种学式的观
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文学和文化的作用，一般地说，都是二级娱乐
或者装饰。可以预料的是，作家怀念的不仅仅是故国家园，而且还有自
己的作用意义。
“充当一名流亡作家，就像关在太空舱里被弹射到外层空间的一条
狗或者一个人一样（更像是一条狗，因为他们不准备把你收回去）……
很快，这太空舱里的乘客就发现受到的重力不是朝向地球，而是向外太
空。”布罗茨基写道。 [10] 流亡的这一外向方向极具重要性。佚名和异化
的教导是谦恭，同时提供一个附加的眼界。在这里，陌生化的艺术变成
了在流亡中生存的艺术。一个流亡者不可能是逆动的（亦即单纯怀旧
的）；他应该是反思的、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弹性的。如果要决定流亡故
事的体裁，则应该是悲喜剧和冒险故事，而不是情节剧。流亡的条件打
开了通向世界的新视野，对于这一视野，除了作者自身，是没有其他的
衡量标准的：
也许我们更大的价值和更大的功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充当这样一
种令人气馁理念的体现者：一个被解放的人不是一个自由人，解放
是获取自由的手段，却不等同于解放……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扮演
更大的角色，一个自由人的角色，那我们就应该能够接受——或者
至少模仿——一个自由人失败的方式。一个自由人，如果失败了，
是不能责备任何其他人的。 [11]
“被解放的人”是极权制度或者任何惩罚制度下的幸运儿。因为在政
治上和躯体上摆脱枷锁，他知道自己逃避了什么，但是不知道到哪里
去。他从一个地方逃走，却不是逃向某一个新的地方。移民的自由理念
常常是摆脱原来压迫性的政府，但是这不一定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新现实
的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在移民从中走出的那个社会里常常不是一种
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是一种来自上方的宽容、解放的行动，这就不可避
免地把不同政见者和压迫者联系在一起。“自由人”是独立于外在政治、
成功地发展了内在的自由的人。可以讲，西方民主国家的普通人享有高
度的外在自由，而极权制度下持不同政见者在创造性地探索内在自由方
面很突出。在这一事例中，“自由人”学会了内在自由的教训，但是也面
对一个民主社会的挑战：在这里，政治自由得到保障，但是常常被认为
理所当然，或者更坏的是，和消费者的选择混合在一起。自由对于东方
的流亡者来说，永远是脆弱的，所以东方的流亡者一直都是创造性的探
索者，句法有时是繁复的，想象力过多。自由的流亡者不再是一个不断
寻求替罪羊的牺牲品。他不再能求助于谴责式文化或者身份政治，某种
民族论的借口。反思型的怀旧不导向失去的家园，而是导向对他人的无
政府主义责任感，以及和自身的会晤。“如果说艺术教导我们什么……
那就是人类生存的私密性。”美国桂冠诗人布罗茨基写道。悖论性的
是，布罗茨基在自己的孤独与自由的感受中，似乎是在通过把作家变成
模范民主公民来重申作家的重要意义，而这次角色更加显著。 [12]
在俄国，个人主义和个人伦理学首先见于文学，而不是见于司法的
和政治的制度。结果，在俄国一般都不信赖非人格的制度，却过度地信
赖梦幻，而不是经验。甚至布罗茨基的流亡个人主义，虽然包含了美国
梦的一个版本，但是与其说和不动产联系在一起，不如说和他的“非不
动产”、他的创造性的资产联系在一起。他第一个私有空间是公寓的半
间房屋，他在这里写出了最初的诗，在这里有过初恋的幽会。从那个时
候起，诗人的私密概念就和隐蔽的审美与情色实践联系在一起。布罗茨
基意识到了自己对祖国的欠债，这种欠债甚至表现在对于当局强制做法
的反抗方式之中。他写道，他的列宁格勒伦理学是文学伦理学，从书本
学来的，不是从环绕着他的每日生活中学来的。他列宁格勒的朋友们都
在烟雾缭绕的厨房里开展活跃的谈话，更多的是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和但
丁的，而不是关于隔壁邻居的事。 [13]
反思型的怀旧有一个乌托邦的维度，这就是探索其他的潜在机遇和
现代幸福论未完成的许诺。它反对全盘重建地方文化，反对技术统治全
球主义带来的所向披靡的冷漠态度。反思型怀旧能够创造的不是自上而
下的经济全球主义，而是基于移民经验与内在多元文化论的全球大流散
的团结。归根结底，移民们常常怀有一种自卑感—优越感情结，深信自
己比本地人更忠诚于移居国的种种理想。 [14] 前苏联的移民徒劳地用玩
具美国国旗装饰旧式的书架，对着移民局粗鲁的职员们大声朗诵《独立
宣言》。俄国作家一个接一个地宣扬自己比你更具有美国精神。马雅可
夫斯基写道，自己是最具美国派头的诗人，纳博科夫认为自己是最彻底
的美国自由派，布罗茨基亦然。同样，东欧人认为自己比更富有的西方
兄弟更有欧洲人精神，而那些西方兄弟却用旧理想换取新货币。这些古
怪的东方人，把想象中的祖国设立在神话般的西方，把自己看成西方创
造性个人主义的最后的莫西干人。
结论 怀旧与全球文化：从外层空
间到网络空间
我回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在儿童游戏场，围绕着锈迹斑斑的微
型火箭漫步。这些火箭三十多年前散落在这里，却令我想起我儿童时代
的梦幻。我还记得，1960年代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练习画出的第一件
东西就是火箭。我们总是画发射中的火箭，那是勇敢向上的运动，有明
亮的火焰从尾部喷出。儿童游戏场的火箭很像过去的那些图画，只不过
飞得不远而已。如果你想玩这个游戏，得准备好滑翔、降落，而不是飞
翔。儿童游戏场的火箭是在苏联太空探索的欢欣鼓舞年代里制造的，当
时，未来似乎是异常光明的，迈出凯旋进步的步伐前进。第一名宇航员
飞进太空之后，赫鲁晓夫宣布，我们这一代人的子女将会生活在共产主
义时代，将会到月球去旅行。我们都梦想在出国之前先去太空，到天上
去旅行，而不是到西方去。不过，我们的使命失败了。宇宙共产主义之
梦没有存活下来，但是这微型火箭倒是保存下来了。出自某种原因，主
要可能是因为没有别的花样，社区的孩子们依然在这些另外一个时代的
未来主义废墟上玩耍，那个时代显得是多么老旧啊。在新富人的游戏
场，玩意都按照时代精神更新。崭新的木头小屋配有俄国民间故事风格
的美丽高塔取代了过去的未来主义火箭。
在网络空间以前，外层空间是最后的边疆。对于宇宙空间的探索不
仅仅是冷战转移的一个战场，而且也预示了未来战胜人类生存的时间和
空间限制，结束人类的渴望。现在，这样的宇宙梦幻已经变成了过去的
历史，而新的乌托邦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艺术的，而是技术的和经济
的。至于政治和哲学，在对于未来的想象中仅扮演次要的角色。曾有一
度，鸦片、水蛭和一次返乡，乃是对付怀旧的灵丹妙药。现在是技术变
成了人民的鸦片，技术预告了速度、便利和对一切的忘记——除了技术
产品本身。就其本源意义而言，“技术”（technology）这个词来自希腊
语的techne，和“艺术”这个词共享同一个词根。技术不是目的本身，而
是一个扩展人的力量的媒介物。怀旧感悲叹时间和空间之间的距离和脱
节，从来无法将其联系起来，而技术则提出解决办法，建筑桥梁，节省
怀旧者喜欢浪费的时间。
然而，从根本上说，技术和怀旧都是涉及中介的。怀旧是一种位移
的疾病，和过渡、转移与交流方式有联系。怀旧，就像记忆一样，取决
于记忆手段。自从古代埃及发明了书写以后，这些记忆辅助手段就矛盾
地既被看成记忆的工具，也被看成忘记的工具。十九世纪，许多人相信
铁路将会解决位移问题，运输的速度将会便利于出游和回家的旅行。有
些人认为现代大城市会提供足够的兴奋和刺激，以消除人们对田园生活
的渴望。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怀旧伴随了现代化的每一个阶
段，具有不同的体裁和形式，对时间表施展种种把戏。
每种新媒体都影响着距离与亲密感之间的关系，那是怀旧情感的核
心。在二十世纪早期，俄国先锋派诗人就欢呼收音机是一件革命的媒介
物，将会提供普遍的知识，把世界带进每个人的家园。事实证明，民主
政客和独裁者同样使用收音机，他们都喜欢推广他们的“进步”信息、光
辉的未来、社区的前途与传统的魅力。无线电技术带回了口头文化，但
是无线电说故事人和听众的集体是分散的，过渡性的，完全不是传统
的。大约一百年前，吕米埃尔（Lumière）兄弟制作出来的第一批影片
上映，惊异不已的观众看到一列火车飞奔而来，不由得大声呼叫。电影
也受到欢呼，被看作一种世界性的语言，但是第一批观众并非没有看到
其怪异之处，因为他们看到影片既是逼真得令人赞叹，又鬼气吁吁地令
人惊骇。电影标志着向视觉文化的回归，这一文化在印刷品媒体到来之
前一直是统领欧洲的。
网络空间现在显得乃是最新的边疆。互联网是以某种激进的空间方
式组织起来的；它是以数据为核心和超文本的，其依据是共时性，不是
延续性。在互联网的模式中，时间、叙事和意义形成等问题都是不太重
要的。计算机记忆独立于情感效果和时代、政治和历史的变迁；它没有
历史的锈迹，一切都具有同样的数字肌质。在蓝色屏幕上，出现记忆的
两种情形都是可能的：完整召回未消化的信息字节或者同样完整的记忆
缺失，这可能由于技术的失效而在瞬间发生。
初看上去，超文本的组织清除了怀旧的前提，亦即时间的不可逆转
性和无法重访其他的时代和地点。这一里只是单的连通与否的问题。网
络空间中的时间是以速度来考虑的：连通的速度和技术革新的速度。简
直就没有时间做对于逝者的记忆和反思记忆等在时间方面的实验。现在
是由偏执的东欧人叹息丧失了徐缓的步调“：在存在论数学里……徐缓
的程度和记忆的强度成直接正比；速度的程度和忘记的强度成正比”。
[1] 网络拥护者会宣告网络在另外一个维度中展开，超过了存在论数学规
则和记忆与忘却的辩证法。网络空间以数字形式推出怀旧的古董，使其
显得比真实的工艺品更受欢迎博尔赫斯写。了一一篇关于个帝国地图的
故事，这张地图制作得和帝国面积一样大；在故事结尾，说故事的人梦
想在这张地图的废墟上漫步。终有一天，我们也许能够在周围建造了新
的殖民地房屋的网页废墟上漫步的。
在互联网的时间哲学中隐藏着一个悖论：虽然这个系统内在地依赖
超文本和互动，但是外在地，许多信息热衷者却依赖十九世纪对进步的
叙事，伴有偶尔的淘汰悲怆感。进步的淘汰模式之极端的变体（比如，
相信电子图书将会完全取代纸本图书，而不是二者在一个家庭里和睦共
处）展现出一种隧道景观的通向未来之路。它假设隧道周围没有环境，
没有语境，没有其他街道和林荫道拐弯避开地下快车道和堵塞的交通。
反思型的怀旧对隧道景观提出挑战，后退、减速、左顾右盼、对行程本
身开展沉思默想。
不仅如此，计算机世界的文化考古学揭示，它也有自己的怀旧的起
源。计算机空间的发现者继承了1960年代“真实空间”经验、爱情与政治
实验的某些理念，加上对技术的批判。现在，“自由通讯”和草根政治抗
议的这些理念已经迁移，在虚拟的空间生根。不值得惊奇的是，网上有
dot.communism这样的现象，这是对私有财产和版权之类“资产阶级制
度”的一种怀疑。 [2] 这一新媒体的创造本身，乃是冷战军事工业联合体
和年事见长的嬉皮士（已变成计算机科学家）的一种古怪合作成果。在
1980年代，网络旅行增加了人的能力，而此前他们已经停止在其他空间
中寻找施展能力的天地。这一特殊的鸡与蛋的逻辑造成了计算机网络空
间的某些悖论。绝非偶然的是，2000年的重要人物是数字化的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这给“（数字）媒体就是信息”这句老话带来一
层新的意味。
互联网的发现者借用了哲学和文学话语的关键隐喻：“虚拟现实”来
自柏格森的意识理论，“超文本”来自交织叙事理论。这些隐喻后来又被
看作是新媒体的特殊属性。互联网也拿来了田园比喻和“西方”体裁（例
如：地球村、homepages和边疆意识）。新的媒体用“高速公路”、村落
和聊天室重新界定了空间的建筑——这都证明，互联网突出了田园式的
郊区、高速公路的传奇和家园的道德，而不是大城市的废墟。但是，电
子邮件提供了瞬时的亲密；通讯者离开得距离越长，他们就越紧密地分
享最是内心的秘密，用种种深夜的语言。如果没有我的友人、全世界的
怀旧者和反怀旧者在网络上的支持，我想，我是写不出来这本书的。
1990年代的浪漫故事也出现在网上，在计算机会晤被面对面的会见取代
的时候，却常常造成失望，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尴尬，最坏的情况下是暴
力。计算机媒体大体上是触觉的，不只是视觉的。两个陌生人在网上会
见，他们的手指不知不觉地就在自己钟爱的计算机上寻找那情色的键，
而不是另一个人的手。电子情人发现，在计算机空间的距离消失的时
候，亲密感也已经消失。
录制某人家庭生活放在家庭网页这一近期的现象，给“在家”这一短
语带来全新的含义。在这样的自我强加的全景监视场合的“在家”，指的
就是被观看，或者当一个窥视者，而没有特别的政治原因。对这种互动
参与者来说，私密性变成了代受性的和虚拟的；不再是某一个人的财
产，而是变成了投影和互动的空间。所以，不值得奇怪的是，有一位互
联网艺术家给他的女儿起名字叫E（让我回想起八十年前写成的俄国一
部反面乌托邦的小说《我们》，那个大一统国的公民都是用一个字母命
名的）。母亲不愿意用自己挑选的名字压制女儿，而是让名字尽可能具
有互动性质，只是提到在她看来，E代表“信息熵”。 [3]
最近，“计算机的”（cyber）这个前缀本身已经变成了怀旧的，南贝
格（Jeffery Nunberg）指出，新的前缀是e，例如“电子世界”（eworld）。 [4] 计算机空间有开放空间和征服边疆的意思；而e-则更多地
涉及标示领地，得到了大公司特殊的喜爱，这些公司想要把你固着在他
们的地点上，限制你的计算机漫游。机场和郊区的术语（及其新词，如
e-hub：电子运营中心）取代了浪漫的空间词汇和不受腐蚀的通讯的梦
幻。
电子媒介穿越国家边界，造成各种各样的虚拟移民。如果说民族国
家开始屈服于全球化的威力，则欧美之间关于管理互联网的争论反映了
关于各自政府的真实生活制度的辩论，以及关于如何对待暴力、仇恨言
论和公共与私人区别的辩论。同样，近期在美国关于公共互联网和互联
网机制的讨论要求确立网络世界的礼仪和行为准则，从而揭示了对于在
真实的和虚拟的空间里正在消失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关注。
1980年代晚期以来，在全球化提倡者当中广泛流传的一种信念是，经济
和技术决定政治，文化不过是一种消费品，蛋糕表面的糖霜。1990年代
后，共产主义国家、亚洲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情况显示，相
反的现象很可能是真实的：无论从地区看，还是从全球看，文化思想和
政治制度是能够影响经济的。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民族国家的梦还是有活力的，存在于网络空
间的虚拟公民当中——并不是他们所有人都选择成为世界公民了。虽然
互联网宣传天花乱坠，但是代表少数民族社区的很多网站还是不断鼓吹
民族仇恨与种族仇恨。1990年代早期的巴尔干半岛战争在网络空间重
演：1998年11月，塞尔维亚的黑客摧毁了克罗地亚一家杂志的网站，克
罗地亚黑客立即报复。同时，阿尔巴尼亚一家网站被宣称“阿尔巴尼亚
族说谎”的网络涂鸦“亵渎”。民族情感和刻板类型甚至在虚拟的空间里
也没有证明是虚拟的。
俄国网络后现代主义的“千年”之作是表现瘪四和大头蛋（Beavis
and Butthead）的修正主义的漫画。在北约干涉南斯拉夫期间，俄国黑
客摧毁了北约的网站。他们传去的形象是瘪四和大头蛋，标题是“来自
俄国的爱”、“打倒北约”和“审判前拘留室”（KPZ，属于俄苏警察局和克
格勃）。漫画颇具机智，用西方大众文化的全球性语言投射出一种反西
方信息，打中西方，就像回飞镖一样。言说全球性语言和使用互联网的
能力并不见得是分享文化、民主化或者互相理解的保证。在俄国当时语
境下俄国黑客制造的信息既不是有争议的，也不是反文化的，事实上它
代表了俄国政府的观点，民族的某种膝跳反射。针对北约这个自以为是
的大族长，这漫画是颠覆性质的；但是它也怀旧情绪浓重地、毫不羞涩
地确定了俄国这个地区老大哥的帝国主义野心。
在欧洲，反对全球化美国风格的人，常常提到传统的欧洲社会福利
的结构、工作与休闲的平衡、市场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2000年出现的
最近期的运动常常使用“慢”这个词儿命名，例如慢餐运动，这是美食左
派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试图通过美食怀旧法影响未来。可以料到的，这
个运动始于意大利和法国，其焦点在于食物政治，抗议他们所说的以最
高效率制造用于最快消费的“科学怪物食品”（franken food，指基因改造
的产品）。但是，甚至在西雅图和华盛顿达到最高潮的反全球化运动也
是在全球范围组织的，为了传播信息而使用了世界互联网（WWW）。
有些活动分子极力争辩说，他们不完全反对全球化，而是反对技术全球
化和经济全球化，赞成具有人性面目的全球化（和细嚼慢咽的、慢餐的
自由）。事实上，怀旧一直是说一种全球性的语言的，从十九世纪的浪
漫诗歌到二十世纪晚期的电子邮件。
虽然网络探索引发兴奋，但是说到怀旧，媒体却不是信息，至少不
是全部的信息。为了考察对于怀旧思念的使用和滥用，我们应该寻找另
外一种机制——意识的机制。对怀旧的反思允许我们重审中介和媒体本
身，包括技术。
怀旧所涉及的人类意识的虚拟现实，即使是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也
是不能够捕获的。怀念是和现代世界中人类的困境联系在一起的，但是
在理解它的方式上，却几乎没有什么进步。事实上，倒是存在着对所有
形式的综合性的、非门类化的知识的不断贬低。文化在娱乐产业和宗教
之间受到压挤，而教育越来越多地被看成是管理和医疗，而不是学习批
判性思维的过程。由于艺术与人文学科作用的衰落，探索怀旧的途径也
越来越少，对此的补偿则是怀旧现成制品的泛滥。批量预制用在怀旧方
面的问题是，它无助于我们面对未来。创造性的怀旧揭示了时代的幻
想，而未来正是在这些幻想和潜力中诞生的。我们怀旧，怀念的不是过
去所存在的方式，而是过去可能存在的那种方式。我们所力求在未来实
现的，就是这类的过去的完美。
政治科学学者或者克里姆林宫研究专家都不可能预测到1989年的事
件，虽然它们很多包含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梦想里，已在民众的怀
旧、向往和梦魇中朦胧显现，从对民主的向往到民族的社区。对于怀旧
的研究，可能有助于形成一种别样的、包括了猜想和违背事实的机遇
的非目的论历史。
康德曾经写道，空间是公共的，时间是私有的。现在看来，相反的
论断才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幸运，我们也许能够享有更多的私人空间，
但是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是对在理解时间方面的文化区别
表现出的耐心也越来越少。空间可以扩展成为许多维度；人在一生中，
有越来越多的真实的和虚拟的家园，人往返穿过更多的边界。至于时
间，则是永远在缩短。因为受到多重任务和管理方面的高效率要求的压
迫，我们生活在时间不断的催促之下。新千年的疾病应该称为时间恐惧
症，或者速度狂热症，而医疗的方法却陈旧得令人汗颜。当代的怀旧，
与其说关系到过去，不如说关系到迅速消失的现在。
2000年5月1日，在即将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收到了国际颓废行动
组织的电子邮件，他们要求我降低生活速度，但是要勇敢地生活，要回
懒散休闲的权利，抗议国际大公司剥削成性的工作伦理造成的“生活质
量的退化”和对“休闲的侵蚀”。“今天就打电话请一天病假！”“今天过
节！”颓废活动分子们提出果断要求。我虽然不是十足地激进，但是全
球性的团结力量感动了我，于是我关闭了计算机，散步走了一段长距
离。
最后一次回家
我回到那里
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
原来没有的面貌毫无变化，
桌子上（格子台布上）
我又看见
那半杯茶水
从来没有添满。
一切如故，恰似
我从来没有摆出的状态。 [5]
卡普罗尼（Giorgio Caproni）的这首诗是经典的回家叙述：“我回到
那里……毫无变化……桌子上（格子台布上）/我又看见那半杯茶
水……一切如故。”只不过这里是返回了一种消极的空间（从来没有到
过的地方，那半杯茶水从来没有添满，我从来没有摆出）。埃施伯里
（JohnAshbery）描写过返回无法返回的一个点。卡普罗尼谈论没有出
发的返回。失去的家园和找回的家园彼此没有关系。
诗中能够引发普鲁斯特式不由自主的记忆的惟一特殊细节出现在括
号里。格子台布，家居生活的体现，令人想起意大利乡下酒馆，或者莫
斯科或布鲁克林的快餐店形式。如果你有短时间的白日梦，你就能够看
到新鲜西红柿的印痕和嗅到罗勒与青烟的香味——但是你却拿不准你是
回忆起上次到意大利度假呢，还是回忆起推销意大利三色宽面条的电视
广告。格子桌布是通用的：对于家园，这是一个适用于一切需要的尺
码；就像一个棋盘，你可以按照游戏规则移动你的卒和马。回家也变成
了某种通用的梦，像格子桌布一样，它独立于任何个别的家园。我从来
就没有一块格子桌布，但是，它间接地令我感到怀旧。也许这不是一块
桌布，而是无法确切翻译成英语或者俄语的意大利语诗歌的韵律；它们
令我相信，怀念是一真实的，即使其实可谓那里切皆无。
确实，每一次返回我们真实的诞生地或者先辈的土地，都给我们带
来同样一种返回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的强烈感受。我们已经忘记起
初穿过边界时候的恐惧和出发的梦境。我也感受到了那“返乡”到加里宁
格勒的德国夫妇的心绪，闻到了夹杂着蒲公英清香的有毒废水的气味，
虽然我的心情完全没有那么剧烈激荡。
我第一次返回列宁格勒是在1989年那个特别炎热的夏天。我通常都
是在乡下度过夏天的，所以城市的这种炎热给我带来新的感觉。我的朋
友建议我不要再多喝水：“在酷热中，你喝得越多，就越想多喝。”她的
口气颇带哲学意味。
我从朋友那个舒适得令人窒息的公寓单元里逃出后所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漫步走进空空荡荡的杂货店。那儿有几种土耳其果汁和淡绿色
的当地瓶装矿泉水，陈列在货架上“罐头食品”类之中。“波留斯
特”（Poliustrovo），我念出瓶子标签上印的这个词，一股记忆的波浪席
卷而来：列宁格勒庭院的气息、面包硬皮的咸味和昨天茶水温吞吞的甜
味。我急忙买了几瓶，虽然那女售货员表情惊奇，劝我不要买，指着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