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米哈伊尔·库拉耶夫：“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的旅行”（Mikhail
Kuraev,“Puteshestvie iz Leningrada v Sankt Peterburg”），《新世界》（Novyi Mir）
杂志，第10期（1966），171。关于圣彼得堡的神话，参见弗拉基米尔·托博罗夫：“彼得堡与
俄国文学中彼得堡文本”（Vladimir Toporov,“Peterburg i Peterburgskii tekst russkoi
literatury”），见于《彼得堡的形而上学》（Metafisika
Peterburga,St.Peterburg:Eidos,1993,205—236）。关于彼得堡空间的图画形象，参见：格里
高里·卡冈诺夫：《圣彼得堡：广阔宏伟的形象》（Grigorii Kaganov,Sankt Peterburg：
Obrazy Prostranstva，Moscow，Indrik,1995）。也参见Europa Orientalis特刊，第16期
（1997）。
[2] 感谢Nikolai Beliak和Mark Bormshtein提供关于狂欢节的材料。
[3] “彼得堡狂欢节是欢乐注射”（Peterburskii Karnaval Kak Inektsia Radosti）采访维
克多·克里乌林（Viktor Kriwulin），《涅瓦时代报》（Nevskoe vremia，1997年5月17日；
也参见塔吉雅娜·利哈诺娃：“彼得式的变革”（Perevorot po-piterski），Nikolai Beliak
提供的打字文稿。
[4] 导演的愿望，不多不少，正是把艺术的质量归还给生活本身。剧院的作用是发挥城市生活
的催化剂和炼金术的功能，把城市工地变成商店，把地点变成神话。剧院没有金钱、也没有经
验，来从废墟中拯救城市内在的和外在的形式。剧院凭借自己的艺术所能够做到的事，是从内
部充实城市，在建筑中把自己装扮起来，变成一个抵御衰败的圣彼得堡，就像只要表演继续下
去就能够抵御死亡的演员一样。所以，在这里，城市本身被拟人化，像一个狂热的演员一样。
[5] 列夫·卢里叶和亚历山大·科比雅克（Lev Lurie and Alexander Kobiak）：“彼得堡意
识形态的终结”（Konets Peterburgskoi idei），见于《博物馆与城市》（Muzei i Gorod，
St.Petersburg，Arsis，1993，30）。建筑物内景剧院在1970年代晚期以在普希金的彼得堡真
实的内部上演普希金的“小悲剧”开始了其城市神秘剧。普希金本人变成了一个文化英雄，他
探索了对幸福的许多命定的追求，风格不同，历史时代也不同—其中有一些，例如哥特式中世
纪，俄国是没有的。普希金变成了世界探索者的某种楷模，给彼得堡传统带来生气。剧院的表
演被官方关闭，但是还有零星的非正式的演出出现，变得具有传奇性。从1980年代晚期起，剧
院制做了一系列的城市神秘剧，准备纪念彼得堡建城三百周年庆祝活动。
[6] 这个故事记载于纳乌姆·辛达洛夫斯基（Naum Sindalovsky）：《彼得堡民间故事》
（Peterburgskii Fol'klor，St.Petersburg:Maxima,1994），307。
[7] 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彼得堡的象征与城市语义学”（Simvolika Peterburga
i problemy semiotiki goroda），见于《城市与城市环境的语义学？》（Semiotika goroda
Igorodskoi sredy,Tartu，1984）。辩论延续到今天。1996年，米哈伊尔·库拉耶夫著文，发
出对城市的最凶猛的攻击，称该城市浅薄、像恶魔，提出返回到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
的快乐时代去。与此同时，一位哲学学者和教授，莫伊塞·卡冈（Moisei Kagan），则歌颂这
个城市，说它是俄国未来的希望，把圣彼得堡的奠基和俄国的基督教化相提并论，只不过这一
次的洗礼是欧洲的世俗的启蒙洗礼。莫伊塞·卡冈：《俄国文化史中的彼得之城》
（GradPetrov v istorii russkoi kul'tury,St.Petersburg，1996）。
[8] 芬兰的传说揭示出一则圣彼得堡建城故事的类似变体，很奇异。按照这一传说，彼得堡像
是女神雅典娜，似乎是从像大神一样的沙皇的头部跳出来的，令地方的渔民大为惊奇。参见：
辛达洛夫斯基：《彼得堡民间传说》，22。
[9]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的诗人们歌颂彼得堡，视其为启蒙智慧和美丽意向的伟大成就，
在颂歌和哀歌中赞扬城市里笨拙的庆祝活动。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为许多城市神话打好基
础。在普希金以后，“彼得堡的故事”混和了现实主义的和幻想的因素，对权威提出质疑，玩
耍起疯狂做法。在十九世纪末，随着斯拉夫派思想的发展和对业已丧失的俄国“自然生活方
式”的怀旧，彼得堡越来越多地被看成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和人造的地方，一个没有自己的记忆
或者历史的城市。它被拟人化为一个“暴发户”，没有根源，或者是一个邪恶的行伍大叔。修
正主义者们把彼得堡看成是一个受诅咒的、无根的城市，反基督的化身，注定最终要化为灰烬
的城市。他们演示了启示录式的狂欢节，而青铜骑士则变成了预告圣彼得堡终结的启示录中的
骑士。有些人把十月革命看成是这一下场的某种实现和城市的死亡。诗人英诺坎提·安年斯基
（Innokenty Annensky）写道，青铜骑士马蹄下面的蛇已经变成了这个城市真正的偶像。彼得
堡人永远都受到他们这个城市无根、残酷过去地位的搅扰。半个世纪以后，白银时代诗人们本
身的生活都把列宁格勒人梦想成为有关过去的一个童话故事，和他们自己的基础散文作品之
一。“艺术世界”的成员发起一次反攻，主张保存纪念碑，还宣布只有“美才能够拯救这个城
市”。他们乌托邦式的要求在列宁格勒历史最困难的年代里得到反响。
[10]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埃及邮票”（Egipetskaia Marka），见
于《三卷本选集》（Sobranie sochinenii v trex tomakh，第2卷，New York，Interlanguage
Associates,1971），40。
[11] 关于首都从彼得堡迁往莫斯科各种原因的激烈讨论，参见艾娃·贝拉尔（Ewa
Berard）：“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抛弃了彼得格勒？”（Pochemu Bol'sheviki pokinuli
Petrograd？）《往事》（Minuvshee），no.14（1993），226—252。
[12] 关于塔特林雕像的讨论，参见尼古拉·普宁：《论塔特林》（Nikolai Punin：O
Tatline,Moscow，RA，1994）。文章都是在1910年代到1920年代写的，1994年重新发表。
A.A.Strigalev：“论第三国际纪念碑工程”（O proekte pamiatnika III
Internatsionala），见于《苏联造型艺术问题》（Voprosy sovetskogo izobrazitel'nogo
iskusstva,Moscow，1973，408—452）。
[13] 13.关于庆祝活动的文件，参看A.Z.Yufit编辑：《1917—1921年的苏俄戏剧》（Russikii
sovietskii teatr 1917—1921，Leningrad，1968）。批评论述，参见：Katerina Clark：
《彼得堡：文化革命的严酷考验》（Petersburg:Crucible
ofCulturalRevolu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詹姆斯·冯·戈尔
登：《布尔什维克的节庆，1917—1920》（James von Geldern,Bolshevik Festivals,1917—
1920,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93）。感谢Christoph Neidhart和我分享
他1998年春天在哈佛大学发表的关于攻打冬宫的演讲。关于乌托邦式誓言的更广泛的语境，参
见理查德·斯代茨：《革命梦幻：俄国革命中的乌托邦梦想和实验生活》（Richard
Stites,RevolutionaryDreams:Utopian Dream andExperiental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卡尔·施洛格尔：《超越伟大的十
月：现代彼得堡实验室，1909—1921》（Karl Schloegel,Jenzeits des Grossen Oktober:Das
Laboratorium der Moderne Petersburg 1909—1921,Berlin，Sieldler Verlag,1988）。
[14] 引文见于：尼古拉·安奇费罗夫（Nikolai Antsiferov）：《彼得堡的灵魂》（Dusha
Peterburga，Petrograd，Brokhaus and Efron,1922）。
[15] 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马步》（XodKonia，Berlin：
Gelikon,1933）,196—197。
[16] 施克洛夫斯基描写的地方经历了有趣的改变。广场变成城市苏维埃化的中心地点，彼得格
勒即将变成列宁格勒。自由纪念碑没有建造；被包裹起来的亚历山大三世的雕像变成了临时性
展览的永久地点。1918年，雕像被贴上硬纸片，周围竖起桅杆，使得它像是一艘搁浅的革命航
船。雕像周围的先锋派招贴画在宣扬革命艺术本身的力量：“艺术是团结人民的方法”。1919
年，它又被重新改装，成为一个古典的祭坛，有超大的柱子，顶上有金色的皇冠。招贴画上写
着：“向真正的革命领袖致敬！”所以，这不再是把人民团结起来的艺术，而是向“真正革命
领袖”致敬的艺术。在一件1932年的陈列中，亚历山大三世纪念碑没有被遮盖起来，而是被圈
在笼子里面，这是对待人民敌人的传统做法。在被圈在牢笼里面的沙皇旁边，是无往而不胜的
苏联强力的象征：塔特林制做的第三国际纪念碑的小型变体，顶端有镰刀与锤子（1930年代对
塔特林纪念碑的变动不能容忍辩证法螺旋中心的空虚之处）。1937年，革命狂欢节的时代确实
终结。基洛夫事件引起列宁格勒的重大清洗案件，这个城市永远失宠于斯大林当局。为了纪念
二月革命，兹纳缅斯基广场（名称来源于兹纳米尼耶大教堂）变成了起义广场。兹纳米尼耶大
教堂在1940年被拆毁，1950年代，在那里修建了地下铁道车站。亚历山大三世纪念碑被搬
迁，“流放”到了俄国博物馆的里院，在原来的地方，在1985年竖立了列宁格勒最后一批纪念
碑之一——列宁格勒英雄纪念方尖碑。一件熄灭了一半的霓虹灯标语“英雄城列宁格勒万
岁”依然装饰着莫斯科火车站的正面。
[17] 施克洛夫斯基：《马步》，24。
[18] 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John Osborne英译（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0），177。
[19] 施克洛夫斯基：《马步》,199，200。
[20] 同上，196。
[21] 同上，5。
[22] 姆斯季斯拉夫·多布任斯基（Mstislav Dobuzhinsky）：“回忆
录”（“Vospominaniia”，Moscow，Literaturnye Pamiatniki，1987）。
[23] 石版画使人想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彼得堡的古典艺术，和艺术节画家们十分钦佩的
日本葛饰北斋和歌川广重的艺术。所以，圣彼得堡的怀旧风格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国际性的，
现代主义的，却具有新古典主义的比例感、表现主义的线条和日本石版画的韵律感。格里高里
·卡冈诺夫评论说，多布任斯基的彼得堡是“城市事物的剧场……多布任斯基看起来是返回到
了‘事物’（thing）这个词语的古代词根，其语源学意义‘某一种活物或者恶魔之物’，而且
和动词‘说话’享有同一个印欧语系的词根”。格里高里·卡冈诺夫：《圣彼得堡》
（Grogorii Kaganov,SanktPeterburg，77）。
[24] 曼德尔施塔姆：“埃及邮票”，20。
[25] 同上，“在明朗的彼得之城，我们都会死去”（V Petropole prozrachnom my umrem），
见于《漫长的一天》（Medlennyi den',Leningrad:Mashinostroenie，1990，59）。
[2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中的共同体》（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New York，Verso,1992），11。
[27] 《埃及邮票》是革命时期彼得堡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双重的故事：一面是把文本和生活
片段缝合在一起的叙事者作家；一面是他笔下处处不得志的彼得堡人物帕尔诺克，这是普希
金、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人物”在二十世纪的翻版，他遗失了外套。帕尔诺克是
彼得堡人，同时又是陌生的居民；作家也是这样：“主啊！不要把我造得像帕尔诺克！给我把
我自己和他区分开来的力量……我也是只靠彼得堡养育的——彼得堡的音乐厅，黄颜色的、不
吉利的、阴冷的、像在冬天里一样的音乐厅。”（第149页，有改变）。
[28] 曼德尔施塔姆：“埃及邮票”，5。
[29] 康斯坦丁·瓦吉诺夫（Konstantin Vaginov）：“斯维斯托诺夫的辛劳和日子”（Trudy
i dni Svistonova），见于《山羊之歌》（Kozlinnaia Pesn，Moscow，Sovremennik，
1991），164。也参看：安东尼·埃尼门：“着魔的收藏者”（Anthony Anemone“,Obsessive
Collectors”，Russian Review（即将出版）。瓦吉诺夫为自己的长篇小说《山羊之歌》（悲
剧的滑稽变体）写了一篇戏剧的引论，作者在这里专注的是棺材，而不是摇篮：“现在没有彼
得堡。现在有列宁格勒，但是列宁格勒和我们没有关系。作者是做棺材的，不是摇篮专
家。”对于他来说，列宁格勒这个革命的摇篮，不如大坟地彼得堡有意思。作者是一个恋尸
癖，喜欢一切过时作废的东西。他的彼得堡是一个“北方的罗马”，是文明的最后避难所，而
文明很快就要被披着布尔什维克皮外套的“新基督徒”消灭。北方罗马彼得堡的神话有别于第
三罗马莫斯科。在彼得堡这里，罗马是一个世界文明的地方，是一个尘世的、世俗的城市，而
第三罗马则是启示录预言的城市，一个天堂或者尘世的地狱。瓦吉诺夫：《山羊之歌》。
[30] Santos Dumont（1873—1932），巴西早期飞行家，1893年用自己设计的气球升空。1906
年驾驶自己设计制造的双翼机在6米高度飞行。希腊神话中说伊卡卢斯曾用蜂蜡粘的翅膀飞行。
——编注
[31] 曼德尔施塔姆：“埃及邮票”，30。
[32] 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是欧洲神话中的恶魔。赫尔曼（Hermann）是普希金小说
《黑桃皇后》中的人物。拉宾诺维奇（Rabinovich）是犹太姓氏。—编注
[33] 1920年代晚期和1930年的文化战争并不真的就是希望保存文化记忆的现代派和革命的先锋
派之间的一场战斗。双方都是输家：那些为自由设计了过渡性的革命纪念碑的人们和考古学家
与废墟收藏者们。斯大林时代的城市风格偏好新古典主义折衷主义和装饰艺术的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变体。收入接受了俄国首都帝国身份特征的新莫斯科形象的，不是先锋派的实验，而是古
典主义彼得堡建筑的风貌。但是，美学形式本身不能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由语境和对权
力的关系制约的。斯大林的莫斯科篡夺了彼得堡的帝国形象，但是没有拿出空间给予代用的怀
旧和彼得堡局外人个人创造性探索的地方。
[34]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我回到自己的城市，这里的一切熟悉得让我潸然泪下。”（Ia
vernulsia v moi gorod,znakomyj do slez），见于Sidney Monas编辑：《曼德尔施塔姆诗歌
全集》，Burton Raffel和Alla Burago英译（Albany，Suny Press，1973）。
[35] 在俄语中，“我回来了”这句话，如果说话人是男性，写为ia vernulsia，说话人若是女
性，则是ia vernulas'。—译者
[36] 感谢Irena Verblovskaya为我导游，参观曼德尔施塔姆的彼得堡。
[37] 引文见：所罗门·沃尔科夫：《圣彼得堡：文化史》（Solomon Volkov,St.Petersburg:A
Cultural History,Antonina Bouis英译），New York，Free Press，1995，426。
[38] 同上，437。
[39] 参看阿列西·阿达莫维奇与丹尼尔·格拉宁：“列宁格勒案件”（Ales'Adamovich and
Daniil Granin,“Leningradskoe gelo”，记述围城之书未发表的一章），《圣彼得堡新闻》
（Sankt Peterburgskie Vedomosti），1992年1月18日；《涅瓦时代报》（Nevskoe
vremia），1991年1月24日，第11期；《青年一代》（Smena），1991年7月10日。
[40] 迈克尔·赫茨菲尔德：《文化亲缘性：民族国家的社会诗学》（Michael
Herzfeld,CulturalIntimacy：SocialPoetics in theNation-State,New York:Rutledge，
1997，13—14）。
[41] 偏执狂意指被描写成“理性的幻想”。幻想的理性品格是很重要的；在一个建立在幻想的
前提基础之上的封闭系统范围之内，每一个因素和细节都有意义。在弗洛伊德的描写中，偏执
狂是通过投影的机制固着于自身和逐渐地排除外部的世界。
[42] 布莱尔·鲁布尔：《列宁格勒：塑造一个苏联城市》（Blair Ruble,Leninggrad:Shaping
a Soviet City，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90）；近期的文章，同作
者：“俄国的过去和未来：列宁格勒”，Wilson Quarterly（Spring 2000）；37—41。
[43] 36.引文见于：沃尔科夫：《圣彼得堡》，450。
[44] 罗曼诺夫王朝在1613—1917年期间统治俄国。——编注
[45] 故事记述见于那乌姆·辛达洛夫斯基（Naum Sindalovsky）：《纪事与传说中的圣彼得堡
历史》（Istoriia Sankt Peterburga v predaniiakh i legendakh，圣彼得堡，Norint，
1997，340—341）。
[46] 参见斯维特拉娜·博伊姆：“密谋理论与文学伦理学”，“比较文学”（1999年春季，第
51卷，第2期）。
[47] 一本被翻译成五十种语言的最流行的神秘之书——《锡安长老议事录》形成的历史显示，
某一个蓝图式的情节如何从中世纪魔鬼学转移到哥特风格小说，然后又到了十九世纪的小说，
最后到右翼的通俗文化。
[48] 约瑟夫·布罗茨基：“少于一”（Less than One），同作者：“改名城市导游”（A
Guide to Renamed City，见于Less than One，纽约，Farrar，Strauss&Giroux,1986）。
[49] Mit'ki，彼得堡的一个艺术流派，源于Shinkarev的同名文学作品。—编注
[50] 感谢《涅瓦时代报》Elena Zdravomyslova and Alla Iunysheva和我分享西贡咖啡馆的记
忆。也参见B.V.Markov：“西贡与大象”（Saigon i slony），见于《彼得堡的形而上学》
（Metafisika Peterburga，130—146）。
[51] 切记列宁格勒共产党当局和莫斯科之间的区别，以及有组织的不同政见之存在，这一点很
有用。一方面，列宁格勒当局更具外省风格，较少弹性，不太愿意尝试引导或者启发1970年代
的青年人进入这个系统或者给予他们机会完成个人的或者职业的抱负。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的
宣传可能显得陈旧和老调重弹，但是其背后的力量却是真实的。另外一方面，在列宁格勒，有
组织的不同政见者较少，展开真实政治抗议的机遇较少，人们偶然因为无关紧要的借口而遭逮
捕——不是因为参加人权组织，而是因为说出一个危险的笑话。
[52] 米歇尔·德·塞尔托把每日的实际做法定义为谋略，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小规模抵制，这
些活动是生存实践，是别样的抗议形式。西贡咖啡馆以列宁格勒反美学的方式复活了民众和市
民社会的美学，这样的美学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全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国十分盛行。
[53] 诗人维克多·克里乌林在西贡咖啡馆回忆录里写道，他曾经多次问候过西贡咖啡馆里的一
个人，他以为这个人是他偶识的熟人，但是又说，在他访问了西贡咖啡馆之后被捕的时候，这
个人指挥搜查了他的寓所；这个人是克格勃的一个特工。“大部分犯罪活动都是在西贡咖啡馆
里密谋的。”这个克格勃特工说过这样的话，这话不完全不真实，因为盗贼和黑手党也在那里
麇集。
[54] 弗拉基米尔·叶利斯特拉托夫：《莫斯科黑话词典》（Vladimir Elistratov,Dictionary
ofMoscow Jargon,1994）；索尼亚·马尔格丽娜：“谎话连篇”（Sonja Margolina，“Die
Vergaunerte Zunge”,FrankfurterAllgemeine Zeitung，1998年1月19日）。
[55] 彼得堡频道最近被取缔一事特别能够说明情况：它被改名为“文化频道”，迁往国家中
心，也就是说——莫斯科。
[56] 阿列克塞·尤尔查克：“加加林与笑闹儿童：后苏联青年夜生活文化系谱”（Alexei
Yurchak,“Gagarin and the Rave Kids:A Genealogy of Post-Soviet Youth Night
Culture），见于阿戴尔·巴克编辑：《消费俄国》（Adele Barker编辑，Consuming
Russi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
[57] 叶莲娜·兹德拉沃梅斯洛娃（Elena Zdravomyslova）：“重新命名是争取地方公民权利
斗争的一部分：彼得格勒—列宁格勒个案”。独立社会学中心论文，圣彼得堡，1997。
[58]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城市做出选择。圣彼得堡市长总结报告”（Gorod delaet svoi
vybor.Otchet mera Sankt Peterburga），《涅瓦时代报》（Neskoe vremia），1996年6月5
日。索布恰克政府解救了该城市1991—1992年冬天名副其实的饥荒，直接从西欧和美国求得人
道主义援助。然后他开始居民住宅的私有化和重建，改善公共交通系统、社会服务和市场改
革。圣彼得堡发展的规划包括建设居民中心和建筑遗产保护，创建城市的和旅游的基础设施，
发展道路和公共交通，发展独立的银行业务系统，科学和计算机工业，以及生态环境改善。
[59] 丹尼尔·科丘宾斯基：“自由彼得堡：神话还是虚拟的现实？”（Daniil
Kotsiubinsky,“Svobodnyj Peterburg:Mif ili virtual'naia real'nost'?”），《巅峰时
刻》（Chas Pik），1996年12月25日。
[60] 拉宁不主张分离主义，而主张实际的自治和摆脱中央的控制。他计划通过遵守俄国宪法法
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通过选举”，“教育和启蒙的工作与修改法律”。正是拉宁
对彼得堡的界定是以“尊重法律、对不同民族和宗教人群持以宽容态度，这是一种‘规范的欧
洲精神’”。访谈，1996。
[61] 叶甫盖尼·索洛缅科：“彼得的钥匙—在莫斯科的金库里”，《消息报》，1992年11月21
日。很有意思的是，彼得堡的新闻界常常使用旧式的战争隐喻来描写和中央的关系。关于修复
纪念碑，参见：“从今后，国家保护我们的城市”（Otnyne nash gorod okhraniaetsia
gosudarstvom），《青年一代》，1996年6月25日。这个项目建议修复3500个纪念建筑物和历史
建筑物，修整一千万平方米、建造220万平方米面积的住宅。
[62] 库拉耶夫：“旅行从列宁格勒开始”（Puteshestvie iz Leningrada），178—179。这是
指安年斯基的诗歌“彼得堡冬天的黄色蒸汽”（Zholtyi par peterburgskoi zimy）。
[63] 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化和诗歌繁荣时期。——编注
[64] 伊苏波夫：《俄国历史美学》（G.K.Isupov,Russkaia estetika istorii，
St.Petersburg，1992），148—150。关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晚期圣彼得堡的启示录神
话，参见安奇费罗夫：《彼得堡的灵魂》（Antsiferov,Dusha Peterburga），97—113；格奥
尔格斯·尼瓦特：“乌托邦与厄运：二十世纪的圣彼得堡”（Georges Nivat,“Utopia i
katastrofa:Sankt Peterburg v XX veke”）,见于艾娃·贝拉尔编辑《圣彼得堡：通往欧洲之
窗，1900—1935》（Ewa Berard ed.,Sankt Peterburg:Okno v Evropu 1900—1935，
St.Petersburg，1997），也发表在法文版之中：《圣彼得堡：通往欧洲之窗，1900—1935：城
市、现代化、现代性》（St Petersburg:Une Fenetre sur la Europe 1900—
1935:ville,modernization,modernite，Paris: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2000）。
[65] 格列布·列别捷夫：“圣彼得堡的象征”，见于《彼得堡讲座》（Gleb
Lebedev,Peterburgskie chteniia，St.Petersburg，1997）。参见同一作者：“罗马与彼得
堡：城市化考古学与大城市的实质》（Rim i Peterburg:arxeologia urbanizma i
substantsiia velikogo goroda，见于《彼得堡形而上学》，47—63。格列布·列别捷夫论彼
得堡新的大建筑物，本书作者采访列别捷夫，1997与1998年。
[66] 可以提出，这一考古辩解拒绝承认彼得堡作为文化启蒙城市和人造的帝国首都的特殊意
义。
[67] 玛利亚·维洛莱宁（Maria Virolainen）比较了青铜骑士和新彼得。她揭示出十八世纪城
市狂欢节展现滑稽演员沙皇的十八世纪资料。（1996年秋天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戴维斯中心
的讲演。）
[68] ，例如救世主基督大教堂。
[69] 彼得堡雕像融入城市历史环境，亲近普通市民。莫斯科的彼得被隔离安置在莫斯科河一
角，被胜利的船帆重重挡住。因为炸弹威胁，接近雕像者受到严格限制，雕像有军警四面把
守，他们查问每一个信步走来的参观者的身份。这样一个事实有诗学上的合理性：因为彼得十
分不喜欢俄国旧京城，他没有被融入莫斯科历史风景线—他倒是和大城市狂的莫斯科市长的新
建筑大场面整体合
[70] 革命时代彼得堡一支讽刺歌曲如下：“有一天一只炖鸡、有一天一只炸鸡，到涅瓦河畔游
戏，它被俘虏，它被逮捕，警察要查看它们的护照。”不幸的炸鸡请求饶命，下场却不太光
明。
[71] “小小金翅雀，你在哪儿喝水？在小喷泉喝水，喝了甜酒，喝了两杯。喝得昏头又转
向。”（Chizhik-pyzhik,gde ty byl?Na Fontanke vodku pil.Vypil riumku,vypil
dve.Zakruzhilos v golove.）
[72] 这个故事是彼得堡民间文学鉴赏专家Dr.Marietta Tourian告诉我的，在1998年7月。
[73] 本书作者采访泰穆尔·穆尔瓦尼则（Teimur Murvanidze），1997年7月。
[74] 奇异的是，MVD资助的这个纪念碑设计的不是永久性的，而是一个可以从一个地方移动到
另外一个地方的城市雕塑，就像警察本身一样。所以就连再造的克格勃也不知不觉地参加了城
市狂欢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