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彼得·施奈德：《越墙者》（Peter Schneider,The Wall Jump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6）。
[2]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柏林导游”（Putevoditel'po Berlinu），见于《诗歌与短篇
小说》（Stixotvoreniia i rasskazy，Leningrad，Detskaiia Literatura，1991），149。
[3] 伊安·布鲁玛：“柏林，你好”（Ian Buruma,“Hello to Berlin”，New York Review
ofBooks，1998年11月18日，23）。
[4] 安德烈亚斯·惠森：《黄昏的记忆》（New York，Routledge,1995），74。
[5] 墙几乎被完全拆毁，只留下几个片段，在艾伯特亲王博物馆和“恐怖地貌”附近，在贝尔
瑙尔大街和查理检查点地区，在位于十字山和弗里德里希海因之间的东侧画廊里。从政治的象
征物，它变成了一件商品和博物馆收藏品。
[6] 爱本哈特·狄浦根：《柏林概览》序言（Ebenhard Diepgen,Berlin in Brief，
Berlin,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des Landes Berlin，1997），1。
[7] 柏林—科隆中世纪的许多城市因为1597—1598年的鼠疫和三十年战争而遭受巨大的破坏。
在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1640—1688）统治期间，腓特烈·威廉建立了两个城市，弗里德里
希韦尔德和多罗泰施塔德，邀请被从维也纳驱逐出来的受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派人士和犹太人定
居。大选帝侯腓特烈三世的儿子计划把一个中世纪居住地变成开明宫廷的一座宫殿，让艺术和
文学在那里繁荣起来。
[8] 皇宫的建设始于1698年，北方巴罗克风格。在叶卡捷琳娜（采尔波斯特人士）统治时期，
这一宫殿启发了俄国冬宫的建造。
[9] 关于柏林宫殿的历史信息，参见沃尔夫·约伯斯特·齐德勒：“宫殿不在柏林——柏林就
是宫殿”（Wolf Jobst Siedler,“Das Schloss lag nicht in Berlin—Berlin war das
Schloss”），见于《展览促进会，柏林国家宫对柏林人的意义》（F觟rdervereinfür die
Austellung,Die Bedeutung des Berliner Stadtschlossfür die Mitte Berlins—Eine
Dokumenation,Berlin，F觟rderverein,1992）；约阿希姆·费斯特：“为创建国家宫辩
护”（Joachim Fest,“Plad觟yer für den Wiederaufbau des Stadtschloss”），见于迈克
尔·门宁格编辑：《新柏林》（Michel M觟nninger ed.,Das neue Berlin,Frankfurt:Insel，
1991）。感谢马库斯·施密特帮助提供资料。在英语中，最好的资料是布莱恩·莱德：《柏林
的鬼魂：在城市风景中见识德国历史》（Brian Ladd,The Ghost of Berlin:Confronting
German History in the Urban Landscape，Chicago: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97）。
关于大屠杀纪念馆，参见詹姆斯·杨格：《记忆的肌质：大屠杀纪念馆和意义》（James
Young,The Texture of Memory:Holocaust Memorials andMeaning,New Haven，1993）。关于
东德对于纳粹时代的记忆，参见：杰弗里·赫尔夫：《分开的记忆》（Divided Memor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关于记忆与电影，参见：安东·凯斯：
《从希特勒到祖国：作为电影的历史之回归》（Anton Kaes,From Hitler to Heimat:The
Return ofHistory as Fil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关于柏林的
现代性，参见：彼得·叶拉维奇：《柏林酒吧间》（Berlin Cabare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彼得·弗里切：《阅读柏林1900年》（Peter Fritzsche,Reading
Berlin 190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查尔斯·W哈克斯陶森与海
德伦·苏尔编辑：《柏林：文化与京城》（Charles W.Haxthaussen and Heidrun
Suhr,eds.,Berlin:Culture and Metropoli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1990）。
[10] 因为苏联红军从德国取走的艺术作品无法借用，法国占领区当局从卢浮宫运来作品做战后
第一次展览。1948年，处于废墟状态的皇宫举办一次展览会，纪念1848年革命100周年，并且展
示未来的城市规划，规划预示了1950年代大部分设计和趋势。令人感到悲哀和具有讽刺意义的
是，展示了未来潜在机遇的皇宫仅仅在两年之后就被彻底拆除。
[11] 引文见于《展览促进会》，75。
[12] 鲁迪格·沙坡尔：《南德日报》（Rudiger Schaper,Süddeutsche Zeitung），1992年12
月15日，引用于莱德：《柏林鬼魂》，65。
[13] Joachim Fester(1926—2006），德国历史学家，研究纳粹德国，著有《希特勒传》。
——编注
[14] 费斯特：“为重建国家宫辩护”（Fest,“Pl覿doyer für den Wiederaufbau des
Stadtschloses”，118）。在这一案例中，大家喜欢用来做比较的是被纳粹毁灭的华沙老城的
重建。重建维护者们在瓦尔特·乌布里希的行动和纳粹的行动之间划等号。
[15] 迪特·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柏林皇宫无理要求—如何看待”，见于《拯救自己面前
的建筑》（Dieter Hoffman-Axthelm，“Zumutung Berliner Schloss—und wie man ihr
begegnen konnte”,in Die Rettung der Architektur vor sich
selbst,Braunschweig/Wiesbaden:Vieweg，1995），100—115。此处的讨论依据本书作者1998
年7月的采访。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最为知名之处在于他在替代性考古学和批判性重建方面的
开拓者工作；他研究了在战后重建时期被拆毁的十字山腓特烈城具有历史意义的街区建筑和盖
世太保总部的区域。1978年，在“无为大会”（Do-Nothing Congress）上，柏林环境保护者与
无政府主义者会见的时候，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导游参观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无人之
地，描述了被压抑历史的多个层次。他提出，这个地方不再可能重新用于城市日常活动；这是
一块“反地点”，应该保留下来，以提醒世人牢记纳粹的罪行。后来，通过柏林法西斯主义与
抵抗行动博物馆的工作，盖世太保总部的地基被挖掘出来，一个独特的文献记录展览“恐怖地
貌”就地组成。皇宫广场，据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认为，不是一块“反地点”，而是警示世
人的场地，世人在这里可以捕捉柏林悲剧性的建筑命运。
[16] 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柏林皇宫无理要求”，102。
[17] 就像圣彼得堡修复那样，柏林的修复也是在城市的而非国家的身份标志下展开的。它的美
学不像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帝国美学可能受到怀疑。巴罗克很少被看成是法西斯主义对政
治美学化的先驱。但是柏林变成了统一德国的首都，而不是一个欧洲城市国家。
[18] 皇宫的建筑学带有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理想；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
把它的立柱比拟为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同时，皇宫旧式砖块是温暖和稳定的载体，可以信赖的
重量和支撑。皇宫既是理想，也是物质。它被描写成为城市的心脏和中心的“城市躯体”，是
可以依靠和信赖的，它具有温暖和教育潜力，就像为发育过度和超现代化的柏林人开办的一个
旧式保育园一样。
[19] 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柏林皇宫无理要求”，105。
[20] “拆毁的宫殿：它的死亡纪事”（Palazzo Prozzo:Chronik seines Sterbens），见于
Berliner Zeitung，1994年2月19日。艾娃·施威策：“共和国宫将被拆除”（Eva
Schweitzer,“Palastder Republik wird abgerissen”），见于《每日镜报》
（Tageepiegel），1996年6月1日。
[21] 莱德：《柏林鬼魂》，59。
[22] 《展览促进会》（F觟rdervereinfür die Austellung）,79。
[23] 阿兰·鲍福尔编辑：《柏林》（Alan Balfour ed.,Berlin,London，Academy
Editions,1995，113）。
[24] 苏珊·巴克—莫尔斯：“废墟中的时尚：冷战后的历史”（Susa Buck-Morss,“Fashion
in Ruins:History After the Cold War”，Radical Philosophy,68,Autumn,1994，10—
17）。
[25] 巴尔福尔编辑：《柏林》，135。
[26] 霍夫曼—阿克斯台尔姆本人相信实际尺寸的皇宫正面画布，担心新建筑可能被收买，落入
不当的手中：“画布柏林皇宫对于其周围现代结构建筑的优越性，想起来是一种震撼。但是，
这不是一种舞台呈现的、或者历史装饰带来的优越性。这是再也不能复原的历史形象的优越性
——一种历史命运……我们是欣然接受的。设计的过程继续进行，但是没有人拍打自己的后
背，设想自己做得可以和施吕特媲美。”同上，76。
[27] 感谢Beate Binder，她带引我参观格伦瓦尔德车站，是我在柏林的最好的导游。
[28] 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后现代主义者。—编注
[29] 在东德晚期建筑中被奇异预测到的向历史主义的回归，可能是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的，不
应该被看成是某种新保守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警示标志。围绕着历史形式的争论揭示了文化的
和政治的重新组合。看来，反对现代风格特殊垄断的态度穿过了边界，从保守主义建造据说是
被拆毁建筑的准确复制品（例如巴黎广场的埃德伦旅馆）到更冒险的和反思的项目（如皇宫广
场的几个项目）。考虑到对于柏林过去建筑的兴趣，现代风格本身变得历史化，受到更多是政
治和体制倾向的观察。
[30] Kristallnacht,又译“碎玻璃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分子袭击德国和
奥地利的犹太人事件。——编注
[31] 赫尔曼·西蒙：《新犹太教堂》（Hermann Simon,The New Synagogue,Berlin：Edition
Hentrich,1994,7）。感谢Dr.Simon和Dr.Chana C.Schutz的慷慨帮助。
[32] 保罗·德·拉加德，引用见于西蒙：《新犹太教堂》，11。
[33] 海因茨·诺布洛赫：《勇敢的区长》（Heinz Knobloch,Der beherzte
Reviervosteher,Berlin，1990）。
[34] 西蒙：《新犹太教堂》，17。
[35] 卡塔卢尼亚为西班牙东北角倾向独立的一个地区，卡斯蒂利亚人是西班牙人的另外一个称
呼。——译者
[36] “塔舍莱文化宫应该腾空”和“纪事”，《柏林晨邮报》（“Kulturhaus Tacheles soll
ger覿umt warden”，“Chronik”，Berliner Morgenpost，1997年10月4日）。感谢Stephan
Muschik和Markus Schmidt帮助我研究塔舍莱。
[37] Brecht（1898—1956），德国诗人和戏剧家，他的作品注重“间离效果”，依靠观众的批
判分析而非作品的气氛和情节。——编注
[38] 迈克尔·布吕纳：“火车午夜后远行”（MichaelBrunner,“Feuerbus weit nach
Mitternacht”,Michael Brunner,Tagesspiegel,1997年10月20日）。
[39] 1998年10月，德国宣布成为移民国家。这一承认态度拖延已久。新德国将是柏林共和国，
而柏林从建城时期起，就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在十七世纪，胡格诺派和受迫害的犹太人得允在
这里定居；在二十世纪，魏玛共和国因为移民艺术和世界主义艺术而繁荣。在上世纪交替时
刻，柏林被描写成为一个无根的世界主义城市，然而，正是这种“无根性”造成了城市现代性
和文化的繁荣，使它成为一个“处于演变过程中”的独特的城市。
[40]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礼物》（The Gift，New York:Vintage，1991），161。
[41] 乌格雷什奇（Dubravka Ugrěsic＇）：《无条件投降博物馆》（The Museum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Celia Hawkesworth英译（London，Phoenix House,1996，1）。
[42] 同上，247。
[43] 同上，240。
[44] 建筑师施奈德与许马赫，1995年10月完成。
[45] 信息箱有一个屋顶平台，从那里可以鸟瞰“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这是一片宏伟的景
象，都是吊车、粉红色和蓝色的管子、反光的玻璃结构物—在日益升高。气派很大的国际建筑
师队伍汇集到这里，来建造波茨坦广场：德国人有Hans Kollhoff,Ulrike Lauber,Wolfram
Lohr；意大利人有Renzo Piano,Giorgio Grassi；英国人有Richard Rogers；德裔美国人有
Helmut Jahn；西班牙人有Rafael Moneo；日本人有Arata Isozaki。总之，不能指责这支队伍
缺乏世界主义精神，只不过偶尔缺少创造性的革新精神。他们并不都是关注过去，但是全都担
心未来世代。事实上，按照罗马风格制作的建筑师们的胸像，赤裸双肩，表情英勇，陈列在信
息箱的特殊玻璃走廊之中，是准备装饰未来的某些古典派的废墟用的。
[46] 托比亚斯·拉普：“神话加工”，《日报》（Tobias Rapp,“Arbeit am
Mythos”,Tageszeitung，1998年7月10日。毛奇博士（Dr.Moltke）在1998年游行时候说：“互
相作对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在这里展现情爱、和平和全球和睦共处。每个人都把它当作自己
的家。这是我们的未来。”另一方面，取代反文化领袖的媒体开发商的行动倒像是“从‘和
平、幸福和蛋饼里赚大钱的巧取豪夺大王”。马克·沃尔莱博和拉尔夫·拉格森（Marc
Wolrabe and Ralph Ragetson）把电视直播权利出售给了爱情大游行，宣传了他们的乐观主义
世界观：“整个世界都像一个网络，你只要找到正确的频道，两个侧面就都一起到来。”爱情
大游行甚至得到德国政府最保守的成员的支持。例如，文化部长拉敦斯基说，这些青年人“将
会作为文化旅游者回到柏林”。
[47] Situationism,20世纪中后期欧洲的一个思想流派，针对景观的霸权和日常生活的异化，
主张建构一种没有被异化的情境。——编注
[48] 对于德国来说，由于科索沃的行动，1999年事实上证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近期的博物馆
展览，空运博物馆（1998）和献给东德和西德最近五十年（1949—1999）生活的马丁·格罗皮
乌斯展览会，改变了新德国起源的基本的故事。新德国历史不再回顾法西斯主义和战后破坏
的“零年”，而是回顾1949年。当时西德开始成为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国家之一，而空运展览表
明，友好的美国士兵爱上了德国的地方美女。这儿只字不谈零星的前纳粹分子在工业企业得到
工资高的工作，或者在美国小镇舒适地安居下来。
[49] 设计和历史的某些因素得到保留和美化—“新艺术”风格的铭言“致德意志人民”是根据
保罗·瓦洛特的设计重现（只不过在原件中它是温和的君主制而不是民主的表现，但是，这样
的历史细微意义不再容易解读）；建筑内部的涂鸦也被保存下来，同样的还有几个选择留下的
弹孔。
[50] 施奈德：《越墙者》，30。
[51] Bulgakov（1891—1940）,俄罗斯小说家、剧作家，沃兰是其代表作《大师与玛格丽特》
中写到的魔幻人物。—编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