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5] “平庸的恶”原文为the banality of evil，译成“恶的平庸性”颇为生硬。考虑到这
一点，也为了和“根本恶”相对举，译者将之译为“平庸的恶”。
[276] 在我的著作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中，我各花了一章篇幅讨论阿伦
特对于根本的恶与平庸的恶的意义的反思。此书出版以来，我在几个问题上改变了想法——部
分是我现在这次考察的结果。尽管我的理解没有实质性改变，但我现在认为，她的反思比我当
初认为的更加精细和复杂。我接下来会重复一些我当初做出的论断，但要把它们放在新的语境
中。
[277] 阿伦特早期与海德格尔的情事如今众所周知了。关于海德格尔对阿伦特的思想影响的讨
论，见Dana Villa，Arendt and Heiddger：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and Jacques Taminiaux，The Thracian Maid and
the Professional Thinker：Arendt and Heidegger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也参见我的文章，“Provocation and Appropriation：Hannah
Arendt's Response to Martin Heidegger，”Constellations ，4/2（October 1997），
pp.153—171。
[278] 在她与奥斯的访谈中，她说：“我来自一个老柯尼斯堡的家庭。尽管如此，‘犹太
人’一词从未在我小时候出现过。我最初在街上小孩的反犹主义言论（这些言论不值得重提）
中知道了它。自此可以说我就被‘启蒙’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时候是大孩子
了），我知道我有犹太人的面相。我和其他孩子看上去不一样。我对此非常清楚。但我并不因
此感到低人一等，不过当时人们都这样……（我母亲）或许从未给我施洗！我觉得要是她发现
我曾否认犹太人身份，她会狠狠打我几巴掌。可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的
事。”见“‘What Remains?The Language Remains’：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in Arendt：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p.7；以下缩写为EU 并标注页
码。
[279] Elizabeth Young-Bruehl，Hannah Arendt：For Love of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71。见阿伦特与布鲁门菲尔德的通信：Hannah
Arendt/Kurt Blumenfeld，“…in keinen Besitz verwurzelt”：Die Korrespondenz ，
ed.Ingeborg Nordmann and Iris Pilling（Hamburg：Rotbuch Verlag，1995）。
[280] 虽然手稿1930年代就完成了，Rahel Varnhagen直到1958年才于伦敦出版。哈考特·约瓦
诺维奇在1974年出版了美国版。利利安·威斯伯格于1997年编辑了一个新版本（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281] "'What Remains?The Language Remains':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EU
pp.11—12.
[282] Hannah Arendt,"Nightmare and Flight,"EU 134.
[283] 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68，3rd edn，pp.viii—ix。
以下缩写为OT并标注页码。
[284] 题词是：“Weder dem Vergangenen anheinfallen noch dem Zukünftigen.Es kommt
darauf an，ganz gegenwärtig zu sein”（“不要沉湎于过去或未来。重要之事是执着于现
在”）。
[285]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p.165.
[286] 出处同上，p.166。
[287] 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以下缩写为HC并标注页码。
[288] 关于阿伦特讨论极权主义所诉求的“自然和历史法则”，见OT pp.460—479，第13
章“意识形态与恐怖：新的治理形式”。亦见加诺万对阿伦特极权主义理论的清晰解
释：“Arendt's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A Reassessment，”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ed.Dana Vill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p.25—43。
[289] Hannah Arendt，“The Concentration Camps，”Partisan Review ，15/7（July
1948），p.748.《极权主义的起源》里包括了这篇文章里的材料并进行了修改。这是阿伦特首
次谈及“绝对的恶”的场合之一。
[290] Victor Klemperer,I Will Bear Witness:A Diary of the Nazi Years,1933—
1941,1942—1945 ,2 vols(New York:Random House,1998,1999).
[291] 我们不能认为，对阿伦特而言创生性这种发展新事物的能力总是具有正面意义。极权主
义本身就是这同一种能力（创生性）的结果。她说：“我们知道的关于极权主义的一切都体现
出可怕的原创性……极权主义的原创性是可怕的，不是因为某些新‘理念’诞生了，而是因为
其种种行为构成了与一切传统的断裂；它们明白无误地破坏了我们政治思想与道德判断标准的
种种范畴。”（“Understanding and Politics”，EU pp.309—310）加诺万对于“极权主义
新颖性的悖论”论述道：“极权主义表明人具有开创的能力，有力量以新颖、偶然、不可预期
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这在她成熟的政治理论中显得尤为突出。但是，极权主义新颖性的悖
论是，它表征的是对个体独特的行动和思考能力的侵犯。”（“Arendt's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p.27）
[292] Canovan,Hannah Arendt: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281.
[293] 列维纳斯与阿伦特之间也有一处重要区别，列维纳斯（尤其在《总体性与无限性》里
面）鲜明区分了伦理与政治，并且认为是伦理而不是政治认识到了他者的独特性。阿伦特主
张，我们同样必须在政治中承认个体的复数性，他们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上拥有不同视角。
[294] 关于阿伦特的复数性含义的更详细解释，见我的文章“Provocation and
Appropriation”。（正文引文根据王寅丽译文，参见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下同。——译注）
[295] 阿伦特对这一主题的发展，见其论文“What is Freedom?”，“Tradition and the
Modern Age”，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Viking Press，1961），分别见
pp.143—172，pp.17—40。
[296] Canovan,Hannah Arendt ,p.7.
[297] 对于阿伦特所理解的犹太教和犹太性的讨论和批判，见我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一书最后一章：“Concluding Remarks：Blindness and Insight”。
[298]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Correspondence ,p.166.
[299] 见我关于阿伦特思想中所含犹太教传统因素的讨论，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pp.188—189。
[300]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Correspondence ,p.54.
[301] 出处同上，p.62。这可能是阿伦特25年后写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时首次使用的“平
庸的恶”一词的来源之一。但亦见雅斯贝尔斯于1963年12月13日给阿伦特的信，他在其中写
道：“艾尔柯佩里告诉我，海因里希建议过‘平庸的恶’这一表达并且如今为之自责不已，因
为你已因之惹上麻烦了。可能这个报道不属实，或者我的记忆有点不确。我认为这个表述很有
启发性，这本书的副标题也很中肯。关键是这个恶而不是恶本身，是平庸的。”（出处同上，
p.542）
[302] 出处同上，p.69；强调字体为笔者所加。
[303] 见Hannah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 ，pp.287—288；以及Life of the Mind ，
vol.1，pp.3—4。前者以下缩写为EJ并标注页码；后者以下缩写为LM并标注页码。亦见我关
于“恶魔般伟大”的讨论，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pp.150—151。
[304] 阿伦特区分了作为出现于1870年代的“十九世纪世俗意识形态”的反犹主义与有着更悠
久历史的对犹太人的宗教仇恨，见“第一部分序言：反犹主义”，OT pp.xi—xvi。亦见我著作
的第二章：“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反犹主义”，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
[305] 《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版（1951年）的“结束语”中，阿伦特谈到了憎恨的危险。在
以后几版中，她删除了这一章，但将其中的一些论断包括进了修改过的其他部分内。很清楚，
这暗示的是尼采的憎恨（OT ，1951，p.438）。
[306] Hannah Arendt,"Concentration Camps,"p.758.
[307] 考虑到关于阿伦特对艾希曼和审讯所做的观察招致许多诋毁性的论断，指出如下一点就
很重要了：她曾为以色列人在阿根廷绑架艾希曼并将其扭送至以色列法庭的行为进行辩护。她
也同意法庭做出的绞死艾希曼的决定。她表达了自己对于审讯艾希曼的法官们的敬意，也拥护
他们做出的关于艾希曼所承担责任的判决。她写道：“在这一点上，判决必须说出的不仅是正
确，而且是真理。”她接着从法庭判决中引用了如下段落：
就我们现在考察的如此严重和复杂的罪行而言，相当多的人参与其中，在各种层面、以各种行
为模式（根据他们的各种等级分为组织者、策划者、执行人）参与其中，运用平常的协商犯罪
或教唆犯罪的概念已无甚意义。因为这些罪行是大规模实施的，这不仅就其受害人数而言，而
且就参与人数而言；并且，从责任范围的角度来看，众多罪犯中任何一人与实际谋杀受害者的
杀人犯关系距离的远近，没有丝毫意义。相反，总的来说，随着我们离那些以自己的双手操纵
致命器械的人越远，我们的责任程度就越大 。（EJ pp.246—247；强调字体是阿伦特加
的。）
[308]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Correspondence ，p.423。见我在著作中关于他们通信中
涉及艾希曼审讯的讨论，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pp.156—158。
[309] 亦见她自己在报告的“后记”里做出的判断：“正如你支持并执行这样一项政策，即不
希望与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分享地球（仿佛你和你的上级有权决定谁该居住在地球上而谁不
该居住似的），也别指望我们能找到任何一个人类成员希望和你分享地球。这是绞死你的理
由，也是唯一理由。”（EJ ，p.279）Seyla Benhabib，“Arendt's Eichmann in Jerusalem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pp.65—85一文中精彩解释了阿伦特理
解的“反人性罪”。她写道：“阿伦特对20世纪道德思想和法律思想的贡献，当然不会是‘平
庸的恶’这一范畴。相反，我希望指出，最接近其政治思想整体而且在20世纪末获得了重要意
义的范畴，是‘反人性罪’。”（p.76）
[310] 关于围绕《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争论，见Young-Bruehl，Hannah Arendt ，8：“Cura
Posterior：Eichmann in Jerusalem （1961—1965），”pp.328—378。关于《艾希曼在耶路
撒冷》优点和缺点的中肯评价，见Hans Mommsen，“Hannah Arendt and the Eichmann
Trial，”in From Weimar to Auschwitz：Essays in German History ，tr.Philip
O'Conno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and Cambridge：Polity，1991）。
[311]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副标题是“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312] "Eichmann in Jerusalem:An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Gershom Scholem and
Hannah Arendt,"reprinted in Ron H.Feldman(ed.),Hannah Arendt,The Jew as
Pariah:Jewish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Age (New York:Grove
Press,1978),p.245.
[313] 出处同上，p.251。
[314] 我在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中更详细地考察了根本恶与平庸的恶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