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 我同意加诺万的下述看法：阿伦特“从未以‘野兽和恶魔’的方式进行思考，‘平
庸’事实上是更准确的方式，描述自我放弃于非人性的力量和将人缩减为动物，她自始终都将
其置于极权主义的中心”。（Hannah Arendt ，p.24注释30）
[316]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Correspondence ,p.62.
[317] 尽管阿伦特坚持认为她是在“严格事实层面上”谈论问题，我却认为她有些天真了。她
所做的不仅是描述事实，而且是就其平庸性做出富有争议的判断。尽管如此，她的坚持还是清
楚表明，她所做的不是提供关于恶的性质的理论或一般学说。并且，阿伦特肯定不是在总的意
义上谈论希特勒和纳粹。我认为，如果阿伦特更着重澄清自己的分析仅限于艾希曼的话，那么
有关“平庸的恶”的某些混淆和争议或许可以避免。
[318] 阿伦特低估了艾希曼的意识形态狂热。引用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很难将艾希曼于1944
年春在布达佩斯所做的行为与阿伦特对他的描绘调和起来，即一个“毫无动机”也“从未意识
到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到1944年，唯一一个未被驱逐到灭绝营的重要犹太人共同体在匈牙
利，那里有七十五万犹太人。当艾希曼及其同僚于1944年3月被送至布达佩斯的时候，显然德国
快要打败仗了，而且当时众所周知“驱逐”和“重新安置”实际意味着什么。然而，艾希曼快
速有效地组织起一个布达佩斯犹太人事务委员会以促进驱逐行动。当停止驱逐的命令发出时，
艾希曼还想方设法继续驱逐行为。1944年11月，在铁路设备受阻后，艾希曼帮助组织了臭名昭
著的死亡行动。阿伦特将此描述为“最严厉的反对艾希曼的证据之一”（EJ p.201），但未能
将此视为艾希曼意识形态狂热的证据。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阿伦特有关艾希曼描述是否准
确的历史 问题要与概念 问题区分开来——即个体可以干出骇人听闻的恶行，但这些行为却未
必能追溯到凶残的、恶魔般的邪恶动机。
[319] Hannah Arendt,"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A Lecture,"Social Research
,38/3(Fall 1971),p.417.
[320] 本哈比指出阿伦特在其他方面也有冒犯性：“阿伦特对于检察长霍斯纳东欧犹太人背景
的不加掩饰和几乎带有种族主义的评价，她对于‘受过德国教育’的法官的幼稚偏袒，她对法
庭外耶路撒冷‘东方群氓’的沮丧，这些都表现出缺乏胆识以及与手头的主题缺乏距离
感。”（“Arendt's Eichmann in Jerusalem ”，p.65）
[321] 关于阿伦特对于作恶意图的批判性反思，见苏珊·内曼富有洞察力的讨论：Evil in
Modern Thought：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 ，即出。
[322] Canovan,Hannah Arendt ,p.158.
[323] 本哈比有类似的说法：阿伦特“后来描述的现象令她自己也吃惊，即协助犯下如此可怕
行径的是彻头彻尾的普通人：艾希曼的谈吐充斥着陈词滥调，几乎没有丝毫受到对于犹太人的
狂热憎恨情绪驱使，并且相当自豪于做一名‘守法公民’。正是见到艾希曼‘本人’的这种震
惊将阿伦特引向下述思考：极大的恶意并非犯下（或共谋）极大罪行的必要条件。恶可以采取
一种‘平庸’形式，比如艾希曼的情况”。（“Arendt's Eichmann in Jerusalem ”，p.67）
[324]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 ,pp.24—25.
[325] 经常将阿伦特的手稿译入英语的玛丽·麦卡锡反对“thoughtlessness”（不思考）一
词。她认为要表达阿伦特想说的“没有思考能力”的意思，这个词并不恰当。但阿伦特坚持使
用它。
[326] 关于这一页纸的复印版以及对纸上面两段题词的讨论，见罗纳德·贝纳的阐释文章，in
Hannah Arendt，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p.89—156。
[327] 关于阿伦特笔下思考与判断的意思，以及对她思考中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的批判性讨论
见我的文章“Judging—the Actor and the Spectator”，in Philosophical Profiles ，
pp.221—237；“Arendt on Thinking”，i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
pp.277—292;“Responsibility，Judging，and Evil”，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2（1999）。亦见贝纳的阐释文章，in Hannah Arendt，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p.89—156；Seyla Benhabib，“Judgment and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s in Hannah Arendt's Thought，”Political Theory ，
16/1（1988）;Maurizio Passerin D'Entreves，“Arendt's Theory of Judgment，”i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pp.245—260；Robert Dostal，“Judgment Human
Action：Hannah Arendt's Appropriation of Kant，”Review of Metaphysics ，
37/4（1984），pp.125—155。关于阿伦特对意志的反思，见Suzanne Jacobitti，“Hannah
Arendt and the Will，”Political Theory ，16/1（1988），pp.53—76。
[328] Hannah Arendt,"What Remains?The Language Remains,"pp.10—11.
[329] 在一份作为“新学院”讲演课程基础的未刊稿中，她写道：“我们……已经在30年代和
40年代见证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一切既成道德标准的整体性崩溃……这一切都在一夜间崩
塌，几乎没有引起多大注意，仿佛道德一下子被揭示为……一套规范、习俗和行为方式，可以
轻而易举地和另一套互相交换，容易得就像改变个人或民族的餐桌礼仪一样。”（“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国会图书馆阿伦特档案）
[330] Hannah Arendt,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10.
[331] 关于苏格拉底作为思想家和公民的重要性的讨论，见Canovan，Hannah Arendt ，
ch.7：“Philosophy and Politics”。
[332] 关于阿伦特对安顿·施密特故事的解释，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pp.230—233。
[333] Hannah Arendt，“Pers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Dictatorship”草稿，国会图书馆
阿伦特档案。亦见“Organized Guilt and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EU 121—132。
[334] Hannah Arendt，“Pers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Dictatorship，”Listener ，
August 6，1964，p.186；强调字体为笔者所加。
[335] 出处同上。
结语
[336] 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以令人痛苦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我对恶的理论持怀疑态度（即一种
宣称普遍性和完整性的理论），以及为什么新的前所未有的、不可预期的恶的爆发，需要我们
开放性地重新思考恶的变化以及对它的恰当应对。可惜的是，这些事件也引出了我称之为“庸
俗道德二元论”的反应，对立双方不加反思地妖魔化对方，认为对方体现了绝对的恶。
[337] Emmanuel Levinas,"Transcendence of Evil,"p.158.
[338] Hannah Arendt,OT ,p.viii.
[339]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犹太裔作家，代表作为《如果这是
一个人》，描述作者在纳粹占领波兰期间的集中营生活；让·阿梅利（Jean Améry，1912—
1978），奥地利作家，著作包括《心之界限》、《论衰老》，以及《论自杀》等；约尔格·森
普鲁伦（Jorge Semprún，1923—），西班牙作家和政治家。
[340] Blanchot,Writing of the Disaster ,p.82.
[341] Hannah Arendt,OT ,p.441.
[342] 出处同上，p.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