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四处环绕着商业制造出来的雾霭与蒸汽，制造业城市及其居民只
能对这种景色起污染作用。想到铁路必然会把“一拨拨愚蠢的现代游
客”带进湖区，约翰·罗斯金（全国知名的艺术批评家和工人教育的领军
人物）也认识到“工程师和承包商必须维持生存”，但是，他祈求他们也
许可以生存得“更有用和更有尊严，远非在赫尔维林山下维持老巴塞罗
缪集市运转”（罗斯金1876：4—6）。
在伦敦、中部地区制造业城市及帝国的贸易中心，巴赫金式的多重
诡态的身体随处可见。文雅社会只得前往高地寻求避难。湖区已经成为
英格兰的象征，从其19世纪初期在国外“被发现”这一事实可以略见一
斑。下面的论点涉及塔斯马尼亚，但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风景中也可看
到湖区：
纽敦周边的景色是我在地球这一边看到的最美丽的景色——很
像坎伯兰郡湖泊：宽广蜿蜒的德文特湖水在崇高而如画的山峦间流
着……似乎回到地球正常的那一边。
（梅瑞狄斯1852；转引自史密斯1985：291）
湖区作为文化范例的进一步证据是：湖区的如画风景美学被用来描
述锡兰（斯里兰卡）中部山区的一个山谷城市康堤（Kandy）的风景。
1795年被英国武力占领之后，根据1802年和1815年的英国条约，锡兰被
吞并。尽管植被不同，两处风景“读”起来是一样的，查尔斯·哈密尔顿·
史密斯陆军中校就是这么看的（见彩图5和6）。
康堤的坡向和地形[使得]它可能被创造成家乡风景的复制
品……康堤被设计成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的浪漫意象。英国湖区的
风景模式强加给山区和康堤湖泊，以再造一个地方，在此英国淑女
和绅士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热带地区和当地文化，象征性地回到
故园。
（邓肯1989：192）
围着新近命名的维多利亚湖修起散步场所、马车道以及骑马小路，
效仿湖区建起观景点以便欣赏如画风景，清除丛林中有碍视域之物以便
使人一下纵览城镇、湖泊及群山的景色。结果是
在康堤，无论是否愿意，你的心灵都会被带回到英格兰的湖
区。你会发现一种安宁静谧之美，摆脱了压力和竞争……大自然与
其领主之间普遍的和睦，令人想起格拉斯米尔、温德米尔湖、德文
特湖流域以及这些地区的灵魂——骚塞、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其
他坎伯兰郡的不朽人物。
（赫斯特1890；转引自邓肯1989：194）
同时，文雅社会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群。这个人群“无所不在，出现
在艺术和其他记载中……他们不是伦敦街上那类陌生人，更不是具有威
胁性的暴民，而是一屋子彼此相识或似曾相识的熟人，在舞会或宴会上
碰面”（巴特勒1982：25）。他们几乎算得上充溢着理智与情感、傲慢
与偏见，诚如简·奥斯丁引导我们了解的那类人群。布莱克的“心灵铸造
的锁链”不是哪一个阶层的专有领域，过去和现在都不是。没有哪个阶
层可以自动摆脱“已被法律、习俗和偏见造就的心灵”（巴特勒1988：
57）的奴役。经由如画风景美学和早期英国浪漫主义，湖区被改造成时
尚之地。有一段时间，湖区成为一个阶级逃避另一个阶级的隐退之地。
美学的、认知的和道德的标准掩饰了阶级间的对抗，正如风景的代表性
掩盖了政治代表性的争议（赫尔辛格1994）。如果湖区的的确确如华兹
华斯所声称的是“一种国家财产”，那么谁是欣赏风景的恰当人选，谁又
值得纳入国家之内？
第二部分 政治性的风景
第一部分提出了哪些人值得纳入民族范围，尤其（但并非仅仅）在
涉及充满民族意义的风景时。第二部分则考证作为个体、阶级的一部
分、民族的一部分的人们如何体验并挑战关于排斥和接纳的标准，关注
社会演员的能动性以及政治代表权与风景进入权之间的紧密联系，观察
开阔的风景如何成为抗议和争辩的场所（关键性神话围绕这些场所得以
演进），以及（在某些情形下）他者性质如何得到视觉再现。
过去150年的风景保护和公共路权立法史以及进入风景和道路的努
力，与更深层的农业资本主义历史密切关联。通过观察物质基础之上的
权力关系，特别是植根于土地的归属神话，这一部分分析了阶级与民族
认同、宗教与休闲的相互作用，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对抗关系。空间组织
被视为阶级关系的反映。激进分子和宪章派、非国教徒、土地主、偷猎
者、改革家和工人阶级漫游者，都是出现在第二部分的社会演员。他们
在特定时刻及特定运动中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无论是政治
行动、社会改革还是保护和进入（风景）的行动，都是历史、事件和情
感，构成了一个本应客观的立法史的多样性背景。
四 进入权政治
英国民族的格言就是“排他”。我们的幸福和骄傲就维系于
兹。
威廉·哈兹利特
《乡村游吟诗人》
曾有曲径通向自然幽处，
曾有小路旋入每道山谷——
圈地来了，界桩隔断通途；
每个暴君钉下标牌：私人领地
暗示他人不得擅自进入……
约翰·克莱尔
《地上天堂》
忘记六个郡浓烟滚滚，
忘记蒸汽喷涌，活塞击打，
忘记丑陋的小镇不断扩大……
威廉·莫里斯
《国民托管组织1903—1904年度报告》
以谢菲尔德的一个劳动妇女为例，可以看出居住在大城镇的人
们如何珍惜自然之美。在寄出一张小额邮政汇票时，她说起在谢菲
尔德一家工厂工作了30年后，她最大的快乐就是到高沼地度假，因
为她在那儿感到心旷神怡。她希望有一天能去更远的地方，诸如乌
斯湖和德文特湖（它们都在湖区）。
引自马希1982：58—59
……浪漫主义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也在同时进行，但路径全然分
离。威廉·布莱克之后，没有一个人同时了解这两种抵牾的文化，
也没有一个天才能在这两种传统之间做互相解释。只有一个头脑糊
涂的欧文斯先生主动揭示了“新的道德世界”，而华兹华斯和柯勒
律治则躲进他们自己去魅化的堡垒里。因此这些年时时出现的似乎
不是革命的挑战而是抵制运动，参与其中的浪漫主义者和激进的手
艺人都反对贪婪之人（Acquisitive Man）的宣告。当两种传统未
能对接时，某些东西就会失去。失去多少我们不能确定，因为在那
些失去某些东西的人之中就有我们。
E.P.汤普森1966：832
引言
如同其他物质结构一样，风景也是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被创造，被
毁灭。因此，恢复与特定地方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理解风景的基
础。事件与观念之间的关系的确可以得到透彻的研究，从而使风景像物
质结构一样清晰可见。本章将讨论从18世纪末到二战爆发这一期间英格
兰风景（特别是峰区）进入权如何根植于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第五
章将重拾与湖区相关的线索。每一章的讨论都有连接线引向民族建设的
社会政治领域并收回，同时考证了工业化时期的各种紧张关系——它们
与当时各种关于民族“过去是”，“已经是”，“应该是”什么样的争议交响
在一起。这一资料还将引入制造业城镇人口重新移入乡村的话题。
这两章的重点是通过考证历史上阶级与民族身份相互作用背景之下
的本地特殊性，阐述进入敞地的政治。尽管在湖区和峰区，对自然的社
会性使用情形有异，但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情对另一个地区的发展却会产
生直接和间接的相互影响：每个地区的事件引发形成有关进入权的舆论
氛围，具有强烈的政治寓意。
静止和运动之间的多级互相作用纠结在一起，构成了进入风景的政
治。静止和运动兼具表面的和比喻性的意义，成为波动模式的两极，波
动在社会和地理的层面上、在分散的和总体的时间框架中进行。根据任
何一组给定的特殊性，国家可通过法律隐晦或公开地支持或反对静止和
运动。在日常生活中，根据某时某地的社会的、地理的和历史的迫切
性，人们采取或不采取行动，国家干预或缺少干预，都能引起进入权斗
争中的立场转换。
进入和穿越英国风景区的行动只是考察那种斗争的一种方式。透过
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到更大范围的支配、兼并、竞争的问题。不管
什么时候圈地的栅栏被拆毁，从城市周围的公用地传来挑战政府当局的
声音，工人阶级游客在湖边享用瓶装啤酒，德比郡松鸡栖息的沼泽地受
到无业游民的侵扰——这就是各类被剥夺者采取的行动。这一切都打上
了阶级差别的印记，表明谁是“文明人”，谁不是“文明人”；谁有“文
化”，谁没有“文化”。排他的地理正好位于社会地位和地理空间的交叉
点上。
不同版本英格兰的争议渗入了公用地风景享用方面的文化差异。实
际上，公用地进入权成为两种英格兰的主要差别。一种版本是发展中的
政治经济建构，等同于不列颠；另一版本是诺曼征服前神话一般的盎格
鲁—撒克逊英格兰。公用地的古老性不仅标志着早期不列颠的一种前庄
园制，而且证明和联接了冯·毛雷尔、亨利·梅因爵士、西博姆等人提出
的理论：“现存的公用地权利是一种集体拥有土地体制的遗留……盛行
于早期的共同体，其存在可追溯至欧洲大部分地区”（埃弗斯利1910：
5）。这种证明和联系又转过来支持了法律论战及议会保护少数幸存公
用地的决策。 [76]
表面上看，论战所涉及的要害问题是定位于风景之中的美学民族主
义，它后来或许成了一种关于乡村的世俗宗教，恰当地托名于国民托管
组织。在更深的层面，政治、宗教和休闲互相关联，构成不仅仅是进入
风景之争的要素。1832年、1867年、1884年和1918年的四项改革法案强
化这种“不仅仅是风景”的主题，这些修改法案扩大了选举权，给天主教
和不信国教的新教徒带来政治的解放。
下面6个选择性的而非详尽的列表，构成了一个参照点，由此将本
章及接下来的两章的各类线索串联起来。它们显示了（1）路权立法；
（2）早期的人行道保护协会和徒步漫游组织；（3）与保护和进入风景
相关的组织；（4）1837—1925年与公用地、荒地、开阔风景及其圈地
与反圈地相关的议案和法案；（5）与进入山区和乡村相关的法案、法
令和议会委员会报告；（6）与国家公园、乡村进入权和管理相关的法
令、议会委员会和委员会报告。
1.路权立法
1815 关闭不必要道路的法案
1833 公共人行道特别委员会（记录休闲空间缺乏的现状）
1834 酗酒特别委员会（酗酒与1833年委员会之间的关系）
1835 通用公路法案（有效废除了1815年法案）
1933 路权法案（新法案剔除了“无限使用”的标准，确定以20年的
连续使用为标准，简化了人行道的“证明”）
1990 路权法案，由根兹伯罗和霍恩堡的下院议员爱德华·雷提交
（涉及农场主承担的人行道和支路的义务）
2.早期的人行道和徒步机构
1824 约克古人行道保护协会
1826 曼彻斯特古人行道保护协会
1856 凯西克地区人行道保护协会（湖区）
1856 伯恩利人行道委员会
1866 普雷斯顿人行道协会
1866 卡尔·希尔道路保护委员会（纳尔逊，兰开夏郡）
1866 班克托普人行道协会（布莱克本）
1876 海菲尔德和金德斯考特古人行道协会（峰区）
1880 曼彻斯特青年基督教协会漫游俱乐部
1884 森林漫游者俱乐部（伦敦）
1890年代 利物浦乡下人
1894 布莱克本地区古人行道协会
1894 峰区和北部乡村人行道保护协会
1894 中部地区漫游者协会
1897 合作假日协会
1900 谢菲尔德号角漫游者
3.保护与进入风景的组织
1865 公用地、敞地与人行道保护协会
1883 湖区保护协会
1884 全国人行道保护协会（1899年与公用地、敞地及人行道维护
协会合并）
1895 全国名胜古迹托管组织（1907年成为法定团体）
1905 漫游俱乐部联盟（伦敦）
1922 曼彻斯特地区漫游俱乐部联盟
1926 谢菲尔德地区漫游俱乐部联盟
1926 英格兰乡村保存委员会（1969年更名为英格兰乡村保护委员
会）
1930 青年旅社协会
1931 全国漫游俱乐部联盟委员会
1934 湖区之友
1935 漫游者协会
4.公用地：圈地与保护
1837 圈地法案—公共休闲地规定，由米德尔塞克斯郡下院议员约
瑟夫·休姆提交
1845 圈地总法案（圈地方案的监督由议会委员会移交给独立专员
负责的当地咨询机构，他们有权但不是必须在公用地或荒地已被圈封的
地方留出休闲用地）
1865，1871，1876，及1880—1890期间的每一年，都有废除《默顿
法案》的议案或修订议案提出（被否决）
1887 瑟米尔法案（为专责委员会开了先例，准许其对风景保护议
题举行听证会，这就意味着各方有关人士，而非仅仅只是受到影响的土
地主，都可以提交证据）
1887 誊本保有法（Copyhold Act，由上议院提交，该法案使新的
荒地或公用地誊本保有的许可权从教区委员会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土地
委员会后来更名为农业部）
1893 公用地修订法案（要求农业部审查许可任何依据默顿法案实
行的圈地行为，指明农业部要确定这类圈地有益于公众）
1894 誊本保有法（进一步加强了承租人对经登记的土地上公用地
的权利）
1925 财产法（使位于城区的公用地成为公众领地）
5.进入山区和乡村
1882 空地法案，梅德斯通的下院议员约翰·卢伯克提交
1884，1888，1892 山区进入权（苏格兰）提案，南阿伯丁下院议
员詹姆斯·布赖斯提交（被否决）
1900，1906，1908 山区进入权（苏格兰）提案，英维尼斯自治市
下院议员安南·布赖斯提交（被否决）
1908 山区进入权（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提案，埃兰德、西
里德因的下院议员查尔斯·特里维廉提交（被否决）
1920—1930 五个山区进入权议案，多位下院议员提交（被否决）
1931 山区进入权提案，东米德尔斯的下院议员艾伦·威尔金森提
交（被否决，威尔金森后来担任贾罗的下院议员，领导了贾罗的请愿游
行）
1937 山区进入权提案，东伍尔弗汉普顿的下院议员杰弗里·曼德
提交（被否决）
1938 山区进入权提案，西普利的下院议员克里奇·琼斯提交（被
否决）
1939 山区进入权法案（从未实施）
1949 国家公园与乡村进入权法案
1983 扩大乡村进入权法案，班伯里的下院议员托尼·鲍德里提交
（被否决，1975—1985年间每年提交而均未通过的进入权议案之一）
1994 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案，第70、71条
1996 乡村进入权提案，舍伍德的下院议员帕迪·蒂平提交（被否
决）
1999 议会开幕典礼上的女王演讲提出一项允许漫游者在空旷乡村
漫游的动议，要建立两个新的国家公园，引入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
6.国家公园
1929 政府成立国家公园委员会
1931 艾迪生委员会《国家公园委员会报告》
1935 CPRE成立国家公园的常务委员会
1942 斯科特委员报告《乡村地区的土地使用》
1945 道尔委员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国家公园》
1945 工党政府成立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国家公园委员会，亚瑟·霍
布豪斯爵士任主席
1947 霍布豪斯委员会《（英格兰和威尔士）国家公园委员会报
告》
1947 霍布豪斯委员会，进入权小组委员会报告《人行道与乡村进
入权》
1947 霍布豪斯委员会，野生动物特别保护委员会报告《英格兰和
威尔士的自然保护》
1947 城乡规划法案
1949 国家公园和乡村进入权法案
1951 湖区、峰区、达特穆尔和斯诺登尼亚国家公园选定
1952 彭布罗克郡海岸、北约克高沼国家公园选定
1954 埃克斯穆尔、约克郡溪谷国家公园选定
1956 诺森伯兰郡国家公园选定
1957 布雷肯山国家公园选定
1968 乡村法案
1974 桑福德委员会报告《国家公园政策掠览》
1981 野生动物和乡村法案
1991 乡村管护计划
非道德/道德经济
《默顿法案》（1235）和《威斯敏斯特第二法案》（1285）确认圈
用庄园荒地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它们规定圈地的庄园主必须预留足够
的公用地和荒地，允许他人进入，确保自由佃农的进入权。如果几个庄
园相互接壤，那么所有庄园的自由佃农进入权都应予以保护。法律没有
规定保护农奴（或后来的copyhold tenant，誊本佃农）及非誊本佃农使
用公用地或荒地的权利。圈用公用地和荒地，取缔了人们采集木柴的权
利、割草的权利、放牧权或捕鱼权。所有这些权利曾为农业劳工及其家
庭在不稳定的季节性营生中提供了一点点生存安全感。
（庄园主）对这些法律章程做出了更宽松的解读，由此推进的圈地
运动在15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达到高峰。羊毛价格不断上升，加快了圈
用荒地的速度，大量可耕地被改成有利可图的牧场。16世纪中期，由于
谷物价格的上涨和羊毛价格的下降，圈地势头锐减。16世纪末期人口增
长及羊毛价格回升再一次推动了圈地运动的发展。顾忌到暴动和武装叛
乱的政治压力，在1517、1548、1566、1607、1630、1632和1635年都先
后设立过皇家咨询调查委员会，来确定耕地改成牧场的数量。皇家颁布
公告反对圈地，议会则立法反对耕地改成牧场，甚至限定了每人可以拥
有的羊只数量（康托尔1987；塔特和特纳1978；沃狄1983）。但是圈地
运动仍然势不可挡，使得许多人流离失所，少数人暴富。
对穿越英国风景区运动的控制，其背后的深层根源来自于规约地域
上和社会上流动性的价值观。 [77] 与地方认同是这种价值观的中心内
容，其核心理念则是洛克关于私有财产起源的劳动理论。土地主阶级的
道德经济与高度发展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密切关联，后者的需求迫使
无地者为工资而干活，带来了社会与家庭关系的深刻变化（罗斯伯里
1991；威廉斯1973）。与这种深刻的非道德/道德经济形成反差的是一
种原始共产主义，其理想最初由14世纪农民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
表达出来，后来则表现在17世纪政治激进分子如掘地派和平等派身上
（希尔1992；威廉斯1973）。 [78]
稳定性与禁止流动不是绝对的。在创造雇佣劳动制度的同时，早期
农业资本主义还建立了游民和被剥夺者的范畴。吊诡的是，对流动的控
制推动了流动性。为了减少济贫税的负担，一个教区会把圈地受害者驱
逐到别的教区，这时，最无助的受害者也就被迫接受了流动的生活方
式。在英格兰，春季和夏季的几个月里，可以看见到处都有缓慢流动的
人们，来自苏格兰高地、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的牛群供养了中部和南部
的城镇。几百年来，赶牧人驱赶着哞哞叫唤的牛群沿着绿色通道走着，
要到19世纪，铁路上的冷藏货车才把冰冻的动物尸体运往市场。由于赶
牧人具有实际经验，他们的证词有时会被用于路权的争论之中。补锅
匠、吉普赛人和游商行贩也一年一度地缓慢穿越乡村，而成群结队的采
果人从威尔士北部徒步走到英格兰的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采摘。
在农业科学的影响下，新一轮的农业剥夺在18世纪初期开始逐渐产
生。随着议会圈地法案的颁布开始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价值重估
——这一法案影响近乎21%的英格兰土地面积，造成悲惨的局面。四分
之三的圈地法案都集中在两个时期通过，即1760年代—1770年代和1790
年代—1800年代（特纳1980）。由于圈地，所有的租约被宣告无效，农
业土地租金普遍上涨了两倍，这一现象既反映出对生产力提高的预期，
也说明了收入从佃农转向土地主。
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被剥夺的人们也遭受了空间错位。清空村庄
和圈用田野抹去了曾是地方标记的纵横交错的传统人行道。圈地也意味
着敞地的损失，人们通常在敞地赶集、聆听布道、参加政治集会或举行
运动赛事。这些活动并非各不相干，一场足球比赛有时就是聚集足够的
人手去捣毁新的圈地栅栏的前奏。作为回应，一些协会成立起来，如抵
制共和派及平等派、保护自由与财产协会（巴克西德尔1993），这个名
称蕴含了早些时代的焦虑。
异见者类别与异见的威胁
统一的不列颠的表象被源于非道德/道德经济行为的紧张关系扰
乱，不列颠凯尔特边区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异见者反奴隶制的演讲和
抗议国内工资奴隶制的呼声，以及激进派与宪章派的在野党活动都产生
影响。异见者另类的道德和知识文化，也即与激进主张密切相连的文化
进一步扰乱了完美的不列颠感觉。
18世纪70年代出现的激进派的表达瞄准了“旧的腐败”：互相勾结的
贵族、土地主、国教教会和对议会的联合控制。改革宪法的激进要求体
现在1838年5月出版的《人民宪章》一文里。《人民宪章》主张所有成
年男性拥有选举权、保护投票、废除议会议员财产条件、设立平等的选
区、议会每年改选一次（D.汤普森1984）。
宪章运动的社会原因源于对政治的不满。宪章运动不仅表达了郁郁
不平的社会群体的愤怒和失望，也传达了“另外一种道路的实际希望和
实现它的可信方式”（斯蒂德曼·琼斯1983：96）。这并不是一个一成不
变的组织，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条件灵活变通，依据各种利益
诉求相机而动。工业革命前的工匠群体（如手摇纺织机织工）或工厂的
雇佣工人的加入，使得宪章运动内部形成了地区差异。例如在中部地区
宪章运动格外强势，但是该地区形形色色的特殊主义也导致激进的交锋
时而高涨，时而低落（加狄恩1986）。
从18世纪末期开始，工业资本主义吸引了大量来自英国乡村的移
民，他们满怀希望或绝望地涌进新的城镇成为工厂或纺织厂工人，进入
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从事服务，或使失业大军膨胀、不可受雇者或罪犯构
成的下层阶级数量激增。同时，伦敦人口在1821年至1841年间增长了
20%，伯明翰、利兹、曼彻斯特及谢菲尔德的人口增长超过了40%，布
拉德福则增长了65%（威廉斯1973：152）。无论他们的社会经济归宿
如何，19世纪初期生活在工业城镇的多数人都思念乡村生活。英国的国
内移民率才是城市迅速扩容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由于增长的或稳定的出
生率。由于生活环境不卫生和拥挤不堪，儿童死亡率很高（伯内特
1979；卡特和刘易斯1990）。 [79]
与有产者密切相关的伦敦文化在外省传播。然而，还存在着与此对
立的另一种社会文化生活，各类派别的非国教徒通过这种生活获得成
功。在中部和北部的制造业城市，唯一神教派和贵格派信徒不仅成为社
会、商业和科学界的精英，而且也深度参与了当地盛行的激进行
为。“浸淫于‘理性主义，宗教狂’、功利主义和激进主义组合成的一种相
干模式”（皮尔1971：54），长老会教徒、贵格派教徒、公理会教徒、
卫理公会教徒、浸礼会教徒、唯一神教徒、福音会者及其他非国教派群
体共同建构了一种他者文化。通过他们的大学、科学和文学团体、学术
聚会和非正式聚餐、激进通讯协会、技工学校和激进的报社，还有商业
网络如贵格派银行家、铁器制造商和瓷器制造商网络，这种文化得以表
达出来。然而，正如约西安·韦奇伍德悲叹的那样，令人痛苦的是商业
成功往往取决于“伦敦”文化品味是否接受（杨格1995）。
人道主义的改革运动、反奴隶制的立场、“对自由事业与被压迫的
种族予以同情”（皮尔1971：76），是异见文化的情感结构的标志。它
不是一种意义单一的文化，而是存在着地域性、政治诉求和宗教诉求特
殊性差异的文化。它不仅限于外省，也可以在“内部”运作：托马斯·霍
奇金，盖伊医院的一个贵格派内科医生，是1843年成立伦敦民族志协会
的核心人物。该协会大部分文物收藏家和语言研究者是非国教徒（特别
是贵格派教徒），虽然协会里的自然科学家没有正规的宗教信仰倾向
（范库伦1982）。
各地的文化表达参差多样，无论是激进派的还是异见者的，最终还
是被首都的观点所压倒。铁路交通使激进派演讲者可以与议会保持联
络，更快捷地奔走各地，却也使外省对伦敦的挑战更容易被颠覆。1831
年在约克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代表了省级科学文化压倒和反对
都会及古老大学文化的呼声”（鲁德维克1985：30）。非国教信徒踊跃
参加各省区城市举行的协会年会，但这些会议最终充斥着剑桥和伦敦演
讲者——他们乘坐火车就能轻易抵达外地演讲。
这种立足外省的异见文化的一个政治性表现，就是全面普选联盟
（Complete Suffrage Union），由贵格派谷物商、铁路系统推进者、慈
善家兼废奴主义者约瑟夫·斯特基于1842年在伯明翰创建。该联盟得到
了各类非国教神职人员的支持，在诸如伯明翰、诺丁汉、莱斯特和德比
这样的城市里表现得最为踊跃，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就担任
过名誉秘书。斯宾塞论社会进化的文章刊登在爱德华·梅尔的《非国教
徒》（The Noncomformist）上，这是伯明翰的一家报纸，同时登载联盟
的文章，旨在调解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
“社会学之父”斯宾塞，出生在一个卫理公会的家庭。在他身上体现
了对排斥非国教徒的体系的排斥。他“对诸如大学、教堂、传统和当地
共同体这类社会创造的古老东西几无感情，而它们却是大多数19世纪英
国工业主义批评者的情感支撑”（皮尔1971：212）。斯宾塞为工业主义
的勃勃生机和改革创新欢欣鼓舞——它们给许多非国教徒提供了科学与
商业解放的渠道。同时他也痛斥工业主义给“金融奸计”及“投机和贪
婪”（斯宾塞1855：9—10），特别是给土地主阶层可乘之机。
斯宾塞厌恶地主阶级中的某些成分，但他的自传却充分表明他热爱
土地主所拥有的和控制的东西，热爱英国伦敦周围诸郡的农田或人烟较
少的高地。周日在泰晤士山谷或肯特郡长时间漫游，在德比郡周边徒
步，或在朋友的乡村别墅如约翰·拉伯克爵士和霍顿爵士的别墅里漫
步，是工作后的短暂休息。虽然他抱怨潮湿的房间、沉闷的安息日
及“凯尔特人的懒惰”（斯宾塞1904第二卷：94），在苏格兰高地、湖区
和威尔士的假日漫游却满足了他对山区景色的向往。这些地区深深影响
了他的风景趣味，甚至在“山脉和湖泊壮丽景色”环绕着的阿尔卑斯山，
他也发现“瑞士……要比苏格兰逊色得多”（斯宾塞1904第一卷：498—
499）。1862年的一次假日他在苏格兰高地独自漫游时迷路了，由此他
哀叹地图的质量，感受到“导游手册编辑者和出版商所要承担的重大责
任”（斯宾塞1904第二卷：90—91）。
有关阶级协调的文章是斯宾塞介入全面普选联盟的桥梁。“阶级”作
为一个指涉社会阶层的词，在18世纪40年代首次出现（皮尔1971）。18
世纪90年代用得更为普遍，到19世纪30—40年代则被广泛使用。无论它
的含义如何被接纳、争论、利用或建构，显而易见，“阶级”一词转向普
遍应用，是与“社会”
[80] 所负载的国家责任之义得到不断强化的过程同
时发生。也许，社会学领域的出现及其规律、规则和体系方法不仅有助
于把社会“客体化”，也有助于把一种阶级体制“客体化”。无论如何，社
会分层与工业主义之间的政治—道德关系被一些学者视为
肇始于外省中产阶级，特别是非国教徒的社会经验，他们把自
己与拥有土地的绅士和贵族对立比照。阶级意味着流动性，地域上
和社会上的流动性，反对等级、秩序和产业象征的稳定性；阶级更
多指涉的是职业或角色而非地位；一个人凭借行动而非血统获得自
身的阶级属性。
（皮尔1971：60）
按这种理想化的阶级观，阶级遂以“横向的政治团结替代了服从、
忠诚和庇护制的联盟……阶级之间因纵向的对抗而彼此分离”（皮尔
1971：62）。这些阶层并没有摆脱分歧。甚至宪章运动内部也是“充满
裂隙”、一片混乱（斯特德曼·琼斯1997：171）。
总体而言，服从、忠诚和庇护制仍是有权支配本地民兵的太平绅士
（Justices of Peace）管理本地社会日常运作的方式。颠覆这种方式就意
味着“创造一种连结各个地方的全民性政治，挑战这些本地政治组
织”（索撒尔1996：178）。在这种政治空间化中，特别有意思的是菲尔
格思·奥康纳的行程。1838年和1839年间，奥康纳频繁出现在伦敦、中
部地区、北方和苏格兰高地的城镇，多达147次。在1839年的圣神降临
周（Whit Week），他先在约克郡的皮普·格林的一个群众集会（号称有
50万与会者）上演讲，后来在伯明翰激进派组织的第二个会议上发言，
又在奥海姆 [81] 附近的科萨尔高沼地举行的第三个群众集会上露面。这
些会议的广告敦促“离集会场所只有一天步行距离或20英里之内的所有
男女老少”都参加会议。广告的“口号”是“到沼地去！到沼地去！！到沼
地去！！！”（索撒尔1996：81）。
做工的穷人在高度地方化的社会里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如果聚集的
人数以千计或数以万计，他们就形成了“具有道德力量的庞大群体……
能够经过培训去达成现实的目的”（奥康纳1839；转引自索撒尔1996：
180—181）。在发表于《北极星》的演讲中，奥康纳把这些会议比作链
条之环。通过在各地的演讲，“这些环节环环相扣。伦敦、纽卡斯尔、
卡莱尔、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现在被铸成一体”（《北极星》1838；转引
自索撒尔1996：81）。奥康纳打造的巨链塑造了一场社会运动，抵制并
挑战了当权者认定的总体计划——“铸造不列颠”。
排他的地理
正如空间在乡村被侵占一样，时间在新兴的、过度拥挤的、阴暗
的、不卫生的制造业城镇也被盗用。人们白天行走的范围缩小到工厂哨
声或铃声已圈定或正在圈定的半径范围。想想看一周工作70小时或更长
时间，城内又无露天的休闲空间（贝利1978；布莱克塞尔1982；赫恩
1978；里德和威尔斯1990；沃尔文1978）；在这种情形下，邻近乡村依
然保存的任何公用地使用权或古老道路通行权，就成为重要的实有性资
源或象征性资源。1833年，议会公共步行道特别委员会得出结论说，露
天空间的缺乏导致“低等阶层[追求]低级的、伤风败俗的娱乐”（坎宁安
1980：92）。改革者将进入休闲风景区与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 [82]
关闭人行道、圈用公用地和荒地、兼并或圈用旷野致使公众缺乏露
天空间。在城镇，专为上流社会使用的娱乐花园占用了以前的敞地。
1834年，埃德温·查德威克在议会酗酒特别委员会上的演讲中提到：
在乡村，以及在一些城镇的郊区，我听到人们强烈抗议终止公
众使用人行道和古道的权利。大规模任意圈用从前的公用活动场地
的结果，就是把劳动阶层驱赶到酒吧。
（查德威克1834；转引自坎宁安1980：81）
1837年，激进的改革家约瑟夫·休姆提议：
在所有圈地议案中，应该规定留出足够的公共空间，用于周边
居民的锻炼和休闲；假如委员会[圈地]议案里没有这条强制性规
定，他们需要专门向议会呈交报告说明其不遵守议会条款的理由。
（汉萨德1837：c.162）
罗伯特·皮尔爵士将休姆议案中的“工业城镇的周边居民”扩展到城
镇和乡村的所有人口，即“那些愿意从事运动和高强度锻炼的人，尽管
他们没有[休闲空间]的法律所有权，但他们拥有进入那里的道德权
利”（汉萨德1837：c.162）。皮尔建议中央政府和地区当局提供等量的
资金确保在圈用的地区留出公共空间（汉萨德1837：c.163—164）。
还有一些更激进的土地改革方案。菲尔格思·奥康纳于1845年组建
的宪章土地公司就打算
把足够的空间归还给人民，使他们享有选举权。该公司很快就
